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效力范围，也称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及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涉及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法律关系，是任何国家的刑法在具体适用前所必须解决的原则性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刑法的效力范围，才有可能准确、有效地适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国刑法典第6至第12条时关于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 第一节 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空间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由于刑法的空间效力涉及到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从而也就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协调国际关系的问题，各国刑法都十分重视空间效力的规定，并且在解决空间效力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则。从各国刑法规定和理论主张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原则：（1）属地原则，即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都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2）属人原则，即以犯罪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而不论犯罪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反之，外国人犯罪，即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亦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本国公民应保证对本国法律的忠诚和服从的基础上的。（3）保护原则，即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凡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利益的，不论犯罪人是否本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刑法手段使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来侵害。（4）普遍原则，即以保护各国共同利益为标准，凡发生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 上述各原则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现代世界各国刑法多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其他原则。我国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根据国际条约和惯例，以下两部分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适用我国刑法：（1）我国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2款也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军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处于停泊状态，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内，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外国领域内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国驻外使领馆内。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 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规定。所谓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保证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正常执行职务而给予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权，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这种特权是建交国家之间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则而对等给予的。当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过，依照刑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国召回，或者建议派遣国依法处理；对于其中罪行严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条的这个规定，既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法律的尊严，有尊重了有关国家，有利于协调我国于他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2）刑法第90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规定。在理解这一例外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少数民族地区对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适用，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与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诸如情节不严重的重婚、奸淫幼女、械斗、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毁坏财物等。这种变通或补充规定相对于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从总体上看，刑法基本上还是适用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于适用刑法的部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由自治区或省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不能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3）现行刑法施行后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现行刑法施行后，国家立法机关仍由必要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典作修改补充。如果这些特别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与新刑法典的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或冲突，应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4）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的效力无法及于港澳地区，这属于对刑法属地管辖权的一种事实限制。如根据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性的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因港、澳特别行政区内发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 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款针对隔离犯的特殊情况对属地管辖的具体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涉及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2）犯罪行为在我国领域内实施，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3）犯罪行为实施于国外，但犯罪结果发生于我国境内。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均应适用我国刑法。 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 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该条是对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不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者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种倾向性，并非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类人员具有代表国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负特殊的职责，其工作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故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实施的犯罪在管辖上应从严要求。 对于我国刑法在域外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10条进一步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即使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处理。这表明我国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不受干预性，外国的审判对我国没有约束力。但从实际合理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为使被告人免受过重的双重处罚，该条又规定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考虑，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 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罚处罚的除外。”