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陆九渊的教育思想

一、陆九渊教育思想简论（论文文献综述）

冀晋才^[1]（2021）在《“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朱熹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理论思维水平的代表——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如果说人性论是朱熹思想体系建构的根基,那么“情”思想就是其构建人性论的依据。因此,对朱熹“情”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明晰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意图。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朱熹对“情”概念的诠释及其思想体系中“情”概念与“天理”、人性论、修身论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情”思想。以“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二程子”为主干的理学“道统”是朱熹“情”思想的主要渊源。《中和新说》是朱熹“情”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是其根本要旨。由此观之:孔子的“实情观”、孟子由“四端之情（情感之初萌）”体察“仁义礼智之性”的思路为朱熹由“情善”追溯“性善”、“天理至善”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未发已发”诸说及《礼运》中对“情”概念的总结,对朱熹“情”思想的形成多有启发;二程“性即理”“情是性之动处”等观点和从“气本”层面分离“情”“欲”概念的思路,是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等观点的直接来源。荀子及汉唐儒家合“情”“欲”而言“性”,使得“性”有善有恶,因违背了朱熹“情”思想之本旨而而被其否定。影响朱熹“情”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多层次的,但促使朱熹比二程更关注现实生活的原因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层面。“靖康之变”后南宋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声称掌握“天理”、“天道”的理学一派必须拿出一个既合于其思想主旨又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朱熹的“情”思想应运而生。由此造就了朱熹比二程更重视“情”思想的实践维度,形成了朱熹注重“理欲之辩”“情欲之别”、强调在生活日用中分辨“天理”“人欲”的“情”思想特色。“情”与“天理”之间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的源流梳理。朱熹由“情”悟“性”、由“性”溯“理”,证实了“天理”内在于人,实现了为其“性善论”溯源的目的。继而从“天理”推扩至“情”,完善了其“性善论”。他将“天理”融入“气化生人”、人“心”之静动各环节中,使“天命之谓性”、“情是性之动”实现了逻辑上的贯通和完善。他分别从“体用”、“静动”两个层面言“性”、“情”关系,以“理”而言是“体用”关系,以“气”而言是“静动”关系。从“体用”角度言“性”、“情”关系,意在理清“天理”、“天命”、“性”与“情”之间的源流关系,为“性善论”正本清源。从“静动”层面言“性”、“情”关系,意在于阐明人“心”应当“循性”而思,为修身论的提出做铺垫。“情”与人性论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善论”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朱熹对“性”、“情”、“欲”作了精细的概念剥离:首先,将“性”完全纳入“天理”的范畴,将“情”作为“性”在气动层面的表现,由此使“情”脱离了善恶之辨;其次,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专作为人之形体之气动的呈现、与“性”无涉,于是善恶之辨就最终被落实到了“欲”范畴之内。“性”即“天命之性”或人之本性,是人所禀受之“天理”;“气质之性”是从“气化成人”的意义上言人性,即人之形体的本能。朱熹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纳入“气质之性”的范畴中,最终为“恶”论证出了形而上本源,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性善论”。“情”与“修齐治平”的关联,是朱熹推动理学思想向现实生活渗透所作的的思想准备。朱熹主张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以“正心”为本,“正心”即精察“心”之思虑形成之根源以实现“去人心、存道心”。“心”作为人之视听言动的主宰者,其意识形成的依据有二,即“理义”与“形气”,也即“性”与“欲”。“心”由“性”主宰,则所生之意识合于“天道”,故此“心”被称为“道心”;“心”被“欲”蒙蔽引诱,则意识会追逐物欲,万恶由此而生,此心被称为“人心”。“正心”实质上就是“存道心”,因为做到了“存道心”,自然也就实现了“去人心”。“存道心”首在悟“道”,也就是“穷天理”。“穷理”的途径有二:一是读书明理,即深入研习儒家圣人遗书中的道理;二是格物穷理,即在生活日用中体悟圣人书中道理的伟大意义。以这两个途径“穷理”事实上就是“正心”、修身的过程,久之则“天理”可明、“人欲”可去,那么在齐家、治国诸事上自能禀“道心”而思虑营为。但穷究“天理”、修养道德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是合乎“标准”?这个标准由谁来制定、又由谁来裁评?