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静[1]（2021）在《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问题的“主力军”,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具有较高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通过识别市场机会,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良性发展。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一个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尽管每个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企业家才能,但是,随着企业家通过理论学习和“干中学”,其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发生了变化。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不同,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就会不同,企业家才能绩效必然有差异性。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要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本研究通过历史回溯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个案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分析企业家才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揭示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内在关系。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进行文献回顾,并作简要概括和评论;第二,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内在关系;第三,运用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回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演进脉络及其发展概况,探寻企业家才能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同时利用江苏扬州数据检验和典型案例研究,揭示企业家才能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四,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良好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作用机理是:其一,捕捉市场机会的才能,是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对此进行识别和预测,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快速反应和行动,及时做出市场决策,为企业带来可能的盈利机会的能力。其二,组织生产要素的才能,是企业家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以较小的要素投入实现高效的产出,实现市场平均利润的能力。其三,创新发展的才能,是企业家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在技术、产品、管理、市场、组织等方面进行有目的性的变革,使企业获取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互为影响,贯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过程。第二,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动态变化关系。具体表现在:其一,企业家才能具有累积性。农业企业家在学习教育和“干中学”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累积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得良好的绩效,良好的绩效又对企业家才能形成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农业企业家再一次累积企业家才能。其二,企业家才能具有异质性。差异化的企业家才能形成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绩效,企业家才能越高,取得的经营绩效越好。在每一个农业企业家的企业家才能内部,企业家才能的维度结构具有异质性。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应均衡发展,形成企业家才能的整体合力。其三,企业家才能具有匹配性。企业家才能应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动态匹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的发展要求。从本研究中,得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项目、税收、金融等支持的同时,要加大培育力度,更加注重培育农业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的企业家才能。特别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发展阶段,在农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关注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的动态变化,持续不断地进行动态跟踪培养。要改变低层次、重复化的培育方式,加强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农业企业家具备程度更高、维度结构更完整、与企业发展要求更匹配的企业家才能。第二,打破偏重工商企业家、城市专业技术人才下乡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想,鼓励青年农民、农民工、村干部、农村大学生等有乡土根基、有农业创业意愿、有一定企业家素质和才能的群体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者,让乡土农民这个最大的潜在创业群体创成业、创好业,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对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的重要促进作用。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本研究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创新性地提出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三个维度的属性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第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和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测度指标。本研究建立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素质、能力和绩效指标体系,研究谁将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本研究既拓展了企业家才能理论的研究领域,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刘志永[2]（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李鹏[3]（2020）在《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信用问题蕴涵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经典理论之中,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理论界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政府信用弱化会带来政府执政合法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社会秩序失调以及民主发展受阻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信用弱化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中的普遍难题。因此,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有效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正面临着弱化风险积聚的挑战,政府失信的问题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府行政中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因此,加强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制度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影响制度信用生成的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三个因素构成了解读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由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构成。