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家庭的幸福生活

一、信息人家的幸福生活（论文文献综述）

次仁罗布^[1]（2020）在《鲁甸:废墟上开出的花》文中研究说明2019年12月中旬我赶到了昆明,住在云南省扶贫办隔壁的一家宾馆里。据了解,截止到2019年,云南省共有88个贫困县,其中27个为深度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到189万户,752.8万人。这充分显现出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组数据也改变了我之前对云南的那份富庶的想象,只感到云南省的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在与扶贫办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我切身感受到云南脱贫攻坚一线战斗人员的情怀与担当。从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战扎实推进以来,云南省奋战在一线的第一支部书记就有2.6万人,驻村干部12万人,他们沉潜到贫穷、偏远的村子里,一心扑在脱贫工作上。许多干部夫妻,周末

李楚婧^[2]（2020）在《湘西苗绣图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湘西苗族属于苗族三大方言族群之一的东部方言苗族族群,湘西苗绣是苗族苗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经济生产等原因,湘西苗族文化与楚文化、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和交融,故而作为湘西苗族文化重要载体的湘西苗绣图案也有着多样交融的独特面貌。本文以湘西苗绣图案为研究对象,将其与民族文化、民族哲学思维、美学思维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学科的、综合的研究,并在纵向深度如创作者的心灵观念上对其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对目前的湘西苗绣图案研究起到丰富与补充的作用。本论文以学科交叉分析、跨领域的综合视角,进行对选题的整合性研究,对湘西苗绣图案的衍生渊源和技法应用进行了梳理,分析其在发展进程中生成的造型特征,深入探讨了湘西苗绣的文化和审美内涵,并对湘西苗绣的文化、艺术和经济价值、当代和现实意义、未来该如何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力求通过梳理湘西苗绣图案的文化源头、造型特征、审美特质,来提出新的、有价值的观点,使本选题研究获得符合时代发展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以循序递进的方式展开。绪论部分,首先叙述选题研究的缘起,并通过构建对湘西苗绣图案的更真实的认知、推动对湘西苗绣图案研究的整体思考、保护湘西地区苗族文化土壤、确立湘西苗绣图案研究的当代意义等四个方面阐述了选题研究的意义。其次,通过苗绣图案研究、湘西苗绣图案研究两个方面,记叙了论文选题研究的相关动态,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本文研究探明方向。又列出了论文选题研究的相关的主要（美术学、艺术学）学科理论知识,以及辅要学科理论知识。并阐明了论文选题的田野调查与访问、图像收集与分析、学科交叉研究、比较研究、文献研究与分析等主要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明确选题研究的创新点为,“提出特殊且真实的认知、提出新的观点、开展综合探究”三个要点。最后,记述了论文的进度安排和预期目标。第一章,先以整体的宏观角度,概述湘西苗绣图案在苗族图案中的特点。从苗族人民的族群迁徙历史,谈到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东、中、西三大苗族聚集区的分布状况,并由此进入对三个区域苗绣的主要特征的整体概述,廓清东部聚集区湘西苗绣与其他地区苗绣的不同。从而进入对湘西苗绣图案的具体介绍。由于居住地域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人文环境等的不同,三大聚集区的苗绣图案特色各自有一定的区别。位于东部苗族聚集区的湘西苗绣图案,有着不同于中、西部苗绣图案的审美特色面貌。其次,再对具体的研究范围进行概念界定、分析湘西苗绣图案的生成背景,再从湘西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湘西苗绣的历史文化渊源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地理通达、经济繁荣、历史文化渊源深厚等角度阐述湘西苗绣图案特色的形成基础。最后对湘西苗绣图案进行概念界定,湘西苗绣图案审美特色的实质,是苗族文化艺术与楚文化、中原文化、湖湘地域文化艺术相交融后、苗族妇女以智慧创造出的结晶物。第二章,因湘西苗绣图案首先是实用为主的工艺美术,故首先解析其工艺流程。本章从工具、材料、制作步骤、主要针法和技法上详细介绍湘西苗绣图案的制作工艺。又将湘西苗绣图案的应用类型统括为服饰、用具、祭祀三个类别,以详实的田野调研资料为支撑,将应用类别与动植物、信仰等题材类别相结合进行叙述分析,从而详尽呈现湘西苗绣图案在湘西苗族人民生活中的形态。并从湘西苗绣图案的视觉形式出发,着重分析其造型特征。从线条、色彩、构图三个方面出发进行解析。第三章,是本次论文研究的重点部分,在对湘西苗绣图案外在视觉表现形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于探讨湘西苗绣图案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湘西苗绣图案蕴含着湘西苗族人民的宇宙观、生命观和世界观。如二绳、四维、八角、万字图形在湘西苗绣图案中的显现,蕴含着湘西苗族人民对天地的认识,是湘西苗族人民宇宙观的呈现。又如太极、八卦、阴阳数字等图案,是湘西苗族人民与天地合一、阴阳生成的世界观念。在湘西苗绣图案中显现出枫木、蝴蝶妈妈等形象,意喻着对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生生不息、对吉祥和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湘西苗族人民生命观的呈现。本章进一步对湘西苗绣图案的审美内涵进行分析,研究其背后的创作观念与生命美感,关注其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联。本章首先分析湘西苗绣图案蕴含的创作观念。