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瑞[1]（2021）在《中西文论比较视域中的“文学性”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文学性”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文论概念,如今已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领域的核心问题。它最早于1921年由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提出,被认为是“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性”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经历了理论建构、意义解构和话语重构的过程,并据此彰显出了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及深远的文论史意义。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性”与中国当代文论语境正式“接合”,伴随“审美论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发生,“文学性”逐渐关联起当代文艺学的知识构型与研究范式,成为一个涵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域的核心命题。将“文学性”还原为一个基础的文学理论问题,并对其关键的基本问题域做全面研究,有助于在“文化自信”语境下推进“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这一系统性工程。本论文的写作围绕着“文学性”在中西文论史中的嬗变进程而展开,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具体而言:第一章,立足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化背景,探讨“文学性”发生的历史语境、理论内涵及其文论史意义。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具有一定的文学创作实践作为基础,是对当时文论界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学派”的一种反拨。它接续了西方自古希腊至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传统。“文学性”体现为一种学科自主性的理论创构,其生成机制为“陌生化”。“文学性”助推了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同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论话语范式。第二章,对“文学性”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的发展流变展开论述。雅各布森从俄国出走,同时开启了“文学性”在西方世界的“理论旅行”。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后,“文学性”经历了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和后理论转向等一系列的话语变迁。对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展开,可以全面揭示“文学性”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也是我们立足于当下文化语境探讨文论话语建构的重要背景和理论资源。第三章,探讨的是“文学性”与中国当代文论“审美论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现代意义的“文学性”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正式“介入”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进程之中。不过,作为一个概念表述,“文学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文学性”在中国文论语境中体现出多种面向,对此进行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论的知识构型,同时揭示“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相互渗透与不断建构的理论形态。第四章,结合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当代文论状况,分析“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知识转型所发生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围绕“文学性”问题,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当代文论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范式转型,具体体现于“文学终结论”“文学性扩张”“反本质主义文艺学”与“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等一系列命题之中。本章主要聚焦于与“文学性”相关的学科反思与理论重构,分析了“文学性”的内涵变迁与外延拓展,进一步探讨“文学性”对于当代文论知识生产及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性意义。第五章,立足于“中西文论比较”的视野,对“文学性”在不同文论语境中的范式转型与文论史意义进行总结。具体而言,在西方文论语境中,“文学性”发生了三次重要的理论转向,即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后理论转向;在当代中国文论语境中,“文学性”同样具有三次重要的转型意义,即审美论转向、文化转向和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二者在言说方式、理论形态、话语体系方面有异有同,共同丰富了“文学性”与当代文论建构的关联性。与此同时,本章还深入分析了古代文论语境中与“文学性”相关的理论资源,以期推进古代文论资源接入“文学性”当中,助力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通过对“文学性”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可以发现,“文学性”在中西文论语境中,一直都处于不断的建构与发展过程当中。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学科概念,“文学性”虽源起于西方,却直接参与了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构建与知识转型。