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批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赤字

一、欧盟批评德法意赤字高（论文文献综述）

黄湘颖^[1]（2021）在《论德国应对欧债危机的政策变化》文中研究表明

孙晓亮^[2]（2021）在《从萨科齐到马克龙：法美关系的变与不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美关系作为重要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受国际局势、两国内政、领导人外交取向影响明显,在缓和、走强、回落的独特周期中往复,但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目的,推动大西洋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当代美法双边关系的合作基础基础。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法国不甘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一直扮演着美国“不听话”盟友的角色。两极格局瓦解后,法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却因伊拉克战争而降入冰点。2007年,萨科齐入主爱丽舍宫,将缓和伊拉克战争后陷入低谷的法美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2012年,左翼领导人奥朗德战胜萨科齐就任新一届法国总统,出于应对金融危机、平衡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影响力提升等原因,奥朗德政府延续了前任政府的亲美立场并增强了与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政策协调,使法美关系继续走强。然而,大西洋两岸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美欧关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先后上台,法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战略影响下呈现新一轮的回落趋势。基于历史演进视角,法美关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先升后降趋势,先后经历了缓和、走强和回落三个阶段。由于法美关系的不对称性,双边关系受美国战略调整的影响明显,但受到大西洋联盟框架的影响,两国关系能保持“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稳定性。拜登“美国归来”政策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法美关系的有限修复提供了机会。本文从梳理萨科齐-奥朗德-马克龙时期的法美关系的特点和主要表现入手,剖析十数年来法美关系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探究其变与不变的内在逻辑。

龚权^[3]（2019）在《主要成员国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适应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源于当前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在对俄罗斯采取集体性的外交和经济制裁时,匈牙利、塞浦路斯以及希腊等国却采取了并非完全一致的政策,它们一方面参与欧盟的共同对俄制裁行动,一方面却与俄罗斯进行广泛的合作,这些合作既有政治领域的、也有经济和军事领域的。这三个国家一度被称为欧盟的“特洛伊木马”。虽然欧盟对这些国家的行为进行了干预,但这并没有改变匈牙利、希腊以及塞浦路斯三国的既有对俄政策。在欧盟对外行动随着《里斯本条约》实施而变得更具有操作性,更强有力的情况下,为什么其成员国还会采取与欧盟相悖的行为?是欧盟共同外交政策自身的问题,还是成员国利益考量的结果?成员国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会采取与欧盟一致的行动或者相反?对于这些问题,现有以体系为中心或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并不能做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新的解释变量,尝试进行理论化分析。本文提出欧盟外交政策与成员国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普遍性假设,即成员国外交政策与欧盟外交政策并非完全一致,彼此存在适应与再调整需求;其次,本文从欧盟外交政策类型、成员国利益相关性两个解释变量入手,构建分析框架,对欧盟与成员国外交关系进行分析;第三,本文通过法、德、英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政策与对伊核政策中的行为为案例对本文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本文对于认识欧盟与成员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对于认识当前欧盟发展状态、特征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本文提出的第一个解释变量——欧盟外交政策类型,包括结构性外交政策和关系外交政策,可以打开欧盟外交的“盒子”,进行更为针对性或具体化的分析。本文提出的第二个解释变量——利益相关性,提供了从成员国层面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考量因素。由于欧盟共同外交与成员国外交的不同特征和利益关系,利益相关性在解释成员国与欧盟、第三国的彼此关系调整中,具有明显说服力。由于欧盟仍处于一体化进程之中,其与成员国的外交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条件和时间进行严格设定,以保证分析的客观性。本文研究得出结论,结构性外交政策与高利益相关性会促使成员国政策适应,采取与欧盟一致的对外政策或行动,而关系性外交政策与低利益相关性则会导致成员国进行调整,采取消极甚至背离行为。

王宝龙^[4]（2018）在《21世纪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强势回归中东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但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层面,本文的研究则指向另一个对俄罗斯而言意义重大但却较少为学界所重视的方面,那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稳步推进且影响重大的中东能源外交。与针对独联体、欧洲、东北亚等能源进口国实施的以能源作为谋求政治利益外交工具的传统能源外交不同,俄罗斯的中东能源外交主要是以外交手段来谋取广泛的能源安全利益,其中包括通过多边机制谋求国际市场能源的“合理高价”,通过双边合作增强国家企业实力,以及通过油气管道政治博弈来维护欧洲市场的主导地位。俄罗斯这一系列的能源外交实践,也在客观上提升了它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本文在探讨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的概念内涵、理论依据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把俄罗斯的中东能源外交概括为多边、双边两个合作机制以及油气管道政治博弈等三个层面,并以此为框架系统分析了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所发挥的日益显着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过欧佩克和天然气出口国论坛的多边机制,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和维护自身市场份额;并通过双边能源合作,来增加本国能源企业的油气储备和输出能源服务;同时通过油气管道政治博弈,维护其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尽可能排斥来自中东的竞争者。