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庆[1]（2021）在《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池塘资源之一,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具有抗旱排涝的基础功能,在抵御农业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和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公共池塘资源“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属性使其管护及治理通常面临“囚徒困境”难题。同时,在农户分化趋势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不同类型农户主体的灌溉需求特征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农户群体在先前“同质化”时期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所建立的农田水利合作基础逐渐瓦解,实现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难度有增无减。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需求差异,总结不同农户分化情形下的适应性制度变迁规律,是推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由对立关系转换为协调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有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将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概念引入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依据社会分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对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和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进行概念界定,确定三类核心变量的维度特征与指标表征依据,构建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衔接逻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2省10县237个村的两期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资料,使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FE-OLS、IV-FE-OLS）、一阶差分模型（FD-OLS、IV-FD-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多种识别策略探究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并结合研究结论指出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边界可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边界两类。其中,结构性边界指实体灌溉设施的物理边界,非结构性边界指灌溉系统中非实体要素的边界,包括经济边界、政治边界等。对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一类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体设施供给的缺失是一阶困境,制度等非实体要素供给的缺失是二阶困境。本文根据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从“供给”和“占用”两大维度测度其治理绩效,供给绩效实际上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占用绩效则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竞用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前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设施供给有效性,后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运行存续性。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在2013至2017年发生了明显的下滑,主要体现为设施维护成本负担的上升和输水排涝能力的下降。（2）农户分化是农户要素配置方式变迁的后果。因此,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是农户分化的核心维度,本文称之为农户水平分化。除此之外,农户先天禀赋差异也是加剧农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相同,先天禀赋的差异也会引致农户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相同要素配置方式下的产出差异化,集中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垂直分层,故农户收入差异是农户分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户水平分化指数和垂直分化指数从2013至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3）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实际就是约束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博弈规则,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制度变迁实际就是边界、位置、选择、信息、范围、聚合和偿付7类博弈规则的状态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符合制度变迁的广义特征,且至少部分由集体内生推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2013年至2017年,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发生了多样化的变迁,既存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向无规范无规则状态退化演变的情形,也存在由无规范无规则、非正式规范状态向正式规则进化演变的情形,还有相当部分村庄未发生相应的规则变迁。（4）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及其总体治理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产权配置形式、农业生产依赖度、村庄关系和睦程度、是否被派驻“第一书记”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U”型或倒“U”型关系。（4）农户分化降低了当事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剧了治理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负向影响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与总体治理绩效。（5）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农业生产依赖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边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虽然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但可以和?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sco1（哪些土地可以被灌溉的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产生交互作用,联合正向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4）“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水平→治理绩效”以及“制度变迁→要素配置效率→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6）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户水平分化能够推动?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的规定）、?info2（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性指标公示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的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而?allo3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可以认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综合而言,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消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分化又会驱动部分运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进而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2）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3）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4）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5）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6）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赵选[2]（2021）在《西安城市热环境效应及绿地缓解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西安市主城区为研究区,以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8年4期Landsat系列影像和MODIS影像为数据源,利用遥感影像提取植被指数,并反演研究区的地表温度,对研究区4个时期夏季的热岛强度、热力景观变化进行了分析,并运用Moran’s I指数、地理探测器模型,对研究区热环境空间异质性和驱动力因子进行了研究;同时,以遥感数据和外业调查资料为依据,获取了研究区植被规模参数（NDVI、植被覆盖度、三维绿量）;以2018年GF-1卫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面向对象的决策树分类方法提取绿地信息,进而研究了研究区绿地植被规模与热环境的空间相关性,以及绿地斑块特征和不同尺度景观特征对热环境的缓解作用。