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认识

一、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董玲玲^[1]（2021）在《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它为共产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共青团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前景。反之,共产党能否吸引越来越多的共青团成员加入到共产党当中,是衡量共产党的感召力、影响力、领导力的重要尺度。研究共青团的发展问题是研究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一个侧面。对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的研究其实质是深化和拓展了对西欧共产党和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矛盾、冲突、运动发展的“前哨”,青年问题、青年运动、青年组织已经成为观察各国政治发展的“显微镜”和“风向标”。从西方国家新社会运动以来,青年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力军”,青年已经成为政治参与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并持续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后爆发的一系列激进抗议运动中（如西班牙“愤怒者”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等）,青年群体都广泛参与其中,并就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如青年失业问题、教育问题、性别平等问题等）提出自己的诉求。可以说,关注青年群体、重视青年问题、缓和青年矛盾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青年问题、青年运动、青年组织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前国外共产党普遍面临严重的组织和发展困境,重要表现之一是党员人数持续下降、组织力量持续衰减且呈老龄化、碎片化趋势发展,以及共产党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青年的吸引力严重不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包括共产党自身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不足,也包括作为“后备军”的共青团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无法在青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共鸣,难以吸引青年人加入共青团组织进而加入到共产党当中,为共产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这不仅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的现实问题。本文的研究进路在于,从西欧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端出发,结合百余年来西欧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主要理论流派等,选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共产主义政党有着特殊关系的西欧共青团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在溯往历史、立足今朝和展望未来这三重意蕴上对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了宏观把握。第一层面:溯往历史。既从宏观层面厘清了西欧共青团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及发展的历史脉络,又从微观层面梳理了英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法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运动、葡萄牙共产主义青年、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塞浦路斯联合民主青年组织、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希腊共产主义青年、比利时共产主义行动委员会等数十个具体的共青团组织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行动。第二层面:立足今朝。在理论层面剖析了西欧共青团组织的性质、指导思想、党团关系、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中心任务等若干基本问题,具体阐释了西欧共青团组织关于青年问题的社会主义方案、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展望。在现实层面,提出西欧共青团组织正面临着组织的持续分化、政治地位边缘化和身份认同困境的三重实践困境,并明确了造成困境的三大根源正是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基础薄弱、发展的空间受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上仍然处于低潮。第三层面:展望未来。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的复归、日益严峻的青年问题亟待解决以及持续爆发的青年抗议运动都昭示着西欧共青团组织并未“走向历史的博物馆”,而是出现了发展的新机遇。面对这种形势,西欧共青团组织应当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进一步明确政治身份定位、充分运用多元化宣传手段壮大自己,同时争取在青年运动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王宁^[2]（2021）在《列宁时代观及其现实启示》文中研究表明

孙颖^[3]（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杨冬珍^[4]（2021）在《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原名阿道夫·米利班德（Adophe Miliband）,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英国“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享有盛名。米利班德的学术地位主要来源于其国家理论,他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承继和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全面复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对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留有很大的空间。本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通过对其理论相关文本的解读和分析,纵向勾勒其生成演进,横向剖析其内容特点,力求客观、完整、准确地把握其理论整体,了解其理论核心,同时亦指出其理论不足。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对其国家理论相关的一手资料进行翻译,然后通过归纳整理,对其理论不同阶段的进阶进行了概括和划分。通过对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系统性考察,认为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在以工具主义为主的分析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反对给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贴上绝对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标签。本文共设置6章,分析框架从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形成背景谈起,通过其不同时期的文章和着作来梳理其国家理论的生成演进。在厘清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对其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有了清楚的认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权力精英）统治的国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控制国家的阶级与拥有资本的阶级享有共同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和裙带关系的捆绑来加强彼此的联系。将其理论核心思想与本质特征及构建方法综合整理后,再现米利班德国家理论产生之后的影响。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对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进行辩证评价,探寻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境遇中的理论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我们的启示。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消极方面也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在当下,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加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两者都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同时对二者的本质区别要有清醒的把握,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回归实践,在现阶段的中国,必须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此,米利班德国家理论的主体部分完成。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进行概括和总结。国家理论总是具体历史条件中的国家理论,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是他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环境的产物。二战之后,英国处在巨大的变化当中,已有的观点和理论很难解释清楚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每天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米利班德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在对前人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其理论主要是立足英国并对英国未来走向进行思考的理论。在现阶段、新时代的中国,最符合我国国情,并能有效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最新结合,对党和国家事业各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作出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

