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 《二十四诗品》 “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天哪，还有比我懒的……上网找
陶渊明（365—427），东晋浔阳柴桑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对他的评价还有隐逸诗人，靖节先生。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 晋义熙二年,亦即渊明辞去彭泽令后的次年,诗人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著名诗篇.这是诗人辞旧我的别词,迎新我的颂歌.它所反映的深刻思想变化,它所表现的精湛圆熟的艺术技巧,不仅为历来研究陶渊明的学者所重视,也使广大陶诗爱好者为之倾倒.《归园田居》五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所以是如此,不仅在于五首诗分别从辞官场,聚亲朋,乐农事,访故旧,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丰富充实的隐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就其所抒发的感情而言,是以质性自然,乐在其中的情趣来贯穿这一组诗篇的.诗中虽有感情的动荡,转折,但那种欢愉,达观的明朗色彩是辉映全篇的. 有的论者很乐于称道渊明胸中的"无一点黏着",其实,"黏着"还是有的.即以渊明辞官之际写下的《归去来兮辞》而论,不也还有"奚惆怅而独悲"之句吗 就是说,他心中总还难免有一丝惆怅之感的.真正纯净的灵魂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尽管诗人一再宣称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而是在不断地滤除思想杂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澄澈的. 正如一个人不愿触及心中的隐痛那样,诗人在《归园田居》中也很不愿意提及刚刚从其中拔脱的污秽官场."误落尘网中",就很有点引咎自责的遗憾意味.而"一去三十年",是指自己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而辞去彭泽县令这宦海沉浮的十三年.然而,今天毕竟如愿以偿了,此刻的心情也就豁然,释然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其中洋溢着一种故园依旧,"吾爱吾庐"的一往深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檐后榆柳树影婆娑,浓阴匝地,习习清风平息了诗人心中的焦虑.眼前桃李花荣实繁,弄姿堂前,唤起诗人心中多少欢欣.诗人在同无知的草木交流着感情.极目远眺,炊烟融入暮霭,侧耳谛听,依稀听得犬吠鸡鸣.眼前堆案盈几的文牍案卷不见了,代之以心爱的"清琴""异书".嵇康把"人间多事,堆案盈几","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与山巨源绝交书》)视为不堪为官的理由.诗人在这里,也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地用了"尘杂"这个字眼.他告诉我们,从前苦于应对"尘网"的一切,都没有,也不会再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确有点儿"虚室"之感;但虚中有实,他重新开始了完全由自己来安排,支配的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与"三十年"相映,"樊笼"与"尘网"相映,"自然"与"性"相映,而以一"返"字点明了"魂兮归来"的乐趣.是的,官场消蚀了自己的半生,玷污了自己的"清节",而今天,苦尽甘来,诗人终于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我看这两句都应该倒过来理解:"为了罕见人事,我才来到野外,为着免于酬酢,我才住进了僻巷".须知,这不是客观的叙述,而是主观的选择啊.诗人从官场退居到"野外",从"野外"退处到"穷巷","白日掩荆扉",又冥坐室中,"对酒绝尘想".层层防范,躲避尘世唯恐不远,屏绝交游唯恐不及,屏弃俗虑唯恐不尽.诗人是不是太孤寂了,以至有些不近人情呢 不,诗人仿佛要有意消除人们这种错觉,而为我们展开了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他虽无"三径"之设,却自有同道频繁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共有一个心爱的话题. 乡间的生活是简朴甚至贫困的,清静甚至寂寞的.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人们获得了共同的语言,培育起一种朴质真挚的感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诗人不惜一身清苦,儿辈"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而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天地间的真情. 新的生活要从以躬耕洗雪身陷宦海的耻辱开始.也许是官身束缚,体质有所下降的缘故,也许是久别田园,农艺有些荒疏了吧,"草盛豆苗稀",耕耘欠佳.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自惭,自勉之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仅从时间上看,也可见诗人决心之大,用力之勤.他清除"荒秽",也是清除心中的杂念.除去了杂草,心中也就宽慰了一些,见出我还是那个"性本爱丘山"的我,还是那个乐于为农,也能够为农的我.荷锄夜归,心情傲然,举头仰望,皓月当空,诗人很像一个凯旋的士兵.辛苦是有的,但正是这辛苦的劳作使他获得了心灵的极大满足. 诗的第四首同第五首实际是一首诗的前后两个部分.诗人怀着意满志得,甚至是带点炫耀的心情造访故友.子侄与俱,笑语不断,披榛寻径,健步而前.他要同故友共忆时岁月,向他们倾诉心曲,同他们畅饮几杯……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的残破景象,听到的是故友"死没无复余"的噩耗.一向通达的诗人也不禁陷入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深沉哀伤之中. 所以,第五首写归来,"怅恨独策还",虽仍有子侄跟随,诗人却不愿多言,形同孤雁,踽踽"独"行;"崎岖历榛曲",一任小径上的灌木丛牵掣他的衣衫.诗人"怅恨"什么呢 惆怅的是人生必然的幻化,恼恨的是自己的不悟.如果早离官场,多同故友相聚些时日,不就实际上最大限度地推迟了这一悲剧的降临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从这种怅恨的心情中解脱出来的呢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也许是因为访友不得的余哀,也许是因为旅途的困顿劳乏,诗人在溪涧边坐下来小憩片刻.这溪水清澈见底,直视无碍;濯足水中,顿时,一股凉意流遍全身,也使他从纷繁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他仿佛又从悲哀的幻梦中回到了现实中来.我不是到底归来了么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人生固然短暂,我不是还有所余无多的宝贵时日 昔人固已凋零,我不是还有许多"披草共来往"的友人 从"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来看,诗人显然已经抹去了笼罩心头的不快的阴云.酒以陈为美,而"新熟酒"一词,一是说明家无余财,二也在点明诗人此刻"喝酒如狂"的迫切心情.这不禁使我想起诗人所著《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一文中那段有趣的对答: "(桓)温尝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如果我们此刻问渊明:"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想来他也定会回答我们"但不得酒中趣尔".是啊,这"酒中趣"太丰富,太玄妙了:它消除了诗人一天的疲劳;它排解了访友不得的余哀;它使诗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趣;使诗人重又乐观起来,达观起来;它也加深了诗人同邻曲的理解和感情.主客俱欢,频频举觞;暮色降临,诗人胡乱燃起荆柴,学一个"秉烛夜游".满屋烟火之气不仅不使人感到穷酸,反而平添了热烈亲切的气氛.什么人生如寄之悲,什么故旧凋零之叹,一霎时都悄悄地消融在这人生真谛的通达领悟之中了.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不也正如这旭日一般灿烂 这两句是全诗传神的点睛,是乐章的主旋律,是生活的最强音. 通观五首,官场污秽,而终获补偿的欣慰;生活贫困,却有亲朋的挚情;农事辛苦,而得心灵的满足;人生短暂,乃有人生真谛的彻悟.真个是"何陋之有" 这样,诗人就把整个隐居生活,不,整个人生的乐趣,包容到他浑涵汪洋的诗情中去了.这是一种高度的概括,也是一种深刻的揭示.正是在这种同污秽现实截然对立的意义上,《归园田居》达到了完美和谐的艺术意境,开拓出一片"浩浩落落"的精神世界. 诗人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心中也不是消弭了一切矛盾的静穆世界.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与世族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田园世界中,他终于发现了自己人格的尊严,朋友的挚情,无地位尊卑,无贫富悬殊差别的人际关系,无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人生理想.这是陶诗思想意义的集中反映,也是陶诗平实,质朴,清新,自然风格的源泉. 他描绘的是常景.茅舍草屋,榆柳桃李,南山原野,犬吠鸡鸣,这些在高贵的世族文人看来,也许是难登大雅的,诗人却发现了蕴含其中的朴质,和谐,充满自然本色情趣的真美. 他抒发的是真情.他不是以鉴赏者那种搜奇猎异,见异思迁,短暂浮泛的感情去玩赏,而是以一种乡土之思去体察,去颂赞.所以,他的感情执着,浑厚,广阔,专注.周围的一切都是他生活中无言的伴侣,启动他心灵深处的共鸣. 他阐释的是至理.他理解到的,就是他付诸实施的.他耿直,不孤介;他随和,不趋俗.他从不炫耀,也无须掩饰.辞官场不慕清高,本"性"难易也;乐躬耕为的使心"愿无违";避交游只图弃"绝尘想";悲人生,因为他留恋这短暂,充实的生活."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我写我心,仅此足矣. 他拣选的是"易"字.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枯燥的数字一经他化入诗中,就被赋予无限活泼的生命力.一般地说,计数不确是乡里人的一种习惯;特殊地说,它不也正表现出诗人辞官以后那心境的散适澹泊 "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远村隐约迷茫,而诗人久久地伫立凝望,不正见出那心理上的切近 炊烟袅袅,天宇苍茫,这同诗人大解脱之后那种宽敞的心境是多么和谐.王维也很企慕这种意境,《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诗云:"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惜乎刻意的观察终不及渊明无意中的感受,斟酌的字眼儿也有逊于渊明用字的浑朴天然.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词因景设,意随词转,暗暗传出心境的微妙变化,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足当"行云流水"之誉.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这一"招"多么传神!足不出户,隔墙一呼,而知邻曲必不见怪,招之即来.