在结构上,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一章论述了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驱动机制、理论内涵以及传统的实施对象;第二章探讨了新世纪以来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的目的、手段以及各种阶段性特点;第三章分析了俄罗斯在欧佩克和天然气出口国论坛这两个多边框架下展开的中东能源外交;第四章选取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作为案例,分别论述了俄罗斯与这三个国家的双边能源合作状况和水平;第五章从油气管道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推进“土耳其流”管道建设以及通过介入叙利亚冲突来影响中东天然气流动方向的战略;第六章总结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的成就、影响和制约因素,并对其前景作出展望。论文通过系统的分析,认为俄罗斯新世纪以来的中东能源外交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效。在维护国际能源安全以及加强其能源大国地位的同时,还促进了对外军火输出,巩固了与中东地区相关国家的关系,加强了其在中东的存在地位,从而实现了能够对未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较为深远影响的目的。本文的研究,对于研判未来世界能源形势的发展以及中东政治格局的走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能源安全问题不断凸显以及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庄岩^[5]（2017）在《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文中研究说明国际上普遍认可波兰迄今为止的转型和改革是成功的。波兰曾被誉为东欧转型国家中的“优等生”;2004年波兰在中东欧国家中第一批加入欧盟,实现了“回归欧洲”的愿望;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波兰是欧盟国家中唯一经济保持增长的国家。上述情况反映了波兰转型和改革的突出成绩。但从学者的实证研究、媒体的报道和一些改革亲历者的着述中也可以看到,波兰的转型、改革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实践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波兰在转型国家中具有典型性,但总体上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研究领域。波兰国家及其社会的真实情况是什么?转型和改革面对的实际问题是什么?波兰政府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并推进改革?其作法或者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国家治理是否有启示和借鉴的作用?这些基本问题从不同领域和角度还可以进行更多更深入地探讨。本文选择从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的角度进行研究。财政是联系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系统的媒介,是历史上所有国家层面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现代公共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带有综合性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的国家治理的依托。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指出,财政是分析社会的最佳出发点,特别是当现在体制开始崩溃、新体制开始产生时,对财政问题展开分析,是认识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本文重点研究1990-2014年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主要从两个层面探讨:一是基于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的实践过程。对波兰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和新生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进行探讨;二是对处于开放环境中,即融入欧盟进程中的波兰公共财政国内改革与外部协调状况的分析。1989年波兰剧变后,它的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市场经济思想交锋为特征的体制转型,到以精英们在公共财政管理制度（财政联邦制、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体系等）构建中的利益博弈为特征的综合性改革,再到以公共财政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和技术层面的复杂化为特征的专业性改革,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也成为之后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约束。目前,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正在趋向一个发展周期的末端,官僚体制和新公共管理理念下的公共财政运行方式不能很好地满足波兰社会的共同需求,而新的治理思想、物质和技术驱动力量等前提条件还在孕育之中。波兰公共财政制度改革会经历一段相对沉寂期,并面临新一轮的系统性变革。从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既有突出的成绩,也有并非典范但也合理的处置,同时也存在政策失误和事与愿违,但总体上是可圈可点的。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也是波兰共和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缩影。作为转型中国家,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实践中的以下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作用:一是在财政危机与制度变革方面。从波兰二战后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财政危机对国家制度变革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认真对待财政危机中反映出的多层面问题,通过发展和改革解决问题,防止财政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二是在公共财政参加国家治理方面。波兰经济社会转型后,在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关系中,政府和市场的矛盾以及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原来这两对突出矛盾逐渐被市场和社会的这一对主要矛盾所取代。政府更多是发挥组织和协调者的作用,而不是市场直接参与者和社会的直接统治者。尽管政府在公共财政中仍发挥主导性作用、居于核心地位,但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也是财政收支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有关财政收支的决策和组织,除了强制性,还须与社会各主体广泛互动协商。在这种环境下,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中注重社会协商,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制度优势得到体现。在经济景气时期,公共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社会平等两个方面得到了较好的兼顾,特别是在2004年入盟后到2008年危机前的一段时期,无论是从经济增长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客观数据,还是从波兰人对生活质量提高普遍认可的主观感受,都是转型以来最好的一段时期。但与此同时,通过法律和制度安排固化的、偏向强调公共部门（特别是地方自治单位）提供公共服务职责,限制其从事经济活动范围的制度弊端也逐渐积累显示出来。