人是否必须先经历“穷天理”的过程方能去齐家治国吗?这些都是朱熹未能说明且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靖康之变”后,南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探索变革图强、复国雪耻之策逐渐成为思想发展的主流,朱熹的“情”思想便是其中的一股。由于朱熹“一切以修身为先”的说法及近乎苛刻的修身论主张与时代对改革图强具体之策的急迫需求格格不入,且朱熹固执的坚持其思想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并批判打压其他儒学思想,于是反朱子学的思潮逐渐兴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主干的永嘉学派。在“情”与人性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摒弃朱熹用“理”“气”来诠释“性”“情”“欲”的方法,直视“情”和“欲”为人性之固有内容;在“情”与修身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否了朱熹“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即“穷理、去欲、复性”的观点,指出圣王之道蕴含于其实政实德之中、以保民养民为要。继而,永嘉学派对儒家的天人观、“道”和“道统”进行了重构,极大地冲击了朱子学话语体系。朱熹的“情”思想体系完善、源流清晰,且对孔孟儒学的传承发展与社会人心的治理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因而有众多的信从者。陈淳是朱熹众多信从者中的典型,在继承了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情”“欲”有别等“情”思想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陆九渊“心学”、永嘉之学等进行了深入的批驳,极大地翼护和弘扬了朱熹的“情”思想。当然,陈淳在“情”思想上也有自己的独见。首先,在对“情”之善恶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从“情”之生发过程上言其善与不善,初萌之“情”是“性之动”,全善无不善,“迁于物之情”则掺杂了物欲在其中,故而不是全善。陈淳则明确指出“情”有善有不善,而且为二者剖析了形成根源。“情”之善,即“情”之发而中节,是出于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即理”。“情”之不善形成的根源有二:从“心”的层面言,是“人心”、“人欲”作乱;从“气”的层面言,是因形体之“气”有驳杂,使“理”发出时偏离了原定的轨道。其次,在对“心”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主张“心主性情”,认为“心”是意识的主宰、具有知觉思虑的能力,因而能在“道心”、“人心”间作出抉择。陈淳则认为“心”只是和贮藏“性”的器官,并无知觉审绌之能,真正主宰人之思虑言行的是“意”。最后,陈淳在修身论上只强调“穷天理”,而很少再提“去人欲”,这与朱熹也略有不同。陈淳的这些独见并不是对朱熹“情”思想的反对,而是补充和完善。朱熹通过对“情”“欲”“性”的概念分离,及对“情”与“天理”、“人性论”、“修齐治平”的关系建构,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情”思想体系。由此,朱熹不仅解决了前代儒家“以情欲论性”而导致的“性”善恶难辨等问题,更使理学思想贯通了生活世界和形上之维。朱熹的“情”思想也是南宋时期儒学逐渐转向“内在”的表现,而无论是永嘉学派由初期注重经世实政研究转向后期致力于批判朱熹的“情”思想,亦或是陈淳对朱熹“情”思想的传承、翼护与发展,都体现出这种“内在转向”的不断加强。这种趋势表明了在南宋统治集团不断腐朽颓废的形势下士大夫群体的进取心在逐渐衰退,也揭示了南宋后期的历史发展走向。

赵盛梅^[2]（2020）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想风貌及行为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伦理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宝藏。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完备的道德教育体系。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有助于解决当今社会人们遭遇的某些精神困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结合时代要求继承、转化和创新,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有利于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是当前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之一,以其深厚的儒学积淀、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拓进取的精神、直面现实的品格以及躬行践履的工夫进入我们的视野,教育人如何通过主观践履冲破内外障蔽,化德性为德行,实现从理念伦理到实践伦理的转换。其思想体系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等精华,有助于强化道德观念,提高主体意识,通过事上磨炼提高实践能力,塑造道德品格,坚守良知初心,对我国当下开展道德教育,推进道德建设有较高的借鉴意义。