讴歌璀璨人生的杰作

一、讴歌红门璀璨生活的佳作（论文文献综述）

高扬励^[1]（2020）在《会馆剧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会馆剧场,指会馆内专门用于戏曲演出及观赏的场所。本论文以会馆剧场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对会馆剧场的田野调查及搜集、整理与会馆剧场相关的文献材料,运用戏曲学、宗教学、建筑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会馆剧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会馆剧场是中国古代剧场的类型之一,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演剧场所,其形制、布局与当时的戏曲演出密切相关,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无疑对中国古代剧场史的建构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本论文首先对会馆及会馆剧场的基本概况进行梳理,分析会馆剧场的产生动因及发展历程;其次,对各地区会馆剧场的建筑布局、建筑形制及建筑装饰进行总结,考察会馆剧场的实际状况;再次,对室内会馆剧场及娱人小剧场的建筑实物及史料遗存予以整理分析,总结剧场之特征;最后对会馆剧场的演剧活动进行梳理,对会馆剧场的演剧类型、剧场及演剧活动的管理进行总结,探讨会馆剧场对于戏曲传播的作用。会馆剧场作为会馆的构成部分,其自身特征受会馆的直接影响。会馆剧场是会馆祭祀、联谊需求的产物,以满足会馆成员敬神、娱乐的目的而建。从时间上看,会馆剧场初兴于明代中后期,在清代发展至鼎盛,民国走向衰落。整体上看,会馆受商人、官员、移民的流动而遍布全国,因而会馆剧场也分布于全国各地。具体而言,会馆剧场主要分布于北京、工商业繁荣的城市、水陆交通要地以及人口聚集的市镇。会馆剧场继承神庙剧场的建筑形制,建筑风格多样,装饰文雅华丽。会馆剧场仿照神庙剧场而建,采用时代流行的剧场样式。会馆剧场的戏台以过路台为主,两侧设有看楼。有的会馆设有多座戏台来满足会馆繁盛演剧的需要。因会馆成员的审美及会馆所处地区建筑风格、地形的不同,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会馆剧场在建筑布局、建筑形制上形成区域特征。匾额、楹联、雕塑和彩绘是会馆剧场的主要装饰,这些装饰彰显会馆成员的经济实力,寄托他们的美好愿望,也使会馆剧场成为中国古代剧场装饰艺术的代表。室内会馆剧场和娱人小剧场是会馆剧场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剧场建筑的设计上更加考虑观众观剧的舒适性及剧场的专业性。室内会馆剧场在剧场顶部设置屋顶,将看楼设置成包厢,大厅摆放桌椅。室内会馆剧场虽与戏园相仿,但仍存差异。娱人小剧场多设在会馆较隐蔽的院落,规模较小,可容纳的观众数量有限。娱人小剧场摆脱了敬神演剧的功能,完全为娱乐而设,戏台面朝议事厅、看楼等建筑。会馆剧场的演剧活动分祭祀演剧、行业演剧和团拜演剧。演剧时间以定时为主,随时为辅。会馆剧场演剧场次繁多,对于剧场及演剧活动进行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会馆通常会设立条规,对剧场租用、演剧活动秩序、戏资收缴等方面予以规范,确保演剧活动的顺利进行。明清时期数量繁多、分布广泛的会馆剧场,是戏曲发展、传播的重要载体。会馆剧场不仅是家乡声腔向外传播的平台,亦是其他声腔展演的舞台。由此而言,会馆剧场对于中国戏曲的发展也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郭书^[2]（2019）在《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及其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微观造型艺术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创作载体微小,以精致为审美标准,以“微不失真、微不失韵”为创作要求,以“小中见大、微中见宏”为艺术特征,其常见的表现形式有微雕、微画、微型建筑与微缩景观等。相较于国外的相关研究,“微观造型艺术”在我国学术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与其相关研究零散地见诸于“微雕艺术”“鼻烟壶艺术”“内画艺术”“微缩模型艺术”等工艺美术领域。造成这一研究惯性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对于“微观造型艺术”,学界沿袭传统批评观点,始终认为其“技”大于“艺”,进而顺其自然地从技法、工艺来看,将其按照“雕刻”“绘画”“建筑”做分类探讨。第二,对于微观造型的艺术性、审美性、文化价值缺少必要的观照,致使对它的研究也就仅停留在了“技”的层面。近些年,无论在收藏市场还是文创产业、工艺品市场,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都展示出了较强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理论批评的角度考虑,都有必要打破这种将微观造型艺术作工艺技法分类的研究模式。基于此,文本以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为考察对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至今,微观造型艺术的艺术形态、文化价值与审美特征作细致研究。尝试在新时代语境下,发掘其艺术格局与当代价值,就其发展困境与对策提出有益思考。极往知来,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时期。尽管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小型器物所独有的精致之美,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刻意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加以发展。最初微观造型艺术是在大型劳动工具、器物或图像中出现的微观形状或精细装饰,更多是作为一种依附而出现。宋元时期,手工行业趋向精工细作,微观造型艺术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开始成熟。同时,微观造型艺术因其承载介质的微小,在审美感受与“隐逸文化”更加契合,也符合这一时期的审美取向,人们渴望探索更加精妙小巧的微观艺术。由此,微观造型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与艺术感染力被唤醒,它开始脱离其他大型艺术,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手工艺人也开始挑战人类“微”的极限,不同材质、不同技法、形态越来越趋微的艺术品相继出现。