该条即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管辖权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国刑法有权管辖，以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国人所犯之罪必须侵犯我国国家或公民利益。（2）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须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则不适用）。（3）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应受刑罚处罚（对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则不适用）。当然，要实际行使这方面的管辖权会有困难，因为犯罪人是外国人，犯罪地点在域外，我国要行使管辖权，就需要引渡罪犯，并涉及与犯罪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但是，假如刑法对此不加以规定，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管辖权，那些犯罪的外国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进行侵害。我国必须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我国驻外工作人员、考察访问人员、留学生、侨民的利益。 此外，对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侵犯我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审判与处罚，同样适用刑法第10条的规定。即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国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五、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普遍管辖权是现代国际社会有效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国刑法第9条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该规定，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罪犯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其具体侵犯的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在我国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如不引渡给有关国家，我国就应当行使刑事管辖权，按照我国的刑法对罪犯予以惩处。在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权有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间效力的辅助性原则。 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参与反国际犯罪斗争、行使捍卫整个人类权益之职责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辖的对象是特定的，即仅限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且在有关国际条约中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辖原则是刑法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的补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之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对实施了国际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适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等原则之一行使管辖，就不必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按照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追诉的犯罪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第二，追诉的犯罪是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之内。第三，追诉的犯罪系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外。如果是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内，则应依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二不需要依据普遍管辖原则。第四，犯罪人必须是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国公民，应当依照属人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也不需要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第五，对追诉的犯罪，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国领域内居住或者进入我国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对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否则，就没有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义务，也没有依据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可能。 第二节 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一、刑法的生效时间 刑法生效时间通常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我国现行刑法的生效时间即属后者，这样做是考虑到人们对新法比较生疏；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学习和研究，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司法工作人员做好实施新法的心理、组织及业务准备。 二、刑法的失效时间 刑法的失效时间即终止效力的时间，由国家立法机关规定。我国刑法的失效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没有溯及力。 对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采取不同的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2）从新原则，即新法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 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97年10月1日修订刑法生效前实施的行为，应按以下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1．当时的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只能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现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对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规定为犯罪为由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当时的刑法认为是犯罪，但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种行为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则应适用现行刑法，即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当时的刑法和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指的从旧。但是，如果当时的刑法处刑比现行刑法要重，则适用现行刑法。此即从轻原则的体现。 4．如果根据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的判决的，该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按现行刑法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处刑较当时的刑法要轻，也不例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当时的刑法。对一种行为刑法的溯及适用，只限于未经审理或者虽经审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场合；已经生效的判决，不应根据刑法的规定加以改变，以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还涉及如何对跨越新旧刑法的继续、连续行为适用法律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典第12条若干问题的通知》第3条指出：对于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类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也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订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追诉，按照下列原则决定如何适用法律：1对于开始于1997 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 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范围探究 编辑：凌月仙仙 作者：屈学武 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刑事实体法意义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释所涵括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域。 众所周知，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批复等）；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刑罚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统解释。