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 编 著 者 出 版 社 版别 中国文学史 中国科学院史文学研究所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著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3 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中国古代文学史 郭预衡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中国古代文学 于非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980 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中国文献学 张舜徽著 中州书画社 1982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 文物出版社 1981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 中华书局 1962 诗集传 [南宋]朱熹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诗经注析 程俊英、蒋见元 中华书局 诗经今注 高享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诗经选 余冠英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楚辞补注 [南宋]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 1957 楚辞集注 [南宋]朱熹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楚辞选 马茂元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文选 [梁]萧统编 中华书局 1977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1980 孟子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1982 庄子集释 [清]郭庆藩集释 中华书局 1961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注中华书局 1983 左传译文 沈玉成译 中华书局 1981 战国策 [西汉]刘向集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山海经校注 袁珂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古神话选释 袁珂辑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 中华书局 1962 玉台新咏 [陈]徐陵编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汉魏六朝诗选 余冠英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乐府诗集 [南宋]郭茂倩编 中华书局 1979 汉魏乐府风笺 黄节笺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乐府诗选 余冠英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汉魏六朝赋选 瞿蜕园选注 中华书局 1964 古诗十九首初探 马茂元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史记 [西汉]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 1959 史记选 王伯祥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汉书 [东汉]班固著 中华书局 1959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 中华书局 1962 三曹诗选 余冠英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阮嗣宗咏怀诗注 黄节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陶渊明集校笺 [东晋]陶渊明著 龚斌校笺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6 谢康乐诗注 黄节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鲍参军集注 钱仲联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庾子山集注 [清]倪蟠注 中华书局 1980 洛阳伽蓝记校注 范祥雍校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水经注疏 [清]杨守敬熊会贞注 科学出版社 1957 汉魏六朝小说选 徐震堮选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5 搜神记 [东晋]干宝著 中华书局 1979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诗品注 陈延杰注 作家出版社 1961 全唐诗 [清]彭定求等编 中华书局 1960 唐诗别裁集 [清]沈德潜编 中华书局 1975 唐诗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唐宋诗举要 高步瀛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唐诗杂论 闻一多著 三联书店《闻一多全集》本 1982 唐宋文举要 高步瀛选注 中华书局 1963 郭煌变文集 王重民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全唐五代小说 李时人编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唐才子传 [元]辛文房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著 中华书局 1975 新唐书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著 中华书局 1975 陈子昂集 [唐]陈子昂著 中华书局 1960 岑参集校注 陈铁民、侯忠义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王右丞集笺注 [清]赵殿成注 中华书局 1961 李太白全集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 1979 杜少陵集详注 [清]仇兆鳌注 中华书局 1979 杜甫传 冯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白氏长庆集 [唐]白居易著 中华书局 1979 白居易诗选 顾肇仓、周汝昌选注 作家出版社 1962 韩昌黎集 [唐]韩愈著 商务印书馆 1958 韩愈文选 童第德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韩愈诗选 陈迩冬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柳河东集 [唐]柳宗元著 中华书局 1961 李贺诗歌集注 [清]王琦等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玉溪生诗集笺注 [清]冯浩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樊川诗集注 [清]冯集梧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花间集 [后蜀]赵崇祚编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南唐二主词校订 王仲闻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词 综 [清]朱彝尊、 汪森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唐宋词选释 俞平伯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唐宋词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全宋词 唐圭璋编 中华书局 1980 宋词三百首笺注 唐圭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宋词选 胡云翼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苏轼词选 陈迩冬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李清照集校注 王学初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稼轩词编年笺注 邓广铭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宋诗抄 [清]吴之振等编 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宋诗选注 钱钟书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欧阳永叔集 [北宋]欧阳修著 商务印书馆 1958 东坡七集 [北宋]苏轼著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苏轼诗选 陈迩冬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陆游选集 朱东润选注 中华书局 1962 苕溪渔隐丛话 [南宋]胡仔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诗人玉屑 [南宋]魏庆之辑 中华书局 1961 沧浪诗话校释 郭绍虞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宋史 [元]脱脱等著 中华书局 1977 太平广记 [北宋]李昉等编 中华书局 1961 东京梦华录注 [南宋]孟 元老著邓之诚注 中华书局 1982 梦粱录 [南宋]吴自牧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武林旧事 [南宋]周密著 西湖书社 1981 京本通俗小说 [清]缪荃孙编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4 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楩 编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活本选 吴晓铃等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水浒传 [明]施耐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西游记 [明]吴承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封神演义 [明]许仲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金瓶梅词话 [明]兰陵笑笑生著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7 古代白话小说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0 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拍案惊奇 [明]凌氵蒙 初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水浒后传 [清]陈忱著 作家出版社 1956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隋唐演义 [清]褚人获著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说岳全传 [清]钱彩等著 古籍出版社 1980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红楼梦 [清]曹雪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镜花缘 [清]李汝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吴趼人著 人民史学出版社 1959 老残游记 [清]刘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孽海花 曾朴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中国戏剧史长编 周贻白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中国戏曲通史 