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出口内部委托代理制度会计探讨

一、对煤炭出口内部委托代理制会计核算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谭潇^[1]（2019）在《我国煤炭行业代理进口企业的风险管理研究 ——以Z公司为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自2009年开始,我国煤炭进口量逐年递增,随之衍生而来的煤炭代理进口业务也是如火如荼的发展。但是煤炭行业代理进口业务中的代理方常常因为委托方弃单、虚假贸易、货权流失等原因造成巨大的损失。收取1%的代理费却承担100%的风险是目前许多煤炭代理进口企业的常态,但是却很少有煤炭代理进口企业进行风险管理,针对煤炭行业代理进口企业风险管理相关研究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针对煤炭这一产品的特殊性总结归纳了我国煤炭行业代理进口业务中代理方所面临的各项风险,以Z公司为例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构建了Z公司代理进口业务的风险评价模型,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得出了Z公司代理进口业务中24个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的评价值,并根据重要性程度得出各风险点对Z公司代理进口业务的影响程度并依次排序。基于评价结果,笔者对Z公司代理进口业务风险管理提出了优化建议。论文提出,实施客户资信调查制度、建立风险信息资料库、引入套期保值业务、运用金融衍生品等避险工具、制定风险应对数据库以及加强内部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是Z公司目前亟待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有助于Z公司在今后的煤炭代理进口业务中减小风险甚至规避风险。

蒋健明^[2]（2018）在《矿产资源权益价值构成及其测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矿产资源权益价值理论内涵及构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基于不同理论认识,对矿产资源权益价值理论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对权益价值测算和权益金政策产生影响。随着矿产资源的资源、资产、资本属性日益凸显,需要改变现有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和配置方式,保障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201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立符合我国特点的新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权益金是矿产资源权益价值的货币化体现,权益金制度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结构性影响。由于矿产资源特殊属性和国家在矿产资源管理中“二元”角色,决定了矿产资源权益价值存在“实然价值”和“应然价值”,因此,权益金标准的确定,既受到市场因素影响,也同时被国家政策所左右。本文以矿产资源权益价值内涵为基础,以权益价值测算及权益金标准确定为切入点,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研究矿产资源权益价值内涵及测算。首先,从矿山地租理论演变视角解构矿产资源权益价值内涵。通过梳理矿租理论演变历程,从研究范式角度,将矿山地租理论划分为劳动供给矿山地租理论、效用需求矿山地租理论、收入边际矿山地租理论和马克思矿山地租理论四个阶段。马克思矿租理本质上反映生产和分配关系,随着生产方式改变,资源在资本市场上已经演变为一种金融资产,其内涵论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赋予新的解释。矿产资源权益价值大小和产业利润存在明确的耦合关系,通过这耦合关系来影响权益价值分配,在此基础上提出矿产资源权益价值理论内涵和权益价值（金）测算理论公式。其次,从微观视角,研究权益价值与矿产资源禀赋之间线性关系。在对影响矿产资源权益价值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采用AHP法构建矿产资源权益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之后以安徽省铁矿资源为实证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和虚拟变量法,模拟权益价值与资源禀赋之间定量关系,建立基于矿产资源禀赋条件视角权益价值评价模型和动态调整修正系数,并对模型可行性进行验证。第三,从宏观视角,研究权益价值测算方法和最优权益金标准。基于国家“二元”角色定位,矿产资源权益价值的“实然价值”和“应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分离,国家在设定权益金标准时,往往会重点考虑权益金政策对GDP、资源行业发展和国家收入三者之间关联关系。因此,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理论,采用动态一般可计算均衡模型（CDECGE）定量模拟、评估权益金政策可能带来经济社会影响,从而求解出最优权益金标准。基于此,本文建立了矿产资源权益价值理论框架和权益金测算理论公式,提出了基于矿产资源禀赋条件视角的权益价值评价模型和动态调整修正系数,提出了基于CDECGE模型确定最优权益金标准的方法,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邱娟^[3]（2017）在《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至1984年是湖北省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湖北改革开放新时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湖北省委和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为了实现现代化,由上而下,从试点开始逐步向前推进的。十年“文革”使得国民经济及湖北经济发展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于1978年底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在此背景下,湖北省逐步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一时期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轨迹,分为单项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两个阶段,其中单项改革主要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利改税、工业企业改组联合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为主要内容;而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起初是从试点（沙市、武汉市）开始,逐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湖北省委、省政府还从宏观方面（流通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外贸体制等）采取多项改革措施来弥补单项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不足。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试点,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经济实力显着增强,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在取得积极成果的背后仍然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扩权让利过程中企业自主权落实不到位,利改税过程中税种设置单一、以利代税未能真正落实到位等问题。