至明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形成了一次创作高峰,其中核雕艺术家王叔远技艺精湛,广为人知。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又一次出现了创作的高峰,不仅创作材料愈加丰富,技术上更加成熟,而且品种增多,作品数量也进一步增加,并渐渐形成了独立的、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创作群体,涌现出的名家名作更是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手工艺行业摆脱了落后的生产关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指导下,微观造型艺术得到了国家大力扶持,手工艺人社会地位提高,传承关系更加开放,艺术家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创作题材更突出时代特色。改革开放后,微观造型艺术经历了改革的短暂阵痛,随即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多种企业形态并存,国际交流增多,发展更加开放多元。进入新世纪,随着传统微观造型艺术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微观造型艺术出现了产业化、品牌化发展趋势,艺术创作更为活跃,交流、展览形式更加多样。新时代以来,国家赋予了传统手工艺崭新的内容与使命,微观造型艺术不仅满足着当下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为促进我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对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的艺术家及重要作品进行梳理是本文重要内容。自1979年开始,为保护传统工艺美术,国家开始组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评选。截止到2018年,共举办了七次,期间一共产生了531位大师,其中微观造型艺术领域诞生了20位。可以说,这20位大师是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大多师承建国初期的“老艺人”（建国初期,国家对旧中国走过来的工艺美术名家授予“老艺人”称号,为当时工艺美术领域最高荣誉）,改革开放前后又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艺术家当之无愧为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创作与推广的中流砥柱。本文以这20位中国美术大师及其传承关系为主线,同时兼顾其他艺术家及作品,就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家群体构成,重要流派及其创作风格,创作题材与作品系列以及创作材料、技法、工具做细致考察,进而对其当代风格和创作特征加以总结和概括。纵观中国工艺美术史,不同时期微观造型艺术都诞生了精美绝伦、叹为观止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工匠高超技艺的体现,更是中国文化与审美趣味的集中表达。它作为宏阔包容的中国文化象征,气韵生动的中国艺术象征,精致细腻的中国工匠精神象征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其中蕴含的“物以载道”的伦理观、“天时地气”的生态观、“材美工巧”的技术美学和“手作温度”的生命观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思想内涵。特别是近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多,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已经成为了跨文化传播交流的“文化符号”。并且,它不仅作为一种图像符号被认知,其隐含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思想也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资本,在对外交流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新世纪以降,随着科学技术介入艺术创作过程,微观造型艺术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原有手工艺作品的“原真性”被弱化,“光韵”衰竭,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现实活力”又得到增强,而这些变革都与当代生活中大众意义的增强密不可分。机械复制时代的微观造型艺术积极与当代生活融合,开始出现“大众化”“功能化”“趣味化”的创作倾向。微观造型艺术由于作品尺寸的特殊,其审美特征也大大有别于其他大型艺术。特别是,由于微观造型艺术展示性较弱,对其审美接受心理,艺术欣赏过程中审美愉悦产生的方式及原因作深入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对于微观艺术的审美接受来源于“小之美”,大型艺术使人“崇拜”,而小型艺术令人“喜爱”。面对微观造型艺术,观者不会存在压力,有时为了欣赏到微小的作品细节,会希望能够将其放在手中,仔细赏玩,而这时更多的是喜爱之情。其次,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接受和观赏者意识到创作这件作品的难度有着紧密关系。一件微观造型艺术作品其创作过程越困难、越复杂,受众对于这件作品的认同程度越高。从这一角度来说,受众对于微观造型艺术的接受不仅来自于作品本身,对于作品创作过程的理解也十分重要。再次,微观造型艺术欣赏方式是独特的,观赏者将作品置于眼睛近处,有时甚至需要借助光学放大设备的帮助,这时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作品的欣赏中,将外界环境排除在外,而这种“小视界”的审美过程也影响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感受。最后,艺术品消费的商业化驱动也促进了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接受。任何一门艺术都离不开他的欣赏群体,相较其他大型作品,微观造型艺术明显小众很多,因此拓展它的受众是十分必要的。这需要艺术界的共同努力,包括艺术家对微观造型艺术再认识,媒介对微观造型艺术再讨论,转变思想推动微观造型艺术再发展等。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微观造型艺术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境遇出发,对其受众拓展提出思考。

