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志[1]（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赖祖龙[2]（2021）在《海昏竹书《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昏侯墓出土180余枚《易》竹简,本文对其进行了全面释读,并与李零先生释读版进行了比较研究,纠正了李零先生的七处错误释读;辨识了两处模糊简文,与李零先生商榷;根据上下文内容,新释读了七处模糊简文。每枚竹简的内容由符号、说卦、彖、上下经、吉凶断辞五部分组成,这种体例与其他出土的简帛《周易》有着较大的差别。本文通过文本研究指出,海昏竹书《易》有六个“最”。一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用后世通行的阴阳符号书写卦符的文献;二是迄今为止能够确定的最早在六十四卦下标注上下卦卦名的文献;三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用“屯（纯）”字表示“八纯卦”的文献;四是迄今为止最早出土“彖”文的文献,其彖文所涉六十四卦配合干支情况与清华简《筮法》传承系列既相联系,又有较大差异;五是迄今为止出土材料中最早的上下经卦序与今本《周易》卦序完全相同的文献,证明今本《周易》古经卦序很早就存在,今本《周易》渊源有自;六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在同一处考古地点中同时出土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和帛书《周易》八卦卦序的文献,对研究今本卦序与帛书卦序的关系与传承有较大价值。此外,海昏竹书《易》的卦名也颇具特色,如今本乾作“建”、坤作“川”、坎作“臽”、离作“（?）”、震作“晨”、艮作“根”、巽作“筭”、兑作“说”、否作“负”等,与已经发现的其他《易》文本既有一定的交叉关系,又不完全相同,对研究《易》文文本的传承与演变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简文研究,揭示了海昏竹书《易》中的四方配六十四卦规律、六十甲子配六十四卦规律,复原了时空卦气图。本文根据简文中的四方、四季（孟仲季）、四维方位卦等复原了海昏竹书《易》的时空框架,探讨了流淌其中、消长盈虚的卦气思想。作者通过比较海昏竹书《易》与上海楚简《周易》、清华简《筮法》、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的异同,较深入地探讨了海昏竹书《易》的卦气思想和文本性质,揭示了海昏竹书《易》与上述文献的内在关系,指出海昏竹书《易》通篇饱含我国早期的卦气思想,是我国早期卦气研究的重要文献。海昏竹书《易》试图通过四方、四维方位卦、四季（分孟仲季）来建构一个完整的时空体系,并将六十四卦纳入到四方、四季中,又将六十甲子纳入到六十四卦中,形成一个完备的“时空”、“宇宙”体系,与《易纬·稽览图》“甲子卦气起中孚”不一样的是,海昏竹书《易》“癸亥卦气终中孚,甲子卦气起于剥”,其卦气思想的发展状态上承战国晚期、秦汉之际,下启孟喜、京房的卦气理论,似具有过渡性质。本文结合海昏侯刘贺的生平、师承关系,探讨了海昏竹书《易》的源流,结合敦煌汉简中的占筮案例和史料中的卦例,创造性地提出海昏竹书《易》是一种提纲挈领式的“纲要本”《易》,其卦画、说卦、《彖》、《周易上下经》、吉凶断辞均在一支竹简上列出,简明扼要,吉凶立判,如玩其占者,有该“纲要本”的《六十四卦》足矣,如需进一步研究其卦爻辞或卜辞,则可按图索骥,查阅《彖》、《周易上下经》等,并提出海昏竹书《易》有可能是和阜阳汉简《周易》一样的有明显易占倾向的《易》,只不过阜阳汉简《周易》倾向于民间占筮,海昏竹书《易》倾向于王公贵族、祭祀战争、边关要塞中占筮。最后作者总结了海昏竹书《易》的卦气思想和文献价值。
贝梦娟[3]（2021）在《甲骨文字考释提要（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甲骨文字形、字音、字义的探讨,历来诸家观点甚多,内容繁杂,成果显着,本文是关於甲骨文字考释相关文章的提要,力求将搜集到的各家观点按时间顺序,并以提要的形式集成工具书性质的文本,以便学者查阅。本文正文涉及的字头选自李宗焜编着的《甲骨文字编》,以方便检索字形。文章在正文之前将附上检索表,以方便读者检索使用。文章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的相关情况,包括研究现状及成果、本文开展的工作以及本文的意义。第二部分为文章的主体,将搜集整理到的不同学者对同一个甲骨文字考释的文章,按时间顺序以提要的形式概括各家的考释意见。
陈民镇[4]（2020）在《饶宗颐先生与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饶宗颐先生在甲骨学、简帛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其所倡导的"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对《礼》《易》《诗》《书》等经典多有探讨,尤其突出体现在《礼》《易》二经。在礼学研究方面,饶氏极爲重视"礼"之於中国文化的特殊意义,并批评"萨满主义"的误区。同时,饶氏致力於通过卜辞材料勾稽殷礼,追溯周礼之前的古礼嬗变轨迹。在易学研究方面,饶氏运用卜辞、简帛等出土材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有力推动了易学的研究。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材料,饶氏在世纪之交时提出了"新经学""新校雠学""文艺复兴"等命题,是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并研讨的。
顾王乐[5]（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陈圣鋆[6]（2020）在《设计学语境下的《诗经》解读》文中研究指明先秦时期,手工业生产在材料、工艺方面的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诗经》的内容反映出生产水平的提升,官作的各种技艺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且官作坊的经营、管理制度愈加细化。《诗经》时代的造物特点比较鲜明,其主要特征是传统中国手工业架构开始出现,细化下来则是各个门类齐头并进,各有突破;人造物系统中,受宗法礼制影响的“官作设计”与崇尚功能、注重人文关怀的“民物设计”的“二元分化”局势初露端倪。从设计学的角度解读《诗经》只是中国古代设计史研究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先秦设计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出于《诗经》在记录先秦社会现实的价值,这一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可以与其他设计经典文献和考古工作成果相互印证,以得出最符合先秦社会实际的设计面貌。本文以典籍《诗经》作为研究先秦设计的立脚点,因而在研究分析的时候,文献综合研究与田野考察并重,文字与实物需要对照论证。通过多样的文献检索,搜集与先秦时期手工艺相关的各种资料,对《诗经》与同时代的其他典籍中的设计现象、设计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先秦时期起主导作用的设计思想。同时分析《诗经》中出现的众多器物中的典型器物、典型的装饰方式等单列出来,逐个分析研究,分析先秦时期的审美取向,研究这些案例的变化特征。
