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以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在全国条件较好的大学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古籍研究机构之一。本专业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 本专业远绍黄侃、胡小石、汪辟疆等大家所开创的南京大学中文系传统文史研究的朴实雄厚之学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首任所长程千帆先生、现任所长周勋初先生和唐代文史研究名家卞孝萱先生的带领下，经过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在古典文献的整理、考订和理论阐发诸方面，形成了谨严踏实的学风，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赋予传统的古典文献研究以现代学术的品质。本专业在继承谨严求实的学风同时，又不断开拓发展的空间，如将古典文献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如加强海外汉学文献与域外汉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本专业现有教师10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2人。1985年该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该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博士研究生导师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9人。目前该专业已培养硕士研究生21人，在读硕士研究生20人，培养博士生3人，在读博士生10人。本专业现任带头人为程章灿教授。 本专业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密切协作，承担了一批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如程千帆先生主持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已出版，其中有卞先生负责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程先生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二十册也在南大百年校庆前面世；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荣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以上几项重大成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本专业原学科带头人周勋初先生治学出入文史，视野开阔，所撰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在新时期的传统文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博士生导师徐有富教授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完成古委会的重点科研项目《校雠广义》，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获，另撰有《郑樵评传》、《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博士生导师蒋广学教授于晚清学术史研究多有建树，有专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行世，《梁启超评传》即将完稿；博士生导师程章灿教授在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研究方面深有心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世家大族与六朝文学》等专著出版，于石刻文献亦研究多年，已有《石学论丛》出版，并在古典文献学专业逐步形成石刻文献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目前正在进行《魏理与二十世纪英国汉学》研究；博士生导师曹虹教授在中国散文史和佛藏文献研究方面齐驱并进，撰有《阳湖文派研究》和一批重要论文刊行，新著有《慧远评传》，目前正在进行域外汉文学研究。此外，严杰教授在唐宋文学文献研究方面有《欧阳修年谱》《白居易集校正》等成果；武秀成教授在《旧唐书》研究方面有潜心多年的专著《旧唐书辨证》，另有《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陈振孙评传》等书；姚松副教授在《册府元龟》整理和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多有心得；赵益副教授在道藏文献研究方面有《六朝道教与文学》，又及有《丘处机》、《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变法批判》二书；徐雁平副教授撰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一书。 本专业已出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二十余种，出版《古典文献研究》集刊六辑，在学界均有很好的口碑。
