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贵夫人安娜是皇室后裔，大官僚卡列宁的妻子。她的哥哥奥勃朗斯基住在莫斯科，过着放荡的生活。他与过去的家庭女教师发生暖昧关系，妻子道丽发觉后，非常痛苦。安娜为了调解哥嫂纠纷来到莫斯科，在火车站与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邂逅。安娜的高雅风姿和笑容中蕴含的一股被压抑的生气使渥伦斯基为之倾倒。 与此同时庄园贵族列文也来到莫斯科，他已年过三十，感到建立家庭的需要，决定向他青年时代就喜爱的吉提求婚，而当时吉提正迷恋着渥伦斯基，她拒绝了列文。但渥伦斯基见到安娜后就不再与吉提交往。安娜的到来使道丽和丈夫言归于好，却使道丽的妹妹吉提陷入不幸。 列文回到乡下，埋头从事农业改革，希望以此忘却个人生活上的失意。他尝试养育优种牲畜，引进农业机器，但总不能得到应有的效益。 安娜在归途中发现渥伦斯基也同车而行，她心神不宁，却又兴奋，回到彼得堡后，安娜和渥伦斯基在社交场合经常相遇，在一次宴会上渥伦斯基向安娜表白了爱情。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间过长，引起人们议论，回到家卡列宁警告安娜要注意社交礼仪、遵守妇道。而这种官腔和说教反而使安娜关闭了心灵之门，从此她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 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在赛马会上终于暴露：当渥伦斯基的马摔倒时，安娜的态度完全失常。回家途中安娜向丈夫承认了她是渥伦斯基的情人，但卡列宁却要求安娜一切维持现状，只是不许在家里接待渥伦斯基。 列文在农村常和农民一起劳动，向往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朴实，但得知吉提曾大病一场，在国外疗养后即将回来，又激发了对她的爱，列文再次求婚，他们终于结合了。婚后住在庄园里，过着美满的生活，但是列文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他在农业上的各种设想常常失败，农民不信任地主。他幻想建立一种股东联营方式，使农民和地主同样得益，达到“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仇视”，但各种新方法、新措施都无效。他不知道该如何生活，苦恼得几乎自杀，最后从一个老农那儿得到了启示：“人活着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灵魂，为了上帝。” 安娜的处境越来越糟，她怀了孕，分娩时又患产褥热，几乎死去，病危时她向丈夫请求宽恕，并希望他与渥伦斯基和好，卡列宁出于基督徒的感情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安娜病愈后又无法继续与丈夫生活下去，终于不等丈夫同意离婚，就与渥伦斯基一起到国外去了。在欧洲旅行三个月回来，安娜思念儿子，在谢辽沙生日时，她不顾一切撞进自己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看到儿子她激动异常，母子俩紧紧拥抱，难分难舍。直到卡列宁走进儿童室，安娜才不得不匆匆离去。从此，安娜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得不到离婚许可，与渥伦斯基只能是非法结合，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紧闭，处处遭受冷遇。她只能孤独地住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想方设法消磨时间。当渥伦斯基一人外出时她就怀疑他另有新欢，因此两人发生口角。一次在争吵后安娜陷入绝望境地，一面写信发电报，一面追随渥伦斯基到了火车站。这时，她朦胧中想起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以及当时一个工人被轧死的情景。这仿佛暗示了她的归宿。安娜向正在驶来的火车扑倒下去，生命的火焰熄灭了，她的痛苦也永远摆脱了。 《安娜·卡列尼娜》是由两条主要的平行线索和一条联结性次要线索结构而成的，整体上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下来”的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矛盾。小说通过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线索展示了封建主义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通过列文——吉提线索描绘出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地主经济面临危机的情景，揭示出作者执着地探求出路的痛苦心情。而道丽——奥勃朗斯基这一次要线索巧妙地联结两条主线，在家庭思想上三条线索相互对应、参照，勾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作者以这种建筑学而自豪，圆拱将两座大厦联结得天衣无缝，“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 安娜第一次出现时的音容笑貌令人难以忘怀：她姿态端丽、温雅，一双浓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中“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在眼神和微笑中显现出来。在这幅出色的肖像中展现了安娜的精神美，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她的生活之谜。安娜父母早逝，在姑母包办下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大官僚卡列宁。婚后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她曾安于天命，只是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晚熟的爱情。她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不愿像别特西公爵夫人那样在家宴上公开接待情人；也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议仍然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偷偷与情人往来；终于冲出家庭与渥伦斯基结合，公然与整个上流社会对抗。从此安娜失去了一个贵族妇女在社交界的一切地位和权利，除了渥伦斯基的爱，她一无所有，因此，她热烈而执着地献身于这种爱。确实，在国外，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安娜曾体验过短暂的“不可原谅的幸福”。她丢弃母亲的天职，但内心无法平息因失去爱子而产生的悲伤；她想昂起骄傲的头，宣称她是幸福的女人，但却摆脱不掉有罪的妻子的意识。她的灵魂一直受到折磨。而孤注一掷的、囿于自我的对渥伦斯基的爱又不可能得到相应的感情反响，安娜绝望了，她在临终前满含怨愤地喊出：“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的形象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有过极大变化：从一个低级趣味的失足女人改写成真诚、严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性。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爱情、家庭悲剧寄寓了他对当时动荡的俄国社会中人的命运和伦理道德准则的思考。作家歌颂人的生命力，赞扬人性的合理要求；同时，他又坚决否定一切政治、社会活动（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对改善人们命运的作用，强调母亲——妇女天职的重要性。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构成安娜形象的复杂性。一百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安娜形象一直激动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这正说明安娜形象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列文则是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自传性特别强的一个人物，他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他身上艺术地再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夕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但从思想探索来看，列文婚后却产生了精神危机，他为贵族阶级自甘败落而忧心忡忡。他研究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制定“不流血的革命”方案，探讨人生的目的，但却毫无出路。罗曼·罗兰指出，列文不仅体现了托尔斯泰看待事物的既保守又民主的观点，而且“列文和吉提的恋爱，他俩婚后的头几年生活，就是作家自己家庭生活回忆的搬演。同样，列文哥哥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哥哥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而作品的尾声“则是作者本人趋向精神革命的过渡”。我想找一篇实用英语本科毕业论文额~~
