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寄生虫学会2004年度学术会议纪要

一、上海市寄生虫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马春霞^[2]（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彭辉^[3]（2020）在《崧泽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崧泽文化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由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转变的重要考古资料,研究崧泽文化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道路的进程。根据常州新岗、张家港东山村、上海崧泽、嘉兴南河浜、湖州毘山五座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典型陶器类型学分析、构筑的崧泽文化分期体系把崧泽文化分为早、中、晚、末四期。不同地域的遗址聚集情况和器物特征,以及太湖流域地理地貌和水系特点的归纳和分析表明,崧泽文化大致可分为长江南岸、太湖东部、太湖东南部、太湖西南部、杭州湾五个地域类型。崧泽文化的地域特征是伴随着太湖流域的环境更替、史前人口流动迁徙逐步开发形成的,崧泽文化地域类型形成的时间有早晚,至迟在崧泽文化晚期时五个地域类型已完全形成。在崧泽文化的地域特征形成过程中,地质地貌和水系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地域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太湖南北的崧泽文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太湖北部的崧泽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广泛竞争和交流下,陶器与玉器偏重简单造型和实用功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军权和王权,较早的步入军事民主制的“英雄时代”。太湖南部的崧泽文化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在对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衍生出巫师阶层和原始宗教。太湖南部的陶器和玉器包含象征主义和精神信仰的成分更多,诞生了崧泽文化最早的祭坛,反映了崧泽人对自然的崇敬和膜拜。太湖南部的崧泽文化神权合一的道路,与太湖北部的社会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为日后在这一地区形成一个发达繁荣、特点鲜明、神王一体的良渚古国起到奠基之功。崧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是环境、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从马家浜到崧泽阶段气候环境的重大变化造成史前人类生计方式的巨大转变,由此带来的聚落变迁客观上带动了崧泽文化传播速度的加剧,与周边文化技术与资源的广泛交流引发崧泽文化自身的生产力变革。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变化的过程,既包含了对传统的扬弃,又有外来文化的融合和重塑。早期崧泽文化正是在多重的文化传播浪潮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崧泽风格”。不同地域类型的崧泽文化墓地和聚落同步显示了崧泽社会经历了从平等社会到分层社会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墓地和居址为代表的社会单位由聚集向分散变化,社会结构从二元阶层社会向三元阶层社会转变。崧泽墓地由早期的单一公共墓地向晚期多个具有亲缘联系的墓组变化。墓组规模大小、墓葬组成、富裕程度不一。墓组内部也有显着的等级分化。居址普遍经历了由聚集到分散,由大房子到小房子的过程,显示出家族群居向个体家庭的转化。崧泽社会分化进程由太湖北部向太湖南部逐渐扩展。太湖南部崧泽晚期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进程持续发展,是太湖南部得以孕育发展出良渚文化的重要前提,而长江南岸和太湖东部因为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晚期社会秩序失衡,是太湖北部和东部未能继续发展的主因。崧泽文化土台最早是先民为了适应潮湿内涝的地理环境而进行的人为干预,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太湖东南部最早出现了用以居住的土台形式;其后,土台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祭台的出现标志着土台逐步走向神圣化。崧泽文化末期后,以小土台为核心,墓地围绕土台的结构,标志着聚落内部家族独立性的显着增强。良渚文化沿袭了崧泽文化土台的形式,形成了居址、高台墓地、祭坛三种建筑形式。崧泽文化以玉石器为代表的手工业聚落结构完整、功能分区严密、操作链清晰,体现了崧泽时期玉石器工业的进步程度,为良渚文化发达的玉石器工业奠定基础。总之,崧泽文化在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该地区从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张超^[4]（2020）在《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是上海近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此之前,关于上海特别市政府由民主选举还是国民党委任的问题,国共两党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并召开市民会议选举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展四一二政变的重要动因。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建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蒋介石为什么委派黄郛担任第一任市长,上海特别市这个行政区划是如何形成的,黄郛在市政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采取国府委任制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政治框架与蒋介石提出的“收回租界”目标存在着哪些矛盾。