张庚、郭汉城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 宋元戏曲考 王国维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录鬼簿 [元]钟嗣成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元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编著 作家出版社 1957 明代传奇全目 傅惜华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明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编著 作家出版社 1958 闲情偶寄 [清]李渔著〈〈李渔全集〉〉本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元曲选 [明]臧懋循编 中华书局 1958 元曲选外编 隋树森编 中华书局 1959 元人杂剧选注 王季思等选注 北京出版社 1980 元散曲选注 王委思等选注 北京出版社 1981 盛明杂剧 [明]沈泰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8 六十种曲 [明]毛晋编 中华书局 1958 关汉卿戏曲集 吴晓铃等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8 董解元西厢记 [金]董解元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西厢记 [元]王实甫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元本琵琶记校注 [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牡丹亭 [明]汤显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清忠谱 [清]李玉著 《古本戏曲丛刊》本 1955 一捧雪 [清]李玉著 《古本戏曲丛刊》本 1955 长生殿 [清]洪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桃花扇 [清]孔尚任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明诗别裁集 [清]沈德潜等编 中华书局 1973 清诗选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近代诗选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龙榆生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明文在 [清]薛熙编选 光绪江苏书局刻本 清文汇 沈粹芬、黄人等编 上海国学扶轮社本 纳兰词 [清]纳兰性德著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4 龚自珍全集 [清]龚自珍著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 人境庐诗草笺注 钱仲联笺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二、参考书目 文史述林 高亨著 中华书局 1980 先秦文学论集 胡念贻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中国神话通论 袁珂著 巴蜀书社 1993 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诗经学史 洪湛侯著 中华书局 2002 屈原与楚辞 姜亮夫姜昆武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屈原论稿 聂石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先秦辞赋原论 姜书阁著 齐鲁书社 1983 赋史 马积高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编 中华书局 1983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清]严可均编 中华书局 1958 汉魏六朝诗讲录 叶嘉莹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古诗十九首解 张庚解《艺海珠尘》本 古诗十九首初探 马茂元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陶渊明研究 袁行霈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钱志熙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魏晋风度研究 马良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魏晋思想论 刘大杰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罗宗强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1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著 中华书局 1996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曹道衡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傅璇琮主编 辽海出版社 2000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汉唐文学的嬗变 葛晓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杜晓勤著 北京出版社 2001 唐诗大辞典 周勋初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中国散文史 郭预衡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李白诗论丛 詹瑛著 作家出版社 1957 杜甫评传 陈贻焮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白居易年谱 朱金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大历诗人研究 蒋寅著 中华书局 1995 全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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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5 汤显祖传 黄文锡关凤雏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6 《长生殿》讨论集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散曲通论 羊春秋著 岳麓书社 1992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夏志清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话本小说概论 胡士莹著童鞋真巧，偶也是考这个专业滴~~~北大中文系都是米有参考书滴，八过有考上滴前辈提供的书目。《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 北京大学出版社 精读。理清章节脉络，注意对主要作家的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参考。考点较少，不常出题。《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精读。不能放过每一句，包括章节后的注释。《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参考。《外国文学史》（欧美卷） 朱维之 南开大学出版社 精读。理清章节脉络，注意对作家的评价和课后思考题。《欧洲文学史》 李赋宁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参考。虽然很全面，但篇幅较庞大，适宜查阅。《东方文学史通论》 王向远 上海文艺出版社 选读日本、朝鲜、越南文学部分。《比较文学概论》 杨乃乔 北京大学出版社 精读。注意比较文学流派发展和学科内部基本理论概念的定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乐黛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学理论教程》 童庆炳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不直接出题，但为基础。《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 胡经之 北京大学出版社 精读。了解每一个文艺思潮观点。《西方文论选》 伍蠡甫 上海译文出版社 精读。注意选段前的简介。《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参考。《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张少康 北京大学出版社 精读。知识点琐碎，要反复地看。《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参考。一起努力吧，复习加油~~~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北大没有列，据别人说重点看看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据说北大考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建议你去“北大中文论坛”看看。去九九书城网看吧去论坛看看，牛人比较多。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 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 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 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 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 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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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散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甲）戏曲 戏曲是元曲中最长的，有的十二折一本，有的三十二折一本，更有的四十余折一本。如吴昌龄的《西游记》，王实甫的《破窑记》、《西厢记》等，各有二本或四本可证。 （乙）杂剧 杂剧之名始于宋，却是元曲中最盛之一种，成了文学的中心。杂剧异于戏曲处，是每本只有四折，楔子有无亦不定（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冤》有五折，是个例外），每折中唱者只限一人。 （丙）套数 套数是合一宫调中的诸曲为一套，歌时只用弦索，略似杂剧中的一折；但无道白，且都是自叙，不尚代言。以此别于整套戏曲，或称散套。 （丁）小令 小令是很短很可爱的一种小调；略似宋词的一阕，至多不过五十八字，以此别于中调长调。 元曲除了以上的四种外，还有院本，是金代院本之遗留。《暖姝由笔》谓：“有白有唱者名‘杂剧’，用弦索者名‘套数’，扮演戏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沈德符《顾曲杂言》说：“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时五花爨弄之遗，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初与杂剧本一种，至元始分为两，迨明则院本不传久矣。”但据明周宪王《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的院本看来，则是有白有唱，同于杂剧，只是唱者不限一人而已。