价值因素主要包括行政价值的公正性、权力行使的公共利益性以及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性;绩效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绩效与制度绩效;制度运行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法治行政、政府责任行政、政府公开行政以及公共政策执行。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得出,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均具有积极影响与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表明,不同影响因素对政府信用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呈现出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但存在“央高地低”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现状,政府失信集中表现在行政价值缺失、政府绩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三个方面。因此,基于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现状与失信问题的梳理与回应,从新时代政府信用建设的制度情境、社会情境、文化情境以及媒介情境出发,本文将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基本路径设定在行政价值、政府绩效与制度运行三个维度之中,并力图通过行政价值有效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与制度有效运行来构建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体系。
郭书剑[4]（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徐浩[5]（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廖瑾莹[6]（2019）在《制度-行为视角下贿赂的发生机制及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虽然中国学界对腐败的发生与治理有了不少成果,但是目前针对贿赂发生的研究较为缺乏,大多数研究都只是将贿赂等同于腐败,对贿赂的形成仍然缺乏系统性的探讨。本文试图对当前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贿赂现象进行分析,通过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来构建制度-行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的贿赂发生机制,并以此探寻贿赂的治理途径,努力为党和政府治理贿赂提供一些政策建议。由于贿赂行为的天然隐蔽性与当事人可能的自我道德感及自我美化因素,对贿赂的研究难以借助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相关资料。因此,本文主要是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既有文献中的若干典型案例进行搜集、呈现与分析,进而对贿赂现象进行探讨。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从贿赂现象中构建出由“制度因素”“人情文化”“官员自由裁量权”“贿赂方式”四个范畴组成的一般性贿赂的演化模型——贿赂围场模型。研究发现,在不健全的制度诱因下,行贿者通过对人情文化的功利性运用来围猎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特殊利益互动时,贿赂得以发生。在贿赂围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贿赂行动者三方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贿赂的发生是行动者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行为结果,作出是否参与贿赂的决策是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另外,社会关系作为人情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构成了贿赂发生的关系基础,行动者会利用自身的关系特性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拥有不同社会关系资源的行动者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掌握信息流动方向、通过利益输送、占据结构洞位置、成为纯中介/非纯中介等来从网络中获益。在这个过程中,贿赂关系也会随之变得复杂,由最初的简单社会关系变为复杂的贿赂关系网络。最后,在正式制度失灵的情况下,个体的贿赂行为会演化为群体性的贿赂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贿赂治理的对策意见:一是加大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健全相关贿赂立法、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来构建有利于减少贿赂的制度环境;二是推动包括中央巡视制度、第三方监管制度以及建立廉政评估考核体系的制度创新来压缩贿赂生存空间;三是重视人情规范的影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树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培养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以及创造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
张英杰[7]（2019）在《环境公共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模式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公共问题。各国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针对污染产生的特点,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进行污染防治。本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环境治理。政府在治理手段上体现出行政手段与经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趋势,但利用行政命令和控制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方式依旧是主流,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在传统的政绩考核方式下,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寻租现象,出现环保政策执行偏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环境保护需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出要“改革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需要在环境监管、经济政策、法律保障、环保能力、社会行动等方面持续改善。现代化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发展目标的重要方式,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深刻意义。纵观世界各国关于环境治理的实践与研究,公众与社会组织的监督、企业环保技术的升级在环境治理体系中日益成为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方式,不同主体的协同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单一治理环境模式下权责分配不均、运行机制僵化等方面的问题,促使环境污染由负外部性行为转向企业的内生化问题,并逐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梳理我国环境治理的多元化趋势,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政府为治理主体的单一环境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一元主体,通过行政指令、法规政策等措施对环境进行管制;其次是政府与市场结合的二元环境治理模式,通过市场经济的引导和行政化的手段进行环境管理;最后是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环境治理模式。目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期,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下,政府开展环境污染治理的理念发生变化,从任务上由重视环境污染的治理转化为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并举,从手段上由单元的政府管制到行政与市场结合的治理,从治理主体上注重引导多种力量进行环境治理,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共同分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即多元协同参与的环境治理。本文研究我国环境治理模式中多元主体的协同方式。旨在调整政府现有的环境治理模式,提升政策执行效果,激励约束企业的生产行为,将环境污染防治内生化,落实公众参与权利和提倡终身教育,对环境社会组织赋能还权,完善多元主体环境治理的协同模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改善环境污染问题。
