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姣[1]（2021）在《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藏品利用在博物馆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藏品保护与研究成果的体现,是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和核心功能的途径。藏品资源丰富、文化需求高与藏品利用效率低,形成强烈反差,成为目前博物馆发挥效能的瓶颈,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是我国时代需求和历史必然。藏品利用的核心是实现藏品价值,实现的途径是具体利用方式。以国内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论述为基础,从博物馆的功能出发,藏品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这是价值的本源和基础,以及情感价值和发展价值,这二者是附延伸价值,并且笔者对具体利用方式进行逐一阐述。展出率是博物馆藏品利用最直观的体现,笔者通过随机搜集的670展览数据和数学建模手段,估算了2009-2018年各级别博物馆、各类型博物馆的展出率,显示全国平均展出率10.27%左右,且近十年展出率呈下降趋势。通过采用Lasso回归、Logistics回归、Spearman和Pearson的统计学方法,笔者结合《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公布的博物馆相关数据,得出面积、人员、经费是影响博物馆展览数量最相关的因素。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加清晰地审视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基本情况,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表现在广度、深度、频率和真实性问题四个方面,其原因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立即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消除造成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因素,本文以国际视野、科学视角和技术层面探讨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策略。笔者从藏品本体、场地方面、延伸利用方面及藏品利用保障措施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场地等情况下,为化解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在信息时代,我们应加强博物馆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本文以“智慧”理念为指导,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探讨目前智慧博物馆和AI博物馆在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并以个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图像采集、藏品修复中的设计,实现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拓展藏品利用手段、深化藏品利用领域,并不断提升“人—藏品—数据—机”互动性。新时代,博物馆应构建智慧型藏品利用模式,为大众提供智能化的藏品研究、展示、传播。但是博物馆藏品利用工作的核心是对藏品蕴含价值的挖掘与传承,这一点并不会、也不能因“智慧”而改变,我们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最终以价值传承为目的,去推动我国的藏品利用改革之路,让藏品活起来。
姜宝中[2]（2020）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建设的超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新区。国家级新区具有多元的战略目标,即承担着解决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各类系统性问题,也肩负着探索区域和城市有效发展路径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示范区和试验区,发挥了带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国家级新区发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缺乏良性互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要素培育与累积逐年减缓等问题。选择合适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索国家级新区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对破除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促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城市地域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理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国际级新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2006-2018年城市经济发展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拉大了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一步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时,实证结果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促进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非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行政等级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显着,而对中西部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非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不显着。最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量”和“质”两方面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展: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则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地区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效果,但对其“质”的升级产生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非直辖市城市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其“量”的升级作用不显着。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均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同时看到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且国家级新区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为此,需要在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以及加强国家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难题,发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王紫薇[3]（2020）在《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项建设取得显着成就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的代价。党的“十九大”把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各级政府积极推进生态环境防治工作进展的同时,凸显出我国生态环境的区域性、结构性污染问题。作为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及其调整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也会深入地影响区域环境治理以及治理效果。现有研究鲜有学者将所有制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时纳入环境污染治理的分析框架并系统地研究三者间的关系与内在联系。本文从产业结构、产权结构两个维度对环境污染治理绩效的影响展开研究:一方面,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梳理,立足环境污染治理、经济结构变迁的理论和现实,分析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机制,梳理产权结构的门槛效应机制,并对产业结构与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渠道进行系统的机理分析;另一方面,在理论机制构建和模型推导分析的基础上,设计构建了包含三个投入指标和五个产出指标的指标体系以科学精准地评价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进而,基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产权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治理的现状分析,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29个省区为研究对象,借助及全局技术Maml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门槛面板估计、面板联立方程估计等众多实证方法,定量考察了中国产业结构、所有制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基于产业结构变迁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理论机制,利用全国除西藏外的29个省级地区2000-2017年的样本数据,结合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指标测算和SEM、SLM和SDM模型计量估计,本文分别从全国样本、分地区样本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环境污染治理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水平均对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产生了显着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绩效存在积极影响且具有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东中西部的相关因素对环境污染治理也存在一定空间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不仅以单一地区为载体影响各自环境污染治理,而且存在地理与经济空间上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理论分析,本文以2000-2017年全国30个省级工业数据,分别从全国样本、分地区样本对产权所有制的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检验,并且尝试检验工业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产权结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消耗对环境污染治理均存在显着的影响效应。在不考虑门槛效应的设定中,国有经济对环境污染治理存在正向效应这与当前国有经济占比相对合理的情况相符,私营经济对污染治理的影响为正而不显着。在考虑门槛设置的研究中,国有化率与私营化率均存在单一门槛,国有化率在跨越门槛前后呈现不同效果的影响,而私营化率在门槛前后呈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的结果;在人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门槛方面,均存在单一门槛值,且在跨越门槛前后呈现显着的正作用。再次,基于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对环境治理多渠道影响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考虑空间效应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联立方程模型,分别以2000-2017年全国样本、分地区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面板广义矩估计考察了不同渠道下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产权所有制将通过经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作用于环境污染治理,其中结构效应可显着提升环境污染治理绩效,而经济规模效应则对其存在负向作用。在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将通过经济规模效应负向影响环境污染治理。综合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占比的提升在产业合理化结构效应带动下将对环境污染治理产生综合正向影响;而由于经济规模效应的负向作用存在,产业高级化综合影响为负。