在世界文坛中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作家当首推列夫托尔斯泰。他那三部鸿篇巨著无疑代表了１９世纪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水平。列夫·托尔斯泰（１８２８－１９１０）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之一，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受到举世瞩目的认同。《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１５０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的哥哥奥布朗斯基公爵已经有五个孩子，仍和英国家庭女教师恋爱，因此和妻子多丽闹翻，安娜从彼得堡乘车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为哥嫂调解，在车站认识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渥伦斯基毕业于贵族军官学校，后涉足于莫斯科社交界，以其翩翩风度得到了多丽的妹妹吉提的垂青，但他只与她调情，并无意与她结婚。而深爱着吉提的康斯坦丁·列文也从乡下来到莫斯科，他打算向吉提求婚。但早倾心于渥伦斯基的吉提却拒绝了他的求婚，她正想象着与渥伦斯基将来的幸福生活。渥伦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黝黑的男子，有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断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采，令许多贵族小姐倾心。在他看到安娜的一刹那，那刻被安娜所俘虏，他在薛杰巴斯大林基公爵家的舞会上，向安娜大献殷勤。而吉提精心打扮想象着渥伦斯基要正式向她求婚，在吉提眼里，安娜·卡列尼娜是那样的出众：“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带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在舞会上……”吉提发现渥伦斯基和安娜异常地亲热，这使她感到很苦闷。安娜不愿看到吉提痛苦，劝慰了兄嫂一番，便回彼得堡去了。随后渥伦斯基也来到彼得堡，开始对安娜的热烈的追求，他参加一切能见到安娜的舞会和宴会，从而引起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起初，安娜还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不久渥伦斯基的热情唤醒了安娜沉睡已久的爱情。安娜的丈夫亚历山大·卡列宁其貌不扬，在官场中却是个地位显赫的人物，是一个“完全醉心于功名”的人物。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倾心相爱的情感，他认为：他和安娜的结合是神的意志。他责备妻子行为有失检点，要她注意社会性的舆论，明白结婚的宗教意义，以及对儿女的责任。他并不在乎妻子和别人相好，“而是别人注意到才使他不安”。有一天，安娜与丈夫卡列宁一起去看一场盛大的赛马会，比赛中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了下来，安娜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叫，卡列宁认为安娜有失检点，迫使她提前退场。安娜无法忍受丈夫的虚伪与自私“我爱他……我憎恶你……”。卡列宁考虑了决斗但又怕死；离婚又损名誉，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能因为一个下贱的女人犯了罪的缘故使自己不幸”，于是他要安娜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安娜已怀了渥伦斯基的孩子，在她分娩时，由于产褥热而感染重病，拍电报给到边远省份去调查的卡列宁，卡列宁匆匆赶回，但心里希望妻子早点死掉，安娜在昏迷中呼唤卡列宁的名字，请求他与渥伦斯基和好，卡列宁深受感动，原谅了她和渥伦斯基。由于卡列宁的令人吃惊的宽厚，渥伦斯基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卑劣、渺小。安娜的爱情和自己的前途又是那么的渺茫，绝望、羞耻、负罪感使他举起了手枪自杀，但没有死。死而复生的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更加炽热，渥伦斯基带着安娜离开了彼得堡，他们到国外旅行去了。在奥勃朗斯基家的宴会上，列文与吉提彼此消除了隔阂，互相爱慕。不久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回到列文的农庄，吉提亲自掌管家务，列文撰写农业改革的论文，他们生活很幸福美满。旅行了三个月，安娜感到无比的幸福，便她却以名誉和儿子为代价。归国后，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旅馆里，由于思念儿子，在儿子谢辽沙生日那天，偷偷去看他，天真无邪的谢辽沙不放妈妈走，他含着泪说：“再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他们返回彼得堡，遭到冷遇，旧日的亲戚朋友拒绝与安娜往来，使她感到屈辱和痛苦。渥伦斯基被重新踏入社交界的欲望和舆论的压力所压倒，与安娜分居，尽量避免与她单独见面，这使安娜感到很难过，她责问道：“我们还相爱不相爱？别人我们用不着顾虑。”在一次晚会上，安娜受到卡尔塔索夫夫人的公开羞辱，回来后渥伦斯基却抱怨她，不该不听劝告去参加晚会。于是他们搬到渥伦斯基的田地庄上居住。渥伦斯基要安娜和卡列宁正式离婚，但她又担心儿子将来会看不起她。３个月过去了，离婚仍无消息。渥伦斯基对安娜越来越冷淡了，他常常上俱乐部去，把安娜一个人扔在家里，安娜要求渥伦斯基说明：假如他不再爱她，也请他老实说出来，渥伦斯基大为恼火。一次，渥伦斯基到他母亲那儿处理事务，安娜问他的母亲是否要为他说亲，他要安娜不要诽谤他尊敬的母亲，安娜认识到渥伦斯基的虚伪，因为他并不爱他的母亲。大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离去，她觉得一切都完了，安娜准备自己坐火车去找他，她想象着渥伦斯基现在正和他母亲及他喜欢的小姐谈心，她回想起这段生活，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她跑到车站，在候车室里接到了渥伦斯基的来信，说他１０点钟才能回来，她决心“不让你折磨我了”，她倒在疾驰而过的车轮下。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把安娜生的女儿带走了。渥伦斯基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志愿参军去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作战，但愿求得一死。
安娜形象：对于安娜这样一个19世纪贵妇来说，爱情是她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唯一道路，否则她只能是卡列宁的附属品，安于做一个没有爱情的贤妻良母。同渥伦斯基的爱情是她张扬生命的唯一途径，她的一切人生价值都寄托在此。赋予她新生的是爱情，置她于死地的也是爱情。她的死有社会原因，但重要的是自身原因：爱情至上主义，但又带着浓厚的旧有传统烙印，来自上流社会的、家庭的、渥伦斯基的压力都承受住了，但她无法战胜自己，当渥伦斯基对她冷淡时，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产生了强烈的悔罪意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最后一语。神权、夫权、爱情的幻灭共同置安娜于死地。 安娜形象意义：勇敢的、向上流社会提出挑战的叛逆女性。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女性形象能象安娜那样反叛自己的出身，简最终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屠格涅夫按传统道德标准塑造理想女性，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恪守着没有爱情的婚姻，巴尔扎克把欧也妮送上了归于传统的道路。而安娜是义无反顾的，最后也不愿回到沉闷的生活中去，以死抗议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抗议这个毁灭真情的社会专制制度。安娜是女性觉醒和妇女解放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一个追求个人幸福但又被封建制度所吐噬的悲剧人物/view/8155cn/s/blog_51fc23d101009i1j1上流社会女性的优秀代表她的优秀表现在秀外慧中上。与当时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相比，安娜的优秀首先表现在她的真诚、善良和率真的个性上。安娜仿佛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在上流社会中。她敢于坦诚公开她和沃伦斯基的爱情，与其他贵族男女之间的猎艳相比，她渴望的是沃伦斯基真正的爱情。同时，也是她的坦诚公开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其次，安娜的优秀表现在她的勇敢和顽强上。她大声疾呼：“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虽然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可是她还是走了出去，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行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11社会的悲剧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安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俄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们迷茫着但是又都在奉行着古老的规范。安娜的父母早逝，她和哥哥都是由姑妈抚养长大的，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又受到了传统礼法宗教深深的束缚。