元代的戏曲 （一）元曲的分类 （甲）戏曲（乙）杂剧（丙）套数（丁）小令 （二）元曲的渊源 （甲）演作方面（一）觋巫歌舞（二）俳优戏扮（乙）歌词方面（一）乐府（二）诗（三）词 （三）元曲的作家 （甲）四大作家（一）关汉卿（二）白朴（三）马致远 （四）郑光祖 （乙）三期作家（一）蒙古时代（二）一统时代（三） 至正时代 （四）元曲的结构 （甲）折数 （乙）乐调（一）大曲（二）唐宋调（三）诸宫调 （丙）声韵 （五）元曲的脚色 （甲）杂剧（乙）院本（丙）北曲（丁）南曲 （六）元曲的思想 （甲） 背景（一）政治环境（二）社会环境 （乙） 派别（一）和平派（二）激烈派 （七）元曲的艺术 （甲） 意境（一）真挚（二）潇洒（三）深刻 （乙） 修辞（一）不避骈律（二）不避俗语（三）善用形容字 （八）元曲与新文学 （甲）时代关系 （乙）工具关系 在中国三千余年的文学史上，一代的文学，具有丰富的时代精神，自成段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不止元代的戏曲；如楚汉的“骚”和“赋”，六代的“韵语”，以及唐诗，宋词，都是历代文学家所称道所承认的。然而作家之盛，作品之多，最能发泄民众的精神，描写社会的状况的，却是没有一时代的文学，能与元曲抗衡。因此我便以三个月的工夫，来对它作个系统的研究。 （一）元曲的分类 （甲）戏曲 戏曲是元曲中最长的，有的十二折一本，有的三十二折一本，更有的四十余折一本。如吴昌龄的《西游记》，王实甫的《破窑记》、《西厢记》等，各有二本或四本可证。 （乙）杂剧 杂剧之名始于宋，却是元曲中最盛之一种，成了文学的中心。杂剧异于戏曲处，是每本只有四折，楔子有无亦不定（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冤》有五折，是个例外），每折中唱者只限一人。 （丙）套数 套数是合一宫调中的诸曲为一套，歌时只用弦索，略似杂剧中的一折；但无道白，且都是自叙，不尚代言。以此别于整套戏曲，或称散套。 （丁）小令 小令是很短很可爱的一种小调；略似宋词的一阕，至多不过五十八字，以此别于中调长调。 元曲除了以上的四种外，还有院本，是金代院本之遗留。《暖姝由笔》谓：“有白有唱者名‘杂剧’，用弦索者名‘套数’，扮演戏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沈德符《顾曲杂言》说：“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时五花爨弄之遗，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初与杂剧本一种，至元始分为两，迨明则院本不传久矣。”但据明周宪王《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的院本看来，则是有白有唱，同于杂剧，只是唱者不限一人而已。 （二）元曲的渊源 （甲）演作方面： （一）巫觋歌舞 演作是戏剧中的化妆表情，由来很古。按戏曲始于歌舞，歌舞始于人情酣畅。古书上说葛天氏执牛尾以歌“八阕”。又《乐记》“……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后又有农家秋收，兵队凯旋，都有家庭或朝廷的大飨，席间自然有歌舞庆祝。至周代以后，就有了巫觋歌舞。《楚语》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巫觋以歌舞为职，以乐明神。周礼既废，巫风愈盛，楚越之间，祭祀鬼神，必有歌乐鼓舞，就开了戏剧之端。 （二）俳优戏扮 俳优始于春秋，晋之优施，楚之优孟。优，倡乐也，以乐人为职。其言微词托意，调戏以动作行之。汉代以后，俳优又兼以竞技为事，如吐刀吞火走索等等，以娱朝廷。至北齐始合歌舞以演一事，但还不是完全的戏剧。唐代开始有歌舞戏，如《代关》、《踏摇娘》、《樊哙排闼》等，布置甚简，而动作有节。此外伶人以隐语讽谏，滑稽百出的，是谓滑稽戏，至晚唐最盛。以上二种，各偏一面，不能两兼。到了宋代，才有杂戏之名。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各进杂剧队舞；民间宴乐，也有时用以娱宾。至金有弦索调，更进为“连厢”，仿大乐而作。有唱有弹有白，扮演者从歌词为举止，犹是舞者不唱，唱者不舞。再进就成了真正的杂剧，就是舞者自司歌唱，不过留笙笛琵琶等以和其曲。 （乙）歌词方面： （一）乐府 真正的戏剧，是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所以必须戏曲相表里。至于曲词之发达，追根溯湖，大约是始于乐府。我国的韵文始于“风”、“雅”、“颂”。《扶犁》、《击壤》后有三百篇，盛饰情感，必合于乐，所以古诗即乐歌，咸能咏叹。到了战国，新声竞起，乐歌乐器不尽相合，于是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至汉有乐府，郊把之时以乐和唱，是乐府之初名，以后其用渐泛。 （二）诗 晋以后，渐有五七言体，不尽可歌。西汉时代，有鼓吹相和清商杂调，六代沿之。至唐代诗又大盛，以绝句为曲，如“清平”、“凉州”等等，但犹不尽其变。李白，白居易之辈，又创了长短句如“忆秦娥”、“菩萨蛮”、“忆王孙”之类，开了词的先声。李调元《曲话》说：“古乐府只是曲中泛声，后人怕失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 （三）词 词古来称为诗余，为乐府之遗，多是可歌的。而单词双叠，歌只一阕，于是有杂剧大曲出现。宋天子大宴，乐歌中有散序、靸排、偏撷，正撷、入破等，谓之“大偏”，为金元套数之始。大曲有采莲、太清剑舞、渔父舞等七种，为元曲之始（见吴梅《戏曲史》）。王世贞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胡语时时采入。沈约四声，遂阙其一。东南又变新体，号为南曲。大概北主劲雄，南主柔远”（见《西厢记例语》）。梁廷瓢《曲话》说：“乐府兴而古乐废，唐绝兴而乐府废，宋人歌词兴而唐绝废，元人曲调兴而宋词又废。词诗空具声音，元曲则描写实事。作曲之始，不过只被之管弦，后且饰之优孟。元人院本，传者寥寥，其实杂剧为多。”总以上数说，元曲是从乐府——诗——词一线直下的，可无疑义。（甲）戏曲 戏曲是元曲中最长的，有的十二折一本，有的三十二折一本，更有的四十余折一本。如吴昌龄的《西游记》，王实甫的《破窑记》、《西厢记》等，各有二本或四本可证。 （乙）杂剧 杂剧之名始于宋，却是元曲中最盛之一种，成了文学的中心。杂剧异于戏曲处，是每本只有四折，楔子有无亦不定（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冤》有五折，是个例外），每折中唱者只限一人。 （丙）套数 套数是合一宫调中的诸曲为一套，歌时只用弦索，略似杂剧中的一折；但无道白，且都是自叙，不尚代言。以此别于整套戏曲，或称散套。 （丁）小令 小令是很短很可爱的一种小调；略似宋词的一阕，至多不过五十八字，以此别于中调长调。 元曲除了以上的四种外，还有院本，是金代院本之遗留。《暖姝由笔》谓：“有白有唱者名‘杂剧’，用弦索者名‘套数’，扮演戏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沈德符《顾曲杂言》说：“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时五花爨弄之遗，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初与杂剧本一种，至元始分为两，迨明则院本不传久矣。”但据明周宪王《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的院本看来，则是有白有唱，同于杂剧，只是唱者不限一人而已。 元代的戏曲 （一）元曲的分类 （甲）戏曲（乙）杂剧（丙）套数（丁）小令 （二）元曲的渊源 （甲）演作方面（一）觋巫歌舞（二）俳优戏扮（乙）歌词方面（一）乐府（二）诗（三）词 （三）元曲的作家 （甲）四大作家（一）关汉卿（二）白朴（三）马致远 （四）郑光祖 （乙）三期作家（一）蒙古时代（二）一统时代（三） 至正时代 （四）元曲的结构 （甲）折数 （乙）乐调（一）大曲（二）唐宋调（三）诸宫调 （丙）声韵 （五）元曲的脚色 （甲）杂剧（乙）院本（丙）北曲（丁）南曲 （六）元曲的思想 （甲） 背景（一）政治环境（二）社会环境 （乙） 派别（一）和平派（二）激烈派 （七）元曲的艺术 （甲） 意境（一）真挚（二）潇洒（三）深刻 （乙） 修辞（一）不避骈律（二）不避俗语（三）善用形容字 （八）元曲与新文学 （甲）时代关系 （乙）工具关系 在中国三千余年的文学史上，一代的文学，具有丰富的时代精神，自成段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不止元代的戏曲；如楚汉的“骚”和“赋”，六代的“韵语”，以及唐诗，宋词，都是历代文学家所称道所承认的。然而作家之盛，作品之多，最能发泄民众的精神，描写社会的状况的，却是没有一时代的文学，能与元曲抗衡。因此我便以三个月的工夫，来对它作个系统的研究。 （一）元曲的分类 （甲）戏曲 戏曲是元曲中最长的，有的十二折一本，有的三十二折一本，更有的四十余折一本。如吴昌龄的《西游记》，王实甫的《破窑记》、《西厢记》等，各有二本或四本可证。 （乙）杂剧 杂剧之名始于宋，却是元曲中最盛之一种，成了文学的中心。杂剧异于戏曲处，是每本只有四折，楔子有无亦不定（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冤》有五折，是个例外），每折中唱者只限一人。 （丙）套数 套数是合一宫调中的诸曲为一套，歌时只用弦索，略似杂剧中的一折；但无道白，且都是自叙，不尚代言。以此别于整套戏曲，或称散套。 （丁）小令 小令是很短很可爱的一种小调；略似宋词的一阕，至多不过五十八字，以此别于中调长调。 元曲除了以上的四种外，还有院本，是金代院本之遗留。《暖姝由笔》谓：“有白有唱者名‘杂剧’，用弦索者名‘套数’，扮演戏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沈德符《顾曲杂言》说：“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时五花爨弄之遗，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初与杂剧本一种，至元始分为两，迨明则院本不传久矣。”但据明周宪王《吕洞宾花月神仙会》杂剧的院本看来，则是有白有唱，同于杂剧，只是唱者不限一人而已。 （二）元曲的渊源 （甲）演作方面： （一）巫觋歌舞 演作是戏剧中的化妆表情，由来很古。按戏曲始于歌舞，歌舞始于人情酣畅。古书上说葛天氏执牛尾以歌“八阕”。又《乐记》“……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后又有农家秋收，兵队凯旋，都有家庭或朝廷的大飨，席间自然有歌舞庆祝。至周代以后，就有了巫觋歌舞。《楚语》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巫觋以歌舞为职，以乐明神。周礼既废，巫风愈盛，楚越之间，祭祀鬼神，必有歌乐鼓舞，就开了戏剧之端。 （二）俳优戏扮 俳优始于春秋，晋之优施，楚之优孟。优，倡乐也，以乐人为职。其言微词托意，调戏以动作行之。汉代以后，俳优又兼以竞技为事，如吐刀吞火走索等等，以娱朝廷。至北齐始合歌舞以演一事，但还不是完全的戏剧。唐代开始有歌舞戏，如《代关》、《踏摇娘》、《樊哙排闼》等，布置甚简，而动作有节。此外伶人以隐语讽谏，滑稽百出的，是谓滑稽戏，至晚唐最盛。以上二种，各偏一面，不能两兼。到了宋代，才有杂戏之名。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各进杂剧队舞；民间宴乐，也有时用以娱宾。至金有弦索调，更进为“连厢”，仿大乐而作。有唱有弹有白，扮演者从歌词为举止，犹是舞者不唱，唱者不舞。再进就成了真正的杂剧，就是舞者自司歌唱，不过留笙笛琵琶等以和其曲。 （乙）歌词方面： （一）乐府 真正的戏剧，是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所以必须戏曲相表里。至于曲词之发达，追根溯湖，大约是始于乐府。我国的韵文始于“风”、“雅”、“颂”。《扶犁》、《击壤》后有三百篇，盛饰情感，必合于乐，所以古诗即乐歌，咸能咏叹。到了战国，新声竞起，乐歌乐器不尽相合，于是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至汉有乐府，郊把之时以乐和唱，是乐府之初名，以后其用渐泛。 （二）诗 晋以后，渐有五七言体，不尽可歌。西汉时代，有鼓吹相和清商杂调，六代沿之。至唐代诗又大盛，以绝句为曲，如“清平”、“凉州”等等，但犹不尽其变。李白，白居易之辈，又创了长短句如“忆秦娥”、“菩萨蛮”、“忆王孙”之类，开了词的先声。李调元《曲话》说：“古乐府只是曲中泛声，后人怕失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 （三）词 词古来称为诗余，为乐府之遗，多是可歌的。而单词双叠，歌只一阕，于是有杂剧大曲出现。宋天子大宴，乐歌中有散序、靸排、偏撷，正撷、入破等，谓之“大偏”，为金元套数之始。大曲有采莲、太清剑舞、渔父舞等七种，为元曲之始（见吴梅《戏曲史》）。王世贞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胡语时时采入。沈约四声，遂阙其一。东南又变新体，号为南曲。大概北主劲雄，南主柔远”（见《西厢记例语》）。梁廷瓢《曲话》说：“乐府兴而古乐废，唐绝兴而乐府废，宋人歌词兴而唐绝废，元人曲调兴而宋词又废。词诗空具声音，元曲则描写实事。作曲之始，不过只被之管弦，后且饰之优孟。元人院本，传者寥寥，其实杂剧为多。”总以上数说，元曲是从乐府——诗——词一线直下的，可无疑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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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dwards E.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Hsi hsiang chi). A Chinese play, translated by SI Hsiung. Preface by Gordon Bottomley, pp. xxiii+ 281. London: Methuen, 1935. 8s. 6d[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37, 8(04): 1132-1132.