时至今日,“文学性”已突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内涵,成为未来探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我国文论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它既是一种学科话语,也是一种主体话语,既需要体现学科性,也需要体现时代性、本土性和主体性。“文学性”问题关联着文学理论学科的基本问题域,由此,立足于“文学性”问题来探讨“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楠丁[2]（2021）在《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论语境下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主体性理论是我国新时期文论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它的提出及其引发的争论乃至它的创新和发展都与我国新时期的文论语境息息相关。在一元化文论语境中,人的重新发现成为主流思潮,文论界急需一个不同于机械反映论的新思路。刘再复首倡的文学主体性理论通过对主体的个体性、精神性和能动性的强调对机械反映论进行了冲击。然而,还未独立分化的语境现状导致文学主体性理论对西方文论和传统文论的某些概念和范畴进行了不当运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使得文学主体性理论在拨正机械反映论对客体的过度强调时,又将主体作用进行了夸大。因此,文论界展开了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论争,论争的实质是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关系。在多元化文论语境中,文论形成了多元分立的态势,学者们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变化:研究视角从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关系的研究转向对其内部结构的研究;研究态度也从八十年代激烈热忱的论争性态度变为冷静审慎的学术性态度。此外,理论家还对西方文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进而拨正了文学主体性理论对一些西方文论概念和范畴的不当运用。在对话性文论语境中,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理论家们开始关注各个文论的互动和对话,特别是中西文论的互动对话。他们试图将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结合起来,从而建构符合新语境的文论结构。其中,学界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超越了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主客对立思维模式,从主体间的关系去建构的文学主体间性理论;二是超越了文学主体性理论对主体精神感性价值的过度强调,以融合了感性和理性的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新理性精神。
张琼[3]（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汪大贺[4]（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指出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曹晋彰[5]（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谭诗民[6]（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牟方磊[7]（2019）在《开放与突破——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回瞻》文中认为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密集指向以下论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历史分期、发展线索;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建构路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方法论问题;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理论基点、重要体系、重要学科、热点问题;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成绩、缺憾、最新发展;等等。围绕以上论域,学界在基本文献的审读、历史语境的还原、理论和文化影响因子的探寻等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之成绩体现为研究视野多样而灵活,具有鲜明的反思性;研究成果丰厚而扎实,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研究范式有效而多元,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但在研究的全息性体系性专门性、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的深入挖掘、还原文献的历史语境和凸显文献当下语境的融合等方面,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之建构研究还有待深化与拓展。
安博[8]（2019）在《布尔迪厄文艺社会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文艺社会学理论往往以“直线式”的思维模式将文艺活动同某一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来阐释文艺活动的发生问题。其忽略了文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联性。而布尔迪厄的文艺社会学则从“文学场”的概念出发,厘清了“文艺—社会”之间的动态结构发展与变化。“文学场”是一个客观上拥有自身运作逻辑与法则,并以生产具有符号象征价值意义的文艺作品为目标的社会小型空间。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宗旨观念,“文学场”呼吁从事文艺活动的全体行动者以自律性来确立自身的符号权力。它抵制外部社会背景中经济、政治力量对其的直接干涉。因此,从“文学场”的概念来研究布尔迪厄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意味着要对以下问题做出清晰的解答——1.从文艺生产的角度而言,“文学场”的内部结构中“文学生产”是如何发生的、一种“合法的”文艺观念是如何被“作者”创造出来并被场域内的众人所共同认可的。2.从文艺接受的角度而言,“合法的”文艺观念是如何要求在社会中的“读者”以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进行“阅读”的、这种文艺接受的内部原则与条件又是如何在社会空间中将不同读者的身份区分开的。3.