王瑞[7]（2020）在《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共90篇,其中与《汉书·艺文志》相关的论文有57篇,与《晋书》五家《补志》相关的论文有7篇,与南北朝诸史《补志》及《隋书·经籍志》相关的论文有9篇,与《清史稿·艺文志》相关的论文有9篇,它们是民国期刊中史志目录论文的主体,占到总数的91.11%。根据着作类型的不同,可将这些论文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考证补撰类,二是论说类。二者数量之比约为3:7,即考证补撰类文章的数量较少,论说类文章的数量较多,这是由于论说文章更适宜在期刊上发表,而考证补撰成果更适宜以专着形式呈现。放眼民国时期史志目录研究成果的整体情况,期刊上的史志目录文章只占少数,史志目录研究成果仍多以专着形式呈现。不论是考证补撰类还是论说类,这些论文蕴含着新的学术萌芽,尤其是《汉书·艺文志》相关的论说文章,表现出了富有民国学术特点的中西创新融合的方法和内容。民国期刊中,与《汉书·艺文志》相关的考补类文章有14篇,它们继承了传统的考据学遗风,考据的重点内容在《汉书·艺文志》总序部分,重点关注总序中所涉及的学术史问题;与《汉书·艺文志》相关的论说文章有43篇,它们形式各异,内容上特别关注小说家、诸子略、诗赋略的相关问题,以及《汉书·艺文志》的成书、体例、分类与归类等目录学原则和方法上的问题。当然,考补类文章与论说类文章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存在部分文章兼涉二者。民国期刊所载《补晋书·艺文志》相关论文中,4篇为文廷式遗着《补晋书·艺文志》之节选,其余3篇为讨论《晋书》五家《补志》优劣问题的文章,其中王重民之作涉及到了一些目录学理论的重要基本问题。民国期刊所载南北朝补志及《隋书·经籍志》相关论文全为补撰之作及其序言,推动了清代以来的补志工作向更加严谨、完备的方向发展,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民国期刊所载《清史稿·艺文志》相关论文,包括纂修《清史》前后的讨论、补正、评价之作以及关于“清代着述志”的讨论。另外,王蘧常《商代艺文志初稿》为总结商代典籍之作,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补史艺文志,但自有特点和价值。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的突出成就在于南北朝补志编纂成果丰硕、进一步总结了目录学理论两个方面,表现出在研究领域和目录学理论与方法上对清人的超越。
李圣强[8]（2020）在《《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德治思想始于西周之前,殷商也并非无“德”之朝,但德治思想在周朝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天命从大邦殷到小邦周的转移,包括殷商遗民在内的天下臣民需要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否则,天下将不会稳定,政权将不会长久。周统治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思想,并将天命转移的枢纽系于“德”之上,即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地佑护统治者已有的政权,而是会依据统治者的“德”进行取舍转移,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统治者用“德”的兴废存亡解释了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周统治者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构建的核心因素。《周易》古经成书于殷周之际是当今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关于《周易》古经作者争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历代学者分析出的几位可能的作者均是治国者或参与国家治理者,而且都肯定周文王与《周易》有关。文王通过演易、编写卦爻辞和改革易筮系统,使掌握在殷人手中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渠道和权力转移到周人手中,新的易筮系统的使命就是要向天下宣传“天命更新”的原因和必然性,宣传不同于殷商的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转移思想,周人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与持久性的核心要素,而《周易》古经也因此成为了周初统治者为完成其克商、建国及治国理民之大业而宣传其治国思想的最理想的载体,《周易》古经也成为了周初统治者实践其德治思想的主要载体。尽管学界对《周易》古经是否涵有德治思想见解不一,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只是后人的解读,但《周易》古经成书的人文语境以及《周易》古经的性质可以提供足够的理由与证据证明《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而是在神秘的卜筮外衣之下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参与治国理民的王者之书。殷周之际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文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在人神关系中得以凸现,“人”在与“天”、“神”的相对关系中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周统治者所讲的“天命”是以“民心”为其内核的,《周易》古经所蕴涵的民本思想与周统治者所推崇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基,周人治国理政主体思想中的民本意识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多有体现:《中孚》卦、《革》卦等讲说了孚信于民的意识,《困》卦、《震》卦、《蒙》卦和《家人》卦等蕴涵了“小惩大诫,教民明耻”的意识,《损》卦、《益》卦等讲述了“损上益下,让利于民”的意识,《谦》卦、《比》卦、《临》卦等讲述了“履谦有终,亲比万民”的思想等等。《周易》古经成书于忧患多难之世,“是故其辞危”,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人文价值理想,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于《周易》古经之中。忧患意识,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危难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未来之发展当秉持的戒惧敬畏之心。初爻,位一卦六爻之下,事之始也,与二爻相比,又有不中、无为、不利出行之象,六十四卦初爻之辞对忧患意识体现的最多。处忧患多难之世,可以“潜龙勿用”,可以远难待时,虽不可妄动,但不能消极逃避,《周易》乃王者之书,其中蕴涵着建国者、治国者的理想与策略,《周易》告诫人们处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正如孔颖达所云:“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周易》古经中“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思想,在诸卦九五爻之爻辞和《乾》之卦爻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乾》卦六爻之时位更是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正心诚意、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处忧患之世之时,“潜龙勿用”、远难待时、谨慎思虑、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进德修业、德治天下才是统治者终极之目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树立并维护了西周时期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是当时治国理民的主要指导思想。