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促进人权研究,推进人权事业,中国人权研究会日前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座谈会。会议概括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人权理论、思想和实践上的成就,深入学习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体现的人权精神,强调以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导我国人权研究与人权事业的发展。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踊跃发言,一致强调,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加强人权理论研究和对外宣传,努力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现将本次座谈会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陆续摘登,以飨读者。 监狱人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特殊领域,也是监狱工作贯彻始终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监狱人权保障工作不断得到改善,取得显著进步。一、对监狱人权保障重要性的基本认识 作为人权保障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加强监狱人权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监狱人权保障是整个社会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权保障必须重视和给予特别关注的领域。目前,我国监狱在押罪犯157万,年释放30多万,罪犯家属亲人至少上千万的社会群体,确实需要予以特别的重视和研究。良好的监狱人权保障是促使罪犯满怀希望改造、提高改造质量、维护监狱安全稳定的前提,对促进监狱管理工作进一步科学化、文明化、正规化具有积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监狱管理状况如何,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维护罪犯的人权归根结底也是在维护社会的人权。 在监狱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也必将有利于其回归社会,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加强监狱人权保障工作也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权保障支持的基本要求。二、中国一贯重视监狱人权保障问题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监狱人权保障。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权状况(包括罪犯人权状况)的根本变化。 1992年,我国政府发表《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以事实系统地宣传、介绍了我国改造罪犯的基本原则、发展成果,以及罪犯在服刑过程中应享有的权利。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于1994年出台了第一部《监狱法》,对罪犯的人身、民事、宗教、政治、与外界交往、法律援助和发展等方面的权利进行了规定。依据法律,我国的监狱管理机关也出台了相应的保障措施。1995年,在所有监狱里派驻了检察机构,依法对监狱刑罚的执行进行监督,受理罪犯的申述、控告和检举,并对监管人员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三条中,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权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我们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更加重视发展人权事业,更加重视监狱人权保障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推动监狱人权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三、我国监狱人权保障的发展 罪犯是人,监狱就应依法保障他作为一个人所必须享有的权利;罪犯是公民,监狱就应依法保障他作为一个公民理应享有的由宪法规定而又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公民权利。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人权保障取得很大发展,监狱人权保障也不断得到改善。我国从发展实际出发,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监狱人权保障制度和模式。比如,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罪犯也是可以改造的指导思想;关于罪犯是人,应该享有基本人权和人道主义待遇,罪犯是公民,依法享有未被剥夺和限制的公民权利的思想;关于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和把罪犯改造成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公民的宗旨,进一步重视对罪犯的矫正教育,努力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创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推动了监狱人权保障工作的新发展。主要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大力推行依法治监,推行监狱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进程。司法部推行监狱体制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加强服刑人员改造、扩大狱务公开,监狱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实行科学管理、文明管理,支持中外人士参观监狱、建立监狱法治理念教育基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开展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强化服刑人员职业技术教育、促进服刑人员改造质量不断提高。推行法治化管理,加大教育培训、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素质,更好地履行监狱职能。积极开展监狱人权对外交流等现代化措施和各种执法监督举措等,这对于加强和改进监狱工作、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促进监狱人权保障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监狱人权保障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还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还有许多方面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因此我们既要坚持发扬已有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又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更高、更科学的层面上深入研究罪犯人权在内容、实现方式、保障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正确处理罪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罪犯权利与受害人权利、监狱人民警察职权的关系,确保罪犯人权保障与监狱改造工作的一致性,不断推进监狱人权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笔试的话是自己选地点的，你觉得哪里方便就在哪考（当然不能出辽宁省）面试的话是一定要在沈阳面试的辽宁省女子监狱这几年都非常火爆，面试分很高监狱系统不考公安基础知识，只靠行测和申论两科现在都是在省会考,因为是省直系统公务员招考,应该是去沈阳.只考申论和行政能力测试,不考专业知识,但在面试的时候最后会问你一道和监狱性质和以后工作特点相关的题目,也算专业题吧,所以对<监狱法>事前还是要看看的,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嘛!简章里说省直考区在沈阳，我也报了女子监狱，选考区的时候报了丹东，是不是应该选沈阳的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有关监狱的重要法典，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进一步强化监狱职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伴随着依法治国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依法治监成为监狱工作者的普遍共识。依法治监必须有法可依，且有法能依。然而笔者觉得我国现行《监狱法》虽然结束了新中国监狱法典空白的历史，使我们当前依法治监的基本方略有法可依，但是由于《监狱法》尚不够完善，在实践过程中，当人们适用它时，难免面临种种现实的困惑，时常会感到一些法律条文有法难依。据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指出《监狱法》存在的不足，探讨解决的办法，帮助人们摆脱困惑。一、关于罪犯劳动的法律规定关于罪犯劳动，《监狱法》共有19条内容涉及这一问题。其中第二条规定：“监狱……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透过上述规定的具体文字。不难看出，第二条规定告诉我们，如果罪犯需要的不是劳动改造手段，则可以不组织罪犯参加这些劳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则告诉我们：一切罪犯都必须参加劳动，参加劳动是法定的义务。第六十九规定则又表明罪犯参加劳动是有条件的，前提是必须有劳动能力，从实践来看，此条规定所要求的条件实际是空的。监狱劳动的种类多种多样，在监狱能够动荡的罪犯即使不能进行生产性劳动，也可以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杂务。对于狱内押犯而言，只存在劳动能力强弱大小的区别，不存在劳动能力有无的区别。笔者认为：罪犯应当参加劳动，劳动是罪犯必须履行不能回避的法定义务，因此对于第四条应去掉“根据改造的需要”几字，第六十九条应改为“有生产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二、对减刑、假释的适用程序不完善对减刑、假释，《监狱法》共有6条内容对此作了规定。从减刑的条件、减刑的办理、假释的办理，不当减刑、假释的禁止等方面进行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未能全部涵盖减刑、假释的全部适用程序，表现在：第一，人民法院裁定罪犯被减刑、假释时，监狱应当在什么时间内予以告知？《监狱法》对此没有涉及。笔者认为确定对罪犯减刑、但如果监狱机关在接到减刑、假释裁定之后，不及时告知，很容易导致对罪犯合法人身权益的侵犯。曾经有监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罪犯的刑期在上年底已剩余不多，如果被减刑，则可能被告知之日就是回家之时，然而监狱单位迟迟不予告知，则罪犯亦迟迟不能刑满释放。等后来被告知，真相大白时，却发现罪犯已被多关押数十日。假释更是如此，如果越过了假释开始的期限、而罪犯仍未被告知假释，则不仅人民法院裁定的法律效力受损，而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遭到侵害。笔者认为：对于人民法院裁定的减刑、假释裁定，罪犯能否上诉。《监狱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提出抗诉，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在这里的抗诉可能因为两种原因。一种是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却被减刑、假释，另一种是应当被减刑、假释的罪犯却被错误地裁定不予减刑、假释。检察监督不可给每一次都能明察秋毫。如果在监狱机关向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合适的减刑、假释时，罪犯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罪犯可以用什么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上考察，这种减刑、假释的不当裁决都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此应当予以防范，即应当给予罪犯上诉的权利。倘若罪犯对此不能进行上诉，这不仅违背了刑诉法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保护罪犯的正当利益。再者，既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定进行抗诉，罪犯当然应当对应地享有上诉的权利。