波兰公共部门（特别是地方自治单位）缺乏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机,不愿意承担经济活动的风险,即使在经济波动和不景气时,也不得不讨好选民,履行和承诺更多的社会福利,越来越难以推出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的有力举措。波兰公共财政实践带来一些新的启示,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和社会平等并不必然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1,在实践中两者可以兼顾。由于各国国情和特色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价值和政策偏好也会有所不同。无论是市场取向,还是兼备取向,迄今都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完美模式,都需要不断地进行优化调整。从长期看,政府作为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组织和协调者,矫枉过正地强调效率和平等任何一方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者认为,对一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评价,不能盲目地赞扬它的成绩或菲薄它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拿来”所谓的经验,或者“汲取”所谓的教训,而应该系统地研究,根据客观需要借鉴和创新。三是在公共财政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地方财政更有利于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是财政学领域一个富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思想。但实践中,由此思想出发形成的所谓财政联邦制并没有定式。蒂伯特（Charles Tiebout）的纯理论,作者将之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原教旨的乌托邦理论之一。理论本身有诸多假设,即达成理论结果的前提。不关注这些前提假设,就不能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偏差,也不能完整理解理论的指导作用及其局限性。波兰的改革经验表明,蒂伯特理论作为财政联邦制的着名理论,无论在思想的核心层面,还是在前提的现实层面都存在实践与适用的问题,不能生搬硬套。在思想层面,波兰目前倾向社会平等的治理理念（包括财政支撑模式）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并非完全兼容。波兰国家治理中的市场经济思想强调政府从事经济活动的“辅助性原则”,强调地方政权提供公共服务,限制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营,但制度设计的大背景还包括建设福利社会的思想,而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旨。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波兰地方自治单位并不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大多选择以提供公共服务、注重社会效益和短期效应、偏重营造条件而非直接参与为主的运作模式,在地方公共财产经营方面也相当保守,对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缺乏制度激励,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尤其缺乏主动参与经济的激励机制。从理念、制度安排及实践结果看,转型25年来波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从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扭曲市场,变成转型和改革相对稳定后的政府缺乏动机培育市场。1999年以来的波兰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明显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在经济向好的阶段,波兰经济社会快速平衡发展,尤其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谐,但在经济萎靡的阶段,无论“用手投票”还是“用脚投票”都不能引导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解决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例如: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出资在竞争性领域直接组织生产作为财政职能的组成部分,在自由主义的经典财政联邦制理论中并不涉及,但作者认为,对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波兰（特别是基层）政府参与经济仍是必要的。在现实层面,波兰财政联邦制的建立更多的是基于问责制,而不是基于地方竞争机制。在制度建立初期并不鼓励地方竞争,2002年县市长直选改革后,加强了地方竞争。此外,政府还推动绩效预算、调整地方债务限制、制定多年期融资规划和多年期投资计划等,并使这些措施制度化。上述改革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在促进地方政府改善经营效率方面效果并不明显。除了现有制度因素,波兰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中央和省级政府多年期发展规划的统筹协调、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经济与市场的默契程度、以及更有弹性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等核心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很难简单地评论波兰现行财政联邦制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它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有其合理之处。但目前波兰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财政联邦制肯定称不上范例,还需要大量改革和实践,而新一轮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不比转型初期小。作者认为,波兰作为欧洲国家,其注重社会平等的某些经验,值得中国学者研究和借鉴;而在处理经济效率和社会平等兼顾方面的经验,中波双方可以相互交流启发。波兰养老金资本运作的失败也是一个值得中国借鉴的案例。养老金资本运作尽管在理论上可行,但在实践中,波兰养老制度改革第二支柱（开放式养老基金,OFE）设计和运作的失败,提示了养老金资本运作可能存在的制度幻想。波兰养老金第二支柱设计和资本运营的问题在其运行了10多年后才被揭示出来,最后不得不退出该机制,这个教训的过程和结果也值得总结。四是公共财政运行的质量控制方面。波兰与欧盟协调一致,采用技术措施保证财政运行的稳定和问题的提前发现、协调与纠正,这些规则和程序值得我们借鉴,例如:预算赤字限额、公共债务限额、中期财政计划、支出规则、预警指标和宏观经济预期、监督和评估机制等。但也应注意到波兰公共财政涉及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复杂,技术性越来越强,修订频繁,全面掌握的难度越来越大,而社会对于过多的技术细节没有兴趣。如何处理好专业性和民众参与的矛盾,更好地达成公共财政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目标,仍然有待探索解决方法。在研究中,论文坚持从实践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现实出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以财政学和经济学知识为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等多学科知识综合研究;以波兰本国实证研究成果为主,结合国内和国外的最新相关研究成果,力求准确反映波兰公共财政转型和改革的真实情况,面临的实际问题,取得的成果和政策失误,总结其中的客观规律,思考和归纳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启示和借鉴。许多研究人员都发现,研究波兰这样的国家,难度比想象得大很多,其中的原因,例如:系统的研究资料比较少且不容易获得、真实情况的透明度并不高、实用上的风险和不确定、语言障碍等。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也遇到相同的问题,需要用大量的时间收集资料,做系统把握,再从专业角度进行分析、比对、筛选和提炼,并且不断地反复这个过程。尽管如此,本文还有许多不足和不当之处,这也是作者今后需要继续努力探索和改进的方向。