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在《周易》卦爻辞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周易》古经德治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德配天”,在《周易》古经的视野之下,具有“以德配天”精神和视野的人,践行“以德配位”之精神,因循天道,恪守自然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以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境界。《周易》古经与《易传》均有丰富的德治思想,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周易》古经中的德治思想重在具体的德治行为,以德治之术为主,《易传》中的德治思想则以“道”为主,重在建立宏大的德治之大“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是《易传》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从帛书《易传》的记载不难看出,孔子对“祝卜”与“德义”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很明确的,孔子把人文性的“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与《周易》古经一样,民本思想同样也是《易传》德治思想的基础,《易传》认识到了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易传》认为重民、养民、保民、安民才能成就大业。《易传》认为民众应该受到敬畏,统治者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当限制王权、反身修德、损上益下、谦对万民、德主刑辅。《易传》把养贤视为效法天道的必然之举,养贤意义重大,它关系到国家管理是否成功。与《周易》古经相比《易传》的德治思想有了更为系统化的发展,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最终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易与天地准”,“穷理尽性以至于性命”,《易传》指导人们了解天道,使人的行为遵循天道的规范,以天地之大德为最高追求来规范与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德治思想所要遵循的最根本的依据,“天人合一”是《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德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其极强的实践性。春秋时期,在孔子眼中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探索治世救世之路,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儒家也希望找到有效之策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和恢复混乱的社会秩序。《易传》接续《周易》古经,继续讲忧患治国之道,《易传》视忧患意识为立国长久的重要政治智慧。只是《易传》的语言风格与《周易》古经己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孔子及其后学的使命感、紧迫感蕴涵在《易传》的德治思想之中,相对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德治思想的危而隐,《易传》德治思想的表达是直抒胸臆的,《易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卫国以德”的立国之策。西周王朝被儒家描绘为礼乐文明昌盛的理想时代,儒家以继承和弘扬周之礼乐文化为己任,对“天”的主宰亦即道德之义尤为关注,这在《易传》中更是深有体现。《易传》本着推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基本理论基础,研究与探索治邦安国之道、治乱兴衰的社会政治规律,而《易传》也反复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履践性如“成务”、“大业”、“吉凶”等,也就是《系辞传》所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实际上就是指易学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具体实践性,而且《易传》的实践性要求是高于儒家其他典籍之上的。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推行其以德治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虽各路诸侯无一真正信服与实践,虽然儒家德治思想、治国方略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真正实践于治国理民,但儒家对德治思想的探索使渊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更为完备与系统化,为西汉时儒家德治思想真正服务和实践于治国理民做好了坚实的准备。《易传》所构建的天人关系及对德治思想之探索为历代王朝之治国理政提供了与时俱进地的、因势乘变的理论上、思想上、哲学上的支持。汉代易学与《易传》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易传》是汉代易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的主流是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汉代易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出易学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极强实践性。易学既明天道又切人事,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了汉代新的统治秩序的构建。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形成,与这种局面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呼之欲出,汉代将五经列为官方认可的大经大法,实际上开启了最高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新的政治运行模式。二是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天人之际、阴阳灾变学说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士大夫阶层可借助“天意”来限制君权、匡救时弊。而《周易》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这种蕴涵着丰富德治思想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以“天意”的名义履践德治思想,对统治者修德标准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神道设教不仅仅是对民众的教化,更重视对统治阶级的警示。