因此，笔者建议对第三十四条增加第三款，内容为“被监狱机关建议减刑、假释的裁定，有充分理由认为裁定不当，可以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三、关于监狱侦查权的规定过于简略，不利于实际操作《监狱法》第六十条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一般而言，所谓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可见侦查的具体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即进行专门调查工作，采取相关强制措施：这里的强制措施，其种类包括拘传、取保侯审、监视居住、逮捕和拘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三款规定：“对罪犯在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机关进行侦查。”“监狱办理刑事案件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由此不难判定，监狱在作为狱内犯罪案件的侦查时，其拥有的侦查权利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但是理本回答由网友推荐1、《监狱法实施细则》的制定建议 2、当前服刑人员权利保障中的问题 3、加强监狱执法监督的意义及途径 4、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中的问题及对策 5、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6、当前监狱刑罚执行工作中的问题及具体对策 7、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必要性及意义 8、监狱行刑社会化的意义、整体思路及具体措施 9、在依法执行刑罚的前提下，我国监狱生产的定性、定位及其发展方向 1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生产遇到的困难及摆脱困境的设想 11、如何正确处理监狱生产与劳动改造的关系 12、当前确保监管秩序长期稳定的治本性措施 13、试论监区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14、论教育改造手段的科学化 15、论出狱人的帮教社会化和安置市场化 16、当前分押、分管、分教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 17、当前罪犯考核工作中问题及对策 18、当前服刑人员的心理行为特征及改造对策 19、当前青年罪犯的改造特点及对策 20、当前财产型罪犯的改造对策 21、关系犯的成因、表现及对策 22、当前暴力型罪犯的改造对策 23、当前防逃与追捕的对策 24、狱内突发事件的控制 25、心理测验与心理咨询在教育改造中的应用 26、论监狱工作口才的应用价值 27、当前做好生活卫生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 28、当前女犯的特点及改造对策 29、反改造团伙形成的心理分析 30、当前耳目工作的现状及对策 31、我国假释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32、关于设立减刑撤销制度的思考 33、重刑犯的改造特点及方法 34、推进依法治监、实现监狱工作法治化 35、论罪犯劳动实现的形式、特点及激励措施 36、论监狱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的措施及完善 37、对死缓制度的理性思考 38、关于对罪犯实行人文化管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39、论危险分子的控制 40、警械的多元化、人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41、如何克服罪犯奖惩中的功利思想 42、如何更好地实施监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 43、论监狱管理与其它行政管理的区别 44、实行狱务公开，自学接受监督（监狱机关反腐倡廉的相关问题） 45、以某监狱罪犯脱逃案为例，谈直接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6、论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 47、论监企公开的必要性 48、论罪犯教育改造的可行性 49、论罪犯服刑完毕后的重新社会化 50、心理矫治在监狱改造工作中的作用 51、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现状的分析与建设 52、关于监狱建立健全机构心理矫治的设想 53、制约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发展的原因及对策 54、监狱心理矫治队伍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55、对女犯进行心理咨询的实践与完善思路 56、浅析当前未成年犯的犯罪特征、心理状况及改造对策 57、浅析当前狱内非正式群体的心理特点、成因及对策 58、老年罪犯心理特征及矫治 59、贪污、受贿罪犯心理矫治策略 60、当前劳动教养的法律完善、制度探索及改革
基于受刑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罪犯所处的最主要、最核心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即通常所称的监狱法律关系，是由监狱法所规范的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与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毫无疑问，监狱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监狱法所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这里，权利是指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即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从事某种行为的许可或保障。所谓许可，就是主体可以从事某种行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决定权。有了法律上的许可，权利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某种行为（作为或不作为）。所谓保障，是指国家对权利主体从事某种行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决定权的保护，它意味着当权利主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国家会运用其强制力制裁侵犯者，排除主体享受权利的障碍。另一方面，义务是指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依法承担的法定义务，即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是指主体进行一定的积极行为（作为），用积极的行为去进行法律规定的事项；“不得作出一定行为”是指主体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不作为）。 罪犯作为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既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又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其他任何一种具体的法律关系的情形一样，这种权利义务在内容上有其特有的属性即特点。罪犯因处于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而承受的权利义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罪犯与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之间在地位的不平等上。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关注这一特点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注意到，监狱法律关系中罪犯权利义务的一般本质仍然是其法定性，即如前所述，权利由国家法律许可和保障实现，义务也由国家法律约束实现。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本质，我们才会将罪犯的法律地位问题导向真正的法治的轨道，才不至于回到从“身份”出发看待罪犯的法律地位的老路上去。 2、其他监内法律关系 在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中，比如买卖、委托等民事法律关系中，罪犯作为这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权利义务在形式和内容上应和普通公民毫无二致。监内营业性的超市、餐馆和监狱机关脱钩以及监企的彻底分离，使罪犯这方面权利的保障有了体制上的保证。 从表面上看，监内其他法律关系是依附于基于受刑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即监狱法律关系的，或者是由监狱法律关系派生出来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认识只看到了这两类法律关系在形式上的联系，而没有看到他们在本质上的区别。监狱法律关系是因为刑罚执行活动的存在和展开而形成的，是一种不平等主体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只存在于罪犯和监狱及监狱警察之间；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与监狱法律关系虽然在空间上具有同一性，但产生的原因却不一样，大多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一般不发生在罪犯与监狱及监狱警察之间，即使监狱警察个人与罪犯之间发生了这种关系，也大多与监狱警察的职务行为无关（以权谋私行为由于是非法行为，所以不在讨论之列）。 在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中，罪犯法律地位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罪犯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地位上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这是与监狱法律关系比较最主要的区别。明确这一点对罪犯权利保障意义极大。在监狱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发现，无论是社会上一般老百姓还是监狱管理人员，都习惯于把罪犯的一切都纳入监狱法律关系来看待，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也不能平等对待罪犯（比如卖给罪犯的商品质次价高还觉得理直气壮），因此，在理论上把监内法律关系区分为监狱法律关系和监内其他法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3、监外法律关系 监外法律关系仍然是和罪犯关系密切的法律关系，从时间维度上看，对罪犯而言监外法律关系是本原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因为失去自由，罪犯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方式发生某些变化，但罪犯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就本质而言，在监外法律关系中，罪犯的法律地位与普通公民是完全一样的。 由于“身份”社会思维定式和刑罚报应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还远未形成现代文明理性的刑罚观念，使得诸如罪犯继承权得不到保障、责任田无故被取消、合法财产被哄抢瓜分之类的事件屡见不鲜。现实已经提示我们，重视罪犯在监外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已经显得非常紧迫了。 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罪犯法律地位或者权利义务问题的关注，基本上仅限于上述第一种情形，即罪犯作为基于受刑而产生的监内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情形，对其他两种情形，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偏废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罪犯狱内狱外涉权事项落实的较大差距。根据河北省监狱学会最近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罪犯对狱外涉权保障的满意度仅为59%，而对狱内涉权保障的满意度大多超过90%，最高为98%，一般在85%以上，只有极个别项目如监外执行权、保外就医权的保障满意度在60%左右。这个调查结果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了全面重视罪犯法律地位问题的意义并不仅限于高墙之内，对于全社会，都有着思想观念上拨乱反正的革命性意义。 监狱法律关系的概念： 在了解监狱法律关系之前，有必要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法律关系。