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 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 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 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 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 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 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 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 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 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 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 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 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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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凡的自信和磅礴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和深广情怀,尽管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馀韵,也写民生疾苦,但大量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遂露出中唐面目。没明白什么意思?是要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吗?寂寞的情调冷落大历诗风是个什么意思啊 咋感觉没有问题呢
从杜甫去世到白自居易等人的崛起,唐诗出现了一个低谷,文学史上称之为“大历诗风”。此期问,由于战乱导致国家的衰微,大历诗人无复盛唐诗人的壮怀,诗歌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
大历十才子:卢纶、吉中孚、韩翔、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讳、夏侯审、李端。
详情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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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生平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史传论述 《新唐书·杜甫传》 作者:欧阳修 宋祁 摘自《新唐书 艺文传》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賸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旧唐书·杜甫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国学宝典——杜甫 [又名:杜工部,诗圣]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杜甫年谱 712壬子睿宗太极一(玄宗先天一),杜甫生于河南巩县。 717丁巳玄宗开元五,杜甫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718戊午玄宗开元六,杜甫七岁。始作诗文。 720庚申玄宗开元八,杜甫九岁。始习大字。 725乙丑玄宗开元一三,杜甫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726丙寅玄宗开元一四,杜甫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730庚午玄宗开元一八,杜甫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731辛未玄宗开元一九,杜甫二十岁。游吴越。 732壬申玄宗开元二0,杜甫二十一岁。游吴越。 733癸酉玄宗开元二一闰三月,杜甫二十二岁。游吴越。 734甲戌玄宗开元二二,杜甫二十三岁。游吴越。 735乙亥玄宗开元二三闰十一月,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736丙子玄宗开元二四,杜甫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 737丁丑玄宗开元二五,杜甫二十六岁。游齐赵。 738戊寅玄宗开元二六,杜甫二十七岁。游齐赵。 739己卯玄宗开元二七,杜甫二十八岁。游齐赵。 740庚辰玄宗开元二八,杜甫二十九岁。游齐赵。 741辛巳玄宗开元二九,杜甫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742壬午玄宗天宝一,杜甫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743癸未玄宗天宝二,杜甫三十二岁。在东都。 744甲申玄宗天宝三,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日,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745乙酉玄宗天宝四,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746丙戌玄宗天宝五闰十月,杜甫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747丁亥玄宗天宝六,杜甫三十六岁。在长安。 