浅析《史记》的人物描写摘要：《史记》人物传记在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描写人物的方法主要有：精当地取舍、安排材料；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尖端，性格自现；成功运用语文；倾向性鲜明。关键词：《史记》材料矛盾语言倾向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为历代史学家推崇，更是我国文学之典范。它采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记录人物一生事迹的办法来反映历史，并且充分集中地刻画人物性格。《史记》里人物众多，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各色人等的形象风神独具，栩栩如生。司马迁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呢？一、精当地取舍、安排材料《史记》是以记录人物一生事迹的办法来反映历史的，一个人一生做的事很多，作者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首先得益于精当的选材。司马迁在《留侯世家》的后面这样写道：“（留侯）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多，非天下所以存之，故不著。”用刘邦自己的话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见张良与刘邦谈论天下事很多。但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只选择了与天下存亡有关的大事来刻画张良的性格特征。如帮沛公解鸿门之危，来表现他的忠贞勇毅；奉劝汉王利用黥布、彭越、韩信破楚，来表现他胸怀战争全局和知人善任；以谏止刘邦复立六国，来刻画他的明察秋毫和审时度势；以功成名就后的急流勇退，来说明他对刘邦的了解和善避祸害。通过几个典型的事情，形象地塑造了一个谋略过人而又善于明哲保身的历史人物。选取典型事例是司马迁刻画人物的总原则，也是他成功刻画人物的基本方法。以《项羽本纪》为例：项羽是秦末起义中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的性格突出特点就是勇武过人，直率磊落，不善计谋；又刚愎自用，残暴凶烈，因而最终招致失败。对这样一个叱诧风云、不可一世在八年间骤起骤落的悲剧性人物，司马迁主要抓住他成败转折点的三件大事进行详尽描写。一是钜鹿之战，二是鸿门之宴，三是垓下之围。项羽一生兴于钜鹿之战，败于垓下之围，鸿门之宴则是他成败的转折点。“钜鹿之战”写他如何叱诧风云，勇冠其军，摧毁秦军主力，成为天下瞩目的英雄。“鸿门之宴”写他坦率天真，有勇无谋，以不忍之心轻纵敌手，坐失良机，为自己种下后患和失败的种子。“垓下之围”写他慷慨别姬，勇敢突围，斩将杀敌，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这一系列事件充分表现了他勇敢直率和政治上的幼稚，也表现了他拔山盖世的英雄气概，反映了项羽一生成败的内、外在原因。《史记》描写人物，固然主要描写他们重大的社会活动，但有时也描写一些似乎离主要事件较远的琐事。有的描写看似闲笔，无关宏旨，但却在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上起着脉络作用。仍以《项羽本纪》为例，文中一开始就记述了项羽少时的两件事：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这两段对项羽少时的描写，并不是历史中需要记载的，也不是项羽故事的主要情节，但已初见了项羽多勇少谋、粗犷不驯的个性和奇异不凡的抱负。由此可见，《史记》于人物写大事，但也择取某些小事来丰满人物形象，有助于展示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地突出人物的性格史。二、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尖端，性格自现《史记》写人物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写人物的生平，既不是平铺直叙地做梗概介绍，也不是静止地介绍人物的言行，而是具体地写人物之间的关系、矛盾和冲突，构成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节就很具有代表性。“鸿门宴”这一节，通过对宴前宴后的描写，反映了项、刘双方为争夺天下而展开的尖锐的矛盾斗争，不仅预示了刘胜项败的发展趋势，而且展现了鲜明的人物个性。范增嘱咐项庄假借用舞剑上寿的机会刺杀刘邦，达到了故事的高潮。项伯起而“翼蔽”刘邦，刘、项之间的斗争，因项羽内部的矛盾而得以暂缓。张良明察危情，急召卫士樊哙。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而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在这剑拔驽张的情况下，项羽却丝毫没有体会到斗争的尖锐性，反而称赞樊哙为“壮士”，并赐以酒食。当樊哙“义责”项羽时，项羽竟自觉理亏“未有以应”。我们似乎真的看到项王在刘邦、樊哙的一片巧言愚弄之下，竟自感惭愧和内疚的情态。