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然要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称之为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则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由于调整人们的行为的法律不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就不同，而监狱法律关系是由监狱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监狱、监狱民警与罪犯之间产生的一定范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监狱法律关系的上述含义表明以下特点： （一）监狱法律关系是由监狱法确认和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 国家、监狱、监狱民警、社会相关方面与罪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并不都是监狱法律关系。监狱法律关系既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又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它是受监狱法所确认和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一旦法律作用于某一个监狱关系时，就形成了监狱法律关系。否则，不能成为监狱法律关系。 （二）监狱法律关系发生在监狱行刑活动的过程中 始于罪犯被关押在监狱，终于罪犯在监狱执行刑罚完毕。在监狱行刑活动活动过程中，监狱法律关系又主要体现在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依法实施惩罚与改造的过程，而其中又集中体现在依法对罪犯实施改造的过程。 （三）监狱法律关系发生于监狱行刑活动参加者之间 监狱法律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国家与罪犯的关系。但国家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其意志一般是要通过国家的特定职能部门来完成的。国家通过监狱法赋予监狱以及民警以行刑权，代表国家行使行刑权，同时也动员社会相关方面参与对罪犯的帮教。这是监狱行刑活动参加者的重要一方，与此同时，被依法判刑投入监狱服刑的罪犯也是监狱行刑活动参加的重要一方。可以说，监狱行刑活动的参加者，主要是指具有行刑权的监狱、民警以及社会相关方面和被依法判刑的罪犯之间。监狱法律关系也主要发生于其间。 （四）监狱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当做什么，同时规定实现这些权利义务的程序和方法来规范社会关系的。就监狱法律关系而言，监狱法通过赋予监狱行刑活动参加者的权利与义务，使监狱行刑活动在监狱法的规制下进行。在监狱法律关系中，从作为执行主体的监狱和民警与服刑主体的罪犯来看，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实施惩罚与改造和如何接受惩罚与改造的问题展开活动的，因而在权利义务关系的体现上，就表现为监狱、民警与罪犯之间的惩罚与被惩罚、改造与被改造的权利义务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监狱行刑活动的全过程，是监狱法律关系主体既行使权利、又履行义务的过程。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268次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7.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9.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7.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17.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17.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7.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18.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5.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20.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24.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40.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7.1）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newscenter/,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legal/2003-01/21/content_699658.htm]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本回答被网友采纳急用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法学）期刊里面找撒~看下这类的论文，你自己参考学习下
监狱体制改革以来，监狱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监狱的硬件设施普遍有了改善，监狱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文明执法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却在执法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出现了，那就是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是否也在跟随着监狱体制的改革而有了较大的提升？困扰着基层监狱民警心中的疑问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监管条件的改善，是否必然导致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笔者认为，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和狱政管理一道，向来被作为监狱改造罪犯的三大法宝，当前监狱对罪犯的改造过程中，比较重视监管安全与稳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罪犯的劳动改造现场由室外向室内转移，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和规范，可是教育改造的质量问题，却由于自身的抽象性以及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试图分析当前教育改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剖析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源，并根据科学发展观，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当前教育改造工作存在的问题《监狱法》第三至五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既是监狱的权利，又是监狱的义务。监狱应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的程序和管理制度，在上级机关的组织指导下，开展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活动。《监狱法》以及司法部出台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和《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纲要》对教育改造工作制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监狱要坚持“以改造人为宗旨”，将曾经是小康社会建设破坏力量的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使之重新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可以说，当前的教育改造工作是在依法、有序、规范、探索的状况下开展的。然而，不可否认，教育改造工作仍然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监狱体制改革之前，监狱为了生存发展，在特定的环节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拨款远不能到位的情况下，监狱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效益，基本上都采用充分安排生产劳动时间尽可能让罪犯参加劳动，因此教育学习时间自然而然让位于劳动，即使劳动之余也会受限于生产任务的影响，尽管司法部反复以法律的形式对罪犯学习做了规定，但学习仍根本上谈不上效果。近年来，这些现象有所改变，但是，监狱对劳动改造的重视程度依然要高于对教育改造的重视程度。如监狱民警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劳动改造现场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罪犯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劳动以外的教育，更惶论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体现在二者的绝对分工上。罪犯劳动改造时，不接受教育改造；主管教育改造的民警，很少综合考虑罪犯的劳动改造表现；罪犯的教育改造表现不好，不影响劳动改造的积分；罪犯只要劳动改造表现好，照样可以获得应有的表扬与奖励。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罪犯对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的观点明显持有功利主义色彩，能够拼命地去获取劳动改造的积分，却放松法律、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上的学习，视教育改造为畏途，甚至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近年来，顽固犯、危险犯的大量存在，都是放松教育改造所造成的结果。2、监管安全的重压制约了教育改造的长远发展。监狱教育改造罪犯工作既是监狱的生命线，也是监狱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对罪犯实施教育改造隐含着正义价值，但是部分监狱领导和民警缺乏正确的处理监管改造的关系，在主观意识上把安全首位意识片面地理解为只要监管工作抓住稳定，不跑人，不出事故，教育只要起到辅助作用就行了，忽视了教育改造工作的长效治本的作用。近年来由于不稳定因素给监狱工作带来的压力，促使监狱把精力集中放在“三防”和确保“五无”事故上，以实现司法部的要求。教育服从监管，监狱工作确保监管安全为前提。在治标与治本的问题上部分领导和民警思想意识不清，为了完成任务，片面追求入学率、到课率和及格率的量化效果，为了保住安全尽量采取狱内集体教育，丢弃了教育改造的长效机制，由于罪犯自身文化水平和狱内条件的限制，罪犯在文化知识教育中无法获得知识收益。在教育改造的方法与形式上，强制性的教育手段，缺乏科学的、严谨的、充满活力的机制，为了检查验收都要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精心准备各种考核资料的要求下，只能搞闭门造车的形式教育，根本无法正常发挥出罪犯出狱后在社会上的就业技能，这种虚假的教育状况直接导致罪犯出狱后就业和生活存在着极大问题。3、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估标准不很科学。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是对罪犯在监狱及社会力量的教育改造下所发生的预期变化的程度或达到的状态所进行的评议和估价。其实质是对监狱改造罪犯工作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检验，是对监狱工作整体效能与改造罪犯工作作一个科学的分析与评判，是通过各种相关因素与变化结果的因果考察，对监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原因，并通过信息反馈和督促，用以指导和调整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要点。当前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估标准不很科学之处，主要体现在评估方法不科学和可操作性不强。对教育改造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对罪犯更好的进行教育与管理，如对罪犯进行不同的分级处遇与管理，可是依据现行的评估标准所得出的结果却往往不具有说服力，容易产生比较大的偏差。另外，现行的教育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可操作性不强，过于抽象，对众多的罪犯进行评估后所得出的结论差异性不大，难以被监狱民警当作重要依据来开展工作。4、教育改造工作中参与各方积极性不高。教育改造工作的参与各方主要包括提供教育改造条件的监狱、施与教育的监狱民警以及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当前监狱工作中存在着重生产、轻改造、重监管、轻教育的现象，有些监狱片面地强调监管安全，各项工作都为了确保无脱逃、无重大安全事故的“零指标”来开展，认为监管设施条件上去了，教育改造工作就必然上去了，没有认识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部分监狱民警也认为只要完成了自己工作时的“八个小时”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他的事情，至于教育改造工作，应当由搞管教的民警去思考。很多服刑人员也认为教育改造是空泛的事情，没有劳动改造重要，想获得表扬、减刑，关键在于劳动改造的表现要好。对于教育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兴趣。