748戊子玄宗天宝七,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749己丑玄宗天宝八,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750庚寅玄宗天宝九,杜甫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751辛卯玄宗天宝一0,杜甫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752壬辰玄宗天宝一一,杜甫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753癸巳玄宗天宝一二,杜甫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754甲午玄宗天宝一三闰十一月,杜甫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755乙未玄宗天宝一四,安禄山反。杜甫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756丙申肃宗至德一(玄宗天宝一五)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王国忠、杨贵妃。杜甫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757丁酉肃宗至德二闰八月,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杜甫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758戊戌肃宗乾元一(至德三)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759己亥肃宗乾元二,史思明称燕王。杜甫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760庚子肃宗上元一(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杜甫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761辛丑肃宗上元二,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762壬寅肃宗宝应一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763癸卯代宗广德一(宝应二)七月改元闰正月,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五十二岁。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 764甲辰代宗广德二,杜甫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765乙巳代宗永泰一闰十月,杜甫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四川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四穿白帝城)。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766丙午代宗大历一(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杜甫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767丁未代宗大历二,杜甫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本年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 768戊申代宗大历三闰六月,杜甫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岁晏,至岳州。 769己酉代宗大历四,杜甫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溯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戌,次晚洲(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夏,畏热,复回潭州。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终岁在潭州。 770庚戌代宗大历五,杜甫卒(712-770)。杜甫五十九岁。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绎,半旬不得食。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溯湘而下,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迻逦归长安。冬天11月,竟以寓卒于潭岳间的一条小船上,旅殡岳阳。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摘要:课堂教学要追求浑厚的教学气象,浑厚的气象是教学基础的“工具性”和教学思想情感价值的“人文性”的整化。而丰厚的教学内容,丰沛的教学情感,独到而新颖的教学解读,适度的旁逸斜出,生命互动的课堂氛围是浑厚教学气象的要素。 关键词 杜甫《登高 》 浑厚 工具人文整化 教学气象 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的互动,所以不应有什么固定的所谓“模式”。老师自己通过对文本的生命体验,唤起学生生命情感的涌动,进而走入文本的境界,从而达成理解、感悟、创造的目标;同样学生通过对文本的生命体验,诱发老师的体验,这样便会呈现出充满活力的课堂生命互动的景观。而一堂课内容的厚薄、感悟的丰寡、格调的高低、张力的大小也就决定了浑厚还是寡淡的课堂气象。 杜甫的《登高》一诗,是杜甫去世的前三年在四川夔州所作。这是一首“境界高远、气势雄浑、语言精练、意蕴深广、极具沉郁顿挫”,用一生的血泪铸就、垂范千古的艺术经典。教学的实践使我深知,越是经典的作品越是对老师思想、学识、功底、眼界、能力的考验。对经典作品的教学如果不能做到“入乎其内”,就会浅而无味;如果不能做到“出乎其外”,就会虚而不实。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心藏万汇,才能吐纳自如;浑博深刻,才能创出境界。而经典的解读最怕浅,最忌虚。 对此诗的教学,我力求浑厚、力求展现语文课堂教学的大气象。 一、 文化性导入。 