李燕^[3]（2017）在《萧红文学创作的童年情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萧红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童年情结,对童年生活给予关注和书写,并以儿童视角审视和反映社会生活,这贯穿着她的整个创作生涯。萧红的童年情结主要源于作者孩童时期创伤性的生活经验,这种童年情结不仅对萧红的生命历程、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而且童年成为萧红创作题材的主要来源和艺术想象生成的强大动力。论文旨在对萧红文学创作的童年情结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阐述了萧红童年情结的形成,分为三节,第一节和第二节主要讲述寂寞冷清的童年生活及作者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造成了她善良坦诚、多愁善感、任性偏执的性格特点,结合第三节论述的鲁迅创作童年主题对萧红的深刻影响,不断积淀、强化,形成了萧红心灵深处浓郁的童年情结。第二章主要讲述萧红作品童年情结中的故乡叙事,首先阐述了萧红作品反映了童年记忆中的风物人情,接着阐释萧红作品表现了对家的眷恋和解不开的乡愁;最后论述了萧红作品对家乡的双重认识,即理想中的故乡和真实的愚昧交织的故土,流露出萧红对故乡的深情眷恋和深刻反思的复杂思想感情。第三章以童年情结对萧红叙事策略的影响为中心,第一,论述了由于儿童特殊的认知和表达特点使其语言呈现出童真化的特色,即语言的稚朴自然和诗化特点;第二,论述萧红选取多维化的童年叙述视角,将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进行灵活切换,使小说故事情节和叙述手法更加生动和真实,从而产生了“复调”叙事韵味;第三,阐释了萧红作品散文化的叙事方式,即散文化的结构和个体心灵化的叙事手法。第四章阐释了萧红童年情结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对内心苦闷的慰藉,对成人世界观的批判,对理想自由生活的追求。萧红以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以童年视角、童年情怀审视和表现童年生活,反映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底层穷苦大众的生活状态,寄寓着她对假恶丑的否定和批判,真善美的讴歌和向往,这正是萧红有别于同时代其她女性作家的独特之处。