综上所述,本文在系统梳理湖北省六年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取得的积极成果及分析其潜在的问题,这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系统地研究湖北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郭宏亮^[4]（2017）在《佳电股份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应用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面预算管理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变革。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为全面预算管理提供更加科学、准确、可靠的内、外部数据资料和便捷、高效的预算管理方式,而且促进了内部资源的集成共享,帮助企业合理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了管理效率。与此同时,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东航集团等中央企业也在积极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提升了企业预算管理水平,为企业的管理控制活动提供了可靠的支撑。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全面预算管理理论和实践案例的研究,以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佳电股份”）为研究主体,进入到企业内部参与了实际的预算管理工作。在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了佳电股份全面预算管理的现状,但是也发现其中存在如预算目标忽视长远经济效益、预算编制方法单一、缺乏时效性等问题。运用访谈和资料查阅等方式,了解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信息化发展水平有限、岗位职责不明确、预算数据缺乏可靠性等因素所导致的。通过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学习,了解到信息化的应用能够弥补佳电股份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所以,本文对佳电股份进行了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的应用设计,并且以应用设计的基础为出发点,分析了应用设计的必要性、目的、原则,随后提出从预算目标、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控制、预算考评这四个方面为信息化应用设计的具体内容,以此从根本上巩固和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合理的调节生产计划、加强企业管理控制能力、充分利用资源,争取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黄蓓^[5]（2016）在《改革背景下我国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在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政策性银行由于资产规模庞大,其如何前行对深化金融改革至关重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二十余年来,通过发放各类贷款等方式支持了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和安居工程建设,推动农业和农村区域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同时,由于整个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政策性银行目前面临的任务和经营条件亦随之变化,部分政策性业务在政策性银行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愿意介入,逐步转化为商业竞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竞争关系也因此日益加深。例如,国家开发银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按照政策性执行贷款期限,贷款期限长达10-20年;由于商业银行以盈利为目的,贷款期限一般在2-3年,若国家开发银行也做期限较短的项目,这样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就重叠了,产生了竞争。特别是由于商业银行融资成本高于政策性银行,如果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同一个领域竞争的话,商业银行显然居于下风。不仅如此,如何进行改革也是多年来困扰政策性银行、甚至阻碍其发展的大问题。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启动商业化改革,但同时一直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业务。中国进出口银行坚持政策性银行的定位,但在自营性业务的范围界定和规模限制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始终不能确定,业务发展受到制约。2015年4月12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的批复》、《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进出口银行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此次批复将国家开发银行定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改革画上句号,意味着国家开发银行向政策性银行的回归。批复还提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要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而中国进出口银行要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批复的方案确立了中国政策性银行改革和运营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有利于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然而,相关批复仅表明了政策性银行运营的总体方向,与政策性银行相关法律的空白尚未填补。而改革中的关键点,如机构的定位、政策性和商业性业务的划分以及资本金约束指标等也一一浮出水面。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以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政策性银行的改革进路为视角,在对国外政策性银行相关制度进行一定比较借鉴的基础上,对我国政策性银行法律体系进行构建,确立政策性银行内部运营法律制度,同时设计外部制度环境以支持政策性银行正常发挥其应有功能。本文共分为五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研究了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的现实起点——即政策性银行的改革进程。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都有各自的发展道路。国家开发银行曾在2007年大刀阔斧地进行商业化改革,也在多年后的实践中发现,作为其重要资金来源的国开债券信用问题无法解决,这条道路似乎难以再继续;尽管改革时宣称是进行商业化,是否转型为商业银行迟迟未有定论,导致了监管机构也只能暂时将其作为一家特殊机构进行监管,但实际上并未针对国家开发银行设置特殊监管指标,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经历了从商业化转型到定位为开发性金融的过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则是面临着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为获得资金来源,农业发展银行重视开拓商业性信贷,使得政策性信贷业务边缘化,严重影响了其政策性职能的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发展中则是存在其经营业务与另两家政策性银行存在重叠,而且与农业发展银行类似,亦缺乏低成本的运营资金来源。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或是改革探索中所呈现的特点为在经营方面从保本微利到追逐盈利,资金来源方面侧重于发行债券,拓展政策性业务的同时兼营商业性业务。