导语如下:阅读杜甫的诗《登高》——此诗是杜甫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的九九重阳节带病“登高”时所写——我便想到他在23岁所写的《望岳》一诗及诗中所吟出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名句,那首诗表达了杜甫年轻时建功立业、立志攀登事业顶峰的雄心壮志;想到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悲怆的人生情怀;想到了李白“登高壮阔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恢弘和壮阔,体会到李白那“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健笔力;想到了王安石在《金陵怀古》中“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地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所展现出的辽远、峥嵘的情韵。古人“登高必赋”,登高赋诗是代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登高过程的艰难、等上高处的旷茫和寂寥往往更能使诗人产生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怀想,也就容易产生诗情。细细揣摩登高之诗的内容或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热爱自然的豪情;或抒发人生感悟、历史沧桑,揭示宇宙的哲理;或抒发个人的悲抑、哀怨。我们从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中、从王之唤的《登鹳雀楼》中、从柳宗元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中便能体会出这种感情。它不象在河边、江头“执手相看泪眼”的缠绵,没有“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的旖旎。登高往往表现的是一种昂扬、激烈、悲抑的人生状态,展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渴望(登)和旷茫无边(高)背景下的大豪情、大悲愁。总之,绘壮景、写豪情、感沧桑是大多优秀“ 登高”诗的常态。 感受下列“登高”诗,你喜欢哪一首,或喜欢哪一首中的哪一句,并说明理由: 王之焕的《登鹳雀楼》、李白的《金陵凤凰台》、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杜甫的《登岳阳楼》、高启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这些诗都属于“登高”诗的范畴,对她们的阅读,目的是让学生感受“登高赋诗”的文化现象,并通过阅读有所感悟。为杜甫《登高》诗的解读展示广阔的背景和参悟对象。所以不求深和透。 二、 大背景展示。 对于一篇作品要不要展示如何展示作品的背景,有以下因素来决定。第一背景对作品的理解影响的程度,第二学生对作品的背景了解的情况。对于杜甫学生是比较熟悉的,但对于这篇诗及背景又是较为生疏的,而要较有深度地理解这首诗,又不是靠作者写诗时的背景所能完成的,因这是杜甫晚年的作品,它所表达的情感是作者一生经历的凝缩,如果仅仅把当时的情况介绍给学生,他们不可能感受到“意蕴”的“深广”,不可能感悟到“境界”的“高远”,不可能理解杜甫为什么遭罹许许多多的磨难还有如此深厚的对人、对自然的情怀。对于这篇作品,不仅需要展示其背景,而且需要卷轴式的展示,当然它不是平面的,而应选好节点,定好枢纽。这种背景是诗歌有机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登高》不可缺的语境。 我选以下节点作为背景: 杜甫是一个悲苦的诗人,是唐代由兴到衰的见证者。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是“安史之乱”。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有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担当意识和人生理想。他身上体现了自古以来优秀知识分子献身社会、关心民瘼的核心价值。读杜甫的诗会时时刻刻被他那种博大的悲悯情怀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都体现了他所具有的人文情怀。 读杜甫的《登高》要了解其人生经历的以下节点: 杜甫曾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情怀; 杜甫曾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抱负和理想; 杜甫曾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忍辱和辛酸; 杜甫曾有全家以吃草根度日、幼子因饿而夭折“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大悲痛; 杜甫曾有由于“安史之乱”十年漂泊的经历; 杜甫曾有被叛军扣留9个月而受尽侮辱的时光; 杜甫曾有从叛军营中逃出,由于直谏而被贬的经历; 杜甫的晚年在成都凭很难挡风遮雨的一草堂安居,生活只能靠朋友接济; 杜甫50岁后患上肝病,写此诗时55岁,那年的9月9日重阳节,已重病在身。 一个 曾怀济世之志而又“老无所成”的走入贫病交加之老境的伟大诗人,9月9日“登高”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倾诉了怎样的人生感受呢? 对这首诗的解读,如不了解杜甫的生命境况,不可能走进文本、体会那深广的情怀、高远的境界。但背景的介绍,由于基本上需要纵贯其一生,又不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其过程中和本诗联系最大的节点,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又不失杜甫形象的立体呈现 。 三、 抓住“主脉”,整体把握 (一)朗读。朗读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传导,对于课堂教学来说,又是一种氛围的营造。文本和对文本的理解决定着朗读的风格、朗读的起伏变化,好的朗读往往通过储满情感的声音,凸显文本的情感、作者和文本中人物的形象。