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化保守主义

一、试评新文化保守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黄诗敏^[1]（2020）在《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可谓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值此中西碰撞、新旧交替之际,留学生是最先走出国门、直接沐浴欧风美雨洗礼、接受世界文化与域外新知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胡适、吴宓无疑是留学生群体中引人注目的两位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旧交替之际,同是庚款留美生群体中的一员,担负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但二人成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地域文化以及受教经历之中,二人在留美期间及归国后对中、西方文化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并影响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复兴实践活动。基于此,本文以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作为主要文本,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文化冲突体验及其调适文化冲突的基本路径,以期为当下留美生实践民族文化复兴提供借鉴。论文第一部分,通过梳理与比较胡适、吴宓二人在家庭背景、地域文化、受教经历方面的异同,从而为分析二人分别是如何进行文化调适提供全面的考察。首先,在家庭背景方面,幼年丧父的胡适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与全幅期待下,养成了隐忍、宽容、和气等性格,并逐渐树立了“以期作圣”的人生准则。与胡适不同的是,家庭成员关系复杂的吴宓在其祖母的溺爱与强压下养成了孤独、固执、冲动等性情。但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吴宓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其次,在地域文化方面,在开放包容的徽州文化的耳濡目染下,胡适继承了勤劳吃苦、包容开放、敢为人先的品质。而吴宓自幼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对内省修德的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珍视,都离不开关中浓厚的经世致用、厚重务实的学术气息的浸润。另外,同受到传统教育长期浸润、也从新式教育中接触新的文化因子的二人,在留美之前在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有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也预示着二人今后的文化选择、德业活动等方面的差别。论文第二部分,考察胡适、吴宓留美期间的文化冲突体验,从学习课业、社会生活两方面展开论述。学习课业上的语言障碍、中西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在宗教、家庭、婚姻、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胡适、吴宓二人对中西方的种种文化冲突有着更为直接的或同或异的感受与体悟。论文第三部分,考察胡适、吴宓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文化心态,重点考察二人是如何通过转校、择师、交友等选择来进行文化调适的。胡适由农转文、由康乃尔大学转校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的“实验主义”,广交朋友,使其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吴宓深陷悲观主义难以自拔,但缘遇白璧德、转校哈佛大学的选择,让他在彷徨与纠结中找了一盏明灯,更在名师益友的指引与陪伴下,明确了一生志业所求。二人的转校、择师、交友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反映了各自面对文化冲突时的调适过程。论文第四部分,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中西文化观,梳理二人归国后的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分析二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尊与认同状况,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态度,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是如何影响二人参与民族文化复兴实践的。胡适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输入学理以再造新文明;而吴宓倡导昌明国粹、理性输入,融合中西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活动,以践行理想志业、推动民族文化复兴。最后,论文总结了胡适、吴宓作为近代中国留美生之于中国文化复兴的特征,为当下留美生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对话与冲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塑造中国文化与国家形象、加快民族文化复兴进程提供借鉴。