[1] 就此意义看，上述第一、二项解释主要囿于刑法规范论、范畴论的解释；第三项解释则是就刑法价值论的解释。有鉴于此，实践中，作为有权解释的刑法司法解释，大多限于针对第一、二事项的解释；而第三项解释即有关法价值论的解释主体，多为刑法理论界而非刑事实务部门。虽然司法部门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项进行解释时，也会综合刑法的价值取向来考量有关问题，但准确地说，司法解释的功效，主要还在于根据有关立法意图、立法意蕴，结合有关字义所昭示的客观涵义，来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之字义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以及个案与确定规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并非单纯地仅仅依存于特定的、静态的刑事法律独立地存在着，就其实质意义看，应当说，它只能依存于有效刑事法律的运作而存在。换言之，没有刑法的实际操作，就没有实质意义的司法解释的存在价值与空间。在此基础上，要理顺刑法解释的效力，特别是它与刑法溯及力的关系，看来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问题： 一．对司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确理解 有观点认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两大内容，而对刑法的司法解释既然与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着司法解释与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此一"效力"解读法，我们认为未免失诸重形式而轻实质。 我们知道，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对何人适用的问题。而这里的"同等"效力，显然并非相对于可予适用的地域和人员而言，而是相对其司法解释与其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强制力而言。即这里所谓"同等"的本旨在于：指令任何受法律规范约束的人，包括适法、执法、守法人员都有义务如同适用、遵从刑事法律规范本身一样地一丝不苟地去适用、执行、遵从它，不得轻忽懈怠。就此，我们再从逆向推理即可发现，司法解释并不发生与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间效力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不可能脱离法律、法外地，自动地适用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释因而难以发挥自己独立的空间效力。换言之，司法解释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间效力，被动地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确定司法解释就其适用范围作出了（不违背刑法空间效力）的专项特别规定，例如，除有关国际犯罪外，中国刑法的空间效力对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在中国领域之外实施的、并非针对中国国家或国民的危害行为一概无效。由此，司法解释便不可能独自启动并生效于此类人、此类事，等等。可见，就空间效力看，司法解释不存在独立的、法外的空间效力生存基础。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 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此类司法解释是否受制于刑法的溯及力规定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项刑法规范生效以后，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而未决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亦即新法能否适用于旧行为的规定。能适用则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适用则无溯及力 当今世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在其刑法总则中对刑法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3款明文规定，"刑罚在行为时有变更的，适用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在判决前变更的，适用处刑最轻之法律"。我国《刑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对《刑法》上述规定，刑法学理界一般称其为"从旧兼从轻原则"。 综观上述各国、包括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可见，刑法的溯及力规定，一是针对法律而言；二是针对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针对刑事实体法而言。否则，它就不可能称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国内却时有刑法学者或刑事实务部门人员针对刑法的解释提出其有无溯及力问题的质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据此，有学者认为，如此规定无异于明确规定了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主张对刑事司法解释，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对那些明显作了扩大解释的，原则上应当只对其施行后的行为有评价功能；认为若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废止类推的成果不会得到很好巩固。[2] 有学者甚至提出，对刑法的解释，也应适用我国《刑法》第12条法定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3] 三．刑法司法解释发生有无溯及力问题 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关于坚持罪刑法定、反对重刑主义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不应有溯及力、否则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实属对刑法溯及力规定或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误解。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依据、法理依据、解释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论理由如下： 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国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均是针对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针对法律的"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于法律本身。这一点，也是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释时常穿插于刑法条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条至94条均属立法解释，但又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就此意义看，该类立法解释，实际上已经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释另当别论）。刑法的司法解释则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组成部分，仅是辅助刑法得以顺利实施的、运行法规范的工具。虽然实践中，由于当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失诸规范的情况，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法律或准法律。但无论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解释"并不是"刑法"本身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刑法》第12条所谓的"本法"限指"刑法"、并不包括刑法的"解释"在内。因而以《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佐论刑法司法解释"应有其溯及力"规定者，确属援引依据上的失当，明确地说，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释"与"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本身看，该原则本质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适用事后法或重法。其要义在于禁止适用"事后法"与"重法"，以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规范得以顺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该工具质量是否合法、达标、应手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后法或重法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法"。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难问题之后，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针对专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规定司法上不得适用事后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适用事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来。也就是说，从刑法规定看，刑法司法解释不是《刑法》第12条的调整对象，司法解释因而不存在有无"溯及力"的问题。当然，无可讳言，实践中，很可能发生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对"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刑法白地规定的最新诠释，会扩大刑事法网圈，从而可能发生将过去未达起刑点的案件纳入犯罪圈之实例。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扩大并不必然产生重法的实质意义的后果。这是因为，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情节严重"，都是相对于一定比例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因而币量面值的缩小或扩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货币实际价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危害性的克减或升高。 