要想充分发挥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目前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本论文所论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王阳明道德教育的目标、理念、内容、原则和方法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发掘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含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具体分为“以何转”、“何以解”、“何以转”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何转”,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以何价值内涵转化成为新时代道德教育体系构建的思想资源。第一章,通过详细阐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明朝中期的历史背景,认真梳理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展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脉络。第二章,呈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全面深入地阐释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以及清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框架构成和完整面貌。第二部分,“何以解”,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对新时代道德教育建设的启发。第三章,通过考察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综合评析,分析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反思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深入探究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中的精华,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道德教育现状,提炼和彰显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新时代道德教育思想体系构建的当代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第三部分,“何以转”,针对当前道德领域和道德教育出现的问题,利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精髓给予启发和价值借鉴,进而开展创造性转化探索研究。这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第四章,从现实论域探索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包含当代道德教育境遇和转化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第五章,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和创新性实践探索,包含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和实践。以期经创造性转化后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新时代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智慧借鉴。

徐艳兰^[3]（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洪银香^[4]（2020）在《传道立学：南宋书院与理学研究》文中指出自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以来,儒家学说一直处于低迷徘徊的状态,其正统地位不断受到佛、道二教的冲击和挑战,儒学独尊的身份出现危机。理学家热衷于创办书院,试图借助书院“传道立学”,化解儒学身份危机。论文选择“南宋书院与理学”为研究主题,以理学为经,书院规制为纬,为研究南宋理学与书院的关系提供新视角,也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以及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低迷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复兴儒学,首当其冲地就是要破除儒学的身份危机,回答儒、佛、道谁是中国文化之正统。儒家士大夫基于儒学本位批判佛老,建构或重建儒家道统对抗释氏法统和道氏教统,宣告儒学正统地位。伴随着儒学正统身份的树立,闽学、湖湘学、象山学和婺学学统四起,南宋理学家在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工夫论方面“同植名教”又各行其道。闽学、湖湘学、象山学和婺学谁是儒家之正宗也即正学?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纷纷创办书院,以书院为阵地“传道立学”,建立学派宣告儒家正宗即正学身份,传承道统、固化儒学正统地位。南宋书院“传道立学”何以可能?南宋时期,理学与书院呈现出同频共振之态势,并且南宋书院讲学、祭祀、学规、藏书、刻书五大基本规制完善,书院“传道立学”得以可能,儒学身份危机化解。宋儒在历经出入佛老、沉溺俗学后,批判佛老“有体无用”、俗学“有用无体”,确立起理学“明体达用”的基本精神。南宋理学家在兴办书院时,秉持“内圣外王”的教育宗旨,倡导理学“明体达用”精神。