其充满想象、多角透视、多样空间的创作方法,体现了湘西苗族人民“立象以尽意”的创作思维;其源于生活、纯真自在的创作心理,体现了湘西苗族人民自由的鲜活的创作心灵和创作状态、及其图案的生命美感。而孕育了这观念与美感的,是湘西苗族人民率真浪漫、开拓拼搏、认同凝聚的民族精神。最后,通过对宇宙、世界、生命、创作观念和民族心灵、精神的分析,探析出湘西苗绣图案所蕴含的审美特征。第四章,在快速变化的当代语境中对湘西苗绣图案的价值与发展进行探讨。首先,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溯源等角度分析并确立湘西苗绣图案的文化、艺术、经济价值和当代意义。其次,进一步地将其文化、艺术和经济价值落实到当代现实语境中,从相关企业对湘西苗绣图案的元素解读、文化提炼、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等设计与开发方式、湘西苗绣图案的产品转化与再创造等角度探讨湘西苗绣图案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际遇,参考了其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理论,提出了对湘西苗绣图案的保护建议,对湘西苗绣发展新路径的问题,从精神和物质两个路径进行探讨。精神上应提高创作主体的文化自信和观念、创造水平,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关注民族精神的续存;物质上应提高工艺质量、结合当代互联网和5G等科学技术资源助力物质建设和发展的新途径。最后,探讨湘西苗绣图案研究的当代意义,以小见大,探索湘西苗绣图案作为人类族群对美的表达的一部分,其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助益,以及背面深藏着的人类文化与文明创新的本质,其背面所释放出的人类共有的精神与物用之美等等所呈现出在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文化哲思与文明造物的方向之意义。在上述的论证解析之后,本文在结论部分,对全文写作内容进行了总结,叙述了本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记叙了写作中遇到的研究限制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其的努力克服。湘西苗绣图案是湘西苗族人民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记忆,它保留了形成该民族文化、精神、信仰等特质的原生状态,它是由湘西苗族族群整体、湘西苗族人民每一个人的生命发出的审美活动。湘西苗绣图案是湘西苗族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感性超越,是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是对生活更加美好的寄托和使生存更加诗意的追求,亦是湘西苗族人民蓬勃的生命精神,与大自然与生俱来的无穷生命力互相融合、交相辉映的结果。湘西苗族、中华民族、人类族群,皆是一个整体,对湘西苗绣图案的研究,有助于传承湘西苗族文化、保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有助于推动湘西州、湖南省乃至国家的文化繁荣和发展;有益于从局部到整体性地为中华民族、人类的不断发展、前进做出贡献。

李永娜^[3]（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刘钰^[4]（2020）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独立纪录片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创作者以中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为主要拍摄对象,用影像记录与阐释了多种多样的中国文化。中国独立纪录片与传统的、官方的纪录片相比,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这得益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者不受体制内身份的制约、不受商业上资金的裹挟、不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以一种自由、独立的个人化书写方式来进行影像书写。本论文在绪论中对此选题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现状以及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了详细阐释。主体部分共包括六章,第一章对中国独立纪录片进行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从文化人类学与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文化人类学的核心议题——文化,探讨了中国独立纪录片与文化人类学在研究领域的重合之处、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与文化人类学学者在工作方法上的相近之处;第三章梳理了中国独立纪录片所重点书写的文化种类;第四章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文化的影像记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参与观察的记录方式、“单点介入”的记录视点、作者化的长镜头“机内剪辑”三种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对影像进行记录的方式;第五章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文化的影像阐释的角度出发,分别从视听语言、个人化写作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独特的影像阐述方式;第六章依据笔者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各方面的分析研究,归纳总结出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现存问题,并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对此提出改进方案并指明未来创新发展方向。