梁帅^[4]（2017）在《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文中指出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活动研究,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戏曲活动的梳理与讨论。得益于旗人在北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戏曲活动介于北京市井梨园戏曲活动与宫廷戏曲活动之间。旗人对戏曲的喜爱由来已久,早在入关之时,他们便表现出对戏曲的酷爱。顺康雍三朝是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孕育期,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诸形态,皆在此时形成。道咸时期,受到宫廷戏剧变革的深刻影响,旗人戏曲活动重心集中到北京的王公贵族府邸及市井梨园。在旗人捧角之风的影响下,清末伶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旗人沉迷戏曲的行为,引起了当朝者的诸多不满。为了阻拦旗人观剧,政府遂颁布了许多禁戏条例。这些举措虽对旗人的观剧活动带来了许多不便,但是它最终还是淹没在旗人高涨的嗜戏热潮中。晚清民国北京旗人对近现代戏曲发展的贡献集中在三点:演剧、研究、创作。演剧方面,乾隆朝的《燕兰小谱》所记白二、八达子,是第一代技艺卓群的旗籍伶人。晚清旗人登台唱曲者更多,并在清末民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票房”与“票友”是旗人对中国戏曲文化的特殊贡献,亦真实反映出旗人演剧水准的上乘。戏曲研究作为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形态的重要方面,展现了旗人对戏曲的深层认知。昭梿的《啸亭杂录》、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笔记,描绘了许多京师戏曲活动场景,反映出此期旗人戏曲关注视角的变化。旗人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肇始于清末民国的庄清逸、溥侗等人。穆儒丐、景孤血、华粹深、傅惜华、郑骞、吴晓铃等人在民国时期的戏曲研究,更是近代戏曲研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此外,北京旗籍戏曲研究者的曲艺研究也颇具特色。晚清民国北京旗人的戏曲创作收获颇丰。绵恺、顾太清等旗人的戏曲创作,标志着旗人古典戏曲创作的终结。而以载阔亭、庄清逸为代表的皮黄戏剧作家,又助力了清末民国皮黄艺术的发展。在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中,王公贵族是尤为特殊的一个群体。长期居住北京的八旗王公贵族有机会参与紫禁城内的戏曲活动,并对宫廷演剧产生实质性影响。各王公贵族府邸内的戏曲活动也十分精彩,往往家族内几代成员都表现出对戏曲的极大热情。昆弋戏在晚清北京八旗王公贵族府邸的戏曲观演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与皮黄戏早已风靡北京市井梨园全然不同。清代的“王府戏班”是戏班史上一个响亮名字,自乾隆朝允禄府上的大成班始,王府戏班延续数百年。清末奕诉、奕譞和善耆府内的戏班,不仅繁荣了当时京师剧坛,更是对近代北方昆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深远影响。为了真实呈现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演进过程,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大量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案》、《内务府来文》等档案,以及晚清民国的报刊杂志、日记等。又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加可信,笔者还进行了诸多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工作。同时,笔者也十分注重对戏曲文物、戏曲图像的探讨。

潘丹^[5]（2015）在《卓人月研究》文中指出卓人月（1606-1636）是晚明时期一位终身未遇而又不幸早夭的文学奇才。他宛若流星般地划过夜空,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华彩又瞬间陨落。其生命虽然只有三十一年的短暂光阴,但是却为中国文学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他以丰厚的着述、独特的思想、广泛的交游、高远的抱负连同他不幸的人生一同令人注目,被时人赞为“才情横溢”、“才命并同长吉”、“古今文人第一流”。这颗中国文学史上的沧海遗珠,不应被历史所遗忘。因此,出于对卓人月系统认知的需要,乃至文学史臻于完善的诉求,在卓人月着作尚无现代整理本、其生平资料还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笔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卓人月家乡杭州塘栖镇搜集到了与其相关的稀见文献,首次对卓人月的家世生平、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研究共分四章。第一章:卓人月的家世与生平。作为晚明时期一位备受关注的知名才子,卓人月拥有令人钦羡的家世。明清之际江南卓氏家族已经发展成为声名显赫的文学望族。卓人月的人格和创作深受卓氏家族独特家学风尚的濡染。然而,相对于家族背景的通达,卓人月个人的人生经历却备遭挫折。他有侍母之累,兼及两顾之伤,又有丧子之痛,更添科举之厄。家学传统的力量支撑与个人的不幸遭遇共同塑造了一位既悲情痛苦而又深情豁达的卓人月。第二章:卓人月诗歌研究。卓人月是一位重视性灵、提倡创新、反对因循守旧的诗人,他的诗学思想处处都彰显出这些特征,他反对前后七子的极端复古,亦反对竟陵派过分追求幽情单绪,对公安派虽然多有继承,但却不是人云亦云的全盘接纳。卓人月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立诗学思想的文人。他各类题材的诗歌处处体现出求新求变的真个性。比如他在明代是少数创作讽喻诗的文人,体现出卓人月极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他的咏物诗在明代题材相对驳杂的大趋势下,虽固守传统题材,但却能从中翻出新意;他的酬唱诗特别是祝寿诗一洗传统应景式的套话,转而关注寿星的精神品格,为寿星昭传。他的诗歌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无论是哀婉深情的、奇丽新颖的还是大气豪宕的,卓人月都注重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展现独特的真性情与真个性,使得其诗歌佳作迭出。第三章:卓人月词作及词学思想研究。卓人月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古今词统》的编选与评点当中。《古今词统》作为明末大型词选,在词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卓人月一统古今、豪婉并重、弃绝俚鄙、主情求真、尚趣尚奇、词曲融通、追求内涵等词学观念都可在与同时代稍早的词选——顾从敬本《类编草堂诗余》的比较中清晰可见。由于词作数量有限,卓人月的词作尚未能充分体现其词学观念,但是其词作体现出的活泼风趣、纵横慷慨、奇峭俊丽等特点亦是对其词学观的部分实践,这些特点在与徐士俊词作的对比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凸显。第四章:卓人月的戏曲观与戏曲创作。卓人月的戏曲观与戏曲创作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卓人月的文学观与人生观。其戏曲悲剧观的生发与其不幸的成长经历与人生遭遇密切相关,其喜剧《花舫缘》的创作又体现出他性情中乐观幽默与刚强的内里。卓人月在《新西厢序》中体现出的悲剧观,是他对人生的冷静思考,亦是他对晚明曲坛现状充满责任感的力挽狂澜,这些思想都在与同时代曲家金圣叹的悲剧观的比较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凸显。在喜剧创作方面,卓人月将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改编成《花舫缘》,因此在两剧的比较中,可以更加显现出卓人月的喜剧精神与提倡通俗、主情求真、重视才学的戏剧观念。