[2] Chen H. On dramas in Yuan Dynasty and Buddhism[J].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07, 1(3): 410-430.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虽说它的渊源来自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但区别一个剧种所显示的最大的特色，首先仍表现在它来自不同声腔系统的音乐唱腔。这些音乐唱腔则是以所产生地区的语言、民歌、民间音乐为依据，并兼收其他地区音乐而产生的。各个剧种的剧中人物大部分由生、旦、净、末、丑等不同脸变化的角色行当充任。表演上着重运用以生活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程式性动作，和虚拟性的空间处理。讲究唱、念、做、打等艺术，表演运输和富裕舞蹈性，技术性很高，构成有区别其他戏剧而成为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 其中，京剧（Beijing Opera)是我国的国粹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现许多改编的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和表现现代生活题材的现代戏，都受广大观众热烈欢迎。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湘剧、粤剧、秦腔、川剧、评剧、晋剧、汉剧、潮剧、闽剧、祁剧、河北梆子、安庆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等五十多个剧种，尤以京剧流行最广，遍及全国，不受地区所限。 中国古代戏剧因以“戏”和“曲”为主要因素，所以称做“戏曲”。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传奇和明清传奇，也包括近代的京戏和其他地方戏的传统剧目在内，它是中国民族戏剧文化的通称。 [编辑本段]戏曲的三大艺术特色 综合性、虚拟性、程序性—— （一）综合性 中国戏曲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民族艺术。这种综合性不仅表现在它融汇各个艺术门类（诸如舞蹈、杂技等）而出以新意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它精湛涵厚的表演艺术上。各种不同的艺术因素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通过演员的表演实现戏曲的全部功能。其中，唱、念、做、打在演员身上的有机构成，便是戏曲的综合性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唱，指唱腔技法，讲求“字正腔圆”；念，即念白，是朗诵技法，要求严格，所谓“千斤话白四两唱”；做，指做功，是身段和表情技法；打，指表演中的武打动作，是在中国传统武术基础上形成的舞蹈化武术技巧组合。这四种表演技法有时相互衔接，有时相互交叉，构成方式视剧情需要而定，但都统一为综合整体，体现出和谐之美，充满着音乐精神（节奏感）。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富有形式美的戏剧形式。 （二）虚拟性 虚拟是戏曲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法。它是指以演员的表演，用一种变形的方式来比拟现实环境或对象，借以表现生活。中国戏曲的虚拟性首先表现为对舞台时间和空间处理的灵活性方面，所谓“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顷刻间千秋事业，方丈地万里江山”，“眨眼间数年光阴，寸柱香千秋万代”这就突破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与“第四堵墙”的局限。其次是在具体的舞台气氛调度和演员对某些生活动作的模拟方面，诸如刮风下雨，船行马步，穿针引线，等等，更集中、更鲜明地体现出戏曲虚拟性特色。戏曲脸谱也是一种虚拟方式。中国戏曲的虚拟性，既是戏曲舞台简陋、舞美技术落后的局限性带来的结果，也是而且主要是追求神似、以形写神的民族传统美学思想积淀的产物。这时一种美的创造。它极大地解放了作家、舞台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观众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使戏曲的审美价值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三）程序性 程序是戏曲反映生活的表现形式。它是指对生活动作的规范化、舞蹈化表演并被重复使用。程式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活，但它又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对生活经过提炼、概括、美化而形成的。此中凝聚着古往今来艺术家们的心血，它又成为新一代演员进行艺术再创造的起点，因而戏曲表演艺术才得以代代相传。戏曲表演中的关门、推窗、上马、登舟、上楼，等等，皆有固定的格式。除了表演程式外，戏曲从剧本形式、角色行当、音乐唱腔、化妆服装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程式。优秀的艺术家能够突破程式的某些局限，创造出自己具有个性化的规范艺术。程式是一种美的典范。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和形成 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祭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 元杂剧 元杂剧是在民间戏曲肥沃土壤上，继承和发展前代各种文学艺术的成就，经过教坊、行院、伶人、乐师及“书会”人才的共同努力，而改进和创造出来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在形上，元杂剧用北曲四大套数安排故事情节，不连贯处，则用楔子结合，形成了一本四折一楔的通常格式（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独有的长篇，共写了五本二十一折），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必要时另加“楔子”。结尾用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概括全剧的内容，叫“题目正名”。每折包括曲词、说白（宾白）和科（科泛）三部分。曲词是按导师情需要的曲牌填写的文字，也叫曲文、唱词或歌词。其作用是叙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全部曲词都押同一韵脚。说白是用说话形式表达剧情或交代人物关系的一种艺术手段，分对白（角色之间的对话）、独白（角色独自抒发个人感情和愿望的话）和旁白（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人对观众说的话）、带白（插在曲词中的说白）等。科是动作、表情等。一本剧通常由正末或正旦一人来唱，其它脚色有白无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 角色： 末：男角。元杂剧中的正末是剧中的男性主角。 生：除了大花脸以及丑角以外的男性角色的统称。老生（须生）、小生、武生、娃娃生。 旦：扮演女性人物。正旦（剧中女主角）、小旦、搽旦，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 净：俗称“花脸”“花面”，大都扮演性格或相貌上有特异之点的男性人物。如《窦娥冤》中的公人（官府差役）即属净。 丑：扮演喜剧的角色，又称“三花脸”或“小花脸”多扮演性格诙谐的人物，有文丑和武丑之分。 外：元杂剧中有外末、外旦、外净等，是末、旦、净等行当的次要角色。监斩官——外末。 杂：又称“杂当”。扮演老妇人的角色名。如：蔡婆婆。 作家 元杂剧作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创作的剧本至少在五六百种以上，保留到现在的也还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作品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已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例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描写一个善良无辜的童养媳窦娥的悲惨遭遇，反映了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和贪官污吏的徇私枉法，深刻地揭露了元朝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了被压迫者感天动地的坚强意志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马致远的《汉宫秋》，借助历史题材，通过描写王昭君为国献身、毛延寿卖国救荣和王公大臣的腐败无能，对元代的民族压迫进行无情地揭露，对当时的统治者给予辛辣的嘲讽。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从“惊艳”、“联吟”到“赖婚”，充分表现了崔莺莺对爱情的渴望。但她出身于名门望，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因此，又有“闹简”、“赖简”等曲折和反复。在“听琴”、“佳期”、“长亭”几折戏中她终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全剧以争取婚姻自主与恪守“父母之命”的矛盾为主线，以崔莺莺、张珙和红娘三人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为副线，互相交织，有节奏地展开，时张时弛，时动时静，时喜时悲，时聚时散，挥洒自如，色彩斑斓。它那“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和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都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窦娥冤》；郑光祖——《倩女离魂》；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 传说 相传，清朝初年的北京有四大剧种，即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据嘉庆八年的记载：“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舞升平，伶工荟萃，莫感于京华。”也说明了当时这一历史盛况。其中所谓南昆即流行于江南昆山一带的昆山腔；北弋指南戏与北曲结合，产生于江西弋阳地区的弋阳腔，即流传到北方形成的高腔，也就是当时盛行于京城的京腔；东柳即流行于山东的柳子腔；西梆自然是我国西北广为流传的梆子腔，也就是秦腔。说明了东西南北四方艺人汇集北京的盛况。 从当前来看，以上四大声腔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原有范围，有的早已遍及全国许多省份，弋阳腔(即高腔)更是在安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河北广为流传，因此有关人士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科学，但是这种历史形成的说法还是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从当前戏曲剧种的分布来看，昆剧在上海、南京、浙江、湖南还是有相当的观众基础。弋阳腔不但在北方扎根，从乾隆年间，在京师“六大名班，九城轮转”，而且对京剧以及一些北方剧种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就是在江南一带的流传也主要是在许多北方语系的地区。柳子腔(包括受其影响的柳琴戏)虽然流行于河南、苏北、冀南、皖北等地，但是它重要的活动还是山东的曲阜、泰安、临沂。