三是即使在东汉末年之黑暗统治时期,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末年是圣君贤臣皆无的真空时代,经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欺世盗名、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此黑暗环境下注经派象数易学的鼎盛发展证明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易学家尊崇易学圣贤的思想,致力于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的整理和文辞的注释,探究《周易》经传的原始本意,力图重现先王、圣贤的易学思想及其治世之用。四是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自始至终就是《周易》古经特别是《易传》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思想精髓。汉代易学的天人之学承继于《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并继续发扬光大,使易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更臻于完善,此与汉代独尊儒术之确立不无关系,也与两汉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有序是《易传》德治思想实践的终极目标。弘扬易学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中,宋朝集中了最多的贤臣,宋儒排斥佛老的“全身苟圣”、“弃道而忘天下国家”的风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人文情怀是宋儒的突出追求。大多数的宋代易学名家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实际参与者、实践者,即亦儒亦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程颐和苏轼等是主要代表。宋代易学家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内圣外王思想指导下的实现王道之治的治国理政架构,易学的本质就是要开示开物成务之道,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认为实现经世外王的王道之治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君圣、臣贤与典法。在致力于妥善解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上,宋代的易学家各有所偏重,李觐、欧阳修和司马光重外王轻内圣,苏轼则偏重内圣轻于外王,周敦颐和邵雍虽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统一但没有实现真正的贯通。二程先生集邵雍、张载和周敦颐等探索成果之大成,致力于对“明体达用”的进一步探索,致力于追求理与事的结合,其易学思想的核心归结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敦颐是宋代易学从“达用”转到“明体”的关键人物,北宋五子中,程颐长期置身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其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朝,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们对内圣外王理想治世模式的追求是执着的,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事业是坚持不懈的,对经世外王之路的探索是深入的,对君主无意圣王和臣僚互为朋党之残酷现实是无奈和忧患的,实践上的磨难阻止不了宋儒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内圣与外王体用相依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明体者崇德,达用者广业,在易学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上,致力于从进德到修业、从内圣到外王的真正贯通。宋代易学家对《周易》经传德治实践的探索达到了先秦以后诸朝之顶峰,致力于实现进德与修业、内圣与外王的贯通,相对于汉唐对《周易》经世致用的看重,宋代易学家们更致力于阐发天人性命的贯通,更看重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有损益有维新,“德”的概念在传承中不断维新。历朝历代自周开创的维新传统没有断绝,各朝各代皆力图将三代开创的文化传统与本朝实际相结合,有传承又着意于创造适合当世的新文化,文化传承与维新的过程中一直维系的核心思想就是德治。周人将“德”确定为构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和政权转换之根本依据,从而奠定了德治思想的基础,此思想传至后世,绵延不绝,并历久弥新。儒家思想体系的总追求是以达于德为中心,儒家德治思想体系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完善于《易传》等儒家典籍,弘扬于历代儒家。本于天道的内圣外王是儒家德治思想体系的实践性归宿,内圣外王与《易传》所推崇的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一脉相承的。内圣、进德、厚德载物是本于天道的形上的道德追求,外王、修业、自强不息是在道德追求指引下的德治实践。肇始于易学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组成部分:遵循天道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以民为本、德主刑辅、富民安人等等则是具体的德治知行合一之实践;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既包括了进德与内圣的过程,也包括了修业与外王的过程。德治思想及其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其局限性,历朝历代处于不同的统治目的,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各有不同,《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来描述,指出儒术在很多状态下仅仅用来作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也有统治者有“泛道德化”的倾向,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有一种倾向是从德治走向了人治。德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限性的原因既包括儒家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后世统治者的因素。从儒家来说,后世儒家可能是认识到了先秦儒家的教训,即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诸侯国真正地实践过儒家的德治思想,后世儒家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重新处理了儒家与统治者的关系,即从先秦儒家的劝谏统治者发展到后世儒家的顺应统治者。如果走向了人治的方向,则德治的实践就会过多地依赖最高管理者之“德”,如果最高管理者不贤无德,那德治思想的真正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的。从维系社会、治国理民的角度来看,道德教化不是德治的全部,德治与法治也不是并行的互不干涉的两套体系,德治与法治同为政治的两翼,二者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都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治理。当然,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思想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对德治思想内涵的探讨是永远具有价值而且是永无止境的。