这里说子数限制不全 。。。更多： /paper55/90CD5BC8/你上面讲的,首先没有 刑事责任,要是追究的话,顶多算民事（一）被执行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此类案件执行难度大附带民事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它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区别,因为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其被执行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属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在执行实践中,往往会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执行人绝大多数在执行前已因犯罪行为被判处刑罚，除现实的赔偿能力外，因其生命、人身自由已被剥夺，其已不可能再创造价值来履行债务。2、被执行人思想上有抵触情绪。作为被执行主体的被告人一旦被定罪量刑，认为自己被判处了刑罚,附带民事赔偿就不管了, 如有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说：“案子已经审结了，我现在就欠你几个钱，你法院反正不能再重新判我刑，我不给，能怎么着！” 或声称等刑期服满出狱后再赔。也有的被告人在案子审结后，认为法院处理不公，对履行法律文书产生对抗情绪，拒不履行。3、被告人家属不理解、不配合。认为犯罪是被告人个人的行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家人无牵连，造成受害人经济损失由被告人自己承担。4、相当一部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执行人（被告人）为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文化素质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犯罪前本身就没有多少财产，犯罪后，有些被告人及其亲属又搞假分家，假离婚来规避执行，有些甚至通过转移、隐匿、变卖财产来逃避执行。5、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一般就民事赔偿部分先行调解，为了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被告人往往不顾自己的赔偿能力，同意原告人的赔偿要求，案件判决后对调解协议反悔，或者无赔偿能力而不履行。另外，被告人自身和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犯罪所得在案发前早已被挥霍一空,或隐匿不交，家中也无其他财物可供执行。6、申请人提供执行线索困难。由于申请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难以掌握被告人及其家庭经济情况。（二）执法思想认识不到位加剧了执行难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执行人员对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的重大意义没有深刻领会,导致工作不能积极主动开展，被执行主体一般在看守所或监狱,会见手续比较麻烦,既使会见到被告人也往往徒手而归，误时费力,执法人员对此类棘手案件搁之一旁，领导多次催办，申请人多次来院要求执行，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责任。 有些执行员在思想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认识不到位，觉得这类案件标地小，执行起来费时费力，有点得不偿失，不愿下工夫去执行。有些执行员受“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的思想影响，认为既然判了刑，就不能再赔偿。还有些执行员对此类案件有畏难思想，一听说自己分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就头疼，不愿执行这类案件。（三）公检法三家协调力度不够人为造成执行难作为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理，每个过程和环节,由于司法机关对案件处理角度的不同,对于附带民事赔偿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公安和检察机关侧重刑事犯罪事实的查处，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权利，要么不告知，要么对其请求置之不理，使受害人往往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够行使赔偿诉讼权利。一般民事案件,作为原告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等强制保护措施,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在公安、检察阶段不能提出保全措施,只有到了诉讼阶段才能提起,由于我国《刑诉法》对该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的权利难以保障，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执行风险比一般民事案件风险大的多。四、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问题已不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所能解决的，以往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过多地局限在执行阶段，以致于难以有所改变。笔者认为，解决执行难应当将视野扩展到整体运行机制中。（一）层层分流，缓解执行重压1、建立财产状况协作调查制度从刑事案件侦查立案开始，由侦查机关对可能会被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包括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等进行调查，并开具清单，随卷将调查结果移送后继机关，以便于后继机关进一步了解、查清财产状况。这一制度应当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中，这样，一方面执行人员在执行初期便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执行方向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另一方面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申请执行前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也能正确对待执行结果。建立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为刑事附带民事的执行提供财产线索。2、完善财产保全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对控制被告人的财产，防止其转移、隐匿财产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强有力的保障。因此，不断完善财产保全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将有效地缓解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压力。（1）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被害人一方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时，可以一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将被害人财产保全申请移交人民法院执行。（2）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至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的财产保全，由被害人一方直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为了督促被害人尽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规定在保全措施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限，逾期不起诉的话，就解除财产保全。（3）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后的财产保全，这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一致。3、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对于那些如果不先行给付将影响被害人生活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应将执行的时间前移，在诉讼中采用先予执行制度，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诉讼中，被告人基于对量刑情节的顾忌，在履行义务时会比较积极，对执行也较为有利。在今后的执行中，可将定期金赔偿方式与先予执行联系起来，使执行更加灵活和实际。4、注重诉讼中调解（1）全程加强调解工作。除了人民法院在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主持调解工作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也应当主持调解。公安、检察机关对附带民事诉讼及时进行调解处理，有利于解纷息讼，使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2）给付方式上要有利于执行。在调解时应注意给付方式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即时给付，对于分期支付或在一定时限内支付的，则应当提供担保。（二）改进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的方法1、建立协助义务人制度。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由其家属实际保管和使用，因此有必要在执行中建立协助执行义务人制度，即在被执行人服刑期间，由被执行人财产的管理人（通常为被执行人的家属）以被执行人的财产代为履行赔偿义务，该财产管理人便是协助义务人。这和负有协助查封、冻结等义务的银行、房地产交易中心等单位一样。这种协助是一种义务，无论其是否愿意都必须履行，如果其不配合甚至阻挠抗拒，就要承担协助义务人妨害执行应承担的责任，如罚款、拘留等。如果其擅自转移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其限期追回相关财产，在限期内不能追回的，应当在所转移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这时协助义务人就变更为被执行人。