在空间效应方面,以产业合理化为考察指标,邻近地区所有制国有占比的提升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均对环境污染治理存在综合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与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空间影响效应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最后,在理论分析、实证结论的基础上,从优化产业政策、制定区域差异化的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以及推进企业产权结构改革两个方面,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胡伟斌[4]（2020）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村庄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问题关乎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村庄治理是农村集体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耦合下的治理,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村庄的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使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以满足农民群众高质量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农村产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变迁,不仅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而且对村庄治理改善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更是意义重大。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要内容展开研究。第一,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总体影响研究。主要通过对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剖析来考察这些影响。首先,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结构的优化,构建了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村庄治理体系。其次,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主体的强化,促进村庄代理人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再是,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机制的完善,对村庄流失的信任机制和民主机制具有较好的修复与增强作用。最后,改革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村民满意度,实现了村庄治理绩效的提高。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研究。信任作为一种非契约性互动机制,是村庄治理的关键向度。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研究发现,就制度信任而言,除县乡政府信任外,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信任、村委会信任和司法部门信任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对村党支部的信任最强,村委会的信任次之;从人际信任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近邻信任、同村人信任和外来人信任的影响也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同村人信任影响最大。第三,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研究。民主作为一种契约性互动,是村庄治理的另一关键向度。研究发现,股份合作制改革具有民主增进效应,能显着促进村庄民主化治理。从村庄层面看,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村庄或是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更强的村庄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农户层面看,发现在低年龄、低教育程度以及有跨县外出务工经历组中,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正向影响更显着。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除了直接影响外,股份合作制还通过提高农户的民主认知来促进其民主参与行为。第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公共品类型而言,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医疗、环境卫生等关乎民生的公共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村庄类型来看,改革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庄更加明显。此外,股份合作制改革还通过民主效应与信任效应来间接影响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主题为当下中国“三农”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村庄治理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主攻方向之一,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经济层面的影响,而本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改革对村庄治理影响上,将两个焦点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是本文主要贡献。其次,本文跳出了传统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探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后,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本研究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并运用基于较大样本的调研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囿于村庄样本量与数据结构等因素,本研究也存在较多不足之外。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深化与村庄治理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并根据本文研究的不足及局限进行了研究展望。
戴燕[5]（2020）在《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强调,地方立法作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规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的地方立法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顺应我国已经带来的新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要求、呼应人民群众热切关心、紧跟党中央新部署,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在1979年7月1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当中明确赋予了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在这之后,各种地方立法在我国蓬勃发展,地方立法总体量已经远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数量之上。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格局作出了改变,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扩大了享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主体范围,据大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15年3月到2017年12月底,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数量为595件,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1）如此体量和急速增长的地方立法却存在着诸多问题:追求立法数量,填补立法空白领域的面子工程,超过了对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关注;大量的重复国家立法,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有大量僵尸法规规章,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沉睡。因此,我国急需一种立法评估手段或者评估方法,解决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相对综合全面的评估工具,主要通过法经济学的方法评价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用比较立法成本和效益的方法,确定是否应当立法或者是否采取某种制度（2）。美国是建立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最早的国家,其制度设计、操作经验都相对丰富和完备。从1974年福特总统制定并发布的《通货膨胀影响声明》,到1993年克林顿签署12866号行政命令《联邦规制经济分析》,再到2011年奥巴马颁布的13563号行政命令《改善规章和规制审查》,美国已经形成了由行政立法、总统行政命令和政府部门文件等组成的系统的行政立法和政府规制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其它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等。成本效益评估具有属性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立法中去评估成本效益实质上不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当中,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策性程序,任何决策者在作出立法这样的重大决定前,都会运用多种评估手段来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利弊权衡或者是成本和收益利益评估,从程序的角度看整个美国行政立法制度体系,成本效益评估是被作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中必须遵守的正当程序;其次,成本效益评估在法理上被认为是一种实体性标准,因为在成本效益评估中要求行政机关的规制必须是效益能证明成本是正当的,换言之就是作出行政规制所形成的成本与得到的效益应当成合理的比例,效益必须要明显大于规制成本,同时成本效益评估要求为得到效益所作出的规制手段造成的负担最小化。第三,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科学化、严谨化的规制影响分析方法,其能够为立法和行政决策者提供一套以数学为基础的评估计算方法,进而能非常准确的评估出将要实施的规制耗费的成本和获取的效益,使决策者能够作出既能提升经济效率和又符合经济理性的决策;所以,成本效益评估这种方法不仅是一项必要的决策性正当程序,也是一种实体性正当标准,还是一种科学的规制影响分析工具。成本效益评估因其有着许多特有的制度化积极功能,使得近年来其地位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在美国行政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我国学者高秦伟认为:成本效益评估之所以会越来越盛,一方面是经济分析法学思潮在规制与行政法领域充分应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它适应了规制缓和的需求。随着经济学方法在法学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化和多样化,对于立法过程中的成本效益评估不仅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和收益之间的矛盾,还能够预防行政机关滥规制与不规制,有效的优化行政规制的质量。除此而外,成本效益评估的正确运用,还能有效提升行政合法性,让“民主赤字”危机所遭受的争议有所缓和。成本效益评估从诞生之日起,质疑和批判一直相伴相随。集中起来有几种声音,包括成本效益评估只能反映客观上现有的财富、资源和投入的水平、必然存在着一个大的弊端就是无涉价值和难以考虑到道德因素,无视社会价值重视个人价值,依靠市场价值比较了不可比较的和定价了不可定价的,忽视不可量化的价值,忽视了代际公平。折现率、基准线和计算方法欠缺科学方法造成成本效益的差距巨大等等。这些质疑和批评推动了成本效益评估自身的完善,在实务领域已经不断的创新和尝试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弥补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传统法哲学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和正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律会对经济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法律的效益问题就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目标,而且发展为当代法律的所追求价值之一。（1）在经济分析法学中曾经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即真正的正义、公正、自由和公共的善只能通过成本效益评估才能判断,以及确定它们在现实当中的存在状态和程度,才能在更进一步的程度上去实现它们”。（1）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在更高层次上能够实现对法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目标。随着地方立法对地方经济发展规制的更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再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经济利益需要更加公平分配和有序的协调。成本效益评估方法正是基于对立法成本和立法收益对比产生的净现值的正负,体现出立法效益的大小,从而不断增进立法收益,降低立法的成本,实现立法效益最大化。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有过一个着名的论述:“传统的法律保障人们公平分享蛋糕;当代的法律不仅要保证公平分享蛋糕,更要让人们努力把蛋糕做大。”