秦腔(即山陕梆子)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各地的梆子腔尽管至今在北方盛行，然而我们在甘肃、宁夏、陕西等地看到的秦腔却有着更深厚、更古老的根基和更广泛的观众群，所以说“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 [编辑本段]全国戏曲的种类 彩调剧 藏剧 潮剧 楚剧 凤阳花鼓戏 广东汉剧 桂剧 汉剧 黄梅戏 徽剧 荆州花鼓戏 柳子戏 吕剧 山东梆子 绍剧 四川曲剧 甬剧 云南花灯 壮剧 越剧 粤剧 越调 豫剧 宜黄戏 扬剧 新疆曲子剧 湘剧 锡剧 婺剧 碗碗腔 天津文明戏 苏剧 曲剧 琼剧 青海平弦戏 秦腔 黔剧 祁剧 蒲剧 莆仙戏 评剧 瓯剧 闽剧 陇剧 龙江剧 辽南戏 昆剧 梨园戏 京剧 晋剧 吉剧 黄龙戏 淮剧 滑稽戏 花儿剧 沪剧 河北梆子 赣剧 二人转 二人台 川剧 北方昆曲 新城戏 [编辑本段]声腔剧种 京剧、豫剧、评剧、越剧、河北梆子、河北乱弹、石家庄丝弦、深泽坠剧、安国老调、保定老调、保定上四调、保定皮影、保定贤寓调、保定碰板调、十不闲莲花落、固义傩戏、海兴南锣、北方昆曲、定州秧歌戏、蔚州梆子、高腔、唐剧、唐山皮影、冀南皮影戏、张家口赛戏、临漳西狄邱落子、西路蹦蹦、莲花落子、河间南辛庄木偶戏、新颖调、涿州横歧调、武安平调、张家口东路二人台、哈哈腔、保定诗赋弦、邢台弦子腔、邢台坠子戏、邢台淮调、邢台西调、肃宁武术戏、怀安软秧歌、肥乡罗戏、四股弦、二黄、二人台、上党二黄、上党梆子、山西梆子、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枣梆子、宛梆、二夹弦、柳子戏、五音戏、川剧、三角戏、义乌腔、弋阳腔、广东汉剧、云南壮剧、云南花灯戏、丹剧、木偶剧、巴陵戏、五音戏、文南词、中路梆子、内蒙大秧歌、凤台小戏、永济道情戏、白剧、白字戏、北昆、北京曲剧、北路梆子、皮黄、皮影戏、龙江剧、龙岩杂戏、东河戏、东路梆子、汉剧、宁河戏、乐平腔、正字戏、四平腔、四股弦、右词南剑调、西皮、西秦腔、西路花鼓、西调、西路评剧、壮剧、壮族沙剧、芗剧、吉剧、吕剧、竹马戏、庐剧、吹腔、乱弹、沪剧、苏剧、甬剧、祁剧、辰河戏、余姚腔、词明戏、含弓戏、阿宫腔、灵邱罗罗腔、河南越调、河南道情、河南曲剧、京腔、青阳腔、青海平弦戏、武安落子、杭剧、扬剧、昆腔、陇剧、茂腔、绍剧、瓯剧、侗戏、宜黄戏、采茶戏、泗州戏、弦索腔、耍孩儿戏、陕西老腔、柳腔、柳琴戏、闽剧、闽西汉剧、南剧、姚剧、临剧、哈哈腔、胡琴腔、荆河戏、浑源罗罗、贵州花灯剧、高腔、高山剧、高拔子、高甲戏、高调梆子、唐剧、桂剧、秦腔、晋剧、邕剧、莆仙戏、海盐腔、海门山歌剧、海城喇叭戏、莱芜梆子、壶关秧歌、淮剧、淮红剧、黄梅戏、黄龙戏、黄孝花鼓、清戏、清音戏、粤剧、婺剧、楚剧、推剧、梨园戏、梆子腔、章丘梆子、铙鼓杂戏、湘剧、湘西苗剧、傣剧、琼剧、丝弦戏、滑稽戏、皖南花鼓戏、湖南花鼓戏、蒲剧、蒲州梆子、雷剧、锡剧、滇剧、蒙古剧、碗碗腔、瑞河戏、新疆曲子戏、赛戏、歌仔戏、僮子戏、蔚县秧歌、漫瀚剧、潮剧、徽剧、影子腔、黔剧、襄阳剧、襄武秧歌、藏剧、赣剧、彝剧。 元剧 柳琴戏 [编辑本段]戏剧名词 九宫、入破、卜儿、十三调、二花脸、刀马旦、人物造型、大曲、大面、大遍、小末、小旦、小戏、小生、小花脸、三部曲、三花脸、三小戏、才人、广播剧、引子、引戏、文场、文工团、文明戏、元曲、元杂剧、云手、云韶府、丑、介、队舞、六幺、幺篇、宫调、水袖、化妆、反本回答由网友推荐有一本书叫《名角与戏曲》，中有一文叫 元代杂剧，至今千里赖通波你看看怎么样，一搜就找到的！
1、中国戏曲的孕育与形成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汉代，在民间出现了具表演成份的“角抵戏”，尤以《东海黄公》为著。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歌舞与表演相结合的“歌舞戏”，具有了更为浓郁的表演成份，如《拔头》、《代面》、《踏摇娘》等。唐代，出现了由先秦时期的优伶表演发展来的以滑稽表演为特点的“参军戏”；民间的歌舞戏进入宫廷，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民间又出现了“俗讲”和“变文”等通俗说唱形式。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很多市民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有了综合的趋势，出现了“宋杂剧”。金代，在宋杂剧基础上，北方出现了“金院本”，南方出现了“南戏”。元代，北方形成“北杂剧”，南方南戏进一步发展成熟，戏曲形成。 2、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宋元南戏 南戏，是中国戏曲最早的表现形式，它形成于南北宋之交的浙江温州（古称永嘉）一带的民间，时称捻兰卧泳鐢。它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融和南方民间小曲、说唱等艺术因素形成的。以体制庞大、曲词通俗质朴为其特点，已粗具戏曲的基本艺术特征。剧目多表现民间故事。 3、中国戏曲的第一个繁盛期──元杂剧 元代，是中国戏曲史的一种重要时期，它以其元曲闻名于世，而元曲中影响最著者，唯北杂剧（亦称元杂剧）。北杂剧之文学，以质朴自然胜，后世戏曲文学无有出其右者；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杂剧作家，使北杂剧成为一代之文学。北杂剧之表演则显示出戏曲在形成之初的朴实和浓郁的民间气息。 4、中国戏曲的第二个繁盛期──明清传奇 传奇，源于宋元南戏，是它成熟化与规范化的结果。明中叶以后，传奇代替杂剧成为戏曲舞台上的主角。挚?鏀二字，取自其撑奁娌淮??薮?黄鏀之特色。其剧本文学曲词典雅，体制庞大，名篇佳作不胜枚举，为戏曲文学绝盛之时。表演上则日趋成熟，多用昆曲演唱。 5、明代四大声腔 所谓明代四大声腔是对中国明代南曲系统的浙江海盐腔、浙江余姚腔、江西弋阳腔和江苏昆山腔的合称。明代戏曲，在音乐上出现明显的地方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地方声腔的崛起。对后世戏曲影响最大的是后两种，即弋阳腔和昆山腔，前者发展为全国影响广泛的高腔系统；后者发展成典雅细腻的昆曲。 6、中国戏曲的转型期──清代地方戏的兴起 自清代前期起，戏曲舞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戏曲的民间化和通俗化。先是昆曲、高腔折子戏的盛行，后是地方戏的兴起。从此，戏曲舞台不再是传奇戏的天下，昆曲与高腔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者。戏曲的表演场所也由厅堂氍毹变为了茶肆歌台。 7、徽班进京 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为庆祝乾隆的八十寿辰，撊?鞌徽班进京献艺，带来了与昆曲皆然不同的一种地方曲调枣徽调，给京城观众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后，撍南胧、挚禾〝、摵痛簲等徽班相继进京。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赢得了京城观众的欢迎，从此在京城扎下了根。 8、中国戏曲史上的大事──京剧形成 继徽班进京之后，湖北汉调艺人也于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进京与徽班艺人同台献艺，他们同徽调艺人一样唱皮黄腔，只是更具湖北风格。徽、汉皮黄在京城和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终于在1840年前后，形成一种独具北方特色的皮黄腔枣京剧。 9、京剧的第一个鼎盛期──清代同治、光绪年间 京剧形成后不久，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盛期，时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并在此时引起了宫廷官方的喜爱。宫内优厚的物质条件促进了它艺术上的成熟。 10、京剧的第二个鼎盛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纪初撔挛幕?硕瘮所带来的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繁盛期。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优秀京剧演员的层出不穷上。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流派产生最多的时期，旦行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撍拇竺???；生行的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派；净行的金（少山）派、郝（寿辰）派、侯（喜瑞）派、丑行的萧（长华）派等。每个流派的创始者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剧目，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文学的繁荣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 11、京剧的第三个鼎盛期──20世纪50年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处处呈现出万象更新之貌。京剧也因此迎来它艺术上的春天。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1959年前后，它的艺术生命又到了第三个顶峰。这个时期的繁荣是以演员阵容的强大，梯队的完整为标志的。《白蛇传》、《将相和》、《穆桂英挂帅》、《野猪林》等优秀剧目的出台，也将京剧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 12、新兴地方戏的产生──越剧、评剧、黄梅戏等 20世纪初，一批新兴地方戏开始在各地戏曲舞台上出现，包括越剧、评剧、黄梅戏等。它们均由民间小戏发展而来，具有极为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进入城市后，它们吸收京剧、梆子等老剧种的艺术营养，表演上得以成熟。 13、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摪倩ㄆ敕牛?瞥鲁鲂聪，以后便成为戏曲发展的指导性方针。即要求戏曲艺术既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又要求各个剧种在自由竞赛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4、京剧现代戏汇演举行 1964年，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共推出35个剧目，其中著名的有《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黛诺》、《六号门》、《红嫂》等。这是京剧编演现代戏的一次成果展示。 15、戏剧梅花奖设立 为表彰戏剧优秀演员而设立的奖项，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1983年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全国性戏剧演员评奖活动。 16、第一届中国京剧节在天津举行 1995年11月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中国京剧节，设立金、银、铜三类奖项，推出一批优秀京剧剧目。其中获奖的剧目有《曹操与杨修》、《狸猫换太子》、《岳云》、《西施归越》等。 17、第二届中国京剧节在北京举行 1998年12月第二届中国京剧节在北京举行。此次京剧节也推出一批优秀的京剧新创剧目，如《骆驼祥子》、《贞观盛世》、《风雨同仁堂》、《大脚皇后》、《千古一人》等。其中的《骆驼祥子》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是众多剧目中的佼佼者。 18、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优秀剧目献礼演出 1999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优秀剧目献礼演出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旨在推出一系列优秀的新创剧目（话剧、戏曲、舞剧、音乐剧等），以此繁荣全国的戏剧创作。此次活动涌现出来的戏曲优秀剧目有黄梅戏《徽州女人》、川剧《金子》、京剧《宝莲灯》、《贞观盛世》、淮剧《金龙与蜉蝣》、《西梦霸王》等。中国戏曲的孕育与形成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汉代，在民间出现了具表演成份的“角抵戏”，尤以《东海黄公》为著。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歌舞与表演相结合的“歌舞戏”，具有了更为浓郁的表演成份，如《拔头》、《代面》、《踏摇娘》等。唐代，出现了由先秦时期的优伶表演发展来的以滑稽表演为特点的“参军戏”；民间的歌舞戏进入宫廷，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民间又出现了“俗讲”和“变文”等通俗说唱形式。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很多市民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有了综合的趋势，出现了“宋杂剧”。金代，在宋杂剧基础上，北方出现了“金院本”，南方出现了“南戏”。元代，北方形成“北杂剧”，南方南戏进一步发展成熟，戏曲形成。 戏曲文物指与戏曲相关的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对它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呈现出繁荣局面。