获得以下主要结论:（1）本研究的4个时期之间,西安市主城区城市热岛比例指数存在波动,整体有减小趋势,其中,2000至2018年间,其减小0.313,说明热岛强度有所减弱,城市夏季热环境有所改善。热力景观等级的高温斑块由市中心的新城区、莲湖区、碑林区聚集分布向四周各区分散转移明显。低温、高温热力景观斑块面积、数量百分比和平均斑块面积整体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2000年至2018年,低温斑块面积、数量百分比和斑块平均面积分别增加8.96%、2.75%和27.97 hm2;超高温斑块面积、数量百分比和平均面积分别增加4.27%、5.00%、6.54 hm2;4个时期之间,热力景观动态度最高为低温斑块,平均值为64.00%,最低为中温斑块（含次中温、中温等级）平均值为30.92%,说明低温斑块的大小及其空间分布有着最为剧烈的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主城区向外扩展和建设,导致不透水面增加的结果。（2）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能够定量揭示研究区热环境效应驱动因子的影响程度和交互作用。结果表明,西安主城区热环境空间分布呈现高度的空间异质性,并且具有多热点和冷点特征。建筑物、植被、道路、水体和人口因素影响热环境效应的贡献值分别为0.7593、0.6356、0.4619、0.1239和0.0352;在多驱动因子交互作用下,除了建筑物、植被与其它因子之间存较强的交互影响外,道路和人口交互作用对热环境分布也有明显影响,贡献值达0.4738。（3）基于GF-1卫星遥感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决策树分类方法提取西安主城区绿地信息（精度为95.82%）,结果显示,主城区绿地覆盖面积为17317.97 hm2;主城区6个行政区中,绿化覆盖率由大到小的顺序是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新城区>莲湖区>碑林区;绿地水平空间分布不均匀,有聚集性特征,灞桥区的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是绿地分布最密的区域;市中心区域绿地斑块破碎化严重,不同绿地类型中区域绿地和附属绿地覆盖面积最大,二者面积之和占76.8%。（4）利用双变量局部Moran’s I指数探究城市绿地系统的三个植被规模指标（NDVI、植被覆盖度和三维绿量）与地表温度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植被规模指标与地表温度之间有显着的空间负相关关系,且各植被规模指标与地表温度的空间分布模式有较高的一致性。进一步统计分析表明,每增加10%的区域绿地的NDVI、植被覆盖度和三维绿量,其地表温度下降1.13℃、0.69℃和0.73℃;每增加10%的公园绿地的NDVI、植被覆盖度和三维绿量,其地表温度下降0.83℃、0.55℃和0.64℃。（5）在西安市主城区选择的32块城市绿地中,其内部地表温度与其面积、NDVI呈极显着负相关（P<0.01）,与周长呈显着负相关（P<0.05）,并用对数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对绿地斑块周边热环境影响分析表明,主城区绿地斑块降温作用最大距离Lmax的平均值在200-250 m之间,降温作用Lmax主要分布在150-300 m之间。城市绿地最大降温距离与斑块面积、周长和NDVI呈正相关关系（P<0.05）,与形状指数相关性不显着。城市绿地降温作用随距离的梯度变化类型呈现急降型、缓降型和均匀型,其原因与空间位置、周边环境有关。所有选择的绿地斑块中,降温幅度最大可达3.10℃,降温幅度最小达0.46℃,平均降温幅度为1.32℃。同时,发现降温幅度与斑块面积、周长和NDVI呈正相关关系（P<0.01）,与斑块形状指数呈正相关关系（P<0.05）。斑块面积对城市绿地的降温范围和降温幅度的影响最大。（6）通过对研究区15个公园绿地降温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公园绿地面积大于1.5 hm2时,公园绿地面积对地表温度降温幅度显着增强;以公园绿地斑块边界为起点,在390 m范围内,其对周边热环境的影响作用与距离有关,并且呈现一定的规律,其降温作用梯度变化规律有两种曲线类型,即急降型和缓降型。城市公园绿地斑块降温范围在60 m-240 m之间,降温幅度与公园绿地斑块面积和形状指数相关性显着。（7）西安市主城区在8 km×8 km的空间尺度下,不同城市绿地景观格局指数对地表温度的缓解作用效果最佳;如果在此尺度下,增大最大斑块指数（LPI）和景观形状指数（LSI）、聚集度指数（AI）,对地表温度的缓解作用更加明显。建议在城市主城区绿地规划和建设中,考虑将8 km×8 km空间尺度作为管理单元,有利于发挥绿地缓解热环境效应的最大作用。
屈李纯[3]（2021）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019年载文及作者群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2010-2019年刊载论文情况、作者群及学术影响力,为学报的组稿、约稿及建立稳定的作者队伍提供参考。【方法】基于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学报网站数据,以学报2010-2019年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学报10年来的载文量、学科分布、基金项目、地区和机构分布以及第1作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1）2010-2019年学报总载文量3 664篇,其中校内稿件1 511篇,校外稿件2 153篇,分别占总载文量的41.24%和58.76%;载文涵盖10个学科大类,其中农业科学类论文最多（2 671篇）,占总载文量的72.90%。基金论文占比平均为95.39%,其中国家级项目资助论文占基金论文数的62.20%。（2）作者来源以陕西省最多,占总载文量的51.66%;其次为吉林、北京、河南等省（市）。载文主要来自高校,占总载文量的90.31%,其中来自学报主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论文数量最多,占总载文量的46.15%;其次为吉林农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3）载文篇均作者数为5.01人,且以3～6位作者为主;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占第1作者人数的91.66%,核心作者占第1作者人数的8.34%,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总载文量的16.89%;硕士以上学历及具有中级和副高级职称的作者是学报的主要作者群。（4）学报总被引频次和综合影响因子呈逐年稳定上升趋势,2019年综合影响因子最高,达到0.991;2013年以来学报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稳居综合性农业学科前5位。【结论】学报作者群分布广泛,校内稿件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核心作者群有待扩充;学报在全国农林类高校科研群体中的认可度较高,校外稿件占比呈逐年明显上升趋势,学术影响力在综合性农业学科中连续多年稳居前列。
张旭锐[4]（2020）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目前,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和保障收益权为核心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已基本完成,我国27亿亩集体林地已基本完成确权发证,近5亿农民获得了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在带动农民就业、创业和脱贫等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林农作为林业经济活动的微观行为主体,是林地利用最基层的行为决策主体,通过林业生产投入的提高以及林地流转价格的上升,获取直观的经济收益或提高规模效率,增加了农户收入。集体林区一般多位于贫困山区,具有经济发展水平低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双重特点,为统筹解决保护生态环境和贫困地区脱贫问题,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林业生态工程,并将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新时期林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载体,改变了以往因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不足、生计单一、注重短期效益等原因导致的林地过渡开发现象,农户生计方式变得多样化,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林改后,林农的自然资本增加,外出务工导致人力资本减少,林业经营投入动力不足、撂荒现象时有发生,且林地生产效率低下,由于生计变化导致农户林地利用行为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制约集体林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中的突出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农户对经济机会的响应是驱动其对林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变化的最终因素,生计资本的性质与结构决定了林农的林地利用和生计策略行为决策,对林农的林地利用行为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因此,研究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行为及收入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山区林业经营农户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基础上,依据农户行为理论、生计资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营理论等理论,打破将林区农户作为同质整体的传统假设,构建了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林地利用及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陕西、江西两省654户农户调研数据,首先,利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测算;其次,利用多项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法、分位数回归模型、DEA-Tobit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和门槛回归模型等在非农化进程下从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双重视角深入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利用集约度、利用效率以及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问题;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林业经营农户特征及林地利用现状。