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为波士顿大学的艺术史家白谦慎。白谦慎教授执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二十余年，获终身教席。白教授曾以中英文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书法、绘画、印章的论文，尤以对傅山的研究最为著名，其《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曾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被评为“迄今为止研究单个艺术家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这次白教授的演讲标题是一句设问“为什么晚清官员会写那么多书法？”解答晚清官吏文化与书法现象之间的有趣关联。一、 何为书法白谦慎先生一开始对其讲座主题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和限定，他提出不可以将纯粹的写字当做书法，而应该剔除某些东西，今日讲座主题中的“书法”并非是指平常的书写的字，而是指为了悬挂或是欣赏的带有“创作”意味的书法。此外主题中的“多”则是指作品件数的多而并非字数上的多。在此基础上，其讲座才有意义。他提出“何为书法”这一问题，其原因有三，一是古代日常书写的工具和书法“创作”的工具完全相同；二是书写拥有着绘画及其他一般的表演艺术所不具备的日常性和必要性；三是文字一经写出就会留下物质性的遗迹。而正是由于书写工具与书法工具的相同性及其必要性和可收藏的物质性，使得很可能大多数古代书写遗迹都是书法作品。至此，如何区分何为书法作品何为书写的字这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由于“艺术的美妙在于不能公认”的原因而显得更为复杂，其本身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而对艺术的赏析和鉴别历来便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并非绝对的结果。二、练习、自娱、应酬：晚清官员的日常书法活动通过对晚清官员日记、信札及其书法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白教授将晚清书法件数繁多的现象融合于晚清官员主要的日常书法活动中重新阐释，并将晚清官员的日常书法活动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习字。这是一种有目的的书法活动。晚清官员特别重视书法的练习，因此在这一部分有着众多的书法数量。白谦慎先生用事实说话，罗列了许多晚清官员的信件或是日记，其中对官员们练字的数量和系统的习字方法有着极为详细的记录。二是自娱。科举制度对文人书法具有一定的要求，再加上当时社会的书法氛围的影响，使得书法成为晚清官员们的日常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官员们以书法为乐，并在日记上记下自己学习书法的心得。三是应酬。这是晚清书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应酬书法在当时的主要流行形式为对联和扇面，这一部分件数上数量繁多，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上，白谦慎先生认为这是与当时的社会书法氛围浓厚、社会对书法的需求量大和中国的人情社会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的。白谦慎先生引用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提到中国各个阶级的男女都带扇子，否则被认为缺乏风度，扇子的功能不仅仅是扇风，更多的是一种友谊的象征这一记载，并结合其研究指出在明代中期以后，扇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礼物，清朝中期以前扇子是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中期以后对联开始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形式。在此基础上白谦慎先生更进一步地对造成中国应酬书法形式以扇面和对联为主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因为晚清社会对官员们的书法有着巨大的需求量，于是促使他们寻找到一种最适合、最便捷、最有效，同时也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来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量。用于悬挂的对联只需十来字便可以组成一对，而用于交际的扇面则在视觉的丰富性精致性和便利性上相比对联则更胜一筹。两者缺一不可。三、书法的处理白谦慎先生指出，对于数量繁多的书法作品古人并不一定都把它们当做书法。在对其处理方面，白谦慎列举了古人的原文记载，其中，曾纪泽在日记中记载，其将众多作品清检一番，留书法佳者数副，剩下的留给仆人。至于对信札的处理则有吴云委托有人代其整理信札的事例，吴云认为有学术价值的可以留，别的束成一大捆，或尽拉杂催烧之。而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没有被毁掉的书法作品大多都是拍卖行手里。