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为何不吃转基因食品 （接转基因食品的五大害处）--------------------------------------------------------------------------------玉米、棉花、大豆……一幅幅对照图片，有的完好无损，有的染上了病虫，这就是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的区别。2004年3月23日晚，美国农场局联盟（AFBF）代表团的专家学者在中国农业大学就“农业生物技术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和师生展开了一次民间对话，联盟主席BobStallman先生以图片和数据的形式，反复证明生物技术不仅安全，而且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给环境带来持久的利益。 农业转基因生物，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加工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以造福于人类。联盟主席BobStallman先生介绍了农作物生物技术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农业的现有及潜在影响，并将它与中国农业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美国农场局联盟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农场组织，在美国50个州和波多黎各岛设有分部，成员达到500万。这几位代表，既是农场主，又是生产者。他们认为，农业生物技术，虽然科学家之间，政府部门间曾有过很多沟通，但几乎没有信息是专门针对农民和消费者的。因此，他们陈述了美国农民对农业生物技术的个人看法。 BobStallman主席说，在美国，更多的作物使用了转基因技术，作物的产量都有提高。当Bob首先介绍了从1992年就在美国开始销售的转基因大豆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每年中国都要进口一定数量的美国转基因大豆。这与每个人的利益有关。 “可是，转基因大豆在美国生产的最多，美国人却不吃。据说，美国的80%%面积的转基因大豆，都用作饲料。这是什么原因？”对于本报记者的这个提问，BobStallman先生把它归结为“美国人的一种习惯”。他这样解释，“尽管美国转基因大豆主要用作原料，但在其他食品中比如人造黄油等，用转基因大豆成分的就占了50%%。消费者从商店也买这些食品。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造成对人伤害的记录。” 在美国，转基因大豆生产占有80%%，巴西占60%%，阿根廷也有80%%。BobStallman说，这是因为它能降低成本，安全可靠，对消费者有利。抗病毒转基因作物，还能把作物病毒的含量降低。对此，在美国，开发商是针对消费者喜好的食物来生产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还有20％的非转基因大豆生产？20％与80%%的区别在哪里？非转基因大豆的收益情况怎样？在回答CCTV－7记者曹智的这个问题时，印地安那州农场局主席DonVillwock这样回答：在美国种转基因大豆的田里，杂草多，而转基因大豆的基因里含有抗除草剂，种它可以减少抗除草剂的用量，成本也能下降。种非转基因大豆的田里，一般来说，杂草不多。种非转基因大豆，主要是供特殊市场需求。 DonVillwock至今在印地安那州经营着2000英亩的农场，主要种植大豆和爆米花专用玉米。他认为，转基因作物的种子成本高，一些农民从经济上考虑，所以不种。但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当他们看到转基因作物能带给他利益时，他也会种。至于收益问题，从狭处说，农场主能得到好处。从广义上理解，它能造福于人类。 联盟主席BobStallman先生还任职于美国农业政策顾问贸易委员会。常为美国农业部长和贸易代表提供有关贸易谈判方面的信息和建议。他还是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问题顾问小组的成员。他说，美国政府批准的转基因技术安全试验很严格。所以，美国的消费者十分信任政府。在美国，商业化生产有严格的审批监测制度。在美国消费者看来，法规基于科学测试。这是对政府建立信心的基础。他们购买食品时的心理是，只要好吃，就愿意一试。这种放心感也是对科学的信任。对此，BobStallman特别强调政策的制定对产品具有的影响力。 人民日报记者蒋建科对转基因作物在欧洲遇到的阻力，向美国专家提出了疑问。 他们回答说，主要是来自非政府机构和组织在媒体上的宣传，并非从科学的角度，而是出于哲学层面上的理念。而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食品更放心。Bob说，还有一个原因，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监控并不如意。致使消费者不相信政府。然而，欧洲也有很多转基因的试验证明，转基因作物在某些程度上，甚至比普通作物还安全。 俄克拉荷马州农场局主席SteveKouplen把欧盟抵制转基因食品的另一个原因，归结为贸易壁垒。“我不能进你的产品，你也不能进我的产品。就像中国的果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人会说，你的不适合我们的生产环境一样。” 中国一些转基因技术研究成果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真正转化成生产力的是抗虫棉。目前已有3000多万亩。但中国一直采取审慎的做法，不仅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科技人员还进行环境释放研究和安全评价。 BobStallman认为，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来说，中国是巨大的市场，他希望能够通过农业生物技术给中国农民带来好处。 中国农大副校长孙其信博士说，尽管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问题还有不同看法，但美国农场局代表团带来的有关信息交流，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生产消费情况，以及美国人民对转基因的态度和看法。 其实，在人们还不能完全了解一项新技术的同时，难免会有疑虑。这也是正常现象。关键问题在于，新技术的运用有没有副作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会不会被一些跨国巨头企业所垄断？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控制会不会被一些拥有转基因技术的跨国企业所侵蚀？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转基因食品的五大害处,我们都成了转基因食品的试验品--------------------------------------------------------------------------------人类利用转基因技术，如今已经能够改变许多动植物的基因构成蓝图，从而深深改变了医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进程。因此许多人会认为，基因工程可以、也一定会给人类带来福音。 但是，人们在改变一种植物、或一种动物的基因结构时，是否真的能够确保新生物的安全性呢？我们无法确定，在基因技术的那一头，会不会潜伏着“异形”一样的怪物。所以在享受新科技带来的惊喜时，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不要被手中掌握的改变基因权利腐蚀；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只是很粗糙、很原始的一小部分。 同时也不能忘记，人类的过去充满了“人为的悲剧”，而在这场席卷一切的“新农业革命”中，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竭力避免悲剧的重演。对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存在的隐患，主要有以下五点：首先是毒性问题。一些研究学者认为，对于基因的人工提炼和添加，可能在达到某些人们想达到的效果的同时，也增加和积聚了食物中原有的微量毒素。 其次是过敏反应问题。对于一种食物过敏的人有时还会对一种以前他们不过敏的食物产生过敏，比如：科学家将玉米的某一段基因加入到核桃、小麦和贝类动物的基因中，蛋白质也随基因加了进去，那么，以前吃玉米过敏的人就可能对这些核桃、小麦和贝类食品过敏。 第三是营养问题。科学家们认为外来基因会以一种人们目前还不甚了解的方式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第四是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当科学家把一个外来基因加入到植物或细菌中去，这个基因会与别的基因连接在一起。人们在服用了这种改良食物后，食物会在人体内将抗药性基因传给致病的细菌，使人体产生抗药性。 第五是对环境的威胁。在许多基因改良品种中包含有从杆菌中提取出来的细菌基因，这种基因会产生一种对昆虫和害虫有毒的蛋白质。在一次实验室研究中，一种蝴蝶的幼虫在吃了含杆菌基因的马利筋属植物的花粉之后，产生了死亡或不正常发育的现象，这引起了生态学家们的另一种担心，那些不在改良范围之内的其它物种有可能成为改良物种的受害者。 既然转基因食品有这么多害处，现在市场上还有很多商家销售，而且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外国科学家就利用我们中国人做实验， 这已经违背了人道主义！！！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均转自超星读书社区本回答由网友推荐