朗读通过声音符号不仅能传情导意塑型显象,而且能创造意境。我一般不使用磁带,使用磁带对教学来说,总感觉有些隔膜。而我对杜甫的喜爱有加,每每读杜甫的《登高》,想想他的一生有时不禁泪光闪闪,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以一个40多岁读书人的情感、理解来朗读的。朗读前我让同学们依据我所提供的背景,进行默想,这已经创造了一种氛围。读后从学生几秒钟的极静到顿悟后的鼓掌中,我感到朗读达到了展现辽远而多层质情感形象的目的。 (二)、悟意,抓“主脉”。杜甫的《登高》情感是多元而丰富的。说其“悲凉”,由“风急天高”的空旷;说其“凄凉”,有“渚清沙白”的色调;说其“苍凉沉郁”,有“无边落木”的广漠,长江“滚滚”的汹涌;说其“羁旅孤愁”,有“悲秋长作客”的无奈等。其感情抒发的浓烈,已达到字字情丰的境界。整首诗无一废字、无一偏字,对这些“符号”所传达出的情感,我都让学生自己感悟。这样的感悟,我虽然要做必要的点拨,但都以学生的感悟为主,可看作是“非指示性”的。教学中这个阶段是必要的,否则学生探索的主动性就会 登高:杜甫生命的无助与悲哀 论文关键词:杜甫 《登高》 生命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在杜甫晚年以《登高》为代表的登览诗中,常常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中。它是杜甫独特的时空感受,也是杜甫的创新之处。构成杜诗境界的博大宏深。 夔州,是杜甫晚年“飘泊西南”时的四个重点生活地之一。诗人在这里虽然生活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在创作上却形成了一次“最后的高潮”。而著名的《登高》川一诗,即为杜甫写于是时是地。该诗与杜甫的其它登览诗一样,即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人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之中,并使之成为了他晚年生命的无助与悲哀的一种标志。 当时的情况是,安史之乱虽已平息,但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社会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杜甫只得继续“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其一》),并在“何日是归年”(《绝句·其二》)的叹息声中苦苦挣扎。在漂泊之中,诗人仍心系“万方多难”的祖国—“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泅流”(《登岳阳楼》)。这个时期,诗人在长安所特有的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垂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早已彻底破灭,因此只能面对苍天来表白自己“济世敢爱死,寂寞壮士惊”(《岁暮》)的志向,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悲,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历史的盛衰起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自己忧国优民的满腔赤诚写进诗歌。在夔州的近三年时间里,杜甫在政治上虽然已是无望,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掀起了一次高潮。据统计,杜甫在夔州共创作了430余首诗,且其中多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就皆为脍炙人口之作。而《登高》,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 这首诗写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天,当时杜甫已经是一位漂泊受难、饱经沧桑的56岁的老人了,“壮心久零落”(《有叹》)、“江山憔悴人”(《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是诗人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他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的重重创伤,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难,家道的衰败,也感受到了仕途的坎坷,晚年的孤独和生活的艰辛,心中百感交集,因而借“登高”写下了这首慷慨激越、动人心弦的旷世名作。清代杜诗研究专家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z},胡应麟《诗蔽》则更推重此诗精光万丈,是古今七言律诗之冠。凡此种种,均表明了这首《登高》的非同凡响。请看其具体之所写: 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白鸟飞回”,写诗人登高俯仰所见所闻,融合了诗人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夔州即今天重庆的奉节,那里一向以猿多声哀而著称,自古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巫峡悲,猿鸣三声泪沾衣”之说,而峡口更以风大浪急闻名,这时诗人独自登上高处,视线从高到低,举目四望,侧耳聆听,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诗人选择了凄冷的秋风、空旷的天空、凄厉哀怨的猿声,以及凄清的江水、白茫茫的沙滩、回旋飞翔的鸟群等六个意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凉画面。寥寥数言,为全诗定下了哀婉凄凉、深沉凝重的抒情基调。透过这组意象,我们仿佛看见一位憔悴多病的老人,独自站在高台,正在举目望远,急风不仅撩起了他的衣衫,还凌乱了他的头发。“哀”,既是外景,又是内心。这是一种纯粹的生命的悲凉。凄清的江渚,宁静的白沙,这是一种外景的暗示,也是一种生命归宿的暗示,更是一种让人寒冷的暗示。唯一的活物,飞鸟,正在空旷里上下。鸟的出现,实际上是诗人自我内心的隐忧——归鸟翻飞,自己居然在此独站。