另外白谦慎先生结合当今信息全球化的形式，指出现今人们相互间的联系多以电子邮件和电话为主要方式，写信和互作书法交流的时代已经慢慢淡去，对于经过古人筛选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遗留下来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物质性书法作品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四、当代书法的变革白谦慎先生的讲座引起了现场观众极大的兴趣，其中对于一个观众提出的“如何认识文人书法”的问题，白谦慎先生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书法艺术与绘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是绘画中有职业画家，也有文人画家，而其中许多职业画家的教育水平是偏低的。但是在书法上则很难有文人书法和非文人书法的区别，因为书法艺术史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准的。但他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书法上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即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从书法领域中撤出了，这个空白现由教育书法方面的人来顶替。他希望能够通过古今的对比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重大变化。 本文来源：网易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白谦慎）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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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3 页数：223 内容简介： 白谦慎教授利用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细致描述傅山和清朝官员、艺术赞助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展现了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进而引出并探讨应酬作品与“心画”、修辞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研究文人艺术家如何建立、积累和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作者很早就从“应酬”角度讨论艺术的创作、周转、使用，通过研究傅山这一个案，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值得艺术史学者和艺术家持续关注、深入思考。 （1）面对应酬作品，我们还能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书法家的“心画”，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 （2）当一件书法作品中都是言不由衷的“修辞”或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怎样才能理解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 （3）当书法创作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名人字迹能否都算是“创作”？ 作者简介： 白谦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5－97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1997年至2015年6月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04年获终身教职。2015年7月后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主要中英文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年），《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佛利尔美术馆，200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广西师大出版社增订版，2015），《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荣宝斋出版社，200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精装本，2016），《白谦慎书法论文选》（荣宝斋出版社，2010），《吴大澄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和华人德合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获首届“兰亭奖”编辑奖（2002）。