陈新^[5]（2020）在《云上绝色谁为客》文中研究指明序藏地华章这是国家的号令!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务实选择。"山陵既固,中夏小康。"小康美好,实现很难。要实现小康,必须消除贫困。贫困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贫困一直是影响时代繁盛的社会阻障,也是影响民生国计和谐的根本原因。

李娜^[6]（2019）在《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村落、社区为基点,以民族志书写为基础,运用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彝族宗教研究的成果,通过对云南省开远市碑格乡的彝族濮拉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民间信仰的深入研究,籍此对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加以呈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碑格彝族濮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如何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等问题。首先,濮拉人的自然崇拜与旱作农耕的社会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濮拉人对大自然的依赖常把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崇拜着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灵,这些神灵与人们旱作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山区绝大部分仍以旱作农耕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濮拉村民来说,土地、阳光、雨水对农作物的生产至关重要,这是他们崇拜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根源所在。至今濮拉人还保留着传统的祭年和祭龙仪式,仪式中的年树（年神）和龙树（树神）是天地的象征,其整个祭祀过程是人们崇天敬地的仪式反映,同时也是他们旱作农耕社会生活的一种符号表达。从濮拉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人们对自然神明的心态和行为可归结为一种民间宗教,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初步认知和信仰习俗。祭年和祭龙仪式是濮拉人协调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生存智慧,其仪式行为背后蕴含的是人们对丰产丰收和人畜增殖的期盼和诉求,同时也是辛勤耕作的濮拉人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其次,濮拉人的祖灵崇拜与父系血缘的延续。濮拉人的祖灵崇拜建立在父母灵魂不灭的信念基础之上,人们认为父母生前是世上对自己最关怀的人,死后必定会处处保佑着自己的子孙。基于这样的观念,濮拉人产生了一套严密的丧葬仪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葬礼具有随地点、状态、身份变化的过渡意涵。其二,葬礼中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濮拉人的历史信息,是人们族群记忆的重要体现。其三,葬礼中仪式主体的性别分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家男性成员在整个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以死者儿子为主体的仪式行为,还是葬礼中实质性的礼物流动,都在发挥着维系父系血缘社会结构的文化功能。另从家族的外部来看,葬礼中村民们的相帮互助多以男性家长的名义进行,由此也强化各父系血缘家族与社区的整合,增强了村寨社区的凝聚力。在祖灵的关照下,父系血缘纽带是维持濮拉家庭、家族乃至村落社会运转的内部机制。最后,濮拉人的鬼魂信仰与疾病治疗的抉择。鬼魂在碑格濮拉人的疾病观念居于主导地位。濮拉人鬼与魂的区别是,魂指活人,鬼指死人;如果魂离开了人体,人就要生病;如果鬼附着在活人身上,人也要生病。为解除疾病带来的困扰,濮拉人叫魂和驱鬼仪式一直盛行不衰,这种需求使通过驱除鬼魂为人治病的仪式专家（贝玛和锁斋）应运而生。日常生活中,濮拉人遇到身体不适,请贝玛和锁斋治病是他们疾病治疗的首选,在其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医院就医,对传统治疗的依赖反映出他们对地方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这也是濮拉人求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濮拉人在依赖传统治疗的同时,并没有对现代医疗拒而远之,而是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神药两解”中交替选择是人们在解决生命困扰的疾病治疗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较为明智的抉择方式。

吉俊虎^[7]（2019）在《刘恒影视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百余年来的电影史实说明,文学是“电影的素材基地”,中国电影一直与文学保持着亲密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前期,我国影坛出现一次艺术高峰,电影导演“第五代”崛起,确立了中国电影的世界形象,为电影史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这批作品中,在影视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刘恒的身影。之后,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迎来了新时期的第二个高峰,如在“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从现实真实状态中发掘人的生存状态,用更贴近生活的笔法呈现现实的作品,其中也有刘恒的身影。不论从投身影视创作的时长、创作作品的数量,还是从其艺术成就、商业口碑等角度看,刘恒都堪为一典型代表。他的创作实践及作品值得深入研究。