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评估报告

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评估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王梦婷,余潇枫^[1]（2022）在《“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文中指出基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领事保护理念,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首要关切。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安全威胁和安保内容的新变化凸显了海外安保的供需落差,如何通过完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治理不得不重视的紧迫性议题。根据风险/焦虑—威胁/恐惧—危机/恐慌的升级过程,可将海外安保区分为预防、震慑、应急三种类型,政府、军队、国际安保公司、社会组织和海外企业能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明晰中国海外安保"阶段—类型"及对应的多元供给主体职能的基础上,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完善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指导下,遵循"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的供给模式,建构多元供给主体联动体系,从而弥补现有供给体系的不足,全面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

曹瑶^[2]（2021）在《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实现自身国际化战略。在双边领导人的有力引领下,中国与东盟新四国投资合作关系稳步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东盟新四国外资主要来源国。由于对外开放时间短、国内政治不稳定和工业基础弱等原因,东盟新四国地区基础设施质量极其低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东盟新四国国内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已严重制约这些国家经济贸易发展,同时,本国资金和技术的匮乏使得东盟新四国目前无法仅依靠自身力量完善本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建企业具备的资金与技术优势恰好弥补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的不足。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促进东盟新四国工业发展、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状况,同时有利于中国开展国际优势产能合作、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加深中国与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符合双方经济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有益于实现中国与东盟新四国互利共赢。本文以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为研究对象。第一章为引言部分。第二章首先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以及海外投资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接着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及垄断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本文中的具体运用。第三章分析了中国选择东盟新四国基建行业进行投资的政治动因、经济动因以及其他动因。第四章为现状分析,当前中国在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现状表现为投资总额增长、投资行业集中以及投资主体单一。第五章为问题分析,本章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将中国在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得出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建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投资问题主要包括资金问题、跨国投资相关人才缺失、未考虑利益相关方诉求等内部问题以及东盟新四国政治风险较大、地缘政治局面复杂等外部问题。第六章为策略研究,针对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从政府、行业及企业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企业对东盟新四国基建投资的对策。

刘建伟^[3]（2021）在《私营安保公司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安全治理:现状评估与前景展望》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存在"安保赤字"。私营安保公司是弥补走廊安保赤字、完善走廊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自2015年以来,私营安保公司已经积极参与到走廊安保工作之中,但受到以下三大因素制约。第一,巴基斯坦私营安保政策对内监管不足、对外开放不够;第二,走廊安保市场的规模及企业利润率有限;第三,当前的走廊安保市场结构滋生委托代理问题。对于中国私营安保公司而言,如果要更好地参与走廊安全治理,首先需要客观评估走廊安保市场规模和风险,其次要突出自身作为市场主体的逐利性质,对外不宜宣扬服务于中国海外利益,再次要创新中巴企业合作模式,实现双方优势互补,最后要增强规则意识,加强对国际制度规范的学习和运用。

胡宏雁^[4]（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祝凯家^[5]（2020）在《中国企业海外产业园区投资建设模式研究 ——以中俄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投资建立海外产业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不断扩大与外汇储备的不断提升以及其他经济体不断对中国外贸出口筑起贸易壁垒的背景下,向海外地区投资共建产业园区,是打开对外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应对之举。目前中国企业在外已建设了不少产业园区,而新规划中的企业园区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未知领域。在这其中进行战略决策的模式和方法论有迹可循、有方可依、有例可比。我国的海外产业园区目前虽然没有形成固定的发展模式,但是从各个园区的发展情况和主导产业来看,已经初具规模的经贸、产业合作区从功能上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出口导向型、技术研发型、资源开发型和综合发展型。本文通过对中国已建、在建的境外合作区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分析,中国境外合作区的产业选择与该区的牵头企业的优势产业和当地的优惠政策、资源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不同区位的合作区所接纳的产业同时具有了中国产业发展的优势以及东道国的特点。总体来看,中国目前投资运营的海外产业园区的主导产业位大概分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本文以中俄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为例,分析了该产业园区启动的动因和建设效应,描绘了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的产业结构、区域特点、政策优惠、发展模式。最终总结了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遇到的问题本文认为政府的行为直接关系到海外产业园区能否顺利发展。政府应当加强宏观层面指导及协调、扩大投融资渠道,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完善海外园区相关投资及建设法律规范制定、建立海外投资开发项目风险预警机制、推动中国园区标准的国际化推广、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大对东道国本土人才的合作和培养。