这些问题,涉及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与黄郛的私人关系,国共分裂和宁汉分裂等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涉及到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范围与布局变动、市政机构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深入了解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上海地方政治和市政发展与全国政局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黄郛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之后又在北京政府入阁,具有内政外交经验和很高的政治名望,这虽是蒋介石任用黄郛的因素之一,但他更看重的是黄郛与他二十多年以乡缘、学缘、政缘乃至结义兄弟的虚拟血缘关系,在“反共”的政治前提下,他选择了黄郛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上海特别市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是在上海租界产生之后出现“华界”地理空间概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清末闸北市政的发展和吴淞自开埠计划导致了辛亥革命时期淞沪两地的联动,进而在20世纪20年代将淞沪两地联片成淞沪特别市,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淞沪特别市正式改称为上海特别市。黄郛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之后,在接受孙传芳淞沪督办公署的基础上,以多级总揽制为原则,设立一处十局的市政机构,通过选任专门人才,联络工商界和协调上海地方党政军部门的关系。黄郛虽然正式任市长仅一个多月,但以其出色的行政才能,奠定了上海特别市政府运作的基础。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以通过积极推进市政建设,实施“大上海计划”,作为实现“收回租界”的政治目标之一。但是,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政治架构与租界华人参政运动实现“自治”的目标格格不入,“大上海计划”除了受到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外,在财政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典礼提出的“收回租界”的政治目标,在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韩厚明^[5]（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朱绯^[6]（2017）在《中国近代兽医发展研究（1904-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20世纪初,北洋马医学堂建立为肇始。从史学角度,探寻中国近代兽医发展历程,旨在分析兽医科技、兽医管理乃至兽医行业的变革。尤其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下,西兽医在教育、管理、科研、交流、技术推广等多方面的创建与发展,同时中兽医在与西兽医相遇后的摩擦与融合,兽医科技在中西兽医交汇发展的创新路径及其规律以及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产生这些影响的动因。通过数据分析和内容分析,展现中国近代兽医发展实景。以时间为主线,探析了晚清时期中兽医的基本情况。晚清时期中兽医的诊疗对象从马向牛转变。从晚清时期中兽医着作的内容可以看出,在江西、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牛是主要诊治的对象。在四川、浙江等地整理的着作则包含多种动物,说明两地养殖品种的多样化。从诊疗手段来看,中兽医仍是以方药和针灸为主。对动物疫病也有隔离预防的概念。洋务运动的兴起,使西方科技进入中国,有极少量的西兽医着作被引入,但是对社会来说,并未造成影响。1904年,北洋陆军马医学堂创建,标志着西兽医正式被引入中国,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兽医教育体系的诞生。在课程和学制上,中国早期学习的是日德系,到20世纪30年代,转学欧美系。在学校的建立方面,1930年以前,只有8所学校开设了兽医相关学科,到1940年增加了 18所学校开设畜牧兽医专业,到新中国成立前,又增加了 9所学校开设畜牧兽医专业。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是兽医学科迅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20-40年代,相继成立了多个官方兽医防疫和检疫机构,西北防疫处和蒙绥防疫处进行了大量的疾病调查和兽疫方控工作,取得了显着的效果。西北地区牛羊疫病较多,除了对家畜疫病的控制外,官方管理机构还肩负着团结少数民族群众,一致抗战的任务。一些防疫站还设有家畜病院,对患病家畜进行诊治,部分免诊治费用,受到民众的欢迎。在检疫方面,上海商品检验局的成立,使中国在口岸检疫方面可以由国人控制,避免了烈性兽疫的进入,并颁布了检疫条例,对各种兽疫有明确规定。对牲畜市场贸易的管理,避免了兽疫的传播。家畜疾病的普查让政府全面了解我国兽疫发生情况,便于管理防控。兽医研究机构的创建方面,主要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流行的兽疫,研究相关生物制品,并在牛痕、牛肺疫、猪瘟等疫病的防控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保障了畜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很多科研成果。积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也获得了国际组织的肯定与支持。在西兽医引入后大力发展的同时,中兽医发展渐缓。一方面是“废止中医案”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质疑阻滞了其现代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战时需求,西兽医的仪器与药物获取困难,所以政府将目光转向中兽医。在陆军兽医学校开设了兽医国药治疗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兽药方,以便供给战时需求。这开创了中西兽医结合治疗的先河。这一时期兽医国药研究成果显着。中兽医在这一时期仍延续传统模式传承,并有一些着作流传下来。中西兽医的相遇,最终融合发展。它们之间哲学背景的差异,造成了发展的不同。但是在相遇的过程中,冲突和摩擦并不剧烈。一方面源于西兽医引入较晚,培养的兽医人才不足以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还需要中兽医进行疾病的诊疗;另一方面源于国人已不像晚清时期对西方科技一味抱着接受的态度,而通过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反思开始肯定国药的作用。