自1983年首次获得转基因烟草和马铃薯以来，近十年来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和发展非常迅速。种植了100多种植物，包括水稻、玉米、土豆、棉花、大豆、油菜、亚麻、向日葵和经济作物西红柿、黄瓜、芥菜、甘蓝、花椰菜、胡萝卜、茄子、生菜、芹菜和其他蔬菜作物; 苜蓿、白三叶草; 苹果、核桃、李子、木瓜、瓜类、草莓和其他水果; 矮牵牛、菊花、康乃馨、加兰花和其他花卉和杨树品种。应该说，转基因植物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突破。在中国，粮食和豆科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以水稻和大豆为例，介绍植物基因工程的新进展。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合理性分析摘要：概括分析了鼓励式的、禁止式的、允许式的、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特征；结合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与收益评价，探讨了各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得出：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考虑基因作物的收益，无视其存在的环境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禁止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防范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同时，把其收益也完全放弃了，是过犹不及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意识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特殊性，不能事后补救；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同时，取得转基因作物收益，能够兼顾风险与收益。由此，鼓励式的、禁止式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不合理的，而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合理的。关键词：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风险；收益；合理性罗伯特L帕尔伯格对美国、欧盟、中国等1999年-2000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可分为四种政策模式：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这四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对此进行探讨，目的是为国家制定恰当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一、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潜存较大的风险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它建立了比较低的生物安全标准，甚至没有生物安全标准，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所谓象征性的检查就是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这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关键在于：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不产生风险或只产生少量的、微弱的风险，如果在其它国家得到安全性检验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证，则该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田间释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转基因逃逸”（花粉的传播）引起的“基因污染”，会诱发害虫和野草的抗性问题，诱发基因转移跨越物种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种群的改变以及食物链的破坏；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其本身可能会演化为“超级杂草”，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致使物种呈现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物种数量剧减, 甚至会使原有一些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对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话，单一的品种抵御病害和恶劣环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全军覆没。”[2]不仅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导入的基因并非原来亲本动植物所有，该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导入基因的来源及其表达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产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原，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选用的载体大多数为抗生素抗性标记。抗生素抗性通过转移或遗留转入食品而进入食物链，是否可能使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则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是否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转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是否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造成该生物营养成分的改变？如果这些是可能的，则会导致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或造成体内营养素紊乱。不可否认，以上概括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只是理论上的论述，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当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足够的和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但是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比如，在转基因作物杂草化问题上，国外已有相关的报道：“近几年,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随着转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自生的转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杂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转基因抗性油菜发生率已达11%,转基因抗性春小麦种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达5128，148“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田间试验结果，尚不能作出精确的评价。”[10]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看，学者们已经对第一代转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风险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还有更多的风险没有讨论，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当前使用的抽样和探测方法可能无法探测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材料[12]，这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如能及时地被探测到，便于采取有意义的预防行动。[13]所有这些表明，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有很多领域的研究被遗漏，并且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准确评价，有些潜在的影响还无法预测。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风险，也不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认识到的风险，而是科学不知道的或科学不能完全知道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定和达成一致认识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那些在目前还没有鉴定为产生环境风险的转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环境风险。鉴此，被他国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鉴定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仍然应该保持警惕，而不应该像鼓励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对此失去警惕，加以认定，仅作象征性的检查。