从文艺的社会功能角度而言,处于“文化生产场域”空间中的文学艺术作为一种价值意义的生产与接受活动是如何完成一种符号暴力统治的、而作为“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文艺活动者,又是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并发挥自身的象征权力的。从对“文学场”概念的结构与特征、文艺生产活动、文艺接受活动,以及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分析出发,全文可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从总体的角度出发,对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核心概念以及他的文化艺术研究活动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文化艺术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且在一定程度而言,对文艺活动的研究,也促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大厦建构的完成。作为构成当代社会统治基础的象征性文化实践,正是发生在“文学场”这个独立自主空间之内的。因此这意味着,布尔迪厄的文艺社会学是以对“文学场”的分析而展开的。在分析了“文学场”的结构、特征及它作为方法论的作用后,本章还以法国文学场的生成为例,描绘了“文学场”概念对分析“文艺—社会”之间关系的应用性实践。第二章从文艺生产的内部视野出发,考察了作为一种“合法文艺观念”的文学“幻象”,是如何在文学场中被全体行动者所共同塑造的。布尔迪厄的文艺生产理论反对把作者看作是作品唯一负责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关于作品价值意义的生产是由文学场中作者集体、甚至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共同完成的。而围绕着对“合法文学观”价值意义的界定,作者之间又彼此区分,并处于一种对作品定义权的争夺状态中。正是这种对文学“幻象”既共同认可,又相互争夺的关系结构,促成了文艺生产活动在时空中的动态变化过程。最后,章节以艺术史上马奈与杜尚的艺术生产为例,揭示了艺术场内部“合法文艺观”的演变过程。第三章从文艺接受的社会视野出发,考察了一种无关功利与利害的“纯粹目光”所要求的关于读者文艺接受的社会背景条件。“文学场”内对文艺接受活动“纯粹目光”的要求,是以康德美学中“审美判断”为理论依据的。而康德美学所标榜的先验普适性,实则是通过一系列否定式的区分而达成的。“纯粹目光”的鉴赏判断,以述行语的形式,完成了对文学场中“审美趣味”与感官快适的区分。其反过来,也在文艺鉴赏方面,对读者阅读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完成了对具有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社会身份的区分。最后,章节通过分析布尔迪厄对当代法国社会中审美接受与社会阶层身份的调查,揭示了文艺接受活动在社会结构建构上的反作用力。第四章从“文艺—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布尔迪厄文艺社会学思想中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文学艺术,甚至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不仅仅是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着消极、被动的反映。事实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凭借“文学场”以及“文化生产场域”自身所创造出的“文化资本”,文化艺术活动正在以符号暴力的方式,完成着对社会不平等的象征性再生产。在这其中,与文艺接受活动密切相关的国家教育系统,以及与文化、文艺生产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群体,乃是“文化资本”发挥其社会功能的主要场所与主要实施者。因此,文化艺术活动要摆脱这种象征符号领域的统治功能,就需要作为知识分子的全体文艺活动参与者团结起来,以维持文学场独立自主的姿态,来对抗政治、经济因素对其的侵蚀。
王列生,刘厦静,李竞爽[9]（2018）在《谱系学视野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新点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延展最新命题知识形态,文艺人民本体论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以时代凸显,是以全部文艺本体论人类思想成果为学理建构知识综合前提的,因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文艺本体论问题上的当代知识形态。基于谱系学知识延展分析,这一命题的清晰价值指向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意义本源性;二是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利益主体性;三是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现实驱动地位或者驱动力要素能量;四是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最普遍同时最现实的审美价值实现。
王维玉[10]（2017）在《中西美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与英雄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随着大国崛起及民族主体意识的复兴,从中国经验或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话语似乎在诸多学者那里都达成共识。就文艺学、美学学科而言,中国经验作为起点同样是一条值得深化与细致考量的路径。那么,中国经验、经验及审美如何链接?实际上,作为范式转换意义上的中西方美学发展趋势已有症候。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艺术经验（经由形式）、美感（经由无功利特性之彰显）的形而上提升,直至被纳入哲学体系,因审美与现实的渐趋脱离,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政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及神话、宗教美学等经验及其形态回归视角的多重批判。而中国美学从王国维开始,就对西方美学的先验理性表示怀疑,而宗白华对传统审美经验与西方异质性的强调,朱光潜对审美经验之孤立绝缘缺陷的持续修补都令人印象深刻。李泽厚以积淀范畴将康德的先验经验化,其间既有实践理论,也有传统的践行观念,及至结合杜威的“经验”建立“情本体”论,更是彰显出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经验形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及巫性美学、政治美学及生活美学的兴起,尤其是王斑、骆冬青等学者将审美契入中国革命年代中现实经验,探讨情感是如何得以塑造,形象何以崇高,从精神到肉体的诸多路径,让人有很深刻的现实感、情境感与中国经验感,更是为我们的审美经验及其形态研究拓展了思路。