文乃言之载体,言为心声,刘恒的内在品格和创作理念是支撑他影视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他性格谦和温厚,人生阅历丰富,文学修养厚重,又能坚守社会使命感进行创作,将文字融汇进生命,不断在剧本创作中表达深刻的思考。首先,他认为写小说和写剧本是一样的性质,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哪一种方式都是有意义的。其次,他能正确理解影视艺术创作的综合性,影视文学仅是要素之一,所以应在这一环节中追寻意义。第三,刘恒对投拍后适当改动剧本表示理解,但出于对作品的责任感,不会放任他人修改,而是在“妥协”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另外,他对改编、作品结构与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等问题都有自己明确的理念。刘恒是在内、外因合力作用下走上影视文学创作之路的,文革结束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思潮,给中国文学和电影创作带来了又一个“蜜月期”是外因;刘恒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作为新写实小说创作主将,在故事的构思、主题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及语言的驾驭方面的优势是内因。刘恒影视实践早期,主要是对自创小说的改编,之后,他将改编的笔端转移到对他人小说的改编上,扩大了改编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影视文学质量与数量方面有了突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改编理念与创作原则,进而进入了直接创作影视文学阶段。角色意识确立,创作日趋成熟。刘恒影视文学的主题内涵丰富,主要有:直面“食”“色”本性;从人物的行为表现和命运结局等呈现的宿命观;将目光放在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身上,对善良、豁达、诚信等传统价值观内蕴的挖掘;对战争与人性之间关系的阐释,战争是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而人性是柔软的温情寓所,战争最终以它的残酷打败温情、泯灭人性了吗?刘恒在作品中给出了他的思考;对时代主旋律精神内涵的丰富阐释,《云水谣》《集结号》等集中体现了新主旋律的特点。他的创作始终跟随时代,且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文学细腻地感受关照着人的改变,描述出在外在环境的冲击下,信仰、勇气、毅力、真诚、美好等珍贵品格的价值所在。刘恒把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放在首位。他的作品总的主旨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笔揭示生存的本相,以此探寻人生命的哲学意义,这一探讨自然离不开“人与生活”的纠葛故事。总体来看,刘恒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和挣扎在生活中的“小人物”、英雄主义男性、各色次要人物、及人物群像等一系列符合大众审美况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关于英雄人物的定位,刘恒向来坚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人物更接地气,能够真实地触动大众,引发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刘恒影视文学情节结构丰富多样,多见的是戏剧式情节,这是对我国叙事传统与民族性的坚持。此类情节采用渐入式的开端,在镜头缓缓的移动中,拉开故事的序幕,人物渐次登场,人物关系也不急于揭示,而是在对话中逐渐清晰起来,让观众随着眼前生活图卷的展开,渐渐走入剧中人物的情境中。矛盾冲突与结构方面,多样而复杂的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多重人物关系相互连结,使剧情朝着看似合理却又无可奈何的方向发展刘恒的影视文学“不甘平凡”,情节的安排在震慑人的情感传达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刘恒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影视化,台词口语化与方言使用是最突出的变化,他刻意通过“蒙太奇思维”手法,将电影化的想象意识投射到文字中,特别是心理蒙太奇的运用,将主客观、幻觉与现实进行交叉表现,将人物的意识通过潜意识里思绪的无序切换,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来,转换成视觉呈现。刘恒常常通过人物的对话与心理描写控制节奏,在情感发展大趋势的牵引下使局势有张有弛,调控着剧情的节奏。在表达人物内心时,常以“通感”的艺术手段来使抽象的情感外化。刘恒试图借鉴“色彩视像化”手段,通过对色彩和声音的营造,选择合适的意象,调节自身的语言模式与表达方式,借象征内涵丰富情节意蕴。刘恒影视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体现在着力最多的人物塑造方面,他的影视文学常常从平民视角展开叙事,关注小人物、“多余”人,对人物形象的多角度、多面向呈现,描述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生存现状,揭示精神方面的困境。使刘恒的影视作品具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层次。其次,他的影视作品以零度视角审视故事情节,隐没宏大的时代背景等体现出新写实主义的风格,第三,为调适审美大众化需求,刘恒影视作品内容方面符合大众审美心理,乡音的使用、简单有力的对话个性化对白凸显人物,另外在戏剧性叙事、平民色彩方面都聚力于大众化传达。总之,刘恒对电影市场的认知与众不同,他从不把自己拘囿于作家“套子”,总是灵敏地审度时势,市场潮流的需要、大众审美的趋向,都在刘恒创作的考虑因素中。他像水一样自如地跟随着时代的发展,观照着社会的变化,用一如既往真挚的笔锋、变化多端的题材来反映时代和处于时代中的人群。刘恒的创作经历值得总结,他在文学性、故事戏、电影性、思想性方面的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晓珏^[8]（2019）在《甲马与大理白族的民间信仰及民俗生活》文中提出甲马是主要运用于祭祀活动中的,与民间信仰、民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类使用雕版印刷而成的神只纸。