黄思淇[9]（2020）在《先秦地观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针对先秦宇宙观的讨论以天和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地却少有涉及。大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土地的占有和支配是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大地认识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逐渐形成了层次多元,内容丰富的地观念。文章对地观念在先秦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人们对实在大地的空间、方位的具体认知;其二则是人们对作为一种抽象观念的,与“天道”、“人道”并列的“地道”的哲学思辨。先秦时期地观念处于动态的发展进程。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虽然形成“十”形的方位指向,但大地对先民而言只是情感认知下的一种“行动空间”,这种认知并不包含理性的思考。殷商时期,抽象空间观念产生,人们区分了具体的“四土”方位指向与抽象的“四方”空间想象,并形成“亚”形的大地形状认知。西周时“四土”与“四方”、“四国”都成为了抽象的空间概念,统治者根据政治、血缘等关系建立起以“五服”为代表的同心式政治疆域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序列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春秋以来,“中国”、“九州”、“四海”等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土地观念逐渐形成,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成为人们划分土地疆域的重要方式。在春秋以前,由于宗教、政治因素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不断加强,所以地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逐渐脱离对具体土地观察,转而对抽象空间进行理性建构的过程。春秋之后,在礼崩乐坏,诸侯征伐的社会状态下,血缘、族群共同体功能减弱,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成为区分中国与诸夷的主要标志。“地道”在不同宇宙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地道”是先哲们对大地内在属性和秩序的认知,在天、地这个二元结构中,先哲们对“地道”特征主要做出四个方面的解读:首先,阴阳交通观念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阳配属天、阴配属地,天地之间相互交感而生万物成为诸家学派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其次,因为土地具有生养、承载万物的外在表象,各家学派由此总结出大地柔顺、谦虚、宽容等内在特征;再则,先秦时期“天尊地卑”的观念最早是由人们对天、地高低、上下位置的观察而得出,后应用于人类社会就成为一种支配和服从的伦理秩序;最后,“地方”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地道方”既是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知,又是大地法则具有稳定性的表达。随着人被纳入了宇宙观之中,二元对立的宇宙秩序由此变成“天道”、“地道”与“人道”三位一体的“三才”结构。在“三才”结构中,“人法天地”是先秦诸子的共同认识,知识分子们既强调人需要效法“地道”无私、宽广、柔顺等美好品德,在社会治理方面又因大地运转规律具有稳定性,提出根据“地道”法则在人间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先哲对大地的重视也深入到了社会实践层面,土地资源的优劣、地理环境的好坏对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战争成败、国家建设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在“二元”宇宙向“三才”体系转化的过程中,“地道”与“天道”对立性逐渐减弱,源于“天、地”二元宇宙观中的“地道”的自然属性和其恒久不变的运转规律开始被主观选择,大地的自然属性转化为人文属性。对大地的认知与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谋求政治话语权的手段,也是他们重构社会秩序的理论范本。
朱犀[10]（2020）在《符号学视域下西周凤鸟纹的意指性研究》文中指出众所周知,西周是一个崇尚“礼制”的社会,社会理想和价值通过某些具体的符号进行传达,比如西周凤鸟纹在前代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由此,本文从西周凤鸟纹的符号特性、历史原因、结构特征和文化内涵分析其独特意义,为当下凤鸟纹设计提供丰富的生活内容,同时引起大众对凤鸟纹形式与内容的再思考。从造物活动来说,思维同客观世界中间隔着人的感知系统,凤鸟纹是人的认知观念的反映,这就决定了凤鸟纹与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论文从符号学理论入手,找出凤鸟纹的表意结构,把意指活动划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这一间隔为符号意义的分析、加工和再设计提供了方便;另外,论文收集与凤鸟纹有关的实证材料和文献典籍,结合纹样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内涵、社会审美取向以及纹样所产生的视觉心理和规律进行分析,使分析的过程和结果达到读者心中的期待。本文的绪论部分对“凤鸟纹”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论述了西周凤鸟纹的研究背景、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第一章分析凤鸟纹的符号特性以及它与语言符号的异同。凤鸟纹作为人造的符号,同语言符号一样具有能指与所指的结构,通过多层次的意指活动才能完成人类思想的表达。在具体性和个性的表达方面,凤鸟纹优于语言符号,不仅具有象形文字的表意特征,而且能够跨时空传递信息。静止的凤鸟纹缺乏文本符号的逻辑性,因而不能提供除形象之外的更多内容,为了论证结果的客观性,我们还需要考察西周凤鸟纹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所以,第二章对西周凤鸟纹的产生作了历史的概述。它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受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西周凤鸟纹并非广袤沙漠中的新兴生命,它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种继承性也存在某些历史因素,比如认知习惯、巩固的政治基础和仿样的制作方法。凤鸟纹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同其他符号组合而成的系统结构,论文在第三章分析了凤鸟纹意义表达的逻辑结构。和器物一样,凤鸟纹凭借它的造型特征,如材料、尺寸、形式、色彩等,作为传达各种信息的视觉语言或符号。既然它具有传递信息和表意的功能,那么就具备语言的基本要素,即语义、语构和语用。凤鸟纹表意结构的建立为具体内容的分析确立了框架。第四章分析了西周凤鸟纹的具体意指内容,使凤鸟纹呈现生活化的内容而非神秘的特性。