诗人自己的归途呢?诗人此时甚为茫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很茫然。这是一幅率先定格的画面。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见许多,也能听见许多,还能感觉许多:一种威压,一种凄清,一种旷远,一种不知不觉的凄凉,一种油然而生的茫然,甚至还有些淡淡的恐慌——风之凄急、猿之哀鸣、鸟之回旋,都受着无形的秋气的控制,仿佛万物都对秋气的来临惶然无主,充满了生命内在的无助。 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集中表现了深秋时节的典型特征。落木,实际上就是落叶。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到陆机的“悲落叶于劲秋”,“悲秋”已成为古典诗词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悲秋,实际上就是悲叹生命的凋零。虽然诗人在这里还没有提到“悲秋”,但“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当诗人亲见落叶从树木上飘零下来,感受到生命就是这样飘零的。当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中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树叶从郁青到枯黄,从枯黄到陨落的过程,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内心的伤感与绝望就像眼前的外景,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感慨交相辉映:生命的轮回总在秋天集中,万物的凋零总从秋天开始。作为诗人自己,生命仍在继续。苦难也在,漂泊更在。江水奔腾不息、滚滚而去,更引发诗人逝者如斯的慨叹。“无边”,“不尽”,旷野无碍,一种萧瑟博大的意象。“萧萧下”,树叶一片接一片地飘落下来,既有声,还有形,更多的还有那种飘荡的质感。“滚滚来”则挟裹着一种一去不返的气势。在写景的同时我们更深深地感悟到了作者的情怀——气势开阔,包容宇宙一切之慨,及无形中传达出的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 “无边”、“不尽”的不仅仅是落木与江水,更是诗人胸中满腹的悲意和滔滔的愤情。这里,诗人放大了落叶的阵势和江水的流速,在万物代谢和宇宙永恒之间的矛盾中给人以无限启示,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块垒交相辉映。凄凉的外在反衬孤寂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助: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反衬出生命的渺小与无奈。 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诗人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高度概括,有顿挫之神韵。诗人从空间(万里)、时间(百年)两方面着笔,把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自登台的感情,融人一联雄阔高浑的对句之中,情景交融,使人深深地感到杜甫式的沉郁和悲哀。该联语言,充满着张力,具有高度的浓缩性。 虽然只有14个字,但却包含了八层内容,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很少见的。宋代学者罗大经《鹤林玉露》析此联云:“万里,地之远也;悲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3这里的“八意”,即八可悲:他乡作客,一可悲;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年已暮齿,一事无成,五可悲;亲朋亡散,六可悲;孤零零的独自去登,七可悲;身患疾病,八可悲。这八可悲将生命的悲哀绝望宣泄到了极致,人生的哀痛还有比这更深的吗?!并和首联的哀景遥相呼应,意景浑融。 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已经使诗人白发日多,苦不堪言,本欲借酒遣愁,但由于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以排遣,这又无端地给诗人增添了一层深深的惆怅和无奈的慨叹。“艰难苦恨”四字力重千钧,蕴涵丰厚,有晚景凄凉的慨叹,老病缠身的哀伤,半生漂泊的愁苦,更有忧国忧民的情志。就像面对滚滚东逝的江水、纷纷飘坠的落叶而感到生命的无助一样,诗人面对“万方多难”的祖国,虽是“不眠忧战伐”(《宿江边阁》),心急如焚,但却“无力正乾坤”(同上),一样的无助!一样的无奈!诗人只能将这郁结于心中的愁苦凝结在诗的结尾,将个体生命的潦倒不堪归结于时世艰难,其忧国伤时的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古代,知识分子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处世准则,而杜甫却是无论穷达,都兼济天下,情系黎民,这正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整首诗“悲秋”是核心,“哀”是贯穿全诗的情感主线。诗人由内心哀伤而登高遣怀,由登高遣怀到触景生悲,由触景生悲到借酒遣悲,由借酒遣悲到倍增新悲,全诗起于“哀”而终于“哀”,哀景着笔,哀情落句,诗人的悲哀既是伤悼“个人身世之秋”,又是伤悼“国家多事之秋”,是诗人感时伤怀思想的直接流露,是诗人忧国忧民感情的充分体现。 杜甫一生特喜好登览,并因此而创作了一系列登览诗,如《登兖州城楼》、《登四安寺钟楼寄裴迪》、《登楼》等,即皆为其例。在4O岁之前,杜甫登览诗的题材内容很广泛,记游,写景,怀古,叙事,行乐,涉及面广。他4O岁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第一首充满忧国之思的力作。自此以后,其以生命忧患意识为核心的登览之作开始大量涌现,登高必赋,临水必歌,其登览诗很少有为写景而写景的纯写景之作,它们大都结合着诗人的遭遇和感慨,国家的动乱和不幸,《登高》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杜甫的悲哀虽然是个人的命运,客居、多病、白发、潦倒、借酒消愁,这都可能是俗套,但是,诗人是把自己个人的命运、个人的悲哀和远在视线之外的战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把它放在开阔宏大高远的时空中来展示,把悲哀写得相当深厚博大,具有一种崇高感和悲壮美。