从制作过程来说,甲马是将各类神只、鬼怪雕刻于木板上,再用各色棉纸印刷而成的一种民间美术作品。从使用过程来说,甲马是用于祈福、禳灾等各种祭祀仪式中,或焚烧、或张贴供奉,以表征该神只,进而起到沟通人神的作用的手工雕版印刷品。从其属性来说,甲马是人神之间相通的重要媒介,是神人感应的精神载体。关于甲马出现的具体时间,尚且没有文献可以佐证,但从相关行业发展的旁证来看,至迟到元代,在大理白族地区就可能已经有白族人自己雕刻印刷的甲马存在。延至现代,甲马仍然在大理白族地区的村落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着特定的传承环境和传承体系,是一种活形态的艺术品。本文旨在通过对大理白族甲马的使用者、传承人及其传承环境,以及对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的甲马本体两个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解析甲马与白族民间信仰和民俗生活的密切联系,探索大理白族甲马的民族特征及其在村落生活中的存在形态和文化价值。文章立论的支撑材料来自田野考察的一手资料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论述过程则以文化解析为主要手段,同时辅以必要的图像分析。首先,文章中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并用不同地区的实证资料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对甲马的神只系统做了明确分类,从而进一步分析出甲马这一文化事象所具有的文化结构层次。其次,文章致力于展现大理白族甲马所具有的民族特色。第三,文章将研究的焦点从甲马所指称的神灵的具体形象中转移到在对实际运用中的甲马的本体,以及图像与神灵之间指称关系的实现途径。研究的重点并非存在于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只本身,而是甲马图像意义的凝固、传递和解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第四,文章通过分析使用甲马的各种仪式过程（包括现存的和文献记载的）,尝试发掘甲马在这些仪式中的象征意义,及其在这些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职能。同时,文章中亦调查了使用甲马的人群结构、使用甲马时的文化语境、甲马在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不同传承情况以及甲马在不同人群中的普及情况等问题。第五,文章从艺术的表现和再现能力出发,把甲马图像视为一种文本,用语言学理论来分析图像系统中存在的意义指向问题从而达到分析甲马图像表达的语义、甲马表达语义的途径并衡量其最终表达的效果的目的。第六,文章以“文化叠压层”理论为基础,对几类典型的甲马题材进行了细致的图像分析,从中还原出了叠加在大理洱·海地区白族民间信仰中的种种文化层积。文章在第一章中为甲马做了定义,同时介绍了甲马的起源、发展历史和目前的传承状况。第二章则从艺术的角度,首先还原了甲马的制作工艺,继而分析了甲马的构成要素和图像构造方式,甲马的艺术特色及其审美价值。第三章主要通过甲马在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民间文学等方面与人们的民俗生活产生的交集以及生活中存在的与甲马有关的禁忌和规约来分析甲马与民俗生活的关系。本文的第四章则通过甲马的神只系统以及甲马在各类民间祭祀仪式中的使用过程来解释甲马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引用了来自艺术学和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深入分析甲马的象征意义的形成和读解过程、甲马图像的语义结构层次、语义表达方式和情感观念类型。文章的第六章是例证式的分析,主要选取甲马中的女性形象、水神形象、木神形象和动物形象运用文化叠压层理论来综合分析甲马图像的文化内涵。

李春梅^[9]（2018）在《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研究》文中提出佤族是我国九个“直过民族”之一,解放初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措施,帮助他们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特殊历史原因,他们是整体贫困程度较深的群体,面临着脱贫攻坚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并重的艰巨任务。翁丁佤族社区是我国最典型的佤族聚居区,近十年来,当地居民积极探索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能力不足,旅游发展进程缓慢。本文选择翁丁佤族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人力资源能本管理理论、德鲁克文化管理理论、旅游人类学“舞台真实”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等理论为基础,通过整理访谈材料分析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因子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等定量研究方法对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进行评价,找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提升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构建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本文以可行能力理论为理论来源、国内外经验为现实依据,结合佤族社区的特征,构建了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该理论分析框架的背景是旅游发展,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有脆弱性环境、功能性活动和地方性知识。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的关键点在于找到居民的孵化性运作能力。