在她年幼时便由姑妈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卡列宁。虽然当时的社会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可是旧的封建思想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在上流社会里，贵族阶级之间尔虞我诈，伪善残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在那个圈子里没有真诚也没有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贵妇与情人之间的偷鸡摸狗和打情骂俏，男女之间更多的是追逐猎艳以及征服和虚荣所带来的刺激。典型的代表就是莉迪亚伯爵夫人和贝特西公爵夫人，她们分别代表着伪善和堕落。莉迪亚伯爵夫人口口声声的宣扬着所谓的仁义博爱，拯救，宽容等基督教义，外表看上去她似乎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却在生活中牢牢的控制着卡列宁，干涉卡列宁与安娜的家庭事物，对卡列宁进行宗教训诫，使他陷入到对宗教的迷狂之中。并且还处处为难安娜，切断了安娜与儿子谢廖莎的联系，挑拨安娜母子之间的关系，在谢廖莎的心中制造母亲已经死亡的阴影，从而使得安娜陷入“抛夫弃子”的境地。这样一个女人，不是博爱仁义的而是冷酷虚假的。再就是贝特西，她起初对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感情是赞同的，因为她认为那只是贵族男女之间寻常的寻欢作乐与调情，并不有伤风化，也不会损伤“正派人的体面”。然而当她知道安娜可以抛弃家庭，置丈夫与儿子于不顾的时候，贝特西和她的社交界便认为安娜违反了封建社会的礼法，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的社交界的大门，整个上流社会都在轻视安娜，嘲笑安娜，把安娜看成是堕落的不道德的坏女人，认为她大逆不道。可是贝特西自己呢？则过着有丈夫又有情人的生活，反而在骂安娜是“犯罪的妻子”，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安娜的轻蔑。就这样，安娜便被冷漠的上流社会“放逐”了。安娜的单纯善良使她在这重重的压力下，惨败而归。她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儿子。“理智告诉她要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而感情却召唤她追求有爱的生活。在理智与情感面前她无所适从”[4]。在安娜的内心，自私感与罪恶感始终缠绕着，与沃伦斯基在一起时她已经身败名裂，连她自己都十分清楚，她曾经对沃伦斯基说：“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就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个十分神圣而且重要的话题，安娜生活的那个社会禁锢了她自由飞翔的翅膀，她不甘心被这样折断羽翼，即使是头破血流，为了神圣的爱情，也要挣脱，向往着自由的天空。然而她在这个牢笼里呆得太久了，她的翅膀只有鲜艳华丽的羽毛了，却不擅长于飞翔，她也最终变成一只受伤绝望的小鸟，任凭轨道上的火车轧下去。安娜死前的喃喃自语便是对这个束缚她迫害她的牢笼的控诉：“一切都是讨厌的，晚钟响了，那个商人那么虔诚的划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种假惺惺的做作，都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就像那些正在破口大骂的车夫那样……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6]不仅是上流社会的伦理制度和保守的风俗习惯向安娜发起了攻击，就连上流社会的法律也加剧了安娜的悲剧色彩。同当时的社会风气相适应的是虚伪的法律，只是在维护所谓的宗法关系。安娜若想离婚就必须承认，而且让法律宣判她“有罪”，并且离婚后再也没有权利来结婚。而当时的贵族绅士们，却可以和一些女子调情，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安娜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原因。首先，在安娜的身上，背负了沉重的传统礼教的包袱。她的悲剧寄寓着她自身的精神上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是内心的苦痛挣扎。她生活在一个守旧势力还十分强大的时期，希望的曙光初露端倪但还是驱赶不走旧势力的阴霾。封建宗法思想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交织在安娜的心里。安娜毕竟是受过旧式良好教育的贵族女子，她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俄国看来实在是太超前了，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的私情。安娜却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但是却又充满了负罪感。对于安娜来说，拥有儿子和立足于上流社会是人生价值的两大标志，而她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于家庭、丈夫的背叛便是对她这两大支柱的摧残，同时也是公然向上流社会的虚伪的挑战。因此，她总是诚惶诚恐，充满恐惧感和罪恶感。“这种矛盾的痛苦心理，始终在摧残她，折磨她，吞噬着她的生命，同时也制约了她叛逆的程度”[2]。安娜的坦率真诚敢爱敢恨，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可是她的可悲便在于一旦真正跨出叛逆的脚步，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安娜在与沃伦斯基初次品尝爱情的欢乐之后，她内心十分痛苦，请求上帝的饶恕。她一度讨厌的卡列宁，也是她需要忏悔的对象。在她投身车轮下的那一刻，她仍然在渴望着上帝的原谅。在安娜的身上，始终背负着心理上的沉重负担。这便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和传统宗教信仰在她身上的反映。其次安娜的爱情至上观将她推上了绝路。安娜曾经对沃伦斯基说过：“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便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为了爱情，她抛弃了名誉、丈夫、儿子，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家庭，为了爱情，她甘愿做坏女人。安娜的这一切都是对于当时腐败的社会的叛离，自然遭到了大家的封杀。在安娜的眼中，沃伦斯基是完美的，同时也是安娜唯一的稻草了，正以为如此，安娜便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来攥紧这根稻草。她要求沃伦斯基也要把她当成生命的唯一，全部。爱情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安娜将满腔热情，附带着个人下半辈子的全部命运和未来，都托付给了沃伦斯基，并且为此来限制他，以至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安娜变得敏感、暴躁、乖戾、喜怒无常，使得所有人都感到了沉闷和窒息，更何况是一个多情而浮夸的沃伦斯基。在沃伦斯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上流社会，不能离开贵族的生活，而安娜霸道的要求又常常使他感到沉重。安娜把自己如此沉重的包袱全部丢给了沃伦斯基，却不曾考虑过再强壮的鸟儿也会不堪重负的。爱情至上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沃伦斯基说：“对你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用不着考虑”[12]。爱情至上带来的偏执，空前的自私和占有欲最终毁灭了安娜。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安娜对沃伦斯基的爱情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13]。这种占有欲一方面源自她过久的压抑和现实对她的封锁，另一方面则可能源于她的个性，也就是性格。她将沃伦斯基这跟稻草牢牢地抓住，她以为这样就能拥有沃伦斯基，完全的拥有。可是谁想到爱情就是她手里的沙子，握的越紧反而拥的越少。她的这种专横使得沃伦斯基无法忍受，安娜也日益的绝望：“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他却越来越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的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14]安娜的这段独白真实地透露出了她的真切感受，就是一个“不满足”，她的爱情的土壤在遇到沃伦斯基之前是干涸的，没有水分，而当她得到沃伦斯基爱情的滋养候，她的情感的土壤要的太贪婪了，对于水分的过分眷恋使得她义无反顾，导致了自己性格上的霸道，她想要的是沃伦斯基的全部，最终也导致了自身的悲惨结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它的悲剧蕴含了托尔斯泰为首的当时俄国贵族自身的精神困惑与探索，同时，作为一个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性社会中被埋没的女性话语，写出了“第二性”的声音。但是作者却让这个声音走向了枯萎和失落。而如果从女性视角来看待这部作品，则作者托尔斯泰又是在展示着女性被压抑后的呐喊和苦苦追寻，展示着她们的灵肉拷问和男性社会强势力量的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来审视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安娜的悲剧的原因在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屈从地位和女性他者的角色，而安娜的自杀，既是对于这种地位的控诉又是一种摆脱。