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简单的模式参考： 开题报告 学生姓名： 所属系别： 专业名称： 指导导师： 一、论文题目：论以法律规则为中心的论文二、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三、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现状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总结全文。 本文拟采用以下的手段和方法：1、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 2、主要通过图书馆、网上浏览及实地调研等方法收集材料。五、研究的时间安排 1、撰写开题报告。 2、进行企业调研，在图书馆及网上搜集相关资料。 3、分析整理资料，写出论文纲目。 4、撰写完成约一万字的论文初稿。 5、根据导师的批改意见修改完成论文第二稿。 6、论文定稿，准备答辩。本回答由网友推荐论文
一、《诚信与职业道德》 假如我对一株沙漠里的小草允诺： 我要去灌一壶水，滋润你焦渴的心灵！ 然而四周沙黄，看不到海市蜃楼，更不见绿洲 那么，我会默默离开，放弃对一棵小草的承诺吗？ 不，不会。我将用自己的眼泪去实现，即使生命枯竭。 因为我懂得诚信：一诺千金 心，早已伏在赤兔马背上，随它驰骋。 诚信是脊梁的支柱， 心有诚意，也能感天动地 那顶礼膜拜的朝圣者，以信念为食。 雨坠落大地，并不因为云的抛弃 是为履行对江河湖海的誓言： 将清新甘甜博大无私地送予万物； 日月轮回，斗转星移 诚信始终是历史长河里不灭的明珠 照亮人间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长辈们用一生的平安快乐告戒我：做人要讲诚信！ 曾子信守妻言，杀猪教儿流传至今 小时侯学习列宁，勇敢地承认打破了花瓶； 老人出海，即使没有捕回大白鲨 也为了脱口的一句话，拼命带回令人咂舌的鱼骨架 临刑的囚徒，向天主忏悔罪恶的谎言。 事实上，诚信哪止兑现简单的承诺 诚信是人格的金外衣，裹着感恩的心！ 万人景仰的主教，玷污了爱斯米拉达 背着真相的重担，张贴虚伪的面孔， 比卡西魔多更丑恶 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是天使还是魔鬼？ 品牌，积聚着诚信的含金量和职业人的心血 拥有品牌，便拥有无坚不摧的力量 然而，没有长年累月诚信的守护与职业道德的监督， 哪会有异口同声的赞许，谁又始终坚持选择？ 当人们嚼出了陈年馅，看也不看一眼冠生圆； 看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 亲友们无数次诅咒始作俑者的丧尽天良！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少人把工作当乐趣，有人视金钱为目标 利欲的诱惑好比伊甸园的禁果 一旦冲破道德底线，便开始了苦难 为何心起伏不定，何不淡泊宁静 哲人说：令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 穿上道德的外衣吧，骑上赤兔马 用宽容的心，去欣赏的风景！ 二、《职业道德“诚信”在先》 丁平准秘书长在总会计师培训班上的讲授的课题是——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诚信从2001年开始强调至今似乎有点老生常谈，但是还是单设出来做为教学内容，不难看出不论是主单位还是总裁自己对总会计师接班人寄予的希望。 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果把诚信解释为诚实守信，还不够积极；但若把诚信解释为真诚与自信，那么诚信一词就大放异彩。因为我们发现诚信一词的最大秘密就是真诚和自信！尽管诚信与灵魂的答案还差一级，但是就职业道德这一层面上来说，诚信就是最核心的答案。那么作为会计人员的我们应该在诚信上作些什么呢？怎样淋漓尽致的在会计工作中体现这一人格魅力呢？这似乎还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让我们先明确一下概念什么是会计职业道德，所谓会计职业道德，就是会计人员在会计事务中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即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遵循的道德标准。它体现了会计工作的特点和会计职业责任的要求，规定了财会工作者在履行公职中“应当怎么样”、“不应当怎么样”。这些道德标准是财经法规、财会政策制度所不能替代的。非法行为肯定不道德，但合法行为也可能存在着不道德问题。而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准要求更高，所以如此，首先是有利于社会，因为它关系着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在行业间诚信更是重要，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对会计人员强化道德约束、防止和杜绝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出现不道德行为的有效措施。会计人员既是会计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又是会计制度的具体执行者。执法是会计人员的光荣职责，守法是会计人员应尽的义务，在职业工作中要做到廉洁、正直、诚实，不得为谋取私利而弄虚作假。会计人员应当熟悉财经纪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按照会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会计工作，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及时、完整。会计人员在会计核算的各个阶段必须符合会计真实客观的要求。会计确认必须以实际经济活动为依据。会计计量、记录的对象必须是真实的经济业务。会计报告必须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掩饰，做到会计信息正确可靠，而且要对不真实的会计数据予以坚决纠正。会计人员还应当恪守信用，除得到特殊许可或由于法律责任、职业责任等方面的需要以外，不能用于私人目的或向第三者泄漏本单位的会计信息。会计人员应当遵照《会计法》及有关职业技术标准进行业务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自己的业务能力始终保持在应有的水准上，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会计人员应当始终如一地使自己的行为保持良好的信誉，不得有任何有损于职业信誉的行为，不参与或支持任何可能有负职业信誉的活动。 财政部2003年先后批文关于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工作上反复提到：要引导广大会计人员积极参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同时发挥思想文化阵地在职业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营造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氛围。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和中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会计从业人员资格准人、考核、奖惩、培训、退出等法，研究完善将会计职业道德纳入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范畴，同时结合会计从业资格发证、注册等工作，研究建立和实施会计人员诚信档案管理制度，制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推动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的规范化、法制化。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提高会计公信力的现实要求，有利于发挥会计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各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和中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要积极开展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把本地区、本部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行业自律是会计职业道德管制上的基本形式，会计职业道德的实施主要靠会计人员的道德感和良心，而不是受制于外力。但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专业性很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任务不会自行实现，道德品格也难以在每个人员身上自发形成。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决策能力只能依靠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来形成并提高。未来会计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必须有德有才，德才兼备。因此，不仅要向他们讲授会计专业知识，训练专业技能，还必须向他们传授会计职业道德知识，陶冶职业道德品质、情操，把职业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有机结合起来。 无论是爱情、生活、工作与学习的哪一个场合，缺乏诚信就没有公信力，就没有真正的“身价”。外在的财富、容貌和职位可以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但人若无诚信，行业无诚信，只能遭人弃恨；你若有诚信，行业有诚信、企业以诚信为本，将会加倍地放大你的未来收益。海尔总裁张瑞敏说：一个企业要永续经营，首先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用户的承认。