此种制度将被执行人家属从原来的案外人上升到协助义务人，其责任的加重可以有效地防止被执行人家属不配合执行的现象发生。2、进一步完善委托执行。从目前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的委托案件来看，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委托执行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受托法院应该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并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1）简化委托手续。根据规定，现在委托案件由各省市高级法院统一委托给受托地区的高级法院，然后再委托到具体法院，手续复杂，耗时较长，影响了委托执行的效率。因此可以改为直接委托当地法院同时报备高级法院。这样缩短了委托的时间，便于和委托法院之间的联系，又不影响高院对委托案件的监督。（2）改变现在平级委托的原则，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执行。委托执行的目的在于节约成本，提高执行工作效率，但平级委托使受托的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与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仍然相距甚远，还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路途上，体现不出委托执行的优势。因此，应委托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执行，这样就近执行，更利于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这也是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3）委托法院应加强对委托案件的监督。包括由专人负责处理案件的委托和催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中止或终结执行加强把关审查，必要时可以到被执行人住所地了解情况等。3、建立财产追踪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根据该条规定，对于那些因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中止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并不代表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责任就此结束。所以无论被执行人是在服刑期间或是在刑满释放后，任何时间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人民法院都可以继续执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较完善的财产追踪制度为前提。如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追踪，单靠人民法院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民法院不可能了解被执行人的动向，而且有的被执行人在监狱内服刑较长时间，人民法院没有精力这么长时间地对被执行人进行追踪，这就需要群策群力，包括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都积极参与，同时应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网络体系。4、将刑罚执行与附带民事执行相结合。执行人员应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的相关情况及时通报被执行人所在的刑罚执行机关，在被执行人申报减刑、假释时，刑罚执行机关及相关人民法院，应综合考虑其服刑表现及履行附带民事赔偿的表现，特别是对那些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的，在决定是否减刑、假释时，应从严掌握。当然，被执行人履行赔偿义务的表现仅仅是刑罚自由刑变更的参考因素，而不是必要条件，在处理时应视不同情况加以区分。你从道德和法律入手，其实这并不负法律责任。哎~现在中国的法律并不健全，像这类的事有很多，但都不负法律责任。很多明明都是很过分的事，法律上却拿他毫无办法。我可以给你个好的建议，你从提高道德教育入手来写，再添加一些实例，实例很好找的，你在网上查，能查出很多。中心是要人们明白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要建议加强道德教育。其实法律永远都有漏洞，没有十全的法律，刑法只能做到惩罚，可到底能不能使人悔改？你写的感情生动些。煽情些。题目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叫 刑法可否改变命运我只能给你提示，其他就要看你自己了，加油吧。你要明白一篇好的毕业论文不仅要写的好，也要让你的导师觉得写的好，多想想你们导师的想法再动手写。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价格也是第一哈哈写论文，到知道来很不明智，费劲，首先这事不够说事的，男方只是有过失，但没有什么其他法律责任。大主题只能框在，要不要为一句话负责。还是不够深。不够具体。此种论文，以实例入手也是必然，但是重在推敲。而不是分析权责上。
对于刑事诉讼法论文不知道你是否确定选题，确定选题了接下来你需要根据选题去查阅前辈们的相关论文，看看人家是怎么规划论文整体框架的；其次就是需要自己动手收集资料了，进而整理和分析资料得出自己的论文框架；最后就是按照框架去组织论文了。需要参考资料我提供给你。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直接问我，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写作过程顺利。第一，你在写论文的时候先确定你的论点，也就是你这篇论文是关于什么，是要论证什么东西，一般来说，也只有你对这个比较熟悉有一定的基础才能进行研究。 第二，在确定好论文方向后你可以查阅相关的书籍，一般包括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就是关于你论证对象的资料，二手就是另外一些学者对于该对象的研究成果，比如你要研究鲁迅的话，第一手资料就是鲁迅的作品，第二首资料就是其他人关于鲁迅作品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你都可以引用，但是在引用的时候必须注明出处，也就是你用了谁的观点，包括作者、作品名、出版社第几年第几版、第几页，这些写在论文的结尾处，以注释说明。 第三，摘要，摘要就是你论文研究的论点是什么，大概内容是什么，你有什么新看法。摘要一般不多，规范论文的摘要字数在200到500字之间，一般300字左右。 第四，关键字，关键字是抽取你论文的最主要的字眼，但是这字眼能明白看出你论文的大意的。比如你研究鲁迅的《阿Q正传》的，关键字可以有：鲁迅，阿Q正传，国民性，精神胜利法，革命。一般关键字为3到5个。 第五，正文，主要就是关于你的论点展开论述了。一般的论文的都在5000字以上，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小论文的话字数一般3000到5000字，而且标准也不高。当然，毕业论文除外。 第六，注释，注释就是关于你的参考作品，标明出处，也可以对于某些观点再做论述，但是一般字数不要太多。 第七，如果你有指导教师的话，在此表示感谢，有则可，没有不强求。 如果你写的是很重要的论文的话，一般还有英文摘要，错别字概率一般在万分之一，如果不是很严格的论文也不会有这些要求。最关键的就是正文了，一般你要有自己新颖的观点，但是不能哗众取宠，牵强附会，还要有结构层次，不能杂乱无章，也就是由浅到深。论文是实证性的，最好不要加入你的主观价值判断，就是最好不要有“应该”两个字，你不能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追问
你是什么专业
我发错了，我要写民诉根据自己熟悉的内容或者占有的资料确定。更多追问追答追问
你是法学专业的么追答
我搞法律的，当然专业也是法律。追问
你是法律哪方面的？能说几个刑诉方面的论文题目么追答
题目很多，关键是内容，你要认真写，并且有各种资料。要根据内容确定题目。追问
我是双学位是法学，所以不知道该写哪方面的内容，也不知道怎么定，能介绍下么追答
是毕业论文，还要平时一般的论文。追问
毕业论文追答
毕业论文老师都给很多题目，让学生选择。追问
我们的没有，
考试只是说刑诉这方面的追答
既然是这样，我给你一个格式，内容再考虑。追问
什么格式追答
毕业论文格式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追问
论电商维权行么追答
这个题目不行，这个题目不是刑法，也不是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追问
我说错了，我要写民诉方面的追答
如果是这样，这个题目还凑合。追问
你提出几个好点的的题目吧追答
1、审判委员会改革刍议；2、论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3、论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制度的法律价值 ；4、举证责任分配理论之重构；5、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研究；6、民事执行程序中第三人权利保护研究；7、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思考；8、论民事两审终审制；9、论再审的启动；10、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探讨；11、法院调解论； 12、民事诉讼中的专家证人制度； 13、执行“难”新理念的再思考；14、浅析民间案件执行难原因及对策；15、论审判公开原则；16、建立中国特色判例制度之构想；17、试论我国法官的精英化；18、浅论特殊三审制在我国的设立 ；19、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追问
谢谢你追答