相形之下,反觉"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之为繁缛了. 他如: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之喻,何等灵动贴切. 至若"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诸句,风韵天然,如谣似谚,几与口语无异.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云:"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但真正练易字而臻于化境者,其唯渊明乎! 常景,真情,至理,易字,这就是渊明的艺术情趣,这就是渊明一生的艺术写照.又：（其一）诗的开篇说，年轻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风物。“误落尘网中”，很有些自责追悔的意味。以“尘网”比官场，见出诗人对污浊官场的鄙夷和厌恶。 “羁鸟”、“池鱼”都是失去自由的动物，陶渊明用来自喻，表明他正像鸟恋归林、鱼思故渊一样地思恋美好的大自然，回到自然，也即重获自由。那么生计如何维持呢？“开荒南野际”就可以弥补以前的过失，得以“守拙归园田”了。 接下来描述恬淡自然、清静安谧的田园风光。虽然陶渊明从小生活在庐山脚下，这里的丘山、村落原本十分熟悉，但这次是挣脱官场羁绊，从樊笼尘网中永远回到自由天地，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喜悦之情和清新之感。他后顾前瞻，远眺近观，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落、炊烟，以至深巷狗吠、桑颠鸡鸣、无不是田园实景，又无一不构成诗人胸中的真趣。 “暖暖”，远景模糊；“依依”，轻烟袅袅。在这冲淡静谧之中，加几声鸡鸣狗吠，越发点染出乡居生活的宁静幽闲。 结尾四句由写景而写心，“虚室”与“户庭”对应，既指空闲寂静的居室，又指诗人悠然常闲的心境。结尾两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应了诗的开头。这里显示的人格，即非别墅隐士，又非田野农夫。罢官归隐的士大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锄禾田间的农夫缺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所以陶渊明是真正能领略自然之趣人和哲人。 “返自然”是这首诗的中心题旨。它是诗人人生理想，也是这组田园诗的主旋律。、真正能从躬耕劳作中获得心灵安适的诗 诗篇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和感受，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活的厌恶之感。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注释： （1）出自钟嵘《诗品》 （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 （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 （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 （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2003，4，26作 陶渊明，我国文学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然而当我们陶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妙氛围中时，不禁会发出疑问——陶渊明为何会归隐田园？他的隐居生活究竟怎样？对此，历来世说纷纭，本文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一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 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遥遥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 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以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二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笔者认为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 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田园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园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内容摘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陶渊明的田园诗其实只是取材田园，貌似田园，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去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艺术特色。他在一个玄学盛行，唯美主义支配整个文坛的时代里，以崭新的思想内容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所以，对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进行讨论，定能学习领略到我们伟大田园诗人的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 .情、景、事、理的交融 2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艺术特色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一．谈田 园诗离不开陶渊明，东晋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谈陶渊明自然会想起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如果仅从他的田园诗的字面上看，诗人之超然物外和物我两忘的超凡脱俗，真有着神仙般的无限风韵。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是因为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高门钜族生活糜烂，老百姓食不果腹，衣难遮体，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之间等级森严，差别甚大。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出仕做了几年小官之后，终因不愿与腐败的官僚们周旋而宁可还乡归隐。当时的诗坛上也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在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而陶渊明却能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最终达到了同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俗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说明只有真正有所触动有所感受者才会言之有物，正因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虽取材田园，貌似田园，但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去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不至于仅仅在其文字和形式的表现上徘徊，而是真正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艺术特色。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象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自然，日常生活的诗化，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田园诗的总体艺术特 色。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1］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 ［2］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他的田园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田园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3］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中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象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 二．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创作：大都数田园诗都以“高远的理想与志趣；劳动生活内容的反映；田园贫困状况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 为主要题材,表达自身的社会思想。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代表作至今存留一百二十五首，其中九首四言诗，一百一十六首五言诗。其中《归田园居》五首、《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另有文、赋十余篇，也都成为传世之作。 田园诗是陶渊明创作的主要成就。 《归田园居》是一组清新自然的佳作，其中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生动地摹写了悠然恬静的乡居生活，表达了冲出"尘网"、"樊笼"，复归自然的喜悦心情。写闲适生活、弄饴之乐的代表作之一是《和郭主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诗中写夏日清风，书琴时弄，蔬谷自给，美酒解颐，稚子绕膝，望云怀古的田园风情。写困顿生活的代表作之一是《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诗中写陶渊明向人乞贷，主人赠与并款待他。此时陶渊明非常贫寒，无法像韩信那样回报漂洗衣服的老妇，只能死后在冥府中报答主人。在"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涯中，陶渊明还写下了对劳动的认识和感受。 《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深刻地表明力田自给符合人生之道，愿与古时隐士长沮、桀溺一样长年躬耕。 《归田园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更加细腻地写出了劳动中的切身体验。陶渊明的田园诗中还折射出一种"自然"的哲学内涵，《饮酒》诗第五首是后世广为传诵的名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反映了陶渊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悠远的心境，纯洁的秋菊，高峻的南山，自由的飞鸟等都寄托了作者安贫乐道的操守与清纯高洁的理想。王安石对此诗大加赞赏，曰："有诗人以来无此句"。