从比较的视野分析,国外政策性银行改革并非根本性否定政策性金融,而是为了提高政策性金融的运营效率,同时严格遵从立法先行的原则。以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最新进展来说,否定商业化改革、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路径是正确的,开发性金融仅是从提高政策性金融银行运行效率的角度提出的,其理论所强调的市场化运作只是政策性金融运作的一种手段,并未脱离政策性金融的范畴。改革过程中遇到种种问题,究其根源是改革于法无据。第二章探讨政策性银行改革的立法理念重塑。政策性银行的改革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改革与法治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目标,同时提出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近年来的讲话中多次强调改革与法治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政策性银行改革应当以法治思维确立改革方案,以法治方式改革进程,以法治实践巩固改革成果。政策性银行立法需要以经济学理论支撑,政策性银行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政府干预理论基础上,同时金融约束理论、准公共产品理论也为其存在提供了深入论证。政策性银行立法同时需要保障其功能的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补充功能和主动指引市场的引导功能则是其有别于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特有功能。政策性银行的立法定位之一,是其位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具有法律授权的经济调控职能,同时需要对政府干预权力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法律控制,从而防止出现政府行为替代政策性银行的自主行为。政策性银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因此政策性银行法应当属于经济法-宏观调控法-金融调控法的范畴,其立法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还要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性银行的立法除了要具备自身逻辑的自洽性之外,还必须以政策性银行为中心,关注其作为主体与外部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上的衔接。作为政府进行金融调控手段之一,政策性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格外紧密。政府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坚强后盾,同时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和行政领导。政策性银行则为政府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服务,成为政府发展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政府为政策性银行提供财政支持,政策性银行则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自主经营,同时接受政府监督。中央银行则是对政策性银行进行业务指导和融资支持,在我国,中央银行还核准政策性银行的债券发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应当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具有成熟布局的机构网点和结算网络,可以代理政策性贷款业务。第三章作为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的总论部分,先是对现行与政策性银行相关制度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关于三大政策性银行主体和行为的基本规范,主要是国务院的《决定》、《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和三大行的内部规定,还包括一些针对商业银行下发的但政策性银行需要遵照执行的规范性文件。我国政策性银行运行所依据的规定散见于国务院行政法规、部分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系统性差,而且确定性弱,我国政策性银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和特殊主体,其经营活动必须纳入法制轨道。根据我国的立法研究情况以及立法的紧迫性,可以先制定统一的政策性银行法,再根据各家政策性银行的特点制定适用于各行的行政法规,在立法时注意兼顾规定性与灵活性、现实性与前瞻性。在政策性银行法中应当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法律地位——公益法人,特别是从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后,其身份一直处于不明确状态,游离于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应当明确尽管其具有开发性金融的特点,但其仅是在经营时采取了一些可用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本质上应当仍属于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政策性原则与公共性原则、安全性原则、自主经营与适度干预原则、不主动与商业银行竞争原则。政策性银行法的宗旨是维护政策性银行及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政策性银行的行为、提高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通过政策性银行的金融支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保障政策性银行的健康发展。第四章构建我国政策性银行内部运营法律制度。政策性银行要规范化运作,首先需要明确政策性银行的权力机构设置。目前各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建立了董事会,但内部如何运作缺乏具体规定,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未建立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构架,官方网站和该行年报的相关信息并未体现该行设立董事会,从架构上看更像是行政机关。可以由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即决策出资、执行出资,由董事会独立行使决策权,同时接受监事会的监督。董事会的构建思路上可以参考非竞争性领域国有公司的董事会组成,由政府董事、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组成,董事会的职权和义务也需要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同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降低代理成本,促使董事会更好履职。政策性银行进行特色化经营,需要明确其与商业银行是互为补充,而且三家政策性银行之间也有各自的业务范围。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划分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其他国家亦存在激烈的争论。政策性银行兼营商业性业务存在一定必然性,如其发挥引导功能吸引商业银行进入未成熟市场后,尚未退出时的兼营;此外,由于资本补充以及考核方面配套制度不完善,政策性银行具有经营商业性业务的主观冲动。要对经营商业性业务进行一定的比例限定,明确业务范围,同时进行分账管理、分账核算。但最终路径上,政策性银行应当在成熟时机果断退出商业性业务。为保证政策性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完善资本和风险管理制度。明确对政策性银行适用资本充足率的指标,建立充实资本的长效机制,由政府定期或依据申请不定期的增加财政拨付资本金,允许政策性银行按照年度盈余提取公积金,通过税收安排给予一定税后优惠。