在鸿门宴的斗争中，优势本来是在项羽一方，但由于项羽头脑简单，刚愎自用，内部矛盾重重，不听从谋士范增的建议，对项伯的告密、“翼避”对手不闻不问，以致一次次坐失良机，轻纵了刘邦，由主动化为被动。三、成功运用语言《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性，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许多地方力求口语化，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例如《吕不韦列传》中，吕不韦看见安国君的儿子子楚质子赵，处境很不如意，就想利用他“钓奇”。“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这句话充分表现出“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吕不韦的身份和心理。叙述语言方面，表现为善于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事件的典型意义，常常几笔就能写活一个人。有的叙述语言感情充沛，夹叙夹议，有强烈的感知力量。四、倾向性鲜明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所持的褒贬态度和所表现出来的爱憎情感。他对封建帝王并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既写他们的功绩和作为，又写他们的缺点，以暴露和批判他们黑暗的统治和残暴。他同情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写实态度，也正是他这种写实精神，塑造出来的历史人物才显得真实真切，栩栩如生。由以上诸多事例可以看出，司马迁撰写历史人物，凭着刚正不阿、公正严肃、敢于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极其鲜明深刻地表现出自己的爱憎倾向。正是因为将鲜明的倾向性和高超的写作技巧相结合，司马迁才写出了《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人物塑造得生动、形象，感人至深。他对材料的精当取舍、安排，故事性手法的运用，以及细节的描绘、场面的烘托，为历代文学家推崇。参考文献：［1］李国祥.史记选择.巴蜀出版社.［2］张人和.中国古代文学讲析.高教出版社.［3］王向峰.文学的艺术技巧.春风文艺出版社.［4］朱东润.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上的科学名著 在人类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名著有着不可磨灭的光彩。 就自然科学的名著而言，毋庸置疑，许多名著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看法；推动甚至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许多名著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热爱科学，追求真知，探索奥秘，奉献终生。 历史上的科学名著，犹如一座座丰碑，所铭刻的深邃思想，精妙实验，睿智论证是今人获取智慧的不竭源泉，是激励探索发现的永久动力。历史上的科学名著，值得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去拜读。 名著为先辈科学大师写就。今天我们处在新的时代，科学知识不断创新，新出版的科学论文、著作目不暇接，难免会有人问：过去的知识多被更新，旧体系或被新体系包容，再去读这些科学名著有意义吗？对这样的问题，不妨听听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的回答：“现在阅读亚里斯多德、狄奥方塔斯、惠更斯和牛顿的著作仍然获益匪浅。这些著作中充满秘密财富。如果认为在这类著作里除了已被肯定被条理化的事实和思想之外一无所有，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些原著就没有参考意义，只消宣布那些事实和思想就足够了。但实际并非如此，我建议对此有所怀疑的人试试看。他们将会发现，回到这些原始资料所受的精神鼓舞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向科学家指出那些最能振奋精神使人开始新的冲刺的原著。”（见萨顿：《科学的生命》）萨顿的话出自上世纪50年代，但今天重温仍值得体味。 我们有阅读科学名著的理由，但不可否认，读科学名著并不同于读文史名著，如果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背景，想必是困难多多。即便是有自然科学背景，由于知识门类的划分，也不见得就能通读顺畅。事实上，对从事科学史、科学文化或某些科学专业的人来说，尽可能多读一些科学名著理所当然，而对大部分专业相去甚远的人来说则视需要选择。 由于专业分化的原因，许多人确实不必细读深究科学名著，但是为了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扩展自己的视野，却有必要了解迄今世界上有过什么科学名著。这个道理就如同没读过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却知道莎士比亚，知道其原著的精华一样。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试图通过目前这本书，对古今中外的重要科学名著、相关作者的生平、学术贡献和思想精髓做出基本的介绍和评价。 