此外，陶渊明还创作了一些抒写胸臆的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陶渊明在政治上一直若进若退，他曾经有过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猛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恶浊的现实使他壮志难酬，最后终于解绶归田。在他的诗作中，透露出一股亢壮之情。他以松菊、孤云自似，热情讴歌反抗强秦的荆轲，"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在《读山海经》之二中，愤世嫉俗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激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诗中讴歌了不向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同时又表达了他猛志难展的愤懑，黑暗的社会政治，使他徒有"在昔心"，却没有偿愿的"良晨"。这类诗作表现了陶渊明的另一种风格。陶渊明的文、赋和他的诗一样以质朴自然见长，《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自祭文》等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佳作。《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赋中的代表作品，作于彭泽辞官归乡之际。这是一篇与官场诀别的宣言书，感情真挚，文笔畅达。欧阳修对此文推崇备至，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五柳先生传》也是一篇奇文，全篇百余字，以"不"字贯穿始终，"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文中的五柳先生任情率真，超然世外，表达了陶渊明"自然"的人生哲学。《桃花源记》在内容上接近于小说，因此被收录于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陶渊明在文中塑造了一个没有帝王，没有战乱，自给自足，和平稳定的理想社会。文中写武陵渔人初入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风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个美轮美奂的聚落中，有儒家追寻的上古之世的淳朴，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的宁静，表达了动乱时代的广大人民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此外，陶渊明的诗文还被介绍到朝、日、法、德、英、美、俄、澳等国，由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在给中国诗人梁宗岱的信中说："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日本著名学者大矢根文次郎在《陶渊明研究》中写道："渊明文学在日本的流传，从古远的上代直到今天。不论时光如何消逝，各个时代的诗人、文人和画家们，对于他恬淡高洁的人格的憧憬，对于其诗文的无限热爱从未中断。他们把这些吸收到了的自己的作品中，化成了自己的血肉。他长期地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从其中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充分地保持了纯粹属于东方文化的特征。今后的日本文学，还会继续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三．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 .情、景、事、理的交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是至关重要的,而情又是最为重要的.离开情的景就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味"的空理.景和理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陶渊明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他的田园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2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渊明的田园诗的风格，然而他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平淡，它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它不仅仅是朴素，而且是在朴素中见绮丽。他的田园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4］，十分精辟。他的田园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5］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人读来初觉平淡，再咏则有“平中蕴奇、枯木茂秀”之感，诗人对于语言文字的提炼运用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把自己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融入到诗作之中，使人读之仿佛身临其境，在自然恬静的田园中漫步一样，给人无穷的遐想，正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如《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意言。”这是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乡村生活的写照，透过文字我们看到“面山结庐、抱膝吟歌、采菊观日、笑傲风月”的隐者形象。静谧的山林与倦飞的鸟儿与诗人问答，这时作者的心境不是用语言所能描述的。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极力向往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愿望也可表现一斑。同时也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事物的表现手法和意境的延伸是非同寻常的，寥寥数字将人对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热爱、对事物的描写、对世事的鄙视，表现得一览无余。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创立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田园诗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甚至被看成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但笔者觉得陶渊明的每一首田园诗都是他唱响的一曲心路之歌，或借物抒情，或以花讽世，或指桑骂槐……其实都是他发出的血泪呻吟，虽然那血没有流在竹简和纸上，但是他的血和泪都是在心里流淌，流出的是苦和悲，是徘徊和忧郁，是一代人无声的抗争，是一曲苍凉的悲愤之歌，是他恨世厌俗的铁骨发出的铮铮亢音。他的人格、他的志向、他的诗情在今天对于我们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注释： [1]《五柳先生传》.陶渊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版.第2页 [2]《饮酒序》.陶渊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版.第4页 [3]《溪诗话》.黄彻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版.第46页 [4]《与苏辙书》.苏轼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版.第9页 [5]《论诗绝句》.元好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版.第11页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李文初.陶渊明论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3]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见文库/link?url=Rfllb2FXfbaef_HUiSoNXdqZV5dxpKmcVMZBqqFfY48OdNXD4OJD-OJquUesbUIgpeeAn8u67i7Ijxsc5RHFK0T2F4pUT7USuHFQoOfPNXi
在 中国 古代传统文化中，一般都鄙视力役，看不起农业劳动，更不消说去发现挖掘农业生产中的诗情画意和参加劳动后的感受与体验了。魏晋 时代 的清谈之风盛行，清谈家以不染事务为高雅，远离劳动为时髦。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山水诗盛行而讴歌田园之章则大为逊色的状况。有人以“山水诗”为陶渊明定位，忽略了陶渊明自身独特的价值。朱自清先生就认为田园才是陶渊明的独创。陶渊明的“质性 自然 ”“性本爱丘山”的自然和山水，与谢灵运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渊明这里的自然，不仅是脱世的名山秀水，也不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审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审美功能在使个体精神的安宁和超脱方面对陶渊明极为重要。 转载于中国论文联盟 因而，陶渊明的田园诗，就不仅仅是诗的题材领域的拓展 问题 ，也不是放下文化人的架子与村夫野老交往的问题，它反映的恰恰是一个文化人的特质--真正的农民是不会把面朝黄土背朝天视作一种享受的。陶渊明眼中的田园不再是孔子门徒、游侠剑客、簪缨世家、清谈雅客眼里的农夫野老等下等人的生活圈子。他眼里的 农村 ，已是过滤了因战乱导致的荒芜破败、扶犁把锄的艰辛、粗茶淡饭的清苦、布衣褐服的寒酸的优美田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多美的景象啊！田园生活变成简单质朴且可实践的诗意生活。也只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建构才能使他从仕宦的肉体安适、精神窒息（“久在樊笼里”“以心为形役”）里毅然走出，投入乡野田园的劳苦艰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精神却感到愉悦的生活中（“复得返自然”，当然，这里的自然如文中所论，已是审美意义上的自然）。 三、文学之于陶渊明的意义 陶渊明活在读书和写作里。文学对陶渊明的人生而言，意义弥重。从陶渊明始，文学审美作为个体精神安宁和超脱的途径，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五柳先生传》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酣觞赋诗，以乐其志”的句子，恰当而细敏地体现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特征，也拨动了后世文人们的文学心弦。 陶渊明不愿受樊笼之苦去干谒入仕，归隐乡间田园。如果求纯、求朴、求真、求拙、融入自然和田园之中，就足以满足精神需求的话，那么对子女的 教育 就简单多了，按最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引领他们即可。但陶渊明并没有那么超然，子女的教育问题困扰着他。