调研样本分析发现,当前林业生产领域户主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0-60岁之间,多为中年人。林区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学历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当前林业生产劳动力数量多以2人及以下为主,农户经营林地规模分布较为均匀,涵盖了大、中、小各类规模,但家庭收入不高,多集中于3-5万元之间。农户兼业方面,调查样本中56.12%的农户都进行了林业兼业生产,仅43.88%的农户没有进行林业兼业生产。样本农户林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均林地数量少、产出低、农户林地利用集约水平不高、林地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等方面。（2）不同地域、不同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总体特征存在明显差异,陕西省农户的自然资本值略高于江西省,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值略低于江西省。商品林经营农户生计资本总值大于公益林经营农户生计资本总值。目前林区农户以弱资本型为主,占比为58.56%,表明林区多数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处于较低水平。从生计资本分维水平来看,弱金融资本型与弱自然资本型农户占比最大,分别为70.03%和68.96%,强自然资本型和强金融资本型农户类型占比最小,分别为31.04%和29.97%。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在水平和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生计资本结构差异与农户的生计类型特征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受生计资本水平值的影响,且这种差异将会影响到农户的林地利用及其收入。（3）大部分纯林户的林地利用方式都是选择用材林经营,纯林户在经济林和竹林的利用方式上比例差不多,对于林下经济的利用方式比例最小。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在资本禀赋水平上,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选择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在资本禀赋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和社会资本占优对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存在显着影响效应。此外,生计资本异质性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林地利用方式影响也存在差异性,如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占优显着影响纯林户林地利用方式;人力、自然、金融三者的资本水平和资本结构均显着影响林业兼业户的林地利用方式;人力、自然、金融资本水平显着影响兼业林业户的林地利用方式,生计资本结构对其影响不显着;社会资本占优仅对非林户的林地利用方式产生显着影响。（4）目前农户的林地经营劳动集约度均大于资本集约度,表明目前我国的林地经营仍在劳动集约经营阶段。从农户类型来看,兼业户的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均最大,其中林业兼业户的劳动集约度最大,为0.492,兼业林业户的资本集约度最大,为0.454,其次是纯林户,非林户的资本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均最小。虽然资本集约度和劳动集约度在不同类型农户间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两者间的差距并不是太大,如对于林业兼业户而言,资本集约和劳动集约的差距为0.009,这也得益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提高,但整体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业经营并未从劳动集约向资本集约转化,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导致劳动和资本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造成的。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影响农户的林地利用集约度。此外,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程度变化规律具有较大的差异。（5）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此外,农户林地经营的综合技术效率在不同的商品林经营类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具体而言,经营用材林农户的综合效率为0.204,几乎是经营经济林农户综合效率0.121的两倍,经营竹林农户的综合效率最低,为0.096。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林地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且针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效率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经营用材林农户生产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数量、家庭住房价值、能人数量、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经营经济林农户效率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融资渠道、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经营竹林农户效率主要受农户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林地面积、家庭住房价值、融资渠道、对林地未来的调整预期等影响。（6）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林业收入受到生计资本分维水平及结构的制约。农户资本禀赋越丰富,越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生计状况,对提高林业收入具有明显作用,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正向影响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对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结构分析中,人力资本占优和金融资本占优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表明不同资本结构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具有显着影响效应。此外,生计资本分维水平和结构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收入影响具有异质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0.521时,人力资本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的作用并不显着,当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0.521时,人力资本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此外,当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0.521时,自然资本能够显着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而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何值,金融资本均对林区农户林业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当社会资本低于门槛值0.188时,金融资本对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效果不显着,当社会资本高于门槛值0.188时,金融资本能够显着增加林区农户林业收入。（7）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要充分发挥林业扶贫作用,提高农户林业收入水平;二是要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三是要重建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四是要关注农户林业政策感知,营造良好林业生产环境;五是要大力促进农户林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六是要不断完善林权改革配套措施,着力提升农户金融资本。