说到名著，易使人联想到厚重的书本，精美的装帧，烫金的书名等等。而本书论及的科学名著在当时并非都是如此，其中有小册子，有论文集，甚至还有散乱的手稿（只是后来整理成笔记形式）。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当时的科学家并非都有发表专著传世或以多少字算计稿酬的意识，事实上，以追求真知为人生目的的科学家，也从不把出版多少部专著置于首位。以法国科学家帕斯卡的《关于真空的新实验》为例，这本书包括致读者，实验，原则，命题，反驳等内容，加在一起总共不过20页，仅仅称得上是一部小册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部小册子，在当时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书中实验所提出的问题触及了千百年来人们思想深处的一个深信不疑的观念，“自然界畏惧真空并且厌恶真空”。帕斯卡在他的小册子中，却用巧妙的实验论证了真空的存在，并且明确地阐明了产生真空的方法。面对这样一本小册子，你能说它不是名著吗？ 名著一般都有明确的主题，而有的却难以命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留传至今有5000多页的手稿（实际原稿多达13000页），后人整理成《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笔记》，就是从传世的手稿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文字涉及了文学、绘画、生理解剖、数学、力学、天文学和建筑学等广阔的领域，因而很难概括名之。过去我们多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认识达·芬奇，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研究的深入，在达·芬奇身上，我们看到人类知识极致的结合，这就是艺术与科学互补，谐和共存。这甚至超越了我们用科学名著来评价的范围。女生的话写《呼啸山庄》，男生的话就写有关于埃及长老拉美西斯的论文，素材多，而且都是很好的《孙子兵法》多少字不知道，既然想看名著不必在乎字的多少
出版的较好。1、出版的比较通俗易懂，更易于理解。2、版本信息等较清晰，引用出处较明确。3、内容出处较明确，接受度较高。
哪咤 又作「那咤」。源于元代《三教搜神大全》。明代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中人物。 《西游记》讲的是扥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子。形似少年，但神通广大。曾参与讨伐孙悟空，大败而归。《封神演义》说:一日哪咤去东海九湾河沐浴，因将太乙真人所赐宝物「乾坤圈」置水中玩耍，东海龙宫动摇不已。龙王急忙差巡海夜叉察看，惹脑哪咤被打死。后龙王三太子敖丙调集龙兵与之大战，被哪咤打死。龙王准奏玉帝，捉拿其父母。哪咤又在天宫门前痛殴之。后为表示自己的作为与父母无关，便拆肉还母，拆骨还父。死后，其师太乙真人把哪咤的魂魄借莲花为之而复活。又赐火尖枪，脚踏风火轮。后助姜子牙兴周灭纣，战功显赫。 在佛经中哪咤是梵文 Nalakuvara 的音译之略。相传是四大天王中之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之子，是佛教护法神之一。毗沙门天王有五子（一说四大天王各有九十一子），除了三太子哪咤之外，二太子独健（即灌口二郎）也是神通广大，母亲是吉祥天女，姊妹也是天女，属佛门中之豪门之家。 【哪吒的最早记载】 根据学者们考证，哪吒最早写作那咤，更多出现在唐代及此后与毗沙门有关的佛经中。“哪吒”是一个异国语音的名字，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中国本土所产的。原来，哪吒的确是一个舶来的神名。他本是佛教中的一个神，在唐以前，我国尚无关于“哪吒”的任何记载。如此说来，“哪吒”的进口当属唐代，经以后历代文人的演义，才形成如今天我们所知之形象。 唐代僧人大广智不空翻译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称哪吒为毗沙门天王的第三子。还有其它的唐代佛经文献中出现的关于哪吒的记载，如“尔时哪吒太子，手捧戟，以恶眼见四方”，“哪吒捧塔随天王”……从这些佛经不甚详细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如他的身世，他的角色。 由于唐代崇佛风气兴盛，佛经故事中的这位天王的第三子的事迹，便广为传播了，开始成为唐代笔记小说的人物。如唐玄宗朝《开元传信记》里就记载了宣律和尚路遇哪吒的故事。这应是除佛经之外，唐人笔记小说中记载哪吒事迹最早的一个故事了，不过承袭之迹非常明显。 哪吒又作那吒。源于元代《三教搜神大全》。 相传哪吒是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子，也是太乙真人的弟子之一，在天宫任三坛海会大神。哪吒出生时，左手掌有个“哪”字，右手掌有个“吒”字，所以起名哪吒。他三岁就下海，闯下大祸，踏倒水晶宫，捉住蛟龙抽筋刮鳞。托塔天王怕他长大再惹大祸，想杀哪吒以绝后患，谁知哪吒愤怒，拿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后来太乙真人取荷藕做他的骨骼，荷叶做他的肌肉，使哪吒起死回生。后来哪吒要杀天王，报那剔骨之仇，多亏如来从中说和，赐给天王宝塔一座，让哪吒以佛为父，才消释了父子冤仇。