且看《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岁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吹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因为它的纯朴真拙并非老庄式的绝圣弃知，他的“真意”“守拙”已是经审美加工过了的。因此文学化、文字化的生活才是陶渊明的心灵鸡汤。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儿子不喜读书使陶渊明那么烦恼。因为读书写作在陶渊明那里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愚拙”，他当然也是希望他的孩子也能懂得审美的。 陶渊明的这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身上都可寻到陶渊明的影子，而苏轼则是陶渊明的崇拜者，也是以审美姿态生存的典型。苏轼甚至把自己作为审美对象，不断被贬谪的不幸遭遇，也成了笔下丰富的文学材料，而且乐于以此为题。我们从审美化的角度理解陶渊明的人生，从而对文学审美功能的理解也得到了加深，这样更便于对广大中学生进行美育和文学教育。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一语天然万古新陶诗在诗歌题材上、语言锤炼上、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继“风骚”，承“三曹”，开创了田园诗歌的先河。如《归园田居》（三）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毕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首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后诗人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于西田获早稻》劈面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故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找到了人生的新意境。他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语言上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语）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等用质朴的语言形象创新性地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二、质朴无华的语言美，豪华落尽见真淳陶诗中凡俗农事、田园风光以及那恬淡的心境，都是通过浑朴、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以少胜多的艺术概括，表现出了韵味的含蓄与隽永。如千古名句“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在采菊时那俯仰自得的情趣，初不用意，猛然见山，是偶然发现的内心喜悦。一个“见”字让意境有意想不到的趣味。《归园田居》（三）中有“带月荷锄归”一句，如果是“戴月”，就只是披星戴月的意思，没有情感意趣的灌注。而“带月”则是把人与月亮紧紧联系到一起，这样把人的形象与月景融成一个整体，以人的情趣笼罩整个诗歌的画面。一个“带”字表明人带着月行走。这样就把人的一片情意流露出来了，使诗歌的主观色彩变得浓郁。陶诗很少用夸张的手法、华丽的词藻和对仗典故，往往一切如实说来。描写的景物，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如村庄、鸡犬、豆苗、桑麻、小巷，然而这些平常的事物在诗人笔下看似平平淡淡，细细咀嚼却平淡之中见绮丽，另有一番使人赏心悦目的韵味。三、情真味永的情感美，给人亲切质朴之感陶诗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抒情都质朴无华，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题材内容贴近生活，思想感情真切深厚。陶渊明的作品多以农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以普通的乡村景物为题材，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习见日闻的事物，如草屋、鸡鸣、狗吠、小溪、春风、冬雪、松菊、飞鸟等极普通的田园景物，以及劳作、憩息、饮酒、读书、邻里往来等日常农村生活。平凡无奇的乡村景象，第一次作为重要的审美意象出现，诗人把田园作为腐败官场、污浊社会的对立面着意描写，并进行赞美。极其普通的景物，他却能体味到其中难以传达的人生真意，经过他的描写，便构成了一幅宁静的田园风光图。字里行间欢快地流淌着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之情，不必进行刻意的雕琢，不必加以过分的渲染，却把对生活的真情与美意悄悄地传达出来。农业生产劳动在诗人这里，也有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看到新苗茁壮成长，感受春风的拂面，有着星月的陪伴，诗人的内心该有多么惬意。田园那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那披星戴月之形象，让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和质朴。四、情景交融的手法，达到物我两忘境界陶渊明在诗中描写景物不求形似，也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在叙事上不讲究情节的完整与故事的曲折，只写习见之物，叙平常之事，却表达了世间之真情，人生之真切感悟。他无意于准确传神地模山范水，只是要抒写心中的一片天地。在他的笔下，巍峨的南山，野地盛开的菊花，月光下荷锄归来，依依升起的炊烟，夏日贮满清阴的堂前林，以及在诗中时常出现的青松、野草、飞鸟等都承载着诗人的主观情感，体现了诗人的个性，不仅是具体的物象而且具有理性的光芒。如《饮酒》（五）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在喧嚣的环境下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不受尘世纷争的干扰，独自漫游到野外赏景，心与南山悠然相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夕阳西下的山间岚气升起，倦鸟纷纷飞回巢穴，此情此景，在诗人心里构成一道美妙的风景，通向无限的愉悦，人生若此，夫复何求。陶渊明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说教，是其在生活中的真切体验，通过情与景烘托渲染，自然而然地道出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文字。五、田园诗艺术风格，开创前所未有时代陶渊明诗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审美方式与艺术境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之前的一些诗人已经注意了要通过自然来体会生活的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田园诗的萌芽。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目光投向平凡恬淡的田园生活。只有在陶渊明的笔下，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首次作为审美的第一视角。陶渊明把农业劳动看做是淳朴的生活方式，并歌颂其美的意趣，这种审美方式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意味独特的空间。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就定性为“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受到民歌影响，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他的“自然”哲学所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意识破坏了社会生活中的自然性，人类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中的自然性，诗歌在外观形式上的过度追求，破坏了感情的自然性。所以在他的诗中就很难找到华丽的词藻，更没有深奥的语句。陶诗中也常用对仗的句式，但比较古朴，并不刻意追求精巧。陶渊明的诗歌充满了感情，但他的感情并不是激荡而缺乏理智的，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并且与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清明、淡远的意境。这种美学境界在他的那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是开创性的。陶渊明的诗作启示人们追求现实美好生活，否定、反抗黑暗社会。平淡、自然、朴素的风格是其基本主题，针砭时弊、实现理想是其主要内容，还有“金刚怒目”之作则是他性格果敢刚强的表露，这一切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前头有很多人写过的论文可以参考书的话，有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陶渊明诗文选注》《 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等都可以参考
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等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晕死，上这找研究论文。您是写大学学位论文？还是一般论文作业？自己到学校图书馆电子资源部，或者宿舍有校园网直接进图书馆网站，找中国智网搜陶渊明啊，下个百十篇根本没问题啊。好多东西一般网络上没有的。
论陶渊明的诗歌美学风格[摘要] 陶渊明在对诗歌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和古朴的文风。首先，他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儒道美学思想在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提倡语言洒脱恬淡，诗化日常生活，用田园诗、山水诗表达诗人主体对田园山水客体的审美；再次，他崇尚“复得返自然”的心境，认为诗要有自然地基调、人要有自由的思想和人性归复的性情。这一审美原则源流于老子“和光同尘”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 诗歌 美学The theor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aesthetic style[Abstract] Tao Yuanm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etr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origin and the style of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First of all, he stressed: "qualitative nature, not the proper and complete income", this is in pf of confucianism aesthetic thoughts; Second, he argued that "the clothes stained with solicitors, but would make no violations", advocating language is calm, free and easy, including daily life, express the poet in pastoral poems and landscape poems of aesthetic subject of rural landscape object; Again, he advocated "after return to natural" state of mind, that poetry will have naturally tone, people will hav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dapt to human nature of temperament.