（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研究和探索以及最后的确立都非常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任务和目的,对于我国地方在立法程序中能够科学配置和调动各种地方立法资源,突出地方立法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和科学上保障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现和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最早规定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方法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中指出,我国各地方要探索和建立对政府行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特别指出尤其对经济立法项目要适用成本效益评估方法,对其立法的过程成本和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分析,追求立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后,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实施意见》率先尝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我国的立法评估的理论和实务风起云涌,立法后评估已经被我国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加以固定,《立法法》中第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人士开始更多的认识到立法中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性,成本效益评估是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是重要方法和制度。成本效益评估是评估标准中难度最大,但也是提高目前中国立法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引入都不是全盘的照搬,必须结合所在地的国情做适度的调整,特别是在我国法律经济学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形下,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更需要精准发力,分步实施。构建我国的成本效益评估制度,比较好的模式选择是培育参与主体,建立独立的审查主体,由相对专业和独立的审查主体,制定出台我国的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指引性文件,在实施阶段强化对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政府信息收集和公开,为成本和效益的货币化提供科学的数据信息,对于暂时不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补充。成本效益评估作为一种程序、或者说是方法和标准,运用到我国地方立法中,将使得我国政府所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地方行政立法等政府行为更加科学化、客观化、理性化,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程序和标准的建立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郭书剑[6]（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侯睿婕[7]（2020）在《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政策制定需要统计支撑,另一方面,我国R&D投入产出率和经济转化率过低,创新引领发展路径不明,这两大问题对科学测算以R&D为代表的知识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随着R&D资产属性日益凸显,SNA-2008建议对R&D进行资本化处理,多个发达国家据此改革本国的R&D核算方法,为我国开展R&D资本化核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此背景下,在SNA-2008框架下探讨适合我国的R&D资本化核算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并分析其经济效应成为必然之举,亦具有深远意义。为刻画中国R&D全貌,须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首先,利用辅助指标和统计检验补全R&D支出及其构成并调整行业分类和统计口径;其次,采用总成本法和完全资本化模式进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再次,详细讨论R&D投资价格指数、R&D资产折旧率、初始R&D资本存量等参数的设定方法并采用BEA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然后,按照不同核算规则将企业、非企业部门的R&D计入GDP;最后,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R&D资本产出弹性并对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检验。R&D资本化核算引起GDP上调,但各省份上调的幅度不一,可能导致排名变化。此外,R&D资本化核算对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测算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不进行R&D资本化,R&D的产出弹性会被低估,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也会出现较大误差,反之则可以提高生产函数的拟合优度,相对准确地测算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地区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全国R&D资本存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各省份R&D资本存量基本呈增长趋势但地区差距显着,地区间差距是主要来源且有扩大趋势;空间分布从以北京为主导的单极格局转变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三足鼎立的多极格局;全国科学研究资本存量约占试验发展资本存量的1/4,各省份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存量呈增长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明显。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8-2017年期间,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9,呈逐年递增趋势,近年来在0.15-0.16之间;除中部外的其他地区均呈规模报酬递增,东部、中部R&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西部、东北R&D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开始显现;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2009-2017年期间,R&D资本产出弹性为0.27,其中,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4、0.23。总体而言,我国R&D资本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且空间关联日益显着,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是,地区间R&D资本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由于东部地区和试验发展的R&D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因此,R&D资源不断流向经济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和获益速度快的试验发展,导致地区创新能力、R&D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实现。行业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没有明显优势且对传统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尚显不足;传统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成为R&D资本存量新的增长点。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0-201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8-0.09,呈倒U型变化;高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R&D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38-0.40,呈陡峭的倒U型变化;低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3-0.10,但未能产生持续显着的驱动作用。总体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不断累积,对行业发展产生显着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不高,且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高技术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其发展依靠R&D资本驱动,同时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但其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且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低技术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虽然不断加大R&D投入以促进其转型升级,但目前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只是短期的、并不持续,说明R&D成果在转化环节还存在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补充R&D资本化核算理论与方法,多层面核算R&D资本并测算效应,有效解决基础数据缺失不可比问题,同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我国R&D统计分类指标、统一我国R&D统计核算口径、优化R&D结构及地区间配置、促进R&D成果的转移和吸收、鼓励高技术制造业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促进新技术与低技术制造业有效融合。
陶银海[8]（2019）在《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支持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能源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展新能源产业既是世界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近十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取得超常规速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财政补贴的强力支持。然而,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总体进入发展壮大阶段,政府扶植政策造成的财政负担沉重、补贴效果降低、融资力度不足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仅仅依靠政府财政补助和企业自身财力支持已经不能满足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化新能源行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确立能源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多渠道金融体系的融资作用以及与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是破解当前新能源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核心所在,亦是促进新能源产业由政府主导型融资机制向市场主导型融资机制逐渐转变的诉求所在。尽管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资本市场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本身并不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机制尚未取得很满意的成效,从而导致新能源企业普遍受制于较为严峻的融资约束问题。本文基于经典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推演并绘制出了新能源产业的产业生命周期曲线和成本曲线图,同时还基于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演进象限图,进一步推演并绘制出新能源产业的业态演进象限图。借助新能源产业的产业生命周期曲线、成本曲线图以及新能源产业的业态演进象限图,深入分析了新能源产业业态演进过程中各阶段资本嵌入以及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总结提炼出新能源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投融资特征与经营状况,从而提出了“一种可能包含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一轴两制’式资本市场支持机制”。在此之后,本文基于传统的计量分析和新近流行的空间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2009-2017年中国162个新能源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资本市场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系,以期阐释中国资本市场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效应。