马正立[8]（2018）在《新常态下中共县委书记成长机理研究 ——基于场域、机制与角色的分析框架》文中研究说明县级政治是中国政治的缩影,一个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作为县域的“一线指挥官”,县委书记起到让“最后一公里”畅通的重要作用。新时代,有效保障县委书记健康成长,全面提升县委书记队伍整体能力,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任务。在个体意义上,县委书记的成长过程所呈现的各种情况,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逆的;在群体意义上,县委书记的成长过程总是会受到相似因素影响,这些相似影响因素经过概括抽象和提炼分析后,可以为县委书记成长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本文主要基于环境（成长场域）、制度（成长机制）和个体（成长角色）的视角来分析,并着眼于群体意义的共性成长特征。在横向上,本文基于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的研究框架;在纵向上,本文分别从历史性与时代性角度来考察分析县委书记成长状况,并考察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素、成长风险及其可能的诱发因素。从县委书记成长过程来看,县委书记自身的本能欲望和心理是成长风险发生的源头,成长场域内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是成长风险发生的外动力,政治生态的不良状态是成长风险发生的起点,成长机制方面的不健全是进程推动,这共同构成了县委书记成长异化的逻辑起点、运行过程和腐败终点。以此为基础,本文从优化县委书记成长场域、健全县委书记成长机制、塑造县委书记成长角色三方面,来探索化解成长风险方法,从而为确保县委书记健康成长提供有效对策。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变迁分析部分。本部分主要从成长机理分析着眼,并结合变迁的历史性分析。具体来说,本部分主要基于三大理论,分别从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三方面入手,梳理县委书记成长状况变迁过程。第一,在成长场域方面,本文在大量文献梳理、问卷数据分析和实践调研基础之上,基于皮埃尔·布尔迪的场域理论,以结构要素、关系要素、文化要素为分析框架,阐释不同时空条件下县委书记成长中各种影响要素的互动过程。本部分主要着眼于县委书记成长的三大场域（县域场域、工作场域与生活场域）,这三大场域的划分是基于县委书记的特殊身份（公共角色与私人角色的二重性）,及其在特定成长场域过程中所履行的角色义务,以及相应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县委书记成长场域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及不同时期成长场域内县委书记的整体成长状况。第二,在成长机制方面,本文从理论分析与变迁过程两个角度,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机制。理论分析部分主要研究县委书记成长机制构件互动作用,与县委书记对成长机制的能动作用。变迁分析部分主要阐述了各个阶段县委书记成长机制的指导原则变迁,并分析了县委书记成长机制的逻辑基础变迁过程,也就是人伦性逻辑—结果性逻辑—正当性逻辑。第三,在成长角色方面,本文以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以及米德的角色理论为基础,研究县委书记成长角色,分别从理论分析与变迁过程两个角度展开。本部分揭示不同时空背景下,县委书记成长角色过程的优秀典型案例,以及分析1995年与2015年所评选出的“百名优秀县委书记”的成长规律,从而为县委书记角色塑造过程提供宝贵经验。第二部分是现状考察与实证分析部分。在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的理论性与历史性分析基础之上,本部分分析县委书记成长的时代性。新常态下,虽然我国在促进县委书记健康成长方面不断做些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一套有效机制,县委书记素质和能力不断获得提升,但是根据新常态所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县级政权所面临的新形势,县委书记成长仍可能面临一定风险,与新常态的现实要求与群众的心理期望相比,角色扮演过程仍可能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本部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素,并考察县委书记的成长情况,对县委书记群体可能存在的成长风险与潜在风险诱发因素这两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关于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调研方法,初步分析影响县委书记成长的可能因素,确定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通过个别访谈案例再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明确县委书记成长机理。其一,在县委书记成长场域方面,影响成长因素主要从县域成长场域、单位成长场域、生活成长场域三个方面进行调研与测量。其二,在县委书记成长机制方面,影响县委书记成长的机制要素集中于考核评价、薪酬激励、教育培训与关爱保护方面。本部分主要从成长促进机制和成长保障机制两个方面入手,来对各个机制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其三,在县委书记成长角色扮演过程中,影响成长因素主要从县委书记自身的价值、人格、心态、心理、作风与能力六个维度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深入分析新常态影响县委书记成长与角色扮演的个体因素,考察成长潜在风险。第二,关于县委书记成长潜在风险研究方面,本文基于结构-过程理论,分别从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来分析可能导致县委书记面临成长风险的诸多要素。其一,从结构角度来看,县委书记成长发生在特定场域内,也就是成长场域,即一定历史条件下与县委书记个体成长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场域要素总和。在某种程度上,成长场域要素对县委书记成长会产生一定影响。成长场域要素优化便对县委书记成长起到助推和催化作用;反之,则起到负面作用,甚至将县委书记引入歧途。为此,本文从结构、关系与文化层面来分析可能带来县委书记成长风险的潜在因素。其二,从过程角度来看,县委书记成长需要组织培养、激励、约束与监督,与此相关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薪酬保障、保护防范、权力制约、监督与惩戒制度等,共同构成了县委书记成长机制要素。这一系列的成长机制要素共同构成成长促进机制与成长保障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成长促进机制能激发县委书记干事创业的内心动力,务实管用的成长保障机制可以为县委书记成长构筑一套“免疫”系统。新常态下,成长机制存在的弊端也是县委书记可能面临的成长风险潜在因素。其三,从成长角色角度来看,县委书记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多重伦理困境。个体角色扮演的多样化和身份认同的多元化,以及公共权力和个体人格的二重性,会导致县委书记经常处于利益冲突、角色冲突、责任冲突的“多难抉择”,使其在多重伦理选择中难以理性权衡而走向成长异化之路。第三部分是对策分析与总结归纳部分。本部分基于以上对县委书记成长的理论性、历史性与时代性分析,进一步探索化解县委书记成长风险与挑战的有效策略,分别从成长场域、成长机制与成长角色来展开。在场域优化方面,本文为县委书记成长提供资源保障;在机制健全方面,本文提供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基础;在角色塑造方面,本文从角色培养与养成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明确角色培养需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角色塑造的基本路径、角色养成的有效策略等。总之,本文把握新常态对我国县委书记角色期待,优化县委书记成长场域,构建成长机制,塑造符合新常态角色期待的县委书记成长角色,从而形成县委书记健康成长的常态化。
鹿斌[9]（2018）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指向,它在不断定义自身的“特殊性”的同时,也在时时刻刻地形塑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色。由此,新型城镇化烘托起了当下转型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而作为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关键举措,社会治理创新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既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社会治理创新发生了“历史性的耦合”,那么,这不仅使现阶段的社会改革趋于丰富多彩、波澜壮阔,而且也强烈地引发着我们的深深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展开的前提是“创新什么”?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大致集中于两个维度:要么停留于具体的微观研究,着笔于对社会治理创新之细节的描绘;要么追求宏大叙事,强调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展现。也就是说,这一研究恰恰缺失在中观层次上的关注,进而难以打通宏观和微观之间的研究理路。因此,本文试图从对“结构”的框定与研析入手来开辟一种中观视野,以弥补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的缺憾。在摆明了这一具有基础性的问题之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的牵扯出“怎样创新”的题域。对此,我们固然可以沿着常规的学术进路从制度、机制、体制等方面入手。但本文认为,既然是在新型城镇化这一具有“特色”并也在构建“特色”的背景中进行,那么,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就不是从相关理论中的臆想,而是从社会及其结构中予以体悟。当然,这一“事实”维度下的思考,既需要从当下社会中发现,发现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需要从过去社会中梳理,梳理历史变迁中的印记和变化。