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rigin in Lao zi "bland" aesthetic thought. [Keywords] Tao Yuanming poetry aesthetics目 录引 言1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思想源流........................................................................1（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1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1（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1（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1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1（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1（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1结 语1参考文献1谢 辞1引 言由于道家哲学观认知度的提高和大型电视剧《陶渊明》的摄制，一个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中国文人——陶渊明，逐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他在散文领域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们每当谈起陶渊明便会想起他的散文辞赋，却忽略了他的诗歌和其朴素的美学理论。晋宋以降，很多人对陶渊明诗歌做了搜集整理和考证的工作，到了近代人们逐渐从研究作品本身提升到体悟作家美学思想上来。只是研究作品本身不能完全汲取作品的养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的忽视和对作品认识上的不足。他是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哲人，在我看来陶渊明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陶渊明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古朴的诗文风格。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审美源流陶渊明具有朴素主义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形影神》中，他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对待文学和生活。可见，所谓“纵浪大化中”的目的在于思考和解释人生存在和生死等哲思问题。从而达到“不喜亦不惧”的功效。陶渊明晚年曾写一首《自祭文》，诗歌最后说：“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孰重后歌的原因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坚持诗歌的自然本色，与浮文妨要、虚谈废务的体例划清界限，不能一味地阿谀奉承、粉饰太平。陶渊明在向朝廷申诉辞官归隐的原由时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说明陶渊明确是彻底体悟到了世俗社会与自己崇尚自然地本性是不相符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社会的观念，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辞官。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作的朴素主义名篇。陶渊明在《答庞参军》中写道“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行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作者把道家隽永的哲思注输在文章的内容中，强调洒脱自然心性的重要性。“行迹滞江山”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道家朴素主义思辨观在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中的体现。（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陶渊明诗歌具有儒学审美形态，在于其年幼时外祖父给他提供了的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其阅读了大量的儒学典籍，使他具有了“猛志逸四海”、“匪道曷依，匪善奚敦”的志趣。陶渊明熟谙儒学，其诗歌中引用论语经典就达37处之多。陶渊明关于审美形态下的品德准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咏贫士》中：“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任义生，夕死复何求。”在这里陶渊明本着“与仁义生”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安贫与求富在他心中的考量。人生过分追求富贵，则不能符合“与仁义生”的精神准则。作诗仅仅满足于对世俗的歌颂、阿谀奉承，则不能完全体现诗歌的审美效果。诗歌要有真性情、人要有不阿谀的品行，这就是陶渊明主张的诗歌与人性共同的本质特点。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关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所体现的风格，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创作的田园诗中，作者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这里，陶渊明本着语言洒脱，诗话生活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在审美上诗人主体和田园山水客体的关系。诗歌如果过分追求华美，则不能体现诗歌自然的情趣和风格，只有抓住客体意象的本质，才能达到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纯真的性情是陶诗之体、自然的语言是陶诗之用。钟嵘《诗品》曾叙述说诗歌的最高造诣，应该是“使味之者无极”，唯有陶渊明诗歌是这样的。对陶渊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对诗歌风格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其一，诗歌语言要洒脱恬淡。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是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余天，因“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挂印归乡时所作的。“虚室有闲”，意谓着语言洒脱恬淡，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心性，不粉饰、不浮夸，传达出作者对文学语言朴素的见解和要求。陶渊明以平实的生活写诗，诗话人生，从写庭院景色转笔写情，在虚静的居室中悠闲地生活，令人感慨万千。而过分追求社会名利的人，则被陶渊明讥之为乡里小儿，足见陶渊明对官利社会的厌恶，对民风不古的痛彻。而社会粉饰阿谀的文风又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借助于诗文，表达出对诗歌语言的内在心愿。陶渊明语言平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其他的诗作中。在《拟古》中写道：“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春天到了，燕子翩翩飞回我的草庐，自从分别之后，门庭日渐荒芜。陶渊明在诗歌中描写的大多是生活中日常之物，所用意象如燕子、草庐、门庭等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平淡中见绮丽，因此其诗作长久的被人提及，而那些只注重形式的作品则被人们所鄙弃。其二，诗歌意象要准确得体。陶渊明的诗歌笔调宽旷，感情冷峻沉痛，同时包含了一颗爱国思民之心，大为后世推崇。陶渊明诗歌构思别致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诗歌所引用的意象精致深刻。他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的手法，引用大量的比拟意象，如《诗经》中的《魏风·硕鼠》和《楚辞》中的《橘颂》就是用比体来写实的作品。陶渊明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楚辞》大量引用意象，运用比兴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鸟”这一意象，以归鸟喻自己回归田园。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四）的首句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用比喻的手法，暗喻自己从尘网回归到自然之乐，表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歌颂。陶渊明以孤鸟自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从尘世解脱之乐，比直接叙述更加令人深思，意蕴绵长。他在《归鸟》四言诗中，也舒发了相似的情感，如“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同样抒发了作者倦而知返的情怀。这种借鸟之归栖来比喻世俗社会黑暗的诗句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少见，如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强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又如《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在引用“鸟”这一意象的同时，还采用强烈的对照手法，来强化所引用意向的效果。“酒”这一意象在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出现。大致在魏晋之前，社会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导和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天”的支配作用。这是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绝对权威，但在东汉之后，遭到广泛质疑。于是个性解放由此产生，在文学层面，也就有了关于“以人为本”的主题。但旧的困境无法瞬间摆脱，新的背谬和问题又相继提出，因此诗人们不断发出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这是有限人生对无限存在的回应与感慨。