因而，“她的自杀毫无疑问地具有悲壮崇高的性质”[15]。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唯一的雌性依赖于雄性获取食物的物种，唯一的性别关系等同于经济关系的物种”[16]。而经济上的依赖是妇女在生活及生存的各个方面依附男性的主要原因。正如卡列宁对安娜的怒吼，称她在外面偷情做别人的情妇却仍然在吃着丈夫的面包。确实如此，安娜是凭借自身的外在条件而攀附上卡列宁的。卡列宁维持着她的体面，她的衣食，她的生存。同时“卡列宁夫人”也是她的地位和身份的所在。卡列宁无论安娜再怎么样，只要还是他的妻子，他就必须每月付给安娜一定的生活费。安娜要社交，就需要衣裳、珠宝、车马和其他各种花费，这都是卡列宁的支出。而安娜对于卡列宁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需要供养的女人罢了。所以在卡列宁得知了安娜的奸情后，还十分自信的写信给她以示警告，并随信附上零用钱，卡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就可以制止安娜疯狂的行为了。由此可见，卡列宁作为男权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主宰者，他始终都是把安娜当做是一个“他者” 来对待，用以证明个人的主体地位。而安娜的不幸正在于此，即使她再优秀再勇敢顽强也无法改变她在男人，不论是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心中他者的地位和玩偶花瓶的身份，“在父系文化的歧视下，女性被隔绝于社会，所有的个人社会出路几乎都被堵死，只剩下依附一个有权势男人一条‘捷径’了”[17]。安娜在离开丈夫后，在沃伦斯基那里依然是靠着沃伦斯基供养的，所以她交给沃伦斯基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下半生的衣食住行。而这样一种地位与她的反叛之间的冲突是十分巨大的。男性不仅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还制造了一整套的宗教伦理价值法则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且使得女性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来讲，就是主动接受男性中心的观念，把自己视为他者，而这就是自欺”[15]。在安娜的潜意识里，始终也存在着这种男权中心观念，所以她一直处于妻性、母性、情性的矛盾冲突中。她被上流社会所抛弃，也正是因为她不能“恪守妇道”，因为她对丈夫的权威进行了反叛和挣脱。而她投身于沃伦斯基的爱情之后，她仍然维持着“他者”的地位。可见，安娜反叛的只是卡列宁的男权优势地位，而并没有意识到她需要真正改变的是彻底的颠覆自己的他者地位。安娜对沃伦斯基的这种依附关系，再加上情感的要求才会使得安娜变的偏执、暴躁。“我把一切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也越来越要求他完全倾心于我，可是他倒越来越想躲开我”[18]。这种依附关系在安娜和沃伦斯基那里并没有得到改变，这就导致了她的悲剧。安娜并不甘心自己与卡列宁的婚姻状况才选择的反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对男性社会和整套伦理道德制度的挑战，也可以赋予她一个全新的意义，就是对于自己在感情家庭生活中缺失的主体地位的寻找。但是她随即就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了，失去对于男性的依附，她根本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实在意义。于是她内心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安娜的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既是对于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是超越女性他者地位局限的表现，那她的自杀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这个悲剧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可就是这种“人的本质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19]才让人觉得可悲可叹，才足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男人眼中的“天使”被压抑和女性意识和欲望正在苏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仍然被泯灭在男性话语之中。这其中，又寄寓着托尔斯泰本人对于女性意识、宗法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思考和批判。历来很多的评论者都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男性作家的代表。否则，就不会把安娜的结局安排的如此凄惨。但是，从安娜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含着血泪的矛盾心理。他的女性观在安娜身上是十分复杂的，而安娜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品尖锐揭露的现实所在。托尔斯泰赞美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女性的形象。安娜是符合这一种要求的形象。托尔斯泰曾借列文之口说出了他对于家庭和婚姻的看法，那就是结婚中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人总是幸福的，而这样美好的婚姻在卡列宁和安娜身上并不存在。双方并不算是真正的夫妻，反而像是各取所需的交易。这样痛苦的婚姻，根基是不牢固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多丽与奥勃朗斯基的家庭昔日是温馨和睦的，而就是因为多丽发现了丈夫和家庭女教师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变得火药味十足。奥勃朗斯基因为妻子年老色衰人老珠黄而在外偷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托尔斯泰写到的是即将解体，因为多丽认为已经没有感情了，直到奥勃朗斯基说明以后不再与别的女人有任何瓜葛，才得以恢复宁静。于此相反的则是吉蒂与列文，托尔斯泰热情赞美了两人的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两人心心相印，基于爱情而结合，因此，婚后两人一直过着童话般幸福的生活。而安娜与卡列宁无论是结合之前还是结合之后都没有爱情可言，所以托尔斯泰表现出了对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的认同。家庭生活中长期处于压抑的他者地位，安娜的确被压抑的太久了。她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被他人安排的。正所谓“命运可以不幸，但不能被安排”，婚姻也是如此。二人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起码的温情，这与托翁的家庭宗旨是最相违背的。卡列宁是冷酷的官僚机器，除了追名逐利恐怕也没什么爱好了。他的这种本质与安娜崇尚幸福与精神至上的生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他常常以男性的优越性和高高在上束缚压抑安娜。安娜一方面潜在的意识里有传统的影子，所以在自觉的遵守着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然而内心的“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萌芽在与沃伦斯基邂逅以后就萌发了。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痛恨卡列宁对她的压制，对她的长期忽视。对于这样的情境下的安娜，逃离是唯一的出路，而托翁也对安娜的情境给予了同情并对她的这种行为给予了认同。毕竟他们的婚姻并不符合托翁的家庭理念，安娜这样一个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表里如一且生命力旺盛的女人，不应该被压制在卡列宁身边。托翁借安娜说出的“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就是他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天使”的安娜由于欲望的苏醒而走上叛离，而正是托尔斯泰亲手制造的这个叛逆的女性，却最终又被托尔斯泰推到了火车轮下。安娜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致使安娜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之中，在女人的母性、妻性的漩涡中徘徊，这种反叛遭到了整个社会对她的封锁、嘲弄和轻蔑，尽管安娜的婚姻里没有爱情，但始终也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的家庭，而这样一个家庭要因为安娜的追求而告终时，托翁也是不赞同的。与安娜想对比，托尔斯泰塑造了吉蒂和多丽这样的女性，来寄托自己理想的家庭女性观念。吉蒂也是贵族小姐出身，生性活泼，美丽可爱。她没有安娜那么重的心事，却同安娜一样单纯善良。她与列文心心相印，两人结婚以后她从一个贵族小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离开都市的生活，随丈夫到乡下去过温馨甜蜜的日子。处处照顾体贴丈夫的生活和感受。