在这些具有铺陈性的研究之后,对社会治理结构研究的主体脉络是遵循着“解构——建构”之路径。本文首先将社会治理结构分解为四个子结构。一是话语结构。话语之中隐匿着丰富而深刻地关系内容,尤其是形成话语的交流过程更是构成治理过程中关系结构的实质;二是主体结构。包括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形成了一种以协商合作、互动有序为内容的新型主体关系;三是权力结构。要从权力结构中发现权力,并为此提出了“权力集”的概念,即以权力主体为划分依据所形成的一种能力集合及彼此关系;四是法制结构。主要包括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多样性规则的关系整理过程,后者则要从法制运行过程中予以体察。当然,这些分解出来的子结构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统一的有机体。所谓独立,体现的是每一个结构既能够在理论上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域而存在,也能够在实践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治理场域而运行,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而所谓统一,是指这些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以话语结构为指引、以主体结构为载体、以权力结构为依托、以法制结构为保障,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结构的整体样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站在中观的维度上,以结构创新来贯通宏观设计与微观修缮,从而保障改革创新的深度和广度。而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则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也就是说,它不是某一领域的简单改良,也不是在整体上的模糊设计,而是要兼顾整体与个体、宏观和微观、全部和局部的全方面、多层次、系统性的改革。
窦立春[10]（2016）在《身份的伦理认同》文中指出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加剧了身份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使身份深陷“多元化”与“碎片化”困境,产生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等问题。伦理认同不仅给焦虑的身份以安全感、实体感与家园感,还可以为身份确证提供价值框架与道德方向。身份的伦理认同就是通过伦理的力量建构身份的“单一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同一性,即“身份”与其所从属的公共本质之间的同一性。伦理学视角下,身份的公共本质是指身份所从属的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伦理关系体系,“身份”只有在与其公共本质即伦理关系体系的同一性建构中才能确证伦理合理性。在实践中,这些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人伦关系体系以伦理实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伦理实体既是客观的伦理关系体系,又是具有普遍性的现实精神,伦理实体成为身份确证的精神家园。依循人类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个体发生史相一致的原则,伦理认同依次经历了始源于原初部族、家庭之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认同阶段;基于市场、市民社会“利益博弈战场”之异化认同阶段;回归国家作为伦理实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复归阶段;最后在“类”本质和生态共同体这一平台中实现了生态拓展。伦理实体经由“家庭—社会—国家—生态”的提升过程,分别对应的伦理关系体系是“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及其共体精神的塑造过程,建构的身份分别为:家庭成员身份—市民身份—国家公民身份—生态公民身份。具体而言,作为家庭成员,其身份的伦理合理性在于:家庭成员的行为以整个家庭为出发点和目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理认同是自然的、直接的认同,家庭是身份获取伦理认同的家园。市民身份的伦理合理性在于:通过契约关系在利益博弈的战场上建构“冲动力的合理体系”,契约、法律为市民身份的确证提供形式合理性。公民身份的合理性确证与国家的伦理性相统一,权力的公共性和财富的普遍性是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的重要因素,国家的伦理性在于实现公民的特殊需求与普遍需求的同一,公民对国家的伦理认同通过公民的爱国心体现出来。生态公民身份需要在整个生态共同体的稳定与和谐中被确证。本质上,伦理认同过程就是诸多身份与其所从属的伦理共同体建构同一性的过程。从伦理道德同一的视角看,就是“伦理—道德”一体性的过程,是“伦—理—道—德”的合一过程,具开为“居伦—由理—明道—成德”的过程。即现实世界中的诸多“身份”需要在客观的伦理关系体系中通过对人伦规律的把握和人德规范的遵守得以确证。依此理路,文章从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释。导论部分从现代与后现代“原子式”个体的抽象性与实体观念消解这一伦理困境切入,分析个体与实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个体与实体分离后的“独立”与“失依”、“个体自由”与“伦理认同”的对立、个体理性的张扬与实体精神的缺失等伦理难题,探寻建构个体与实体同一性的伦理路径。第一章对基本概念进行阐释,从伦理学视域对“身份”、“认同”进行解读,对“伦理认同”概念进行阐释。第二章围绕伦理认同的框架、方式、过程、使命等问题展开探讨,指出伦理认同是身份确证的价值基础,为身份确证提供了价值框架和道德方向。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从家庭—社会—国家等三个层面论述自然认同—异化认同—认同的辩证回归及其历程。即在家庭中,建构基于血缘和伦理性的爱为基础的生命共同体和家庭伦理精神;在社会中,建构基于“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利益共同体和组织伦理精神;在国家层面,通过财富普遍性和权力公共性的确证使国家成为伦理实体,弘扬民族精神,培育爱国心。第六章通过伦理认同的生态拓展,在整个生态共同体的稳定与和谐中确证身份的价值合理性。本研究的伦理使命,在宏观视角,建构外在生活秩序、凸显实体之伦理精神;在微观视角,关注内在生命秩序、提升个体德性,培育主体精神。由此,实现伦理实体与道德主体、实体精神与主体精神的相互承认。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方法、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样本选择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才能 |
| 2.1.1 企业家 |
| 2.1.2 企业家才能 |
| 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 2.2.1 农业企业家 |
| 2.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 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2.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基本特征 |
| 2.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 2.4.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 |
| 2.4.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 2.4.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 |
| 2.5 简要的研究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企业家 |
| 3.1.2 企业家才能 |
| 3.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3.2 企业家才能理论 |
| 3.2.1 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 |
| 3.2.2 创新理论 |
| 3.2.3 人力资本理论 |
| 3.3 企业理论 |
| 3.3.1 分工理论 |
| 3.3.2 生产函数理论 |
| 3.3.3 契约理论 |
| 3.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
| 3.4.1 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子 |
| 3.4.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 3.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历史回顾 |
| 4.1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 4.1.1 1949年到1978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 4.1.2 1978年至20世纪末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 4.1.3 21世纪初至今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 4.2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变迁 |
| 4.2.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变迁 |