所以,中西兽医通过各自可选择的部分,协调发展,并未产生对抗。中国兽医现代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农业产业等多方面带来了影响。在社会效益层面,推进了全民防疫意识的构建,改变人们的生活行为,转变了人们对医学的固有思想。在经济层面,保障了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畜产品出口,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经济收益。在农业产业方面,促进了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使规模化养殖成为可能,推进城市农业发展,并开辟了兽医事业发展新观点。当然兽医行业本身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兽医现代化的过程,促进兽医科技体系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从家畜防疫和内科发展较多,向各学科均衡发展。促进了管理体系的完善,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官方防疫和检疫机构,并在兽疫防控和兽医工作开展方面逐步细化,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形成预警机制。在兽医教育方面则建立了各层次的学校,培养不同水平的兽医人才。中西兽医的交锋与融合,最终确立了现代兽医体系。这是中国在历史转型期经历的必然,从政治体制到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变化的浪潮中,兽医学发展能够接纳不同文化理论,融合协同发展,形成中国现代兽医体系。其中,既有近代西兽医专家们的积极进取,又有中兽医专家们的持重守城,将文化和科技互相渗透,形成了现有的兽医体系,为兽医事业的不断发展铺平了道路。

刘洋^[7]（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王晨^[8]（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研究指明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上海市寄生虫学会秘书处^[9]（2012）在《上海寄生虫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纪要》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市寄生虫学会2012学术年会于2012年10月29日在上海电力学院召开。参会者有理事长周晓农研究员、副理事长林矫矫研究员和蔡黎研究员、秘书长盛慧锋编审和徐大刚教授,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简称寄生虫病所）、同济大学传染病与疫苗研究所、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8个理事单位会员,共计185人。

罗银科^[10]（2012）在《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农村职业教育是当下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关注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回溯，但是目前学界尚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即试图对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农业学校教育（以下简称“农业教育”）进行梳理、评析。论文从职业教育的意义、目的和范围三个维度，对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梳理与辨析，发现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存在“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笔者认为应从“实然”层面理解职业教育的近代内涵。进而推演出近代农村职业教育的内涵。农村职业教育针对农村，因而以农业教育为主，而职业学校教育是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因此，本研究的内容就是职业教育四类型中的农业教育，三形式中的职业学校教育，即论题：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论文将研究范围内农业教育的发展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抗战及内战时期四个阶段，并回溯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以便前后衔接。每个阶段主要从农业学校的设置与修订、农业学校课程与教材、农业学校师资、农业学校经费、农业学校与学生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就以上各方面做前后的对比，标明特异之点，给予简要评价，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希望这样的尝试对后继研究者有所帮助。第一章，笔者提出“癸卯学制”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学制系统，但是并不适用于农业教育。初等农业学堂与中等农业学堂之间不存在断层现象。开设课程适当融入了一些具有本土性的课程，一律没有读经课程。清末采取了延聘外国农学教习、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农业再回国办学和设立农业教员养成所三种方式培养农业师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农业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款、官员富绅出资和适当收取学生学费三种途径，其中官员富绅出资兴办较为普遍。初、中等农业学堂数和学生数有了较快增长，但是作为实业教育的一部分，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少。第二章，笔者认为“学堂”到“学校”称谓的改变，可以看作是新政府为了与前朝“划清界限”的一种姿态，但实际并无改变。而从“初、中等”改称“甲、乙种”则有实质性的变化，即意在打破农业教育系统，割断各级农业教育的联系，但在事实层面很难办到。从“壬子癸丑学制”始，高等农业教育从职业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农业教育限于中等以下。该时期缺乏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本土性农业教材。师资仍然沿袭清末的培养模式，以农业教员养成所为主。农业学校教员人数，多于同期工、商业学校教员数。农业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府、农会、私人和学费。