陈凤洁^[6]（2013）在《银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银杏是中国特有的孑遗树种，银杏文化是我国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通过对银杏古籍的整理以及古树资源的考察，研究银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对银杏名称、认知和银杏古树、相关古籍、历史人物等研究基础的梳理，以及从银杏栽培技术、范围和银杏利用与经济等林木资源和产业发展方面，银杏民俗、文学艺术、与儒道释之间的关系等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方面，对银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研究。银杏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银杏文化在初期以银杏产区的区域性文化的形式存在，汉代以后，尤其是唐宋之间北方银杏文化可能存在断层。宋代以后，银杏产地分布的区域性局限仍然存在，这导致银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阶段性螺旋式发展的状态。我国丰富的银杏古树资源，书籍文献，以及与银杏有关历史人物故事，显示了银杏对我国的强大影响力，是银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银杏文化研究的基础。我国人民从商周时期就开始栽植银杏，随着银杏利用的广泛发展，银杏经济逐渐兴起。宋代以来，银杏是国家和政府征收的物品之一。明清时期，政府征收的银杏数量已经很多，主要去向是户部以及光禄寺，征收方式有实物征收和货币征收两类。同时，随着银杏成为人们日常使用之物，银杏贸易也随之而起。明清时期，白果、银杏板材、银杏树以及银杏盆栽，都成为可供买卖的商品。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内，是庭院栽植的重要的经济树种。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庭院经济有突破小农经济的限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至少明清时期，政府开始征收银杏相关的税负，主要税负种类有花果树株课钞、塌房钞、钞牙钱钞以及运输中的关税。至少在清代，对关系风水庇佑的公益性质的银杏树，政府就有禁止砍伐的相关规定。当代，我国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保护古树名木。银杏文化中的文学艺术、风土民俗、以及与儒道释之间的交融和发展，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在继承这些财富的同时，发展出当代的银杏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和引导。为了更好地建设当代银杏文化，我们要传承历史上的银杏文化，发展具有时代精神的银杏文化。建设银杏文化，要坚持有场所、有古树、有故事、有号召、有受众的“五有”原则。繁荣银杏文化要依靠政府部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推动，要对银杏文化进行宣传和引导，最重要的是鼓励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

石晶^[7]（2012）在《《艺风》月刊（1933.1-1937.3）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篇论文以20世纪30年代艺风社创办的《艺风》月刊（1933.1-1937.3）为研究对象，以《艺风》月刊对推动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为主线，采用定性与定量、考据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展现《艺风》月刊的概貌，对艺风社同人和《艺风》月刊在3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探讨，在实证性文献考据、求真证伪的基础上从多维的理论视角进行阐释性的理论研究，论从史出，彰显《艺风》月刊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以及带给我们的永久启示，确定其历史地位，并引发对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的思考。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阐明《艺风》月刊研究的必要性及填补学术空白之创新性；第一部分，对《艺风》月刊创办的时代背景和创刊过程进行历史回顾；第二部分，深入剖析《艺风》月刊与众不同的办刊特色和作者群相关情况；第三部分，概述了《艺风》月刊为30年代中国民间美术和民俗学的发展搭建平台，对二者互动发展进行了探讨；第四部分，对艺风社举办的四届大型美展所产生的进步意义进行详细阐述；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民国时期美术界同人关于中国美术道路前途的认知与思辨；结语部分，为《艺风》月刊确定坐标，进一步明晰其意义与价值。