毛勤晶^[6]（2020）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信用保险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伯尔尼协会的数据,仅2018年出口信用保险就支持了全球2.5万亿美元的出口和投资,占全球跨境贸易和服务金额13%。我国是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出口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样意义重大。从1988年中国恢复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以来,高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出口。30年间该制度直接支持出口贸易金额从1989年的1.05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098亿美元1。根据我国2019年17.23万亿的出口额计算,出口信用保险占出口额比重达24.8%,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政府高度重视。从2009年开始至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八次、连续五年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希望运用这一政策性工具,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2020年2月抗击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并指出要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然而不同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制度安排均有所差异。上世纪末欧盟内部还出现过出口信用保险部分业务私有化的现象,形成了三大商业保险机构:Coface、Autradius、Euler Hermes。在伯尔尼协会中,商业性机构一度占据85%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份额（Morel,2010）。作为政策属性的重要载体,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各国的具体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国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政策性和商业化的选择、模式安排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如:Funatsu,1986;Koning et al,2003;Turguttopbas,2013;Pamela,2016;Koen,2019）。在我国,虽然采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方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特点,但同样有商业保险机构涉足相应领域的经营。国内学者对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问题也展开了争鸣和探索（如:赵慧萍、王国军,2006;唐金成等,2010;周玉坤,2019）。前期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加上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部分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那么,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内在成因是什么?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政策属性如何实现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内外部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对服务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通过规范研究,采用政策性金融理论,分析了其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供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然后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立足我国二元特征的出口贸易,围绕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相关的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当前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风险变化,对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提出发展建议。本文的具体内容分为7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包括第一章的导论和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成因的理论探讨。第一章,导论。通过实践和理论背景介绍,提出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与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目标关系的问题。梳理了既有研究的文献,阐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了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总结了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对于研究的关键范畴予以界定。梳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成因的主要理论展开讨论,如市场缺陷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等,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探讨政策性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问题。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展开理论和实证的全面研究,探讨其政策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以及实现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出口信用保险的实际情况,聚焦该制度的关键政策性目标——促进出口贸易,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需均衡的展开探讨,做出理论分析,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重点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第四章至第六章解决政策性作用机制问题。第三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和全球发展历史,分析在特定贸易环境和发展阶段下,该制度政策性属性的变迁和调整,研究其反映的内在规律。全面梳理总结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研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作用于外贸出口的内在机理。结合全球主要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具体模式,进行了特征事实的对比分析,对于不同模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第四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从市场均衡角度入手,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提出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该险种市场均衡的经济学特点。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会出现低需求和低供给的均衡状况,无法有效支持出口贸易。从而提出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其政策属性在市场上的作用机制。第五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风险特殊性,结合前景理论,以政策性目标为导向,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出口企业、海外买方在内的国际贸易演化博弈模型。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存在风险及风险感知的特殊性。通过模型推导,分析政府、政策性保险公司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政策目标,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影响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交易均衡、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第六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立足我国出口贸易的二元特征事实,对比在不同贸易模式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机制差异,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验证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对于不同贸易模式影响差异,研究该险种在中国发挥政策性价值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特殊环境,探讨出口信用保险对于贸易结构优化的价值和作用。第三部分作为最终的政策建议和展望,回答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和发展的问题。第七章,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结合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中风险变化及企业基于风险需求做了分析,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模式问题和变革展开讨论,结合其政策性和金融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做了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主要结论有:1、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是和其承担的风险和功能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具备促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进而能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因此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立,政策属性贯穿于发展始终。政策性发挥程度则与不同时期全球的宏观风险和不同国家自身的状况高度相关。逆周期调节作用是其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2、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政策性体现最关键的是促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功能。该功能同时作用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并通过基础功能的实现,达成特定的政策目标。3、出口信用保险没有政府介入时会出现市场均衡悖论,不利于实现对于出口促进的政策目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说明,要更好的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与海外买方达成贸易均衡,需要保险机构同时提高赔偿水平和降低保险费率。政府的必要参与才能更好实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4、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二元特征,出口信用保险的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在一般贸易下体现更加明显。在样本期间,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每增加1亿元,平均将影响各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2.1%,影响各省总出口额增长8.3%,而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仅6.4%而且并不显着。说明如果准确区分贸易模式,出口信用保险的边际影响会上升45.6%。同时这种影响具有的门槛效应特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本文以问题导向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一定探索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主要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1、运用政策性金融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系统性地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前人的研究侧重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某一方面,且较少涉及其政策属性问题。当前研究的主线围绕政策属性,从政策性成因、属性、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实现不同角度,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聚焦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两个关键问题:风险的特殊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对于风险层面,研究了出口贸易中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特殊属性,及其带来的出口企业风险感知问题,阐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需求。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将功能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三类。结合成因,进一步研究了作用机制和政策性成效。从促进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两个领域,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在内容的系统性上有一定的创新。2、用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国际贸易均衡的改善作用。首次将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引入到出口信用保险研究中。构建了政府、保险公司参与下,出口企业和海外买方国际贸易均衡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出口企业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感知情况,探讨了海外买方的违约对于贸易达成的影响。研究了基于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出口信用保险对国际贸易演化均衡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3、结合中国出口贸易中二元特征,拓展了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研究领域,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内在作用机制,展开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讨论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拉动作用时,首次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不同贸易模式传导作用机制的差异问题,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基于中国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相关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价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研究涉及政策性金融、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本文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由于作者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水平有限,对于出口信用保险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和研究仍不够深入。2、本文虽然尝试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一般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但在变量选取、模型构建方面,受到数据来源制约仍不够深入,缺乏跨国对比,科学性和完备性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相信随着未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将更为准确,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李忻颖^[7]（2020）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煤电项目国别投资风险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能源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中之重,其中电力合作潜力巨大。考虑到资源的丰富性、价格的经济性、利用的可洁净性以及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煤电仍将是“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供应主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力企业计划在国外投资燃煤电厂。然而,带路国家多身处复杂的经济、政治和金融环境,存在多重潜在风险。因此准确识别沿线各国风险特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制定有针对性的建设和投资计划就显的尤为必要。本文从理论出发,首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能源合作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及结构安排。其次就中国以及带路沿线国家煤电现状、中国参与带路国家煤电建设的现状和挑战进行分析和梳理,表明在中国先进的煤电技术以及带路发展中国家迫切的电力需求的环境下,中国煤电项目投资将实现双赢的局面。随后分析了国内外现有的相关风险指数,在现有风险指数的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之上,对煤电项目国别投资风险进行识别,从经济基础、偿债能力、营商环境等9个维度,43个子指标建立了一套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将整体风险分解到可操作层面。之后构建风险评估框架,通过结合Entropy和DEMATEL-AHP方法确定指标综合权重,并用简单加权法对“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进行风险排序。研究结果表明,电力市场维度具有最大权重,且“一带—路”沿线国家煤电项目国别投资风险水平整体较高,其中低风险国家有且只有1个,较低风险国家有2个,中等风险国家有12个,较高风险国家有13个,高风险国家有12个,亚洲及大洋洲地区风险水平稍低,其中新加坡的煤电投资风险最低,其次为新西兰和印度。最后就煤电项目相关机构电力企业、中国政府、政策性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提出风险应对政策。国别煤电项目投资风险决策能够提升“一带一路”电力合作质量,并且可作为促进电力企业长期稳健发展的重要助力。研究结果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电项目国别投资风险整体较高,并且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治理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未来超低排放的煤电必然会是煤电的主力,中国煤电企业对外投资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因此煤电企业必须做好风险预警,选择更合理的投资区域才能有效规避风险取得收益。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电投资情况并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可为中国企业和资本顺利“走出去”且在不同风险条件下制定差异化投资策略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孟猛^[8]（2020）在《PPP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全球经济体现出多极化发展的格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如何顺应发展趋势,推动中国经贸往来的多元化,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提高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治理能力和话语权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且自提出以来即受到政府、学者等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互通互联的基石,如何引导国内企业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内企业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中国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提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战略价值。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的是政府与社会资本通过合作来提供公共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在基础设施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实力普遍较弱,各国政府难以为本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利用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与政府展开合作、引入资金助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通过PPP模式将国内闲置资本应用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提高国内资本的利用效率,为中国资本对外投资提供了可靠渠道。由此可见,PPP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建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以上背景下,本文将PPP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进行研究。首先,本文对PPP模式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概念、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提出二者结合的适用性与重要性,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对PPP合作模式及其在“一带一路”下的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梳理总结,提出影响PPP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实施的五个层面影响因素。最后,对提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结果提出PPP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应用建议。本文基于案例总结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从总体而言,不论是PPP项目数量和PPP项目金额,政府资源约束、潜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层面、社会法律制度均表现出正向的显着相关性,并且结果是稳健的;拓展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政府资源约束、潜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层面、社会法律制度对PPP项目金额和数量的影响结果具有差异性。本文在主要研究内容上进行了如下创新:（1）以案例分析的方式丰富PPP应用模式研究,结合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制约项目顺利完工的不利因素,从项目建设角度提出影响PPP模式应用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几方面因素;（2）通过案例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汇总、量化、实证分析,检验变量影响是否显着,进行稳定性检验,并进一步探索“邻里效应”;（3）从国家、行业、企业层面分别提出针对性的操作建议,以指导PPP模式更好地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项目落地实施。同时,本文也存在如下研究不足:（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时间有限,相关案例、数据还不够丰富;（2）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PPP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理论还不够系统、完善。展望未来,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将PPP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沿线国家政府资金短缺、改善当地民生,更有助于化解国内产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项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本文致力于探究对PPP模式影响显着的几方面因素,并就此提出应用建议,有广泛的理论及应用价值。同时,该领域未来仍有进一步细化、完善的空间,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提供更多的帮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地更好发展。