最后，再给你一个论文进行参考。/view/9490b80c79563c1ec5da7134计算机 2网络 3利文与其伙伴从圣彼得堡的一家小软件公司的联网计算机上，向美国CITYBANK银行发动了一连串攻击，通过电子转帐方式，从CITYBANK银行在纽约的计算机主机里窃取1100万美元。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崛起伴随而来的“计算机病毒”，更是让人闻“毒”色变，每年因计算机病毒发作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一、计算机犯罪含义评析 黑客（Hacker）本意是指在计算机程序设计领域中，非常熟悉计算机程序设计技术而热衷于编制新程序的电脑迷，而现在逐渐演变为一个未经许可“侵入”计算机程序系统的人，或是怀有恶意破坏计算机程序系统、编制计算机病毒的代称。而计算机黑客则正是计算机犯罪的主要来源。对黑客进入电脑系统的行为，一般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黑客非法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二是网上制作、复制、传播和查阅有害信息，如传播计算机病毒、黄色淫秽图像等；三是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四是非法盗用使用计算机资源，如盗用帐号、窃取国家秘密或企业商业机密等；五是利用互联网进行恐吓、敲诈等其他犯罪。随着计算机犯罪活动的日益新颖化、隐蔽化，未来还会出现许多其他犯罪形式。从目前我国所破获的计算机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普遍都是精通计算机的青年学生。②究其犯罪动机，本人认为有以下二个方面：一是行为人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抱着好玩或显示自身的计算机技术特长，把入侵别人的电脑系统当作是对自己的能力的一种挑战，入侵系统后并不实施破坏行动而退出，可称之为非恶意入侵者。二是行为人故意违反国家规定，入侵电脑系统的目的是窃取商业情报、资料或国家秘密；或为显示自己的能力而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导致系统瘫痪，这类黑客可称之为恶意入侵者。二、我国《刑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缺陷 《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重要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犯罪对象是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侵入上述三类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而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明知是该类系统而故意侵入。触犯本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管理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且后果严重的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触犯该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现代生活中，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在信息交流和日常工作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工具，确保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对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已将对计算机犯罪的处罚提高到刑罚处罚的高度，从上述两罪看，其处罚不可谓不重，同时也显视了我国对计算机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决心，但是由于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类犯罪的处罚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1、两罪不能涵盖计算机犯罪的全部行为。如：曾轰动一时的上海热线案中，杨某因侵入“上海热线”8台服务器，破译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500多个合法用户的帐号和密码，其中包括2台服务器的超级用户帐号和密码，非法窃用该“热线”2000多个小时，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逮捕。后公安机关又将强制措施由逮捕改为取保候审。而该案则是一个典型的“三不象”案件，理由是：（1）杨某不构成“非法侵入计算信息系统罪”，根据刑法中对该罪的规定，杨某侵入的是网络服务商的信息系统，而不是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其犯罪对象与该罪所指犯罪对象不同一，所以不构成该罪。（2）杨某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根据该罪的规定，行为人虽然具有删除、修改、并可造成网络瘫痪的能力，但其并未实施该行为，即使实施了该行为，也必须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后果严重”才可以该罪追究其责任。（3）杨某不构成盗窃罪。根据刑法第287条规定，从法理上讲，杨某的行为与盗用长途电话、移动号码实质相同，但在司法实践一般认为该类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对象是通讯用户，而不包括通讯服务提供商，即网络服务商（ISP），刑法第265条中有关盗窃数额计算中，仅涉及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情况，没有涉及计算机网络的情况，如果扩大解释则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只能得出杨某不构成盗窃罪的结论。2、对“后果严重”一词没有准确的界定标准。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后果严重”一词的准确界定标准是什么？，达到什么样的后果才称为严重？又如首例黑客入侵证券网络案中，章某为帮朋友炒股搞内幕资料而非法入侵证券公司的电脑系统，拷贝了客户帐号、资金余额等明细资料，章某被抓获后，经审查司法部门认定章某为“无罪”。就该案而言，与前述一案有一些相同之处，那么章某又构不构成“盗窃商业秘密罪”呢？争论的焦点又在于按照刑法规定，要造成重大损失才构成盗窃商业秘密罪，对“后果严重”的含义如何界定，后果严重是否以造成实际的财产损失为唯一的认定依据。对司法机关的“无罪”认定，本人赞同，理由是：章某有利用计算机盗窃商业机密罪的行为，但并没有构成盗窃商业机密罪。在刑法上，找不到给章定罪的条文，无论我们出于怎样的保护知识经济的良好目的，但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要看行为结果的，章某一案中，并未造成谁的经济损失。刑法第219条规定，要给商业秘密之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才构成该罪。在我们现在的法律解释中，损失指的就是经济损失，现在没有经济损失，怎么定罪呢？三 立法思考 在依法打击计算机犯罪的过程中，注重加强立法建设。目前针对网络违法犯罪的处罚条款，我国还散见于《刑法》、《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和《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中，不够系统、集中，操作起来也比较困难。为更好地依法打击计算机违法犯罪活动，保护网络安全，继续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办法，制定一部专门法律，通过增强其针对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为依法治理计算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由于互联网作为全球信息交流的纽带，正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设施，许多信息库连接在网上，很大部分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公民财产安全，因此对于计算机犯罪行为应予以严厉的处罚，从而提高犯罪行为的成本。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导致现行刑法典中所设置的计算机犯罪条款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贯彻实施。例如，刑法典第285条和第286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前提，是所实施的行为必须“违反国家规定”，众所周知，目前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国家规定即是上述几个行政法规，而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但是，该条例的规定却是不健全的，也因此而导致刑法实际适用中的尴尬。该《条例》第5条2款规定：“未联网的微型计算机的安全保护办法，另行制定。”有的学者认为，当时规定条例的这一款时，可能是考虑到未联网的单台微机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较为复杂，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安全保护措施，42因而未能及时加以规定，意图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加以规定，但是却至今未能加以规定。这引起的问题是，既然规定未联网的单台微型计算机的安全保护办法另行制定，则其管理规定就不应适用上述《条例》；而不能适用上述《条例》，目前又无其他可以适用的行政法律或者规范。那么，在没有可以适用的国家规定的情况，行为人针对于单台微型计算机实施上述两类犯罪行为的，就难以说其犯罪行为“违反国家规定”，既然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也就不能满足刑法典的要求而构成犯罪，因而不能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四、计算机犯罪预防对策 1、加快“网络警察”队伍的配备和建设 因特网的普及与渗透，使“网络警察”的出现成为必然。目前，国家公安部已建网络警察队伍。这种新的警察部队的目标之一，是进行网上搜寻，以防范和跟踪在数秒钟之内就能犯下的、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的各种不良行为和犯罪活动的幽灵。因此要求“网络警察”必须具有较深厚的计算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紧跟新技术的发展,熟练掌握各种计算机技能。由于互联网上的犯罪行为有时很难在国界上给以准确的划分，所以在反对电脑化犯罪的斗争中，警察的回应和相互配合的速度是最关键的。例如西班牙国家网络警察这支新部队与欧洲其他类似的力量、特别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家警察也与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等其他调查信息犯罪的警察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目前在中国，这种跨国界涉嫌网络犯罪也有抬头之势，如不久前spedia28”违法建筑坍塌事故白云区城管科长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国土执法监察大队长被起诉就是一例。2011年3月28日，贵阳市金阳新区阳关村堰塘组一幢在建约160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垮塌，经过全力搜救，搜救出被埋人员24人，其中受伤13人，死亡9人。而根据相关部门调查，这起事件中还查处了几名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当地公诉机关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受贿罪对贵阳市城市综合执法局金阳分局执法二科科长胡芝洪和贵阳市高新区国土分局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吕宏新提起公诉。