企业对用户真诚到永远，才有用户、社会对企业的回报，才能保证企业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牢记老子的一句话：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三、《职业道德与诚信建设》 诚信作为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及不同行业的具体含义和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注册会计师作为专业服务行业，是提供诚信产品的，应该对职业道德与诚信建设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探讨和分析，推动行业诚信建设，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这也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责任和义务。 诚信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现实物质利益联系如此紧密 在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层面上，诚信是道德文化的核心，强调的是内在品德修养，追求的是人格高尚，境界崇高，更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二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忠义礼智信”是人们提倡并力求遵守的行为准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又说：“信则人任焉”。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老子也把诚信作为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庄子把“本真”看作精诚之极至。这些圣贤哲人的论述，生动显示了诚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在当时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市场交往不发达，诚信停留在“自省”、“自律”程度。因此，重农轻商，重义轻利是其主要特征，诚信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但如今的情况截然不同了。 1诚信是企业取胜的法宝。纵观中外的成功企业，都把诚信作为追求和必备的品质之一，无一不是以诚信为本而发展壮大的。如被誉为“腌菜之王”的海因茨，他成功的哲学就是“忍耐加诚实”。在1875年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为了守信，他赔本收购，后来连自己的企业也破产了，但他坚信“一个诚实的人不会在商场上倒下”，仍在四处借债履行合约。后来他成为商场巨人，他的腌黄瓜、番茄酱全球闻名。他的成功是经营理念的成功，也是品质的成功。 3注册会计师行业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存资本是自身的诚信，也与其他中介行业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最终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而不单纯是审计对象或客户本身。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不仅体现自身与客户的关系，同时还直接影响市场经济各方面利益。特别是在资本市场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会计审计的重要作用在于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决定着资本市场上企业和投资者信息的对称性。 2诚信需要调控。正像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一样，诚信建设同样需要整体调控。因为诚信与市场制度的其他条件有密切联系，不能孤立看待。行业诚信问题也不可能单独解决。 现代社会建立信誉机制的主要手段是现代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中介组织。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但组织生命可以无限，如果个人利益取决于组织价值而组织价值又依赖于诚信，则个人就会注意信誉。因此，诚信调控就是要用非市场的力量通过组织和个人提高诚信水平。这些力量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法律和行政力量，二是社会力量，三是行为人的良知。加强法制和政府监管，是用非市场力量抑制市场制度的弊端。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改进会计的法制建设，明确具体的惩处标准和惩处范围，即明确哪些是会计的责任，哪些是审计责任，保证对失信的查处发现及时，惩处到位，责任到人。二是明确监管责任。注册会计师行业、审计对象与服务对象是平等的三者关系。即使行业间也是平等的，相互不具备制衡能力，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一个单位的虚假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都可能导致下一家或几家造假行为的出现。 对此，政府必须负起责任。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就是要解决防止造假，惩处造假，以及严格执法问题。还要发挥社会力量，主要是增加执业透明度。要在法律上明确，根据公开的财务报表对上市公司所作的分析，属于言论自由，不构成名誉侵权。应当建立和培植揭露虚假会计信息的市场力量，以改变目前造假力量大于抑制力量的失衡状态。同时，更要启发行为人的良知，主要是加大教育力度。诚信在多大范围和什么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取决于诚信的宣传和教育。要让人们认识到，诚信是重要并且有益的，诚信是必然趋势，不诚信的人终究要付出代价，是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2002年以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加强了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后续教育力度，目的就在于提高注册会计师对诚信执业的认识水平。 2诚信需要发展。诚信无论作为经济资源还是道德资源，其内在规定性都需不断充实和发展。特别是作为社会中介行业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在保障经济平衡运行、降低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保障社会公众切身利益、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职业道德和诚信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职业道德和诚信的发展是执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三，职业道德和诚信发展是社会公众对中介机构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只有不断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不断深化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监控制度，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转变观念，改进作风，提高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才能促进职业道德和诚信建设深入发展，以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树立良好形象。 自上个世纪以来，潘序伦先生就在中国会计界最早倡导了诚信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诚”的诚信精神，已深深植根于会计执业界人士的心中，成为忠诚敬业的座右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思想将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海峡两岸会计师行业职业道德暨诚信建设研讨会”上的演讲摘要)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268次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7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7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17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5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24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7htm]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本回答被网友采纳急用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法学）期刊里面找撒~看下这类的论文，你自己参考学习下