后一时期以研究专著的出现、研究队伍的形成、研究方法的拓展、研究成果的丰富为显著标志。今天，戏曲文物研究已经成为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领域。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打破了曲学界以文献为唯一资料来源的单一研究方法。大批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戏曲研究的许多空白。它们不但印证了某些文献记载，而且补充了文献资料之不足，纠正并完善了戏曲研究中某些既定看法。戏曲文物研究还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戏曲观念的丰富与更新，彻底改变了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单一研究局面。就戏曲文物研究状况而言，区域性、断代性研究较多，整体性研究较少。介绍性、微观性研究居多，理论性、宏观性论述偏少。就事论事者居多，由文物的发现而引发的对戏曲史的重新思考比较欠缺。戏曲文物的发现对戏曲研究的贡献还未得到认真总结。所以，对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总结，并从宏观上重新认识中国戏曲史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系统全面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也尚未进行。 本课题的研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开始。戏曲文物是按属性分类法从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文据形态分类法，将其分为戏台、雕塑、碑刻、戏画、抄（刻）本、舞台题记、其它，共七类。文物条目以单种（或组）器物为单位，共得1500余条，列表介绍，作为附录部分，字数约30万。内容包括“名称”、“时间”、“内容简介”、“发现地”、“公布情况”、“研究状况”六项。曲学有狭义广义之分，本文取其前者，主要指宋元明清戏曲研究。考虑到学位论文以论为主、要有创新的要求，本文既注重学术史的总结，又力争从材料中得出新的观点。 第一章介绍戏曲文物发现与研究概况。戏曲文物之真正发现，戏曲文物研究的自觉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介绍为主。主要发表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月刊》、《国剧画报》等刊物上。抗战开始后的十余年间,戏曲文物的发现处于停滞状态. 从五十年代开始，文物考古工作全面展开，戏曲文物的发现有了长足的进步。种类除了戏台、戏曲碑刻、戏曲绘画外又增加了戏曲雕塑、出土戏曲剧本两类。 八十年代以来，戏曲文物的发现进入了全面丰收的新时期。地下宝藏频频面世，地上文物被广泛调查介绍。文物种类又增加了“舞台题记”一项。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编纂《中国戏曲志》，各省分卷编撰人员随即展开了首次全国范围的戏曲文物调查。 戏曲文物研究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三、四十年代为发轫期，研究以文物介绍为主。五十至七十年代为发展期，研究范围扩大，专业研究人员出现，研究力度加深。本期共发表带有戏曲文物的报告29篇，戏曲文物研究论文16篇。兼收戏曲内容的碑刻集1部。戏曲版画集1部。 八十年代以来为繁荣期。文物考古刊物大量增加为戏曲文物的公布创造了条件。以戏曲文物研究为主的集刊《中华戏曲》问世。本期共发表有关戏曲的文物考古报告260余篇，研究论文280余篇。 研究专著的出现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本期出版的专著有：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杨健明《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周华斌《京都古戏楼》、陈历明《〈金钗记〉及其研究》黄竹三、王福才《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戏剧图史》。论文集：《河东戏曲文物研究》、黄竹三《戏曲文物散论》。 研究队伍的出现与壮大是一个学科形成发展的首要条件。上一期的研究者中已有不少专家，但多数对文物仅是偶尔关注一下，所以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形成“研究队伍”。本期情况则大为改观，有戏曲文物研究专著者7人，发表论文者140余人，其中论文数量在5篇以上者23人（包括有专著者5人）。一支数量可观的、稳定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由戏曲文物的发现而引出的剧场史研究，开拓了曲学研究领域。王国维、青木正儿的戏曲史研究均不涉及剧场史。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也颇为简略。真正比较完备的剧场史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以后，其成就主要得益于戏曲文物的发现。本文第三、四章描述古代“庙台广场”式剧场的发展演变轨迹。宋金元时期，祠庙里开始建筑“舞亭”“乐厅”等固定表演场所，庙台广场形制开始创建。明代祠庙戏台从面积到布局都有发展，过路戏台与二层看楼出现。清代，戏台建设全面繁荣，数量增多、建筑宏丽、形制完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存古戏台绝大多数在祠庙（会馆亦供奉神灵，亦为祠庙之一种）内，勾栏剧场与其它演出场所（如堂会等）仅见于文献记载，相关研究也比较充分，所以本文着重以已发现的古戏台为对象描述祠庙剧场之发展史，兼及戏园与宫廷戏台。 最后一节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庙台广场是中国古代剧场的基本形制。然后探讨庙台广场式剧场形制对戏曲特征形成的作用。庙台广场功能驳杂，具有开放性、嘈杂性、简陋性等特点。这些特征对古代戏曲戏无定本、程式化、脸谱化以及高亢嘹亮的音乐、唱白等特征的形成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演出史本应成为戏曲史中心之一，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它一直被置于戏曲史的边缘。戏曲文物，尤其是大量乡村赛社演剧文物的发现，显示出古代戏曲演出的繁盛。演出的繁荣不但产生于有大量剧作传世的地区，而且出现于那些创作并不繁荣的地方。后者在以戏曲文学为主的“戏曲史”中往往是一片空白。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本文第五、六章主要勾勒赛社演剧的历史轮廓。 宋金元时期，赛社演剧制度基本确立。明代，赛社演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规范。赛社演剧的普及与繁荣，则是入清以后的现象。 第六章最后一节，探讨赛社献艺与戏曲生存发展的关系。原始性宗教祭祀，尤其是民间宗教祭祀，在古代中国历史悠久、绵延不断。作为“古代宗教”祭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迎神赛社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它以民间活动为主，官方与民间相互渗透、融合。而赛社献艺是这一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而存在，是它能够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所以，赛社献艺是中国古代戏曲生成与生存的基本方式。古代宗教，主要是民间宗教在宋代的兴盛是戏曲形成于宋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以前有关戏曲形成问题的研究中是不被重视的。 第七章简略追述戏曲观念史。大致而言，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仅承认戏曲的讽谏作用。元代戏曲家正式提出戏曲的教化功用。专门性戏曲碑刻的出现标志着戏台在祠庙中单独新建的开始。入明之后，主流社会对戏曲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戏曲被纳入“一代之文学”的行列，并被称为“正音”。教化说被进一步强化。祠庙碑刻中多从悠久的祭祀、礼乐传统中寻找赛社献戏的合法性，戏台多被命名为“乐楼”。戏曲的起源被追述到先王所制之古乐。入清以后，一些文人将戏曲提高到与经史并肩的地位。戏曲的历史借鉴作用的阐述臻于完备，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也被发挥殆尽。同时，戏曲的娱乐作用也得到了有限的承认。戏曲被认为是沟通神人的最有效媒介。赛社演剧变成了祭祀神灵、祈福禳灾的充分必要条件。戏曲的起源由古乐被进一步追述到天道，从而获得了本体论式的解释。至此，戏曲存在尤其是赛社演剧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完全确立。 受王国维与吴梅的影响，二十世纪曲学研究形成了以文学与音律为中心的特点。五十年代以来，各大学中文系将古代戏曲纳入古典文学领域进行教学与研究。这一制度客观上巩固并加深了上述倾向。戏曲文学研究遂成为戏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戏曲作家作品研究又成为戏曲文学研究的重心。戏曲史被描述为戏曲作品创作史加音律声腔演变史。 戏曲文物的发现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领域的拓展。文物考察、田野调查之风日盛，由此导致更多珍贵文物资料的出世。除剧场史、演出史研究的深化外，近年来，各种地方戏、幸存的古老剧种、宗教祭祀剧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活动与成果彻底打破了戏曲研究中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传统，使之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繁荣局面。由此，重建中国戏曲史的呼声日益响亮。以舞台艺术、演出形态为中心的戏曲史观受到了广泛的赞同。戏曲演出活动的历史应该成为戏曲史的核心。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的分期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终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综观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八个时期： 萌芽时期－－先秦至唐代 雏形时期－－宋金时期 成熟时期－－元代至明初 发展时期－－明代嘉、隆年间 繁荣时期－－明代万历年间 集成时期－－清初 转折时期－－清代中叶 终结时期－－近代 萌芽时期－－先秦至唐代戏曲理论的发展是与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过程相表里的，先秦至唐代是古代戏曲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组成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相互融合，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戏曲艺术。同样，在这一时期里，艺术评论家们对各种戏曲艺术因素的记载与评论，便是古典戏曲理论的萌芽，对后世戏曲理论的形式具有一定的影响。 雏形时期－－宋金时期在宋金时期，各种表演艺术经过发展融合后，形成了中国古代戏曲的雏形，即宋杂剧和金院本。伴随着杂剧和院本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艺术评论家们也对它们的渊源、形式原因、艺术特征及发展情况等加以了探讨与论述，这些论述，便构成了古典理论的雏形。 成熟时期－－元代至明初元代是中国古代戏曲正式形成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无论是南戏还是北曲杂剧，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戏曲作家与作品。同时，在民间，戏曲演出活动十分活跃。戏曲的正式形成与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理论奠定了基础。 发展时期－－明代嘉隆年间古代戏曲经过明初的沉寂后，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又趋于活跃，而这也使得元代开始成熟的戏曲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戏曲论著的数量增多，而且理论成分大为增强。 