基于上述范式转型背景,回到古希腊,“经验”本义是指一种“尝试行为”,并富含“冒险”意味。而“美”可以指一切愉悦、吸引人以及令人赞赏的事物,及“用于对说话、行为和生活等的包含肯定意义的评价”,这里的美与善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所以审美经验是指那种冒险性、尝试性且具有肯定性评价的行为及其多种形态。实践与经验在此意义基本一致。沿此界定,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经验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尝试行为,亦即一种具有创业性质的英雄行为,并呈现多种形态。因而上世纪初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很值得思考。在梁氏看来,过渡时代的混杂现实亟需或渴望英雄出现,以其勇武与智慧,走出此过渡时代,并为国民别择出“最良合宜之归属地”。以近代以来中国过渡时代发展历程观之,此过渡时代经由政治、经济、文化,至今似乎仍没有完成。在此过程中,英雄经验及其形态乃过渡时代中国经验的集中体现,中国美学的经验重构,我们可由英雄经验及其表现形态考察入手,从经验的理论重构与个案展开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就理论重构而言,既然审美经验是一种具有肯定性评价的、冒险的、尝试行为,而此肯定性评价,又包含美与善的双重含义,那么可基于经验及其形态的如何审美展开及正向价值的终极指向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故审美经验重构就包括三个问题:经验的内涵界定,形态展开及终极指向。首先,审美经验是一种具有肯定性评价的尝试行为,近代以来中国过渡时代特质及英雄实践的现实,提供了中国美学建构中经验维度重构的前提。就经验的审美展开而言,检视英雄观念变迁,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英雄观念承续了中西传统影响下的三种英雄形态:神性英雄、才性英雄与凡性英雄,此三类英雄形态既有历时性递变意味,也是一种互渗性的空间化并存。神性英雄主要在革命年代以“人的神化”为核心观念所导致的革命宣传力量,应该说对革命年代的人心激发、氛围营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到建国后大跃进尤其是文革时期领袖崇拜,却走向了极端,给社会带来极大混乱,对国人造成极大伤害。凡性英雄体现在普通民众的生存情感依托方面,传统人伦世情的坚守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仍然起着极大的作用。才性英雄则主要在知识分子和文化思考者那里体现得明显,如何在现实经验基础上,经由实践而达自由之境,值得反思。就价值指向而言,鬼神和宗教信仰的情感与想象寄托,人伦世情的家园感依偎,践行中渐达的自由,乃是当下人们生存的三种价值指向。其次就个案展开而言,新门神画在人的神化观念及现代西方写实性绘画技法等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以工农兵人物形象为主角的新门神画,其间彰显出神道设教及其情感激发、信仰催生的审美因素,对革命胜利有促进作用,建国后到达非理性的极端,对国家、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新时期以来商人与金刚为主角的门神画,则反映了拜物教的新样态,显示出从神道设教、商品拜物教到虚构形象之际对准宗教式自由的渴望。凡性英雄在贾樟柯电影中有所表现:改革初期物质匮乏但坚守道德的底层民众,改革深入时期面对体制应对出现的将传统情义与物质利益获取有效结合的时代新人,再到近年来面对社会不公等具有传统侠义传统及家园伦理观念的人物形象,显示出凡性英雄的多重面相。“千年英雄”苏东坡事件源于世纪之交法国《世界报》的选评,基于不同立场,《世界报》的文人英雄、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快乐天才及我们才性英雄的不同定位,展示出近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对英雄苏轼的不同理解,然而也许才性英雄的解读,才是基于近代以来英雄现实与传统互动的合宜阐发。总之,论文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英雄及其经验的审美演绎,对经验之冒险、尝试行为的强调,及其间审美展开及价值指向之多重形态的观照,力求做出较有新意的阐发,对中国美学经验维度进行了贴合现实的重构,旨在以中国经验尤其是英雄经验及其形态为研究视角,为中国美学的话语建构提供参照。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学性”问题的历史生成与理论内涵 |
| 一 “文学性”发生的历史语境 |
| (一)“文学性”与未来派的文学实践 |
| (二)“文学性”对社会历史派的反拨 |
| (三)“文学性”与传统理论资源的接续 |
| 二 “文学性”的理论内涵 |
| (一)“文学性”与文学学科自主性的确立 |
| (二)“文学性”的生成机制:语言的“陌生化” |
| (三)“文学性”与审美化的艺术取向 |
| 三 “文学性”问题的文论史意义 |
| (一)“文学性”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文论话语范式 |
| (二)“文学性”助推了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 |
| (三)“文学性”彰显出广义的政治性蕴涵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性”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的流变 |
| 一 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理论建构 |
| (一)语言的“结构”: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视角 |
| (二)从“作品”到“文本”:“文学性”的结构主义路径 |
| (三)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进行探讨 |
| 二 解构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意义解构 |
| (一)对文学学科“建制”的消解 |
| (二)对“文学性”边界的拓展 |
| (三)提出意义创造的批评观念 |
| 三 文化研究转向与“文学性”的话语重构 |
| (一)作为“后学科”的文化研究 |
| (二)文学研究的“向外转” |
| (三)对“文学性”的话语重构 |
| 四 后理论转向与“文学性”的审美重启 |
| (一)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
| (二)“后理论”对于“理论”的反思 |
| (三)后理论对“文学性”的言说新途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性”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转型 |