张雨萌^[9]（2020）在《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中的财务风险管理 ——以C公司并购H公司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资本市场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通过海外并购来进行海外市场的拓张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了排头兵,随后很多民营企业步其后尘成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其中拥有各种细分行业先进技术领先的德国,成为了民营企业的首选地。本文以C公司并购德国H公司为研究对象,主要从C公司进行海外并购的动因,C公司在并购时可能会遇到的财务问题以及应对策略进行了阐述和分析。重点讲解了其在尽职调查和融资支付方式选择中的策略。当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受限于自身的缺点,相比经验丰富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可能会面对更多的风险,包括政策风险,财务风险,税务风险,法律风险等等。本文则着重阐述了一些中国民营公司在并购前和并购中可能遇到的财务风险,包括:财务尽职调查风险、目标公司价值评估风险、外汇风险、交易框架搭建风险、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在简述可能遇到的风险同时,也提出当企业面对这些风险时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遭遇的情况。针对上述提到的风险,以C公司并购H公司为案例,深度分析其在面对风险时所采用的风险管控和应对措施,其中着重解析了C公司在评估H公司价值时,所采用的收益法及市场法的比较,同时对其在交易架构、融资方式的选择上进行了拆解。随后依据现有的理论,再结合C公司后来因为并购H公司所面对的情况,对C公司的风险管控和应对策略进行了评价。最后,提出了针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时所面临的财务风险提出几点建议作为参考。

