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到底》等4篇

一、“反对到底”等4则（论文文献综述）

曹勇^[1]（2021）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我国高校新时代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美育、双创教育、跨学科教育逐步成为重要内容。它使设计教育从专业领域进入通识领域,面向高校非专业学生的通识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但对它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因此,以其发展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概念剖析与设计研究为方法,对其概念内涵、课程内容建构、课题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并形成以下结论:设计通识是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以通识美育为育人目的的设计教育形态。它揭示了设计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探索活动在职业教育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往复运动。回归美育育人不仅是其应用功能,也揭示了设计创造力培养的主体内在根源和设计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本源。在育人与学科双重视野下,设计通识课程内容可分为设计语言、设计返身、设计自由3个层次,其知识形态特征应该是学科内的破界与贯通、学科外的跨界与交叉,其核心能力是设计形式生成的思维能力。通过“知觉-媒介-抽象”、“意义-符号-叙事”、“技术-结构-系统”、“观念-重构-生成”4种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训练,建立全人发展与身体、文化、技术与观念的广泛联系,它既是设计育人的特点,也是设计学科自身拓展的动力。通识设计的课题设计方法对应于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内容层次,表现为微观的基于具体内容的设计方法、中观基于应用情境的设计方法,但宏观层面上讲通识课题设计的本质不仅是“关于设计教育的研究”,更是一种“设计的研究”。课题作为人文性的教学设计“形式”,在抽象层面也具有媒介、意义、结构、观念4方面特征,由此打开课题设计更为丰富的可能。