也就是说,凤鸟纹的意指内容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仅仅是图腾符号和吉祥符号。即使是图腾和吉祥的象征,它也存在具体的内容和语境,具有引起人们产生相关心理和情感的生活内容,如农业生产、军事战争、生命循环、人际交流和爱情婚姻。当下社会同样包含上述生活主题,而凤鸟纹的继承和创新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五章论述了凤鸟纹意义的研究在设计应用中引出的三点思考。首先,凤鸟纹内涵的丰富和设计的创新依赖于设计者对符号的动力解释;其次,凤鸟纹再设计中需要重新考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最后,凤鸟纹意义的探究能够唤起民族的历史记忆,拓宽消费者鉴赏设计作品的视角,人们不再感性或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之所是,更不会陷入非理性的崇拜。论文从符号的构成出发,结合实证材料和文献典籍,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美学和视觉心理学等综合的理论完成了西周凤鸟纹意义的分析,使得西周凤鸟纹呈现出丰富的生活内涵,解决了人们对凤鸟纹产生形而上的认知问题。这种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划分了符号的物质区域和精神区域。也就是说,凤鸟纹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是灵活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对应关系,以至于人们利用凤鸟纹表达出丰富的思想观念,获得了更多的表现手段,如再现、隐喻和象征等。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出土概况与研究现状 |
| 一、出土概况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写作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海昏竹书《易》释文研究 |
| 第一节 海昏竹书《易》释读 |
| 第二节 海昏竹书《易》体例简析 |
| 第三节 《卜姓》、《去邑》释读 |
| 一、《卜姓》释读 |
| 二、《去邑》释读 |
| 三、《卜姓》、《去邑》与帛书《周易》卦序简论 |
| 第二章 海昏竹书《易》文本研究 |
| 第一节 阴阳符号 |
| 第二节 卦名 |
| 第三节 说卦 |
| 第四节 彖 |
| 第五节 周易上下经 |
| 第六节 吉凶断辞 |
| 第三章 海昏竹书《易》与其他出土文献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与上博楚简《周易》比较 |
| 第二节 与清华简《筮法》比较 |
| 第三节 与秦简《归藏》比较 |
| 第四节 与马王堆帛书《周易》比较 |
| 第五节 与阜阳汉简《周易》比较 |
| 第四章 海昏竹书《易》易学源流研究 |
| 第一节 海昏竹书《易》传承关系蠡测 |
| 一、刘贺其人其师 |
| 二、考古发现中的刘贺 |
| 三、刘贺的师承 |
| 四、传承关系蠡测 |
| 第二节 海昏竹书《易》源流研究 |
| 第五章 海昏竹书《易》卦气思想研究 |
| 第六章 海昏竹书《易》的文献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海昏竹书《易》六十四卦红外扫描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博土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说明 |
| 检索表 |
| 前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主旨及任务 |
| 三、立题意义 |
| 甲骨文字考释提要 |
| 简称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一“新经学”的构想 |
| 二出土文献与经典异文 |
| 三“礼”本位与殷礼鈎沉 |
| 四考古发现与易学的突破 |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相关术语的介绍 |
| 二、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校证《说文》研究之回顾 |
| 三、选题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 |
|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字学的拓新 |
| 第三节 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 |
| 第二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 |
| 第一节 探索尝试时期(1883-1898) |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1899-1929) |
|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1930-1949) |
| 第四节 汉学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情况 |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上)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说文》保存的单字和古说 |
| (一)《说文》保存的单字 |
| (二)《说文》保存的古说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篆形和说解的错误 |
| 一、《说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实爲一字 |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结构分析之失 |
| 三、纠补《说文》释义之失 |
| 四、纠正《说文》形义分析俱失 |
| 第三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补苴《说文》漏收偏旁字 |
| 第四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探求文字形体演变之迹 |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下)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古文例释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籀文例释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类型分析 |
| 一、误析字形结构 |
| 二、误认文字初形 |
| 三、误说字本义 |
| 四、误混二字爲一字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原因分析 |
| 一、因误据古文字形而误 |
| 二、因误析古文字形结构而误 |
| 三、因不明汉字构形演变规律而误 |
| 四、因囿於《说文》而误 |
| 五、因不明字词关系而误 |
| 六、因所见古文字资料有限而误 |
| 结语 |
| 附录: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论着目录 |
| 一、《说文》研究论着目录 |
| 二、相关古文字学论着目录 |
| 三、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 |
| 单字索引 |