书院主持者将阐明义理的经学、合道与事的史学、合性与天道的性理之学、治国安民的经济之学设置为教学内容,找到了倡导弘扬理学精神之方;灵活运用升堂讲说、问难论辩、学友会讲等讲学形式,找到了倡导弘扬理学精神之法。南宋书院讲学实现了对理学的“明道新学”。南宋书院的祭祀以孔子等儒家道统谱系人物为祭祀对象,承载着儒家士大夫浓厚的忧道意识、正统意识和弘道意识,肩负起理学家匡复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南宋时期,理学学派林立,理学家们为标榜和弘扬本学派的学统,展显其新的学术理念和精神追求,纷纷于所在的书院内增设专门的祠堂祭祀与本学统直接相关的学人,形成独特的书院学祠祭祀制度。书院学祠祭祀因学统而设,但书院学祠祭祀的存在和发展又推进了儒家师道尊严的彰显、理学学术旨趣的创建以及理学正统的争夺。南宋书院祭祀实现了理学的“正道定宗”。学规萌芽于先秦时期,然书院学规则诞生于宋代,南宋理学家纷纷创制学规。“学以成人”是儒学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学以成人”至宋明建构最为完备。南宋理学家在吸收道家、佛家宇宙论、心性论的基础上,创建了一整套内含理气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学以成人”理论体系。理气论是南宋理学哲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南宋理学家“学以成人”价值取向的逻辑起点。心性论是南宋理学哲学理论构架的“合理内核”。它集中回答了“学以成人”何以可能的问题。工夫论是中国哲学重要的特质之一,集中回答了“学以成人”如何可能的问题。理学家创制的书院学规是“学以成人”理气论的外化显现形态。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吕祖谦的《丽泽书院规约》、陆九渊不立学规的尝试是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理学思想之理气论、心性论以及工夫论的外化显现。藏书刻书是书院的显着特征,也是理学家弘道传学的重要方式。佛老之学的兴盛带来寺观藏书刻书的普及,这为儒学的复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寺观藏书使理学家在阐释儒学义理时,不自觉地援引佛老思想入儒,迫使儒学形态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寺观藏书使儒学流失了大量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制约儒学的社会化进程。理学家依托书院复兴儒学的同时,通过批判佛道典籍、重刻典藏“四书五经”、刊刻典藏理学着作等方式强化书院的藏书刻书功能,化解了寺观藏书所带来的威胁,扞卫着儒学儒经的正统地位。南宋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不仅是理学家辟佛排老的利器,而且是传承弘扬理学思想的根本保证。理学家们通过书院的藏书刻书,不断地强化理学学统意识、推进理学的学术创新和社会化进程,使理学思想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学在民间”。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出现了儒释道谁是正统之争,儒学的独尊身份出现危机。儒家士大夫试图通过复兴儒学,建构道统,宣告儒学正统地位。儒学正统身份成为共识后,理学学统四起,出现了闽学、湖湘学、象山学和婺学谁是儒家正宗之辩。南宋理学家创办书院,通过讲学对理学的明道新学、祭祀对理学的正道定宗、学规对理学“学以成人”的外化显现、藏书刻书对理学的明道传学,建立起了各自学派,宣告了各自儒家正宗即正学身份,固化了儒学正统地位。

张津巾^[5]（2020）在《宋濂礼乐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濂,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士,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其与刘基、高启有“明初诗文三大家”之称;又与章溢、刘基、叶琛有“浙东四先生”之谓。宋濂博文广记,学识渊博。在朝为官时忠心不二,曾任太子赞善、奉议大夫等职,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二年,宋濂奉太祖皇帝之命编修《元史》,此外他还参与了明代礼乐制度的修订。作为一代王朝的史书裁定者,宋濂的礼乐思想对于明代礼乐制度的形成及中国礼乐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宋濂礼乐思想内容涉及广泛且多现于文学作品,理论研究价值丰富。通过分析宋濂文学作品从而对宋濂礼乐思想的内涵进行提炼,分析宋濂礼乐思想对于明代礼乐制度的影响,可以为弘扬我国礼乐传统文化及宋濂的学术理论研究提供帮助,同时也能为浙东文人群体及浙江音乐史板块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本文是以宋濂礼乐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分析宋濂文史资料从而探寻宋濂礼乐思想内容的理论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法与历史研究法。本文在结构上由绪论及四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围绕本文选题,旨在对宋濂礼乐思想研究的缘由意义、对象综述、方法及创新点进行介绍。正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宋濂生平及礼乐思想的来源,第二部分则简要阐述了宋濂礼乐思想的具体内涵。第三部分是在串联我国礼乐制度的发展历程后对宋濂礼乐思想和明代礼乐制度间关系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则主要论述了宋濂礼乐思想的影响。