最终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新能源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和一般高新技术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对于资本需求的门槛更高,所需的资金数量更大,投资周期更长,投资风险极高,而且对于资本的需求贯穿于整个产业生命周期,这就导致新能源产业发展周期的各阶段资本嵌入方式和资金来源差异化明显,需要差异化的资本市场支持模式和手段来与之相匹配。然而当前我国以信贷市场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非常有限,尚未形成一套基于新能源产业生命周期和产业发展特征的,有效服务于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服务于中小高新技术初创企业的现代资本市场支持体系。第二,我国目前以信贷市场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非常不完善,基于传统的计量分析和新近流行的空间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在传统的计量模型分析和选择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系时,银行信用融资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了负向影响效应,但不显着;债券融资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但也不显着;股权融资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在传统的计量模型分析和选择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系时,银行信用融资、债券融资均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效应,且均不显着;股权融资却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第三,从全局Moran指数的计算结果来看,162个新能源上市公司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在2010-2012年以及2015年为正,而在2009年、2013年、2014年以及2016-2017年均为负,这意味着新能源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十分稳定;局部Moran指数图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大部分年限大部分新能源上市公司之间的局部空间溢出效应为0,但也有少部分年限和少部分新能源上市公司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过这种空间溢出效应有正有负。第四,在选择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且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等3种经典的空间计量模型时,银行信用融资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了负向影响效应,但不显着;债券融资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效应,且也不显着;股权融资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总的来说,基于传统计量模型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中国资本市场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预期相去甚远,中国资本市场尚未能对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和支持作用,还需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采取积极的主动的资本市场支持政策或者措施,来促进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程琳琳[9]（2018）在《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时空分异：机理与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如何更好地适应与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在此境况下,各国普遍寻求绿色低碳发展之路。虽然工业部门是碳排放的主要部门,但是农业也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推进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应运而生。它的理念在于在降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持续提高农业系统的生产效率,增强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农业碳生产率兼具“保增长”与“促减排”双重属性,应是新时期中国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中关注的核心内容。那么,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的现实水平如何,其历史演变轨迹与发展趋势如何,其空间分布结构又是如何表现的,是否存在某种变化特征与规律,导致其时空分异的机理与决定机制何在?农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是否存在外溢效应,此种外溢性又是由何种因素的空间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如果存在外溢特征,则意味着低碳农业发展中不能忽视空间地理因素可能的重要作用,而在农业结构优化与转型的背景下,需要确定什么样的政策来不断提升农业的整体碳生产率水平?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问题,将对发展低碳农业和实现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意义重大。基于此,本研究从“碳生产率”概念出发,以“机理阐释-生产率测度-时空分析-实证检验”为逻辑主线,系统性分析了“相对减排”阶段中国农业低碳化发展的主要问题。研究布局如下:第一部分为研究缘起、理论渊源与分析框架构建（第1、2、3章）,旨在介绍本研究选题的国内外背景与目的、可能的贡献、基本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本研究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户,梳理相关领域研究动态;最后,以经典理论为支撑,剖释农业碳生产率时空分异的内在机理及决定因素。第二部分,主要部分为农业碳生产率时序演变与空间格局变迁特征刻画与揭示,即在明确本研究农业碳排放核算清单内容的基础上,从“相对减排”阶段低碳农业发展题中之义出发,以合适的方法测度农业碳生产率,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其分异特征（第4、5、6章）。第三部分,从空间地理视角实证检验农业碳生产率增长的决定机制,深入分析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农业碳生产率增长情况,并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在其中可能具有的门槛结构性效应;最后基于前文得到的结论的与发现,提出政策建议（第7、8章）。通过系统研究,主要形成了得到结论:第一,19932016年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增加明显,但增速有所放缓;在各类气体中,甲烷的排放比例不断缩减,而二氧化碳的比例提高明显。同时,农业碳排放地域梯次分布特征明显,各地区碳排放总量排序为优先发展区>适度发展区>保护发展区,长江中下游>黄淮海>西南>西北>东北>华南>青藏;不同农业碳排放又存在结构差异性特征,畜牧业仍是农业第一大碳源。第二,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整体增长较快,但省际、区际间增长的非均衡性越发凸显;从收敛性来看,全国与任一地区均不存在σ收敛迹象,但全国、优先发展区、黄淮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迹象。区域分布上,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整体形成了东部沿海外围高值区、西部内陆低值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种植业碳生产率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地域分布特征,而畜牧业则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点。而在全国农业碳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西北区和华南区内部省份之间的分化是农业碳生产率非均衡化发展的根源。第三,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存在空间依赖性,但其在不断弱化,这说明尽管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存在着聚类现象,但局部区域内省份间农业碳生产率的分化更加明显,与前文相关发现较为一致。考究农业碳生产率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后发现,空间地理因素在农业碳生产率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省区农业碳生产率不仅受到本地技术进步、农业产业集聚、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种植业结构、城镇化、工业化和自然灾害的显着影响,还受到邻域国家财政支农投入、工业化、农业对外开放度和农业产业集聚的外溢作用。在这其中,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较大,且其在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碳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农业的特点、优势主导产业以及功能地位,有区别、有重点的推进农业低碳转型。第二,如何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与空间结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协调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抑或成为新时期提高农业碳生产率、解决农业结构性矛盾以及推动农业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第三,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影响农业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会因农业产业集聚度的差异而不同,应有区别地推进种植业和畜牧业的规模化与集群发展及其低碳转型。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对农业碳排放核算清单的范围界定更为全面与科学。农业碳排放核算内容的合适与科学与否,直接关乎相关问题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结合中国与世界权威机构农业碳排放核算体系,运用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大田实验数据测度中国农业碳排放,对现有研究是一个较好的补充与拓展。二是视角的创新。从农业碳生产率的角度解释农业低碳发展问题,不仅符合当前阶段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碳强度降低的约束性发展目标,也更贴合农业减排的。同时,本研究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理论,从空间地理视角分析了农业碳生产率分异的机理,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农业碳生产率的决定因素,亦是对以往研究假设空间均质做法的改进与拓展。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从空间地理视角,运用空间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了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拓展了人们对农业产业结构在农业碳生产率增长中内在作用的认识。
冯维胜[10]（2018）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研究 ——以承接方的选择评估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产生,促使世界范围性的行政改革进入高潮。各国以“大社会、小政府”为改革方向,纷纷开展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的的各项创新举措。其中的核心就是政府购买服务,即政府通过寻求与社会和市场的合作,发挥社会组织的亲民优势和市场组织的效率优势。政府购买是在经历了市场失灵的政府供给模式、政府失灵的社会供给模式以及多元合作供给模式的历史选择。供给模式的转变说明:面对多样性、差异性和易变性的公共需求,需要具有灵活的供给方式,而政府购买服务就是实现这种供给方式的有效途径。在政府职能转变内力、购买优势外力、社会推进力以及政策支持力的合力作用下,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也得到了大力推广。但由于针对政府购买评估理论的缺乏和实践的滞后,购买效果未能得到有效界定,影响了购买活动的广泛和深入开展。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主要由政府部门组织,政府集“购买者”、“监督者”和“评估者”等角色于一身,所以评估的公信力饱受质疑。评估已成为购买服务的薄弱环节,深陷“体制内评估缺乏公信力、体制外评估缺乏独立性、评估对象存在片面性、评估内容缺乏全面性、评估过程缺乏完整性”的困境。同时,还存在评估内容不全面、评估环节不健全、评估方式不丰富等问题。上述问题集中体现在:评估主体以政府为主、评估对象以承接者为主、评估方式以内部为主、评估指标以结果为主等方面。问题的成因可归结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购买评估制度不健全、评估理论和实践不成熟以及评估信息不对称等。结合发达国家政府购买服务的评估经验,以上问题可以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评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加速评估体制和机制建设等途径解决。其中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以第三方为主的评估制度。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提出基于特定的环境,既有政府职能转变的理念推动,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还有借鉴国际经验的成分。