| 简称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现状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诗经》的版本及时间、地域判定 |
| 一、《诗经》成书的断代问题与存疑 |
| 二、《诗经》版本及历代校注 |
| 三、《诗经》所涉主要地域划分 |
| (一)十五“国风” |
| (二)二“雅” |
| (三)三“颂” |
| 第一章 《诗经》与两周设计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诗经》时代其他古籍与文字中的早期设计思想 |
| 一、两周与诸子手工艺思想 |
| (一)《洪范》 |
| (二)《尚书》 |
| (三)《周易》 |
| (四)《道德经》 |
| (五)《论语》 |
| 二、两周民间手工艺思想 |
| (一)《山海经》 |
| (二)《周礼》 |
| 三、先秦手工艺书籍 |
| 四、先秦文字中的造物现象 |
| 第二节 《诗经》时代的造物环境 |
| 一、较为发达的先秦大农业体系 |
| (一)生产组织方式 |
| (二)两周主要农具 |
| (三)百姓生活资料的多样来源 |
| (四)田亩管理与国家道路建设 |
|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构架初现 |
| (一)《诗经》时代形成的手工业构架 |
| (二)《诗经》时代的“三造四作” |
| (三)两周手工业构架的发展特征 |
| 三、“官作设计”与“民物设计”的文化分野 |
| (一)“官作”与“民物” |
| (二)《诗经》时代的“官作设计”与“民具设计” |
| (三)“官作设计”与“民具设计”的关系 |
| 第三节 《诗经》中的社会生活与民俗民情 |
| 一、《诗经》中的衣食住行 |
| 二、《诗经》中的典礼、祭祀与祝告活动 |
| 三、《诗经》中的恋爱与婚姻活动 |
| 第二章 《诗经》中的器物分类 |
| 第一节 服饰 |
| 一、《诗经》中的纺织作物 |
| 二、《诗经》中的纺织工具与工艺 |
| 三、《诗经》中的各种衣裳 |
| 四、服饰的构件及其功能 |
| 第二节 生活器具 |
| 一、食器、饮器与炊具 |
| (一)餐饮器具之制材 |
| (二)餐饮器具的制造工艺 |
| (三)《诗经》中的餐饮器具 |
| (四)《诗经》餐饮具中的奢侈现象 |
| 二、营造与室内陈设 |
| (一)《诗经》中的建材 |
| (二)《诗经》中的城市规划 |
| (三)《诗经》中的房屋营造与室内陈设 |
| (四)《诗经》中的建筑结构 |
| 三、首饰与随配饰物 |
| (一)首饰、随配饰物之材料 |
| (二)玉器加工工艺 |
| (三)《诗经》中的首饰与随配 |
| (四)首饰、随配之样式 |
| 四、乐器与文玩 |
| (一)乐器、文玩之材料 |
| (二)《诗经》中的乐器与文玩 |
| (三)装饰造型精美的乐器 |
| (四)两周乐舞 |
| 第三节 生产工具 |
| 一、各类工具之材料 |
| 二、农具 |
| 三、狩猎工具 |
| 四、两周工具发展水平 |
| 第四节 兵器 |
| 一、兵器之材料 |
| 二、《诗经》中的攻击兵器 |
| 三、《诗经》中的防御兵甲 |
| 四、《诗经》中的兵器配件与配饰 |
| 第五节 舟舆 |
| 一、先秦造船材 |
| 二、舟舆结构与工艺 |
| 三、《诗经》中的舟舆 |
| 四、《诗经》中的车马装饰 |
| 第三章 《诗经》中的造物审美 |
| 第一节 《诗经》反映的时代造型特征 |
| 一、西周中后期出土墓葬中的列鼎制度 |
| 二、《诗经》中青铜器的造型与工艺 |
| 三、《诗经》时代器具造型特征 |
| 第二节 《诗经》反映的时代纹案特征 |
| 一、十二章纹与早期神兽纹 |
| 二、《诗经》中的画缋与刺绣 |
| 三、《诗经》时代装饰纹案特征 |
| 第三节 《诗经》反映的时代用色特征 |
| 一、“三统”与“五德”—中国古代王室用色准则 |
| 二、《诗经》中的多重色彩 |
| 三、《诗经》时代用色特征 |
| 第四章 “《诗经》时代”的手工业特征 |
| 第一节 礼制化的官作设计规范 |
| 一、程式化的简化纹案 |
| 二、标准化的礼器造型 |
| 三、庄严肃穆的使用规则 |
| 第二节 造物为人的民物设计思想 |
| 第三节 厚积“待发”的造物变革成就 |
| 结论 |
| 附录一 :《诗经》文本中服饰相关内容 |
| 附录二 :《诗经》文本中餐具、饮具、厨具等相关内容 |
| 附录三 :《诗经》文本中营造与装修、家具等相关内容 |
| 附录四 :《诗经》文本中首饰与随配等相关内容 |
| 附录五 :《诗经》文本中乐器文玩等相关内容 |
| 附录六 :《诗经》文本中使用兵器相关内容 |
| 附录七 :《诗经》文本中舟舆相关内容 |
| 附录八 :《诗经》文本中祭祀仪式相关内容 |
| 附录九 :《诗经》文本中大农业相关内容 |
| 附录十 :《诗经》文本中农业为手工业提供材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创新之处 |
| 一、从数量上看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的概貌 |
| (一) 各代史志目录研究论文的数量 |
| (二) 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数量与民国史志目录专着数量的对比 |
| (三) 不同类型史志目录研究论文的数量 |
| 1. 考证补撰类论文的数量 |
| 2. 研究性议论文的数量 |
| 3. 研究性议论文数量较多的原因 |
| (四) 小结 |
| 二、民国期刊所载《汉书·艺文志》相关论文研究 |
| (一) 考证补撰类 |
| 1. 考补类论文的基本特点 |
| 2. 考补类论文的重要内容 |
| 3. 考补类论文的不足 |
| (二) 论说类 |
| 1. 论说类文章的热点内容 |
| 2. 论说类文章的热点问题 |
| (三) 考证补撰类与议论类的相似之处 |
| 1. 学术渊源相似 |
| 2. 研究对象相似 |
| (四) 小结 |
| 三、民国期刊所载《补晋书·艺文志》相关论文研究 |
| (一)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遗稿)(节选)研究 |
| (二) 五家补志优劣问题 |
| (三) 王重民所论“梁有”问题 |
| (四) 王重民所论“从书目到书目”问题 |
| (五) 小结 |
| 四、民国期刊所载南北朝史志及《隋书·经籍志》相关论文研究 |
| (一) 陈述及其《补南齐书艺文志(卷一)》、《序》 |
| (二) 徐仁甫及其四《补志》 |
| 1. 徐仁甫生平 |
| 2. 徐仁甫四《补志》研究 |
| 3. 徐仁甫的目录学思想 |
| (三) 小结 |
| 五、民国期刊所载《清史稿·艺文志》相关论文研究 |
| (一) 对《艺文志》修纂的讨论 |
| (二) 对《清史稿·艺文志》的纠补、评价 |
| (三) 关于“清代着述志”的讨论 |
| (四) 小结 |
| 六、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的成就 |
| (一) 承载了部分南北朝补志编纂的成果 |
| 1. 填补空白 |
| 2. 学术史贡献 |
| 3. 文献学贡献 |
| (二) 反映了当时的目录学思想和理论 |
| 1. 史志目录的旨趣 |
| 2. 史志目录的着录思想 |
| 3. 史志目录分类思想 |
| (三)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王蘧常《商代艺文志初稿》研究 |
| (一) 王蘧常生平及目录学着作 |
| (二) “艺文志”的成书与体例 |
| 1. 《商代艺文志初稿》运用材料的原则 |
| 2. 《商代艺文志初稿》的体例与内容 |
| (三) 小结 |
| 附目: 民国期刊所载史志目录论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意义 |
| 二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与殷周之际王权合法性的构建 |
| 一“政治上革命,文化上维新”,周对殷商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法先王 |
| (二) 周承殷制 |
| (三) 盛德必百世祀 |
| 二 商周人神关系的演变与周初的人文觉醒 |
| (一) 巫觋政治 |
| (二) 商人的鬼神观 |
| (三) 从卜与筮的差异看商周人神关系的变化 |