在社会“大化”变迁之中，诗人无以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地，因而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于是他们独钟于玄学，倾心于饮酒。在陶渊明作《饮酒二十首》（其五）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位微醺的，飘然如神仙的诗人在自己的庭院里采摘菊花，偶尔抬头远望，恰好与庐山相会，陶渊明所述的“悠然”不仅属于山，更属于人。陶渊明把日常生活琐事、平实意象，都写入诗歌当中，而又显得质朴率真，这是陶渊明诗歌的高妙之处，他借意象清晰地表达出不流于世俗的高尚精神。（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东晋以来，文人墨客喜欢用玄理写诗，然而大多诗作哲理浅陋、平乏无味，被后世之人大为鄙弃。唯有陶渊明的诗哲理意趣并在，情深意隽，大为后人赞赏。而后世对于陶渊明与文人玄士评论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对于理的追求以及对理表达的方式高于后者。陶渊明认为诗要有自然之理、有自己的风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中明确提出诗歌要体现真性情，“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既点出饮酒的情由，又道出了作者性情的质朴。他在自然古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满足，而在诗歌中的体现，即是淳厚质朴的文风；陶渊明对“自然之理”的追求，显然受到了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他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的后半部分写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在酒过三巡之后，自我意识已经消失，外物对于自己的羁绊更是无从谈起，诗人在醉意中达到了“超我”的心境，以酒中的“深味”收笔，浑然天成。诗人把玄理的表达与饮酒、复醉的生活情趣结合起来，使生活和玄思完美的结合，相得益彰。陶渊明很赞美贫士的品行，他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说“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以袁安居前积雪映高士开笔，又书之“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寒长交战，道胜无戚颜。”一种穷且益坚的高昂之势跃然纸上。天降大雪，而袁安僵卧不去乞要，他对来巡视的县令说：“天下大雪，人们都饿着，我不能再去麻烦大家。”在这里作者把视觉、触觉、和感觉所产生的复杂作用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审美上的中和和心灵上的超脱，他的作品确是充满自然质朴气韵的佳作。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 （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歌与人生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陶渊明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意谓出于质朴、无需人为雕饰。凡出自“自然”者，必体现作者的本心，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陶渊明在写作诗歌的时候，常常用古朴、自然作为其审美的标准。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陶渊明看来，古朴自然的人生可以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古朴自然是诗的生命，是审美的最高准则。陶渊明提出的古朴、自然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情感质朴。陶渊明自道其田园生活的体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他又在《饮酒二十首》（其八）一诗中自述酒后生活的情境：“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寄情于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挺立高尚的人格。陶渊明在很多诗文中，歌颂的莫不是具有质朴精神的人，他也把真我的性情作为写诗的重要标准。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日入”二句最为真切，前句说的是结伴一起回家，后句写用壶浆来慰劳邻里的朋友。只有情真才可以感人，才能有所共鸣。陶渊明一生穷困潦倒，他那些怀古之作，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确是催人泪下。多次被举荐入仕，又多次辞官归隐，其在《归去来兮辞》中云：“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而在田园生活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诗云：“谈谐终日夕，殇至辄倾杯。”（《乞食》）他确是一位敢于直言真情的诗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第九首中写道：“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田父劝他做官，他却表示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他与陶渊明的心意不谋而合，陶渊明对那些虚情假意非常不满，对千古的士人社会评论说：“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其二，意境质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创造，它能引起作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概括了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自然超凡的意境。他称赞贫士的诗：“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认为古代贤士像太阳一样，给他信心与希望，不汲汲于富贵，所以无论是早晨的太阳、秋天的白露或是冬天的明月，都是质朴美好的。质朴自然的审美意境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陶渊明对老庄深邃自然的思想有很深的层次的理解，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家园，达到诗歌与内心世界真善美的统一。陶渊明与他创立的田园诗派，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陶渊明的影响下，钟嵘成功地把庄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等美学思想引进到诗歌美学领域，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倡的“真美”与陶渊明提出的“自然”思想同出一辙。在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就是“道”和“自然”。唐代王维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批判地继承了陶渊明诗歌的灵魂和精髓，以诗入禅境，最终达到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高度，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陶渊明诗歌对宋词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宋代诗词更加关注诗人内心较为抽象的矛盾和情感，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农事诗便是对陶渊明别样的继承，宋代词人苏轼提出“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提倡的“自然之数”、“文理自然”等理论也正是陶渊明“复得返自然”思想的理论创新。陶渊明追求的自然之理，实际正是以他最理想的“道”和“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标准。 结 语陶渊明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即具有文学性，又隐喻着深刻的哲思。年幼时家庭开始衰微，经历了晋宋易代之际的动荡时局，但外祖父给他提供了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他不仅学习儒学，而且熟谙老庄之道，能熟练运用《老》《庄》等各种典故，儒学功底在其诗作中可见一斑，使其具有“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志趣。陶渊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典故，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变通修饰。他的创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隐士生活的热爱和对官场社会的鄙夷，其深刻的文艺美学哲思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创作，达到了文学、哲学、文艺美学的高度统一，对儒道等中国古典文化兼收并蓄。作品中的“酒”、“月”、“菊花”等象征意象，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创作中的经典和典型的意象。其作品的文艺美学价值不言而喻，诗文源流广泛、影响深远。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创作意境深邃，而他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受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历史、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在诗歌方面，沿袭魏晋古朴之风，使诗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不再是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使玄言诗达到了新的高度；开创了田园诗派，将“自然”提高到了一种美的至境。在散文方面，付之以大量的哲学思考，古为今用，展现了静瑟的散文之美，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之巢。陶渊明的作品今存121首，但是诗歌简短精炼，立意深邃自然。其作品引用《论语》典故37处，引用《老》《庄》典故有77处之多，既展现了文学和文艺理论之美，又展现了他清高耿介、淳朴善良的人性美。陶渊明即是晋宋之际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思想深邃质朴，使之成为了一个令人永不生厌的话题。参考文献[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吴小如编．陶渊明诗文辞典鉴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袁行霈．陶渊明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傅东华．陶渊明诗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5]陶渊明．陶渊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7]陶渊明．陶渊明集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8]陶渊明．陶渊明集[M]．湖南：岳麓出版社，1996[9]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王瑶．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1]周璇，论王绩对陶渊明的接受[D]．湖南大学，2013[12]李祯．陶渊明酒诗研究[D]．兰州大学，2013[13]王传军．陶渊明饮酒诗研究[D]．山东大学，2012[14]刘中文．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J]．求是学刊，2003（3）．[15]李心慧．陶渊明诗歌意象剖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9）．[16]周嘉惠．陶渊明的孤独与超脱[J]．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1（9）．
