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认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王一帆^[2]（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苏彬^[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阳甜^[4]（2020）在《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思想研究（1949-1997）》文中认为自2017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养老保险则是该表现之一,是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体现,也是世界各国政府、人民都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其实,早在1948年8月,为发展解放区工业,以及保护劳动权益与发展职工福利事业,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具备条件的地方或工厂集中的城市创办劳动保险。在该指示下,东北行政委员会汲取苏联经验,于1949年4月,制定并试行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明确了养老补助金的领取方法、工龄的计算依据,以及劳动保险金的支配与管理问题,对解决各类城镇企业工人养老问题起到了真正作用,揭开了中国养老保险发展新篇章。在此基础上,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与发展,国家开始探索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51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100人以上的国营、公私合营、私营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做出了规定。1966-1976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逐步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了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以及控制全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和为21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做好准备,在城镇,原有的以苏联为蓝本的养老保险模式已不能适应和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亟需改革。就在我国养老保险改革正处于理论准备与思想启蒙的关键时刻,刚刚打开国门,就恰巧迎来了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改革浪潮,国家开始思考能否借鉴与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于是,通过对国内形势和国外经验的考量,我国开始了一系列对养老保险探讨、抉择、实践摸索等过程。根据不同地区试验情况的利与弊,1997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归并了各地区不同调研、试点方法。这标志着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完成了早期探索,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模式、制度和基本政策框架。至此,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1949-1997这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许多异常深刻的变化,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社会保险起着重要的“配套”作用。而作为社会保险重要内容的养老保险,在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变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发展要求,伴随人口流动加大、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退休养老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等问题,也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其探索的背后,是政府决策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们的思想交锋。又因研究该时期内我国养老保险思想的发展脉络,必须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背景下进行,因此,本文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为主线,又因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长期以来主要覆盖群体是城镇企业及其职工,故以城镇职工为研究对象。根据该时期内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内容的历史发展特点,本文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统包”阶段（1949-1976年）;调整阶段（1977-1984年）;社会统筹阶段（1985-1991年）、“统账结合”探索阶段（1992-1997年）。第一阶段先概述了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思想缘起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劳工权益的维护。新中国成立后,因经济尚处恢复阶段,财政吃紧,为解决工人、职员“老有所养”问题,鼓励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总结解放区的劳动保险经验、教训,以及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国家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后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的指导下,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职工的需要,对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内容做了修缮和补充,覆盖面不断扩大。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原本不断完善的养老保险内容,使其丧失了社会互济功能。总体上,该阶段内,我国养老保险主要由国家包揽,具有“单位化”特征,且养老保险始终作为劳动保险的一部分而加以推进。第二个阶段基本上是对受“文革”影响而陷入停滞的养老保险思想的进一步恢复与发展。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我国逐渐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以及为控制人口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而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受“文革”影响的劳动保险,并对养老保险进行了试点和探索。该阶段,主要探讨我国在重新对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分设养老保险的思想,同时针对过去劳动保险未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应该如何制定进行了讨论,并重新提出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想法。同时,基于人口层面,分别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此外,介绍了该阶段养老保险管理思想,包括立法思想、社会化管理理念等。因该阶段,计划经济仍占主导,养老保险思想在市场化方向的努力与创新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理论认识不足;待遇水平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第三个阶段为“社会统筹”阶段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思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现行的养老保险的某些弊病逐渐显露出来;同时,为了解决企业之间退休费用负担苦乐不均的问题,以及在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的驱动下,退休费用社会统筹重要性愈发明显。故分析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理论性质,探讨了是否引入个人缴费机制,以及个人缴费比例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开征养老保险税进行统筹等。同时,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反思了退休费用计发基数问题,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和固定工的养老金是否应该合并进行分析,逐步确定了由单一转向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此外,对养老保险立法、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重要性进行了思考。该阶段,对养老保险理论认识得到提升,合理地探索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问题,充分认识到我国统筹模式应逐步过渡为“部分积累”式,并明确了“企业、个人、国家”的三方责任。第四个阶段主要是对“社会统筹”阶段养老保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实现。