孙宜婉^[10]（2020）在《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政治风险及防控》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印经贸往来活跃,中国对印度投资呈现增长态势,中国已成为印度外商投资最重要的来源国之一。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政治风险给中国企业带来损害的可能性在提高。根据BMI风险评估公司定期发布的《印度国家风险评估报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印度是一个高风险的国家,但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敏感性不强,且政治风险防控意识弱。研究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政治风险,一方面,为企业了解投资印度的政治风险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防控政治风险提供理论支持,为国家制定对印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政治风险是一个普遍问题,针对印度个案的研究,对研究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围绕概念界定—现状评估—问题分析—对策建议这样一条思路展开。首先,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政治风险的概念,整理了政治风险分类框架。其次,实际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企业受中国身份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会遭受特殊政治风险损害,依据既有研究成果和相关案例,认为政治风险表现可划分为两类,在印外资企业面临的普遍政治风险和针对中国企业的特殊政治风险。最后,从印度国情和企业的中国身份出发,探寻政治风险成因。当前学界对政治风险表现和成因的研究内容存在交叉,为了避免混淆,文中针对含混的内容侧重深层原因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企业投资印度,未来还将受到这些政治风险的损害。根据现有政治风险的防控策略,以企业自身和中国政府为主提出政治风险防控策略,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加强防控的立法和政策支持,为企业拓展国内外信息咨询服务渠道,加强对企业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政治风险的防控不能只依靠中国政府,企业自身需要提高政治风险防控意识,做好政治风险预警和救济工作。

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评估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评估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私营安保公司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安全治理:现状评估与前景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4）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企业海外产业园区投资建设模式研究 ——以中俄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7）“一带一路”背景下煤电项目国别投资风险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PPP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中的财务风险管理 ——以C公司并购H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政治风险及防控（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评估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J]. 王梦婷,余潇枫. 国际安全研究, 2022(01)
• [2]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D]. 曹瑶.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3]私营安保公司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安全治理:现状评估与前景展望[J]. 刘建伟. 国际关系研究, 2021(01)
• [4]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企业海外产业园区投资建设模式研究 ——以中俄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为例[D]. 祝凯家.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D]. 毛勤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一带一路”背景下煤电项目国别投资风险决策研究[D]. 李忻颖.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8]PPP合作模式在“一带一路”的应用研究[D]. 孟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12)
• [9]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中的财务风险管理 ——以C公司并购H公司为例[D]. 张雨萌.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
• [10]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政治风险及防控[D]. 孙宜婉.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