俨然是传说中的贤妻良母，这也是托尔斯泰所极力赞美的理想妻子。在托翁看来，女人不能离开自己母亲的角色，托尔斯泰在吉蒂身上，反映了他本人作为男性话语代表的特性。吉蒂安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正是在履行着社会赋予她职责，那便是相夫教子，一切从夫。多丽也是这样的，虽然她年纪大了而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命运，她却依然在为家庭，为孩子付出，她的整个生命都要奉献给孩子、丈夫和家庭。相比这两个人，安娜在上流社会是清新脱俗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与此同时，托翁又给她某种致命的残缺，那就是“抛夫弃子”，丢弃了自己为人母天性和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这在托翁看来是女性最为严重的错误了。于是，安娜当然要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和羞辱。然而，托翁对于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惩罚，并且借此为女性找到了一条理想的出路，就是“爱的教义”。如前面所提到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既赞同又批判的，一方面觉得她在无情无爱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可言是可悲的，所以她追求爱情是合情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上来说是有“罪”的，合情但不合理。这本书的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我”，应该就是托翁所理解的上帝的信仰、教义等等。安娜违背了上帝的教义和信仰，因此必须遭到应有的惩罚。而所谓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安娜便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在托尔斯泰的内心深处，安娜的女权意识的萌发和扼杀正是与自己内心矛盾的女性观是契合的。托翁认为，如果你是妻子就应该顺从，应该逆来顺受，就像吉蒂一样。如果你是孩子的母亲，你就应该尽全力去做好一个母亲，就像多丽那样。安娜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与俄国的宗法家庭观念是想违背的，因此无论托尔斯泰多么同情安娜，赞同安娜，他始终无法原谅安娜的行为，便让她葬身于车轮下。托翁在书中也对社会的风气和上流社会的落后腐败进行了鞭笞和批判，对于上流社会中男子的轻薄也予以揭露和谴责。托尔斯泰就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吉蒂和列文这对理想夫妻的生活而宣扬了自己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那便是心怀宗教信仰，对家人对妻子充满爱，婚姻中需要爱、平等、真诚，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爱的教义”。男人不要以男性中心观念来压制自己的妻子，更不应该寻花问柳处处留情，而妻子应该处处体谅丈夫，照顾家庭和孩子。双方都要对对方充满爱和尊重，这样才能和睦相处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 。安娜是一个敢爱敢恨义无反顾的女人。再回想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们可以发现，安娜是多么的有勇气。简最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也要恪守没有爱情的婚姻。巴尔扎克也在《幽谷百合》中热情的赞颂了传统礼教束缚下的淑女。而托尔斯泰将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诠释深深地埋藏在了这部书中。安娜“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呼声一步步拉开了女性觉醒和解放的序幕。
很多的：：：1《德伯家的苔丝》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形象对比分析 张萌; 张静静 作家 2015-06-28 3浅析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张方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9-25
安娜·卡列尼娜：道德秩序的叛逆者/qk/83163X/200701/25210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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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答由网友推荐在世界文学的巍巍群山中，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这几座高峰比肩而立的俄国作家当首推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博学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展现的社会画面之广阔，蕴含的思想之丰饶，融会的艺术、语言、哲学、历史、民俗乃至自然科学等各种知识之广博，常常令人望洋兴叹。《安娜·卡列尼娜》是他的一部既美不胜收而又博大精深的巨制。 《安娜·卡列尼娜》巨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使得这部巨著一发表便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托尔斯泰并没有简单地写一个男女私通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俄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并由此来鞭挞它的不合理性。作品描写了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1877年，小说首版发行。据同代人称，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跷足"注视，及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 但不久，社会就公认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它所达到的高度是俄国文学从未达到过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地评论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他甚至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而书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则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这个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先锋，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真诚的爱情，虽然由于制度的桎梏，她的悲剧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但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 一部美不胜收而又博大精深的巨制 一部社会百科全书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而到1873年托尔斯泰才开始动笔。这是他一生中精神困顿的时期。最初，托尔斯泰是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但随着写作的深入，原来的构思不断被修改。小说的初步创作不过仅用了短短的50天时间便得以完成，然而托尔斯泰很不满意，他又花费了数十倍的时间来不断修正，前后经过12次大的改动，迟至4年之后才正式出版。这时，小说废弃的手稿高达1米多！"全部都应当改写，再改写"，这是托尔斯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显然，一部《安娜·卡列尼娜》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改出来的。 正是在作者近乎苛刻的追求中，小说的重心有了巨大的转移，安娜由最初构思中的"失了足的女人"（她趣味恶劣、卖弄风情，品行不端），变成了一个品格高雅、敢于追求真正的爱情与幸福的"叛女"形象，从而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具反抗精神的女性之一。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首次成功地采用了两条平行线索互相对照、相辅相成的"拱门式"结构，并在心理描写上细致入微、精妙绝伦。小说中那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无疑都是现实主义描写的典范。 100多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巨大成功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高度推崇，它的成就和影响无疑是空前的。它把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最高峰，树起了一面高耸入云的丰碑。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安娜·卡列尼娜》当做俄国19世纪现实的教科书。