马晓云^[6]（2017）在《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疑欧主义”是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震惊世界。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从“疑欧”到“脱欧”,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遵循的逻辑是: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降低了英国加强与欧洲关系的压力,促使它去寻求新的国际介入。其次、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在防务领域,英国曾主导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建设,然而英国的基本原则是把它视为是北约的补充,加之该政策机制自身的缺陷,成员国对防务能力承诺的投入不足,以及成员国建设观念之间的分歧,使英国的立场发生动摇。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的主导性战略是脱离介入。鉴于英国在欧洲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防务在“脱欧”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经济领域,英国国内对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存在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在英国贸易份额中比例的下降,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地位的上升,同时,成员国地位阻碍了英国与欧盟之外国家和地区签订更自由的协定,使得这一争论更加突出。卡梅伦政府迫切需要削减财政赤字、恢复经济增长。然而,欧债危机大大降低了英国对欧出口,加剧了英国银行业对欧投资的风险,尤其是危机突显的欧元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缺乏削弱了英国人对一体化的功利性支持,助长了英国国内“疑欧主义”情绪的发展,迫使卡梅伦对欧盟采取强硬的立场,使英欧分歧公开化。支持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是卡梅伦政府对欧经济政策的一大亮点。然而,TTIP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造成英欧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欧盟的离心力。在政治领域,英国一贯反对向欧盟超国家组织让渡主权,反对欧盟朝联邦制方向发展。卡梅伦政府强烈反对欧盟为应对危机而加强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欧盟向财政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与英国参与一体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尤其是欧盟新签订的“财政契约”使欧盟内的权力从“法德轴心”向“德法轴心”转变,英国陷入孤立,坚定了它寻求调整英欧关系的决心。另外,由于欧盟拒绝给予伦敦金融城以特别保护,若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将必须接受欧盟不断趋紧的监管规则,例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征收金融交易税等,威胁其金融业的利益,使它不得不考虑退出欧盟。重要的是,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并未缓解国内要求就欧盟成员国地位举行全民公投的政治压力。否决欧盟修约成为英欧关系的分水岭。综合经济、政治两方面因素考量,欧债危机无疑是英国“脱欧”的导火索,其中经济因素是基础性动因,而政治因素是重要的纽带。再次、基于对欧洲政策困境的认知,卡梅伦宣布将重新谈判英欧关系并举行“留/脱欧”全民公投。作为情势施动者,卡梅伦改变对欧政策传统旨在调和党内、党外和民众的诉求,缓和国内矛盾,稳固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同时,把“脱欧”作为筹码,迫使欧盟在英欧谈判中做出让步。随着英欧矛盾与分歧的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2016年2月,英欧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欧盟对英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在此期间,欧洲的难民危机加剧了民众疑欧主义情绪和分离主义倾向,尤其是难民危机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激起英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成为民众选择“脱欧”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卡梅伦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留欧”,然而,“脱欧”这一结果反映出政治精英阶层战略上的短视及其对国民情绪的误判,突显了在社会纬度,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在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形成的鸿沟,公投“脱欧”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政治反叛。从英国对欧政策的传统、历史、观念和情感等角度来看,英国“脱欧”是可以理解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的目的不是要抛开欧盟,而是要重新调整英国与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它是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的再次体现。从中、短期来看,“脱欧”这一政策后果带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必将对英国自身、欧盟、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长远来讲,目前还难以对“脱欧”的利弊做出进一步的评判。至于英欧关系的未来,双方最终能否达成“英国模式”的安排,让我们拭目以待。

孙涵^[7]（2016）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研究》文中指出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随即蔓延到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塞浦路斯等欧元区国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从危机的爆发至今,已经超过7年。在此期间,虽然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先后启动了多种救助机制,债务国自身也为缓和危机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外部援助和债务国内部紧缩努力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演化,已经成为困扰整个欧盟经济复苏的关键问题。