白谦慎，1955年4月生于天津，祖籍福建安溪。在上海接受小学与中学教育。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一后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0至2000年，为盖梯基金会博士后。目前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系
1、书画展前言我与梁江曾一同在广州美院求学。上世纪70年代，他创作的知青宣传画曾印发全省，木刻作品上过省展，还在报刊撰写评论文章。学生时代多才多艺，让人至今难忘。后来，他从美术史论界崛起，撰写了大量切入美术创作和史论研究的论文，以思维敏锐，观点明晰，文风恣肆享誉艺坛。所著《中国美术鉴藏史稿》，是中国第一部美术鉴藏通史，奠定其在当代美术史学界的地位。《美术概论新编》、《广东画坛闻见录》等在美术理论的建构、区域美术史研究方面也备受好评。昔日同窗，今已成为从岭南走上全国最前沿，为广东美术界争光的著名学者。梁江在书法、绘画创作上有过人的扎实工夫和创作才能。书法上，自幼便临习名家法帖，功力颇深。最可贵的是取法诸家而不着痕迹，化各家之长，独成个人风格。最为出色的是其行草书，纵横捭阖，脱尽羁绊而不至荒率。苍劲朴质，个性鲜明，处处彰显一种强劲的生命力。绘画方面，他早年出自油画科班，后作中国画，尤喜山水、花鸟。他所作山水花鸟，章法跌宕起伏，笔法灵动多变。舒展处轻松自如，着力处沉稳厚重，格调和气韵清雅高洁。他具有深厚的西画功底，对历代名家翰墨有深度解读，浸淫先贤，博采众家，故能出手不凡。他把丰厚学养融于笔端，岭南才情，学者本色，实非一般画家可比。梁江为人宽厚，行事低调，多年忙于学术研究与全国性美术活动。此次回广东举办的书画展览，系首次个展，取名“情怀岭南”，其对广东这方人文沃土的深情可见一斑。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许钦松2012年1月2、文人之气与学者书画（朱万章）近日，著名书法史论家白谦慎在广州举办的一个讲座上说：当今书法界，“社会精英集体撤离书坛。也就是说，社会的精英们都已不再以书法独善，最好的书法家往往在诗人、学者中。修养是内功，笔墨技巧是招式，内功深厚，无招胜有招”，环顾当今书坛，的确大抵如此。老一辈书法家中，商承祚、容庚、徐无闻、启功、谢稚柳、于省吾、苏庚春、饶宗颐……等莫不如斯；而青壮年学者群中，陈永正、张桂光、黄惇、华人德、邱振中、丛文俊、朱关田……等也不离此道。而在一些人文类学术领域，尚有大量学者不以书法为能事，但却在学术研究之暇，雅擅临池，厚积薄发，形成鲜明的艺术特色。广东籍著名学者梁江便是一例。原籍为广东罗定的著名学者梁江，以美术理论与美术教育驰名学界。他所著《中国美术鉴藏史稿》，是中国第一部美术鉴藏的通史，奠定其在美术史学界的地位；《美术概论新编》、《广东画坛闻见录》等分别在美术理论的建构、区域美术史研究方面居功至伟。在学术界，人们知梁江名久矣，但在书法界，知其名者则微乎其微。事实上，梁江自幼便临习名家法帖，笔耕不辍，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只是一直忙于学术研究与美术活动的梁江，未尝有暇专门打理自己的书法，举办展览或出版画集，因而知其书名者，便寥若晨星了。梁江的书法源流，最远可上溯到王羲之、王献之，同时对元明清以来的诸家如赵孟頫、董其昌等也用力甚勤。梁江在师法前贤的基础上，取精用弘，渐入佳境。其书法，兼擅行、草、篆、隶诸体，于行、草更得心应手。所写篆、隶，不拘成法，用笔挥洒，纵横捭阖，并无篆隶者常见之拘谨习气；所写行草，或飞扬跌宕，或纵笔取势，在自由自在的运笔中，可见其不落俗套、不为法囿的气势。在书写工具方面，他偶尔也选用明代广东理学家陈献章（白沙先生）所创制的茅龙笔。这种笔的最大特点在于笔锋硬健，易学而难工。梁江能承继白沙遗风，所书茅龙笔字，拙而愈巧，纯任自如，彰显其深厚的书法功底。梁江的书法中，充溢着一种恬静而平和的心境。这是与他长期的历练和深厚的学养分不开的。元代书法家陈绎曾在其《翰林要诀》中说，书法要“造化上古，气自然古；幽贞闲适，气自然澹”。纵观梁江的书法，不难发现正是这种意境的再现。梁江所书诸作中，对《岳阳楼记》、《桃花源记》用功最多。《岳阳楼记》宣扬的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精神，而《桃花源记》宣扬的是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出世精神。这两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一生所追求的两种处世哲学与精神境界。梁江不厌其烦地反复书写两篇名作，正是其“入世”与“处世”精神的折射。以书明志，澄怀味象，这是梁江书法的又一特色。梁江书名虽然并不为书法界所识，但其作品已先后参与在中国美术馆、炎黄艺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国外的各种展览，并为中国美术馆、梅兰芳纪念馆、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收藏，在业界得到广泛的认同。很多人并不知道，梁江其实是一个专业的画家。他早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在油画、版画方面早已有不俗的造诣，只是后来专精于学术研究，书画创作便慢慢疏远了。近年来，梁江在荒疏的画室中重拾画笔，并专攻中国画，使其又回到学者兼书画家的行列。梁江具有深厚的西画功底，同时以其对中国书画鉴藏烂熟于心的学术功底，对历代名家翰墨的深度解读，因而一出笔，既具有西画中透视、对物象的准确把握等技巧，也有唐宋以来文人画意境的继承与高扬，浸淫先贤，博采众家。因此，在其花鸟画中，可看出其中西结合的写生手法，传统的笔墨中不乏西洋画的创作理念；而在其山水画中，则多见其意境深远、闲淡自适的文人心境，在恣肆淋漓的墨韵中，施放的是个人的胸中意气。