冯树林[5]（2020）在《干旱胁迫和复水对侧柏和紫穗槐幼苗生长和生理特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土壤水分亏缺引起的干旱胁迫,不仅成为制约旱区植物物质生产、人工植被建设的主要障碍,而且影响全球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效应的增加,干旱胁迫对植物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越发明显。同时,由降水造成的不同地域的土壤“干—湿”变化这一重要自然现象对木本植物不同生长阶段的生长、形态结构和生理生化代谢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为此,本研究以侧柏和紫穗槐2个树种幼苗为试材,针对2个树种幼苗不同的生长阶段,采用盆栽试验,以土壤相对含水量（Soil Relative Water Content）为100%的处理为对照,研究不同干旱程度（87.84%SWC、70%SWC、52.16%SWC和40%SWC）和干旱历时（15d、30d、45d和60d）对2个树种幼苗不同生长阶段生长和生理的影响,以及旱后复水条件下2个树种幼苗生长和生理的恢复特征,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侧柏和紫穗槐幼苗不同生长阶段在干旱胁迫和复水干扰环境下的生长响应不同,生长补偿效应总体呈现生长初期>生长中期>生长后期。在2个树种幼苗生长初期和生长中期,87.84%SWC和70%SWC处理的2树种幼苗的株高、地径、叶片和根系生长以及生物量积累总体高于52.16%SWC和40%SWC处理;在生长后期,2个树种幼苗生长参数总体低于对照水平,生长的补偿效应不显着。70%SWC处理的侧柏生长初期和87.84%SWC处理的侧柏生长中期的生物量分别达到各生长阶段4个干旱历时下各水分处理的平均生物量中的最大,较对照增加27.52%和15.32%;87.84%SWC处理的紫穗槐生长初期和生长中期的生物量分别达到4个干旱历时下各水分处理的生物量平均值中的最大,分别较对照增加25.59%和11.04%。2.随着干旱胁迫程度的加剧,侧柏和紫穗槐幼苗叶水势逐渐下降,且52.16%SWC和40%SWC处理对2个树种幼苗不同生长阶段叶水势产生了显着影响,说明2个树种幼苗不同生长阶段叶水势下降与土壤水分含量密切相关。15天干旱历时下40%SWC处理的侧柏生长初期、生长中期和生长后期以及紫穗槐生长初期和生长中期,以及30天干旱历时下40%SWC处理的紫穗槐生长后期的叶水势均下降到最低水平,分别较各自对照下降了1.46MPa、1.10MPa、1.84MPa、0.71MPa、1.12MPa和0.58MPa。复水后,随着时间延长,2个树种幼苗叶水势逐渐恢复,叶水势出现补偿效应,复水72h后2个树种幼苗不同生长阶段叶水势逐渐恢复到与对照相近水平。3.土壤水分含量对侧柏和紫穗槐幼苗不同生长阶段的光合作用产生了显着影响。随着土壤水分含量的下降,两树种幼苗通过降低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和胞间CO2浓度,调节水分利用效率来增强对干旱胁迫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干旱胁迫条件下,气孔因素和非气孔因素共同抑制了2个树种幼苗的光合作用,40%SWC处理的幼苗生长初期、生长中期和生长后期的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分别降到4个干旱历时下各水分处理的平均值中的最低,其中侧柏生长初期的净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分别下降了61.72%和80.97%。复水后,2个树种光合参数逐渐恢复,光合生理出现补偿效应,复水72h后2个树种幼苗光合作用能力得到改善。说明2个树种光合作用对干旱胁迫有很强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4.干旱胁迫条件下,侧柏和紫穗槐幼苗叶片的可溶性糖和脯氨酸含量均增加,且52.16%SWC和40%SWC处理显着增加了2个种树幼苗叶片的可溶性糖和脯氨酸含量。在40%SWC的土壤水分条件下,侧柏和紫穗槐幼苗3个生长阶段的可溶性糖和脯氨酸含量在4个干旱历时下各水分处理的平均值中分别达到最大,其中紫穗槐幼苗生长后期的可溶性糖含量和生长初期的脯氨酸含量增加幅度最大,4个干旱历时下的平均值分别是对照的1.63倍和22.65倍。复水后,2个树种幼苗可溶性糖和脯氨酸含量逐渐向正常水平转变,复水72h后侧柏3个生长阶段和紫穗槐生长初期的可溶性糖含量,以及侧柏生长初期的脯氨酸含量恢复到接近对照水平。说明侧柏和紫穗槐幼苗能够通过调节渗透调节物质含量来增强对干旱胁迫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5.干旱胁迫与复水条件下,侧柏和紫穗槐幼苗抗氧化酶活性响应不同,变化幅度因干旱程度、干旱历时、生长阶段和树种的差异而异。随着土壤水分含量下降,2个树种幼苗叶片抗氧化酶活性和MDA含量均高于对照水平。40%SWC处理的侧柏3个生长阶段的CAT活性和生长后期的SOD活性,紫穗槐3个生长阶段的SOD和POD活性以及生长初期和生长中期的CAT活性均较52.16%SWC处理低,说明40%SWC处理下2个树种幼苗细胞膜结构和功能逐渐遭到破坏。在52.16%SWC处理,侧柏幼苗生长后期的SOD活性,紫穗槐幼苗生长初期、生长中期和生长后期的SOD和POD活性,侧柏幼苗生长初期、生长中期和生长后期的CAT活性和紫穗槐幼苗生长初期和生长中期CAT活性在4个干旱历时下各自水分处理的抗氧化酶活性平均值中均分别达到最高,其中SOD活性分别是对照的1.36、1.36、1.45和1.25倍,POD活性分别是对照的1.82、1.69和1.82倍,CAT活性分别是对照的2.18、2.26、2.68、2.84和2.52倍。复水后,侧柏和紫穗槐幼苗抗氧化酶活性及MDA含量逐渐恢复,复水72h后2个树种幼苗生长初期和生长中期的抗氧化酶活性及MDA含量总体恢复到对照水平,生长后期CAT活性和MDA含量恢复到接近对照水平,说明2个树种幼苗在干旱胁迫处理复水后具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能力。
周升强[6]（2020）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文中指出北方农牧交错区作为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农牧过渡带及生态脆弱区,长期以来始终面临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双重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退化问题,改善农牧民生计状况,我国自2011年起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其效用与影响得到了肯定,但在政府要生态与农牧民要生计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禁牧与草畜平衡措施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牧业成本普遍上升,生计脆弱性高,可持续性低,致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无法有效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结合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二者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亟需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的生计状况以及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以通过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有机结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农民分化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生态经济人等理论构建了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北方农牧交错区核心区实地调研数据,归纳总结了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的现状与问题,分别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生计资本、牧业生计、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收入以及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虽在宏观层面已取得良好效果,但农牧民生计仍存在诸如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且稳定性低等问题。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草原生态的恢复,增加农牧民收入,转变牧业生产方式,调整牧业生产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宏观层面已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应。农牧民微观层面的调研数据表明,农牧民普遍认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引致牧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对于家庭收入增加的作用有限,农牧民对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且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收入稳定性处于低水平,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仍是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促进了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但对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影响并不显着。以非农牧就业比例衡量的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测算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选择将家庭劳动力由农牧业就业转移至非农牧就业,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日益显现,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农牧民牧业收入、农业收入与非农牧收入（不包括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及生计活动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与深兼型五种类型的农牧民。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与所获补奖金额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兼业化程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少,收入与生计对牧业依赖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虽不具有显着影响,但就影响方向而言具有负向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内卷化”。（3）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可通过影响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进而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较低,生计缓冲能力极弱,且生计资本存在属性间的分异。实证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补奖金额越多,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值越高,以现金补偿为主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补奖标准,增加农牧民的补奖收入对于增加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提高其谋生能力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通过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回归得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补奖金额对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正向促进作用实现的。