不仅如此,危机还引起了世人对于欧元前景和未来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担忧,可以说,这场主权债务危机成为了事关欧盟前途的重大事件,在经济政治领域对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多次债务金融危机,但一般经过一到二年就解决了,为什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1980年在韩国,1985年左右在拉丁美洲国家,1997年在东南亚国家,和2001年在阿根廷先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具有外债危机的特点;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具有内债危机的特点;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似乎是外债危机,但又不像外债危机。之所以像外债危机,是因为希腊等债务国所借的债务是来自德国、法国等其他国家。之所以不像外债危机,是因为债务是用欧元计价的,而欧元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所使用的本国货币。与此相对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似乎又是内债危机,但也不像内债危机。因为,希腊等国的债务虽是欧元计价,但不是从本国企业和家庭筹集的,而是从外部筹集,本国政府也没有能力发行和管理欧元。所以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即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外债危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内债危机。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两不像”的特点,尝试用解决外债危机的方法来化解欧债危机难以奏效,同样,用解决内债危机的方法也难以奏效,这是欧债危机至今未能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特殊性,本文首先从马克思经典债务理论入手,以债务危机反应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合作与对抗关系为视角,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行全景式研究。通过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揭示债务危机与债务国货币主权丧失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举债、生产、贸易和偿债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债务危机治理的根本出路,为我国合理利用外债提供参考。通过对不同债务危机进行比较研究,探寻这些危机的异同点,揭示债务危机的本质,对我们全面认识债务危机,防范危机发生提供有益的借鉴。马克思的债务理论认为,债务关系体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关系。如果债务人通过对外举债,能够有效的实现提高生产、增加贸易、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偿债就有保证,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可以进行良好的循环合作;反之,则债权与债务双方就会发生对抗,直至以极端的债务危机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关系在希腊债务危机中表现最为明显。希腊政府的对外负债,未能用来有效地发展生产、贸易和推动本国经济增长,而是用来增加国民福利、提高收入水平,最终导致无力偿债,从而引发了债权国与希腊的对抗,爆发债务危机。同时,债权国对希腊救助所附加的严格紧缩性条件,又引发了希腊国内民众与政府,希腊与欧盟的对抗。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本国政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止经济衰退而使用财政资金救助本国银行业,使银行业危机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另一类是政府受历史债务和经济疲软拖累,财政赤字飙升,债务居高不下,最终导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欧元区成员国的政府财政赤字,无法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只有求助于债权国的宽限和援助,虽然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多轮救助,但只是暂时缓解,而未能彻底解除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是欧元区货币制度和政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欧元区各成员国使用的欧元,是由欧洲央行发行的超主权信用货币。货币的统一给欧元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却无法满足各国政府调节各自经济的需要,当各成员国面对非对称经济冲击时,财政政策成为唯一调节手段。欧元区国家各自独立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出现巨大矛盾。欧元的制度设计,突出了统一的货币权力对分散的财政权力的制约,却忽视了两者相互的配合。同时,欧盟治理结构的缺陷,也导致成员国财政纪律松弛,道德风险频发,联盟内部政策协调不足,金融监管不力。在危机发生后又出现决策行动迟缓,央行救助不力,成员国之间对立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阶段运行良好,但是运行到经济货币联盟阶段,则遭遇重大挑战,从根本上来看,这是经济联盟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学危机。欧元区统一了货币和中央银行体系,进而统一了区内经济,但完全的货币经济解决不了各成员国现实存在的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需要依靠各国政府自行调节。欧元区的各成员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丧失了货币主权,失去了利率、汇率等调节宏观经济的杠杆,只能依靠财政扩张和举借外债来解决本国失业和收入问题。经济统一,而政治仍独立的矛盾,是欧元区的根本矛盾,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也要通过推进欧盟政治一体化来实现。对比以往发生的几次主要债务危机,我们能进一步看清欧债危机的特殊性。尽管债务危机本质上都是信用危机,但以往发生过危机的韩国、拉美国家、泰国和阿根廷等危机国,都是主权国家,有自己的货币主权,发生危机时,可以利用汇率、利率调节其国际收支,抵御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此次深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希腊等国,则由于加入欧元区而丧失了货币主权,不再有能力通过调节本国国际收支化解危机,只能依靠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全面支持和合作。进一步对比中国和希腊利用外债的效果,我们发现,我国有效的利用外债发展生产,扩大贸易,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谐;而反观希腊,其在利用主权债务方面未能实现以上目的,从而造成了债务国和债权国的严重对抗。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外债,如何防范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重要启示。