本文通过SWOT—PEST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以及平衡机制和稳定机制的分析,指出第三方评估作为必须而有效的外部制约机制,在购买体育服务中应得到推广运用,不仅能够解决“自我评价”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亦有利于推动体育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公共体育服务走向成熟的标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确立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理念之后,本研究从评估机构的组选、评估机制的运行保障、评估过程的监督完善三个方面,构建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体系。确立了第三方评估机制,就需要为其树立目标,即完成评估框架的构建。政府购买属于广义的行政行为,归属于政府绩效评估的范畴,后者大致可分为普适性的整体绩效评估、具体行业的组织绩效评估和专项绩效评估三种类型。根据上述论断,把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界定为专项绩效评估。在对美国、英国等具有代表性国家的购买服务专项评估框架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购买体育服务评估框架进行分类:一是根据评估范围确定的评估框架,包括宏观层面的综合评估,微观层面的项目评估,以及根据政府层级、行政区划、行业类别等进行的评估。二是根据购买流程确定的评估框架,通过对各个环节的评估,提高每个环节的绩效,从而提升整体绩效。三是根据利益主体确定的评估框架,包括购买者的购买绩效、承接者的生产绩效、接受者的满意度,以及对其他参与主体的评估。四是以系统论确定的整体评估框架,即对购买的全部流程进行系统化的检查。最后,提出涵盖购买主体、流程和范围,且具有政府购买特点的“三位一体”评估框架,并分别分析购买者、承接者、接受者和购买内容的评估要点。以“三位一体”中的承接者为研究对象,分别围绕选择承接组织作为评估对象的原因、意义,承接组织的定位及其演变,承接组织评估模型建立的理论依据,指标体系设计和实践检视等方面进行论述。遵循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原则,确定承接组织的选择评估的支撑理论,即以社会组织评估理论、厂商组织评估理论、供应链中的供应商选择理论、麦肯锡能力评估理论以及项目管理理论等为理论根基,这些理论成果是“AGMS”模型构建和指标体系设计的重要学理支撑。以前述理论为基础,结合静态的“金字塔原理”、“动态能力理论”、“能力生态理论”和摩尔的“战略三角”模型,依据“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综合考虑候选供应商承接公共体育服务所需具备的关键要素,根据政治——合法性、治理——规范性、管理——有效性和能力——胜任性,将承接组织的遴选划分为准入资格、组织治理、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四个维度,也就是承接组织遴选的“AGMS”评估模型。这四个方面具有层级递升的关系:准入资格着眼于组织的合法性审查,起到准入门槛的作用;组织治理用于衡量竞标组织的内部治理状况、组织运行情况及其规范程度;管理水平以组织的治理架构为基础,反映组织的运行情况,核心在于考察管理的有效性;服务能力是承接组织供给服务的最终保障,该维度将发挥择优选拔的作用。以该模型为基础,开展具体的指标研制工作:一是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借助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行业层面的规章制度,提炼承接组织的资质条件;二是基于地方实践的分析,提出承接组织选拔的现实参照;三是基于文献成果的分析,提取承接组织评估的具体指标。承接组织的选择是带有价值判断的筛选和管理活动,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坚持依法设定、客观中立、突出重点、过程与结果并重等原则。公共体育服务承接者的选择评估指标体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建立:第一步,通过相关领域的文献学习、政策文本分析、专家头脑风暴、实践经验总结相结合,初步确立指标。其次,通过两轮德尔菲法,进行指标的增减和修改,确立学理指标。第一轮筛除隶属度小于0.3,且重要性均值低于3的指标,第二轮筛除变异系数大于0.25的指标,并确定指标的重要性。最后,开展指标验证工作,把本研究设计的指标体系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招标文件中的指标体系进行比对分析,为构建合理的承接方选择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实践经验方面的支撑,并对指标体系设计的创新和局限进行总结。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1.1.1 藏品、展品、文物概念界定 |
| 1.1.2 研究范围 |
| 1.2 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必要性与机遇 |
| 1.2.1 国家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 |
| 1.2.2 博物馆的自身发展需求 |
| 1.2.3 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
| 1.2.4 信息技术的发展 |
| 1.2.5 “智慧”理念的普及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概况 |
| 1.3.2 国外研究概述 |
| 1.3.3 小结 |
| 第二章 藏品利用——藏品价值的实现 |
| 2.1 藏品价值体系 |
| 2.1.1 国内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 2.1.2 国外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 2.1.3 博物馆功能与藏品利用的价值 |
| 2.2 本体价值利用 |
| 2.2.1 陈列展览 |
| 2.2.2 科学研究 |
| 2.2.3 文物复制、仿制 |
| 2.2.4 藏品着书出版 |
| 2.2.5 藏品外借——以广东省博物馆2017 年展览为例 |
| 2.3 情感价值利用 |
| 2.3.1 社会教育活动 |
| 2.3.2 文博类电视节目 |
| 2.3.3 新媒体传播 |
| 2.4 发展价值利用 |
| 2.4.1 数字化利用 |
| 2.4.2 文创产品开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基本情况研究——以陈列展览为例 |
| 3.1 数据采集的基本情况 |
| 3.1.1 随机收集展览的基本情况 |
| 3.1.2 随机收集展览的主办博物馆基本情况 |
| 3.2 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 3.2.1 建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的数学模型 |
| 3.2.2 收集展览的展品数量的正态性检验 |
| 3.2.3 根据数学模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 3.3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相关因素的筛选建模和校正 |
| 3.4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的相关因素分析 |
| 3.4.1 相关性分析的统计学方法 |
| 3.4.2 博物馆级别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4.3 博物馆类型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4.4 展览数量与客观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分析 |
| 4.1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表现 |
| 4.1.1 广度问题 |
| 4.1.2 深度问题 |
| 4.1.3 频率问题 |
| 4.1.4 真实性问题——以《国家宝藏》节目为例 |
| 4.2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内部原因 |
| 4.2.1 藏品研究不足 |
| 4.2.2 展览场地限制 |
| 4.2.3 利用方式单一 |
| 4.2.4 利用观念狭隘 |
| 4.2.5 藏品的同质化 |
| 4.2.6 专业人才缺乏 |
| 4.3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外部原因 |
| 4.3.1 法规尚待完善 |
| 4.3.2 利用资金不足 |
| 4.3.3 缺少馆际交流 |
| 4.3.4 外界参与性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外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探索与实践 |
| 5.1 从藏品本体着手 |
| 5.1.1 Curator(策展人)制度 |
| 5.1.2 文物登录制度 |
| 5.1.3 重视科学研究 |
| 5.2 从场地方面着手 |
| 5.2.1 开放内部空间——库房 |
| 5.2.2 拓展展厅空间——高密度陈列方式 |
| 5.2.3 “藏品+”模式开发外部空间 |
| 5.3 从延伸利用着手 |
| 5.3.1 注重教育服务工作 |
| 5.3.2 藏品数字化工作 |
| 5.3.3 文创产品开发 |
| 5.4 藏品利用的保障措施 |
| 5.4.1 多渠道经费来源 |
| 5.4.2 建设志愿者队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智慧理念下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方式分析 |
| 6.1 智慧理念下的博物馆 |
| 6.1.1 智慧博物馆起源 |
| 6.1.2 技术系统 |
| 6.1.3 智慧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 |
| 6.2 人工智能时代的AI博物馆 |
| 6.2.1 人工智能概述 |
| 6.2.2 人工智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 |
| 6.2.3 目前AI在博物馆藏品利用中的应用 |
| 6.3 人工智能对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影响 |
| 6.3.1 提高藏品利用效率 |
| 6.3.2 拓展藏品利用手段 |
| 6.3.3 深化藏品利用领域 |
| 6.3.4 提升智能化互动性 |
| 6.4 人工智能给博物馆藏品利用带来的机遇分析 |
| 6.4.1 国际趋势、国家战略是关键动力 |
| 6.4.2 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是核心支撑 |
| 6.4.3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是外在推动因素 |
| 6.4.4 理论研究、学科融合是有利保证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工智能技术在藏品利用方面的个案探索 |
| 7.1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导览装置在藏品利用中的设计 |
| 7.1.1 导览对于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性 |
| 7.1.2 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中应用的必要性 |
| 7.1.3 自动导览装置的模块设计 |
| 7.1.4 自动导览装置的工作方法 |
| 7.2 一种基于VR技术的图像采集处理装置及其方法 |
| 7.2.1 技术背景 |
| 7.2.2 模块设计 |
| 7.2.3 图像存储模块的图像处理方法 |
| 7.2.4 具体工作流程 |
| 7.3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结构性破损壁画修复方法 |
| 7.3.1 研究背景 |
| 7.3.2 生成对抗网络算法的介绍 |
| 7.3.3 损失函数 |
| 7.3.4 修复壁画的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3.2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3.3 关于城市国家级新区建设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特区 |
| 2.1.2 开发区 |
| 2.1.3 城市新区 |
| 2.1.4 国家级新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域空间理论 |
| 2.2.2 城市网络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
| 2.2.4 区域创新理论 |
| 2.3 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1 国家级新区推进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2 国家级新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作用机制 |
| 2.3.3 国家级新区引导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4 国家级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效分析 |
| 3.1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 |
| 3.1.1 新区设立与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9年) |
| 3.1.2 扩大政策实验阶段(2010-2013年) |
| 3.1.3 进一步增设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3.2 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 |
| 3.2.1 营商环境显着改善 |
| 3.2.2 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
| 3.2.3 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
| 3.2.4 逐步发展成为宜居宜业新城区 |
| 3.3 国家级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体制机制创新面临严重制约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面临重大困难 |
| 3.3.3 招商引资面临巨大竞争和困难 |
| 3.3.4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逐渐减少 |
| 第4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阐释 |
| 4.1.1 基本思想 |