（2）别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并非完全可靠现在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检验普遍采用的是“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成分与一种传统的食品或成分‘实质等同’，即它们的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经过比照而认为实质相等的，则该种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14]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现有科学研究和知识的限制以及时间的限制，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时还难以断定，需要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需要时间来检验。”[15]就拿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来说，一是很难收集、建立适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数据库，因此也就很难把需要检测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检测出来；二是还未能给出精确的检测手段，这就使得这一检测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模糊性原则，对不断出现的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检测是无能为力的；三是没有大量的经费来建立作物安全认证和安全追踪体系，不能进行全面、深入、长期、复杂的检测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所谓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并无不同’，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实际上它比常规作物经过更加全面的科学测试，因此应当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经费支撑下和一种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确定的操作下认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其目的一是利用这种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原则，避免进行昂贵、耗时的长期检验，节约成本；二是为在短时间内取信于人，推销他们的转基因作物以获取利益。从逻辑上看，只有当一种转基因食品与另外一种传统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都实质等同时，才能将该种食品或成分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对别的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根据这样的安全检测原则而给予生物安全认可的转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怀疑地给予相应的生物安全认可的。（3）作物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局限性，而认定某些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对某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认定是确定的，即某种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们仍然不能就认定它是安全的。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种在一个环境中（特殊的生活环境、气候带或者地理区域）可能被看作是严重的杂草，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生态学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物种、一种令人喜欢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鉴于此，一种作物在某个国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认可，这只是表明它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中是安全的，而这样的作物在别的国家的生态环境中也许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坏性的外来物种，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对别国所给予的生物安全认可的作物也给予同样的生物安全认可，是不可行的。总之，转基因作物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而一旦这样的风险成为现实，那么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无视这些方面，盲目地引进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结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环境代价，使其所获得的收益失去意义。因此，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关注收益不关注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是不合理的。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过犹不及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这种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证实的风险，要么是由于尚待证实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仅仅基于转基因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1]p3％。自1996年开始，由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栽培植物，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了4xi-xii因此，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国放弃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其产生的效益，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3）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健康以改善作物的营养成分、消除过敏原和抗营养因子的转基因作物为代表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使消费者直接受益。比如，人体无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们只能从动物性食品中获得，而美国培育的转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这种转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现代人的饮食质量，而且也给素食主义者带来福音。 [19]再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全球大约有50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英国科学家新开发出的一种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儿童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等情况。因为人体能够将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所以长期食用这种新型转基因稻米可以使儿童避免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20]转基因作物不仅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维护生产者的健康。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减少农药的喷洒量，这就可以减少农民在喷药过程中的中毒现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棉区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1999年对283户棉农的调查表明，种植Bt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农药中毒现象比例为5％，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高达22％，2000年所调查的407户棉农中，种植Bt转基因棉花农户农药中毒比例仅7％，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达29％。[21]（4）为保障粮食安全作贡献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扩大耕地，二是提高单产。对于第一条途径，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减少了大量耕地，这使得各国未来耕地面积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现在持平（通过努力开垦更多新的耕地）。对于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使用大量的肥料、农药和运用传统的植物培育技术（比如通过杂交来培育新的优良品种）提高单产，这在“绿色革命”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很难再有大的突破。