正是通过它，许多人了解到了俄国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现实。俄国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社会的攻击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曾反复阅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皱了。他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 100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安娜形象一直激动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这正说明安娜形象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倪蕊琴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马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小说史上争议最少的作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里所说的争议最少，指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似乎无人能够否认他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和第一流小说家的地位。 在我的学生中间，对托尔斯泰不屑一顾的大有人在。有一次碰到一位学生，依我看他的导师是一名颇有学问的俄国文学专家，不知何故，该生却对恩师颇为不满，提出是否可以转到我的名下，让我给他指导。我问他为何要更换导师，他便列举了原导师的几个罪状，其中一条是：他竟然让我去读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见，在这些言必称美国的学生们的头脑中，老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是一个不中用的古董了。我对他说，导师就不必换了。因为如果我当你的导师，第一本推荐的书恐怕还是《安娜·卡列尼娜》。 …… 《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它也是写得最好的。《战争与和平》也许更波澜壮阔、更雄伟、更有气势，但它不如《安娜·卡列尼娜》那么纯粹、那么完美。顺便说一句，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但他的文体的精美与和谐无与伦比，这并非来自作者对小说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的刻意追求，而仅仅源于艺术上的直觉。 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列夫·托尔斯泰塑造了许多在文学史上光芒四射的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吉提、列文、卡列宁、奥布浪斯基公爵……在这些人物中，惟一一个在生活中左右逢源，带有点喜剧色彩的就是奥布浪斯基公爵，其他的人物无不与死亡主题有关。如果我们简单地归纳一下，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两个故事：其一，是安娜与渥伦斯基从相识、热恋到毁灭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进程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纠葛，其二是列文的故事以及他在宗教意义上的展开个人思考。 正如那句著名的开场白所显示的一样，作者对现实的思考是以家庭婚姻为基本单位而展开的，至少涉及到了四种婚姻或爱情答案：卡列宁夫妇，安娜和渥伦斯基，奥布浪斯基夫妇，列文与吉提。每一个答案都意味着罪恶和灾难。安娜是惟一经历了两种不同婚姻(爱情)形式的人物。在作者所赋予的安娜的性格中，我以为激情和活力是其基本的内涵，正是这种压抑不住的活力使美貌纯洁的吉提相形见绌；正是这种被唤醒的激情使她与卡列宁的婚姻、甚至彼得堡习以为常的社交生活、甚至包括孩子谢辽沙都黯然失色。 与这种激情与活力相伴而来的是不顾一切的勇气。当小说中写到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了"奸情"之时，对丈夫说出下面这段话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托尔斯泰对这种激情真是太熟悉了，我们不妨想一想《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卡秋莎，还有蛰伏于作者心中的那头强壮的熊--它的咆哮声一直困扰着列夫·托尔斯泰。 马丁·杜伽尔曾认为，托尔斯泰是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他的目光十分锐利，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的"真实"。但我却倾向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巨著，其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多有雷同之处，他的观念的疆域并不宽广，他的素材也不丰富，但这并不妨碍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如塞万提斯的狭隘主题并不妨碍《堂吉诃德》的伟大一样。小说的真实来自他的智慧，敏感而浩瀚的心灵，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诚实。维特根斯坦在读完《哈泽·穆拉特》以后曾感慨地说："他(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格 非） 来我这里看论文
一、安娜是一个坚定地追求新生活，具有个性解放特点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结果。二、安娜最初的内心冲突，来自于她对生活的狂热渴望，来自于她对人与人之间纯真的和真正的关系的追求，来自于她对周围人当中比比皆是的谎言和伪善的厌恶。三、安娜的反抗本身决定了安娜的性格与命运是悲剧性的，她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由那个罪恶的社会造成的。四、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银发红瞳小萝莉追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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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娜·卡列宁娜的悲剧心理 摘 要: 安娜·卡列宁娜是托尔斯泰创造的一个为了追求爱情自由而与整个上流社会抗争并最终以死的悲剧收场的妇女形象。根据安娜所处时代、生活环境、自身特性的心理探讨,可以探究其最终卧轨自杀的悲剧的起源、时代性、自身性以及终结等几个方面的意义。关键词: 安娜;弗龙斯基;爱情;悲剧;心理安娜·卡列宁娜的形象,是俄国文学中一个独具一格的妇女形象,是托尔斯泰最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最高的成就之一。她既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那种时代的最先进的、坚定地追求新生活的平民知识分子女性,也不是屠格涅夫笔下那种近似圣洁的追求着朦胧的理想的贵族少女,更不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那种没有接触过资产阶级文明的、精神世界备受压抑的俄国中产阶级的妇女。她是在典型的俄国贵族社会的教养下长大的。她在结婚8年之后热烈地爱上了贵族军官弗龙斯基,为了他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毅然抛弃了丈夫与儿子,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后来由于双方生活与精神空虚,互不满意而导致关系破裂,安娜卧轨自杀。安娜与弗龙斯基在莫斯科车站上的第一次相见有着致命的后果。托尔斯泰在这个场面中加进了大量的内心动作,同时重心放在表现她精神美上,详细地形容了她的双眼中以及她的脸上的情感流露,并且还表明了弗龙斯基身上所引起的相应的“反应”。而使人感到无力的也正是在这次见面中弗龙斯基身上所表现的那种习见的社交气派。安娜使他感到震惊的并不是外表美,而是那种内心美的闪现。打动他的并不是“彼得堡式”的瞥视,而是那种“女性”的瞥视,就像那是一开头就用间接的方式强调地写出来的那样。托尔斯泰写道:“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夫人的风姿,弗龙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1]84对安娜眼睛的描写成为整个场面的逻辑中心:“她那双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1]84这样就强调出了这次注视的短暂性和端庄性。而且安娜事实上也的确是在月台上等候着她的哥哥。弗龙斯基对于这次注视所发生的反应是整个以后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托尔斯泰详细地写到弗龙斯基的“反应”。他“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1]84托尔斯泰把这个短暂的单一的印象,出色地一剖为二:开始它先从作者的口里述说出来,接着它又作为“她”的特点,深印入弗龙斯基的头脑中,由他埋藏在自己的心底里而随身带走的印象而刻画出来。须知正是在这以后,被“她”打中了心坎,心里充满了“她”的弗龙斯基才走进车厢去见他的母亲。