都萧雅^[2]（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韩启云^[3]（2019）在《“《新青年》读者”眼中的白话文运动 ——兼及白话文运动的影响》文中提出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一个世纪以来,保守主义者认为放弃文言文本身造成了对传统的割裂,白话文甚至还需为近代历史上越来越激进的倾向买单;激进主义者则认为,以白话代文言是历史的革故鼎新,白话文的确立延伸和演绎了现代开端的成就。二者分化对立,各执一端。诚然,只有重返历史现场还其本来面貌,该运动才有历史归位的可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副“金字招牌”,《新青年》杂志得天独厚的带有一份历史现场感,或可成为吾辈回溯五四的视点。“《新青年》读者”因其在场优势,亦可作为我们“进入五四”的凭借。借助《新青年》,通过文本与读者重返历史现场,白话文运动的型态面貌可见一斑。《新青年》“通信”栏所刊发的大量读者来信,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引发广泛社会影响的直接见证。基于对“通信”栏读者来信的统计分析:关心国语改革类问题的读者系谱呈现出年龄以20、30岁为主体、教育方面大都具有高学历甚至留学背景、地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等特点;读者态度取向上呈现出支持、反对、支持中有异议、态度不明等不同认知面向,其中支持中有异议的读者群体比例高达35%。详考常乃悳、张厚载、周祜等一众读者参与讨论前后,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省察“《新青年》读者”眼中的白话文运动,该运动在当时委实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但对读者的塑造影响方面存在效度问题。参照“《新青年》读者”的日记、回忆及文学作品,细考《新青年》视阈下白话文运动的几个关键节点:一,《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初,从郑超麟、恽代英、张国焘等读者的回忆来看,该文的社会影响一般;二,“双簧信”面世以后,参照罗家伦、蓝志先及戴主一、易宗夔等读者的阅读观感,其社会反响偏于负面;三,即便是新派胜旧派的“林蔡之争”,对比杨振声、李霁野、舒新成等人的描述来看,白话文显然未取得对文言的绝对优势。参照“《新青年》读者”的回忆,白话文的传播影响方面并不乐观。从“《新青年》读者”反应来看,白话文运动的社会反响存在一定限度。由此而论,在看待白话文运动时,须实事求是,不宜言过其实,那种动辄认为五四新文化人“登高一呼”就取得了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抑或“白话文运动灭绝了文言的一切可能性”的观点是存在逻辑链条缺陷的,至少在“《新青年》读者”方面是找不到充分支撑。但事实上,白话文运动旋即又取得了迅速成功,这侧面佐证了白话文运动的复杂多元性。单一角度、单一视阈显然不足以涵盖历史的全部,进一步的研究应回归历史语境,将其置于更深广的社会背景中考量。

马晨莲^[4]（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王哲^[5]（2019）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文中提出学衡派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一支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流派,其成员多有留学经历,学问贯通中西,他们勇于指摘提倡新文化者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偏谬之处和揭露西方近代文明的缺陷,提倡一种中国文化精华和西方优秀文化融合的文化模式。学衡派的核心思想是一战之后反思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意识相结合的“人文精神”,而新文化派的核心思想则表现为盛行于西方近代要求锐意进取、竞存救亡的“进化精神”。基于核心理念的分歧,两派在文学、史学、人生观等文化建设的具体方面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两派的观点主张都有可取之处和缺陷之处,两派的结局也都各有所失所得。两派的文化论争不单纯是两种学说的学理性论争,论争过程中彰显出近代中国寄希望于文化改革达到自由富强的强烈诉求。新文化派追求的是时代价值,关注时代问题的解决,最终发展至高峰,转向革命,完成了他的时代任务,但他的启蒙主张被救亡所压倒,暂时中断;而学衡派追求的是永恒价值,关注对人的关怀,虽然在论战当时败下阵来,但是中国文化渐渐以学衡派所追求的中西融合的方式发展,越来越注重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对人的关怀。

刘志亮^[6]（2018）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衡派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一批服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尊崇孔子和儒家文化,反对白话文运动,主张中西文化结合的留学知识分子们,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典型代表。他们以创办《学衡》杂志为载体,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主张,注重文化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文化转型的秩序性和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并以东南大学为中心凝聚了一批具有相同文化理念的文人群体,以此与主导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派分庭抗礼。因为创办了《学衡》杂志,后人将之称为“学衡派”。1922年《学衡》创刊后,尽管没有形成对新文化运动的有力阻挡,但学衡派代表了一种“学衡”现象,在当时无疑掀起了一阵波澜,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纷纷表态,或支持、或同情、或唾骂、或不屑。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观以赞同为主,但主要以圈子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作为当事人的保守主义者有阶段性的变化和自身的反省。而文化自由主义的“学衡”观则形成了反对、不歧视、赞同三大观点,这也符合自由主义所尊崇的独立、自由等价值理念。文化激进主义的“学衡”观无一例外都是反对的立场,但鲁迅主要是轻视、陈独秀是无视,主力则是以茅盾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尽管当时共产党人并未过多参与,但4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衡现象”的回应。其中发展“民族的”和“科学的”文化是对学衡派观点的超越,而发展“大众的”文化则是对学衡派观点的纠正。1933年《学衡》杂志停刊后,学衡派作为一个学派基本消亡,而后作为“复古”、“反动”的代名词,在革命的汹涌洪流中被历史所抛弃。然而到了 20世纪80年代末,在追求秩序和“国学热”的国内外有利条件下,文化保守主义潮流抬头,学衡派在历史旧纸堆中被重新翻出和评价。但80年代末兴起的“重估学衡”,不仅仅是对20年代“估学衡”的正名,更是渗透了学者对人物评价标准的思考和对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回应,但同时也出现了评价标准错位,甚至有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错误倾向。对学衡派问题的研究,经历了 2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高潮,虽断断续续,但也跨越了20世纪,其实质就是一个“学衡问题”——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再次审视学衡,一是从历史、政治、文化三个角度来给予客观评价;二是从学衡派以及三大主义中反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唯一方向;三是从反思学衡派的兴衰历程中寻找当前文化自信建设的警示内容;四是明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解决“学衡问题”的唯一正确方向,也是终结“学衡问题”的唯一出路。