[22]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新的现代科技力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它在提高粮食单产上很有潜力。综合上面的论述，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实际上抹杀了各种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多样性和差别，而将之统一认定为具有高风险水平的、高发生概率的和严重危害程度的，这是不科学的。而且，如果一旦实行了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会仅仅因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应用，虽然这可以将风险系数降到了零，但同时其各种收益也被完全放弃了，显然这是不恰当的。因此，实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顾此失彼的，过犹不及的，不合理的。三、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补救不可行这种应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这种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运用标准化的试验进行个案分析(case-by-case)、检测新的品种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第二，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只是基于产品本身（product-based）或产品的预期用处，而没有考虑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即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新颖性。所以不会认为转基因作物由于其独特的特性而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类型的风险；第三，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认定采取“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原则[23]，即认为在当前的科学水平下，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而不会考虑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第四，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和管理机构，而是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一样看待，用传统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因此，有些学者也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美国模式。根据允许式的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内涵，这种模式的政策依据有三点：一是转基因技术无新颖性；二是转基因作物没有特殊的风险；三是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深入考察，以上三点依据都是不牢靠的。（1）转基因技术具有新颖性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载体拼接重组，然后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细胞或生物体内，使这种外源DNA（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繁殖扩增基因或生产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代。”[24]据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进行基因重组或转基因，但是，后者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发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然发生，但这样的基因转移仍局限于近缘种属。“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跨界相互转移，甚至可以将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体中实现表达。”[9]p113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时滞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以及科学研究领域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们将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与传统作物及其风险加以区别对待，制定相应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但是，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坚持在科学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释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从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发生了，或有了确定性的证据表明有害事件即将发生之后，才会采取保护行动，予以干预、调整。这是事后补救式的，有可能导致剧烈、广大、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而一旦这样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当前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很难寻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的，要想减弱、消除这些风险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不能实现。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四、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顾风险与收益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参考文献：（由于篇幅限制）原文地址：/lunwen/2008/200810/266653对人体的影响2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人们对于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忧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害，一是对生态环境是否构成潜在威胁。 对于人体，基因的某种转移也许会产生新的毒素和过敏原，引起意想不到的中毒或过敏反应。例如，一些科学家发现，转基因食品可令肝脏发大；英国科学家普斯陶伊实验，连续喂食老鼠基因改良土豆，发现部分老鼠的肾、脾。大脑等器官收缩或发育不正常，免疫系统变弱，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领域中基因工程技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通过生物遗传信息的人为操作进行转移，使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物特性进行改变，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这各种可以打破生物种属间的自然隔离屏障进行人为转移，新的遗传工程体正源源不断问世。这一新的发展势态，一方面展示出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巨大的应用前景，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可能带来人体其他键康和对生态环境引发不利影响。基于这种目的，在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加强基因工程工作的安全性管理，既是十分必要的，又是非常紧迫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的总原则是，既要有利于促进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又积极致力于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安全。为此农业部自1994年6月至10月邀请了数十位著名教授、专家意见，终于完成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起草任务。经农业部常务会议审通过，于1996年7月以部长令签发，11月8日正式公布施行，截止1998年5月共受理了基因工程安全评价申请书86份，经安全性评审后，审批公布。从而使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农业系统和非农业系统的有关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实施安全性管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贯彻执行，对于国产农业生物基因工程体及其产品的进入国际市场加强了信誉感。专家号召建立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估中心和相关技术体系，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性
转基因 食品安全 由来 论文 食品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