弗龙斯基吻了母亲的手,在她身边坐下时,“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他在门边遇见的那位夫人的声音。”[1]84他还不知道她是谁,可是他已经知道这又是“她”。现在她虽是在门外,可是弗龙斯基在思想上却是全副身心都在那儿,跟她在一起。兄妹之间亲人的接吻是通过弗龙斯基的眼里描写出来的,他这时已经紧盯住不肯放过安娜的每一个动作了:“她就用左臂搂住他的脖颈,那动作的坚定和娴熟使弗龙斯基为之惊异,她迅速地把她哥哥拉到面前,热烈地和他接吻。”[1]85这里弗龙斯基就已经为她那“娴熟的果断”而感到惊异(以后他就要为此而感到惊恐)。弗龙斯基母亲的话,把她儿子当时那种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的情感内在发展的整个阶段都衬托了出来,她对安娜的那几句平平常常的社交界的赞誉,联系着前后文看起来具有了深刻的含义:“‘可爱极了,不是吗?’———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1]86我们觉得这种话似乎根本就无需向他问,现在既然问了这句话,这里面就流露出有某种禁止他除了安娜“可爱”以外再有其它非分之想的意思:“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个车厢里,”伯爵夫人接着说:“我也高兴和她一道。我们一路上净谈天。”[1]86丈夫和母亲原来都是造成这次致命的会见的无心的帮凶。下文母亲口里的那几句也同样无关紧要的上流社会闲谈,又“从反面”来证明弗龙斯基没有过去,而只有现在和未来:“而你,我听说你们情投意合。好极了,我亲爱的,好极了。”[1]86比什么更好呢?母亲心里产生了某种下意识的比较,这段话的一半是用法文说的,这更加强了它的随便说说,无所用心的色彩。然而言语中已经可以觉察出弗龙斯基的母亲对于她儿子醉心于安娜这件事所抱的不赞成的态度。尽管“别人”还没有“谈论”这件事,然而在弗龙斯基身上所产生的,却恰好正就是对安娜的那种“不纯洁”的爱情。小说的第一部分整个就用来描写安娜对弗龙斯基的那种深刻、真诚、动人的爱的历史,向读者表明这种情感产生的经过。托尔斯泰创造了一位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和真挚为特色的杰出的妇女的迷人形象。安娜浑身充满着娴雅和典丽,同时又充满着自然和朴质,然而她最主要的特点,还在于那股透过她的微笑和眼神所流露出来的、洋溢在她全身心的压抑不住的生气,生的欲望和获取真正幸福的不可遏止的渴望。这是安娜性格的核心,是她与弗龙斯基爱情之所由来,也是她悲剧的内在根源。实际上,托尔斯泰在安娜一出场就对其死因埋下了伏笔:生气、生命力是这个垂死的封建社会所不需要的。1861年,沙皇迫于形势,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这是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进的第一步。它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但仍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教会虽然准许离婚,实际上以其苛刻条件(如必须一方下落不明)禁止离婚,同时离婚妇女不得再结婚。腐朽透顶的俄国贵族社会在神圣的婚姻的外表下容忍男子“毫不忸怩地耽溺于一切情欲”[1]155,也容许妇女苟且偷情,却决不给妇女少许她们应享受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在这里,道德败坏的男女可以在虚伪中游泳,但对于一个生性诚实的已婚妇女来说,即使她由于正当理由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如果她希望公开自己的爱情,合理解决这个问题,获得幸福的生活,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摆在安娜面前的是两条路:或是向虚伪投降,与堕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或是蔑视一切阻挠,公开大胆地去爱,不惜为之做出任何牺牲。她对弗龙斯基说:“爱……我之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1]194这不仅表现出安娜对爱情严肃认真的态度,同时也是封建俄国社会中妇女处境在她心理上的某种折射。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诚实真挚、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上自己丈夫以外的一个男人是不可想象的一件大事。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人与人的关系和思想感情上的变化。如果说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的达吉雅娜会向奥涅金表明爱意,却又要求自己对丈夫忠诚一世。而生活在40年代的丽萨维塔虽然对那个缺乏任何理想与激情的企业家丈夫感到失望,也只能让自己郁郁而死的话,那么,生活在1861年改革之后,人们获得了“人格的普遍提高”[2]292的70年代的安娜却准备为自己争取幸福而进行斗争了。换言之,个性解放的要求,人追求幸福的本性战胜了封建道德偏见的束缚。正像她后来说的:“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397安娜的大胆与勇敢不仅表现在她敢于爱弗龙斯基,而且在敢于公开自己的爱情,这就意味着向那个维护一切虚伪的旧礼教的上流社会挑战,她不顾任何后果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她说:“无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1]397她是她那个阶层中的佼佼者,她比维护正统的多莉在精神境界上要丰富得多。但安娜的爱情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告终,因为她面对着比她强大得多的敌人。垂死的封建的俄国社会除了用法律来压制一切异己行为外,还用强大的宗教势力禁锢着人们的心灵。在这方面,安娜本身就负有沉重的精神枷锁。她不仅没有什么先进的思想可以指导自己的行动,相反,深深地相信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种负罪感来源于她的丈夫———卡列宁。安娜渴望巨大的、真正的幸福,但卡列宁不仅不能给她幸福,相反的,他还“摧残”她的生命,“摧残”她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和真正美好的东西。安娜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1]489弗龙斯基,然而在这条爱的道路上,却有着卡列宁和上流社会这样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小说女主角生活悲剧的基本原因也就在于此。真挚而正直的安娜对一切谎言和做作都抱着深深的厌恶,然而结果她却落在一种自己也不得不说谎和欺骗的处境里。安娜还指望着什么时候她的痛苦会宣告终结,各种关系会彻底明朗化,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会趋于明确,她还相信自己被迫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虚伪的蛛网”[1]397有可能加以冲破。然而经过跟丈夫的一场谈话,首先关心保持外表的体面的卡列宁却坚持一切维持原状。安娜重新陷入了强烈的精神苦恼。她从心底里感觉到自己将会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感到社交生活对她来说是宝贵的,可是不管说来多么痛苦,她终将“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1]398然而,尽管安娜十分珍视她在社交界的地位,她却感到自己在社交界妇女中是孤独的。从天性的淳厚、情感的强烈和感受的真挚来讲,她比贝特西、丽莎·梅尔卡洛娃、萨福·施托尔茨之类的人要无可比拟的高尚得多,贝特西们公开会见自己的情人,丝毫也不因此而感到痛苦。这些“把睡帽乱丢在磨坊后面”的社交界娼妓,需要用情人来排遣她们空虚而不道德的生活。为了替夫妻生活间的不忠实辩解,贝特西竟说通奸者的角色中有着某种“美妙、庄严”的东西,这种话强烈地表现出了上流社会圈子中的道德腐化。上流社会能够赞许情人、通奸者,但却不承认任何真正的深刻的感情的真诚流露,甚至还加以指责———上流社会对于安娜的敌视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此。安娜不能听从贝特西及其周围的人所提出的各种“忠告”。她在自己的精神苦痛中是孤独的,而且尽管她得到了卡列宁的饶恕,并且仍旧像先前那样傲然昂起她那有罪的头来,向他断言说:“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1]558可是她却仍然无法把自己改变成另一个人。面临着眼看就要到来的死亡而产生的那种心灵的“软化”过去之后,安娜又重新强烈地憎恨起卡列宁来,觉得死是她脱离难挨的痛苦的唯一可能出路的想法又重新回来了。她向哥哥坦白说:“我像一根拉得太紧的弦,一定会断的。但是却还没有了结……而这结局会是很可怕的呢。”[1]577对弗龙斯基她也说,在他们的恋爱中有“某种可怕的东西。”[1]204由此可见,一种悲剧性的命定感和对不可避免的惨祸的预期,始终不曾离开过她的脑海。随之而来的一切———她跟弗龙斯基在国外的生活,以及随后在田庄上的生活,虽然使安娜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可原谅的幸福”[1]625的感觉,可是她也仍旧跟先前一样无法获得心灵上的平静。跟儿子分手使她感到痛苦,同时她也知道弗龙斯基“永远……无法懂得她的痛苦之深”。[1]715确实,弗龙斯基的行为也表明他并不是一个能够分尝安娜内心渴望的人。他本是个不值得安娜爱的人物,在他跟她的关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感”[1]1029,一当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时候,他就开始厌倦起她的爱情来。