长此以往，教育改造工作就成了一件纸面上的事情，说得多，做得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应付上级的检查。二、为什么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提升教育改造质量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十七大以来，全面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成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就监狱工作而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监狱工作为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的必然要求，是提高监狱机关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是监狱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的要求，也是从大局上为了应对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而对监狱机关切实履行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监狱机关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提出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的做好法律赋予监狱的职能和任务，保障刑罚执行工作的开展，使监狱成为教育改造罪犯的最重要阵地。笔者认为，监狱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首要任务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其理由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教育改造工作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支撑，这个理论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监狱工作必须理论联系实践，指导教育改造工作的理论必然也来源于监狱实践。多少年来，监狱工作在“生产、改造、教育、刑罚”等谁优先的问题上争论不下，也曾经为了发展监狱经济而放松了监管改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监狱就是监狱”的理论甚嚣尘上，也充分反映了监狱工作者已经厌倦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理论争执。监狱的职能是执行刑罚不假，但是我国的监狱工作却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犯罪的绝对人口数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教育改造工作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国的监狱工作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实行单纯的监禁，也不可能弃教育改造于不顾。科学发展观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教育改造工作中的理论争执问题。教育改造中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理论，就是要纠正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偏执的一面，不要试图用某种单一的理论来解决复杂的工作。科学发展教育改造工作，就是要防止我们在教育改造中走上错误的道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今后国家有财力和物力完全解决监狱的经费问题，我们也不能放弃教育改造工作，而要更好地总结教育改造工作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科学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造理论。2、教育改造工作的历史也证明，科学发展观最符合当前的现状。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历史证明，监狱工作曾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传统的监狱精神需要继承和发扬，但是监狱体制改革以来，新出现的问题更加需要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去思考和解决。监狱曾经是“与世隔绝”的净土，教育改造工作就是在这种近乎真空的状况下一步步开展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信息时代的今天，大环境已经与当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改造工作如果还停留在用大墙将罪犯与周围世界隔离从而起到收效的想法，无异于坐井观天。教育改造工作不是将罪犯教育成落伍于世人的人，也不能让罪犯与社会上的人有太大的反差。我们应当与时俱进，认真思考教育改造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历史上教育改造的理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摒弃的，那就是科学发展观最符合当前教育改造的现状。曾经我们在监狱的出路上苦苦追寻，也为监狱的经济发展苦思冥想，而在国家大力扶持监狱改革发展、监狱职能逐步回归理性轨道的今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是监狱的本职工作，提升教育改造质量是监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科学发展观来解决教育改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监狱的必然选择。3、只有践行科学发展观，才能更大程度地提升教育改造质量。用科学发展观来衡量教育改造质量，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监狱在教育改造工作中近乎严苛的衡量标准，为从事教育改造工作的民警减轻压力。监狱民警不是万能的，教育改造工作也不是治病救人的唯一“药方”，那种用罪犯刑满释放后“零”再犯率来衡量教育改造工作的理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犯罪问题在当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治，我国也不例外。教育改造工作可以根除部分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念头，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但并不是对所有罪犯都这样。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改变教育改造的策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对策，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教育改造工作的本来面目。在实践中探索教育改造的有效途径，在发展中完善教育改造的理论，客观的评价教育改造的效果，辩证的看待教育改造的作用，既有利于教育改造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又有利于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造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三、以科学发展观提升教育改造质量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既有赖于客观的法律依据，也有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教育改造中的以人为本，并非一切从满足服刑人员的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法律对教育改造工作的根本要求出发，让服刑人员在教育改造工作中的需求得到实现，促进其全面发展，同时，也要从监狱及监狱民警的工作出发，让其职业满足感得到实现，共同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因此，以科学发展观提升教育改造质量，首先要使教育改造的参与各方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力度与兴趣，其次，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从制度上、意识上使教育改造工作得到创新和发展。1、教育改造参与各方应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性。在监狱工作中，教育改造工作并非天下最难的事情，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民警都认为，以前教育改造的方法虽然比较粗糙，但是很管用，罪犯在接受教育改造的过程中也很少有严重抵触的行为。进入新的时期后，由于种种原因，以及执法要求上的严格与规范，罪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借口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放松了接受改造的自觉性。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依法治监真的不管用了，而是教育改造的参与各方在对待教育改造工作的认识上产生了偏差。要提升教育改造质量，参与各方必须首先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是监狱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监管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评判依据就是教育改造工作质量的好与坏。我们不能因为少数罪犯有抗拒教育改造的行为而束手无策，甚至以单纯的监禁来替代教育改造，或者以片面的监管安全掩盖教育改造不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教育改造的以下参与各方都必须正确的认识教育改造工作：一是监狱领导要高度重视教育改造工作，并且要想方设法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关键在于监狱系统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一要增强依法实行教育改造的意识。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和监狱狱务公开的推进的深化，监狱领导要严格依法办事，避免挤占教学场地、放弃教学课时、默许罪犯长时间的超时劳动等现象的出现，从而保证教育改造工作的正常开展。二要增强教育改造工作是主业的意识。监狱工作的宗旨就是要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为此，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手段，不断提高改好率。三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监狱机关各级领导理应是教育改造罪犯的行家和专家，领导者应该以教育改造罪犯为己任，经常为教育改造部门出点子、探路子、做样子，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和培养更多的教育改造罪犯的精兵强将。监狱领导要确立教育改造工作在监狱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发挥教育改造工作的主导作用。要把加强和改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分析，切实解决教育改造工作中的问题的矛盾。要对事关教育改造工作的人、财、物、力予以切实的保障。教育改造罪犯的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隐蔽性，领导者应有前瞻性的眼光，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监狱领导还要把教育改造目标和质量指标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和工作目标责任制的体系之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和相应的分值，使教育改造工作指标成为刚性指标，便于检查和考核。监狱领导要亲自到改造罪犯的第一线做调查、上大课，进行顽危犯攻坚，这样势必会鼓励和带动广大基层民警奋力向前，也只有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才能真正实现正确的决策和指挥。二是主管教育改造的职能部门，在当前主要是监狱的教育科，必须为教育改造工作创造良好的保障条件。监狱系统各级教育改造职能部门担负着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建议，及时组织指导、协调各项教育改造业务展开的重要职能，其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教育改造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实践迫切呼唤着教育改造职能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谋求发展，切实有效地在以下方面奋力开拓进取。