| 4.2.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变迁 |
| 4.2.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变迁 |
| 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 4.3.1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 4.3.2 企业家才能的异质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 4.3.3 企业家才能的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研究 |
| 5.1 案例介绍 |
| 5.2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关系的阐释 |
| 5.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家庭农场发展 |
| 5.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家庭农场发展 |
| 5.3 经营绩效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案例研究 |
| 6.1 案例介绍 |
| 6.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关系的阐释 |
| 6.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 6.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 6.3 经营绩效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典型案例研究 |
| 7.1 案例介绍 |
| 7.2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关系的阐释 |
| 7.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业企业发展 |
| 7.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业企业发展 |
| 7.3 经营绩效 |
| 7.4 本章小结 |
| 7.5 三个案例讨论 |
| 第8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江苏扬州数据检验 |
| 8.1 理论基础 |
| 8.1.1 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的认识 |
| 8.1.2 关于企业家才能指标的研究现状 |
| 8.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 |
| 8.2 数据来源与检验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信度效度检验 |
| 8.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1 企业家才能素质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 8.3.2 企业家才能能力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 8.3.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绩效的差异性分析 |
| 8.3.4 讨论 |
| 8.4 实证分析 |
| 8.4.1 变量选择与含义 |
| 8.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研究结论 |
| 9.1 讨论与结论 |
| 9.2 理论贡献 |
| 9.3 政策建议 |
| 9.4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框架 |
| 五、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阐释 |
| (一)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二)政府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三)政府信用的特征 |
| (四)政府信用的变迁 |
| (五)政府失信的原因与影响 |
| (六)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
| (二)公共行政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新制度主义理论 |
| 三、论文分析框架 |
| (一)现代社会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制度信用 |
| (二)制度信用的影响因素: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 |
| 第二章 政府信用的影响因素 |
| 一、价值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价值诉求 |
| (二)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务:政府信用生成价值诉求的公共性转向 |
| (三)价值因素的构成 |
| 二、绩效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绩效基础 |
| (二)绩效因素的构成 |
| (三)绩效因素结构变化的历时态考查 |
| 三、制度运行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制度运行保障 |
| (二)制度运行因素的构成 |
| 第三章 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二、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四、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比较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五、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的现状审视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总体状况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央高地低”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 |
| (一)行政价值缺失的表现 |
| (二)政府绩效供给不足的表现 |
| (三)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的表现 |
| 三、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情境考察 |
| (一)制度情境 |
| (二)社会情境 |
| (三)文化情境 |
| (四)媒介情境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以行政价值实现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平正义性 |
| (二)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共利益性 |
| (三)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民主参与性 |
| (四)行政价值实现要提高行政伦理水平 |
| 二、以政府绩效有效供给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加快效能政府建设 |
| (二)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强化社会绩效供给 |
| (三)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科学的政绩观与绩效评估体系 |
| 三、以制度有效运行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以法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二)以责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三)以公开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四)以政策高效执行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五)以治理现代化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贿赂相关定义 |
| 1.2.1 贿赂的概念 |
| 1.2.2 贿赂的类型 |
| 1.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腐败研究的多元视角分析 |
| 1.3.2 腐败领域中的贿赂研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意义和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制度-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
| 2.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 |
| 2.1.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脉络 |
| 2.1.2 理论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基础 |
| 2.1.3 中国情境下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 |
| 2.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理论框架构建 |
| 2.2.1 制度的内涵 |
| 2.2.2 制度与行为的关系 |
| 2.2.3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行为”分析框架 |
| 2.3 正式制度:“强激励”与“弱约束”的制度设计 |