孙新生^[2]（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王莉莉^[3]（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认为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唐丕跃^[4]（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指出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周亚楠^[5]（2020）在《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调查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传媒尚未普及,舞台艺术独占鳌头。“会演”作为最具吸引力的社会艺术实践,对新中国音乐艺术的创作及推广普及、民间艺术的挖掘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是由政府相关文化部门主导,八个专区、四个省直属市（济南、青岛、烟台、淄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部队、及山东师范学院等省直艺术团体等15个单位参加的文艺会演活动,历时12天,较全面反映了山东省在当时的音乐文化水平与状况,对其后的音乐文化发展起到了较大影响。本文通过所搜集的大量有关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的文史资料,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背景,试图还原音乐会演的重要环节,从而探讨音乐会演形式对推动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分为绪论、四个章节和结语,共六个部分介绍此次会演的举办情况,并进行了较深入研究。绪论,通过大量史料及研究文献从选题由来与研究意义到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做了归纳梳理;第一章,主要对20世纪50年代的文艺会演进行了概述,并着重总结了1951年的山东省文工团、队整训会演、1954年为参加中央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举办的节目选拔会演、1955年的青年业余文艺会演、1956年的山东省农民音乐舞蹈会演并进行归纳,从而明晰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举办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二章,从本次会演的前期准备、会演始末等方面全面勾勒了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的过程;第三章,针对会演中所呈现出的突出成果,从发掘民间音乐品种、会演节目在体裁、题材方面的分析以及会演中所涌现出的音乐艺术人才三个层面分别进行了论述;第四章,基于论文前面的梳理与论述,全面总结了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的特征与历史意义,并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文章在结语部分认为: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不仅是音乐界的盛会,还是与群众文化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会演中所涌现的一批优秀的具有山东风格的音乐作品,造就了山东当代优秀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提升了山东专业音乐的教育水平;同时在山东民间音乐的挖掘与呈现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使50年代的山东民间音乐较以往有了很大的重视,对其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曾敏^[6]（2020）在《一线社区社工职业倦怠研究 ——以深圳市S区社工为例》文中提出当前社会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的如火如荼,而广东省社会工作的发展速度在全国地区来看处于领先地位,社会工作机构成立数量大,社会工作人才也较多,但是近年来全国尤其是社会工作发展最快的广东地区社会工作人才的流失率居高不下,这给社会工作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率高的背后是大量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感强而且又未能很好的消除,为了降低社会工作者的流失率,促进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该文将对一线社区社工职业倦怠的状况进行研究。该文以深圳市S区的若干名一线社区社工为调查对象,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他们的职业倦怠状况,从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即情绪耗竭、去人性化、成就感低来描述一线社工职业倦怠的表现,以工作热情期、倦怠初期、倦怠中期及倦怠末期等四个阶段来描述一线社工职业倦怠的历程,细致而深入的展现职业倦怠的形成过程,并运用增权理论从工作者自身、政府层面及机构层面等来深入剖析一线社区社工职业倦怠的成因,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是薪酬体系不完善、指派较多的行政性任务及对社工的认同度不高;从机构来看,主要是文书工作繁重、专业培训的质量不高及机构对社工的支持少;而从社工自身来看则是专业能力及专业经验的不足以及他人的影响。最后通过笔者对若干名一线社区社工调查所获得的实践经验,运用增权理论及社会支持理论从工作者自身、政府及机构等层面来提出相关的建议及措施,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是完善薪酬体系、加强对社工的支持及认同;从机构层面来看主要是减轻文书工作及改善社工的培训工作;而社工自身则应该要加强专业自主性和专业能力。希望利用这些措施来增强一线社区社工的情绪支持,恢复及提升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热情,降低社会工作者的流失率,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王伟民^[7]（2020）在《述宾还是状中 ——“情态动词+VP” 结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情态动词+VP”的结构关系较难辨别,一直存在争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为情态动词意义亦实亦虚,有的意义较实在,接近动词;有的意义较虚,接近副词。二为分布位置单一,情态动词的显着分布位置为“VP之前”,这个位置是状语、述语,以及连谓结构中谓语的共同位置,从这个分布位置很难辨别它与VP的关系。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判断句法功能,多凭借意义与分布。“情态动词”意义的多义性和显着分布的单一性,让辨别依据失去了判断能力。因此,要解决“情态动词+VP”的结构关系问题,就得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意义方面,情态动词的分类应与情态类型结合起来,跨语言的研究表明,情态与句法功能存在一定关系,以情态为标准分类,有利于将内部小类与句法功能对应起来,从而明晰地理顺它与VP的结构关系。分布方面,除显着分布特征外,其他分布特征的发现与整理非常重要,结构关系最终确定还得依据形式证据。从分类上看,依据Palmer（2001）、彭利贞（2007）等人观点,汉语情态动词分为动力情态、道义情态、认识情态三类比较合理。在合理分类的基础上,下一步工作就是寻找形式上的证据。以形式特征为依据,再辅以其他语用语义手段,“情态动词+VP”的结构关系可以得到准确判定。判定既要从整体着眼,又要从个案入手,个案证明整体性规律,整体性规律解释个案。论文第1章首先分析鉴别述宾结构和状中结构的标准,并尝试运用相关标准对“情态动词+VP”的结构关系进行鉴别,以初步了解该问题的基本情况。第2章到第5章以动力/道义情态动词的研究为主,力求加深对这部分情态动词的认识。第2章结合“肯VP”的句法语义特征,重点讨论动力情态动词的谓语核心地位,以及它对VP的支配控制问题。第3章通过“敢VP”句法功能在特殊语境下的变化,讨论构式化等因素对“情态动词+VP”结构关系的影响。第4章以“可以VP”表示不同情态时的句法语义情况,研究情态动词从动力情态发展为道义情态后,句法功能的发展变化。第5章以“要VP”为考察重点,讨论“情态动词VP”句法特征在普遍性的基础上,有什么个性化表现。第6章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对动力/道义情态动词VP的句法表现加以总结,重点关注表示两种不同情态时情态动词句法功能的差异。在动力/道义情态动词精细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其他章节重点关注从动力/道义情态发展为认识情态后,“情态动词+VP”的句法语义特征有哪些变化,并以这些表现鉴别认识“情态动词+VP”的结构关系。第7章首先分析认识情态内部的差异与不同,并尝试对相应情态动词的特殊句法语义表现作出解释。之后关注动力/道义情态动词内部的句法语义区别,从频率、特殊句法表现等角度讨论“情态动词+VP”结构,以解决其句法功能典型性问题。第8章至第11章从具体个案的深入研究入手,在共时平面集中讨论“情态动词+VP”句法与情态等相关因素的关系。第8章全面考察“应该VP”表示认识情态时的句法语义特征,将其与表示道义时的特征作对比,以此讨论不同情态下句法功能的区别与对立。第9章剖析“得VP”句法表现的特殊性,并以此为突破口,分析方言因素对“情态动词+VP”结构关系的影响。第10章通过“能VP”表示不同情态时句法语义特征的变化,研究情态动词与VP之间的支配控制关系,并详细讨论“VP”句首话题化的特殊表现。第11章以争议较多的“会VP”为研究重点,关注认识“情态动词VP”句法表现的特殊与例外情况,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鉴别标准。第12章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情态动词的情态发展,主要考察在情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句法功能的变化,通过历时考察印证共时的研究。通过准确的分类和较完备的句法语义分析,“情态动词VP”的结构关系可以逐步认清,理顺情态与句法功能的关系后,该结构的未来发展情况也可以合理地预测。

