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部分编委向读者贺新春

一、本刊部分编委理事向广大读者恭贺新春（论文文献综述）

胡柱娟^[1]（2020）在《《综艺》杂志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综艺》杂志创办于1948年的天津,以刊登现实生活题材的艺术作品和文章为主要内容,分享艺术工作者的实践经验与艺术思想,展现1948年的时代风貌与艺术生存状态。本选题拟从艺术理论的视角全面把握《综艺》杂志的内容,整体探析《综艺》杂志的主要艺术思想主张,挖掘当时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内涵,进一步分析《综艺》杂志艺术思想的价值与意义。《综艺》杂志在天津创刊的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的影响为《综艺》杂志的创办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时世政局的转变:从1947年12月国民党创办的《天津民国日报画刊》的停刊,到1948年1月先进杂志《综艺》的创办,前后时间连接紧密,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里,《综艺》杂志继续发扬毛泽东延安文艺精神,为宣传和革新艺术做出重要贡献;其三,在这个中国社会命运鼎革的关键时期,艺术界除了鲁迅引领的木刻新艺术发展繁盛外,其他艺术基本步入低潮时期,基于此,一群先进艺术工作者试图以创办《综艺》杂志改善这一现状。《综艺》杂志涉及美术、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杂志。内容包括中西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与技法、艺术教育等文章,是一本与国际接轨的杂志,可谓当年艺术界的百科全书。《综艺》杂志的作者,如叶圣陶、徐悲鸿、矛盾、郭沫若、刘铁华、马思聪等都是人民艺术家,倡导现实主义,他们的艺术思想影响着当年艺坛的整体发展方向。从当代反响来看,《综艺》这群作者的艺术思想及其作品一直流传至今,他们的艺术创作技法与艺术思想对当今学者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综艺》杂志以“为人民艺术”为宗旨,以现实关照艺术,尝试净化艺术、改革艺术教育,倡导艺术家能够把握时代的脉络,创作新艺术,发展新思想,从而用典型抗战生活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进行宣传教化。这种科学性的艺术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艺术作品深入人心,因此深受大众追捧。《综艺》杂志的创办为推动新艺术的发展和艺术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西艺术相互交流与碰撞促使艺术多元化。

夏燕靖^[2]（2019）在《峥嵘岁月中反映伟大时代巨变的精神画卷——读1950年《人民美术》双月刊》文中认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七十年来人民美术事业起航的历程,一份创办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五个月的《人民美术》杂志,可谓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这份属于新中国美术界的国刊,于1950年2月1日问世,以双月刊为出版周期,休刊于1950年12月25日,连续出刊6期。在休刊三年之后,于1954年1月以新命名的《美术》月刊出版发行。透过近七十年的荏苒光阴,重读《人民美术》,

温跃强^[3]（2019）在《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洪作为我国近现代具有影响的音乐教育家,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新音乐”运动倡导者之一,他主张在立足自己的民族性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文化,进而创造富有中国时代精神的新音乐,创建中国民族乐派,最终实现中国音乐的伟大复兴。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实践家,他立足学校音乐教育并关注参与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编辑期刊、创作音乐作品、译介西方音乐等,他从事的这些音乐实践是服务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从广义上讲,属于他从事的音乐教育实践的一部分。他不仅投身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而且还参与并关注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实践经历了广东戏剧研究所时期（萌芽期）、私立广州音乐院时期（早期）、上海国立音专时期（中期）、南京国立音乐院和南京师范学院时期（晚期）。他的音乐理念产生自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救国”“中庸之道”“实用主义”等教育理念基本上贯穿了他的音乐教育实践。他的每一阶段的音乐教育实践紧密结合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有其独特的特点。特别是在南京师范学院（1983年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时期,他在高师音乐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师范性”“为师之道在于慈”“师德是教师的根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高师音乐教育的理念,这些理念不仅促进了当时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且对当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仍有积极的影响。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整体向何处去?就必须在深入考量当前形势和问题的同时,系统归纳和总结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了解并研究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有利于为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陈洪作为近现代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理念值得后人去梳理和研究。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时我国的音乐事业有什么影响?研究他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尤其是音乐教育事业有什么样的积极借鉴意义?从史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对他的音乐教育实践道路和音乐理念进行研究,有助于客观地评价陈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尤其是他倡导的立足民族性、借鉴西方形式的开创性音乐理念及“师范性”的音乐教育理念对当下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仍有着积极启示意义。从而更有利于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包括音乐教育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