繁荣时期－－明代万历年间明代万历年间是古代戏曲史上继元代杂剧繁荣以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戏曲创作与戏曲演出的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一大批戏曲论著，而且曲论家们的思想活跃，就某些戏曲创作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曲论家们的研究范围比前人有了较大的开拓。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戏曲理论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完善专著－－《曲律》。 集成时期－－清初古典戏曲论经过成熟、发展、繁荣、深入等发展阶段后，到清代初年已积累了丰厚的理论与材料。清初曲论家们便对前人的理论作了全面在总结与完善如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李渔的《闲情偶寄》与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皆具有系统、精深的特征。 转折时期－－清代中叶清代中叶，随着整个曲坛上所出现的两转移，即由剧本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由雅部为中心转移到花部为中心，戏曲理论也随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一是舞台表演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戏曲理论家们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大批戏曲表演论著。二是出现了众多的有关花部的论著。 终结时期－－近代近代是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同样，在这一时期的戏曲理论中，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一方面是对传统戏曲理论加以总结，另一方面是开创和建立新的戏曲理论与研究方法
元代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全盛时期北临北冰洋，东、南临海西南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蒙古人在蒙古高原崛起，1234年灭金，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了抵抗了五十年的南宋，全国统一。 作为蒙古帝国中心帝国，元朝自然成了欧洲商人、使者等的终点。中外交流到了最开放时期。元代和林有大量汉人工匠，连西伯利亚都有少量人居住。元代科学技术有重大突破，有火筒等武器。火筒是世界公认的枪炮鼻祖，几乎同时在普鲁士、元朝诞生。 元代的统治 元朝幅员辽阔，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元代政府为加强统治设置行省（行中书省）、中书省，为巩固统治带来很大优势。但是，元朝统治时期是汉人最黑暗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最伟大时期，尽管汉族人民被列为四类人。 元朝中期，四大汗国内乱和对元朝的敌视，元朝失去了藩属国家。元朝由全盛转向盛衰过渡期。后期，元朝政府压迫人民，政府昏庸，人民不断起义，军阀割据，元朝已走向穷途末路。1368年，朱元璋大将徐达率兵直捣大都。元顺帝逃往上都，元朝灭亡。 元代的接续--北元 元顺帝回到了蒙古高原，蒙古残部分成许多部落，形成了北元时期，由于元朝的征伐，元朝仅失去中原地区领土。北元多次统一又多次分裂，1633年，清太宗皇太极率兵灭了察哈尔部，北元结束。 元代---烧造技艺遥遥领先 景德镇瓷业发展到元代,工艺上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 继宋代创青白瓷之后，又创烧成功具有高铝氧成分的白瓷、青花瓷、釉里红、青 花釉里红等新品种，结束了我国瓷器以单色釉为主的局面，把瓷器装饰推进到釉 下彩的新时代，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瓷器之特色。从而把景德镇瓷业推向遥遥领先 的地位。 元代，官方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其时镇内不仅有官办“枢府”窑， 而且民窑也增至300座。 四大传奇 又称明四大传奇，为明朝四出著名戏剧《荆钗记》、《刘知远》（又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之并称，时人以传奇称之。明传奇（又称南曲）继承自元曲（又称北曲），而与唐代传奇同名而异意。元代，我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其剧本创作的成就，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 我国的戏剧，其起源、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发展到宋代院本，表演要素日臻完善。金末元初，文坛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等叙事性体裁的浸润和启示下，找到了适合于表演故事的载体，并与舞蹈、说唱、伎艺、科诨等表演要素结为一体，发展成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脱颖而出。由于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它他各有自己的表演特色，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臻于成熟。当时，许多文人积极参与剧本的创作，使这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成为文坛的主干。 元代创作的剧本，数量颇多。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失。至于当时投身于剧本创作的作家，现在已无法准确统计。仅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剧作家们有很高的创作热情，有人专门为伶工写作演出的底本，有人“躬践排场”参加演出；一些名公才人还在大都组成“玉京书会”，相互切磋。许多剧作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擅长诗词写作。当他们掌握了戏剧特性，驾驭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便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剧作家们适应观众的需要，或擅文采，或擅本色，争妍斗艳，使剧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从现存的剧本看，元代戏剧的题材，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神仙道化等许多方面。涉及的层面异常广阔，“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巫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许多剧本，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封建制度的弊陋丑恶，歌颂了被迫害者的反抗精神。可以说，剧作家们以各具个性的艺术格调和蘸满激情的笔墨，展示出元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 在元代，戏剧演出频繁，拥有大量观众。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说：当时“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勾栏就是城市中的游乐场所，能供戏剧演出。杜仁杰在散出《庄家不识勾栏》中，写到一个乡下人进城看到勾栏的情景：“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的都是人漩窝。见几个妇女向台上儿坐，又不是还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可知勾栏里有木搭舞台，台的上方有钟楼模样的“神楼”，围着舞台有观众席。要注意的是，观众进入勾栏需要交付“二百钱”，这说明戏剧演出已成为商业活动。在勾栏中，还有所谓“对棚”，即类似后来的唱对台戏，显然，市场竞争也进入了文化领域。 在农村，戏剧则在戏台、戏楼演出。现在山西农村仍有不少元代戏台遗址，可以推知当时戏剧演出的盛况。戏台往往建于祠庙前，说明演戏和祭神酬神活动相结合，既是娱神，也是娱人。山西赵城明王庙正殿有元代演剧画壁，上有“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字样，说明专业戏班已在农村演出。《重修明应王殿碑》写到城镇村落扶老携幼前来看戏的情景，还提到“资助乐艺牲币献礼，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饫”。足见艺人的演戏酬神，实际上也是收取费用的商业活动。 城乡演出活跃，自然涌现众多的从业人员。夏庭芝说：“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教舞之妓，何啻亿万。”(《青楼集》)好些演员各有所长，伎艺高超，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像珠帘秀、赛帘秀、燕山秀、天然秀、梁园秀等演员名噪一时，他们和剧作家紧密合作，为戏剧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元代的戏剧，有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这两个剧种的剧本虽然也都包括曲词、宾白、科(介)三个部分，但体制又有不同。杂剧风行于大江南北，它一般由四折组成一个剧本，每折相当于今天的一幕；演剧脚色可分末、旦、净三类。末分正末、小来；旦分帖旦、搽旦、小旦。在音乐上，一折只采用一个宫调，不相重复。而全剧只能由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 南戏流行于东南沿海。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作规定。曲词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只能由一人独唱到底。 杂剧和南戏的剧本，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戏剧冲突中刻划人物形象。剧本的唱词，则更多用以表现人物在特定场景中的思想情绪，甚至直接透露作者的心声，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可以说，唱词往往就是诗，这一点，构成了我国戏剧文学的特色，也说明我国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之间互补共生的关系。至于杂剧和南戏的演员，既要善于说白、歌唱，也要掌握科(介)亦即舞蹈、武打乃至杂耍的技巧。因此，元代的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 杂剧和南戏在唱腔上有明显的区别。杂剧的曲调是由北方民间歌曲、少数民族的乐曲和中原传统的曲调(包括宫廷、寺庙、民间音乐)结合而成；南戏的曲调则由东南沿海的民间音乐与中原传统的音乐结合而成。由于杂剧、南戏在音乐文化系统方面均由中原传统衍繁，彼此同源，易于沟通互补，它们的一些曲牌，名称相同，或者品味相同。至于杂剧和南戏在音乐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南北方言差异的表现。我国地域广袤，语言系统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许多方言区。例如在宋代甚至更早，北方语音中入声消失，而南方语音入声依然保留。戏曲音乐与语言密不可分，杂剧与南戏产生、流行于不同的方言区，加上区域生活习俗等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两大音乐系统。王骥德说：“南北二曲，譬如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王世贞则谓：“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曲藻》)他们的判断，是符合元代戏曲发展的实际的。 元代的戏剧活动，实际上形成为两个戏剧圈。 北方戏剧圈以大都为中心，包括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流行杂剧。在大都，“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刘祁《析津志》)，涌现了大批杂剧艺人。许多杰出的剧作家像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张国宾、杨显之等，或是大都人，或在这里活动。这里“歌棚舞榭，星罗棋布”，杂剧演出频繁，为剧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园地。