首先要根据新时期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现状和当前罪犯思想改造的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准当前教育改造的薄弱环节，选准加强和改进的切入点，摸清当前罪犯的思想实际和行为特点以及改造需求，从而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努力探索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造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其次，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做深、做细、做活新时期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是教育改造职能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三，努力增强阵地意识和进攻意识。为教育改造罪犯而规定设置的场地、经费和师资配备发挥着教育改造工作的阵地作用。三是监狱民警要以教育改造工作为己任，以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为工作目标，开拓创新，团结进取，努力提升教育改造质量。监狱体制改革以来，监狱民警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法律对监狱民警的要求更加具体而严格了，大多数民警都能够依法、公正、文明、科学地执法，而极少数民警却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了歧途，成为了被执法的对象。也有些民警对当前文明执法工作认识上有所不足，观念上仍然停留在简单、粗暴执法的初级阶段，认为要想做好教育改造工作，单纯的说教是起不到成效的，只要采用更加严厉的甚至是对服刑人员人身有所约束的手段就可以将服刑人员改造好。笔者认为，这种念头是要不得的，更是导致今后进一步违法执法的导火索，监狱民警必须从心理上彻底摒弃这种认识。教育改造工作质量的提高，要寄希望于法律的更加完善和监狱领导的正确决策，更要寄希望于监狱民警特别是基层民警的开拓创新，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当前，在教育改造工作有一种做法，那就是将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在时间上、主管民警上都截然分开的做法，笔者认为需要加以改变。监狱民警是一个团队，需要存在一定的分工，但是更需要在教育改造工作中的合作。大量顽固犯、危险犯、抗拒教育改造罪犯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而这种简单的改造时间上分工和主管民警上的分工也导致了部分服刑人员钻了空子。如他们利用民警交接班上的时间差，在不同的民警面前表现不同的角色，甚至鼓动及挑拨民警的不和，以达到逃避教育改造的目的。同一分监区的民警，也因为职能上的分工，除了例行的会议外，有些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一个照面，这样就很难发现服刑人员在教育改造中的异常表现，对于及时掌握服刑人员的行为动向是很不利的。因此，在教育改造工作中，既要重视民警分工的必要性，又要强调民警合作的重要性。对于教育改造工作而言，同一个分监区的民警，就是一个团队，必须从团队的目标和责任心出发，更好地、共同地去做好教育改造工作。四是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要改变“教育改造无用论”的片面认识，从内心上确立教育改造的阶段性目标，一步一步将自己打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和守法的公民。许多服刑人员持有“教育改造无用论”，无非是认为自己是否改造好，别人也看不出来，或者认为改造得再好，出狱后照样找不到工作，还是受人歧视，因此放松了对教育改造的认识。笔者认为，教育工作从外观上是无法鉴别出质量的好坏来，但是，通过科学的评价标准，是可以发现教育改造工作对服刑人员所造成的影响的。监狱民警要引导服刑人员确立不同阶段的教育改造目标，分阶段、按步骤去实现，而不是用一种笼统的标准去衡量改造的结果，一旦服刑人员自己感觉到有了成就感，就必然会对民警的施教工作产生深厚的兴趣。“兴趣是学习之师”，教育改造工作也是这样。比如对不同类型犯罪的服刑人员设定不同的教育改造目标，对不同刑期的服刑人员又设定不同的教育改造目标，只有当每一个具体的目标达到以后，才去实现下一个目标，这样教育改造工作就有了现实的标准，对服刑人员而言，就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和让人“昏昏欲睡”的理论了。2、应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到教育改造工作中来。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与参与各方积极主动的参加密不可分，与教育改造的施教方法、传授内容也有很大的关联。笔者认为，要想真正的提升教育改造质量，必须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到教育改造工作中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教育改造质量。一是要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长期以来，社会大众都偏好用某种眼光看待在押的罪犯，俗称用“有色眼镜”来认识罪犯。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他们都有保留自己观点的自由，而对于从事教育改造工作的监狱民警而言，则应当转变单一的、有偏见的、过于绝对的认识。有些民警内心上厌恶服刑人员，对于教育改造工作是能避则避，能躲则躲，和服刑人员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教育改造工作长期停留在疲于应付的状态，想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在他们的眼中就成了笑谈。有些监狱领导对教育改造工作则另有看法，他们总认为教育改造工作是万能的，一旦出现顽固犯、危险犯，就贬低基层民警的工作积极性，甚至有些监狱、监区领导不愿意基层民警反映负面现象，无法正视教育改造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些民警，一开始倒是有满腔热血投入到教育改造中，但是屡屡碰壁的事实却让他们再也不愿意谈及教育改造工作。当前基层民警中普遍存在“不愿管、不会管、不敢管”的现象或许与此有关。笔者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的态度。罪犯能不能改造好？改造质量如何评估？一旦出现负面典型，是不是都与民警工作不力有关？想回答这些问题，先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人都具有社会性，罪犯也不例外。社会性，即是人的共性。我们认为教育改造工作可以挽救一个人，是从共性上来认识的，即大多数服刑人员都可以通过教育改造，变成守法的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但是，人又都具有差异性，即人的个性。每一个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特征，即其个性。服刑人员个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教育改造工作必须具有针对性。如果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忽略了共性，过分强调个性，那么，服刑人员的行为就很难形成一种合力，团体的影响力就会衰减，教育改造工作容易成为一盘散沙，从而失去凝聚力。反之，过分强调共性，忽略服刑人员的个体差异性，教育改造没有针对性，那么服刑人员就容易丧失热情和兴趣，极易形成“监狱人格”，导致教育改造工作经常碰到“软钉子”。所以，要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就必须认识到服刑人员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从中找到一种平衡点。对于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服刑人员，要积极加以引导；对于极少数确实不思悔改的害群之马，要采用正当的途径与手段，而非苦口婆心的说教来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在一个监狱的范围内，应成立相应的罪犯行为分析机构，对拒不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分析其行为根源，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当前民警普遍反映的短刑犯、“关系犯”、狡诈犯改造难的问题，一方面与基层民警警力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民警在这方面的对策不够有关。要科学地认识到，与其让每个分监区的民警来单独对付和教育服刑人员中的“抗改造尖子”，不如将这些尚不够禁闭条件的“抗改造尖子”集中收押，集中施教，以期取得施教育效果。本回答由网友推荐
“参加监所管理专业自学考试，是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提高素质并推进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在重庆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邓胜明的一篇学习心得中，记录着他立志参加自学考试的初衷。在司法部提出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长远发展方向后，有着20余年监狱工作经验的邓胜明意识到，这是监狱工作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空前巨大的挑战，只有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新时期监狱工作的需要。 为了不断增长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2001年，邓胜明敏锐地抓住机遇，率先报名参加了全国第一轮监所管理专业本科段的自学考试。从此，学习就成了邓胜明工作之余的主旋律。他自费订阅了与监所管理专业相关的各种书刊，每晚挤出2至3个小时，坚持不间断自学，先后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在学习期间，他撰写的“加强监狱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对当前罪犯改造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对策的一些探讨”等三篇论文先后获西南片区、重庆市监狱学会、重庆市监狱局体改办颁发的一等奖。工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12月，邓胜明已顺利通过了监所管理专业本科段的所有考试，获得监所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证书。除此之外，他还坚持自学市场经济、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的业务知识，撰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研究和探索开展监狱管理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无声胜有声，无言的行动，强过千百倍的说教。如今，学习的风气已在重庆监狱干警中形成。全狱干警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数日益增多，为鼓励更多的干警边工作边学习，监狱还制定了奖励制度，凡干警参加自学考试通过一科者，奖励100元；获得专科文凭者，奖励2000元；获得本科文凭者，奖励3000元；在用人方面，对自考毕业生也优先考虑。“考风正，获取的知识才特别硬！”这是邓胜明参加自学考试的经验之谈。为了严肃考风，端正学风，他一方面与监狱党委一班人，共同研究制定了《监所管理专业自学考试奖惩办法》；另一方面，在每次参加自学考试的过程中，带头遵守考场纪律，严格执行考试规则，积极主动地关心、支持和配合主考部门和监考人员的工作，在全狱营造了良好的考试风气。在他的带领下，一支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的监狱警察队伍正在形成，全监狱干警55%以上具备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监狱的总体形象得到提升，从而也提高了监狱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邓胜明深知，学习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更重要是要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管理能力。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学习、成功的学习。 在工作中，邓胜明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切实运用所学的监所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不断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磨练。他将严谨勤奋的学习态度延伸到日常工作之中，带头转变工作作风，重心下沉，埋头苦干，勤于政务，近几年来，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不耽误工作，他主动放弃了不少星期天和节假日，每年深入基层工作达160天以上。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再加上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邓胜明开始着手将他的工作推向了改革创新的全新阶段。近年来，他坚持以创新谋发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的工作思路，大胆探索，锐意改革，开拓创新，亲自参与和制定了涉及监狱全方位工作的《监管改造工作经济奖惩办法》、《罪犯行政奖励实施办法》、《安全生产奖罚办法》等180多个管理制度；创造性地总结提出和推行了监狱领导“AB角合作共事”新机制，以及侦破狱内案件“以快制快、深挖细查、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十六字侦查法和“抓住点、控住面、拉住线”的防控法，效果十分明显。自2003年起，监狱做到了无罪犯脱逃、无重特大案件、无生产安全事故、无干警违法违纪行为发生，监狱体制改革顺利向前推进。 由于监狱工作的长足发展和进步，邓胜明所领导的监狱被重庆市司法局评为“法学教育”先进集体、“公正执法树形像”先进集体、被重庆市安全委员会和市监狱局评为“安全生产”先进集体；被司法部评为“抗非保稳定”先进集体；自2003年起连续三年监狱党委被重庆市司法局评为“三好领导班子”。邓胜明个人分别被重庆市政法委和重庆市司法局评为“严打斗争”先进个人、“优秀监狱长”，并荣记个人“三等功”。 一连串的成绩与荣誉让邓胜明深深体会到了知识的力量、学习的力量，但他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说，学习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这才是参加自学考试带给他的最大收获。如何加强监狱的安全基础？怎样加强与基层的联系？监狱产业的结构调整……带着他的书本、带着他所学的知识、带着他“自学成才，学无止境”的精神，邓胜明开始为他辛勤工作的监狱管理事业描绘新的蓝图。本回答由网友推荐