梁江的优势在于，他既是一个学养深邃的学者，对美学、画理、画史都有独到的见解；同时又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因此在其画中，便不知不觉流露出一种一般画家所难以企及的“士夫气”、“文人气”，这不是从临池和画室中可以得到的。这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古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便是这个道理。当然，梁江长期以来是以学人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大家对其书画，并不熟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的人知道：梁江不仅是一个学有建树的著名学者，更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书画家。2011年12月于广州
《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白谦慎）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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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谦慎 出版社: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国 副标题: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 出版年:2016-6 页数:307 内容简介： 本书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书法的经典？一种本不属于经典的文字书写在何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书法的经典？《与古为徒》是吴昌硕为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题写的一块匾，《娟娟发屋》是重庆一个理发店的招牌。白谦慎教授借这两幅作品，思考书法的本质问题。自从清代碑学兴起以来，书法的经典体 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些相当稚拙、不成熟的石刻和书写遗迹被作为临习的典范。但为什么有些书法家把古代 “穷乡儿女” 的字迹奉为圭臬，对当下类似的书写却不闻不问？我们究竟以什么来界定“书法”？又如何看待书法中的“经典”？这些问题并不复杂，但却涉及许多社会文化的层面。比如，古与今的关系，名家书法与无名氏书刻的关系，财富与收藏的关系，学术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平民与精英的关系，经典化和修辞策略的关系等等。本书通过描述和分析古今书法中的一些现象，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者简介： 白谦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5－1997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1997年至2015年6月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04年获终身教职。2015年7月后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主要中英文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年），《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佛利尔美术馆，200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广西师大出版社增订版，2015），《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荣宝斋出版社，200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精装本，2015），《白谦慎书法论文选》（荣宝斋出版社，2010），《吴大澄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和华人德合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获首届“兰亭奖”编辑奖（2002）。
古人喜欢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分析成败因素，这种分析当然是有相当道理的。三个因素中有主观有客观，天时和地利是客观因素，人和是主观因素。天时不可通过人力改变，地利则可以通过人力改变，可以从不利的环境迁移到有利的环境，但改变地利因素的人力实际上就是人和，因此有时候地利和人和的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准确区分，除出生地不能改变以外，多数情况的地利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人和作用的结果，通过主观的选择，占据了地利，地利一旦被占据，当然对成功产生作用。人们在分析地利时，容易忽略背后的人和因素，而把地利当作纯客观的东西。下面，我以徐悲鸿、刘正成、刘炳森、张海等人为例对天时地利人和的理论进行分析。 