哪吒年少但法力广大，可以变化为三头六臂，足蹬风火轮，手使一柄金枪，项戴乾坤圈，又有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等六件法宝，变化多端。每逢托塔天王挂帅出征，哪吒必然前往，有时当先锋，有时为大将，先后降服九十六个妖魔，是天上人间公认的少年小英雄。 略论哪吒的神性起源和象征意义(完整版) 作者：Keanufan 哪吒，本体为太乙真人之宝灵珠子，托搭天王李靖第三子，兄为金吒和木吒，还有一妹，玉皇大帝驾前中天元帅和三坛海会大神。生平事迹有： 一，其师太乙真人送灵珠子下界投胎，七岁时大闹东海，杀龙王三太子和夜叉，剥龙筋，被龙王告到天庭，剔肉还母，削骨还父。 二，死后魂魄飘荡，在四川宜宾翠屏山（1990年哪吒向台湾嘉义市开基南天门太子宫主持黄樟托梦显圣，黄樟率领台湾寻根团到大陆遍查，在宜宾找到哪吒祖庙）受人间香火三年，其父打碎金身，其师太乙真人以莲花为其再造身体，是莲花清净身，没有魂魄。莲花直接说明了他的佛教起源。 三，哪吒复活后追杀冷酷的父亲李靖，后来和好的原因说法有二种：封神榜里说是太乙真人拜托文殊广法天尊和燃灯道人（即佛教的燃灯古佛）磨砺他的杀性，再给了李靖一尊玲珑宝塔，西游记里则直接说李靖到西方求告佛，佛给他上面各面都刻有佛像的宝塔，叫哪吒呼佛为父，化解恩仇。 四、哪吒在西周灭殷汤大战中担任先锋，开始变形为三头六臂，手拿六种法器，后降伏天下七十二洞妖邪，父子肉身成圣，成为天界著名元帅，曾经奉旨意征讨妖邪，相关典籍有《西游记》里讨伐孙悟空——这位的原型是来自于古印度的圣典《罗摩衍那》里猴神、《狐狸缘全传》里和杨戬讨伐狐狸妖等。 以上种种都印证了他的佛教——古印度起源。 因为我对哪吒非常感兴趣，抛砖引玉，试着讨论下他的神性起源和象征意义。 哪吒虽然是道教正神，却来源于古印度，佛经中“哪吒”一词是梵文Nalakuvara 的音译之略。传说是四大天王中之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之子，是佛教护法神之一。毗沙门天王有五子，另外一说四大天王各有九十一子，毗沙门天除生了三太子哪吒之外，还生了二太子独健，即灌口二郎，此灌口二郎本来被认为是秦朝治水的李冰太守的二公子，后来被民间叫做杨戬，又叫二郎神，此君也是赫赫有名，在封神榜里和哪吒并肩战斗打败殷商。哪吒之母是吉祥天女，姊妹也是天女，属佛家的豪门世家，他剔肉还母，削骨还父，再为父母说法，使全家得以觉悟。哪吒后到中国，以灵珠子化身为商朝末年陈塘关总兵李靖之第三子。 佛教的神明最初来源于古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的神明，比如帝释天就和古婆门教的神明有共同起源，在佛教里成为了一位暂时享受福报的某层天之主，佛教把原来四大吠陀里永恒正法的象征和宇宙本体——梵，降低为色界天里受暂时福报的神明——大梵天。通过这些手法佛教降低了神的地位，抽空神的代表意义，让非人格化的神成为六道众生之一，从而突出人的觉悟的意义，提高佛——觉悟者的地位，强调六道众生必须成佛才能得救，抬高了佛教的地位。 必须追溯这些被佛教降低了身份和意义的神的来源，把被抽空的外部形象尽量还原，按照佛教一贯贬低古老神明的来源和意义的规律，哪吒本来也有比较高的来源，但在佛教里而被改成了某天王之子。 可惜我不懂梵文，无法追到Nalakuvara 一词的词源，否则当可以发现更多哪吒在印度古典籍中的资料。我就事理来谈谈自己的揣测。 四大吠陀时代（前十四世纪）的神明来源于人类的原始文明时期，大约一万年前左右有一个横跨欧亚，横贯于多瑙河、两河流域、亚洲北部一带、波及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中国文明等文明的古文明中心，单就古代汉语来说，就和原始印欧语有天然血缘关系，说不定曾经存在过共同语言，中国的北方仰韶类型的彩陶文化更是来源于这个文明的中心的扩散和影响，中国文化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此，而印度文明、苏美尔、埃及等文明的一部分也来源于此。 如果追溯下去，还可以追溯到史前几万年开始的从非洲向其他大洲的移民运动，该运动就是经过一次冰川纪的残余人类走出非洲的过程，向全世界扩展，并且不断地迁移，最终形成了现代所有的文明人类。 也就是说，所有民族最初很可能有同一个根源，有相同的信仰和神话，有相同的神。这些神明在当时没有明确的谱系，也不具有完全的拟人形象，而仅仅代表宇宙的基本力量。 哪吒最初来源于哪一位神，或者说史前人类崇拜的哪种宇宙力量呢？ 哪吒的性质和西方的太阳神光神阿波罗很接近，都青春不老，都有中性美貌，提到他们的文献都强调他们的青春不老和惊人美貌，都有太阳的标志。阿波罗驾驶天马运行古天空，马蹄下有熊熊烈火，是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来源，哪吒则脚踏风火轮，身带乾坤圈和混天绫，手持火尖枪，正象征太阳和阳光。 哪吒降伏天下妖魔，担任天界中天元帅，是一位战神，而阿波罗也以战斗力著称，曾经在特洛伊城墙上三次把古希腊第一武士阿喀琉斯的攻击挡回去，也是战神。 他们都有从远处打击的功能，阿波罗是著名的远射神，哪吒的紫金砖可从远处打击敌人，这些暗示了哪吒的最初起源很可能是太阳神，但哪吒后来在中国神话里又被和水相连，因为他降伏龙王，在海外地区的崇拜里普遍被认为和水有关，附加了水神的功能，他的各种祭祀仪式也以下雨为吉祥。 哪吒的死而复生，也可以和古希腊的阿多尼斯、苏美尔的塔木兹等死而复活的神明对照来看，阿多尼斯、塔木兹都是著名的美男子，也都是象征春天与植物的神明，和太阳的照耀和阳光在各个季节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哪吒本身是莲花化身，跟植物有关系，同时死而复活，又跟太阳的季节变化有关系。