只有一点资料，成文的并没找到 ----------------------------------------------------------------------------------------------------------------------- 《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1、惩罚和改造相结合。 监狱执行刑罚，首先是对犯罪分子实施惩罚。惩罚是刑罚的固有属性，没有惩罚，就难以使犯罪分子认罪伏法，改恶从善。惩罚与改造相比，惩罚重在强制，改造重在转化。惩罚是手段，改造是目的。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把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也是我国刑罚的根本性质所在。监狱不是为惩罚而惩罚，而是把惩罚与改造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有明确的目的性，即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2、教育和劳动相结合。 为了有效地改造罪犯，还必须在执行刑罚中坚持贯彻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教育是指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是指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必须把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 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独具特色监狱制度已经形成 北京7月24日讯 中国监狱学会会长金鉴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中国监狱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说，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 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中国监狱制度主要体现在：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依法、严格、文明、科学管理的监管原则；寓教于劳、寓教于管、寓教于学的改造手段；举办特殊学校；实施分押、分管、分教；运用社会力量开展帮教的综合治理模式；维护罪犯权利、拿犯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政策；从严治警、公正执法的监狱警察队伍建设等。 金鉴指出，目前我国监狱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现代化、科学化、法制化的程度还不够高，在监狱管理体制、财政保障体制和布局调整等方面，在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方式的运作上，在行刑社会化以及监狱生产劳动的管理上，在监狱警察队伍的训练管理上，都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革与完善。 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在讲话中说，近年来我国监狱安全保持持续稳定，罪犯脱逃数、狱内发案数、狱内重特大案件均逐年下降。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到目前为止，今年监狱系统没有发生大的安全生产事故。这些都表明我们的执法管理水平、防范控制能力、设施建设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 范方平要求各地要认真学习江总书记“5·31”讲话精神，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探索实践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要抓住当前监狱工作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保证监狱工作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王明迪主持会议。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国监狱学会理事，分不同课题就监狱工作改革进行了理论研讨。（王宇） 来源：《法制日报》 2002年7月25日本回答由网友推荐
我国监狱的性质。我国《监狱法》第二条明确规定：“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犯罪，在监狱内执行刑罚。”这一条规定用准确简明的法律语言，从国家法制的高度明确界定了我国监狱的性质。 下面是两个监狱网站：/index.html
参考资料：.cn/
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三、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基本途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监狱系统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工作重点。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的原则，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分层次建设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从宏观上指导全国监狱系统建设现代化文明的原则，也从微观上为每一个监狱指出了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就每个监狱来讲，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进行“建设”工作的基本途径。每个监狱，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畏难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纸上谈兵，要根据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滚动发展，每年办成几件事，这样就能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向着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迈进。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从总体上讲包括两个方面，即以监狱设施、技术装备、管理教育设施、生活卫生设施以及生产方面的技术、设备、工艺为内容的硬件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以及监狱人民警察素质、执法水平、管理制度、教育方法、劳动手段、改造效果为内容的软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缺一不可。做为监狱领导，必须认识到硬件与软件是辩正统一的，硬件建设搞好了，有利于软件建设；软件建设搞好了可以促进硬件建设二者相辅相成。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如果只抓硬件的物质文明建设显然不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而只抓软件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达不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要求，二者是辩正统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得软硬并举。当然硬件建设是要花钱的，在当前财政和投资保障不能很快到位，多数监狱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在具体实施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分清轻重缓急，做出规划逐项分步进行。而且这些建设项目与当地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水平应当相适应，争取一次建成达标避免时过不久又得更新改造，造成二次投资或浪费。软件建设，主要强调监狱人民警察素质、严格执法、科学管理、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改造效果等。从经济角度讲，这些可不花钱或少花钱，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单位，可以软件先行，但这决不是说软件好搞，容易达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软件建设比硬件建设更重要，难度更大。司法部提出：“要注重软件建设”、“软件要强”，这不仅说明中国监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软件建设上，同时也有利于克服我们一些同志一味强调物化建设的误解，从而推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进程。软件需要硬功夫，当前在软件上，要结合贯彻《监狱法》，一条一条地检查自己监狱的工作，凡与《监狱法》相抵触的，应当立即停止；凡不符合《监狱法》的规定的监规制度等，应当及时修改调整。同时要继续发展十多年来我国监管改造工作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对罪犯实行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继续抓好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完善计分考核、依法奖罚的制度。全面推行三分工作，把防逃、防重大恶性案件、防非正常死亡的各项安全防逃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改造秩序的持续稳定。在教育改造工作方面，要加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办好特殊学校，建设丰富多彩，有益于改造的监区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辅助教育，进一步搞好社会帮教等。通过这些切实使监狱的软件强起来，上一个新水平。这就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软件建设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能促进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建设，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参考文献 : 1.吴宗宪 《中国现代化文明监狱研究》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版2.张秀夫 《中国监狱现代化建设》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摘要]：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分层次创建的原则；分类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1]我国的现代化文明监狱是社会主义的监狱。着意味着它要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监狱工作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词]：现代化 文明 监狱我国的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神圣职责，对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及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监狱事在必行。