在庭审时，吕宏新及其辩护律师律师提出，他只是一名临时工，没有相应的权力来防范如此重大事故的发生。应当说，此案伤亡重大，已经构成重大安全事故，相关官员负有重大责任，但是被提起公诉的“官员”的最高级别竟然是一名科长和一名临时聘用的执法人员！显然，被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只是更高级别、更应对此事负责的官员的替罪羊。经过庭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胡芝洪构成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吕宏新构成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三）避开麻烦型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发现真实、保障人权”，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构更负有客观公正的义务，因此查清事实，给犯罪者应有的法律评价，也不使无辜者受到冤枉，是司法公正的最基本的要求。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后开庭审理前发现被告人有漏罪的，可以建议公安机关或自侦部门先行侦查或自行侦查，在法院宣告判决前发现被告人有漏罪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一并起诉。河北省有关检察机构之所以不顾事实真相、精心选择起诉范围，显然是为了在对王书金的起诉和审理中避开聂树斌案这个巨大的“麻烦”。很简单，如果涉及到聂树斌案，包括王书金的数次供述和现场指认在内的众多证据是极其确凿的，更是不可能隐瞒的，有关方面不敢在全国媒体和学界的关注下公然作假；但是，如果就聂树斌被冤枉的那起强奸杀害康某案对王书金追加起诉，结果必然不可避免地指向还聂树斌清白，换句话说，必然由王书金案确认聂树斌案是一个错案，那么，必然追究当年的办案人员、如今在当地政法机关担任要职的某些领导的责任，显然难度相当之大。避开“麻烦”的选择性起诉对公诉人等而言或许省了不少事，但是，这种公诉程序的滥用以牺牲无辜公民的正当权利为代价，这种不公正的程序不仅是对正义的践踏，更是对检察官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职业形象的污辱。二、滥用选择性起诉的防范第一，赋予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异地管辖的法定权利。从选择性起诉滥用的以上各种情形可以看出，该类案件已基本不可能在当地获得公正的办理。在此情况下，应当通过法律赋予嫌疑人和被告人申请异地管辖的权利。在有的基层存在“司法地方化”的情况下，嫌疑人、被告人拥有申请异地管辖的权利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实际上，在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为了把案件受到当地影响的因素降到最小，也在多次适用异地管辖。但是，异地管辖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规定，在适用上具有一定随意性（如聂树斌和王书全案早该进行异地公诉和审理，却一直在河北省法院系统内循环而无结果）。一旦法律规定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一定情形下可以申请异地管辖，就可以有效对抗报复性起诉、寻找替罪羊的起诉等。第二，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选择性起诉滥用的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我国宪法规定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实践中上级检察院对公诉案件的监督制约包括事前监督主要是请示汇报、不起诉案件的复议和审批，事后监督包括备案审查、案件质量检查、目标考核。实务中上级检察机关监督的重点是不起诉，而对选择性起诉监督不够。针对于此，应当强化上级检察机关对选择性起诉的监督，把选择性起诉作为事前审查和事后考核的重点。作为配套，我国法律中还应当明确规定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指挥权、职务承继权和案件移转权。第三，加强法院庭前审查对选择性起诉的监督。在德国，如果检察官滥行起诉时，法官可在“中间程序”中进行驳回。我国的问题在于，法院在庭前对提起的公诉进行审查时未能进行实质性的审核，基本都作形式审查，因此难以起到有效的过滤作用。为了加强法院对选择性起诉的制约，应当强化法院公诉的庭前审查，如果构成公诉程序滥用的，法院应当将其驳回。第四，加强媒体和网络的监督。新闻媒体被誉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监督公正司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一起台湾政要的贪弊案办理过程中，台湾地区重要的报纸社论、电视媒体均公开指摘台开案承办检察官许永钦有放水吃案之嫌，《联合报》甚至连续五天以二版社论，批评许检察官承办台开案及侦结起诉书中诸多谬误之处，调改会网站亦出现对许检的十二问，质疑他的办案过程与方式。毋庸置疑，舆论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国的许多新闻媒体和网络都很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新闻媒体和网络的关注和报道是揭露、防范公诉机关滥用选择性起诉的重要力量， 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开放新闻媒体，对于促进法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五，设立公众审查委员会。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具有相互分工、相互配合的工作关系，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具有先天的不足（尤其还有政法委的协调），因此，对于选择性起诉滥用的防范还应当从体制外加强制约，设立公众审查委员会就是一个可行的措施。前文提到过，2011年9月，包括贺卫方在内的60余名学者和律师齐聚石家庄召开“聂树斌案”研讨会，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再审，其实这次研讨会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公众审查会议。公众审查委员会可应当事人或公共舆论的强烈呼吁而成立，成员可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律师组成，通过进行证据方面的调查形成结论，最终将审查结论提交有关司法机构，由后者根据公众审查结论启动相关司法程序。最后，加强我国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司法机关不应当沦为政治的仆人或者权贵的家丁，为了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从根本上防范选择性起诉的滥用，目前可行的措施是改变司法机关“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实现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与地方政府脱钩，这无疑已成为当务之急。 法学毕业论文，我也是法学院的，我写的是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幸亏找的志文网的专业老师写的，要不我自己估计要延期毕业了，我们这届有好几个都没过，真是阿弥托福啊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可以上知网，或者万方查询相关的文献参考写文章。
1、论程序正义在中国的缺失与实现2、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3、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4、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5、论网络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与审查6、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7、论死刑复核制度8、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9、证人保护制度研究10、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保护
《刑法学》参考选题1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3 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5 论罪行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关系7 论“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刑法适用9 论刑法的溯及力11 论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补充修改权13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及其完善15 论刑法体系结构的完善17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的关系19 论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21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形式23 论“明知”的范围和程度25 论“认识错误”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27 论刑事责任年龄分期的完善29 论刑法中的特殊主体31 单位犯罪主体的理论探讨与司法适用33 法人犯罪的比较研究35 论防卫中的不法侵害37 论假想防卫的法律性质39 论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41 论犯罪预备刑事责任的根据探讨43 放弃重复性侵害行为的性质45 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探讨47 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原则探讨49 论从犯的认定标准51 论教唆犯罪的性质53 论教唆犯罪的量刑原则55 论结果加重犯57 论连续犯59 论举止犯61 论想象竞合犯63 论刑法中的混合罪过形式65 论共同犯罪中的中止问题67 论刑罚权的理论基础69 论管制刑的发展趋势71 死刑存废论评析73 论剥夺政治权利的完善75 论特别自首的认定77 论自首与立功79 量刑中个人情感评析81 量刑情节的重叠与选择适用83 论缓刑的发展趋势85 论假释的立法完善87 罪名立法研究89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91 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93 论重大责任事故罪95 论走私罪的立法完善97 论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的认定”99 强奸罪若干问题探讨101 