楼主，可以参考：我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我国的《立法法》是一部规定立法规则、确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权限”、“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和“法律监督”四大问题。立法立法必须严格执行《立法法》的规定，坚决克服“立法不法”的现象。立法是法治的关键和核心，其目的在于合理配置立法权力，有效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从而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实现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价值目标。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不仅要求法的权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价值，而且强调立法对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内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实质理性。法治已经演进为一个综合概念，它融汇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诸多价值观念，包含着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司法独立、立法等丰富的制度意蕴，其核心则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几个世纪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对政府权力予以高度关注，这与立法权力作用范围的广泛性、与人们生活联系的直接性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以来，立法权在很多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极度扩张的事实，不断提醒人们，对立法权力的制约是国家权力制约的重中之重。在我国，立法尚处在初级阶段，立法法治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因此，立法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当前，我国立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在思想意识方面，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的观念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由于我国缺乏依法治国、立法的传统，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淡薄，特别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观念或思想，严重阻碍着立法的实现。它们是：第一，人治观念。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对立法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视，总认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办事太麻烦。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立法还多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置法律于不顾。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观念。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自己摆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位置，总习惯地认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记了自己同样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从而无视法律的规定。第三，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将法律仅视为一种治人的工具，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标价值观念。甚至认为，当对自己有利时就拿来适用，对自己不利时就不执行。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立法观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行。因此，实行立法必须要大力培养和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重点是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立法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建设，切实地进行为依法立法所要求的观念更新。1．树立法治观念。为此，必须明确：第一，宪法至上。法治的实质是宪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第二，法律具有极大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法大于权。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树立权力制约观念。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真理。3．树立人权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最讲公平、最重视保护人民的权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高举人权的旗帜。4．矫正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并重的观念。将法律视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时，结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国的重心转向人民权利的保障及正义的实现，应是我国实行立法、依法治国的策略选择。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关立法立法空白较多，所立之法缺陷较大目前，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立法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立法管理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现存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使立法执法者难以适从；有些法律、法规的一些条款太原则，不便操作和畸轻畸重；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对某些立法机关设置的职权过大，尤其对自由裁量权，往往规定的幅度过大，并且没有顾及到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后的法律责任，容易造成少数立法执法人员毫无顾忌地滥用立法权；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没有实现立法程序法律化，严重影响了立法机关的立法。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为立法创造法律条件。首先，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某些领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况。当前，特别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经济秩序、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救济、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在建立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执法依据不足的状况；改变实施细则滞后、法规不配套现象，尽可能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同步出台，并加强立法解释工作，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实际，操作性更强，以解决有法难依问题。其次，注重立法质量，纠正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的倾向。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其质量。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文件修改过于频繁，并且有些在实践中难以施行，问题的要害在于立法时，立法者对该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缺乏科学而精细的调查研究，或者着力于通过立法解决本部门的编制、级别、经费及其他种种具体问题。应当看到，一个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与否以至于最终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是否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调整的那部分社会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立法必须提高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与社会生活相一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防止立法中渗入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而影响法律的全面、公正和完整。同时，避免各种规范性文件在调整社会事务时发生重复、冲突或疏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再次，抓紧制定立法程序法，改变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规范的现状。可以说，离开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最后，立法要依法。三、在立法执法方面，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影响了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执行效果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具体表现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从法理上说，执法主体只能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企事业单位不能拥有执法权，然而目前立法执法主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并不少见。