葛曼曼^[6]（2020）在《宋代书院学生生活研究》文中提出宋代书院在两宋时期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北宋初期,由于官学不兴,政府忙于政治、经济,无暇顾及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些比较着名的书院弥补官学的不足。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官学逐渐走上正轨,书院渐渐沉寂下去,南宋时期书院再次繁盛。两宋时期书院发展历经变化,就学其中的书院学生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洪流中以沉默或激昂的形式展现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在宋代书院及其中国古代书院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绪论部分以选题缘由,选题意义为起点,明确界定所要研究的对象,并全面综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试图清晰完整的展现研究思路。全文主体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在介绍宋代书院发展沿革的基础上展现宋代书院学生不论贫富、不限地域、不论年龄、不分派别的来源特点及就业层面的科举入仕、学术层面的志在求道及自身品德方面的明德求善三种求学动机。第二部分从书院学生在书院读书进学,外出游学求取学问和考试测验三个方面介绍书院学生的学习生活。在优美的学习环境中通过自学、升堂讲学、参与会讲、质疑问难、参加祭祀活动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学习儒家经典及一些实用性知识。外出游学探讨了游学的费用来源、游学区域、游学过程中的物质之苦和精神之乐,以及游学意义。此外,书院学生也会通过考试测验检测自身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宋代书院学生的情感生活。宋代书院学生互勉共进的同窗之谊体现在学习方面互帮互助,相互勉励进学;在生活方面,关心彼此,互诉衷肠,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体现在教学上的教学相长,情感上的尊师爱生,人格上的民主平等和志同道合的价值追求。宋代书院学生的婚姻家庭注重品德和才能,结亲对象离不开学术原因。此外,宋代书院学生外出学习会生出思乡之情和对国家的忧患之情。第四部分探讨书院学生的社会参与生活。书院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沉迷于知识的探索,而且他们把自己和朝廷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在平常的学习,还是在学成后的实践活动,或者是宋元之际,书院学生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他们着述立说,传承和创新了儒家文化;他们热衷慈善,通过集资、救助贫困、兴修水利、推行社仓法、义庄等多种形式帮助有困难的人;他们以身作则,参与书院创办及编写乡约,举行乡饮酒等形式进行教化活动,使地方的社会风气大好;当朝廷面临祸患时,他们积极献策,不畏生死,同入侵者展开斗争,展现了作为文人的风骨和担当。此外,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的人际圈。第五部分探讨宋代书院学生生活的影响。宋代书院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对个人的成长成才有积极作用,提高了个人的学业水平和品德修养,而且推动了书院及其书院教育的发展,改善了社会风气。在整个理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书院学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催化作用。

张颖^[7]（2020）在《宋代地方官与风俗变易研究 ——以福建路为例》文中认为古代官方很重视政治与风俗的关系,试图用官方价值观影响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以期能使民间风俗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向官方统治所需要的方向靠拢。风俗不单是人们因生活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产物,其亦可伴随着官方的政治意识进行变易,以便能更好地为官方统治提供助力。风俗是地方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宋代地方官在风俗方面的地方治理过程值得探究。宋代地方官作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桥梁,将朝廷的风俗政策传达灌输给地方民众,并落实为具体举措对风俗进行变易,这是一个地方治理的过程。通过对具体区域的探讨,方便展开研究宋代地方官对风俗政策落实的实际情况。以宋代地方官与风俗变易为研究对象,将宋代福建路作为核心的研究地域范围,从四个方面对宋代地方官有关风俗方面的地方治理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分析宋代地方官评判风俗的标准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宋代地方官的风俗观念。其次,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对宋代福建地区陋俗进行举例论述,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探知宋代福建路的某些风俗特点。再次,通过对宋代福建地方官风俗变易实践的考察,可知其采取宣传教育与行政干预相结合的诸多措施对地方陋俗进行变易,以期通过风俗治理的政治实践活动,使其治下实现政通人和的社会愿景。最后,通过探讨宋代地方官变易风俗的成效与民间社会的回应,可了解宋代地方官变易风俗的政治实践对地方风俗的影响。从中可发现宋代地方官变易风俗的过程,是宋代官方与民间互动的过程,亦是其政治实践与风俗变易交互影响的过程。