在悲剧性的结局发生以前不久,震惊于安娜的聪明、娴雅、美丽和正直的列文,就感到“难过,而且生怕弗龙斯基不十分了解她”[1]946,实际上正就是那样。弗龙斯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安娜,因为她在精神上比他丰富,在情感上也比他更有禀赋,她自始至终是个不跟贵族社会妥协的人。而弗龙斯基在精神上却比安娜脆弱,他没有严肃的内心需求,也没有足够的毅力来与贵族社会的虚伪传统彻底决裂,甚至还在实质上投降了它们。因此,他跟整个弃绝安娜的“社会”一道,都对她悲惨的毁灭负有责任。安娜与儿子的那次秘密会见给安娜带来了那么大的喜悦和那么绝望的痛苦,关于它的描写是全书中最精彩的篇幅之一。安娜和儿子告别之时完全忘记了送给儿子的礼物而又将礼物匆匆带走,这里特别鲜明地表现了女主角精神面貌的动人魔力。作家以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展示了安娜的痛苦程度,她对儿子的情感深度,以及那个失去了母亲的抚爱的孩子谢辽沙的真挚的悲伤。跟儿子永远分了手的安娜,同时也遭到了社交界的摒弃。她跟弗龙斯基的生活也并非完全顺利。弗龙斯基家里笼罩着的整个气氛,都是极度做作和虚伪的。在那里人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表演。到安娜这里来做客的多莉,以一个终日操劳的妇女和许多孩子的母亲的眼光来看这种生活,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全部虚假和不自然:“一整天她一直觉得,好像她在跟一些比她高明的演员在剧院里演戏,她的拙劣的演技把整个好戏都给破坏了。”[1]856这种很有意思的观察首先最适用于弗龙斯基,他这时已经在懊悔自己对安娜的倾心,可是还竭力想把他真正的感情掩藏在温存的言语之下。尽管多莉被安娜身上“那种仅仅在恋爱期间的女人身上才有的……瞬间即逝的美貌所打动”[1]825,但是这种美毕竟是“瞬间即逝”的:在她表面的活泼,她新近才有的俏丽风情下,掩藏着难忍的内心痛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安娜脸上出现了眯缝起眼睛来的“新习惯”。“好像她眯着眼睛不肯正视生活,好不看见一切事实。”[1]847多莉心里寻思。实际上也正就是这样。在她心灵的深处,一切都并不像在她的整个外表上那样爽朗、美丽、欢悦。安娜是在爱,她爱得胜过自己的是“两个人”———谢辽沙和弗龙斯基,然而两者却不能兼得。她对多莉说:“我只爱这两个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能称心如意,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随便什么,随便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无论如何总会完结的……因此千万不要责备我,千万不要非难我……不要看不起我!我不该受人轻视。我真是不幸。”[1]864安娜的反抗既大胆又怯懦,既有斗争精神又有可怜的屈从。安娜的悲剧一方面鲜明地体现着俄国资本主义的普鲁士发展道路———这个国家在整个19世纪没有经历过法国那种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人们连可怜的资产阶级的表面的自由平等也享受不到,而没有受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俄国社会更为重重思想禁锢束缚着,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农奴制残余中的自然发展,进行着艰难的,自发的反抗,常常充满激情,但却又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腐朽的上流社会成长起来的安娜在其精神世界中必然会保持其腐朽寄生的阶级烙印。当她与弗龙斯基非法地但公开地结合后,当她失去过去生活中的一切时,她全副身心都沉浸在对弗龙斯基的爱情中,她把自己的全部心力和魔力都用来达到维系他的目的,把自己生活的整个含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精致的修饰、跟别的男子调情、不愿生孩子、阅读书报杂志、热心于养马事业和体育运动,凡此种种都产生于一种期望,就是想讨弗龙斯基的欢喜,想尽可能牢固地保持他对自己的眷恋。这种渴望甚至还淹没了她当家作主的感情———她在他家里等于是客人;而且最主要的是,也淹没了她作为母亲的感情———她不愿生育,甚至对于跟他所生的那个女孩也毫无爱恋。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失掉了弗龙斯基对安娜来说就等于是一切都完了:没有了弗龙斯基她的生活就会变得空洞而毫无意义。甚至最后发展到靠爱情的保证活下去,甘愿只作受弗龙斯基爱抚的情妇。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出走的薇拉有多么大的差距!安娜走的是另一条路。她也在追求新生活,但她最后追求的思想境界是渺小庸俗的。我们惋惜安娜后期这种演变,但不能不承认这是现实主义的。如果安娜走上薇拉那样的发展道路,她就不成其为安娜了。莱辛在分析自己的作品时曾说过,悲剧主人公应该同时是有罪又无罪的。因为,如果他完全有罪,他就成为一个罪人,引不起我们的同情心,而如果他完全索然无辜,那他就是一个偶然的牺牲品,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教育意义。安娜恐怕正是这种意义下的悲剧人物。她既无罪又有罪,当然这个罪指的不是她心目中不守妇道的罪,同时也不是她自己完全做得了主的,而是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带给她的无法逃脱的罪———精神世界的空虚。不管安娜身上的阶级烙印如何鲜明,有多少局限性,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在俄国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浪潮中作了一次大胆的实现,但因软弱而失败告终。托尔斯泰在展示安娜临死那一天的内心体验时达到了巨大的表现力。晴朗的五月天气,安娜坐着马车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走过,“瞬息万变的印象”[1]1021错综交替:城市景色的细节、行人、招牌、中学生,正在游戏的儿童———这一切外界刺激物在她的头脑里引起了种种思想和观念的意外的联合。各种各样的印象和回忆在她脑子里交替出现,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她眼前一逝而过。她看见牙科医生的招牌,想起了弗龙斯基和自己的不幸;一群嬉笑的中学生使她想起了谢辽沙;安奴茜卡的丈夫使她想到了卡列宁;突然又不知从哪儿闪现出了关于朝拜三一修道院的遥远的回忆,重新想起了少女时代的期望和憧憬;但随即又被关于自己受到的屈辱的念头所代替了。安娜就仿佛是在一道“强烈的光线”下看到了生活和它的种种尖锐的对比,她的思想像害热病时那么迅速地活动着。“一切都是可恨的。晚祷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虔诚地划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欺诈,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无非是用来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视,就像那些在破口对骂的车夫一样。亚什温说:‘他要把我赢得连件衬衣都不剩,我也是如此。’这倒是事实!”[1]1026“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1]1034安娜睁眼看到了私有制社会和它的惨无人道的剥削、竞争、所有的人彼此斗争的残酷现实。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仇视、憎恨、争名夺利心,一切都听命于肆无忌惮、横行不法的现实,一切都受人人相处都如仇敌这样一条骇人的法则所支配的社会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性和高尚、纯洁的感情的。在这种社会里像安娜这样真诚正直的人实在无法生存,因为这个社会从头到脚都浸透着虚伪。教会也是同样虚伪的,因为它给这种残酷的生活罩上了一层宣扬“博爱”,宣扬“宽恕”一切的基督教的外衣,而神圣化了现有的邪恶与不公平。安娜死时口里含着诅咒,谴责她那个时代的全部生活。她悲惨的死是对整个暴力和谎言制度的一次猛烈的控诉。摧残安娜生命的并不仅仅只有卡列宁,或者只有弗龙斯基,而是整个的社会。因此,她无法像她曾经打算的那样搬到姨母或者多莉那儿去生活———到处都一样,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得到真正的人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她无法得到别人对她的人格尊严的承认,也无法实现她享受真正的、巨大的人类幸福的权利。她的悲剧,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下无法解决的悲剧,也正就是起因于此。总之,作为一个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的反抗方式,但她勇于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誓死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在冲破封建束缚,反抗社会压迫方面,她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所可能做到的一切。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义。而这也正是安娜以心理悲剧告终的意义所在。参考文献:[1][俄]列夫·托尔斯泰周扬译[2][俄]列宁列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本回答由网友推荐迅雷资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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