此外,加强信贷业务中的风险管理,形成系统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同时使风险损失补偿制度化。第五章论述政策性银行改革外部制度环境的跟进。应当建立适合政策性银行的金融监督机制,明确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各自履行相关监督职能。机构监督方面,政策性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变更及终止都属于重要事项,应当由国务院批准;重要人员的资格审查和持续监督等,除董事长、政府董事、监事需要由国务院直接任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由董事会提名,报银监会审核或备案。业务监督方面,需要适用审慎监管原则,为防止内部经营人员任意适用分账核算方法,将亏损的商业性业务计入政策性业务中,应当对分账经营进行监督。随着我国政策性银行债券发行量的迅速增长,应当对债券发行实行比目前严格的条件。绩效评价机制也应当制定适用于政策性银行的,以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性质和宗旨为依据,考核上以社会效益为主、财务效益为辅。国家应对政策性银行予以财税支持,包括建立多元而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同时财政需要及时对其进行资本补足。根据税收法定主义,对政策性银行施以税收优惠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同时税收优惠政策应当随着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的调整而变化。政策性银行在兼营商业性业务时不应当再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除非兼营获得的盈利转增资本,用于政策性业务经营。在出资人虚位的情况下,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或受制于考核指标而冒险营利,或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为此,建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亦是保障政策性银行改革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此外,尽管政策性银行由于其性质应当较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预与管理;但另一方面,政策性银行作为独立法人,在拥有权利的同时应当在权限范围内独立承担责任。应当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明确相关单位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程晓娜^[6]（2015）在《我国煤炭资源收益分配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目前我国煤炭资源开发中存在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诅咒”等问题为出发点,引出煤炭资源收益分配机制扭曲的问题,进行煤炭资源收益分配问题的系统研究。主要根据资源价值论、产权理论及收益分配理论,对收益分配中涉及的收益内涵、分配主体、分配权益份额等内容进行详细界定和论述,总体概括我国煤炭资源收益分配的主要构成,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导。本论文首先分析煤炭资源开发收益的经济价值,煤炭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显着的,指出我国煤炭资源收益呈不断增加趋势;其次,梳理我国与煤炭资源开发收益分配相关的政策法规,指出国家、企业、居民参与收益分配的形式,并利用相关数据对收益分配格局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测算收益分配扭曲程度,进一步地将国外煤炭资源收益分配体系与我国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煤炭资源收益分配存在的问题:煤炭企业和国家之间收益分配不合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配不均衡、资源地居民利益被忽视;这些利益分配的不公导致利益分配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通过分析博弈关系,找出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最后,分析煤炭资源收益分配问题的原因,主要从资源价值损耗、产权不健全、财税体制不健全、生态补偿四个方面进行原因探析,之后,根据原因提出完善煤炭资源收益分配的政策建议。

杜继东^[7]（2015）在《基于SAP的大型能源企业集团管控业务实施规划研究 ——以山东能源集团为例》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应用于大型能源企业集团管控业务实施规划研究。以山东能源集团为例,通过财务业务一体化,确保“人财物、产供销”等主要业务流程实现纵向贯通、横向集成、数据共享；依托SAP ERP系统平台建设,针对大型能源企业财务管理、物资供应、煤炭营销、人力资源四大主营业务的BPR及核心业务流程梳理,尤其是通过研究财务业务一体化的流程设计及优化,实现了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紧密集成。通过实施规划研究、大数据及互联网技术引入,确保了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在SAP平台中的落地,增强了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及适应力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李利宏^[8]（2014）在《煤矿产权结构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基于山西五村的调查》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矿产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对实现社会良好治理至关重要。山西是中国煤炭储量较为丰富的地区,资源优势作为一把“双刃剑”,既为山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又形成地质灾害、生态破坏、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等资源诅咒。以往政府和学者主要关注煤炭资源开发中的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生产安全和利益分配等问题,而较为忽视煤炭开采的负外部性造成的资源型村庄农民负担的加重和村庄治理危机的加剧。我们急需研究资源型村庄这种独特的治理景观,以提高对政治社会风险的预见性。论文采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产权政治学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与横向比较、类型分析的方法,从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这三种煤矿产权结构出发,对山西五个典型的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及其绩效进行分析。本研究的时段是从1990年代中期村办集体煤矿改制以来一直到现在。199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当时乡镇企业大范围改制,村办集体煤矿同样如此,出现了村办煤矿集体经营与个人承包并重的产权结构,也出现了私人买断煤矿的个体产权结构。论文研究五个资源型村庄在煤矿产权变革进程中因其不同的产权关系和产权结构导致的不同发展道路,旨在揭示产权变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及导致的农民利益的变化。全文除导论与结论外,共分三章,按照煤矿产权结构（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对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影响来架构全篇。第一章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分析国有产权与村庄治理的关联。研究发现,村企关系模式与村庄治理关系密切。