胡鹏凯^[8]（2020）在《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理学名臣一词诞生于明代,但在清初尤其是康熙朝最为着名。明清之际,历经王朝更迭,汉族士大夫开始反思明代灭亡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于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掀起由王返朱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康熙朝理学名臣们或推崇程朱理学,或继续笃守陆王心学,都将躬行实践的思想主张融入自己的学说中,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为己任,积极参与清王朝的政治实践。康熙皇帝也从政治角度出发,大力扶持理学名臣,以理学治理国家,选择理学名臣思想学说中有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内容加以利用。理学名臣们投身政治实践,既有符合理学思想利国利民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有违背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折射出儒家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共有六个部分,简介如下:绪论部分主要进行了概念界定,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及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第一章探究了理学名臣这一名称兴起的原因与衍变过程。南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朱熹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其学说被政敌污蔑为“伪学”,引发一系列弹劾朱熹及要求封禁“伪学”的事件。到南宋末年,程朱理学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李幼武撰写《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将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学者视为圣贤道统的传承者,将他们称为道学名臣,为道学正名。明代杨濂模仿李幼武撰写出《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将道学名臣改为理学名臣,从而使得理学名臣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编纂条目。到清初理学名臣的评价标准逐渐清晰。第二章主要归纳康熙朝理学名臣在历史上着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康熙朝理学名臣受明末清初学术风气转变的影响,将实学思想融入自身理学之中,使得理学思想由虚转实。二是清王朝着眼于政治上的需要,将理学名臣作为重建社会秩序、树立清王朝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大力扶持。三是理学名臣作为支持康熙皇帝的汉族官僚,在康熙皇帝对抗八旗传统的挑战、强化封建君主专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章概述了康熙朝理学名臣们的师承及理学思想。该章主要简述了本文所选取的几位理学名臣理学师承以及其主要理学思想。这样罗列的目的在于能够鲜明地展现理学名臣们的思想渊源,他们虽然信仰不同的学派,但是在推崇理学、躬行实践等众多方面颇为相似,表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第四章主要论述康熙朝理学名臣们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理学名臣们既有符合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如移风易俗、平定战乱、整治河工等。又有不符合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如玩忽职守、贪公冒领、互相攻击等现象。第五章主要探究了康熙朝理学名臣理学思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康熙皇帝以理学治国,对理学名臣只是利用其对清王朝统治有利的地方,对于理学名臣坚持理学思想而与清王朝统治政策相抵触的地方,则大加批判。使得理学名臣们所追求的儒家理想形象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汪俐^[9]（2019）在《朱熹工夫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夫”一词原是汉语中的一个普通语汇,魏晋时经由佛教、道教的使用和推广,开始具有一定的义理特性。宋以来的儒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理论化、系统化的义理阐述,彻底实现了“工夫”概念的义理化。经过宋明理学家精巧的理论建构之后,“工夫”概念升华为关于“工夫”的理论,今日学者习惯称之为“工夫论”,并视之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质之一。“工夫”形成与“本体”相对的哲学范畴始于佛教,宋明理学家受到佛教“明心见性”“敬”等工夫观念的影响,发展了儒家的工夫论,最终将“工夫”“本体”实现了理论范畴的合一。