政府、村委会、旅游企业、专家学者和社区居民在旅游保障措施的基础上,形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交融的合力,最终实现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的成果。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三大理论维度、六大观测指标和三十个分指标。其中,三大理论维度是善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六大观测指标是旅游参与可行能力、旅游就业可行能力、旅游产品开发可行能力、旅游技能提升可行能力、旅游融资可行能力和旅游社交可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三十一个旅游可行能力评估分指标。2、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实证研究本文根据所构建的佤族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翁丁佤族社区进行实证研究,运用SPSS17.0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在符合信度和效度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等定量研究方法对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进行评价,计算出居民每项旅游可行能力的评价值,进一步探究居民旅游可行能力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提升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对策。研究发现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总体偏低,所调查的六大旅游可行能力指标中,只有旅游社交可行能力较强,旅游参与可行能力、旅游就业可行能力、旅游产品开发可行能力、旅游技能提升可行能力和旅游融资可行能力都较弱。本文比较分析了翁丁三个村寨的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现状,发现旅游发展程度较高的翁丁大寨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明显高于旅游发展程度较低的另外两个村寨,说明旅游发展的程度强弱与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成正向关系。3、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佤族旅游社区居民的孵化性运作能力分别是旅游参与可行能力、旅游就业可行能力、旅游产品开发可行能力、旅游技能提升可行能力和旅游融资可行能力。这些能力的增强能促进其他旅游可行能力的提升,因此,佤族社区内外部力量发挥合力的关键点在于提升这五大旅游可行能力。本文提出三大保障机制,制定翁丁佤族旅游社区“前台开发+后台保护”的旅游发展规划政策;激发居民自身的内生动力:提出多元主体提升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设想,让政府、村委会、旅游企业、专家学者和居民等责任主体在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中发挥的应有功能,进而提炼出五大孵化性运作能力的提升对策。本文的创新点有三:第一,研究视野创新。本文具有国际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视野,通过对巴厘岛文化旅游成功经验的分析思考翁丁佤族社区的旅游发展问题,并结合人类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第二,研究内容创新。本文将可行能力理论引入佤族旅游社区,将翁丁佤族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首次关注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提升问题,是我省旅游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也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探索;第三,理论分析模式创新。本文构建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这是对可行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拓展,是提升佤族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实践探索,对我国少数民族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旅游经营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崔璨^[10]（2018）在《宗教生活与敬老养老文化研究 ——基于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村寨的调查》文中指出傣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宗教在傣族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宗教对傣族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傣族人的敬老养老也深受其宗教的影响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敬老养老文化。本文以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傣族村寨为研究对象,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按照个人--家庭--社区（村寨）的逻辑顺序依次考察傣族老年人的宗教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对傣族的传统敬老养老文化以及现代养老政策在该地的实践状况进行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探讨。应用互动仪式链理论对傣族的宗教与敬老养老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研究发现傣族村寨中存在着一种“过渡仪式”——“成老礼”。