| 一 “文学性”溯源:从概念表述到理论探讨 |
| (一)作为本质特性的“文学性” |
| (二)形式主义文论的早期译介与评析 |
| (三)当代文论中的“文学性”理论话语 |
| 二 “文学性”与当代文论“接合”的动因 |
| (一)审美主义文论传统的历史接续 |
| (二)从功利化向审美化转型的现实背景 |
| (三)当代“纯文学”创作的实践探索 |
| 三 “文学性”话语与当代文论的审美化建构 |
| (一)“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 |
| (二)“文学性”与文学审美特征论的建构 |
| (三)“文学性”与文学研究方法的开掘 |
| (四)“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重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的知识生产 |
| 一 “文学性扩张”与文学理论的危机 |
| (一)大众文化兴起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
| (二)“文学性”的两种维度: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
| (三)“文学性”的第三种维度 |
| 二 “文学性”问题反思及其理论重构 |
| (一)“文学性”反思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二)当代文论中的“文学性”重构路径 |
| (三)“文学性”与文论重构的关联性 |
| 三 “文学性”与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 |
| (一)文学研究的本位立场 |
| (二)文学实践的中国经验 |
| (三)文学价值的“人学”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西文论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比较 |
| 一 当代西方文论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一)语言学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二)文化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三)后理论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二 当代中国文论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一)审美论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二)文化转向中对“文学性扩张”的讨论 |
| (三)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三 “文学性”与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接合” |
| (一)“文”在古代的言说方式与存在形态 |
| (二)古代文论中的“文辞”艺术及其审美特征 |
| (三)“文学性”与古代文论“接合”的当代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一元化文论语境下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 |
| (一)中国新时期一元化文论语境 |
| (二)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登场 |
| 1.宣扬主体“个体性” |
| 2.重视主体“精神性” |
| 3.强调主体“能动性” |
| (三)文学主体性理论引发的论争 |
| 1.“内外”之分的论争 |
| 2.主客关系的论争 |
| 3.“对象主体”的论争 |
| 小结 |
| 二、多元化文论语境下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反思 |
| (一)中国新时期多元化文论语境 |
| (二)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反思 |
| 1.对李泽厚“主体论”的简化 |
| 2.对创造主体精神功能的夸大 |
| 3.对对象主体概念阐释的误差 |
| 4.对接受主体能动价值的神化 |
| 小结 |
| 三、对话性文论语境下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发展 |
| (一)中国新时期对话性文论语境 |
| (二)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发展 |
| 1.主客关系的间性阐释 |
| 2.主体精神的理性提升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探索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 |
| 第一节 民族性问题的发生 |
|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性 |
| 二、现代中国的民族性 |
| 第二节 中国美学的民族性 |
|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化 |
| 二、文艺美学的民族性 |
| 三、中国当代美学的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美学民族性问题研究的本土语境 |
|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性重建 |
| 二、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 |
| 第二章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 |
| 第一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 |
| 一、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的选择与转化 |
| 二、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思想的吸收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延衍与阐释 |
| 四、中西美学“了然于心”的过滤与融通 |
| 第二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 |
| 一、作为民族性基础的人民性 |
| 二、作为民族性命脉的大众性 |
| 三、从人民性、大众性到民族性 |
| 第三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 |
| 一、萌芽:“经世致用”的新艺术创作论 |
| 二、发展:“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 |
| 三、升华:“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 |