刘书芹^[4]（2018）在《《渤海日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渤海日报》是中共渤海区党委机关报,其前身是《群众报》和《烽火报》。1944年7月1日在惠民创刊,4开4版,日报,发行5000到1万多份。1950年,随着渤海区党委的撤销而停刊。渤海区是山东抗战时期五大区之一,管辖40余个县、市,拥有900多万人口,《渤海日报》作为渤海地区的机关报,必然要承担起在这一区域的新闻宣传工作。从《渤海日报》刊登的内容来看,涉及范围广泛,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内容;《渤海日报》的视野也不仅限于渤海、山东地区,还常常接收国际新闻,使群众能够及时掌握世界大事,重点报道区党委、行署的通知、布告、指示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向群众及时传达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该报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三个关键时期,中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秉承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思想,受到了渤海区人民的喜爱,一直到1950年停刊光荣地完了它的历史使命。《渤海日报》历经六年,发行量大,详细地记载了渤海区的群众生活和战争情况。《渤海日报》根据其自身的宣传策略与方法,在抗日战争后期积极宣传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和军事战争的胜利等内容,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抗日结束后大力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政策,提高了群众对民主政策的认识,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使群众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维护国内的民主与和平。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后,报纸全力报道“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内容,动员群众大力支援前线战争,解放战争后期渤海区基本解放,报道重点便从军事逐渐转移到生产建设等方面。建国初期,《渤海日报》从农业、副业、建立供销合作社等方面,全力宣传恢复发展生产的内容,促进了渤海区的经济发展。除了重点报道渤海区的政治军事内容外,《渤海日报》对影响解放区群众生计的“减租减息”、“土地革命”运动也进行了大篇幅地报道,激发了群众生产建设的热情,对战争时期各种典型人物的宣传是促进了当地支援前线运动的顺利开展,后期报上关于教育、生活常识、医学常识的介绍逐渐增多,对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起了推动作用。《渤海日报》为渤海区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对后世党报的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

宋泉^[5]（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指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毛宁^[6]（2017）在《“向民间去”的美术理想与民间传统的发现与融合（1919-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西方美术思潮的涌入和传统文人美术的回应,已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但对于中国新兴美术与民间传统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尚未突破抗战美术的范围,跳出政治导向的视角。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视线投向民间,白话文运动、民间文学运动与民俗学运动率先吹响了关注民间文化的号角,民间美术也随之改变了长久以来的边缘地位,进入学术视野,融入美术实践。民间美术传统的价值重估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一条隐藏的线索,有必要从社会思潮、学术视野、美术实践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史料耙梳,呈现其具体过程、多元面貌和历史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学术、人生与政治紧密联系的思想,是民间美术传统得到价值重估的基础。蔡元培的“美育”思想,鲁迅将美术“播布人间”的倡议,1927年北京艺术大会“向民间去”的口号,都预示着艺术社会功能的变迁与传统美学标准的重估。但受到传统雅俗观念的影响和西方美术思潮的冲击,走向民众的美术理想并未直接导致美术家对民间美术的关注,民间美术的价值重估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历程。五四之后,文学家和民俗学者纷纷将民间美术纳入学术视野,鲁迅、钟敬文等人的倡导,以及整个学术氛围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美术家对于民间美术的态度。美术家走向民众的实践,以及抗战时期生活境遇的改变,也潜移默化地加深了美术家对于民间美术的认识。五四之后的美术领域虽然没有形成研究民间美术的学术团体,也没有形成继承民间传统的美术阵营,而美术家关注民间美术,并将之融入艺术创作的史实,却真实地存在于诸多美术家的个人努力之中。如林风眠、庞薰琹、张光宇等人融合民间美术的探索与成就,不仅说明民间传统已经得到美术家的关注,也呈现出美术家融合民间传统进行现代美术探索的不同方式。而“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艺术诉求,是他们借鉴民间传统的内在动力。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政治宣传的现实诉求使民间美术的价值得到凸显,美术家形成了对于民间传统的自觉,展开了借鉴民间形式的大讨论。及至抗战后期,美术界对民间美术的借鉴已蔚然成风。抗战美术对民间形式的借鉴虽然不以艺术探索为初衷,但美术家利用民间形式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获得了广泛接触民间美术、深入理解民间美术甚至与民间艺人并肩创作的历史机遇。美术家对于民间美术的态度由此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改观。这一时期,美术史论的研究也将目光投向民间,将民间美术视为中国美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层面见证了民间传统的登堂入室。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向民间去”的美术思潮引导着美术家去发现长期被轻视的民间传统,而民间传统的登堂入室,又使美术家实现了“向民间去”的艺术理想。对于民间传统的自觉,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特征。