| 2.3.1 “强激励”制度设计 |
| 2.3.2 “弱约束”制度设计 |
| 2.4 非正式制度:人情社会的人情规范 |
| 2.4.1 关系基础:差序格局与社会关系 |
| 2.4.2 互动法则:负债感与互惠原则 |
| 2.4.3 行为策略:礼物、宴请与贿赂 |
| 2.5 有限理性的行动者及其偏好 |
| 2.5.1 行贿者:逐利避害 |
| 2.5.2 受贿者:稳中求进 |
| 2.5.3 监管者:明哲保身 |
| 2.6 本文小结 |
| 第3章 贿赂发生的综合机制:贿赂围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方法 |
| 3.1.2 案例选择 |
| 3.2 扎根理论模型建构 |
| 3.2.1 开放性编码 |
| 3.2.2 主轴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饱和度检验 |
| 3.3 贿赂围场模型检验 |
| 3.3.1 官员自由裁量权 |
| 3.3.2 贿赂方式 |
| 3.3.3 人情文化 |
| 3.3.4 制度因素 |
| 3.4 贿赂围场的形成逻辑 |
| 3.5 本文小结 |
| 第4章 贿赂发生的利益驱动:参与者的博弈 |
| 4.1 两两参与的静态博弈模型 |
| 4.1.1 前提假设 |
| 4.1.2 行贿者与官员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1.3 监管方与行贿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1.4 监管方与官员之间的博弈分析 |
| 4.2 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分析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模型构建与分析 |
| 4.2.3 略为调整的博弈模型 |
| 4.3 几种现实存在的典型博弈分析 |
| 4.3.1 人情规范与正式制度的博弈 |
| 4.3.2 行贿者豁免制度分析 |
| 4.3.3 监管者激励分析 |
| 4.4 本文小结 |
| 第5章 贿赂发生的关系运用:关系网络演化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研究指标 |
| 5.1.3 案例选择 |
| 5.2 概念界定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整体网络分析 |
| 5.3.2 网络的总体特征 |
| 5.3.3 网络中心性 |
| 5.3.4 结构洞分析 |
| 5.4 贿赂关系网络演化: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 |
| 5.5 本文小结 |
| 第6章 贿赂发生的制度失灵:群体性贿赂 |
| 6.1 案例选择 |
| 6.2 行动者及其理性行为驱动 |
| 6.1.1 行贿者 |
| 6.1.2 受贿者 |
| 6.1.3 监管者 |
| 6.3 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分析 |
| 6.3.1 推荐环节 |
| 6.3.2 考察环节 |
| 6.3.3 表决与公示环节 |
| 6.4 群体性贿赂的发生逻辑 |
| 6.4.1 选拔过程中的制度失灵 |
| 6.4.2 监督过程中的制度失灵 |
| 6.4.3 制度失灵下的非理性行为选择 |
| 6.5 本文小结 |
| 第7章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贿赂治理建议 |
| 7.1 贿赂治理的理论分析 |
| 7.2 构建有利于减少贿赂的制度环境 |
| 7.2.1 加大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 |
| 7.2.2 健全相关贿赂立法,提高贿赂成本 |
| 7.2.3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适应现实需求 |
| 7.3 推动制度创新,压缩贿赂生存空间 |
| 7.3.1 建立完善的巡视制度 |
| 7.3.2 构建廉政评估考核体系 |
| 7.3.3 设立第三方监管平台 |
| 7.4 重视人情规范的影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
| 7.4.1 树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 |
| 7.4.2 培养人民群众的廉政意识 |
| 7.4.3 创造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8.3 对贿赂复杂性的再分析 |
| 8.3.1 转型期环境造成了制度的滞后与缺陷 |
| 8.3.2 社会关系人情化锐化了利益矛盾 |
| 8.3.3 双重委托-代理模式异化行动者偏好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巨野案件资料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 |
| 2.1.2 环境治理中各主体的参与现状研究 |
| 2.1.3 我国现行环境治理模式概述 |
| 2.1.4 研究现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多元治理理论 |
| 2.2.2 协同治理理论 |
| 2.2.3 霍恩—米特模型 |
| 3.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现状、问题及成因 |
| 3.1 我国环保政策中关于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概述(2013-2018) |
| 3.1.1 主体方面——从二元到多元参与趋势 |
| 3.1.2 治理手段——从行政命令为主到多种方式并存 |
| 3.1.3 治理理念——从管制、管理到治理 |
| 3.2 多元主体参与的静态分析:职能与角色 |
| 3.2.1 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职能分析 |
| 3.2.2 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角色问题分析 |
| 3.3 多元主体政策过程的协同动态分析——基于霍恩—米特模型 |
| 3.3.1 政策目标与执行标准 |
| 3.3.2 政策资源配置 |
| 3.3.3 执行手段和方式 |
| 3.3.4 执行机构的特性 |
| 3.3.5 执行者的价值取向 |
| 3.4 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成因分析 |
| 3.4.1 制度供给方面——需求表达与利益分享机制不畅通 |
| 3.4.2 制度实施方面——缺乏合作共赢意识 |
| 4.国外环境治理模式比较研究及经验启示 |
| 4.1 美国环境治理模式 |
| 4.1.1 美国环境治理中的多元参与机制 |
| 4.1.2 美国环境治理策略 |
| 4.2 英国环境治理模式 |
| 4.2.1 英国环境治理中的多元参与机制 |
| 4.2.2 英国环境治理策略 |
| 4.3 日本环境治理模式与经验启示 |
| 4.3.1 日本环境治理中的多元参与机制 |
| 4.3.2 日本环境治理策略 |
| 4.4 借鉴与启示 |
| 5.对策及建议 |
| 5.1 环境治理公共政策多元主体参与模型 |
| 5.1.1 明确多元主体环境治理参与任务 |
| 5.1.2 完善多元主体环境治理协同治理网络 |
| 5.2 环境公共政策多元协同的动态实现路径 |
| 5.2.1 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制度供给 |
| 5.2.2 多元协同的环境治理实施环节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预设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预设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基本界定：县委书记成长相关问题解析 |
| 第一节 县委书记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县委书记职位界定与特殊定位 |
| (一)县委书记的职位界定 |
| (二)县委书记的特殊定位 |
| 二、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相关概念 |
| (一)新常态界定 |
| (二)“成长”相关界定 |
| (三)县委书记成长的主客观因素 |
| 第二节 县委书记成长机理分析 |
| 一、成长机理的构成要素之一：成长场域 |
| 二、成长机理的构成要素之二：成长机制 |
| 三、成长机理的构成要素之三：成长角色 |
| 第三节 县委书记成长内外规定性 |
| 一、县委书记成长角色载体：公共权力内在属性 |
| 二、县委书记成长角色期待：“四种人”角色 |
| (一)政治角色明白人 |
| (二)改革发展开路人 |
| (三)人民群众贴心人 |
| (四)领导班子带头人 |
| 第二章 理论阐释：县委书记成长机理与要素变迁 |
| 第一节 县委书记成长场域分析 |
| 一、县委书记成长场域要素互动作用 |
| (一)结构要素与县委书记成长互动作用 |
| (二)制度要素与县委书记成长互动作用 |
| (三)符号系统与县委书记成长互动作用 |
| 二、县委书记成长场域要素变迁过程 |
| (一)县域场域内结构要素变迁 |
| (二)县域场域内关系要素变迁 |
| (三)县域场域内文化要素变迁 |
| 第二节 县委书记成长机制分析 |
| 一、县委书记成长机制构件互动作用 |
| (一)成长机制构件对县委书记的影响作用 |
| (二)县委书记对成长机制构件的能动作用 |
| 二、县委书记成长机制构件变迁分析 |
| (一)县委书记成长机制变迁历史背景 |
| (二)县委书记成长机制变迁过程分析 |
| 第三节 县委书记成长角色分析 |
| 一、县委书记成长角色塑造作用过程 |
| (一)县委书记政治社会化 |
| (二)县委书记角色社会化 |
| 二、县委书记成长角色塑造变迁历程 |
| (一)县委书记角色塑造指导原则变迁分析 |
| (二)县委书记角色塑造基本逻辑转型变迁：人伦性—结果性—正当性 |
| (三)县委书记角色塑造优秀典型阶段揭示 |
| 第三章 现状考察：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素与潜在风险 |
| 第一节 数据统计：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素与状况考察 |
| 一、成长场域要素现状考察与影响分析 |
| (一)县域场域现状考察与影响分析 |
| (二)工作场域现状考察与影响分析 |
| (三)生活场域现状考察与影响分析 |
| 二、成长机制构件现状考察与影响分析 |