一、徐悲鸿 徐成为大师(更准确点应叫画坛领袖)当然有天时因素，封建王朝被推翻，平等自由的提倡，思想的自由和解放，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等等，无疑是艺术家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这就是几百年难遇甚至几千年都不曾有过的天时。 徐成功地利因素比较复杂。在文风鼎盛的江南出生、成长，为徐早期的艺术学习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因素，在学习环境这一点当然是地利因素，以后徐到上海、巴黎、北京等地，虽然都是搞艺术的好地方，但到这三个地方的前提是个人的选择和能力，也就是人和因素。从宜兴到上海和从宜兴到天津，除路途有远近外，没有什么差别，假如徐选择到天津从艺，较之上海徐的发展肯定有限。可见主观选择多么重要，而主观选择本身能够实现的前提是眼光和能力，无眼光会选错，有眼光没能力则要滚蛋，徐有眼光有能力，所以他选择上海、巴黎、北京，同时他又有能力，所以他能够留在上海、巴黎、北京，在巴黎还能获得军阀的奖学金。当然由于上海、巴黎、北京等地的地利因素，又使他如鱼得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徐成功的人和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个体来讲，把人和当成人脉关系是片面的，个人的才华、性格、能力、品德都是人和的构成要素，有了这些当然会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就会结交社会高层，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光看到康有为对他提携，军阀给他出资留学，以为是这些偶然的人脉关系玉成了徐悲鸿，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徐之所以成为艺坛的领袖人物，他的远见、热心、社会活动能力强、爱国等超出时辈的综合能力是主要因素，离开了他的综合能力而谈地利和人脉关系是片面的、肤浅的。 二、刘正成 刘正成从四川被掉到中国书协，靠的是天时和人和。 当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书法热也刚刚兴起，书法开始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和重视，这对于当时万马齐喑书法爱好者来说，无疑是难得的展示才华的机会和发展空间，这就象关在圈里好几年的牛犊子，正当前途灰暗，即将老死于槽枥之间的时候，邓小平哗地把圈门打开，这就是天时。 有了这个天时，打开了这个圈门，谁体格好，谁离圈门近，谁就能先冲出去。舒同这帮老牛们离圈门近，占有地利，先冲出去了，冲上一个小山头，就连呵斥带喘了，于是需要一个体格好的牛犊子替他们冲锋陷阵，北京的牛犊子离圈门近，但体格好的没有，上海离圈门也不远，有一个体格好点的牛犊子周志高，比别人冲得远点儿，也不行了，所以周有天时、地利，没有人和。 近的没有，只好选远的，刘正成这个远居四川的牛犊子纳入官方视野。他人聪明，字写的好，会写小说，懂编辑，有组织能力，这正是冲锋陷阵的上佳人选，于是不占地利占人和的刘正成进了书法的权力中心。 在他到书协的前期，天时没变，人和没变，他又有了地利，所以他能呼风唤雨，后来形势就变化了，一方面，书法经过20多年的粗放发展，一些矛盾开始显现并激化，同20年前比天时已经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书坛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路诸侯的实力有了空前的增长，在京的刘炳森等人的能量也有了空前的提高，此消彼长，刘正成原有的地利、人和优势不再明显，原来病病歪歪的牛犊子开始生龙活虎地满山跑了，刘正成还能守着整个山头吃草吗！ 好在刘正成的身子骨还比较硬朗，虽然天时地利不占优势了，但有人和在，所以划一块水草丰美的地安安稳稳有滋有味地吃下去还没有问题。 三、刘炳森 我在《好友梦见了刘炳森》一文中已经用很大篇幅分析了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这里补充一下。 同刘正成（小刘）比，刘炳森（大刘）在天时方面是一样的，这好理解。小刘在四川，地利当然不如大刘，但地利不如人和，当时小刘在综合才能方面确实比大刘强，所以小刘能胜出。 后来为什么大刘盖过小刘了呢，人和的原因。小刘一直在书协、文联一脉挣扎，人和方面没有大的改观，反倒引起了一堆龌龊。而大刘另辟畦径，由青联至政协，在人和因素中增加了一个最重要的砝码地位和权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到了小刘的前面，再加上其他因素，大刘就必然胜出了。 二刘之间，成也人和，败也人和。 有一句话，叫做“活着就是真理”，活着才能谈得上天时地利人和，人死了天时地利人和统统没用，大刘在经过漫长的等待迎来了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却没有进行高峰体验的命，令人唏嘘！ 四、张海 书协主席的人选，舒同那样会写字的高官没有了，启功那样会写字的大师没有了，沈鹏那样会写字的学者找不到第二个了，邵宇、张飙那样的外行一大堆但试过两遍了不成功，刘正成影响力大曾是个人选但被搞掉了，板上钉钉的刘炳森天不假年，还有谁呀，没谁了，在各路诸侯中选吧！ 这就是张海的天时！差一步都不行，两年前他梦都不能梦到。 张海没有地利，北京、浙江、江苏、辽宁、山东等等，河南比他们未见太大的地域优势。 比起各路诸侯来张海具有一定的人和优势，这一点细说容易得罪人，就不说了。 五、白谦慎 说到天时地利人和，我又想起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白谦慎！ 