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尹海涛,郭方毅,丁威^[1]（2022）在《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独特贡献》文中研究说明人权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立足于新的国内外形势,对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深刻思考,形成了科学的邓小平人权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作出了新的中国贡献。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人权和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不同,他强调有国家主权、有稳定、有国家发展才有人权,要重视生存权、发展权,他反对强权政治和人权外交。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权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中国人权事业的措施和政策,如完善相关制度、推行依法治国和大力发展经济。邓小平人权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实践,对当前国际、国内人权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张文杰^[2]（2021）在《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邓小平德育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对我国德育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主要回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什么是德育、如何开展德育”这一重大课题,为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从社会宏观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对我国德育的基本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具体阐述,提出并形成极具系统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大德育思想,其理论渊源、主客观条件、历史流变、主要内容、思想特质、方法论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本文通过对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探索其生成条件,从整体上梳理发展的历史脉络,领悟德育思想的精神要义和科学内容,总结德育实践的基本经验,重在研究其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的当代价值。本研究从邓小平德育思想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寻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动力,不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抑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建设,都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理论渊源和主客观条件为研究基点,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其发展的脉络走向,总结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提炼其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重新审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选题依据、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阐释、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重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等。在国内外研究综述上,从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立论基础、主要内容、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意义、工作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和解读,剖判目前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研究的不足和空白,明确邓小平德育思想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二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本章通过阐述邓小平德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思想、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西方古希腊先哲的德育思想、中世纪德育思想和近代资本主义德育思想的关联,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第三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主客观条件。本章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思想文化根源,应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经验教训,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同时指出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包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情怀、追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第四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本章是在对国内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阶段梳理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和德育的基本规律,重新探析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包括邓小平德育思想的萌芽、酝酿、发展、成熟四个阶段。第五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科学内涵。本章涵盖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目标、价值维度、政治保证以及其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六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本章以第三、四、五章为基础,归纳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协调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协调统一、政治性与思想性的协调统一、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协调统一,进一步剖析并概括出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可以借鉴的德育方法,即说服教育与示范教育相结合、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第七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章重在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涵盖了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倡导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理念的实用价值;打破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壁垒、汲取人类德育文明的优秀成果、抵御各种腐朽文化思想侵蚀的交往价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保证、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统一的实践价值;德育与自由相结合、与人的解放相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以及与劳动相结合的人文价值;德育的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关照、社会主义聚焦的情感价值。

张青青^[3]（2021）在《邓小平正义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正义作为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一剂良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前提和保障。正义问题不仅是以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当代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它是具体的且不断发展着的。正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领导阶级下,所产生的正义问题各不相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对正义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制度不断健全,经济发展日渐协调,文化发展繁荣昌盛,社会建设健康有序,生态文明建设和谐有活力。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非正义的因素,导致我们的发展呈不平衡和不充分状态,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深入分析和综合运用邓小平正义观的相关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出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衡与不充分的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正义观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理论来源,它是在汲取了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和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中的合理内核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是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文化底蕴,儒家正义观主要表现在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和以“大同”为目标的理想社会,邓小平批判继承了这些内容,为其后来管理和领导的改革与建设发挥了重要价值。同时他还综合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正义观、列宁的人权正义观和毛泽东的人民正义观的内容,把理论层面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研究正义的历史进程来看,对正义进行讨论,必然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分析,研究邓小平正义观同样如此。他的正义观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见证了我党在新时期的伟大转折,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认识和实践,他的正义观也随着这些历程逐步变得科学和成熟。邓小平正义观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个体层面的正义观内容,指出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要重视教育等方面为个人发展夯实了前提条件;二是关于社会层面的正义观内容,邓小平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尊重和支持科技人才以及加强制度保障方面为社会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关于国家层面的正义观内容,指出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国家的稳定发展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四是关于国际层面的正义观内容,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同时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流和合作,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同国际进行交往营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这些关于正义内容的论述,对于新时代的发展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总之,邓小平正义观是当时时代条件下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科学结晶,也是我们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非正义因素的指导方略,为树立新时代的正义观、促进社会主义正义的实现、处理国家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升我国对外交往的地位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隋从容^[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孙贵林^[5]（2020）在《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民主思想,既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南,也是因应世情、国情与党情变化的必然结果,还是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最终产物。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23年6月旅法勤工俭学到积极投身于革命武装斗争,是酝酿萌发阶段;二是1952年7月调往中央以后从支持将经济建设提到重要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到关注分配问题、主张根据劳动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资的高低、贯彻平等和自由原则,是积极探索阶段;三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支持农村开展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到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及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初步形成阶段;四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到1992年春南巡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确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目标,是成熟完善阶段。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民主的制度保障是所有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最重要标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促进的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是经济民主的价值体现和基本目标。其二,经济民主的基本任务是经济管理民主化。经济民主要求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享有自主的经济管理权和经济利益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民主集中制”、“责、权、利相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既注重推进宏观经济的民主管理,处理好党政关系、上下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又注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其三,经济民主的关键环节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要从民主制定、民主执行、民主检验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全面推进经济决策民主化。即在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必要条件,群众路线是基本方法,民主集中制是重要保证;在经济决策执行过程中,“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是动力之源,“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必然选择,“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重要原则;在经济决策检验过程中,“实践”是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具体标准。其四,经济民主的实践成效是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即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转变、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转变、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转变。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表现为: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物质前提是发展生产力,价值诉求是人民自主,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表现为:经济与民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努力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推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积极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