| 第三章 多样统一: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 |
| 第一节 “我之为我”的民族性 |
| 一、“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 |
| 二、“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 |
| 三、“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 |
| 第二节 “平衡融洽”的民族性 |
| 一、“明道若昧”的共性 |
| 二、“不似之似”的共通感 |
| 三、“理有恒存”的大众性 |
| 第三节 “各得其所”的民族性 |
| 一、“隔与不隔”的辩证法 |
| 二、“不罔不怠”的融通化 |
| 第四章 双重维度: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特点 |
| 第一节 地域维度: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 |
| 一、从地方性到民族性 |
|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 |
| 三、城市化与同质化的危机 |
| 第二节 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易变 |
| 一、时间性与民族性 |
| 二、民族化与民族性 |
| 三、延异的民族性 |
| 第五章 王朝闻与中国美学的民族性构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 |
| 一、断裂之外的延续 |
| 二、失落民族性的再生 |
| 三、传统理论话语方式及理论生产机制的继承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进入中国 |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
| 结语 王朝闻美学的当代意义:构建美学理论的主体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 一、禁区的突破 |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 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及论文框架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创新 |
| (一)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技术路线 |
| (二)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范式”与文学理论范式 |
| 一、“范式”概念及其理论内涵 |
| 二、文学理论范式的内涵与演变 |
| 三、范式创造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核心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 |
| 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 |
| 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渊源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 |
| 第一节 为文艺正名:审美范式建立的理论前提 |
| 一、社会政治范式:理论来源、特征与局限 |
| 二、为文艺正名: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审视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理论:审美范式建立的哲学基础 |
| 一、文学是人学:早期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人学思想 |
| 二、《手稿》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基础 |
| 第三节 美学大讨论:审美范式建立的学科参照 |
| 一、20世纪中国美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和影响 |
| 二、美学讨论与文学审美主体性原则的建立 |
| 第三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二、“审美反映论”的文学观 |
| 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观 |
| 第二节 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形式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二、语言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三、符号本体论的文学审美观 |
| 第三节 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 |
| 一、超越论文学审美观的理论基础 |
| 二、审美超越与自由生存 |
| 三、审美超越与终极关怀 |
|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 |
| 第一节 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 |
| 一、审美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 |
| 二、审美和文学的审美本质 |
| 三、审美贯穿文学活动始终 |
| 第二节 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 |
| 一、文学的“格式塔质”和审美本质 |
| 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美在于内容与形式的交涉部” |
| 第三节 文学接受的审美阐释 |
| 一、文学审美接受的心理机制 |
| 二、文学审美接受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复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历史分期与发展线索 |
| (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内涵界定 |
| (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历史分期 |
| (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线索 |
| 二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建构路径与现实基础 |
| (一)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 |
| 1. 以马列文论为底基 |
| 2. 以西方文论为底基 |