| 4.1.2 模型设置 |
| 4.1.3 模型使用条件 |
| 4.1.4 模型检验 |
| 4.2 假说提出 |
| 4.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4.3.3 共同趋势检验 |
| 4.4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安慰剂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4.5.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5.2.3 共同趋势检验 |
| 5.3 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安慰剂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6.3 产业结构升级“量”的检验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异质性检验 |
| 6.4 产业结构升级“质”的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相关政策建议 |
| 7.1 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 |
| 7.1.1 重点向主要城市群核心城市倾斜 |
| 7.1.2 适度照顾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
| 7.1.3 新区选址应该与原城区相互衔接 |
| 7.2 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 |
| 7.2.1 全力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
| 7.2.2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 7.2.3 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7.3 加快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 |
| 7.3.1 加快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治理能力 |
| 7.3.2 积极探索国家级新区治理新模式 |
| 7.4 积极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 |
| 7.4.1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 7.4.2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7.5 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
| 7.5.1 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空间 |
| 7.5.2 在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3 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4 在融资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条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2.2 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2.3 产权结构与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2.4 综合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产业结构与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影响机理 |
| 2.1 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空间溢出机制分析 |
| 2.1.1 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博弈分析框架 |
| 2.1.2 基于生产要素流动下的空间溢出机制 |
| 2.1.3 环境污染治理的空间溢出机制 |
| 2.2 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机制 |
| 2.2.1 产权结构门槛 |
| 2.2.2 技术水平门槛 |
| 2.2.3 人力资本门槛 |
| 2.3 产业与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渠道影响模型分析 |
| 2.3.1 基本假定与决策 |
| 2.3.2 产权结构、产业结构的多渠道影响机制 |
| 第3章 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及环境污染治理现状分析 |
| 3.1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产业结构的概况 |
| 3.1.2 产业结构优化的评价指标与测算 |
| 3.1.3 产业结构优化现状分析 |
| 3.2 我国产权结构的现状分析 |
| 3.2.1 全国层面分析 |
| 3.2.2 地区层面分析 |
| 3.3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现状分析 |
| 3.3.1 环境污染的现状 |
| 3.3.2 环境污染治理绩效的指标构建与测算 |
| 3.3.3 我国省级的环境污染治理绩效 |
| 3.4 产业结构、产权结构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比对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绩效的空间效应分析 |
|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4.1.1 空间杜宾模型的设定 |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2 统计检验与实证分析 |
| 4.2.1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2.2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 |
| 4.2.3 地区层面实证结果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研究 |
| 5.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1 门槛模型的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5.1.3 门槛回归研究方法 |
| 5.2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5.2.1 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
| 5.2.2 动态最小二乘法的面板估计结果分析 |
| 5.2.3 面板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产业结构与产权结构对环境污染治理绩效的空间多渠道影响研究 |
| 6.1 多渠道分析模型选择与设定 |
| 6.1.1 模型设定与计量处理 |
| 6.1.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6.2 全国层面的计量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2.1 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6.2.2 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6.3 地区层面的计量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3.1 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6.3.2 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优化产业政策制定区域差异化的环境污染治理政策 |
| 7.2 推进企业产权结构改革明晰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责任 |
| 7.3 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率强化环境污染治理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 |
| 1.5.1 案例研究数据 |
| 1.5.2 计量研究数据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的不足 |
|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集体经济 |
| 2.1.2 股份合作制 |
| 2.1.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 |
| 2.1.4 村庄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村股份合作制研究 |
| 2.3.2 村庄治理 |
| 2.3.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庄治理关系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分析框架 |
| 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发展 |
| 3.1 农村集体产权变革与村庄治理的历史演进 |
| 3.1.1 农业合作化时期（1951－1957）：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萌芽阶段 |
| 3.1.2 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强化阶段 |
| 3.1.3 改革开放早期（1978 至 1992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变革阶段 |
| 3.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 年至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阶段 |
| 3.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与实施 |
| 3.2.1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 |
| 3.2.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内容 |
| 3.2.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发展与问题 |
| 3.3 村庄治理视角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的改革绩效 |
| 3.3.1 改革效率评价:基于一致性同意的分析 |
| 3.3.2 村庄治理视角下的改革绩效 |
| 3.4 本章结论 |
| 4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改进: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研究 |
| 4.1 杭州市江干区基本概况及案例选择理由 |
| 4.1.1 江干区基本概况 |
| 4.1.2 案例选择理由 |
| 4.2 江干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历程 |
| 4.2.1 第一轮改革(2002-2010):实施改革、建构制度 |
| 4.2.2 第二轮改革(2011-2016):完善改革、双向探索 |
| 4.2.3 第三阶段改革(2017年至今):深化改革、股社分离 |
| 4.3 江干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社治理的影响 |
| 4.3.1 村庄(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 |
| 4.3.2 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强化 |
| 4.3.3 村庄(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 |
| 4.3.4 村庄(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
| 4.4 治理改进的一个例证: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1 农村集体资金管理的问题解析 |
| 4.4.2 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3 江干区农村集体资金竞争性存放的制度设计及绩效 |
| 4.5 本章结论 |
| 5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文献综述 |
| 5.3 理论分析框架 |
| 5.3.1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制度信任 |
| 5.3.2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人际信任 |
| 5.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探讨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
| 5.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差异 |
| 5.6.1 村庄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6.2 农户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7 进一步讨论:代理人角色增强与村庄信任增进 |
| 5.8 本章结论 |
| 6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综述 |
| 6.3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3.1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民主增进效应 |
| 6.3.2 民主认知的中介效应 |
| 6.4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4.1 数据来源 |
| 6.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讨论 |
| 6.5 实证分析 |
| 6.5.1 基准回归 |
| 6.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差异分析 |
| 6.5.3 中介效应分析 |
| 6.5.4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结论 |