李小静^[6]（2020）在《邓小平反贫困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工作成绩显着,改变了以往贫困人口数量大,贫困区域广泛等状况,是最早探索实行国家救助扶贫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扶贫济困、以民为本等思想贯穿中华传统文化的始终。从先秦诸子百家的“仁者爱人”、“兼爱大同”,到中国共产党开启轰轰烈烈、彪炳史册的反贫困工作,消除贫困始终是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族人民孜孜不倦的追求。反贫困工作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人民幸福,对于反贫困理论,国内外学者从贫困的概念、贫困的类型、贫困的成因等多方面进行了探析。对邓小平反贫困理论内涵的研究,有利于探究中国贫困治理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征,深受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列宁反贫困理论以及毛泽东反贫困理论的影响,并且从基本国情出发,阐述了反贫困工作的本质,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不能两极分化”的两个基本要求,明确了分三步走的反贫困战略。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内容丰富,包含了对贫困现状的认识、对发展农村的政策探索、对社会主义贫困与富裕关系的阐述,以及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划。在反贫困过程中,邓小平积极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发展市场经济和计划生育的两个重要策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发展目标。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极端贫困人口问题,正式步入“后小康时代”。对于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可以发现其在土地制度、农产品流通制度、乡镇企业发展制度以及开发式扶贫制度等方面为当代反贫困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在进一步提高贫困治理能力、优化贫困治理的结构、健全贫困治理的共享制度、健全贫困治理的管理模式等方面,为“后小康时代”提供了重要启发。

吕海阔^[7]（2020）在《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正式提出来的。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1980年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再到1985年提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后到1992年提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逐渐的从萌芽走向了成熟,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和经济发展的道德价值取向。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和现实基础的。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理论基石,“天下大同”精神是其伦理思想渊源,“和文化”思想是其民族文化资源。同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要求,也从伦理道德建设和经济制度建设层面为可能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充分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通过辛勤的劳动最终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体现的是在消除贫穷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普遍富裕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目标。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同步富裕、同时富裕、同等富裕,而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提供了方案,指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共同富裕”思想丰富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发展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重构了社会主义公正原则,拓展了经济伦理研究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共同富裕”思想为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提供了道德标准,促进了新时期中国社会道德关系的和谐,维护了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政治稳定。

刘彧肜^[8]（2016）在《邓小平人权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也是人们广泛谈论的时髦话题。随着我国人权建设的发展,党和政府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党的十六大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党章,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人权”首次引入我国宪法。自此人权问题从国家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提升为国家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上升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邓小平人权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邓小平人权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指出邓小平人权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特别是人权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第二部分论述了邓小平人权思想的基本内容,即邓小平强调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主要人权;人权主体是绝大多数人;社会稳定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要用制度和法律保障人权;注重少数民族的人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对人权的践踏。第三部分阐述了邓小平人权思想的主要特点,即立足中国现实;注重理论创新;反击西化思潮;强调指导实践。第四部分论析了邓小平人权思想的价值意义,指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为批判西方人权谬论和推进我国人权立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指导了我国人权建设,维护了国家主权与稳定,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实践。

李景春^[9]（2016）在《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逻辑及其时代价值》文中提出马克思人权思想是在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虚伪人权理论与现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具有朝向人类解放性质的无产阶级人权观。从马克思人权思想产生的历史线索的逻辑来说,这正是在资产阶级虚伪人权横行于世之际通过人类解放视域的探讨和分析生发出的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具有社会性的人权观。就此而言,可以把马克思人权思想产生的历史线索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1835年到1842年）,此阶段是马克思自由主义思想的萌发和酝酿期;确立阶段（1842年到1845年）此阶段马克思完成了由理性批判主义人权观到唯物主义人权观的转变;发展阶段（1846年-1856年）此阶段马克思在唯物主义人权观基础上开始了人权的法哲学批判时期;深化阶段（1857年-1883年）此阶段马克思的批判主义人权观兼具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角,马克思人权思想不断深化发展。从本体论和价值论角度分析,无论是资产阶级人权观又或是马克思人权观,在对人权的理解上都离不开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而“人的本质”是人权“依附”的载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决定着对“人权”的理解。如果要对资产阶级宣扬的“人权”进行批判,首先就必须对其人权理论的逻辑前提,即资产阶级所理解的“人的本质”进行“前提性批判”。而资产阶级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又是在近代西方哲学即形而上学视域内进行的。因此,“人权”、“人的本质”和“形而上学”构成了一种理论上的包含关系。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提出和完善正是在扬弃西方形而上学及其视域下的思维方式之后,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至此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人权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一种“定在”意义上的人权,一种“生成性”的人权理论。事实上在马克思人权思想和人学理论问题上的深入探讨对于当下我国瓦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责难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都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及现实价值。在理论,上它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在实践上,它将有利于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权相关问题的伟大实践。

卢丽梅^[10]（2016）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创新 ——论邓小平法律思想》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三大创新成果:新民主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邓小平法律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开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毛泽东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借鉴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进行了第二次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邓小平法律思想通过对民主与法制关系的重新阐述,开创了民主与法制相统一的新时期;第二,通过揭示法制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实现了从重法律的政治功能到重法律的经济功能的转变;第三,明确了法律对于维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价值,重新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提出全民“法治宣传教育”的主张,最终确立了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至高无上性,邓小平法律思想逐步完成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二、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独特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2）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邓小平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邓小平反贫困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邓小平人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逻辑及其时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创新 ——论邓小平法律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邓小平人权思想的独特贡献[J]. 尹海涛,郭方毅,丁威.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2(01)
• [2]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杰. 西北大学, 2021(11)
• [3]邓小平正义观研究[D]. 张青青.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5]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D]. 孙贵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6]邓小平反贫困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D]. 李小静.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7]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研究[D]. 吕海阔.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8]邓小平人权思想研究[D]. 刘彧肜. 延安大学, 2016(03)
• [9]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逻辑及其时代价值[D]. 李景春. 沈阳师范大学, 2016(10)
• [10]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创新 ——论邓小平法律思想[D]. 卢丽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