当保护型村治精英以集体利益为重,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与国有煤矿进行有理有据的谈判,且村庄能够为煤矿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时,就能促使国有煤矿与村庄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并依托国有煤矿为村庄发展提供恰当的支持,促进村庄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位发展；当存在谋利型村治精英时,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激励、监督国有煤矿负责人,这种村治精英就会与谋利型的国有煤矿负责人合谋,侵害村民权益,进而引发村民上访,最终使村庄陷入治理困境。第二章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分析集体产权与村庄治理的关联。研究发现,在煤矿产权制度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决定村庄集体产权结构发挥效用的关键在于保护型村治精英主导与村民民主参与的互动。反之,如果村治精英沦为谋利型村治精英,村庄公共权力成为其谋利手段,村民民主参与又流于形式,将会导致集体产权无法发挥效用,进而损害村民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村庄陷于混乱的无发展局面；第三章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分析个体产权与村庄治理的关联。研究发现,与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结构相比,个体产权的煤矿一般不利于村庄治理,因为其占有和使用权的私有性质决定了煤矿主会占有煤矿生产的全部收益,对村庄公共产品的提供来源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强烈与否而非制度约束。这种模式下的村庄集体经济薄弱、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煤矿主暴富和村民贫困的巨大反差虽然不会引发村民强烈不满,但它会加剧村庄阶层分化、降低村庄凝聚力、增加村民集体行动的难度,使村庄治理遭遇严重挑战。当然,如果企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多的公共产品时,可以延缓村庄的衰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论文提出如下结论：一是产权结构同村庄治理具有比较密切的内在关系,但是产权结构不是决定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的根本因素。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状态和治理绩效是多种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产权结构不可能单方面发挥作用,甚至不可能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国家意志力（制度、政策、权力）、经营者的价值偏好和地方本土性社会资源等发挥作用；二是产权结构有效发挥作用是村庄善治的基础；三是与国有产权和个体产权相比,集体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村庄治理。

王炤坤^[9]（2013）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转型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主题。资源型地区的人口、面积、地区、经济规模在我国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事关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局，事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实现。研究资源型地区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构成了资源型地区发展的最大困境，以单一产业转型为核心的传统转型路径难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甚至形成了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产生了新旧困境叠加。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实践问题，在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转型理论的逻辑中已经无法解决。科学发展观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先进发展观和中华优秀文化精髓，把人本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作为理论要旨，为成功破解发展和转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本文在系统分析我国资源型地区发展困境、深入剖析资源型地区传统转型路径缺陷的基础上，以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系统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原理和方法，构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型转型路径，明确了“六位一体”的内容和目标，并对新型转型路径的实施和展开、新型转型的动力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把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包容共享作为转型发展价值，把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创新驱动、市场决定作为方法论，推进实施人力资本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城乡关系转型、生态治理模式转型、公共服务体制转型、转型动力保障等“六位一体”的转型内容，以人力资本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建立、城乡（矿）一体化发展、资源环境可持续、民生福利增进、发展动力充沛为目标的转型路径。从特征和内涵上看，我国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路径，既有全国意义上转型的一般性：在生产力落后条件下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又有资源型经济转型规律的特殊性，即规避或摆脱经济学上的“资源诅咒”，可以归纳为“五个转变”：实现从产业转型为核心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转变，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从资源环境约束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从资源型城市极式发展向城、矿、区一体化发展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传统转型路径，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指出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并分析其产生新旧困境叠加的深刻原因；在国内第一次提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新型转型路径，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原理和方法，系统阐明了新型转型路径的原则、内容、目标、主体、方式、时机、阶段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理论体系；从理论上阐明了新型转型路径和传统转型路径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把以人为本作为转型的首要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转型的首要目标，为资源型地区人力资本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城乡关系转型、生态治理转型、公共服务转型找到了实质精髓，明确了主攻方向。论文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归纳演绎和推导相结合的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系统论和矛盾论相结合的方法，经济学与其他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