卢荷芳^[8]（2020）在《外部知识搜寻、知识转移对服务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调节效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识的分散性、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市场的迭代性和环境的动荡性逐渐增强导致企业旧知识在短时间内迅速贬值或过时,广泛地开展外部新知识进行服务创新成为企业努力的方向,在此过程中,知识转移的能力对知识的利用具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在数字经济环境中,大数据正逐渐成为企业服务创新的战略性资源,众多企业纷纷着手投资大数据分析能力建设以提高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大数据分析能力是否能增强外部知识搜寻对服务创新的作用并为企业创造价值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知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通过社会网络关系尽可能搜寻知识是企业提高服务创新能力做出的战略选择。国内外针对外部知识搜寻和服务创新的研究仍在发展过程中,有学者引入企业内部能力的相关变量尝试打开两者之间关系的黑箱,却忽略了组织间知识转移的过程,同时企业正在积极建设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在寻求外部知识搜寻和服务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揭示。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知识基础观和社会网络理论的指导下,采取文献研究法探寻外部知识搜寻对服务创新的作用路径,引入知识转移和大数据分析能力两个变量,对变量间的关系机理进行剖析,并提出9个研究假设,通过收集的218个企业样本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外部知识搜寻、知识转移均对服务创新具有显着正向影响;（2）外部知识搜寻对知识转移具有显着正向影响;（3）知识转移在外部知识搜寻广度和服务创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外部知识搜寻深度和服务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大数据分析能力正向调节搜寻广度和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转移和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综上,本研究通过分析外部知识搜寻、知识转移、大数据分析能力对服务创新的作用路径丰富现有研究,拓展了知识基础观和社会网络理论的应用范围;通过分析企业与外部组织建立关系和搜寻知识,为企业开展服务创新活动提供指导意见;通过剖析大数据分析能力如何提高知识转移速率,提升服务创新的精准度,进而为企业管理者构建大数据分析能力等方面提供洞察和决策依据。

王天丹^[9]（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徐浩^[10]（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二、“反对到底”等4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反对到底”等4则（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5）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一线社区社工职业倦怠研究 ——以深圳市S区社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述宾还是状中 ——“情态动词+VP” 结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外部知识搜寻、知识转移对服务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调节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9）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四、“反对到底”等4则（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D]. 曹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3]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5]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调查与研究[D]. 周亚楠. 山东艺术学院, 2020(07)
• [6]一线社区社工职业倦怠研究 ——以深圳市S区社工为例[D]. 曾敏.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7]述宾还是状中 ——“情态动词+VP” 结构关系研究[D]. 王伟民.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外部知识搜寻、知识转移对服务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调节效果[D]. 卢荷芳.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9]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10]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