说到死而复活，最著名者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经常被和阿多尼斯、塔木兹等死而复活的神明对照，同时基督的生日特地被教会定在12月25日，这日子正是古希腊罗马的太阳神纪念日，而且基督在圣经里被称为“真光”，本身既有植物的特性又有太阳神光神的特性。 在古埃及神话里，太阳神荷露斯的典型形象是一个把手放在口边的胖娃娃，而他在希腊的典型形象却是坐在含苞欲放的荷花上的孩子，手持“聚宝角”。大家有没有想起身为荷花化身手持紫金砖的哪吒？荷露斯的父亲奥西里斯被沙漠之神塞特杀害并分尸，后成为冥府之王，荷露斯的船每天都要经过冥府再升起，这也暗示了死而复活。 哪吒具有的杀父情结是中国古文明中极其罕见，甚至是独一无二，西游记里过了一千多年，他为了救孙悟空以腰剑架住托塔天王之剑，仍然使托塔天王大惊失色，急忙取下宝塔在手，害怕他再次动手杀父。他的杀父情结似乎并没有消失到使托塔天王完全放心，这种叛逆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完全和孝道文化背反，但是这个情节保留下来了，而且被叙事者故意喜剧化以冲淡它的挑战性，同时这样叛逆的哪吒仍享有正神的地位，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杀父情结在中国文明里不具有普遍性，相反却是西方文明的母题，这也暗示了哪吒的西方来源。古玛雅文化每日杀人祭祀太阳，为太阳的每日升起而作战，古代神话里往往把国王和太阳等同，比如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杀父也就等于对太阳的挑战，作为“子”取代旧的太阳，成为新的太阳。 从以上分析看，哪吒绝不是简单的神。他本身象征着：青春，速度，美貌，热情，火焰，挑战，光明，战斗力，死而复活等等，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他应该是一位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大约近九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太阳崇拜时期的神明。而这个时候，也正是横跨欧亚，横贯于多瑙河、两河流域、亚洲北部一带、波及印度文明、苏美尔文明、中国文明等文明的古文明中心兴盛之时。 再看一下，对于哪吒的神性起源和象征意义，有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摆在眼前，“灵珠子”！ 灵珠子本身没有灵魂，是太乙真人的至宝。太乙者，太一也，泰一，即宇宙本体。泰一的至宝是什么？不用我说也大家也该明白代表宇宙本源之一，宇宙基本能量之一。灵珠子成为有灵魂之人，是元始天尊颁布玉旨，太乙真人送其下界，投为人身，才有了魂魄，后来死去复活，成为莲花化身，又没有了魂魄。可见灵珠子本身就是宇宙那些无具体人格形象的基本力量或者说能量中心之一，考虑到古印欧语和古汉语的同源，以及古仰韶文化的西方来源，灵珠子这个这个词里可能包含着远古人类对于宇宙能量中心的理解，本身就暗示着宇宙基本力量的一个源泉，大家想想，对于远古人类，什么是能量源泉？ 答案出来了—— 太阳！ 从那里出来的什么—— 光！ 参考资料： 1、阿波罗资料见古希腊神话。 2、古印欧语和古汉语同源的考证见《中国人的命运》，郑刚著。同时可参考该书第一章第三节中国文明的起源考证。 3、关于梵在佛教和古印度吠陀时代地位和象征意义的不同见印度教的《四大吠陀》和佛教的《阿逸夷经》。 4、基督的资料参考新约圣经。 5、对塔木兹、阿多尼斯、荷露斯的资料，见古苏美尔、古希腊、古埃及神话。 6、哪吒的资料主要参考《封神榜》、《车王府曲本封神榜》、《西游记》、宜宾哪吒主庙专页。 附：我对孙悟空神性起源的部分思考 孙悟空的原型是民间传说中伴随玄奘西游的猴行者，猴行者的原型是古印度《罗摩衍那》里的猴神。 罗摩是印度三大神的毗湿奴化身，毗湿奴事迹来源要追溯到四大吠陀时代，四大吠陀又来源于更古老的史前文明，而罗摩的爱妻悉多被魔王抓走后，就靠猴神帮忙救回来。 可见这位猴神的来源非常古老，如果真正去考证源头，那就可费工夫了。 所以，孙悟空也绝不仅仅是中国小说家的创造，而真正对应着远古一位神明。 根据印度教典籍，毗湿奴总共有十次化身，前四次不是人类，后六次才是人身，释迦牟尼是他的六次人类化身之一，是毗湿奴的第九次化身。罗摩作为毗湿奴的人类化身之一，是释迦牟尼的前生。 绕来绕去，孙悟空的印度原型猴神救过释迦牟尼的印度前生罗摩，而哪吒则是孙悟空的对手和佛的养子（他呼佛为父）。纠缠错杂的神明关系，延续了好几个文明，纠缠了也许近万年。 另外还有一点，哪吒死后三年复活，基督死后三日复活，都是“三”，都是“子”，都是“光”，不知道远古神话里他们是否有相同的神性原型？ 除了阿多尼斯重要是以爱神维纳斯的情人出现，不具备子的身份，而是以春天的象征死而复活，其他的神如塔木兹，也是子的身份，也是死后复活，也是植物之神。荷露斯则是子又是坐于荷花上的神明，荷花即莲花，在古埃及神话里，世界是从一棵完美无瑕的荷花花苞里诞生的。莲花可以理解为世界完美本体，宇宙的神性本身。所以光明神太阳神荷露斯坐在荷花上，象征着他和世界本体的联系。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神，阿多尼斯是令爱神维纳斯也疯狂的美少年，古代两河一带的祭典中有不少诗篇和歌曲唱给不幸而美丽的少年塔木兹。他们永远死而复生，也永远青春美丽。 而荷露斯美到什么地步呢？据说他还未出生时父亲奥西里斯就被他的叔叔塞特害死，他是其母用仙术和死去丈夫遗体交感而生的遗腹子，和塞特仇深似海，长大后他去报仇，不敌塞特，塞特竟然提出双方为对方手yin的方式来平息战斗，他被迫同意了，回去后他的母亲伊西斯砍下了他的那只手，再用仙法让他的那只手重生，她用了种种办法让儿子的精ye成了一棵果树的肥料，最后设计让塞特在无意中吃下了果子，然后嘲笑塞特。（写到这里，我头冒大汗，古埃及人真开放啊！华丽地拜拜）荷露斯就在这么搞笑又尴尬的气氛中不断磨砺，提高了战斗力，成为为男子汉。经过漫长的战斗，最后在众神裁决下塞特受到惩罚，而荷露斯我写这个比较恶心的资料不为别的，只为说明荷露斯美到连死仇都舍不得杀他想跟他同性恋的地步。 而哪吒是子，是荷花化身，是佛法里的清净法身的象征，是古埃及的世界本体，是三年后复活的植物神，是火焰与热力、光明与战斗力的光神、太阳神、战神，是永远青春的美少年。 只除了基督不是美少年（圣经里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将要出生的基督“无美容”）外，其他种种都符合。但是基督经常以一个可爱娃娃或者小孩的造型出现，这点和哪吒、荷露斯的常用造型也都符合。《太平广记》卷九十二引《开天传信记》有一段，《五灯会元》里也有多处言及