陶渊明诗歌的创作成就很高，研究者也比较多。但对他辞赋、散文艺术的探讨却相对较少。陈柱先生在《中国散文史》中称陶文为“自然派之散文”，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雅淡自然之致与其诗无二，不尚修辞，妙合自然，非深于文者不能为也”。郭预衡先生甚至认为，在晋宋之际，陶渊明的文章是最有成就的。陶渊明现存文章十二篇(明确是陶所作)，从文体分类的角度来看，包括辞赋《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三篇，传《五柳先生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两篇。记赞述《桃花源记》、《扇上画赞》、《读史述》三篇，疏《与子俨等疏》一篇，祭文《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三篇。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题辞》对于他的文章有过比较全面的评价“《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卒}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指出陶渊明兼擅各种文体的特点，他的文章，不仅与古人类似，还有不同于古人的特色。这十三篇文章，大体上又可以分为散文、韵文两类。除《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等外，其他多是散文。此外，在我看来，陶渊明全集中那些情文并茂的诗序、文序，也应该并入陶文的研究范畴。这些陶渊明精心结撰的序言，或者表明作诗的目的，或者叙述作诗时的心迹，或者阐发诗文的主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风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像《游斜川·序》“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共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篇幅不短，空灵隽永，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山水游记，与《游斜川》诗互相生发、相得益彰。作为陶渊明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文无疑是我们实现“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基本材料，因为它是除诗歌之外，作者个性、情感的另一种自由表达。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为人和他的诗歌，我们还得从陶文人手，来进行一番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探讨。一、“爱”的独立与文的自觉陶渊明诗文中“我”字随处可见，从《时运》“袭我春服，薄言东郊”、“我爱其静，寤寐交挥”、“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到《与子俨等疏》“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乃至《自祭文》中的“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我”、“余”、“吾”之类的词在他一百来首诗文中出现，至少不低于几百次。这种个性化语词的频繁使用，恰恰反映出陶渊明对自我的高度体认和不懈追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道：“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的诗都是人格的焕发”，诗是如此，文也是这样。陶渊明本性洒脱、率真，加上深受魏晋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文无不表现出自身特有的情趣与睿智，人格与风度。陶渊明早年抱负远大，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实现尧舜之治，在仕途蹉跎中，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阀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扇上画赞》)，理想无由实现。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于是发出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的感慨，辞官归隐。无论是“大济于苍生”还是“击壤以自欢”，为政或是归隐，他都“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任性而为，绝不委曲自己的心志。他好饮酒，“引壶觞以自酌”(《归去来兮辞》)，也喜欢读书，“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在饮酒、读书中摆脱世俗的羁绊，寻求自我的快乐与适意，并以那些古圣先贤的事迹自励，坚定自己隐居的志向。陶渊明是个重感情的人，从他描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中能看得出来，这类文字在陶文中占的比重不小，有叙述祖先经历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悼念兄弟姊妹去世的《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也有教育儿子们的《与子俨等疏》等，情深意厚，言辞恳切，足以见陶渊明之性情。陶渊明深受儒家“三不朽”理论的影响，在“立德”、“立功”,无望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种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也就是对于“立言”的重视。陶渊明的这种文学自觉彻底摆脱了功利，文二、理想的高张朱熹曾经评价陶渊明：“陶(诗)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熹虽然说的是陶诗，把这段话用来评论陶文同样中肯。作为“欲有为而不能”的隐士，陶渊明的文章归于真淳和淡泊，具有“语健而意闲”的特点。这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谈到了，他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人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像《五柳先生传>这样的文章，是作者的一篇实录。全文以一个“不”字贯穿始终。“不慕荣利”“不求甚解⋯‘不吝情去留”，结尾“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思还是一个“不”。全文自然平淡，自叙情怀。表现出陶渊明追求自然、自足、自适生活的人生理想，是他“自然”哲学的鲜明体现，可以和《归去来兮辞·序)中“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表述互相参证。陶渊明散文中以《桃花源记》最为著名。文中虚构的“桃花源”，既有儒家宣扬的上古之世的淳朴风貌，也有老子“小国寡民”政治理想的影子，其中描写的乡村景象，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十分相似。可以说，“桃花源”既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寄托，同时代表了动乱时代民众对清平社会的向往。如果说《五柳先生传》侧重表现的是尚渊明的人格理想。《桃花源记》侧重于作者的社会理想，那么他的另一篇奇文《闲情赋》则透露出作者的生活理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爱情理想。据袁行霈先生考证，《闲情赋》作于陶渊明少壮闲居时，从序言“抑流荡之邪心”和文本本身的描述来看，它应该是一篇较为纯粹的爱情赋。也许作者的本意确实是为了防闲爱情流宕，但从客观上来看，后世的读者却从“十愿”大胆热烈的自自中感受到了作者爱情的真诚、痴迷、焦灼和不安，钱锺书先生说“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谏’而效反‘劝’耳”，它没有做到“有助于讽谏”，没有傲到“止情”，反而成为一篇“煽情”的美赋。联系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室无莱妇”的慨叹，明言自己的志愿不为妻子理解，苦闷异常。那么《闲情赋)里那个“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的窈窕淑女，无疑是作者十分向往的理想伴侣了。三、陶文的诗意美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将诗歌创作经验运用到散文和辞赋创作中去，使得他的文章具有一种兴象玲珑、含蓄蕴藉的诗意美，主要表现在意象的采用和意境的营造方面。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方面，当以《归去来兮辞>作为代表。正因为“心为形役”，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和约束，陶渊明毅然选择了归隐。他的创作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为一体的、对人生大彻大悟的心境。无论是“犹存”的松菊，还是“盈樽”的浊酒，抑或是“无心出岫”的浮云，“倦而知还”的飞鸟，都已经被陶渊明染上了一层“自我”的色彩，成为寄托他高洁人格的意象，在文中构建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审美天地。在意境的营造方面，作者通过写景，形象地展示了自己辞官后的心路历程，情与景的掺和极为自然、紧密，毫无斧凿痕迹。“舟遥遥以轻飚，风飘飘而吹衣”两句，渲染出作者回家途中的畅快心情；“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两句，更是托物言情，语意双关，回归的倦鸟便是隐居田园的诗人的象征；“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两句，又把野外的明丽风景同作者的陶醉之情融合得亲密无间。作者把抒情、写景和哲理融为一体，无意于雕饰却文采斐然，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动以来还没有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元好问说陶诗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文何尝不是这样，缺少“豪华”之态，而有“真淳”之感。虽然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陶渊明散文、辞赋中表现出的平易自然的风格，与陶诗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他的诗歌成就太高，因此在无形中遮盖了他文的成就。