朱熹的工夫论思想内容丰富、体系结构完整,足以称得上是宋明理学史,也是中国儒学史上体系最完备、内容最丰富的工夫论理论体系。研究朱熹工夫论的体系建构、理论内容及其特征,在儒家工夫论的整体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而儒学又是中国哲学中最主流的学术形态,对儒家工夫论的研究亦能成为中国哲学工夫论整体研究的范式。在北宋理学兴起与工夫论体系初步形成的学术环境下,朱熹大体经历了“中和旧说”“中和新说”以及朱陆之辩三个阶段,最终确立了一套以“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作为理论倾向的工夫论体系。他以儒家《四书》为最主要的经典依据,对其中与工夫有关的思想、概念、范畴等进行义理化的重新诠释和系统化的提炼统合;以周敦颐、张载、二程、谢良佐等前儒的工夫理论为思想基础,沿袭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理论框架;以佛、道领域的辩证方法及内容作为思想养料,再加以自身不断的体悟实践与辩证思考,从而建构了一套包括“道问学”的致知工夫与“尊德性”的道德践履工夫在内的工夫论体系。“道问学”工夫是指如何求学以致知的各种具体路径、实践方法,是知识层面的探求工夫。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真知”说,认为“知”是一个义理程度由浅到深的整体概念,浅为“常知”,深则为“真知”,知到至处则为“知至”,而判断“真知”的标准则在于人是否自觉做出相应的行为。“道问学”有两条工夫路径,一是向外即物穷理,去穷究万事万物的本然规律;二是向内反身而诚,由自身去体证心性本体。“道问学”的方法包含格物、读书、切己体察三个方面的内容。格物是总方法,是致知的必经之路;读书是格物的手段;切己体察是格物的环节。“尊德性”工夫则是指涵养心性“以极乎道体之大”的道德层面的践履工夫。朱熹从主体、来源、内容三个层面诠释了“德性”的义理内涵,是“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德性”也有两条工夫路径,分别是“存天理”的正向存养与“灭人欲”的反向克去,前者使人的身心得到涵养,后者则使人因外物影响而产生的私欲、私意得到克制,二者共同作用,最终实现在日用中践履道德的目标,促进“德性”本体的发见与流行。根据工夫环节与对象的不同,“尊德性”主要包括养浩然之气、存心与求放心、慎独、克己复礼这几种方法名目,前两者为存养工夫,后两者则为克去工夫。而“尊德性”的总方法是“敬”,“敬”被朱熹描述成“圣门第一义”的工夫,具有通贯上下、始终、动静的特点,包含“主一”“常惺惺”“收敛”“整齐严肃”四个层次的具体内容,有无事静坐和随事致敬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朱熹的工夫论是一个义理内部圆融、同时又与实践交融的理论体系。“道问学”与“尊德性”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部分,而是具有一定互动联系的范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尊德性”是“道问学”的助力。二者有义理的交会与实践的融通,义理交会体现在对象内容和程序次第两个层面,实践融通则体现在“道问学”过程中“尊德性”的客观实现、“尊德性”过程中“道问学”的逐渐深入两个方面。相比宋儒提出的众多工夫论思想,朱熹工夫论有其独特的理论倾向,那就是认为向外的知识探求与向内的德性体察这两条工夫路径在重要程度上是等同的,不应偏废其中任何一方。这一倾向在他与陆九渊进行学术争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凸显。朱熹的工夫论因其所具备的“广大、精微、综罗百代”的特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不仅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也对工夫论的发展和儒学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还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产生了长远的渗透与影响,同时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

李垚^[10]（2018）在《宋代士大夫经济生活研究》文中认为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国家以科举取仕。宋代的政治制度和官僚选拔制度造就了一个数量相对较大的士大夫群体。作为具有文人与官僚两重身份的士大夫群体不仅形成了一定规模,而且其经济活动也具有鲜明的特征,共同的群体特点、时代特征与个体差异共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宋代士大夫的经济生活画卷。本文主要以唐宋变革时期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群体的生成,以及以士大夫群体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情况,主要从四个方面逐一展开:第一,分析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崛起、构成和规模。重点分析文人政治与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关系,探讨宋代科举制度发展与经济文化兴盛对士大夫群体崛起的内在影响,进而阐述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主要构成及群体规模,勾勒出宋代士大夫的整体画像。第二,阐述宋代士大夫的收入来源。士大夫的主要收入来源来自于俸禄和设帐授徒报酬。其中,俸禄是士大夫的主要收入,而部分士大夫通过自身的学术修养进行设帐授徒而获得报酬。