| 3. 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底基 |
| 4. 以中国近现代文论为底基 |
| (二)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路径 |
| (三)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 |
| 三新时期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思维话语方式与方法论问题 |
| (一)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 |
| (二)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思维方式 |
| (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话语方式 |
| (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问题 |
| 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基点、重要体系、重要学科与热点问题 |
| (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基点 |
| (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体系 |
| (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学科 |
| (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热点问题 |
| 五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成绩、缺憾与最新进展 |
| (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成绩与缺憾 |
| (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最新进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性 |
| 第一章 布尔迪厄文艺社会学的形成基础及理论核心 |
| 第一节 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缘起 |
| 一、布尔迪厄的学术生涯 |
| 二、布尔迪尔思想的学理渊源 |
| 三、“习性”“场域”和“资本” |
| 第二节 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及其文艺实践 |
| 一、布尔迪厄的整体性社会实践理论 |
| 二、文艺活动在其理论体系中的位置 |
| 三、布尔迪厄文艺研究活动概述 |
| 第三节 “文学场”: 布尔迪厄文艺社会学的核心 |
| 一、“文学场”的结构特征 |
| 二、“文学场”对内、外部研究方法的超越 |
| 三、以现代法国文学场的诞生为例 |
| 第二章 “幻象”: 文艺生产的游戏法则 |
| 第一节 文学场中的文艺生产 |
| 一、从文艺创作到文艺生产 |
| 二、布尔迪厄关于文艺生产的观点 |
| 三、“幻象”——关于文学信念的生产 |
| 第二节 “文学场”中合法文学观的生产 |
| 一、“幻象”与合法文学观 |
| 二、作为集体信仰的合法文学观 |
| 三、合法文学观的再生产与颠覆 |
| 第三节 文艺生产的动态变化结构 |
| 一、共时性中的文艺生产结构 |
| 二、历时性下的合法文学观的演变 |
| 三、以马奈、杜尚为例的文艺生产演变 |
| 第三章 “纯粹目光”: 文艺接受的社会维度 |
| 第一节 社会空间中的文艺接受 |
| 一、从文艺鉴赏到文艺接受 |
| 二、布尔迪厄关于文艺接受的看法 |
| 三、文学场的独立与“纯粹目光”的历史生成 |
| 第二节 “纯粹目光”的话语身份述行 |
| 一、“审美判断”的成立前提 |
| 二、纯粹美学的述行语结构 |
| 三、“纯粹目光”的社会功能 |
| 第三节 审美趣味与社会区分 |
| 一、“纯粹目光”“审美共同感”与审美趣味 |
| 二、审美区分的当代社会效应 |
| 三、以法国社会趣味区分为例的文艺接受 |
| 第四章 “文化资本”: 文艺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活动 |
| 一、文艺社会学史中文艺的社会功能 |
| 二、“文化转向”下的文化研究与文艺研究 |
| 三、“文学场”的社会中介作用 |
| 第二节 “文学场”中的“文化资本” |
| 一、“资本”与“文化资本” |
| 二、“文化资本”在“文学场”中的存在形态 |
| 三、文学制度下的文学现代性 |
| 第三节 “文化资本”的功能 |
| 一、教育系统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
| 二、“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功能 |
| 三、以知识分子为例的“文化资本”再生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西方古典人本主义谱系溯源 |
| 二、中国古典民本主义谱系脉络 |
| 三、现代人性学说谱系关联 |
| 五、马克思主义“承传空间”作为命题的历史进程 |
| 六、在命题学理嵌位中理解命题建构 |
| 七、“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基本价值取向 |
| 八、余论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西美学:经验扬抑与当代回归 |
| 第一节 西方美学:经验浮沉与范式转换 |
| 一、艺术、美感与哲学:经验的形上提升 |
| 二、现代反思:经验的现实回归 |
| 第二节 中国美学:西学调试与经验坚守 |
| 一、经验坚守:西学影响及三种应对 |
| 二、实践美学:经验维度的突显 |
| 三、后现代及审美经验拓展 |
| 第二章 经验的理论重构:英雄形态与审美 |
| 第一节 审美经验的三重基点 |
| 一、基于经验的审美 |
| 二、基于中国经验的审美 |
| 三、基于中国英雄经验及形态的审美 |
| 第二节 过渡时代:英雄观念与时代情状 |
| 一、中西英雄观念及其形态流变 |
| 二、文化的发现:变局、创局与过渡时代 |
| 三、理性的反拨:现代、后现代与反现代 |
| 第三节 阶段突显:英雄形态与审美 |
| 一、神性英雄的激情与迷狂 |
| 二、凡性英雄的人情之美 |
| 三、才性英雄的超越与自由 |
| 第四节 英雄形态的价值指向:经验与终极 |
| 一、经验与先验:英雄、圣贤与宗教 |
| 二、经验的终极:三种指向 |
| 第三章 经验的个案呈现:多重形态 |
| 第一节 神性英雄:鬼神、宗教中的政治、信仰与自由 |
| 一、门神画与神性观念:传统与现代 |
| 二、战士门神画:神道设教与政治叙事 |
| 三、商人与金刚门神画:拜物中的虚拟与真实 |
| 第二节 凡性英雄:情义与欲望 |
| 一、物质缺失与底层尊严 |
| 二、体制应对与时代新人 |
| 三、精神缺失与情义传统 |
| 第三节 才性英雄:自由与境界 |
| 一、文人英雄:西方视角下的笔墨自由 |
| 二、快乐天才:现代反思下的“近情”与尊严 |
| 三、才性英雄:当下语境下的经验与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