（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农牧民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农牧民是否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对于大部分农牧民而言,补奖收入与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率之间的关系多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即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越倾向于不减畜,且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越低。非农牧就业对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是否减畜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政策影响农牧民减畜率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补奖金额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补奖收入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系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生计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在补奖收入未达到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之前,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生计活动与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越高。通过对拐点的计算结果得出,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所获补奖收入普遍低于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值,导致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将随着补奖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纳入生计资本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生计活动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6）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重点增加贫困农牧民的收入,增强其收入稳定性。补奖金额对促进贫困农牧民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民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着,反映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具有显着的益贫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民的贫困程度。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着,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增加贫困农牧民的牧业收入来实现,表明在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同时,通过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的方式,合理的利用和发挥北方农牧交错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引导牧业产业的发展,寻求生态补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农牧民的收入稳定性,在抑制贫困农牧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异质性农牧民微观利益的关注;以提高补奖标准为核心,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着力提升农牧民非农牧就业能力以引导劳动力要素的非农牧转移;着力提升农牧民的生计资本,降低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同时,应结合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继续推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扶贫的实施等政策建议。
刘丽[7]（2020）在《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多种多样,包括人工造林种草、修筑梯田、建设坝系、生态工程等。经过多年治理,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覆盖度明显改善,入黄泥沙量由上世纪的16亿t减少到近年的3亿多t,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在已有的对农户的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研究中,往往将工程措施（治坡、治沟、治沙、水利工程）、生物措施（植树、种草）和耕作措施一并讨论,而现实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往往是政府进行投入（如修建谷坊、退耕还林等）,农户参与;耕作措施的实施中,农户是主体,可根据自身的意愿和需要进行选择,农户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做出的技术选择和采用行为,政府主要负责技术推广服务。农户将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与传统耕作技术相比,显着减少了径流冲刷,改良了土壤、增加了农业产量。随着农村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农户在经济、资源和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表现越来越突出,这些差异导致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的改变,进而影响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影响,学者更多关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机理如何?农户资源禀赋如何影响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技术采用意愿、技术采用决策（包括技术采用强度）、技术效果等动态技术采用过程中的不同方面,在国内外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视。解决以上问题是提高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进行梳理,推导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经济机理;基于2019年1月-3月对山西、陕西和甘肃三省的1237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熵值法、多元线性回归、Logit模型、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有序Probit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从微观角度研究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认知、采用意愿、采用决策及效果的影响,旨在把握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特征和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在所调查的1237个样本中,农户对技术本身的认知水平较高,70%的农户都听说过等高耕作、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农户对三项技术的便利性认知和技术风险认知水平不高。仅有25.22%的农户愿意采用等高耕作技术;深松耕技术采用愿意最高,61.68%的农户愿意采用;56.35%的农户愿意采用秸秆还田技术。33.39%的农户没有采用任何一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19.64%的农户采用了一种水土保持耕作技术;32.09%的农户采用了两种水土保持耕作技术;14.88%的农户采用了三种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提高作物产量的评价中,在采用等高耕作技术的248户农户中,75%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在采用深松耕技术的448户农户中,74.11%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在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567户农户中,71.08%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控制水土流失方面的评价中,在采用等高耕作技术的248户农户中,78.22%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在采用深松耕技术的448户农户中,85.05%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在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567户农户中,仅有39.32%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2）构建衡量农户资源禀赋的指标体系,分别从资源禀赋水平和资源禀赋结构两个角度测度。资源禀赋水平中,经济资源禀赋主要是从农户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角度进行衡量,包括农户家庭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和收入来源途径。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是耕地规模和耕地质量,包括实际耕种面积、土地肥沃程度、耕地细碎化程度和灌溉条件。