除这两项收入外,宋代士大夫处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期,商品经济大潮使一部分士大夫有了更多的收入来源,部分士大夫的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即以经营收入与创作收入为代表的特色收入。第三,探析了宋代士大夫的消费生活,本章以苏轼为个案进行研究,分析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消费、社交性消费和文化消费等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消费类型和消费特点作一总结。第四,论述宋代士大夫的家庭理财情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探讨宋代士大夫的财产性投资,即士大夫在土地、商业和民间借贷等方面的投资收益情况;二是透析士大夫家庭内部的财产管理,即通过家训了解士大夫群体在家庭内部财产管理和分家的情况;三是以义庄为例,论述宋代士大夫家庭家族财产管理与互助。本文是一次较为系统地研究宋代士大夫经济生活的尝试,文章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足唐宋变革的社会背景;二是立足宋代士大夫的所处时代特征,并进行有益的历史比较;三是立足士大夫的身份地位,并考察士大夫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从而在整体上对宋代士大夫经济生活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文章认为:第一,士大夫处于唐宋变革大时代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商品经济浪潮。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生很多变化,土地私有产权确立,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流动性较大,这一时代大背景深刻影响到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从而使他们的收入构成、消费活动及投资理财等都有明显反映。第二,宋代士大夫的经济生活和他们的身份相适应,且与普通民众不同。一是他们的收入来源相对多样化,脑力劳动收入居多。二是他们的收支水平较高且相对稳定,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消费突出消费礼仪、消费品质,重视身份象征,即社交性消费和文化消费所占比重相较普通民众更高。三是士大夫群体的内部消费同样存在差异性,且为多种因素所致。四是重视理财与家庭财产管理,且突出这一群体对教育、家族、职业规划的看重。宋代士大夫经济生活涉及家庭理财、家族财产管理互助等多方面,更多地体现出这一群体对教育的重视、对家族地位的稳固。第三,宋代士大夫的经济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大多缺乏世家大族依托,而是经科举入仕。在文官政治的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重视教育和科举,“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主要人生目标。为保持家业稳固,他们大多重视经济收入,且收入来源多样化。其中,部分士大夫还涉及商业经营、土地租赁、文化创作、财产投资等领域。为使家庭家族长治久安,他们非常重视家庭家族内部的文化维系,故而部分有财力的士大夫注重家庭家族的财产投资、财产管理、财产互助以及互结姻亲,尽可能创造条件让本族子弟继续通过科举入仕,从而稳固家庭家族经济文化地位。

二、陆九渊教育思想简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陆九渊教育思想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传道立学：南宋书院与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濂礼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宋代书院学生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地方官与风俗变易研究 ——以福建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朱熹工夫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宋代士大夫经济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陆九渊教育思想简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D]. 冀晋才. 山东大学, 2021(12)
• [2]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D]. 赵盛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4]传道立学：南宋书院与理学研究[D]. 洪银香. 湖南大学, 2020
• [5]宋濂礼乐思想研究[D]. 张津巾.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6]宋代书院学生生活研究[D]. 葛曼曼. 河南大学, 2020(02)
• [7]宋代地方官与风俗变易研究 ——以福建路为例[D]. 张颖. 河南大学, 2020(02)
• [8]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D]. 胡鹏凯. 西南大学, 2020(01)
• [9]朱熹工夫论研究[D]. 汪俐. 湖南大学, 2019(01)
• [10]宋代士大夫经济生活研究[D]. 李垚. 云南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