这即是苏轼所言的“唐人高处”。 这种博大,突出表现在空间视野上。诗题是“登高”,开头两句就充分显示出登高望远的境界。风急天高,回荡猿啸之声,渚清沙白,空间壮阔,本已有俯视之感,再加上“鸟飞回”,更觉人与鸟之间,如果不是俯视,至少也是平视了。这正是身在高处的效果。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种俯视的空间感不但广阔,而且有时间的深度。和前两句比,这两句境界大开,有一种豁然提升的感觉。如果说前两句给读者的感觉还可能是写实的话,这两句则明显有更强的想像性、虚拟性。落木居然满眼都是,无边无际,充满上下天地之间;长江滚滚而来的传统意象,不仅仅是空间的纵深透视度,而且是时间的无限长度。空间和时间的交织,当然不是局限于空间的画面可比,再加上意象是如此密集,前两句每句三个意象,后两句虽然只各有一个意象,但是其属性却有“无边”和“萧萧”,“不尽”和“滚滚”,有形有色,有声有状,有对仗构成的时空的转换,还有叠词造成的滔滔滚滚的声势。从空间的广阔到时间的深邃,不仅仅是自然界的,而且是诗人的精神气度:悲秋而不孱弱,有厚度,有浑厚之感。
参考资料:大脑
沉郁顿挫大历诗风(代宗大历年间——德宗贞元初766--790) 一、中唐诗歌概况(766——835) 中唐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至贞元、元和年间,由于出现了韩孟、元白两大风格迥异的流派和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独标的名家,唐诗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三个高峰期,称为“三元”——开元、元和、元佑。这一诗歌高潮的出现,与“元和中兴”的历史背景有关。 与盛唐时期诗歌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如下的特征: 1、诗歌作者和作品数量多、远远超过盛唐时期。(参见施子愉的统计表) 2、追求新变。盛唐时期诗歌创作达到高峰,盛极难继,中唐诗人不得不另辟蹊径,追求新变。正如白居易所说:“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借用,实际白是专指唱和长律而言)。 3、多元化。不同的诗人和创作群体有不同的新变追求,结果就形成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其表现就是创作个性更为鲜明突出,风格流派更为丰富多样。 中唐诗歌创作又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中唐前期(766—790)代宗、德宗贞元初。主要为大历诗坛。 2、中唐后期(791—836)德宗贞元、顺宗永贞、宪宗元和、穆宗长庆、敬宗宝历、文宗大和年间。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风格迥异的诗歌流派,即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前者奇崛险怪,后者通俗平易。 二、大历诗坛概况 (一) 士人心态:元结、顾况、刘长卿、韦应物,他们都是有相当成就的名家。他们的生平比较特殊,都是跨越在盛唐和中唐之间的:元结,719—772:顾况,727—820(?);刘长卿,714—790;韦应物,737—792(?)。他们在繁盛的盛唐度过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乱后的破败萧条。具有共同的心态: 1、在盛唐已养成的入世热情、救世济民的思想,使他们仍关注着社会现实,试图恢复元气,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这反映在他们的诗中中,有着豪气与激情。 2、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软弱的性格,又使他们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纷乱的现实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中寻找心理的平衡。这个时代特别 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 安史之乱八年,催垮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疲倦、衰顿、苍老、冷淡的内心代替了盛唐士人狂放、慷慨、豪迈、昂扬进取的精神。 (二)总体诗风。通过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来表现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诗歌幽隽、闲雅,重清丽的韵致。表现: (1)内容上:诗人以冷漠的眼光来抒写人生、社会,描写视野从广阔的社会转向个人周围的生活和内心。 (2)诗体上:工五言。刘长卿号“五言长城”。有句无篇。 (3)语言上:省净、精炼、流丽。 (4)各类诗的特点: 反映现实的诗,多冷漠,缺乏经世济民的激情、建功立业的精神。山水诗,多静态描述,缺乏灵动与飞扬之气。 边塞诗,多了些哀怨低沉,少了些慷慨与悲壮。 有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处于盛唐和中唐中期两个诗歌高潮之间的低谷。胡应麟:“气骨顿衰”(《诗薮》)实则,“低谷”一词不太准确、其评价偏低,这是一个有一定成就的“过渡”阶段——盛唐到元和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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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诗风--指中唐大历初至贞元中的诗歌风貌,代表诗人有韦应物、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风清浅婉秀,多通过一些萧瑟、暗淡的意象表达诗人寂寞冷落的情思。 盛唐 大历 论文 唐诗 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