社会资源禀赋主要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等社会资本情况。资源禀赋结构方面,运用熵值法测度,将样本农户划分为经济占优型、自然占优型和社会占优型。经济占优型农户有413户,占总样本的33.4%;自然占优型农户有366户,占总样本的29.6%;社会占优型农户有458户,占总样本的37%。（3）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有显着的影响中,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占比对等高耕作和深松耕技术认知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对秸秆还田技术认知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三项技术认知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土地肥沃程度和灌溉条件对等高耕作和秸秆还田技术认知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三项技术认知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对等高耕作和秸秆还田技术认知有正向影响。在等高耕作、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认知中,不同禀赋类型的农户存在明显差异。（4）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影响中,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占比对深松耕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对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户等高耕作和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灌溉条件对深松耕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对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有正向影响。技术认知在资源禀赋影响农户技术采用意愿中发挥中介效应,对于等高耕作技术,技术认知在实际耕种面积对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中为部分中介;对于深松耕技术,技术认知在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和耕地细碎化程度影响技术采用意愿的为部分中介;对于秸秆还田技术,技术认知在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实际耕种面积、耕地细碎化、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技术采用意愿中为部分中介。不同资源禀赋类型的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意愿有明显差异。（5）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决策有直接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土地肥沃程度和灌溉条件对农户是否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有正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是否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有负向影响;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技术采用意愿在资源禀赋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决策中发挥中介效应。其中,在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中,技术采用意愿在实际耕种面积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中是完全中介;技术采用意愿在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影响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中是部分中介。在农户是否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中,技术采用意愿在家庭总收入、土地肥沃程度、耕地细碎化程度和灌溉条件影响农户是否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不同资源禀赋类型的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决策有明显差异。（6）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对农户采用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果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土地肥沃程度对农户采用深松耕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果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社会参与对农户采用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资源禀赋类型的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明显差异。（7）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生态效果有显着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和深松耕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有负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正向影响,土地肥沃程度对农户采用深松耕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和灌溉条件对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对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正向影响。不同资源禀赋类型的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明显差异。
刘君[8]（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认为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黄晓慧[9]（2019）在《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黄土高原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对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水土流失的危害是多方面和深远的,甚至可能是不可逆的。实践表明,水土保持技术不仅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同时能够改善农户生产和生活环境,还能够改善生态环境。因此,在黄土高原区推广水土保持技术,对于提升土地的生产能力、减少洪涝等灾害的发生,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户是水土保持技术的终端采用者,其采用行为不仅有利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还可以获得增产增收回报,同时提供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产品。然而,当前农业生产中,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行为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采用率不高,使得水土保持技术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主要受到农户本身及其环境两大因素的影响,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作为农户自身及其环境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资本禀赋作为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对于个人行为的选择和决策具有显着的影响。农户行为通常会面临着一定的资本禀赋约束,农户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其自身和家庭的资本禀赋状况,如果自身资本禀赋不足,农户可能就不会采用水土保持技术,因此会表现出较低的采用行为。另一方面,由于水土保持技术是一项具有正外部性的技术,水土保持技术不仅能够给农户带来经济效应,同时能够给农户自身和社会带来生态效应,而且有些水土保持技术投资比较大,因此,需要政府对具有良好性能的水土保持技术进行有效的推广、宣传、投资、组织与补贴,激励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以达到治理水土流失的目的。此外,农户在根据自身的资本禀赋做出决策的同时,会根据政府支持政策对其行为进行调整。那么,在我国现行制度下,资本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有何影响?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有何影响?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政策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关系?水土保持技术具有怎样的效应?本研究旨在解答上述问题。因此,本文基于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双重视角,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地综述的基础上,基于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生态补偿理论等相关理论,展开以下系列的研究。