| (一)县委书记成长促进机制现状考察与影响分析 |
| (二)县委书记成长保障机制现状考察与影响分析 |
| 三、成长角色扮演现状考察与影响分析 |
| (一)价值层面考察与分析 |
| (二)人格层面考察与分析 |
| (三)心态层面考察与分析 |
| (四)压力层面考察与分析 |
| (五)作风层面考察与分析 |
| (六)能力层面考察与分析 |
| 第二节 考察分析：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潜在风险 |
| 一、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价值扭曲风险 |
| (一)宗旨观弱化风险 |
| (二)政绩观扭曲风险 |
| (三)责任观缺位风险 |
| (四)地位观错位风险 |
| 二、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人格异化风险 |
| (一)悖德型人格倾向 |
| (二)权力型人格倾向 |
| (三)经济型人格倾向 |
| (四)依附型人格倾向 |
| 三、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心态失衡风险 |
| (一)贪欲心态潜在风险 |
| (二)补偿心态潜在风险 |
| (三)侥幸心态潜在风险 |
| (四)消极心态潜在风险 |
| 四、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压力状态风险 |
| (一)职责压力 |
| (二)关系压力 |
| (三)生活压力 |
| (四)晋升压力 |
| 五、新常态县委书记作风方面潜在风险 |
| (一)思想观念问题 |
| (二)不良学风问题 |
| (三)不良工作作风 |
| (四)不良生活作风 |
| 六、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能力挑战风险 |
| (一)县域转型挑战 |
| (二)县域改革挑战 |
| (三)县域发展挑战 |
| (四)县域治理挑战 |
| 第四章 原因分析：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风险形成潜在诱发因素 |
| 第一节 成长场域：风险形成潜在客观诱发因素分析 |
| 一、县域场域潜在诱发成长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一)结构层面：潜在诱发县委书记负面心理因素分析 |
| (二)关系层面：潜在诱发县委书记行为偏差因素分析 |
| (三)文化层面：潜在诱发县委书记成长异化因素分析 |
| 二、工作场域潜在诱发成长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一)结构层面：“一把手”权力大与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 |
| (二)关系层面：党政关系问题、潜在依附关系与人情功利化 |
| (三)生态层面：不良政治文化与“带病提拔”用人导向弊端 |
| 三、生活场域潜在诱发成长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一)社交场域：生活圈子与交往关系 |
| (二)家庭场域：家庭结构与家风家教 |
| 第二节 成长机制：风险形成潜在动态诱发因素分析 |
| 一、成长促进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一)考核评价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二)薪酬保障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三)教育培训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四)保护防范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二、成长保障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一)制衡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二)监督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
| (三)问责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因素分析 |
| (四)惩戒机制潜在诱发风险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成长角色：风险形成潜在主体诱发因素分析 |
| 一、利益冲突：成长行为困境 |
| (一)整体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 |
| (二)县域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 |
| (三)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冲突 |
| 二、责任冲突：成长角色困境 |
| (一)公共角色与私人角色冲突 |
| (二)领导角色与下属角色矛盾 |
| (三)家庭角色与单位角色冲突 |
| 三、价值冲突：成长伦理困境 |
| (一)主体：公共性与个体性 |
| (二)内容：权利义务非均衡 |
| (三)程序：自由与限制的价值困境 |
| (四)目标：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冲突 |
| 第五章 场域优化：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的资源保障 |
| 第一节 优化县委书记成长县域场域 |
| 一、结构层面优化：良好政治制度形成的基础保障 |
| (一)遵循正确价值取向,塑造良好县域政治生态 |
| (二)优化县域治理结构,实现县域协同治理格局 |
| (三)转型县域治理模式,破除传统治理模式弊端 |
| 二、关系层面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养成的基础条件 |
| (一)协调县域百姓利益 |
| (二)有效密切党群关系 |
| (三)构建良性官商关系 |
| 三、文化层面建设：健康社会价值政治意识培养的基本要素 |
| (一)精神培育：滋养政治文化发育的根基 |
| (二)经济条件：促进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 |
| (三)制度供给：实现政治文化转型的保障 |
| 第二节 优化县委书记成长工作场域 |
| 一、完善与良好单位政治场域对应的体制改革 |
| (一)改进系统：优化县委常委整体能力结构 |
| (二)完善机制：完善县级政治体制运行机制 |
| 二、构建与良好单位政治场域融洽的工作关系 |
| (一)协调县级权力机关之间工作关系 |
| (二)和谐县级单位机关内部工作关系 |
| 三、净化与良好单位政治场域融洽的政治生态 |
|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 (二)形成科学用人导向 |
| (三)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四)净化政治生态外部“气候环境” |
| 第三节 优化县委书记成长生活场域 |
| 一、社交场域优化：生活作风建设 |
| (一)环境优化：营造健康生活场域人情氛围 |
| (二)制度体系：完善规范生活行为配套制度 |
| 二、家庭场域优化：家风家教培育 |
| (一)培育廉洁家风促县委书记健康成长 |
| (二)引入外部措施对家庭领域实施监督 |
| 第六章 机制健全：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基础 |
| 第一节 健全县委书记成长促进机制 |
| 一、考核评价：为县委书记成长提供原则遵循 |
| (一)考核评价理念科学化 |
| (二)考核评价内容全方位 |
| (三)考核评价方式多样化 |
| 二、激励模型：为县委书记成长提供需求满足 |
| (一)薪酬激励保障 |
| (二)精神激励保障 |
| (三)特殊激励保障 |
| 三、教育培训：为县委书记成长提供能力资本 |
| (一)创新教育培训理念 |
| (二)优化教育培训体系 |
| (三)完善教育培训管理 |
| (四)健全教育培训机制 |
| 四、保护防范：为县委书记成长提供心理支持 |
| (一)谈话沟通机制 |
| (二)心理调适机制 |
| (三)容错纠错机制 |
| 第二节 健全县委书记成长保障机制 |
| 一、权力制约机制：防范县委书记成长风险 |
| (一)科学配权：理顺权力关系,有效限制权力 |
| (二)适度分权：规范权力运行,科学制衡权力 |
| 二、行为监督机制：规范县委书记角色扮演 |
| (一)实现监督体系构建立体化 |
| (二)确保监督运行机制科学化 |
| (三)保证监督配套措施完备化 |
| 三、义务问责机制：保障县委书记合理履职 |
| (一)塑造道德型人格,突破“问谁之责”困境 |
| (二)培育参与精神,弥合“谁来问责”分歧 |
| (三)制度伦理建设,化解“如何问责”难题 |
| 四、违规惩戒机制：规避县委书记成长异化 |
| (一)完善惩戒各项流程 |
| (二)优化惩戒运行机制 |
| (三)创新惩戒方式方法 |
| 第七章 角色塑造：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的目标指向 |
| 第一节 角色塑造原则：县委书记成长基本遵循 |
| 一、角色培养的基本原则 |
| (一)组织培养与自我养成相结合 |
| (二)思想培育与制度约束相结合 |
| 二、角色养成的基本原则 |
| (一)场域优化与个体养成相结合 |
| (二)角色期待与个体发展相结合 |
| (三)角色认知与角色践行相结合 |
| 第二节 角色塑造路径：县委书记成长资源累积 |
| 一、价值培育：科学驾驭权力资源 |
| (一)正确看待利益观 |
| (二)树立正确事业观 |
| 二、心智养成：有效开发心理资本 |
| (一)心智模式转型方略 |
| (二)自我心理调控策略 |
| 三、人格发育：合理处理关系资源 |
| (一)理想人格塑造维度 |
| (二)理想人格塑造策略 |
| 四、思维养成：科学运用领导方式 |
| (一)养成战略思维方式 |
| (二)养成辩证思维方式 |
| (三)养成系统思维方式 |
| (四)养成创新思维方式 |
| (五)养成法治思维方式 |
| (六)养成底线思维方式 |
| (七)养成历史思维方式 |
| 五、能力提升：不断积累人力资本 |
| (一)能力要求：县委书记成长基本要素 |
| (二)自我提升：有效运用能力养成策略 |
| 第三节 角色养成机制：县委书记成长有效策略 |
| 一、角色养成系统构建：优化主客体互动机制 |
| (一)县委书记角色养成系统建构的基本保障 |
| (二)县委书记角色养成系统主客体互动机制 |
| 二、角色养成策略分析：有效强化成长能动性自觉 |
| (一)找准角色定位,提升角色稳定性 |
| (二)把握角色风格,增强角色识别度 |