段心如^[5]（2021）在《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马克思以前,包括古典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等在内的诸多思想家就曾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探索与研究,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以及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得出科学的结论,仍然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的改革或把建立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的身上,这也就导致了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反贫困措施难以奏效。马克思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贫困理论基础之上,基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贫困的现实,形成了科学的无产阶级贫困思想。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思想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最深层次原因在于私有制度,直接原因在于资本积累,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是致使无产阶级贫困进一步加重的重要原因。他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改变自身贫困现状的唯一途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掌握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思想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现象的分析而形成的科学理论,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生活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马克思研究贫困问题所运用的方法始终具有科学性,其原理并未发生改变,依然可以为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提供方法指导。除此之外,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思想也为中国的反贫困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利于中国不断完善公有制来消除贫困;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贫困治理体系;完善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李娜^[6]（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程睿^[7]（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李亚琪^[8]（2021）在《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资本样态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从传统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创造新的生产资料与生产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了更为抽象化的数字拜物教。在社会生活遽变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的具体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全新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是我们当前阶段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数字拜物教为核心论题,旨在通过对数字拜物教的具体表现、深层内涵及内在机制的批判性考察,破解数字拜物教现实存在的秘密,从而推动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的深度研究。数字拜物教本身并未脱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与逻辑,它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在对资本样态的历史裂变与数字资本时代生产方式的最新变化分析基础上,文章重点阐述了数字拜物教的具体表现与深层内涵。数字拜物教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表现为人们对数据、数据商品、数字资本的崇拜,同时还表现为社会整体对数字技术尤其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当代智能数字技术的膜拜,我们可以把这种崇拜或膜拜称为“数字崇拜”。数字崇拜对主体价值意识的渗透和浸润,又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把数字拜物教意识再生产出来,进而,数字拜物教意识在深层次上融入到人们的生命结构中,并对其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施加隐秘影响,使之成为认同和接受数字资本主义颠倒社会秩序的物化存在,数字拜物教的社会现实由此强化,这正是数字拜物教意识发挥社会效力的体现。数字资本主义为数字拜物教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的展开同时又为数字资本逻辑统治的强化营造了有利环境。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操控商品符号的数字媒介传播与文化工业景观,诱导大众沉浸在数字化幻象之中,致使数字拜物教意识或者说观念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同并且接受的意识形式。在此基础上,数字拜物教机制又进一步为数字—生命政治与数字平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性根据。在这里,数字拜物教已经由一种虚假意识幻象转化为社会现实存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能够稳固运行的条件与基础。正是在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多层面的作用下,每一个真实的生命主体以及我们所处的全球化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才真正被数字资本逻辑控制与塑造,数字资本逻辑的统治也因此得到巩固和强化。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颠倒假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破解数字拜物教秘密的根本途径。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拜物教彼此支撑相互补充,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关系形式内在需要并不断要求数字资本逻辑在拜物教机制展开的基础上,生产出适合且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秩序的劳动主体。所以对数字拜物教的批判,就需要将其放置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展开探究,即揭示出拜物教形成的社会历史前提及其遮蔽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本质。为此,本文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论基础,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出发,具体揭露了“劳动的自由自主”、“合理的分配关系”、“流通生产价值”、“消费需要的满足”等资本主义的颠倒假象背后,被数字拜物教遮蔽的“无酬数字劳动剥削逻辑的延伸”、“不平等的分配关系”、“流通时间是价值实现的障碍”、“拜物需要替换真实需要”的社会现实,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形成数字拜物教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前提批判。消解数字拜物教,实现人类解放并不是内涵于哲学理论中的抽象论断,而是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实建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文中指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揭示,是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理论前提。数字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在自我增殖的过程中遭遇到限制,从而走向自我否定,数字拜物教消解的现实根据就在于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同资本逻辑自我否定与扬弃资本文明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客观趋势相呼应的是,原来物化的人将在生存实践活动中转变为社会性的人,并承担起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重任,从而推动全新社会关系形式的历史生成。归根结底,消解数字拜物教,一方面需要从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洞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及其必然灭亡的演化趋势;另一方面还需要以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取代物化的片面存在,激发人的社会性生产与生活的共同感,最后统一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扬弃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之后,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实现与社会整体充分发展的历史形态,它所要确立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阶段,不仅数字拜物教被消解,任何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抽象统治将得到全面祛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压迫、矛盾关系都将被彻底超越,普遍性意义的人类解放将会成为现实。