| 7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文献综述:历史维度的分析 |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3.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公共品效率的影响 |
| 7.3.2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3.3 村庄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作用 |
| 7.3.4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内在机理 |
| 7.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7.4.1 数据来源 |
| 7.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3 描述性统计 |
| 7.4.4 基本模型构建 |
| 7.5 实证分析 |
| 7.5.1 基准回归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
| 7.5.4 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效应 |
| 7.6 影响差异分析 |
| 7.6.1 公共品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6.2 村庄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7 影响机制分析 |
| 7.8 本章结论 |
| 8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的实践意义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 |
| (二)规范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实证分析法 |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辨析 |
| 一、地方经济立法的含义和特征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表现形式、地位和作用 |
| 三、地方经济立法的发展历程和时代使命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理论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概念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成本效益评估的基本假定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规律 |
| 一、发展进程 |
| 二、历史规律 |
| 第四节 成本收益分析引入地方经济立法的制度功效 |
| 一、促进地方经济立法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 |
| 二、推动地方立法资源配置科学化 |
| 三、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
| 四、克服信息不对称,促进民主立法 |
| 第五节 对成本效益评估的质疑和挑战 |
| 一、忽视了对法的多维度价值的考量 |
| 二、注重功利性而忽视了道德准则 |
| 三、成本效益量化不精确 |
| 四、成本效益评估自身运作成本过高 |
| 第二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对象和标准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主体 |
| 一、我国现有的立法评估主体 |
| 二、建立多元化的成本效益评估主体 |
| 第二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对象 |
| 一、确立成本效益评估对象的依据 |
| 二、地方经济立法的适用对象 |
| 第三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标准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的一般标准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的特殊标准 |
| 第三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内容 |
| 一、立法成本的构成 |
| 二、立法收益的构成 |
| 第二节 立法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方法 |
| 一、立法成本收益的可测量性 |
| 二、立法成本的量化 |
| 三、立法收益的量化 |
| 第三节 成本和收益计算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一、成本收益量化的前提——基线 |
| 二、成本收益的时间问题——折现率 |
| 三、分配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立法效益的计算方法 |
| 一、立法成本和收益的加总计算 |
| 二、立法效益的判断标准 |
| 第五节 其他分析方法 |
| 一、成本有效性分析 |
| 二、风险分析 |
| 三、敏感性分析 |
| 第四章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程序 |
| 第一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概述 |
| 一、成本效益评估程序与立法程序的关系 |
| 二、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要素 |
| 第二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启动 |
| 一、制定评估方案 |
| 二、选择评估方法 |
| 第三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运行 |
| 一、信息收集 |
| 二、信息的整理和分析 |
| 三、成本效益评估报告 |
| 第四节 成本效益评估程序的回应 |
| 一、立法评估结果回应的含义 |
| 二、立法评估回应方式 |
| 第五章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适用的困境 |
| 一、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
| 二、缺乏合理的评估技术与量化方法 |
| 三、参与成本效益评估主体不明确 |
| 四、公众参与立法的深度不够 |
| 第二节 《立法法》的规定和顶层设计 |
| 一、《立法法》对地方立法评估的规定 |
| 二、《立法法》的顶层设计 |
| 第三节 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构想 |
| 一、我国地方经济立法评估制度的现状 |
| 二、我国成本效益评估制度的总体设想 |
| 第四节 地方经济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重要措施 |
| 一、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评价制度 |
| 二、建立我国大数据信息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译着类 |
| (三)中文论文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网络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R&D资本化核算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R&D的定义及其资产属性 |
| 一、R&D的定义及分类 |
| 二、R&D的资产属性及相关概念 |
| 三、R&D易混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R&D资本化进程及核算内容 |
| 一、R&D资本化进程 |
| 二、R&D资本化核算研究现状 |
| 三、R&D资本化核算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估算R&D资本存量的方法与现状 |
| 一、R&D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比较分析 |
| 二、R&D资本化核算之前的存量估算 |
| 三、R&D资本化核算之后的存量估算 |
| 第四节 R&D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一、R&D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二、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宏观分析视角 |
| 三、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统计核算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SNA框架下中国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
| 第一节 SNA中的资本核算理论 |
| 一、资本核算相关概念 |
| 二、资本存量核算框架 |
| 三、R&D资本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R&D资本存量估算思路 |
| 一、R&D支出及其构成 |
| 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 |
| 三、R&D资本存量估算模型 |
| 第三节 相关参数的估算方法 |
| 一、R&D投资价格指数 |
| 二、R&D资产折旧率 |
| 三、初始R&D资本存量 |
| 第四节 我国科技统计现状及数据处理思路 |
| 一、我国科技统计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现有科技统计数据 |
| 三、R&D基础数据处理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省际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省际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省际R&D支出构成的估算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分析及比较 |
| 四、R&D资本存量的地区差距及分解 |
| 第二节 我国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R&D资本化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
| 二、我国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不同活动类型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省际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二、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制造业分行业R&D支出的估算与调整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及典型行业分析 |
| 第二节 制造业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基础数据的准备与调整 |
| 二、制造业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典型行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技术领先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二、技术兴起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三、装备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资本市场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作用 |
| 1.2.2 新能源产业资本市场融资效率方面的研究 |
| 1.2.3 新能源产业发展中资本市场支持体系的构建 |
| 1.2.4 其他国家资本市场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借鉴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 |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新能源产业及资本市场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新能源的科学内涵和范围界定 |
| 2.1.2 新能源产业的概念界定 |
| 2.1.3 资本市场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
| 2.2 资本市场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资本市场理论 |
| 2.2.2 产业发展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理论 |
| 2.2.4 企业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新能源产业已经从起步阶段进入发展壮大阶段 |
| 3.1.2 风能产业基本走向成熟,前沿技术领域开发依然落后 |
| 3.1.3 太阳能产业发展态势迅猛,关键技术存在依赖性 |
| 3.1.4 核电产业发展稳中求进,发展趋向规范化和成熟化 |
| 3.1.5 智能电网投资幅度增加明显,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 |
| 3.1.6 生物质能及其他新能源产业发电水平较低,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
| 3.2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
| 3.2.1 新能源弃风弃光问题 |
| 3.2.2 新能源补贴相关问题 |
| 3.2.3 新能源核心技术缺乏问题 |
| 第四章 我国新能源产业资本市场支持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1 我国新能源产业资本市场支持现状 |
| 4.1.1 资本市场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总体支持力度不足 |
| 4.1.2 银行信贷是当前最重要融资渠道,但存在明显对象歧视 |
| 4.1.3 证券市场支持形式和力度不断增加,但准入门槛依然较高 |
| 4.1.4 风险资本对新能源项目投资热情高涨,但运行与管理尚不规范 |
| 4.1.5 民间资本支持取得一定成效,但缺乏市场选择空间 |
| 4.2 我国新能源产业资本市场支持存在问题 |
| 4.2.1 产业风险过大致使资本不敢轻易进入 |
| 4.2.2 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受阻 |