总的说来，陶渊明在晋宋之际，文章是独步当时的，与他的高洁人品互为表里，具有独立不群的风格，影响及于后世。学在他那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自称“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序>)，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流传后世，还隐隐透露出一种自觉撰述的使命感。他太爱写诗作文了，《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酣饮赋诗”(《五柳先生传>)，甚至于“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晚年他曾感叹：“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序》)言语间流露出无限的遗憾与痛心。文学活动作为陶渊明自由、真实个性的积极表达，贯穿了他的一生，成就了他作为诗人兼隐士的美名，以至于钟嵘的《诗品》中称赞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对陶诗及其诗文的评价，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有“文附质，质待文”、“风骨清峻”之论的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竞对其只字未提；倡导“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钟嵘，第一个注目陶诗，称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评价虽妙，但也将其列入中品，在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以下；萧统诗第一个对陶渊明的创作给以高度重视何评价的人，其《陶渊明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评价陶渊明诗文词采精练、秀拔，文势抑扬，内容不凡，品格高扬，风格明丽，论时事含蓄不露，抒怀抱旷达真率，独树一帜，特异于流俗。陶诗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造诣，宋代更加具体而微，秦观从色调浓淡方面称许其“长于冲淡”《淮海集.王俭论》，杨万里、姜夔续加补充，认为其“雅淡而味深长”《诚斋诗话》“澹而腴”《白石道人诗说》敖陶孙则通过生动比喻予以形象说明，指出“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敖器之诗评》，惠洪侧重结构方面看其创作风格，称许“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冷斋诗话》，苏轼侧重神韵气质论陶渊明风格，称扬“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短短十字确评，后代陶学家多奉为至理名言，作为剖析陶诗的理论根基和核心。朱熹则另辟蹊径，注意到陶诗风格的丰富多彩，既看到其不乏“萧散冲淡之趣”，又指出其“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还提出“人皆说他平淡，据某看他字豪放，澹豪放得来不觉耳。”于平淡之外，见初其豪放得一面。陶诗艺术造诣，为宋人推崇备至，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肯定其最善于自抒胸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境地。严羽就认为陶公造语工妙，“难以句摘。”《沧浪诗话》这也表明了陶渊明诗歌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即平淡自然，朴素无华，而又能清丽多姿，所以才能在众多诗歌众独开一路，开辟了中国田园诗的重要一脉。 自然平淡是陶渊明的人生情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色，陶渊明多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荷白描的手法，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诗句没有魅奇的语言，诗文没有曲折的结构，更没有雄辩不可一世的气势，却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字字句句，润进读者的心里。另外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当他原原本本不雕一笔不刻一划地写出时，就很有感染力，毫不做作，一如生活的本来样子。在他之前很多诗人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诗歌字句中也是表达了重大题材。唯独陶渊明看重选取大家常见的“俗物”，细小、普通、平凡之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他还重点写心境，对人生对仕途透悟的心境。比如诗文中常常出现的意象，青松、秋菊、孤云、飞鸟等都已太平常，他们既是客观物象，又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 《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是回答别人的发问，也是自己处事经验的总结，这是因为他断绝世俗交往，不受外界干扰，心情自然平静。诗的后半部，通过采菊时所见景物，表达了自己找到人生真谛的快慰心情。举手投足，心与山悠然相会，那种日归的景物图与心情和谐统一，平淡、自然中寄寓深意，语言平时无华，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诗中描述：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是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燕子却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在这首诗中寄予作者对归隐生活做出的坚定选择。 陶渊明诗的主要特色是平淡自然，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其也有刚健豪放的一面。最能表现这一特点的代表作是《咏荆轲》。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刻画了荆轲的英雄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轲的壮烈活动。比如第三章写易水饯别,悲壮慷慨，萧萧哀风，淡淡寒波，使得荆轲的刺秦活动更带悲壮色彩。这首诗明显的特点是慷慨激昂，悲壮豪放，的确为陶诗别具一格之作，被人们称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长期的田园生活，使他感受到了隐居生活的乐趣和对大自然、对劳动的一种热爱一种依恋。他的田园诗有的只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清纯、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他把这种躬耕生活的自食其力当成人生应尽的本分。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走上归隐道路并不罕见，但把躬耕当成本分是快乐，认为只有不辞辛苦自营衣食才可以心安理得，不仅不鄙视劳动人民，不蔑视体力劳动，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与劳动人民为伍、交友为伴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找第二个人。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书写了自己躬耕之初的新鲜感受和喜悦之情： 在昔南亩，当年竟未践。履空既有人，春光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哝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诗人承认自己躬耕之志虽有，但要付诸实践，还得有贫困的驱使、营生的需要作为推动力。在春天原野里，诗人兴致勃勃，情趣盎然，觉得小鸟在为他放声歌唱，欢迎他的到来，表达自己绝意仕途，隐于垄亩的情怀，结尾两句表达出诗人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所谓“通识”之士的蔑视。在《归田园居》之二中，他满怀激情地歌唱田园生活的美好： 野外罕人事，劳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农村的生活简单朴素，无都市的喧扰纷乱，“绝尘想”主要是指抛弃仕宦生涯的痛苦回忆，生动表达诗人和统治阶级的泾渭分明。在生产劳动中，他终于找到和劳动群众“话桑麻”的共同语言。既然他视自营衣食为循人道，尽本分，在观念上有飞跃，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归隐田园当作人生的合理归宿。有归宿就无心灵的徘徊、彷徨，诗人一颗心就能安定下来。其《归鸟》四章，反复以“翼翼归鸟”起兴，抒发对于归栖的由衷喜悦。“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不慕青云在上，而以飞回旧巢为最大安慰。这首诗与其《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互为表里，以“归”字统领全篇，写诗人对归田生活的渴望和归田后的心满意足。 陶渊明生活态度朴素自然，并充分尊崇自己的意愿，生活实践、生活内容乃至生活情调与其它归隐者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因而陶渊明在在归田园生活中并没有多少不平与愤恨，而是内心一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这使得他的诗虽然朴实无华缺又具有了一种不可企及的安怡情趣。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元好问在其论诗绝句中对陶渊明诗歌的风格特点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做总结，这也就是说陶诗平淡自然的个特点。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陶渊明田园诗中也不乏饥苦辛酸的写照。54岁时他的家境较之归隐之初已经大为下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渑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薼。夏日长抱饥，冬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怒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诗中描述的是54岁时的情景，反映的情调，已不像《归园田居》那样轻松洒脱快乐，主要写的是“怨”。陶渊明归隐之后并不是“整日飘飘然”，而是与世不能忘情，本诗的“怨”就是有感于现实对他的刺激而发生的慷慨悲歌。《楚调》本身就是“多缘古人幽愤不得志而作也”。诗中“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二句写贫困者度日如年的苦况尤为生动逼真，非有切身体验者不能道。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他那高尚的志节却丝毫不曾动摇。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内心的愤慨何不平之气，在《读山海经》第十首、咏物词等诗中通过形象的塑造发泄出来。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参考文献 外文 陶渊明 田园诗 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