| 三 “德”是影响王权合法性的核心因素 |
| (一) 殷商并非无德 |
| (二) 殷鉴与保民思想 |
| (三) 周人天命思想中的“德性基因” |
| (四) 周人对王权合法性的认识 |
| 第二章 《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 |
| 一 《周易》是王者之书 |
| (一) 关于《周易》古经作者及成书时间的争论 |
| (二) 关于《周易》古经哲理性的争论 |
| (三) 关于《周易》“德义”思想的疑问 |
| (四) 《周易》是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政典 |
| 二 《周易》古经的“德”释义与民本思想 |
| (一) “孚”信于民,利涉大川 |
| (二) 损上益下,让利于民 |
| (三) 履谦有终,亲比万民 |
| (四) 小惩大诫,教民明耻 |
| 三 以修德为核心的忧患意识 |
| (一) 诸卦初爻蕴涵的忧患意识 |
| (二) 忧患之时,修德为本 |
| 四 德位相配 |
| (一) “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 |
| (二) 以德配位 |
| 第三章 《易传》的德治思想 |
| 一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易传》的以“德”释易 |
| (一)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
| (二)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
| (三) 《易传》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 |
| 二 德治的依据——天地之德 |
| (一) 《易》与天地准之“天” |
| (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 |
| 三 《易传》的民本思想 |
| (一) 劳民劝相 |
| (二) 裒多益寡,施禄及下 |
| (三)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
| (四) 德主刑辅 |
| 四 《易传》的教化思想 |
| (一) 神道设教 |
| (二) 《彖传》的教化思想 |
| (三) 《象传》的教化思想 |
| 五 《易传》的修德思想 |
| (一) 《易传》认为《易经》是圣人以“德”治天下之书 |
| (二) 从《系辞传》“三陈九德”看“修德” |
| (三) 损上益下,修德思想发端于对王权的限制 |
| 六 《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 |
| (一) 顺天应人 |
| (二) 天人合一 |
| 第四章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政治实践 |
| 一 “礼崩乐坏”时代,《易传》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探索 |
| 二 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
| (一) 易学与汉代统治秩序的构建 |
| (二) 易学与汉代的神道设教 |
| (三) 东汉易学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
| (四) 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的构建 |
| 三 宋代易学的政治实践 |
| (一) 教化是德治思想最重要的实践过程 |
| (二) 内圣外王与进德修业是一脉相承 |
| (三) 宋代易学对“内圣”的追求和“外王”的实践 |
| 第五章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和局限性 |
| 一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易经》,是为廉吏谋修身,非为贪官谋私利 |
| (二) 重视“关键少数”的道德建设引领作用 |
| (三) 文王克商方略对当下内政外交的借鉴意义 |
| 二 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 古籍 |
| (二) 现代着作 |
| (三) 相关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基于地理空间观念的研究 |
| (二)基于“地道”观念的研究 |
| 三、本文旨趣 |
| (一)研究目的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先秦时期土地空间认知的演进 |
| 一、原始社会土地空间概念的萌芽 |
| 二、殷商时期“亚”形土地观念的发展 |
| (一)“大邑商”与“四土”具体地理概念 |
| (二)“中”与“四方”的抽象空间认知 |
| 三、周代文化空间观念的演变 |
| (一)同心式土地观念的形成 |
| (二)文化空间观念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春秋战国的自然“地道”观 |
| 一、地观念的自然涵义 |
| 二、天地的结构体系 |
| (一)天地交感 |
| (二)地之德性 |
| (三)尊卑之位 |
| (四)地道为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三才”体系的人文“地道”观 |
| 一、天人之纽带 |
| 二、社会之规范 |
| 三、生存之关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五、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符号化的凤鸟纹 |
| 一、符号的理论阐释 |
| (一)思维活动的符号化过程 |
| (二)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
| (三)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
| (四)作为表意符号的凤鸟纹 |
| 二、凤鸟纹的符号功能 |
| (一)意指功能 |
| (二)解释功能 |
| (三)涵指功能 |
| 第二章 西周凤鸟纹产生的历史概述 |
| 一、西周凤鸟纹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商周凤鸟纹的主要特征 |
| (一)商代凤鸟纹的特征 |
| (二)西周凤鸟纹的特征 |
| 三、西周凤鸟纹产生的历史原因 |
| (一)知觉的习惯和观念的力量 |
| (二)前代巩固的政治基础 |
| (三)仿样的制作方法 |
| 第三章 西周凤鸟纹意指性的生成结构 |
| 一、凤鸟纹的表意方式 |
| (一)观物取象 |
| (二)隐喻类比 |
| (三)象征转换 |
| 二、凤鸟纹的表意维度 |
| (一)阴阳相推的整体维度 |
| (二)变化的空间维度 |
| (三)循环的时间维度 |
| 三、凤鸟纹的表意策略 |
| (一)载体的选择 |
| (二)语境的设定 |
| (三)系统的组合关系 |
| 四、西周凤鸟纹的文化内涵 |
| (一)尚“礼” |
| (二)尚“和” |
| 第四章 西周凤鸟纹意指的具体内容 |
| 一、时和岁稔的愿望 |
| (一)天造地设的神物 |
| (二)顺应四时的规律 |
| (三)社稷兴旺的政绩 |
| 二、诛暴讨逆的意志 |
| (一)天命恒常的正义观 |
| (二)原始的图腾信仰 |
| 三、生命循环的理想 |
| (一)生命永恒的沟通媒介 |
| (二)生殖崇拜 |
| 四、道义之交的品性 |
| (一)身份的认同与传达 |
| (二)待人接物的礼仪规范 |
| (三)氛围的烘托与营造 |
| 五、天作之合的情感 |
| (一)阴阳相成之义 |
| (二)生生不息的愿望 |
| 第五章 凤鸟纹意指性研究的当下思考 |
| 一、凤鸟纹唤起的历史记忆 |
| 二、不同语境下凤鸟纹的动力解释 |
| 三、凤鸟纹形式与意义的再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