首先,梳理了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进展,描述了样本农户的情况;其次,构建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资本禀赋进行测度,运用加权平均法对政府支持进行测度;再次,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双变量Probit模型、二元Logistic模型、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二元Probit模型等计量模型分别实证分析两者对认知、决策、选择、程度的影响,利用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了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经济效应,利用Order 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生态效应,利用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相关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1）黄土高原区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现状。对调研数据加以分析发现,在1152户农户当中,65.19%的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生态环境改善价值有一定的认知,53.56%的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增产价值有一定的认知,48.78%的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增收价值有一定的认知。可见,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价值认知并不是很高。采用工程技术、生物技术、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分别为63.63%、54.08%、20.92%,总体而言,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率并不是很高。45.75%的农户只采纳一种水土保持技术,29.34%的农户采纳了两种水土保持技术,11.37%的农户采纳了三种水土保持技术,13.54%的农户一种水土保持技术都没有采纳,可见,采用整套水土保持技术的农户比例很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比较低。（2）农户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测度及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关于资本禀赋。整体来看,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差异较大,资本禀赋总指数均值为5.666,而最低值为3.461,最高值为9.041,相差近6个单位。就五大资本禀赋的均值比较而言,社会资本（1.622）>人力资本（1.215）>物质资本（1.213）>金融资本（0.809）>自然资本（0.805）,农户之间分化比较大。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总体上来说,采纳水土保持技术的农户资本禀赋高于未采用水土保持技术农户的资本禀赋。关于政府支持。46%的农户表示政府开展过水土保持技术相关的宣传活动,38%的农户表示政府开展过水土保持技术相关的推广活动,65%的农户表示政府对水土保持技术进行过投资,64%的农户表示政府组织过实施水土保持技术,64%的农户表示政府对采纳水土保持技术进行补贴。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总体上来说,采纳水土保持技术的农户的政府支持高于未采用水土保持技术农户的政府支持。（3）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认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增产价值认知具有重要影响。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增收价值认知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生态价值认知具有重要影响。（4）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政府支持、技术认知正向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金融资本负向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政府支持对资本禀赋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5）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实际采用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影响农户采用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的关系中政府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资本禀赋、金融资本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生物技术具有负向作用。物质资本、政府支持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生物技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生物技术的影响中政府支持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资本禀赋、自然资本、金融资本、政府支持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影响中政府支持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可见,在农户选择采用不同水土保持技术中资本禀赋具有异质性。资本禀赋、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的影响中政府支持具有正向调节效应。（6）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本中总收入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意愿具有负向作用。资本禀赋、社会资本中相互信任、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中耕地面积和政府支持具有促进作用。（7）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平均处理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着。从平均期望农业产出来看,在考虑反事实假设下,当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农户未采用水土保持技术时,亩均农业产出将下降0.1433（2.01%）,当未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时,亩均农业产出将增加0.9068（12.12%）。同时,水土保持技术的生态效应明显。（8）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加强水土保持技术宣传,强化农户生态绿色教育;第二,丰富农户的资本禀赋,突破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禀赋约束。促进土地流转,增加自然资本,加强培训,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加强金融支持,提高农户金融资本,丰富农户物质资本,加强社会网络,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第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综合运用技术补贴、宣传、推广等多种形式,逐步强化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进行一定的政府投资以此吸引社会投资,不断完善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加大补偿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积极性。
闫蓬勃[10]（2019）在《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评价及树种规划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居民的健康福祉息息相关。而城市树种多样性是维持城市森林稳定性、便于其持续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城市树种多样性的提高虽然可以通过增加绿化中使用的树种数量实现,但实践证明,不当的树种选择不但难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还可导致经济损失和资源的浪费。因而充分了解中国城市树种的多样性现状和驱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树种规划方案,合理增加树种多样性,对城市森林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基于文献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257个城市的树种多样性格局,依据提出的树种规划原则,以中国城市中己有树种为对象,规划了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潜在可用的树种,并以北京市为例,展示了该规划在单个城市尺度上的应用。研究主要结果包括:1.在257个城市中,树木（含灌木和木质藤本）的平均种类丰富度为128±118,树木种类总数为2640,其中近1/5的树种为外来种。在种类组成上,最常见的树种为垂柳（Salix babylonica L.）、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L.）、紫叶李等（Prunus cerasifera f.atropurpurea（Jacq.）Rehd.）。各城市间的树种组成相似度具有纬度变化梯度特征,同一纬度上的城市间树种组成不相似性低。此外,城市树种也存在一定同质化现象,一些树种广泛分布在不同城市中。在城市内部,公园绿地是树种丰富度最高的区域,空闲地的种类丰富度最低。2.根据气候适宜性、城市环境适宜性和种类多样性原则对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适宜树种进行规划,结果为:中国城市中潜在可用的树种数量平均为705±323种;其中处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的城市潜在可用树种最多,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930±245种,而中温带干旱地区潜在可用的树种最少,平均每个城市适宜使用树种数量为187±105种。3.根据前述规划结果,北京潜在可用的树种为565种,调查发现其中的278种已被使用,进而根据树种属性和土地用途的匹配性原则,对调查中未发现的287个树种进行规划。在最严格规划情境下,排除有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48种和花粉致敏性不确定的197个树种,剩余的无花粉致敏和飘絮问题的树种39种加上可用雌株的3种有花粉致敏的树种用于规划。其中可在公园和空闲地中使用42种,商业区中使用14种,居民区中使用13种,单位绿地中使用3种,道路绿地中使用1种。4.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与全球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相比差别不大,但与中国自然分布的树木种类多样性相比,仍具较大提升潜力。本研究的树种规划结果显示各城市均具有一批潜在可用的树种,可在经过试种后用于提高各城市树种多样性水平。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