一、正确认识、深刻理解贯彻《监狱法》和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是增强现代化文明监狱紧迫感、提高自觉性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布施行，是全国监狱机关和全体监狱工作监狱人民警察盼望已久的盛事。《监狱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工作法典，它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决心和法制建设工作的日趋完善，也反映了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贯彻《监狱法》与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二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要求，相辅相成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既是贯彻《监狱法》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监狱法》的必然结果，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尤其是“软件”建设的硬性标准集中体现在《监狱法》的概括规定中，用精练的法律语言表述出来，为监狱工作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提供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不仅使现代化文明监狱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且还有利于保障和制约现代化文明建设在法制建设轨道上健康顺利的发展。因此，要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就必须严格 贯彻执行《监狱法》，依法建设是前提，是基础，决不可偏废，这样才能保证准确正确地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另一方面，贯彻《监狱法》，严格依法治监，离不开与社会文明相适应的基本物质条件，较好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是监狱依据《监狱法》，发挥刑罚执行机关的职能，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强化三大基本改造手段，完成惩罚和改造基本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障，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加强监狱的现代化“硬件”建设。同时随着《监狱法》的贯彻落实，《监狱法》所要求的物质保障体系，尤其是监狱的财政经费、投资保障、资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必将逐步到位，这也为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增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紧迫感。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监狱干警队伍。不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通过干警的活动去实现。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是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有力保证。政治坚定是根本，全体监狱干警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队伍各项建设的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观察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坚持坚定的思想立场，善于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创建工作实践；纪律严明是保证，作为准军事性的司法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没有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和保证完成，纪律是执行实践的保证；作风过硬是基础，勤政廉洁，遵纪守法，顾全大局，遇险不惊，沉着镇定，具有独立处理和应付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对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最起码的要求；业务精通是前提，业务素质是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基本素质，包括政治法律水平、职业道德水平和执法水平，只有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才能把创建工作真正地做好，“犯人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在没有完成这个艰苦过程的情况下，这些人有许多都是‘饿老虎’，我们的监狱、劳教警察都是‘训虎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咬死、咬伤。”[2]所以做为监狱、劳教警察一定要保证能够做到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避免被那些“饿老虎”咬死、咬伤。但是近年来，在少数监狱人民警察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性质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还有不少干警法治观念不强，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因此，必须从严管理、从严教育、从严培训、从严要求，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执法水平和业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需要。 同时，还要看到，加强队伍建设也是我们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要加强全党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我们司法行政系统来说，要进一步把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工作推向前进。现代化文明监狱要靠有现代化知识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不可能设想用落后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那是不可想象的。再从犯罪率和犯罪性质来看，现在关押的犯人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再加上这几年的“严打”收押的犯人和过去也不一样，暴力犯多，团伙犯罪多，重新犯罪多，改造的难度、保障监狱安全难度也比过去大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想更好地完成我们所担负的任务，确保监狱的稳定，努力提高罪犯的改好率，降低重新犯罪率，为国家社会稳定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抓队伍、促业务，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得到提高，才能够保障监狱的稳定，罪犯的改好率才能不断提高，重新犯罪率不断降低。我们才能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保障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要建设好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必须加强监狱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充分发挥监狱党委的核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通过建立对监狱人民警察的严格考核体系，合理的竞争机制，良好的奖惩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的机制，培养和选择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进入监狱各级领导班子，增强领导班子的生机和活力。总之，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组织保证，也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全过程中，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工作的顺利进行。/view/183588.html?wtp=tt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监狱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历史新课题，直接关系到监狱的改革、发展与稳定。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不断推进,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实现人力资源平衡互动，是支撑其体制改革的根本以及促进其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本文就监狱体制改革中的“人力资源”整合谈一些看法，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各级领导及同行的重视和关注。 一、 监狱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额保障、监企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核心内容的监狱体制改革正按计划进行。强化行刑职能、转移社会职能、分离经济职能，纯化监狱功能的重要措施是深化监狱工作改革，也是体现监狱本质属性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人力资源”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具主动性的生产要素，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实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现代化文明监狱成果，推进监狱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有利于依法治监，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促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和提高监狱工作整体管理水平。 （二）、人力资源是监狱发展的最基本的组织保障 监狱职能、行刑目标和任务的实现，除了硬件设施以外，主要是依靠监狱的人力资源去执行，依赖于监狱人力资源的技能与潜能去完成。因此十分重视监狱人力资源的研究，认真分析队伍现状，明确工作目标，探索科学的激励机制，是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三）、目前监狱人力资源存在的诸多弊端 体制改革，实现监企分离引起的人员分流和身份置换，使传统监狱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暴露出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 ⑴、目前监狱工作人员配置不合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不同岗位的工作专业性要求不明确；二是工作职责太笼统，缺少分工；三是工作标准和要求难以界定，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太宽泛等。 ⑵、监狱内部分配奖惩制度不合理、用人机制不健全、人员使用不科学、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传统观念束缚以及工作环境制约等因素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影响了监狱功能的正常发挥。 ⑶、现有民警综合素质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变化：一是部分民警只停留在简单纯粹看守性的工作，而对如何矫治罪犯，解决教育改造中的深层次矛盾缺思路、少方法、没措施，致使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一直上不去；二是部分民警责任意识不够强、缺乏敬业精神。面对社会上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待遇差异，造成心理失衡，产生了消极情绪，缺乏工作热情，以致到岗不到位、到位不尽责，严重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三是法治观念淡薄，缺少政治免疫力。在改造与反改造、腐蚀与反腐蚀的风口浪尖上，少数思想觉悟低、意志薄弱的监狱民警面对各种诱惑，逐渐丧失了各种警惕性，站错了位，徇私舞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严重损害监狱警察的形象。 ⑷、监狱工作与社会断层，使得监狱人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依托和保障。 二、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基本思路 人力资源整合是监狱体制改革中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以至形成公正高效的执法机制 （一）、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与利用，构建资源整合体系 监狱体制改革必然非常突出监狱的专政职能和教育改造的核心功能，而核心功能的成功到位，关键因素是人才到位。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多维的人才观，盘活现有人力资源；既要重视有所成就的监狱民警，又要关注潜在的人才；既要重视优秀年轻民警，也要重视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民警，发挥人才整体优势，逐步实现人才资源的配置，建立与民警贡献相适应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到监狱参与收益分配，通过肯定其贡献的市场价值来显化和肯定监狱民警的价值。 1、转变传统观念，合理分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新刑罚和法治文明必然要求监狱活动的规范化、专业化。按照现代监狱功能对监狱民警进行科学分类、合理分工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监狱应当以开放的姿态与社会广泛融合，创造条件让社会团体和公众广泛参与监狱活动，逐步形成由高素质监狱人民警察、监狱机关雇员和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教育改造专业队伍。具体地说一是监狱人民警察，负责监管安全、教育改造、罪犯刑罚的执行的相关工作和罪犯的待遇保障，纳入现行公务员制度管理。二是监狱机关雇员，借鉴政府雇员制，按照市场化契约化的概念和做法吸收教育学、精神学、心理学、犯罪学、医学等专业领域和行业的优秀人才为监狱机关服务，从事罪犯教育、心理矫治、思想转化、医疗服务等技术性服务。监狱机关雇员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利，但可享受与公务员同等的休假、工伤、抚恤等福利待遇。监狱机关雇员对原来所处的环境领域有着深刻的了解，又求真务实，会把大量的社会信息、技术知识和学术成果带进监狱工作中，既打破了监狱警察为主导的“大公务员机关”模式，又降低了监狱管理成本，提高了教育改造水平，解决了监狱工作人员能进不能出、终身制和不能合理流动的弊病。三是社会工作者，以制度化、系统化的形式规范非政府民间力量参与监狱工作，突破现有社会帮教的可为、可不为、不可为三者界限模糊的状况，并注重由单一的思想教育“看望型”、“安慰型”向给罪犯送知识技术和思想教育并重转变，由单方孤立的社会帮教向社会各阶层各部门多方参与型转变。 2 、健全用人机制，科学管理，激发人力资源内动力 在体制改革中要彻底改变一些束缚监狱人力资源的传统观念，有效革除用人机制中的弊病，注重调查研究，适应形势，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实践中把握几点：⑴、不断创新和完善适宜于人才成长的环境，设法建立本单位内部科学分工和公正评价机制，为民警提供一个适合成长并充满希望的平台，鼓励监狱民警参与与监狱形象和任务有关的个人目标的设定。⑵、改进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理顺奖励升迁机制，实现动态管理机制，用人力资源的一般规律来规范人才选拔工作，实现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化；扩大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规范任前公示制和任职试用期制，同时从根本上打破干部工作神秘化、封闭式运作的做法，改变由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的状况，逐步扩大民主，依靠群众选贤任能。⑶、建立健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严格淘汰机制，把人才的“出口”打开，“公务员铁饭碗”，其弊端显而易见，平庸者能够在公务员队伍谋得一个职位，就等于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逐月领取“饭票”，不利于竞争。⑷、根据“彼得原理”，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实践中要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把部分民警晋升到不称职的岗位上的管理理念。目前在监狱基层，优秀民警通过晋升提拔而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剩下的一批多是年老体弱或者升迁无望导致监狱基层一线执法水平的低循环徘徊。因此，应十分注重对基层民警的培养和提拔，将这些民警安排到可以胜任的岗位，并通过制度创新将竞争和激励机制不断引入，注重培养具有较强潜力的接班人，保证及时补充基层的新鲜血液，在人力资源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潜力。⑸妥善处理新老更替问题。①现实中，在基层一线的监狱人民警察，一旦没有得到职务的晋升，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在50岁左右(有的单位甚至是45岁左右)退居二线养老，而这种年龄，对于绝大多数监狱人民警察来说，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光，但由于许多单位有了这种政策，就使许多基层一线的监狱民警一过40岁，就感到“船到码头，车到站”，丧失了继续奋进的信心，因此要适当延伸老民警的工作舞台。②为了优化年龄、知识、性格等结构，加快新老更替，因此建议把这些退下来的民警尽量向监狱管理中的入监、出监两头倾斜，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这两个岗位的工作成了刑罚执行关键性环节，但工作量较之其它平时行刑过程相对轻松。这既可以使老同志发挥经验丰富的优势，突出行刑的“两头”工作，又能够激发工作热情，使其更好地实现其身价值。⑹、在民警的使用上尝试监区党支部对基层民警优势特长的二次分配，设立若干较少、职能较强的岗位，面向基层民警开展竞聘，把交流轮岗、竞聘上岗意识渗透到基层每个民警。 （二）、创新理念，强化教育培训，推动资源长效发展 在改革中要求结合行刑模式和发展趋势，深化人力资源的思路创新，突出教育培训，与时俱进地抓好队伍建设，从法律上和财政预算上强化并分期、分批切实组织好基本素质培训、业务培训、警衔晋升培训、知识更新培训、交叉培训为主要形式的干警轮训，并把培训的立足点从封闭的环境转向到社会上接受培训，把培训重点从准军事化、监管安全、法律法规为导向转向人文技能为导向（能够理解人类的行为、动机、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性的监狱民警将会是最成功的教育改造能手）。⑴通过培训必须达到监狱民警对时代要求的变化要敏感并有积极回应的目的，使其更好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来自于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的监狱工作的挑战；⑵委派条件合格的监狱民警到地方大学学习，开展与其他部门间的参观、交流，组织人员出国考察，甚至是到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比较研究，熟悉世界其他监狱管理的最新发展成果，吸取先进经验，适应押犯形势和体制改革要求。（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继结合，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当前行刑社会化、开放处遇制等一些新理论运用越来越频繁。在实践中“重具体事务，轻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日趋明显，在监狱系统并没有形成一支能够与监狱实践紧密联系的监狱理论研究力量和研究机构，对研究人员的安排多半带有安置的性质，监狱班子成员也鲜见有监狱理论研究出身的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此，平时要多举办讲习班、多开展经验交流会或者论文（或理论）研讨会，倡导监狱民警尤其是监狱管理人员重视理论研究、创新，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研究和把握监狱工作规律。 （三）、依法治监，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 体制改革后的监狱内部设立的纪检、监察等机构并未从监狱分离出来，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行刑执法权、行刑监督权集中于某个行政部门，难以从监狱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实践中必须规范人力资源的执法环境：（1）、要求公正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监狱建章立制、规范制度，监狱逐步实现程序化、标准化管理；（2）、要求依法治监理念进一步落实，职业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成为自觉行动；（3）、监狱多渠道、全方位地执法监督，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监所检察制度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监狱视察委员会进行行刑监督以及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他社会团体以及新闻舆论参与监督，尤其要邀请人民群众参加监督。 （四）、面向社会，实现平衡互动，打造资源共享社会格局 利用体制改革的契机让监狱从神秘、封闭、孤立的境地中走出来，监狱应当积极向社区、团体、学校做演讲，介绍情况，组织民警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组织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狱政管理、狱内活动等展览，鼓励文学创作力量深入监狱体验、挖掘题材，以期改变公众对监狱的看法，并在其心目中形成良好的印象；积极宣传监狱工作和改造成果，提高监狱透明度，建立一支关心、理解和支持监狱工作的基本力量，利用当地电视台、报社等主流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设立如“忏悔录”、“监狱生活”、“狱警手记”等专栏，在广播电台开办如“大墙内的声音”等直播节目，既扩大监狱人民警察的社会影响力和树立执法形象，又配合社会的法制教育，使监狱工作与社会进步同步发展。 在体制改革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监狱民警社会地位、政治待遇、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生活福利并通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建议通过立法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监狱工作人员的待遇、权利问题，增加实质性内容，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切实提高监狱的政治待遇；①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可以借鉴英国内务大臣直接管理监狱，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监狱工作的管理模式。在我国，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却没有监狱的声音，因此，司法部也应该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汇报监狱工作，有利于监狱引起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②对监狱机构和级别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一些市属监狱享受副厅级别与省属监狱反差太大，因此建议把部分押犯在万人以上的大型监狱下设的监区调整为分监狱，按副处级配置，既适应押犯规模，又适应提高监狱政治待遇，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③突破民警交流范围，实现监狱领导与地方领导的双向交流，特别是要定期安排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张扬和实践现代精神，注重监狱民警的情商培养,是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长期从事基层一线工作的监狱民警，生活圈子狭窄产生孤单寂寞和厌烦的心理，复杂多变的狱情导致紧张的心理，罪犯抗改和违规又使产生焦虑畏惧心理。因此，要十分关心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关心其精神存在，关心其生活、家庭，体现警察队伍的“人性化”建设；其次，与时俱进，张扬和实践“权利、法治、公正、平等、效率、文明”的现代精神，以此来提高监狱民警的满意度、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三是注重情商培养，关注民警情绪宣泄，提高自控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和挫折承受力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重视非理性因素的长期积淀，促进人力资源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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