莫丹丹^[9]（2021）在《《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确立时期的重要经典着作,包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思想,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在整个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变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深刻解读《共产党宣言》的文本。首先,从《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历史条件和唯物史观思想构建出发,突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创新性。通过明确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进而增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奠定思想研究的基础。其次,以文本为出发点系统地归纳《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思想,包括从马克思阶级斗争思想;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中,论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明确任何意识特别是社会意识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存在基础上;从深刻揭示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状况及其性质出发,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规律和根本路径;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实现的历史条件出发,阐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以及最终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最后本文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脉络梳理,得出唯物史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运用以及《共产党宣言》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对于《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意识形态理论以及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得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基础而不断更新完善的,进而得出当下对《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思想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系统的论述了唯物史观思想,并且彻底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对《共产党宣言》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有助于正确认识世界同时对资本主义必然失败共产主义必将走向胜利有更深刻的理解。

潘雁^[10]（2021）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本输出。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将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到新的高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成规模化的生产与销售的产业链条,资本家在进行文化产品输出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带给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人们精神世界及物质生活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如何客观、辩证地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如何深入挖掘文化变革背后的本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我们当下需要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此方面的思考展开对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第一,通过对詹明信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提升对詹明信学术思想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从时间看,最早关于詹明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威廉·道林对于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研究;从广度上看,国内外对詹明信的研究十分丰富,包括:对詹明信本人学术思想的整体研究;对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对詹明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其近年学术演讲及采访的研究。对詹明信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一致性在于对詹明信本人及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中外学者高度认同詹明信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地位;差异性在于国内学者更加关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对第三世界社会文化关注的问题。第二,詹明信汲取多个流派、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形成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曼德尔资本主义分期理论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詹明信文化分期理论的提出产生巨大影响;詹明信深受鲍德里亚“幻象”理论的影响,重点阐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的乌托邦现象,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位置互换,人们深陷“视像”世界;根据威廉斯三种文化理论,詹明信提出通过主导文化解决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问题;詹明信试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相结合,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西方文化呈现的新特点;詹明信对精神分析理论十分推崇,他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是真正意义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阐释学。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政治无意识理论就是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第三,詹明信在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提出多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一,詹明信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重要论断。詹明信沿用其早期作品的方法论视角,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方法,对多个领域的大众文化产品进行分析,将文化问题重新放置在现实社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同时研究文化问题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论述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思潮、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实例分析阐述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深度的消失、主体的消失、拼凑的模仿、距离感的消失、历史意识的消失。其二,詹明信文化分期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詹明信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出发,根据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征,借鉴并吸收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分期理论提出文化分期理论。詹明信将文化分期理论的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第四,詹明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特征。詹明信对解释学进行重新建构,认为文化解释必须遵循由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三者的历史关联进而深入到对文本背后本质的研究,解释其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理论是詹明信后现代主义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既不认同对大众文化绝对的批判与悲观判断,也反对对大众文化的全面追捧。詹明信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客观的评价。詹明信认为:批判与希望并存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质也将普通人群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呈现出来。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你中有我的渗透关系。第五,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有益之处,也应对其局限性保持清醒地认识。既肯定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本质的揭露,以及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中有益的启示;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理论中的杂糅性、文本与实践二元脱节、对大众文化构成分析不足等历史局限性。第六,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我国社会文化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问题予以极大关注,运用“民族寓言”剖析第三世界的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詹明信对美国文化的世界性输出有着更加深刻地认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文化建设更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如何加强思想建设、如何增强文化自信、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如何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考。詹明信后现代文化理论为中国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文化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等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二、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9）《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D]. 董玲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列宁时代观及其现实启示[D]. 王宁. 西南大学, 2021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拉尔夫·米利班德的国家理论研究[D]. 杨冬珍. 吉林大学, 2021(01)
• [5]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思想研究[D]. 段心如. 河北大学, 2021(02)
• [6]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7]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8]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D]. 李亚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9]《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及当代价值研究[D]. 莫丹丹.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10]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潘雁.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