以政企不分为例，工商部门管市场，又办市场；城建部门管理城市建设，自己也搞城市建设，并进行自我质量监督；种子公司既是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又是种子生产经营的管理监督者，等等。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人为形成监督不力。第二，立法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配合，结果造成执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统交叉过多，职责不清。如对个体户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税务、物价、卫生等多家执法部门，由于对同种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执法依据的交叉，客观造成立法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与此同时，我国立法执法队伍建设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整体素质仍然不高。目前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如越权执法、不作为违法、随意执法、乱施处罚等问题的出现，既有不懂法而出错的，也有滥用权力而违法的。因此，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讲求实效的原则，走综合执法之路。要积极推行立法执法责任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立法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立法执法职责，健全立法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立法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规范立法执法行为的目的。立法执法责任制，要力求做到实际、简明、准确、可操作性强。具体推行时，关键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清理立法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依据和执法权限，切实减少立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推诿扯皮现象，努力提高立法效能；二是确定执法岗位，分解执法职责，严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标准，切实改变过去那种执法岗位不清，职责不明，权力行使层级之间“上侵”、“下夺”、“左挤”、“右占”，相互扯皮、揽功诿过的现象，有效地规范立法机关内部管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构执法评考体系，突出执法效能评估，完善立法责任追究机制，将立法职权的行使与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奖惩紧密挂钩，实现行政权的规范运作。同时，要提高立法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其关键是要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健全对立法执法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奖惩、辞职、辞退等具体制度，突出严字，严格管理，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机制。四、在立法监督方面，现行立法执法监督体系乏力，存在缺陷目前，我国对立法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法机关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的社会监督。应该说，我国的监督体系是比较全面和严密的，它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践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权力监督乏力和监督体系存在缺陷。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监督机制上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监督的法律规定，以致使人民群众等一些社会监督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落实。监督机制上，主要表现为有些监督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直接影响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例如，作为立法系统内的专门监督的立法监察，由于它与立法机关有着立法隶属关系，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履行其监督职责，以致弱监、虚监、失监现象相当严重。还有，立法复议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烦、推诿等不愿受理立法复议申请的情况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复议决定上，还存在该撤销或者变更而维持的情况，上下级之间“官官相护”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等等。因此，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确保严格、公正执法。首先，加强权力机关对立法执法工作的监督。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尽快制定《人大监督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选举和任免干部时，应该把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否依法办事作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在听取他们的述职报告时，应把他们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执法状况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所在政府和单位实施法律、法规工作报告以及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评议执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机关做好执法工作。其次，民主党派的监督、社会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也必须努力落到实处，使它们共同服务于人大监督这个中心，并形成监督合力。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立法，必须革除一切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旧观念，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我国依法立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创造条件，不断推进立法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方略。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cn/ 12/04/2003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在公共生活中，法律规范对人们的公共生活的作用主要有： （一）指引作用 法律的指引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从而引导人们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作用。指引作用是法律最首要的作用。法律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制裁违法行为，而是在于引导人们正确的行为，合法地参与社会生活。 （二）预测作用 法律的预测作用是指法律通过其规定，告知人们某种行为所具有的、为法律所肯定或否定的性质以及它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使人们可以预先估计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人行为的趋向与后果。 （三）评价作用 法律的评价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能够评价人们行为的法律意义的作用。法律评价的标准是合法与不合法。行为评价标准有法律、道德、纪律等，它们是可以同时适用的。但应该注意的是，既不能用法律评价取代道德评价、纪律评价，也不能用道德评价、纪律评价代替法律评价。 （四）强制作用 法律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律能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违法和犯罪，保障自己得以实施的作用。法律的强制作用是法的其他作用的保障。没有强制作用，法律的指引作用就会降低，预测作用就会被怀疑，评价作用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教育作用的效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五）教育作用 法律的教育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通过其规定和实施而影响人们思想，培养和提高人们法律意识，引导人们依法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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