梅德顺^[7]（2016）在《引进与融合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发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中国近代出现的新式美术教育入手,就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百年对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的影响和发展做出比较研究。尤其对英属马来亚处在殖民统治时期结束前（即是1957年国家独立前）,华侨美术社团的活跃与西方美术主义的共同接触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末对马来西亚高等艺术教育制度的影响,留下三大美术教育发展的问题现状来对中华教育思想的传播进行比较研究。其一,从初期英殖民政府手工艺技艺取向的主流美术教育为统治策略,间中领先与替换了在华侨美术教育原有理念的本质,导致技艺取向与审美取向的对峙,促使马来西亚美术教育在此夹缝下的美术课程实施深感困惑与挑战;其二,是马来西亚当地华侨社会受其殖民地的国家教育政策约束与后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时营造出南来或二代画家极力融入殖民文化的潮流以及共同创造出本土南洋美术文化的努力来作出改变;其三,英殖民政府教育部师训体制对美术课程教育目标转化了艺术教育的共存与多元文化发展的目标,间接引进与交汇了马来亚伊斯兰同化教育政策和技职教育的目标。针对这三大问题的出现,本文试图透过比较研究解开与探析英殖民政府统治结束前后50年间,中国艺术教育体制的传递带给马来西亚高等美术教育实施所引起民族性被同化的深远影响,尤其在美术设计人才方面的培养,美术教育教学理念的传承,以及美术课程结构的设置,启发了马来西亚各大艺术大专院校的办学动力,进而崛起了东西方高等美术教育学制的设置和教学体系等实施状况做出一个宏观层面的比较,从其历史与社会学角度得出马来西亚高等美术教育的变迁与传承之意义。

杨卫民^[8]（2013）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汤喜燕^[9]（2012）在《媒介话语中的“时尚” ——意义的建构、消解及变迁》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以时尚杂志为代表的时尚媒介开始兴起。伴随着时尚杂志的兴起,时尚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以时尚杂志为代表的时尚媒介究竟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时尚”——时尚的意义,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为此本文采纳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的方法,并联结了柯林斯的社会冲突理论来对媒介话语中的“时尚”进行分析,通过阐述,以期勾画出媒介话语中“时尚”的意义变迁之旅。在中国,现代意义层面的时尚,可追溯至民国时期的上海。那时的媒介对于“摩登”概念的建构,形成了改革开放后媒介话语中时尚成长的文化背景之一。此外,“奇装异服”与“美”,是媒介建构时尚意义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基础概念,特别是“美”,成了中国媒介话语中时尚意义变迁的内在线索,也是与西方时尚意义存在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服饰类杂志开始兴起。这类杂志垫定了中国时尚杂志的基础。在这个时期,“时尚”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时尚”是时装或潮流的同义词,“时尚”的意义就是时装的意义；而时装不只是服装,是一种有高下优劣之分的艺术,其核心问题是美。时装的美是相对于奇装异服而彰显的,是在区分奇装异服中获得的。于是,时装的意义就是不同于奇装异服的一种现代人的美,理应是由全民共享的美。因而,相应地,“时尚”的意义也就是一种全民共享的美。进入90年代中以后,“时尚”有了独立的意涵。这个时期,媒介话语中的“时尚”成了一种有限定的美。这种限定主要限定在“时尚”的适用人群：都市、年轻、女性。随着适用人群的限定,事实上也暗含着“时尚”作为一种美的审美取向的限定,即“时尚”是一种具有都市感的、年轻的、女性意味的美。因而“摩登”是这个时期最频繁出现的时尚的代用词。随着时尚男刊的兴起,时尚适用于女性的限定首先被打破了。但如果将女性意味限定在重装饰、强调来自性别间的吸引,即“性感”的话,那么男性时尚在审美取向上,依然是与之前的女性意味是一致的。与此同时,都市感与年轻味再度得到强化。这使得时尚的意义,作为一种有限定的美,在这个阶段再度得到了强化。但与此同时,随着时尚概念的日益广泛传播,媒介话语中的时尚的意义增加了一个新的纬度——一种挑战精神。在媒介的话语中,时尚作为一种挑战精神并不是挑战一切,而是集中在对于性及两性关系的既有观念的挑战。而且,对于挑战的话语,是与维系及传承的话语并列存在的。这使得时尚的意义显得游移而不确定。这样的话语策略,使得时尚的意义内在地受到了挑战,“时尚”不仅仅是美,而是超越美。在媒介话语中,时尚的意义从其变迁的过程来看,一方面由于不同于西方的诞生背景,这使得中国媒介话语中的时尚与美的关系更为紧密,不仅是存在的合法性所在,也是内在变迁的一条线索;另一方面,在媒介的话语中,时尚的意义日益向身体聚焦,身体的呈现与反应成了时尚话语的核心指向。至此,时尚的适用领域已形成了一系列以身体为中心的同心圆,与时尚最为关切的方面即是身体本身。第三,时尚媒介在不同的资源境况会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笼统地来说,在资源缺乏时,时尚媒介会强调团结,在资源较充足时,则采取分离的策略。时尚媒介通过不断地分化与团结的策略,把自身的层级日益推高,并将编者置于组织的最高层级,时尚编辑成了时尚的最终裁决者。这样的时尚意义建构过程,使得“时尚”连同时尚媒介,日益走向了一种想象的异托邦。