古代文献的参考文献格式可以写为：
[1]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四［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李贤.明一统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卷七十四）
根据参考资料类型可分为专著[M]，会议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杂志[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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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著、论文集、报告的写法：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例如：[1]刘国钧.陈绍业.图书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二：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如：
[1]何龄修.读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OU J P,SOONG T T,et al.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Earthquack Eng,1997,38(3):358-361.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 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 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style. Key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 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一 造型形式 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 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 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 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 二 纹饰意蕴 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 （一）几何纹 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 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 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 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 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 （二）动物纹 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 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 三 艺术风格 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 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 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 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 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 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 “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 [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 [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 [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 [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 [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 [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 [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 [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 [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你的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青铜器的论文大概2000千字 ,我能够提供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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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文献学四讲
作者：黄永年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3-9
页数：329
内容简介：
本书辑录黄永年教授撰写的讲稿，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四个部分。其中的《目录学》不是图书馆编目之学，而是对我国的古籍作适当介绍，使学习者对我国古籍有个大概的了解。《碑刻学》保留原有旧貌，以文言文书写。本书是“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本。
作者简介：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14日出生，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历任上海及西安交通大学助教讲师，，1981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2001年退休。现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黄永年是海内外知名的史学家、古文献学家、版本目录专家。所撰论文已汇编有《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论文改写成札记有《树新义室笔谈》，其余文字汇编有《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专著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教材已成书者有《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古文献学四讲》、《古籍版本学》、《子部要籍概述》、《史部要籍概述》，整理古籍具创见者有《类编长安志》、《西游证道书》。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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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录参考文献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论文具有真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也反映出该论文的起点和深度。
2) 著录参考文献能方便地把论文作者的成果与前人的成果区别开来。
3) 著录参考文献能起索引作用。
4) 著录参考文献有利于节省论文篇幅。
5) 著录参考文献有助于科技情报人员进行情报研究和文摘计量学研究。
a．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
c．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 [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6]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d．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7]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标识符号：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99-01-12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CAJ-CD B/T 1-1998》文献标识码（WM） Document code 置分类号之后。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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