| 4.2.3 资本市场内部缺乏融资协调性 |
| 第五章 资本市场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机理研究 |
| 5.1 资本市场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因分析 |
| 5.1.1 以新能源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资本市场支持与保障 |
| 5.1.2 补贴资金吃紧敦促新能源产业寻求多元化资本支持 |
| 5.1.3 新能源产业融资特征与资本市场层次体系设计理念契合 |
| 5.1.4 资本市场为适应产业发展而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 |
| 5.2 新能源产业的业态演进过程及资本嵌入 |
| 5.2.1 新能源产业的业态演进过程 |
| 5.2.2 新能源产业发展周期的各阶段资本嵌入 |
| 5.2.3 资本嵌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 |
| 5.3 资本市场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机制建构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支持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及假设 |
| 6.2 数据及预处理 |
| 6.3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稳健性 |
| 6.3.1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阐释 |
| 6.3.2 模型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初步考察 |
| 6.4 嵌入空间计量分析后模型的稳健性考察 |
| 6.4.1 三种经典的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及被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 |
| 6.4.3 空间计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阐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挥制度创新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
| 7.2.2 坚持企业主体地位,构建与产业政策配套的资本市场长效支持机制 |
| 7.2.3 加大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和保障力度,丰富风险资本介入模式 |
| 7.2.4 重视资本市场信息技术应用与新能源结合,构建信息化支持机制 |
| 7.3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碳排放研究 |
| 1.3.2 农业生产率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碳排放 |
| 2.1.2 农业碳生产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低碳经济理论 |
| 2.2.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
| 2.3 碳生产率的特征 |
| 2.4 农业碳生产率时空分异的机理阐释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业碳排放核算清单与农业碳生产率测度 |
| 3.1 农业碳排放测算及其时空演变特征 |
| 3.1.1 农业碳排放测算清单 |
| 3.1.2 农业碳排放时序演变趋势 |
| 3.1.3 农业碳排放空间差异特征 |
| 3.2 农业碳生产率测度方法及其结果 |
| 3.2.1 单要素农业碳生产率 |
| 3.2.2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农业碳生产率 |
| 3.2.3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农业碳生产率 |
| 3.3 不同测算方法及其结果对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业碳生产率时序演变特征 |
| 4.1 农业碳生产率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1 农业碳生产率变动趋势 |
| 4.1.2 省域农业碳生产率时序演变趋势 |
| 4.2 农业碳生产率动态演进轨迹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研究结果及分析 |
| 4.3 农业碳生产率收敛性分析 |
| 4.3.1 σ收敛检验 |
| 4.3.2 绝对β收敛 |
| 4.3.3 条件β收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业碳生产率空间变迁轨迹与格局分布 |
| 5.1 农业碳生产率空间分布格局 |
| 5.1.1 农业碳生产率省域分布及其差异 |
| 5.1.2 农业碳生产率区域格局及其差异 |
| 5.1.3 种植业碳生产率地域结构及特征 |
| 5.1.4 畜牧业碳生产率地域结构及特征 |
| 5.2 农业碳生产率空间演化轨迹 |
| 5.2.1 重心模型的由来及其应用 |
| 5.2.2 空间轨迹呈现与分析 |
| 5.3 农业碳生产率区域差异分解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业碳生产率时空分异的实证分析 |
| 6.1 农业碳生产率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1 农业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
| 6.1.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 6.1.3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 农业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农业碳生产率 |
| 6.2.1 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与碳生产率关系辨识 |
| 6.2.2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探索——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是世界性的永恒话题 |
| 1.1.2 实践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政府购买活动 |
| 1.1.3 政策要求——各类政策文件也力推政府购买及其评估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 |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6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2 不同视域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及其评估 |
| 2.1 不同国家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评估 |
| 2.1.1 英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1.2 美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1.3 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1.4 德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1.5 加拿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2 不同行业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评估 |
| 2.2.1 政府购买教育公共服务 |
| 2.2.2 政府购买卫生公共服务 |
| 2.2.3 政府购买养老公共服务 |
| 2.2.4 政府购买就业公共服务 |
| 2.2.5 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 |
| 2.3 不同阶段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评估 |
| 2.3.1 起步阶段:经济效益占据评估中心 |
| 2.3.2 成熟阶段:多种效益的兼顾和平衡 |
| 2.3.3 反思阶段:整体评估转向微观评估 |
| 3 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概况与审视 |
| 3.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开展情况 |
| 3.1.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制度建设 |
| 3.1.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实践操作 |
| 3.1.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理论研究 |
| 3.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要素分析 |
| 3.2.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主体 |
| 3.2.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对象 |
| 3.2.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内容 |
| 3.2.4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过程 |
| 3.2.5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应用 |
| 3.3 制约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因素探讨 |
| 3.3.1 政府职能的转变 |
| 3.3.2 评估制度的建设 |
| 3.3.3 评估理论的研究 |
| 3.4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落地的关键 |
| 3.4.1 政府职能的充分转变是必要条件 |
| 3.4.2 评估理论和实践成熟是充分条件 |
| 3.4.3 评估相关的制度建设是具体保障 |
| 3.4.4 评估体系和流程健全是操作手段 |
| 4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构建 |
| 4.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提出 |
| 4.1.1 不同领域的第三方概念 |
| 4.1.2 评估及第三方评估理论 |
| 4.1.3 域内外第三方评估简介 |
| 4.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分析 |
| 4.2.1 为何第三方评估之——购买的特性分析 |
| 4.2.2 为何第三方评估之——SWOT-PEST分析 |
| 4.2.3 为何第三方评估之——利益相关者分析 |
| 4.2.4 为何第三方评估之——平衡稳定机制分析 |
| 4.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建立 |
| 4.3.1 评估机构的组选机制 |
| 4.3.2 评估的运行保障机制 |
| 4.3.3 评估过程的监督机制 |
| 5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框架 |
| 5.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特点 |
| 5.1.1 源于且不限于政府绩效评估 |
| 5.1.2 属于公共体育服务专项评估 |
| 5.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框架 |
| 5.2.1 根据评估范围确定的评估框架 |
| 5.2.2 根据购买流程确定的评估框架 |
| 5.2.3 根据利益主体确定的评估框架 |
| 5.2.4 根据整体原理确定的评估框架 |
| 5.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三位一体”评估框架 |
| 5.3.1 “三位一体”评估框架的提出 |
| 5.3.2 “三位一体”评估框架的内容 |
| 5.3.3 “三位一体”评估框架的意义 |
| 6 第三方视角下的承接组织选择评估 |
| 6.1 评估对象的选取 |
| 6.1.1 选择承接组织的原因 |
| 6.1.2 承接组织评估的意义 |
| 6.1.3 承接组织的定位演变 |
| 6.2 承接组织评估的理论参考 |
| 6.2.1 社会组织研究中的评估理论 |
| 6.2.2 厂商理论中的企业绩效评估 |
| 6.2.3 供应链理论中的供应商评估 |
| 6.2.4 项目管理的能力理论 |
| 6.2.5 麦肯锡能力评估网格 |
| 6.3 公共体育服务承接组织评选的AGMS模型 |
| 6.3.1 承接组织的遴选标准 |
| 6.3.2 AGMS评估模型的构建 |
| 6.3.3 四个评估维度的关系 |
| 6.4 公共体育服务承接组织评选指标设计的依据 |
| 6.4.1 承接组织的资质要求——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
| 6.4.2 承接组织的筛选条件——基于地方实践的分析 |
| 6.4.3 承接组织的评选指标——基于文献成果的分析 |
| 6.5 公共体育服务承接组织选择评估的指标确定 |
| 6.5.1 指标体系设定的基本原则 |
| 6.5.2 指标体系选择的主要流程 |
| 6.5.3 指标体系确定的具体方法 |
| 6.6 公共体育服务承接组织评选指标的具体内容 |
| 6.6.1 准入资格板块 |
| 6.6.2 组织治理板块 |
| 6.6.3 管理水平板块 |
| 6.6.4 服务能力板块 |
| 6.7 承接组织评选的两阶段模型和分级评估制度 |
| 6.8 承接组织选择评估指标的案例检视与拓展 |
| 6.8.1 WX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案例 |
| 6.8.2 CZ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案例 |
| 6.8.3 TZ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案例 |
| 6.8.4 XX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招标文件分析 |
| 6.8.5 案例发现 |
| 6.8.6 案例引申 |
| 7 研究结论、说明和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相关说明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1 表录与图录 |
| 附2 专家访谈提纲及评议表 |
| 附3 个人基本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