阎国来^[8]（2015）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战”后,西欧经济凋敝,重振经济成为重要任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冷战”的强烈博弈,使得西欧国家的实际的国际地位受到严重挤压,欧洲的联合与合作的必要性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对此,1951年以法国、西德为代表的西欧六国共同协商创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继后建立了关税同盟,逐渐取消了限制商品与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好成绩。从此,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起步。后来在这种集聚发展趋势下,欧洲其他国家为了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政治的稳定,纷纷加入了该经济组织。1993年共同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欧洲联盟,从而导致欧洲国家一体化发展形势更加巩固,进而导致世界经济的新格局重新形成。虽然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时间较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几年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在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逐渐显露出了欧洲联盟制度框架的缺陷性,而且缺陷性日益突出。为此,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前景产生质疑,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欧元区有可能消亡,欧元将要崩溃,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可能停留。但也有些学者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拥有乐观的态度。针对以上疑虑,本论文从区域经济学理论出发,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各成员国的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分析,尝试解释经济一体化进程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试图通过这项研究,无论是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有益的案例借鉴。本论文共分8章组成,基本内容如下:第1章为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选题的背景、研究价值,其次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研究现状,最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第2章为本文的理论部分,主要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为后面章节有关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与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主要研究了欧洲经济一体化演变历程与基本格局。本章着重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进程阶段分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以“煤钢共同体”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的起步阶段、以“欧共体”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阶段、以“欧洲联盟”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阶段、最后进入了以“欧盟东扩”为主的经济一体化的扩展阶段,对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脉络的总结归纳出,在历史与现实的演变中,对于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联系的把握,为进一步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国家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厚重的史料素材。第4章主要研究了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不同阶段各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状况。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不仅一体化经济组织的体量逐渐增多而且各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有所变化,如此研究对下一步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第5章为实证分析部分。本章运用了SPSS17.0软件,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人均GDP）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建立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框架;其次,根据相关理论,制定了测量经济一体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的指标,再次,运用相关性分析软件SPSS17.0来对二者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最后做了简要的总结。第6章主要分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即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各成员国的一体化程度不均衡、一体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不协调、一体化制度框架自身的局限性、一体化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的一些问题,即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成员国国内区域经济差距扩大比较严重、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过高、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与此同时,本章详细分析了这一系列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第7章为对策建议部分。论文针对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成员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第8章为结论与启示部分。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纵观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把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一体化进程的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以及高级化阶段。总体上看是从低级的经济组织逐渐向高级综合体提升的动态过程。第二,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应该是制度框架的不断完善过程,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领域迈进的过程。因此,本论文详细分析一体化各阶段中的制度安排情况。第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欧洲经济一体化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长期的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效应。