刘立鑫^[8]（2011）在《明清海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赋体文学发展的始终。同时,作为一种赋类文学题材,它又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于东汉时期。海洋内容入赋,不仅丰富了赋体文学的题材,而且反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随着人们对海洋认识和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到了明清时期,海赋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海赋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少汉魏六朝海赋的研究成果,但对明清海赋还缺乏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本论文拟以清代陈元龙编的《历代赋汇》和鸿宝斋主人编的《赋海大观》中收录的海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散见于地方志和一些赋家文集中的海赋作品,结合关于目前海赋的研究资料和有关海洋方面的基本知识,分五章依次进行论述。第一章绪论,对海赋进行界定以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综述其研究状况;同时对海赋的研究意义作出简要介绍。第二章从先秦海洋文学发展及汉魏六朝海赋创作等方面探讨明清海赋的渊源;论述明清海赋的发展状况,拟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理清其发展脉络及时代背景。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对明清海赋的题材内容进行类析,主要将其分为六类:航海贸易赋、海洋信仰赋、海洋战争赋、海洋风景赋、海洋生物赋、其它类海赋。关于航海贸易赋,论文首先从古代先民的航海造舟历史写起,对照六朝时期的航海赋,着重论述明代航海贸易赋在空间和哲学层面的开拓;关于海洋信仰赋,着重从人类对海洋的挑战、对海神的崇敬和祭祀等三个方面来阐述海神文化;海洋战争赋是明清海赋独具的特色,本节结合明清海防政策,分析倭寇入侵和反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赋作;海洋风景赋则从海洋自然风景、与海洋有关的自然景观及海洋气象等方面展开论述;海洋生物赋通过描绘海洋蕴藏的丰富物产,表达明清赋家自娱娱人、清丽婉约的审美情趣;其它类海赋则重点分析明清应制颂圣和筹海海赋。第四章结合古代海洋文化的发展历史,从明清海赋反映的明清海疆社会面貌和海洋俗文化等两个方面探讨其观照的海洋文化。前者从明清时期的海防危机、海防战争和海军建设;海洋贸易发展状况和漕粮海运的革新等三个方面来论述;后者则从海洋生活生产习俗和海洋信仰习俗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五章分析明清海赋的艺术特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体物浏亮”的铺叙手法;二是夸饰的唯美倾向;三是征实为主的创作手法。

范宏亮^[9]（2009）在《泰山风景名胜区形象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旅游业已经于1992年被世界旅游理事会正式确认为世界最大产业,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旅游地形象设计是近年来发展比较快的一个新兴领域。旅游地形象设计从形象学、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的研究基础上构建起的理论系统,旅游地形象设计对旅游地的品牌形象的建立,以及旅游地景观的设计及规划有着指导意义。对在旅游地开发中更好的保护旅游地的地域性和人文性形象,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以国际知名旅游地——泰山为例,在旅游地形象设计过程中,首次将旅游资源形象识别系统加入到旅游地形象设计中,对旅游资源的地域人文性进行分析,为旅游地形象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构建了泰山旅游地形象设计的动态形象识别和旅游地静态形象识别。开拓了旅游地形象设计理论研究的新思路。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如下：论文首先对泰山的旅游资源形象识别进行分析。文中将泰山旅游资源形象识别分为泰山自然资源识别和泰山人文资源识别,在泰山自然资源识别中分析了泰山地貌景观旅游资源、泰山地质景观旅游资源、泰山气象景观旅游资源等方面。在泰山人文资源识别中分析了泰山封禅文化、泰山宗教文化、泰山石刻文化等方面。通过这些分析,总结出泰山风景区的地域人文性,对泰山品牌形象进行定位。其次,论文进行了泰山理念形象识别的研究分析。泰山理念形象识别是泰山精神和泰山文化的体现,它指导着泰山景区的景观建筑和行为礼俗。泰山理念形象识别从泰山思维方式与美学思想和价值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泰山理念形象识别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天人合一”、“向心思维”、“君子比德”、“以大观小”四个方面。这都是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泰山古典园林艺术和建筑艺术中同样充溢着深厚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观念。泰山理念形象识别的价值观体现在“追求光明”、“国泰民安”、“发奋图强”、“博大兼容”四个方面。从泰山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两方面可以将泰山理念形象识别的核心内容和口号归纳为一句名言“登泰山、小天下”。由精神层到景观建筑层再到行为礼俗层,层层深入。这一个层面,才是泰山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同时,泰山精神又要通过景观建筑、行为礼俗层面表现出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名山文化形态。再次,论文分析了泰山动态形象识别,包括旅游地服务行为系统和旅游地节事行为系统两部分,分析了动态形象感知三角形的构成。在节事表演系统中有泰山封禅大典、东岳庙会和民间乐舞三部分组成。论文又分析了泰山静态形象识别,主要对泰山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分析。在泰山自然景观中,分析了泰山自然景观的总体特征,以及泰山自然美的辩证形态。在泰山人文景观中,分析了人文景观的总体特征以及分析了泰山建筑特点和石刻特点。最后,论文进行泰山视觉形象设计,对泰山视觉形象基础要素和应用要素进行设计,在基础要素中设计了泰山风景区标志、风景区标准字、风景区标准色、风景区象征性吉祥物；在应用要素中设计了泰山风景区导游系统、泰山风景区导视系统、泰山风景区办公系统、泰山风景区纪念品、泰山景区交通工具。并且以上视觉形象设计已经在泰山风景区应用。综上所述,旅游地形象理论的研究本身是在形象学、企业形象识别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旅游地形象设计涵盖了多个学科,以泰山为例,对旅游地形象设计的理论研究,对在旅游地开发中更好的保护旅游地的地域性和人文性形象,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增加了旅游地形象设计理论的内容,完善了旅游地形象设计理论系统。