该阶段,在试点的经验基础上,探讨了对养老金计发办法进行调整的思想,并通过对调研、试点情况,分析了各地区不同模式的利弊,从而逐步确定并统一了全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与此同时,因20世纪9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劳动力跨企业、跨地区之间的流动增强,认识到提高统筹层次和扩大覆盖面的必要性,以及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与收益性,提出了多元化投资路径、内部审计等思想;并逐步认识到向省级统筹发展的方向,以及建立单一的社会保险法规与统一的社会保险监管机构的重要性。论文最后,先论述了1997年“统账结合”模式统一以后,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发展新情况,包括“统账结合”模式统一之后的实施情况或存在的问题,包括争议、试点与推广;全国统筹模式的逐步实现;社会保险法规的正式出台;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养老保险基金社会化管理的落实等。后从整体上,对1949-1997年内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思想发展的总体特征与历史规律加以考察:一是总体上兼具渐变性与突变性;二是养老保险思想的发展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辅相成;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养老保险政策理论的影响;四是养老保险“配套型”理念突出;五是养老保险管理分散化、复杂化;六是养老保险基金增殖无术。并揭示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养老保险发展的一些重要启示:一要稳步渐进式推进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二是要注重对国外养老保险理论的学习;三是进一步加强养老保险法制化监管;四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需要明确政府责任;五是法定退休年龄的设定有待进一步变通。

孙曈^[5]（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宋哲琦^[6]（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研究表明《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刘翔宇^[7]（2020）在《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新时代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态势更突显出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信息时代背景下,全世界人民的命运与共已经超越现实空间渗透到网络空间,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旨演讲中,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网络空间发展的深刻价值意蕴,是一个体系完备的时代命题。这一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对西方共同体理念的借鉴。深刻把握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体系,不仅需要以习近平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为基础,厘清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容,更需要进一步体悟共同体理念平等、互信、创新、共赢、法治的基本特征。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不仅是学理层面的深刻价值探讨,更有其深刻的现实需求度,即网络空间背景下多元权力的分散裂变、各方利益的链接弥合、不同文明的交织共融、人类未来的捆绑联结。在具体的传播实践行为中,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接触性传播、沟通性传播、程序性传播以及转移性传播等方式,对包含网络经济创新发展、网络空间法规准则建设、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应对、网络文化交流共享以及网络空间有效治理等完备的共同体概念范畴进行阐发,或针对完整共同体概念中众多核心要素的某一点进行具体论述,而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播过程中所取得的良好传播成效则集中在官方的认可态度、受众的积极接受以及媒介的及时跟进三方面。因而,在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过程中,既要坚持共同体理念建构原则与传播原则的统一,也要充分探索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基础性、融合性、系统性路径,从而推动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效传播。

马婧睿^[8]（2020）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研究》文中指出“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人“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值得世界人民纪念与缅怀。国外有许多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隆重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纪念这位思想巨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马克思的纪念,借此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的纪念更加科学规范,认真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的纪念,对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索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研究分为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概述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的纪念。通过了解“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展示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概览国外纪念马克思的情况,特别是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世界各地展开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历程,分别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的纪念,论析了每个阶段的纪念活动所蕴含的时代主题。第二部分以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课题为切入背景,分别论述了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纪念马克思的显着特征。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显着特征是围绕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显着特征是围绕坚持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纪念马克思的显着特征是围绕决胜“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展开。第三部分集中论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内容与形式,纪念内容紧扣时代主题,纪念形式以会议、文本及艺术形式为主,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第四部分阐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目的与成效,纪念马克思极大地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自身长期执政规律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第五部分论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时代价值。包括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矢志不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规律,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深入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奋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胡玥^[9]（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詹子懿^[10]（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思想研究（1949-1997）（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3]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4]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思想研究（1949-1997）[D]. 阳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7]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研究[D]. 刘翔宇. 上海大学, 2020(03)
• [8]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研究[D]. 马婧睿. 延安大学, 2020(11)
• [9]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