白出道早，八十年代就名满天下，还是北大国际政治专业毕业，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他要是留在国内，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肯定是当今书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但他去美国了，对书法而言，他地利没了，人和没了，在八九十年代通个国际长途都需要高额费用，看本大陆杂志都得等上两个月，他怎么维持他的人脉呢。而白在美国的这些年，正是国内书法家地位、收入、名望大幅上升的时期，与他同时出道的、比他晚的很多都成了名利双收的大腕小腕，他老人家却还在美利坚的图书馆里查资料呢 好在这几年白先生在美国宽裕了，通讯也便捷了，白又有出众的才华和与众不同的思维，人脉开始聚拢，地域可以跨越，所以他影响力又开始迅速回升！推荐 你看 陈传席的 【画坛点将录】 有他评论的各个大家和大师
1955年生于天津，祖籍福建安溪。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该校研究生院，一年后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在获硕士学位和修完比较政治博士课程后，转学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师从班宗华教授。1993年获硕士，1996年获博士。1999—2000年为盖梯基金会博士后。1995－97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1997年至今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中国艺术史教授。2004年获终身教席。2002年春为哈佛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白谦慎书法论文选》（荣宝斋出版社，2010）。 《吴大澄和他的拓工》（海豚书馆，2013） 编辑《张充和诗书画展》（三联书店， 2009）2011 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深学者研究奖金 从2011年开始，每年为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访问学者。
熟悉清末民初艺坛的人可能并不陌生，结社在当时曾掀起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苏州一地就有艺术社团50多个。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样的风气在五、六十年代却消息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活动的多元化，艺术活动中的民间力量开始复苏。沧浪书社这一跨地区自愿结合的民间书法团体的成立，可以说正是结社雅集传统的恢复。书社成立的1987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以及各省、市的分会早已成为书法活动的主要组组织者，但是书社社员觉得单一的体制内的组织，不能完全满足书法发展的多元需求。民间组织更有利于推进横向联系，倡导自由探讨、平等民主的风气。作为书法活动、交流、研究和提高的有益组织形式，民间书法社团应该与体制内的组织多元并存。书法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在新形势下从事书法，不应再将它作为业余消遣的小技，而应将它作为一种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这是沧浪书社社员结社之初的共识。在书社成立伊始，就有社员向总执事华人德提出建议，书法、书社不是某一阶层、某一组织的附庸，沧浪应是一个独立的、严肃的艺术研究团体，要无所依傍，不受左右，才能在书坛发挥其功能。并建议要扫除将一个民间社团的理事、主席看成官的陋习，因此书社只设执事与干事负责日常工作，且这些职务不对外宣传。在书社章程中，还明确规定社员之间一律平等，社员可以对书社的工作提出建议与批评，在社内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有退社自由。书社的成员可能有着不同的知名度、不同的领域成就，但都应该放平身段，平等民主地交往。华人德在书社成立会上的发言中特地强调了集体观念，要求社员能经常联系，交流信息，要做到资料共享、知识共享。各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专长、技术为大家服务，有些难得的资料要翻印后转交各位社员。社员有一己之得，也常常会公诸同人，白谦慎在一封写给书社的信中，提出大家应有意识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他特地介绍了由郑丽芸所翻译的《日本现代书法》一书，建议书社同人阅读。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书法热潮空前高涨的时期。要在鱼龙并下的情势下立定脚跟，获得社会的注意，举办展览和编辑出版物几乎是所有书法社团与个人努力的目标。沧浪书社当时的活动方式也不例外。他们除了集会、品评作品、观摩古代书法遗迹之外，也在寻求一切机会创造条件办展览、出集子。在书社早期的社员通信中，这是一个十分醒目的主题。他们对于先办展览还是先出集子，办什么样的展览，展览作品如何装裱，各场馆的费用信息等等，各抒己见，各献其才。王镛在写给华人德的一封信中，建议书社最好办主题展，这样易于为出版部门接受；或者办小品展，可以省去装裱费。如此细致的考虑今天已经不多见了。