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邑，如东平、汴梁、真定、平阳等地，也是作家云集。而生活于同一地域的作家，或接受地区风气的熏陶，或是旨趣相投，或是背景相近，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不同的群体。观众的喜好，也作为一种市场需要，对作家产生一定影响，使不同地区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传说宋江、李逵等好汉在山东梁山泊啸聚，于是许多有关水浒的杂剧，便以东平为背景；曾经在东平生活的作家，也写了众多的水浒剧目，东平便成了杂剧水浒戏的发祥地。一般说来，北方戏剧圈的剧作，较多以水浒故事、公案故事、历史传说为题材，有较多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黑暗，渴望有清官廉吏或英雄豪杰为被压迫者撑腰。至于各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则绚丽多采。他们以不同的风情，不同的韵味，缔造出灿烂辉煌的剧坛。就总体来看，北方戏剧圈的作品，更多给人以激昂、明快的感受。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徐渭评述北方戏曲音乐的这一番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整体把握北方戏剧圈的特点。 南方戏剧圈以杭州为中心，包括温州、扬州、建康、平江，松江乃至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和北方情况不同，这里城乡舞台，既流行南戏，也演出从北方传来的杂剧，呈现出两个剧种相互辉映的局面。 南戏产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带，所以又被称为“永嘉杂剧”。它形成于南宋初年，在东南地区广泛流传，并渐渐进入杭州。据刘一清说，“戊辰(1268)、己巳(1269)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钱塘遗事》卷六《戏文诲淫》)。许多艺人在这里创作、演出、出版南戏，使这座繁华的城市成了南戏的中心。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杭州，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国家完成了统一。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杂剧的影响也扩大到南方。徐渭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成风。”南方的风土名物，吸引了大批北方人士，许多剧作家包括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都先后到过杭州。居住在杭州一带的作家像曾瑞、施惠、乔吉、秦简夫、萧德祥等，也加入到杂剧的创作队伍中。虞集在《中原音韵序》中说：“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可见，在政治气候的推动下，在杂剧已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影响下，南方也为“正声”所吸引，“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这样，杂剧经扬州传入南方后，也以杭州为中心，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大地区。 在南方戏剧圈中除了演出从北方传入的杂剧剧目外，较多剧作注重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像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魂》，乔吉的《两世姻缘》、《金钱记》，南戏《琵琶记》和《荆钗记》、《拜月记》等堪称代表。另外，南下的剧作家，往往经历过种种坎坷，看透人情世态；而长期居住在南方的作家，也对富贵功名的黯淡前景有清醒的认识。南方繁华的生活和秀丽的景色，触发他们热衷泉林诗酒的兴致。于是许多人带着充沛的感情，描写书生怀才不遇倨傲疏狂的景况，实际上是藉剧本的人物遭遇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像《王粲登楼》、《扬州梦》等剧作，便明显地表现了这一创作倾向。显然，南方戏剧圈的剧作更重视爱情的描写和个人情怀的宣泄，这和南方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念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系。 杂剧和南戏两个剧种的争妍斗丽，也促进了彼此的交流。徐渭《南词叙录》收录了“宋元旧篇”剧目65种，其中有一半的南戏剧目见于杂剧演出，这表明两个剧种的作家，经常相互吸取、改编彼此的作品。在音乐上，“南北合套”的出现，是两大剧种互撷精华的明证。又据杭州书会才人编的《拜月亭》“尾声”所写：“书府翻腾，燕都旧本”，可见这部南戏的编写，是以关汉卿的杂剧《拜月亭》为蓝本。而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第三折末尾，由李稍、衙内、张千三个角色分唱、合唱南曲〔马鞍儿〕，在唱法上分明吸收了南戏灵活合理的体制，并且由衙内打诨：“这厮每扮南戏那！”关汉卿剧作的情况，正是南北两大剧种交汇互补、促进戏剧发展的生动例子。 杂剧的体制。 1、结构 一般为一本四折，加一个楔子。也有少数五折或六折的，如《赴氏孤儿》五折、《秋千记》六折。一折大致相当于现在话剧的一幕，一折还可分为几场。折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大段落，场是小段落。分场的标准是演员全都退入后台，出现空场。《救风尘》第四折分三场。同时一折也是音乐组织的单元，一般一折用一套曲子，多少不一，但属同一宫调，第一支曲子标出宫调名称，最后一支用“煞”或“尾”。楔子本是榫缝里的木片。这里指四折以外加的短小的独立段落，通常是放在第一折前面，作为剧情开端，介绍故事由来（相当于序幕）有时也放在各折之间，类似过场戏。楔子不用套曲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当一本不够表现时，可加本数，《西厢记》便是五本二十一折。同时每剧末有二句、四句或八句韵文概括剧情，前半称题目，后半称正名，可能是演出时的海报：如《窦娥冤》 题目：秉鉴持衡廉访法 正名：感天动地窦娥冤 2、曲词。曲词的主要作用是抒情，也可以起到渲染场景，贯穿情节的作用。元杂剧的曲词一般由一个主要演员歌唱，曲词有严格的格律，同一折的各支曲是押同一韵，曲词为长短句，在定格外可加衬字，衬字一般是语气词或连接词。从而使唱词生动活泼。曲词是元杂剧的主体。 3、宾白：即念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元杂剧以唱为主，以说为辅，所以称说白部分为宾白。它也是元杂剧文学的主体。在剧本中常用“云”表示，通常分定场白、对口白、冲场白（第二次上场）背白（内心独白）带白（夹在歌唱过程中的，宾白有散语、韵语（韵语可是诗词、或顺口溜，如定场诗、下场诗）。一般故事情节主要是靠宾白交待出来（叙事）元杂剧宾白是以北方口语写成的。 4、科范：亦称科泛、科泛，简称“科”。是指演员的动物、表情以及舞台效果的。如“做倒科”、“笑科”“打科”“做悲科”。“雁叫科”元杂剧的动作身段已具中国戏曲的基本特点： （1）程式化（2）虚拟化 5、角色：又称脚色，是元杂剧上面人物的身份类型。元杂剧角色大致分为末、旦、净、杂四类。末是男角，相当京剧里的“生”“正末”外又有“副末”“小末”，旦是女角，主角叫正旦，此外有“副旦”、“外旦”，“净”扮演刚强，凶恶或滑稽人物，有男有女。“杂”包括“孤”（官员）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俫儿（儿童），细酸（书生秀才），洁郎（和尚）、帮老（强盗），子（丐）等，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 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流行起来的新的诗歌样式——散曲，对戏曲而言，它是一种不具备表演内容的歌曲，对诗词而言，他又是一种新兴的诗体。它的小令和词调近似，它的套数又和戏曲的组织相同。散曲作家的成份十分复杂，作品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一般的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等，往往兼擅散曲，他们的作品多具有本色豪放的风格，而后期的散曲作家如乔吉、张可久等是清丽派的代表作家，他们对“情”的推重也值得重视。 （二）散文 元代文学诸体兼备。北方承继金末文坛盟主赵秉文所开的风气，南方是对南宋末文风的接续和反拨，散文继续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元好问成为金亡后北方文坛盟主，戴表元成为东南文章名家，此后姚燧、吴澄、虞集等名家继出，道统与文统并重，形成了“道从伊洛，文擅韩欧”的特点，对明清散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三）诗歌和词 元诗作家众多，清顾嗣立《元诗选》诸编共收作家二千六百多人。诗风“宗唐得古，古体宗法汉魏东晋，近体则学唐人，是明代复古潮流的源头，有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和萨都刺、王冕、杨维桢、乃贤等。元初词以元好问和张炎为代表，中后期则有萨都刺、张翥等。 （四）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说唱艺术，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宋金、元时期更加繁盛，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俗文学形式。在宋代说话有四家之说：即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因说话而出现的说话人的底本，后世统称为“话本”它实际上就是说书人的故事文本，成为宋元小说的主要形式。现存宋元话本区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略的文字粗糙的艺术底本，如《三国志平话》：一是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祥，可能出自书会才人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还有一类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学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大宋宣和遗事》等。这些作品收在明代人编的“三言”之中。此外宋金时期即流行一种说唱文学——诸宫调，它是一种音乐与故事的结合形式。又叫搊弹词、弦索、话本。现存最著名的作品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刘知远诸宫调》、《天宝遗事诸宫调》等。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明代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度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可见其形成早于北方杂剧。但早期仅在民间流传，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排斥。随着宋室南渡，城市经济的繁荣，他得到了发展，并逐渐兴盛，成为南方舞台的主要艺术形式。 南戏的体制形式与北杂剧不同。《南词叙录》说南曲曲调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协宫调。“他在南方流传，唱时用南方方音，分平上去入四声，不像北曲入派三声，用韵也较宽松。曲调轻柔婉转，不象北曲高亢。伴奏以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而北曲以弦乐为主。杂剧只能一人唱，南戏则各个角色均能唱，而且可以独唱、对唱、接唱、同唱、合唱。演唱形式灵活多样。题材则偏重于爱情故事及家庭纠纷，很少演唱历史故事、英雄人物。剧情丰富。一本往往要演出几十出。南戏的形式到元末明初逐步定型。一般先由副末开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全剧大意。从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悲欢离合，以大团圆终场。南戏一场称一出，每出照例有下场诗，重要人物出场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叫定场白（演员自报家门）曲词的组织一般有引子、过曲和尾声。这是从元末到清代中叶戏曲创作的主要形式，也是后世用以区别于杂剧的传奇戏。论文需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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