原因在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逐渐消除了四大要素的自由流动障碍,减少了对外贸易成本,为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第四,本研究发现,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即:一体化程度在各国间不均衡、一体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不协调、一体化制度框架自身的局限性、一体化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各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国内区域经济差距扩大比较严重、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过高、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第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对一体化组织提出的建议为:一是完善一体化制度框架,消除主权让渡的疑虑;二是大力推进财政一体化政策,建立税收统一机制;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全面推进金融一体化发展策略;四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五是立足当前局势,全面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对成员国提出的建议为:一是树立大局意识,主动推进成员国融合;二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三是改善商业环境,消除与欧盟的政策差距;四是加强新老成员国的交流,加快国内经济发展等。总之,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经验以及面临的困境,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与蔓延现状对我国未来推进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区域的经济合作有很好的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另外,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向前推进或者深化改革,对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进一步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国情以及实际情况,应当充分重视中欧经济合作,扩大中欧双边合作领域,共同创建美好的未来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郑宇林^[9]（2015）在《试析德国如何运用其在金融领域中的结构性权力主导欧债危机的治理》文中提出本文尝试以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为解释工具,对德国如何主导欧债危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导论部分指出文章的核心问题及研究意义,并介绍了有关本文的国内外文献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等。第一章概述了欧债危机的基本情况,包括欧债危机的根源、治理需求,并指出欧债危机需要及时、有力的治理。第二章主要对德国在欧债危机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态度及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描述,为下文的结构性权力演变分析做好理论铺垫。第三章先概述和梳理了苏珊·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思想的核心内容,重点诠释金融结构部分的概念;然后,该章进一步分析了德国在金融领域中究竟拥有哪些结构性权力。第四章论证德国主导下的欧债危机在金融领域治理工作四个方面:财政政策、金融监管、跨国经济治理、货币政策,分析德国凭借在欧债危机中出色的结构性权力的控制和引导,逐步扩张在欧盟中的权力地位。本文的结束语部分认为,德国正是充分利用了其拥有的在金融领域中的结构性权力,从而主导了欧债危机的治理。

刘艳^[10]（2014）在《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研究》文中认为1999年欧元的诞生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次重大事件,因而欧元区成为了不同主权国家组成的货币同盟,也变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人们对欧元和欧元区的看法褒贬不一,有的对它寄予厚望,有的在它建立之初就预示着其终将灭亡。十年之后,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远高于欧盟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在国际评级机构对希腊一系列评级下调的举措下,希腊债务危机拉开序幕。随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基本上经历了与希腊相似的过程,政府宣布财政状况恶化、评级机构下调评级、向国际组织申请援助,希腊债务危机演变成为欧洲国家主权债危机。此次债务危机涉及到的主体众多,波及面广,因此呈现出复杂性。牵涉到的利益各方有危机发生国、债权人、欧元区核心国、欧洲央行、欧洲银行系统和评级机构,申请援助又涉及到国际组织。为了能申请到救援,各国实行紧缩,造成了民众的痛苦,频繁的示威游行造成了社会危机、在解决危机时官员们的意见相左导致了政局频繁更迭。近两年,欧债危机引发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纷纷为其探求原因、寻找对策、预测未来。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原因的探讨则是近两年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多种多样,提出的主要观点有：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在欧洲的延续和深化、欧元区治理机制的缺陷、经济结构不平衡、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制度及金融寡头和评级机构的兴风作浪还有研究者认为是南欧国家的文化传统使然。本文认为这些因素确实都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产生了影响,但是需要对危机原因的系统性与层次性做进一步地思考与完善。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和整理数据资料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透过现象看本质与由本质还原为现象相结合的方式解释为何“欧猪五国”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马克思确立了由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层次构成的危机理论叙述框架。具体而言,分为经济危机一般、经济危机特殊、经济危机个别,导致的原因对应为原因一般、原因特殊与原因个别。这样的危机理论叙述框架是完整而全面的,对于危机的探究也是系统而有层次的。因此本文也试图对导致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分为原因一般、原因特殊与原因个别这样三个层次。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一般即危机本质上是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与经济结构调整下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过剩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使“欧猪五国”的众多产业部门遭受排挤,面临损失。另一方面使金融发展迅速,金融资本过度流向某个产业,使其膨胀,出现泡沫,正如对爱尔兰与西班牙所做的,同时金融的发展可以更轻松容易地举债,全球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利用“欧猪五国”糟糕的财政与产业的缺陷最终以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个别为“欧猪五国”的收入支出结构的不匹配,原因特殊为“欧猪五国”产业状况出现了问题。生产过剩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进行危机的转嫁,而“欧猪五国”的产业缺陷与不佳的财政为这种转嫁提供了契机。