书社社员一切都从大局考虑，而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书社成立后，无论是日常开销、开年会、编通讯，还是联系展览、装裱、拍照、印刷，都要花力气，都要花钱。苏州社员潘振元、朱大霖、卫知立、张士东等人承担了许多琐碎的工作，毫无怨言。八十年代后期，艺术品市场化未成风气，因此筹措书社的活动经费难上加难。书社的经费除了社费之外，主要靠社会捐赠与销售作品、图书。1989年6月21日，言恭达在写给华人德的信中说到社员要为集体多作牺牲，多作贡献，自己正在到处托关系觅寻资金。而白谦慎除了帮助书社在台湾的艺术杂志进行宣传，联系在台、在美展览之外，还要为筹集赞助费奔波。在1988年12月8日写给华人德的信中，他提出将书社的作品集运到美国销售的打算，同时表示募款和联系到美办展是他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有时，一位社员好不容易联系到了赞助单位，所有社员都会分担书写作品的义务。从书社召开几次年会的情况看，除了社员在笔会上书写的作品之外，承办地的社员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贡献更多的作品。但是为了书社的集体利益，没有人计较这些。书社的集体观念与民主意识还体现在制度的建立上。比如他们要求社员注意介绍优秀的新社员，新社员必须品行端正，并有相当的书法创作与理论水平；要经过两位社员的介绍，由三分之二以上社员通过才准予入社。后来加入书社的新社员，无论名气大小，都经历过这样的民主程序。在1998年书社的第五次年会上，已担任两届总执事的华人德，提出自己将不再担任新一届总执事。他认为民间社团尤其不应该搞终身制，一个人做的时间长了，书社就会变得暮气沉沉。培养、建立一种制度，其影响力要比某个人的影响力大得多。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新的社务机构，书社才会更有活力。他的这一要求得到社员们的赞同，在此次年会上，言恭达当选为总执事。沧浪书社不讲求做大，而立足做强。因为发展过速，摊子过大，容易流于形式。时间一长，书社就成了空架子，成了可有可无的聚会。因此书社一直将提高大家的的创作水平与学术水平放在首位，在书社内部倡导民主平等的交流与批评，以认真严肃的艺术态度和研究精神来开风气。社员在在集会或通讯时，总会直陈社友作品的种种不足，或提出自己的意见。社员余国松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参加书社，深感“高层次”的压力，自己的字不顶上去是不行的。1987年开完苏州年会回到安徽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所受到的冲击，觉得自己过去只是在胡闹，而现在的作品却有了突破。在当时书坛杂志的评论中，谀词颂歌不绝于耳，既无益于世，亦无益于被捧之人。华人德希望同人能扭转这样的风气，相互间展开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使被批评者能接受、思考，并有所改进。他将自己首先推到了被批评席，“乞同人剖析，切吾要害。苟能儆世，此余之愿望，万勿有所留情。以通讯为月旦，请自人德始！”《沧浪书社通讯》至今保留着书社社员之间互相批评的文本：余国松批评华人德讲求静而忽略动，批评曹宝麟点画过于清晰；华人德批评余国松框结构的折角太过；白谦慎批评华人德追求含蓄，反不如过去开张；潘良桢批评沃兴华变形过度，而储云擅长短线，长线略显逊色；华人德批评沃兴华支离破残，显得不自然。在1989年的徐州年会上，批评言恭达与沃兴华的作品甚至成为会议日程中的重要一项。并没有人去计较这些批评是不是完全正确，但是大家明白，所有的批评都是真话，都饱含着社友间的情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个道理总是不错的。沧浪书社有很多社员在全国的重大书法篆刻展览中获奖，有些还成了全国展览的评委。相信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书社整体环境与社友间不顾情面的批评，对于创作水平的提高也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今天的书坛，吹捧之风有增无减，当年的那些真诚批评显得弥足珍贵！社员间除了书法作品的批评切磋之外，学术上的争论也时掀波澜。潘良桢在撰写《汉学与今隶》一文时，曾请华人德提意见，华人德讲了一些看法，其中一部分为潘良桢的论文所吸取，但是对于汉代隶书的成熟时间问题，他仍有保留意见；潘良桢还与余国松就书法“丑”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余国松将“丑”等同于“自然”有欠准确，余国松在《与良桢论书》中称赞潘良桢的批评绝非敷衍塞责；白谦慎在准备一个会议发言时，曾写信给潘良桢，谈到八大山人书法与碑学的关系，潘良桢在一次常熟聚会上与华人德谈起这件事，华人德认为白谦慎的观点有误，于是驰书辨之。随后白谦慎在致华人德的信中，表示对于碑学要有宽泛的理解，碑学追求古朴稚拙，清初八大山人与郑簠都有这样的审美倾向。其后，潘良桢作《书白谦慎答华人德书后》，亦承认郑簠、邓石如等人都是碑学的早期实践者。碑学形成非一朝一夕，酝酿已久。沧浪书社成立后，不定期编印一份《通讯》，共出了20期，每期并不很厚，后来装成了5册合订本。除了书社新闻、社员动态、通信、诗词题咏、书社经费之外，时常会拿出很多版面刊登社员的学术论文与书法批评文章，如穆棣《怀素〈自叙帖〉中“武□之记”考》、《米芾“参政帖”帖文考》，张士东《隶书源头辨析》，潘振元《王宠的生平与书法艺术》，余国松《书“书肇于自然”辩》，陆家衡《关于当代隶书创作的思考》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书社对学术的重视。