| (三)划出角色坐标,强化角色责任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1995年“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后期16人晋升的核心指标 |
| 附录2：1995年“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成长趋势图 |
| 附表3：1995年“百名优秀县委书记”晋升核心指标 |
| 附录4：2015年“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基本信息统计表 |
| 附录5：2015年“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晋升各职级年龄趋势图 |
| 附录6：2015年“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晋升核心指标 |
| 附表7：县委书记成长影响因子分析类目与编码关键要素 |
| 附录8：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状况访谈提纲 |
| 附录9：新常态县委书记成长状况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及评价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及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社会治理结构创新：一个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分析框架的基点：相关概念解读 |
| 一、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二、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结构 |
| 三、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结构的互动 |
| 第二节 分析框架的支点：理论基础分析 |
| 一、治理理论 |
| 二、系统理论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重点：社会治理结构搭建 |
| 一、社会治理结构逻辑起点的嬗变 |
| 二、社会治理结构的要素及其关系 |
| 三、社会治理结构现代性样态形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型城镇化对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的影响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为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带来的机遇 |
| 一、主体共在塑构力量场域 |
| 二、关系调整带动结构升级 |
| 三、生活具象召引治理下沉 |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为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带来的挑战 |
| 一、人口流动加剧群体仿替 |
| 二、需求增长僭越治理承载 |
| 三、利益生产引致行为离散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历史演变与现实境况：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困境与成因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回眸与沉思 |
| 一、社会治理结构的古典印记 |
| 二、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的形式及评说 |
| 三、当下的沉思：改革持续亦或停止 |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结构困境的现时图景 |
| 一、话语：传统话语残余与现代话语萌发的交叠 |
| 二、主体：强势主体根固与新兴力量挣脱的拮抗 |
| 三、权力：纵向权力结构与横向权力网络的冲突 |
| 四、法制：结构形式理性与结构实质理性的纠葛 |
| 第三节 社会治理结构困境的生成机理 |
| 一、理性深固是困境产生的主观因素 |
| 二、角色紊乱是困境产生的客观因素 |
| 三、协同惰性是困境产生的内部因素 |
| 四、制度梗阻是困境产生的外部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话语结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表达体系 |
| 第一节 话语结构的认识与描述 |
| 一、话语结构：发现关系并由此出发 |
| 二、话语结构的功能：结构功能主义下的论说 |
| 三、话语结构的嬗变：在城镇化走向新型城镇化中 |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话语结构的互动性展开 |
| 一、结构剖解：相互承认的话语 |
| 二、话语衔接：互动中的信任 |
| 三、主体关系：言说者与听说者 |
| 第三节 构筑新型话语体系的结构性叙事 |
| 一、议题判定：寻找公共话语 |
| 二、表达渠道：从权宜性到制度化 |
| 三、场域设定：在正式场合之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主体结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多元耦合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确认 |
| 一、地方党委 |
| 二、地方政府 |
| 三、社会组织 |
| 四、社会公众 |
| 第二节 主体结构审视 |
| 一、规范依据：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考量 |
| 二、事实迁移：在治理结构进化中对比 |
| 三、在规范与事实间构筑新型主体结构 |
| 第三节 多元主体在场的隐忧 |
| 一、多中心=混乱？ |
| 二、两难困境的呈现 |
| 三、社会自主性扩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权力结构：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均衡分配 |
| 第一节 定义权力的问题：从结构中发现权力 |
| 一、基础概念：对权力的界定 |
| 二、权力关系：不可化约的核心题域 |
| 三、结构叙事：被隐藏的规则及功能 |
| 第二节 权力结构描述：历史钩沉与现代转向 |
| 一、集权与分权：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
| 二、打破激进：均衡性与倾向性的兼顾 |
| 三、设计的前奏：理解权力结构创新的要义 |
| 第三节 结构重组：互动链中的现代设计 |
| 一、权力结构样态：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考察 |
| 二、权力结构创新：关于权力集的刍议 |
| 三、权力结构规范：在创新中走向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法制结构：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有效保障 |
| 第一节 静态的结构：在多样性规则中整理 |
| 一、演变过程中的统一：对法制结构的整体描述 |
| 二、统一下的多元：地方层面上的法制结构特征 |
| 三、客观存在的僭越：自主性空间中的规则生产 |
| 第二节 动态的结构：在运行过程中观察 |
| 一、立法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分析 |
| 二、执法过程中多重关系的研析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构架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 |
| 第一节 “身份”“认同”的伦理意蕴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诠释 |
| 一、何种“身份”? |
| 二、何谓“认同”? |
| 三、伦理认同 |
| 第二章 伦理认同的框架、方式、过程与使命 |
| 第一节 认同的框架 |
| 一、“框架”的消解 |
| 二、认同的框架:伦理实体 |
| 第二节 认同的方式:伦理精神 |
| 第三节 认同的过程:“居伦—由理—明道—成德” |
| 第四节 认同的使命 |
| 一、建构伦理实体 |
| 二、培育道德主体 |
| 三、伦理实体与道德主体“预定的和谐” |
| 第三章 身份认同的伦理始点 |
| 第一节 认同的伦理家园 |
| 一、人类从实体中诞生 |
| 二、个体对母体的认同 |
| 第二节 实体认同的直接形态 |
| 一、男人与女人 |
| 二、家庭之伦理胎记 |
| 第三节 家庭同一性的祛魅与附魅 |
| 一、家庭同一性的祛魅 |
| 二、同一性式微的伦理本质 |
| 三、家庭同一性的附魅 |
| 第四章 市民社会中伦理认同的异化 |
| 第一节 认同异化的伦理根源 |
| 第二节 认同异化的理论形态 |
| 一、财富普遍性之伦理异化 |
| 二、权力公共性之伦理异化 |
| 三、双重遮蔽与双重异化 |
| 第三节 认同异化的现实形态 |
| 一、经济领域:企业家身份的伦理认同 |
| 二、政治领域:公务员身份的伦理认同 |
| 三、文化领域:知识分子身份的遮蔽与觉醒 |
| 第五章 伦理认同的辩证复归 |
| 第一节 公民对国家的伦理认同 |
| 一、“公民身份”概念的伦理学阐释 |
| 二、伦理认同的逻辑前提 |
| 三、伦理认同的实现方式 |
| 第二节 转型期的个案—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伦理认同 |
| 一、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身份 |
| 二、“边缘人”的精神断裂 |
| 三、伦理认同与精神援助 |
| 第六章 伦理认同的生态拓展 |
| 第一节 伦理认同的实体:生态共同体 |
| 一、生态共同体何以成为伦理实体? |
| 二、“从生态共同体出发”的伦理认同 |
| 第二节 生态公民的伦理精神 |
| 一、生态公民的伦理追求:共善 |
| 二、生态公民何以内蕴伦理精神? |
| 三、如何培育生态公民的伦理精神? |
| 第三节 生态公民对“生态共同体”的伦理认同 |
| 结语:伦理认同的力量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