韩秋宇^[7]（2017）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西方世界为反思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带来的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等问题,兴起了一股追溯古典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作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通过课堂这一阵地,深深的影响了一批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为代表,不仅服膺白璧德的思想,更将白璧德思想作为西方文化的精髓引入到了中国。为了传播白璧德思想,他们在归国之后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学衡》杂志,以《学衡》为阵地翻译了大量白璧德的作品,还围绕人文主义思想发表了大量文章。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巨大社会变革,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行业都百废待兴,中国未来向何处去几乎是所有有识之士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学衡派诸君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白璧德思想译介到中国,已经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保守主义态度,而他们的这种态度通过与新文化派的激烈论争表现的更为明显。因此白璧德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从开始就带有较强的目的性,暗含了学衡派诸君的文化主张。本文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出发,以学衡派为主线,详述了《学衡》杂志创刊始末、人员流变及对白璧德思想的翻译情况,并通过文本的对比,总结了学衡派的翻译特点,指出了其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白璧德思想进行的中国式转换。这些翻译中的转换既有跨文化语境下词义对译上的困难,也有学衡派对白璧德思想的解读,这使得白璧德思想在传播之初已然发生了中国化的现象,并成为了学衡派对抗新文化运动的武器。由于学衡派试图通过白璧德思想来表达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建议,笔者将学衡派的思想放入到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中,横向对比了学衡派与其他保守主义流派的异同,也通过与新文化派的论战分析了当时中国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学派的不同文化观念。虽然从论战结果上学衡派惨败,但笔者依旧客观的分析了白璧德思想在学衡诸君的运用下对中国当时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界产生的影响。其后经过梁实秋在台湾的传播以及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学衡派的反思,白璧德思想再次回到人们视野,笔者总结了学衡之后白璧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并对白璧德与学衡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学衡派诸君为什么在众多西方思想家中选择了白璧德、学衡派又对白璧德思想做了哪些改变、被改变的白璧德思想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学衡派的白璧德思想等是否还具有价值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刘卫国^[8]（2017）在《新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文中指出文化保守主义是新文学最为顽固和难缠的对手,它曾在五四时期、1990年代、2004年至今,三次掀起对新文学的批评浪潮。这三次浪潮,批评的焦点分别集中在白话文、激进主义及对中国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之上。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学的批评,虽然动摇不了新文学的存在合法性,但能增进人们对新文学缺陷的认识,也有利于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

秦宁波^[9]（2016）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三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三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三,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三,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三,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三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三,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张源^[10]（2016）在《“学衡派”与白璧德的百年际会》文中研究表明一、引言:"学衡派"的"帽子"问题《学衡》杂志及随之得名的"学衡派"从诞生之日起,便没有受到严肃的对待。不论是自鲁迅《估〈学衡〉》（1）之后的各种批判文章,还是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2）之后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论）,多以"掊击新文化"的"反对党"目之,而草草一笔带过。新中国

二、试评新文化保守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评新文化保守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青年》读者”眼中的白话文运动 ——兼及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20年代的学衡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8）新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论文提纲范文）

（9）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评新文化保守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D]. 黄诗敏.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2]《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3]“《新青年》读者”眼中的白话文运动 ——兼及白话文运动的影响[D]. 韩启云.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4]《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5]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D]. 王哲. 青岛大学, 2019(02)
• [6]20世纪20年代的学衡派问题研究[D]. 刘志亮.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7]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D]. 韩秋宇. 黑龙江大学, 2017(03)
• [8]新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J]. 刘卫国. 广东社会科学, 2017(01)
• [9]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2)
• [10]“学衡派”与白璧德的百年际会[J]. 张源. 诗书画,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