诬告陷害罪刑事责任103 论报复陷害罪105 论刑法中的财产关系与财物性质107 论侵占罪109 论诈骗罪111 论敲诈勒索罪113 贪污罪的立法完善115 论妨害公务罪117 论脱逃罪119 论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立法完善121 金融犯罪具体问题探讨123 计算机犯罪的认定及其法律适用125 淫秽物品犯罪研究127 论破坏文物古迹犯罪129 论重婚罪131 虐待罪、遗弃罪若干问题探讨及立法完善133 论贿赂罪的若干问题135 玩忽职守罪的立法探讨137 污染犯罪研究139 不正当竞争犯罪研究141 论挪用资金罪143 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民法学》参考选题1 地产制度研究3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5 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7 完整我国证券制度之管见9 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研究11 如何完善我国的票据制度13 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研究15 市场经济与民法17 论我国民事判例法制度的创设19 论法人财产权的性质21 试论隐名合伙23 试论债与民事责任的区别25 我国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探讨27 论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的特点和作用29 论我国所有权制度31 试论我国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33 我国公民财产所有权的性质、内容及其发展35 试论我国保险合同的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37 代理制度初探 39 试论我国结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41 论我国的发明制度43 论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45 如何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47 私营企业的法律调整49 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研究51 “两权分离”初探53 谈对股票、债券的管理55 民事责任研究57 法人赔偿制度研究59 论我国商标法的形成与发展61 论商标注册63 谈商标的保护范围65 谈出口商标的使用67 谈我国的商标管理69 论版权71 谈版权的国际保护73 论我国继承制度的原则和特点75 论法定继承中几个问题（如法定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继承份额等）77 论代位继承79 民法典体系探讨81 企业破产法律问题研究83 联营各方利益与责任问题研究85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87 股份制度初探89 马克思主义论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2 试论婚姻的基础4 婚姻关系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6 事实婚与重婚问题研究8 论通奸10 少数民族婚姻问题研究12 婚姻的法律效力14 离婚中的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 16 离婚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 18 家庭职能与家庭建设20 试论家庭伦理观念与家庭伦理秩序22 试析家庭领域中的财产纠纷24 监护问题初探26 论我国的收养制度 28 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研究30 谈离婚诉讼中的几个问题32 浅论家庭伦理观念与家庭管理 34 经济改革与刑事诉讼法2 论我国刑事诉讼学的体系4 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体现6 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8 关于赋予刑事被害人回避权的探讨10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12 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配合与制约14 疑罪从无原则16 公开审判论18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诉讼地位20 辩护律师职责22 如何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24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26 论职能管辖与职权分工的关系28 在刑事诉讼中怎样贯彻回避制度30 如何正确适用拘传32 论刑事拘留的正确适用34 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36 论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特点38 试论证据的法律性40 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42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44 谈谈判断证据的主观条件46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48 怎样运用间接证据50 怎样正确对待鉴定结论52 怎样正确理解“基本事实、基本证据”54 谈谈我国证据制度56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特点58 如何正确适用取保候审措施60 视听资料的法律属性及运用规则62 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原则64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66 试论我国的公诉制度68 相对不起诉的适用70 论刑事诉讼中的撤诉72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74 论书面审理方式76 谈谈侦查实验的适用78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探讨80 试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82 刑事诉讼中怎样正确适用提审84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86 论死刑复核制度88 如何正确适用并案处理与另案处理90 怎样对待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92 论证据和证据材料94 论证据在法学理论上的分类96 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的探讨98 评无罪推定100 马克思主义论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参考选题1 民诉辩论原则探讨3 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优越性5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7 律师在民诉中的地位和作用9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代理11 论民事诉讼中的诉13 简单民事案件与简易程序15 试述财产保全制度17 特别程序审理案件范围的扩大19 解决民事纠纷同综合治理的关系21 我国民事诉讼法任务23 试论我国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25 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7 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29 试论督促诉讼的特点31 论反诉33 海事法院管辖权研究35 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司法协助的适用37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比较研究39 破产还债程序若干问题探讨41 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43 对民事执行几个问题的探讨45 论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的运用47 关于被告不出庭的思考49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程序51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特点53 论仲裁协议的有效性55. 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行政法》参考选题1、 论我国行政监督制度2、 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3、 论加强行政立法4、 论对行政规章的审查5、 浅谈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6、 关于建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构想7、 试论行政上的授权8、 试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9、 论我国行政许可制度10、试论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1、论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及法律规制 2、论法律的平等价值 3、上市公司并购业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4、论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5、所有权保留若干问题研究 6、网络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规制 7、论公司合同风险及其规制 8、论夫妻侵权的法律规制法辅 9、逃税罪研究 10、校园暴力的成因与法律防范 11、正当防卫疑难问题研究 12、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13、不真正不作为犯研究 14、论交通肇事罪 15、论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以上选题由学术堂整理提供海商法的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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