宋焕刚^[10]（2007）在《刘知新化学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刘知新先生是我国着名的化学教育家,多年致力于基础化学教育研究及化学教学论学科的建设工作,从理论与实践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化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刘知新先生一生着述颇丰,从课程到教学,从宏观理论到微观实践,思想内涵丰富。笔者以刘知新先生的着述为基础,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循着历史、实践的脉络,紧扣刘知新先生化学教育理论的时代特点,从它的产生、架构、启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前言。介绍了刘知新先生化学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研究的内容与方法。第二部分,刘知新化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从传统底蕴、国际视野、实践基础三个方面,分析了刘知新先生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对世界先进理论的吸收,以及在实践中充盈。第三部分,刘知新先生化学教育思想举要。主要从化学课程与教材价值观、化学教学过程观、化学教学质量观、化学实验革新观、学科建设的构想与实践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刘知新先生的化学教育思想。第四部分,刘知新化学教育思想的启示。以刘知新教育思想为视角对现实的教育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化学教育研究的视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最后对刘知新先生的着述和生平年表进行了整理,为以后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基础。

二、本刊部分编委理事向广大读者恭贺新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刊部分编委理事向广大读者恭贺新春（论文提纲范文）

（1）《综艺》杂志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峥嵘岁月中反映伟大时代巨变的精神画卷——读1950年《人民美术》双月刊（论文提纲范文）

（3）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渤海日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6）“向民间去”的美术理想与民间传统的发现与融合（1919-1945）（论文提纲范文）

（7）引进与融合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论文提纲范文）

（9）媒介话语中的“时尚” ——意义的建构、消解及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0）刘知新化学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本刊部分编委理事向广大读者恭贺新春（论文参考文献）

• [1]《综艺》杂志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研究[D]. 胡柱娟. 河南大学, 2020(02)
• [2]峥嵘岁月中反映伟大时代巨变的精神画卷——读1950年《人民美术》双月刊[J]. 夏燕靖. 美术研究, 2019(06)
• [3]陈洪音乐教育实践研究[D]. 温跃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4]《渤海日报》研究[D]. 刘书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2)
• [5]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向民间去”的美术理想与民间传统的发现与融合（1919-1945）[D]. 毛宁. 中国美术学院, 2017(04)
• [7]引进与融合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发展比较研究[D]. 梅德顺. 南京艺术学院, 2016(02)
• [8]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D]. 杨卫民. 上海大学, 2013(05)
• [9]媒介话语中的“时尚” ——意义的建构、消解及变迁[D]. 汤喜燕. 复旦大学, 2012(03)
• [10]刘知新化学教育思想研究[D]. 宋焕刚. 山东师范大学, 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