“成老礼”的发现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民族学与民俗学的人生礼仪类型,另一方也说明它在当地的敬老养老文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老礼”不仅使傣族社会形成了对“老”的特殊认知,同时也是傣族老年人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机制。“死”的地方性认知不仅让傣族老人形成了爱惜生命的态度,也在敬老养老问题上对社会成员形成了有力的制约。宗教在老人弥留之际起到了临终关怀的作用,对死者的家属也起到了很好的慰籍作用。“家神”不仅是长辈权威地位的象征,也充当着“法律”的角色,成为傣族家庭敬老养老重要的保障力量。南传佛教使傣家人形成了“无性别偏好”和“少生”的生育观,“家神”与傣族特殊的亲属关系促使傣家人形成了普遍的抱养、收养习俗,再加上傣族社会流行上门入赘,这使得傣族人并不担心自己子嗣少或膝下无子而影响到自己将来的养老。傣族以村寨为核心的社会取向使傣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由家庭扩大到了村寨。傣族的民间歌手“章哈”通过演唱进行劝孝,用音乐的魅力进行社会教化。在宗教的影响下,傣族社会形成了尊老敬老的“赕老人”仪式。由于热衷于宗教活动,傣族老人的社会参与程度极高。傣族老人通过在各种宗教仪式中展演自己的神圣力量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也强化了傣族社会的长幼次序。调查结果显示,国家养老政策和老年协会在当地的实践都不尽人意,要使国家的养老制度在当地得到落实,就要以“小传统”的地方敬老养老体系为依托,把“小传统”作为落实“大传统”的载体,充分发挥“大传统”的文化整合功能,使得国家的养老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在傣族敬老养老的各种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是关键的变量。成功的互动仪式唤起了情感能量,产生连带节奏从而引发集体兴奋,吸引成员反复参与仪式。傣族老人在成功的互动仪式中不仅获得了高额的情感能量,还巩固强化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失败的互动仪式无法唤起情感能量,甚至消耗情感能量。失败的互动仪式无法建立起集体兴奋,让仪式成员感到厌烦从而避之。失败的互动仪式给国家养老政策与老年协会在当地的实践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本研究认为:宗教生活构成了傣族敬老养老实践的文化基础,是傣族老年人重要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宗教生活不仅是傣族老年人社会地位提升的机制,也形塑和巩固了傣族老人神圣的力量与其权威的地位,并对社会成员产生了强有力的制约,从而形成傣族尊老敬老的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为傣族的养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敬老”与“养老”的高度统一是傣族传统敬老养老文化的重要特征;“赕”与“安乍”不仅构成了傣族的地方性敬老养老逻辑,也是维系傣族敬老养老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机制;互动仪式构成了傣族敬老养老实践的核心,有效的敬老养老实践基于一系列成功的互动仪式,情感能量与符号资本是敬老养老实践有效与否的核心因素。最后,本文对傣族老人的社会地位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并对傣族的宗教生活、敬老养老文化与社会秩序做出归纳与总结。

二、信息人家的幸福生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人家的幸福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1）鲁甸:废墟上开出的花（论文提纲范文）

（2）湘西苗绣图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云上绝色谁为客（论文提纲范文）

（6）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刘恒影视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甲马与大理白族的民间信仰及民俗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9）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宗教生活与敬老养老文化研究 ——基于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村寨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四、信息人家的幸福生活（论文参考文献）

• [1]鲁甸:废墟上开出的花[J]. 次仁罗布. 民族文学, 2020(09)
• [2]湘西苗绣图案研究[D]. 李楚婧.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4]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D]. 刘钰.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5]云上绝色谁为客[J]. 陈新. 西藏文学, 2020(02)
• [6]民间信仰与生存实践 ——碑格彝族濮拉人的民族志研究[D]. 李娜.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7]刘恒影视文学研究[D]. 吉俊虎.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8]甲马与大理白族的民间信仰及民俗生活[D]. 李晓珏. 云南大学, 2019(09)
• [9]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研究[D]. 李春梅. 云南大学, 2018(04)
• [10]宗教生活与敬老养老文化研究 ——基于云南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村寨的调查[D]. 崔璨. 云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