本论文共分八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引言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以及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论证思路和论证框架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经济危机理论中所蕴含的对现代经济危机的指导。本章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危机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危机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而后者既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危机思想与他的虚拟资本理论,也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理论。对经济危机理论的全面回顾,希望从中获得启发,用于指导现代危机的研究。第三章是从危机历史回顾考察本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本章对危机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回顾。首先对经济危机历史进行了回顾,分为对金融危机历史的回顾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历史回顾,其次讨论了主权债务问题、对什么是主权债务危机进行了界定。最后对历史上主权债务违约进行了回顾,并在对比中考察了本次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第四章是全球的收入分配格局与经济结构的转变。本章试图揭示此次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本质,首先在全世界范围内,将工资的份额与利润进行对比、探究世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情况及其收入主要来源中劳动的作用,与当前世界的工资的变动,由此得出：当今世界收入分配格局仍然呈现一种“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接着指出在这种分配关系下,全球面临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威胁,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对世界经济的支付能力不足,全世界普遍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生产相对过剩的加剧,容易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从事原有产业的资本走向集中,形成垄断；还会有一部分产业资本从生产中退出,进入金融领域,其余的产业资本从事奢侈品行业的生产。这种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容易利用一些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去转嫁生产过剩危机,而“欧猪五国”糟糕的财政状况与自身产业的缺陷为这种转嫁提供了契机。第五章是从政府的收入支出结构看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本章分析债务危机发生国的收入支出结构,比较其他国家的财政收支的差异。首先介绍了欧洲国家收入支出结构的概况,对其收入支出的构成有了概括地认识。其次具体而深入地剖析“欧猪五国”的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从收入与支出的对比关系中,去寻找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问题所在。第六章是“欧猪五国”的政府财政问题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的机制,兼谈各国的竞争力。本章开始对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着眼点转向各国的产业状况,探讨欧洲国家的财政出现困境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是一种外债危机）的机制。首先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寻找需要从产业角度去探讨欧债危机的逻辑。其次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分析“欧猪五国”的国民储蓄状况及其构成,区分了这五个国家的储蓄状况的不同特点,而储蓄状况背后体现的是各国不同的产业状况,具体分析了“欧猪五国”各自产业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了“欧猪五国”的竞争力。第七章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取得的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本章首先阐述了“欧猪五国”应对危机所做的努力及得到的改善,其次通过与“欧猪五国”经济运行状态的对比以及从对欧债危机的研究中,中国所获得的启示。第八章是结论。结论是本论文最终与总体的结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结论,第二部分是如何从欧债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政策建议。

二、欧盟批评德法意赤字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盟批评德法意赤字高（论文提纲范文）

（2）从萨科齐到马克龙：法美关系的变与不变（论文提纲范文）

（3）主要成员国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1世纪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6）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欧洲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试析德国如何运用其在金融领域中的结构性权力主导欧债危机的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10）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欧盟批评德法意赤字高（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德国应对欧债危机的政策变化[D]. 黄湘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1
• [2]从萨科齐到马克龙：法美关系的变与不变[D]. 孙晓亮. 外交学院, 2021
• [3]主要成员国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适应研究[D]. 龚权.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2)
• [4]21世纪俄罗斯中东能源外交研究[D]. 王宝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1)
• [5]波兰公共财政制度转型和改革[D]. 庄岩. 中央财经大学, 2017(08)
• [6]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D]. 马晓云. 南京大学, 2017(05)
• [7]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特殊性研究[D]. 孙涵. 吉林大学, 2016(08)
• [8]欧洲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阎国来. 吉林大学, 2015(05)
• [9]试析德国如何运用其在金融领域中的结构性权力主导欧债危机的治理[D]. 郑宇林. 暨南大学, 2015(06)
• [10]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研究[D]. 刘艳. 南开大学, 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