该时期实业教育经费在各中等教育中所占比重最低，但以生均教育经费计算，则一直处于较高位置。农业学校经费数高于同期工、商业学校经费数。第三章，笔者认为本期农业学校设置“自由度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之前学制存在问题的修正，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庸”之道的体现。本期首次拟定了农业学校课程标准，同样体现“自由度大”的特点。出版了一些农业教育教材，但是并未改变农业教育教材难觅的局面。“自由度大”的特点在师资培养上也得到体现。但是这种看似自由度大的规定，事实上是承认了之前学制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方式，不做任何改变。该时期职业教育岁出经费数占整个中等教育岁出经费数的比重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1922年新学制后，普通教育职业化吸纳了本该直接投入到职业学校的经费。第四章，本期农业学校设置与“壬子癸丑学制”如出一辙，这是对于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的一种“规避”。农业学校设置以立法的形式呈现，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不能高估，它不过是民国法律架构的一小环。首次有了部颁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对于提高农业教育水平不无帮助，但是仍无课标。主观上的不作为是主要原因。终于有了部订农业学校教材，并且在职业教育各科中数量最多，但是仍有不少学科无部颁教材。农业教育师资问题正随着整个职业教育师资问题逐渐解决，但是效果还未显现，抗战即爆发。农业教育经费来源在制度层面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为了挽救因“壬戌学制”职业教育普通化造成的中等教育严重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扩张职业学校的措施，但是中学“独大”的状况并未改变。第五章，本期农业教育在制度上为适应战争需要，做了微调。依然沿用1933年的类课标。组建了专为编辑农业教材的“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且融入了奖励机制。这种机制对农业教材的编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农业师资问题受到重视，并在实际层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教育经费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战时公费制度刺激了职业学校的发展，但是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之间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原因一方面在于承诺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无法落实，另一方面在于普通教育也有相应的激励措施。第六章是对前五章共性问题的探讨。先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主要从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维度展开。笔者认为农民与农业的需要，使得农业教育成为必要，农村的状况为农业教育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分析应建立在排除“农业破产论”这一“歧路”的基础上。职业教育“重农”与“重工”论争是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又一歧路。笔者对这一论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希望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第七章，笔者试图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对《教育与职业》（1917—1949）杂志全208期共3139篇文章进行数据统计，从计量的层面分析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特点。主要关注“农业教育”和“农村教育”两个维度，从文章的数量、年代分布、介绍国家和介绍中国省份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用数字表明：民国时期农业教育“质”“量”兼备；民国时期农业教育“与时俱进”；民国时期农业教育“内外兼顾”。前面单纯的研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发展是无法得出这些结论的，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这样实证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上海市寄生虫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寄生虫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3）崧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论文提纲范文）

（5）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近代兽医发展研究（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上海市寄生虫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3]崧泽文化研究[D]. 彭辉. 南京大学, 2020(12)
• [4]黄郛与上海特别市政府[D]. 张超.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6]中国近代兽医发展研究（1904-1949）[D]. 朱绯.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8]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上海寄生虫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纪要[J]. 上海市寄生虫学会秘书处.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12(06)
• [10]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D]. 罗银科.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