事实上，书社不仅集中了一批书法创作的好手，也有一些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史专家。一些社员参加了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华人德、曹宝麟、黄惇、刘恒等人还分担了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中四卷的撰写工作，该书获得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正是由于学术与艺术并重，书社社员在两方面都取得累累硕果。书社还有意识地引导良好的学术风气，曾成功举办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与 “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这两个会议以其一视同仁的办会精神与严格的学术规范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影响。在常熟举办的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是首次由民间书法社团主办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民间社团已进入了国际学术交流阶段。会议所有论文都是特约的，除了书法史专家之外，书社还有意识地约请了一些古籍整理、文字学、考古学领域的专家，研究具体问题，展现考证方法的魅力。当时在常熟担任人大副主任和书画院院长的言公达，利用其在常熟广泛的人脉，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了所有物质上的准备，会务工作相当周到细致。所有的与会者只有一个身份——学者，没有海内海外、职务职称、新老亲疏的区别，他们在吃住等方面的待遇完全一样，书社不对任何人作特别的照顾。而国内一般学术会议常常将与会者分成三六九等分别对待，这样的反差使得书社在学术界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四年之后，书社又取得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与其联合举办以王羲之《兰亭序》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向基金会提交了正式计划书之后，沧浪书社以基金会与书社的名义向海内外学者发出邀请。值得一提的是，邀请书中除了详细说明引文注释方式（包括作者、书名或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页码等）之外，还要求学者在准备论文与宣读论文时能够考虑以下4个问题：1、您为什么选择这一论题，在您所研究的书法现象中，您的关怀是什么？2、您是怎样处理和您的论题有关的史料的？3、你所提交的论文和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的关系。4、您的研究对书法史的研究有没有超出一般个案分析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不仅是论文质量的一个保证，也保证了作者在宣读论文时，会议听众可能得到更多的启发，看起来只是几个问题，却关系到会议的实际效果。因此，这个细节也应该被视为学术规范的一种具体体现。遵循和完善学术规范，是沧浪书社很有现实与历史责任感的一种努力，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努力，台湾著名学者傅申才会毫不吝啬他的赞美：这次会议是国际上同类性质会议中一流的！真诚地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并带动一种良好的风气，这是沧浪书社结社的目的所在。坚持了二十年，并且在书法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早期的社员当年意气风发，如今已是两鬓成霜。回首书社的历史，他们可以对所有的付出感到慰藉。沧浪下一个二十年会是怎样？再下一个二十年又会是怎样？爱惜书社的声誉，坚持书社的宗旨，切实提高创作与学术水平，我们期盼走得更远、做得更强。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年）《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佛利尔美术馆，2003年）《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繁体字精装本2005年由台北石头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200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90年以后用中英文发表多篇关于中国书法、绘画、印章、的论文，其中有些被译成日文、韩文。和华人德合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获首届“兰亭奖”编辑奖（2002年）。2004年在美获古根汉研究奖金。2005年初，因《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一书“立论的时代性和反思的深刻性”而被《书法》杂志评为2004年中国书法界“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方法 论文 白谦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