赵醒^[10]（2006）在《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文中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举国关注文化研究的当今，尽占地利人和优势的中原之于中原文化研究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在建国以后出版、刊行了许多，狭义文化所包含的文、史、哲、民间文化和文化专题类论着在已过去的五十余年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笔者主要以《全国总书目》、《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河南人民出版社图书总目录》和其他相关书目类文献为资料来源。共对302部1949～2005年间出版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进行研究和叙录。另有330部笔者仅收集到部分信息而未能亲见的论着，收入存录部分。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有着不同形式与内容，这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着述风格与目的。既有单册专着和多册丛书，也有工具书和非正式出版物，这些论着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原文化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时代受到关注情况的变化。同时，这些论着内容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记录性的论着较研究型的论着为多，褒扬性的文字较批判性的文字为多。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不同的风格和水准，除了相对严肃、价值极高的学术着述，也有相对浅易、普及知识的随笔之作。此外，不同的论着也有着不同的着述目的，既有出于学术追求、研究兴趣者，也有旨在普及知识、促进发展者。 已收录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及相关信息也体现出了中原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从内容上看，各类相关研究论着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地域本位主义”倾向，强调本地域特色，而对与全体的联系重视不够；强调本地域优势，而对其他地域尊重不够；强调本地域目的，而对其他地域关怀不够；强调本地域“贡献”，而对文化创造的共同性认识不够。从风格上看，以功利实用为目的的论着多轻躁急切、主观人为、好大喜功、浮光掠影，但真正的学术研究要求的是沉静笃实、科学客观、点滴积渐、深入深刻；前者的大量出现与中原文化的研究并无更大积极意义，后者得不到充分关照反而会使中原文化的科学研究进程缓慢。

二、讴歌红门璀璨生活的佳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讴歌红门璀璨生活的佳作（论文提纲范文）

（1）会馆剧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及其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萧红文学创作的童年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卓人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银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艺风》月刊（1933.1-1937.3）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清海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泰山风景名胜区形象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论文提纲范文）

四、讴歌红门璀璨生活的佳作（论文参考文献）

• [1]会馆剧场研究[D]. 高扬励.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2]当代中国微观造型艺术及其审美文化研究[D]. 郭书. 吉林大学, 2019(02)
• [3]萧红文学创作的童年情结[D]. 李燕. 陕西理工大学, 2017(03)
• [4]晚清民国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研究[D]. 梁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5]卓人月研究[D]. 潘丹. 黑龙江大学, 2015(06)
• [6]银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D]. 陈凤洁.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3(04)
• [7]《艺风》月刊（1933.1-1937.3）研究[D]. 石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8]明清海赋研究[D]. 刘立鑫. 中国海洋大学, 2011(04)
• [9]泰山风景名胜区形象设计研究[D]. 范宏亮. 昆明理工大学, 2009(02)
• [10]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D]. 赵醒. 郑州大学,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