郜志宇^[10]（2011）在《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矿业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以铁矿企业为例》文中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与危机前相比已迥然不同。首先,经济发展趋势扑朔迷离。其次,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悄然变化。另外,资本市场也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而剧烈起伏。从行业层面看,全球金融危机自2008年爆发以来,其影响是渐深渐远的,由金融业发展到汽车、地产乃至全球矿业。展望未来,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和模式已经发生变化,潜在经济增速将放缓,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经济进入寻找“再平衡”阶段。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世界经济整体上仍将处于一定程度的剧烈波动之中。这种形势下,在一个总体繁荣向上的经济周期大背景下产生的现行企业价值评估体系,第一次受到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经济环境的严重挑战。因此,在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三种传统经典评估方法本身以及方法运用的假设前提条件、基本理论等都将受到质疑。评估界应进一步思考评估方法如何随着新的经济环境不断调整和改进,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对于矿业这一周期性行业中的企业价值评估更不例外。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择了“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矿业企业价值评估研究”这一题目,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传统企业价值评估理论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并就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调整与改进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重点关注其中涉及的矿业企业价值评估问题。本文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进行了创新性研究:1、通过对三大评估方法的运用基础、假设、适用范围的剖析,发现传统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在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的适用性均大幅降低,现行矿业企业价值评估理论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进一步从总体思路、重点关注、具体方案、政策建议等四个方面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2、分析研究了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矿业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有关不确定性参数的选择确定问题,提出应借助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分析技术之———敏感性分析手段,为交易双方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3、鉴于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进行矿业企业价值评估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提出评估人员可根据情形,通过合理利用情景分析法,评估和分析矿业企业的加权价值。4、研究了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特别是进入剧烈下行通道时,企业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的情形,认为可以通过合理利用退出倍数法,求得矿业企业价值。

二、对煤炭出口内部委托代理制会计核算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煤炭出口内部委托代理制会计核算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煤炭行业代理进口企业的风险管理研究 ——以Z公司为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矿产资源权益价值构成及其测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佳电股份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应用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背景下我国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煤炭资源收益分配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SAP的大型能源企业集团管控业务实施规划研究 ——以山东能源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煤矿产权结构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基于山西五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9）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矿业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以铁矿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煤炭出口内部委托代理制会计核算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煤炭行业代理进口企业的风险管理研究 ——以Z公司为例分析[D]. 谭潇.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7)
• [2]矿产资源权益价值构成及其测算研究[D]. 蒋健明. 中国矿业大学, 2018(12)
• [3]1978-1984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D]. 邱娟. 武汉大学, 2017(06)
• [4]佳电股份全面预算管理信息化应用设计研究[D]. 郭宏亮.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17(08)
• [5]改革背景下我国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研究[D]. 黄蓓.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6]我国煤炭资源收益分配问题研究[D]. 程晓娜. 中国矿业大学, 2015(03)
• [7]基于SAP的大型能源企业集团管控业务实施规划研究 ——以山东能源集团为例[D]. 杜继东. 山东大学, 2015(02)
• [8]煤矿产权结构与资源型村庄治理 ——基于山西五村的调查[D]. 李利宏. 山西大学, 2014(12)
• [9]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D]. 王炤坤. 山西财经大学, 2013(09)
• [10]经济剧烈波动条件下矿业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以铁矿企业为例[D]. 郜志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