| 1.1.2 农户分化为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
| 1.1.3 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 |
| 1.1.4 理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探索适应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概念演进 |
| 1.3.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机制研究 |
| 1.3.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研究 |
| 1.3.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农户分化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6 制度变迁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7 农户分化驱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3.8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分化 |
| 2.1.2 制度及制度变迁 |
| 2.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 2.2.2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
| 2.2.3 公共物品博弈模型 |
| 2.2.4 社会分层理论 |
| 2.2.5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2.2.6 社会动力学理论 |
| 2.2.7 集体行动理论 |
| 第三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分析 |
| 3.1 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 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变异:观念变革—偏好改变与共同知识裂变—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2 选择:规则制定博弈—价值整合与行为协调—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3 遗传:规则稳态化—跨期承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3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联合影响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 4.1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历史沿革 |
| 4.1.1 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 |
| 4.1.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规则的历史沿革 |
| 4.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宏观特征及其治理历史脉络 |
| 4.2 农户分化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2.1 农户分化的测度 |
| 4.2.2 农户分化的现状分析 |
| 4.3 制度变迁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3.1 制度变迁的测度 |
| 4.3.2 制度变迁的现状分析 |
| 4.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4.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 |
| 4.4.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5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4.5.1 农户分化背景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
| 4.5.2 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协同相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5.1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5.1.1 方法选择 |
| 5.1.2 案例选择 |
| 5.1.3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5.1.4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5.2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2.1 研究假说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4 内生性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5.2.6 异质性分析 |
| 5.2.7 拓展性讨论: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
| 5.2.8 作用渠道分析 |
| 5.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6.1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6.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6.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6.1.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6.2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说 |
| 6.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4 内生性检验 |
| 6.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6.2.6 异质性分析 |
| 6.2.7 拓展性讨论: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
| 6.2.8 作用渠道分析 |
| 6.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7.1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7.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7.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7.1.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7.2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计量检验 |
| 7.2.1 研究假说 |
| 7.2.2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关系检验 |
| 7.2.3 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8.2.2 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 |
| 8.2.3 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 |
| 8.2.4 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 |
| 8.2.5 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 |
| 8.2.6 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城市热环境的定义及特征 |
| 1.2.2 城市热岛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城市绿地对热环境的缓解作用研究 |
| 1.2.4 西安市热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 1.2.5 文献评价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状况 |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 2.2 数据来源 |
| 2.2.1 遥感数据 |
| 2.2.2 外业调查数据 |
| 2.2.3 其它数据 |
| 第三章 数据预处理 |
| 3.1 遥感数据预处理 |
| 3.1.1 Landsat数据预处理 |
| 3.1.2 GF-1 数据预处理 |
| 3.2 城市绿地信息提取 |
| 3.2.1 最大似然分类法 |
| 3.2.2 基于综合指数的绿地信息提取方法 |
| 3.2.3 基于面向对象的CART决策树分类法 |
| 3.3 城市绿地三维绿量模型构建及反演 |
| 3.3.1 遥感植被指数获取 |
| 3.3.2 样地三维绿量计算 |
| 3.3.3 三维绿量与植被指数相关性分析 |
| 3.3.4 乔木三维绿量估测模型构建 |
| 3.3.5 研究区乔木三维绿量反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区热力景观动态变化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地表温度反演及验证 |
| 4.2.2 城市热岛比例指数 |
| 4.2.3 热力景观等级划分 |
| 4.2.4 热力景观指数选取 |
| 4.2.5 热力景观动态度计算 |
| 4.2.6 归一化差值不透水面指数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研究区热岛强度分析 |
| 4.3.2 不同行政区热力景观分布特征 |
| 4.3.3 热力景观格局变化 |
| 4.3.4 热力景观的动态变化 |
| 4.4 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热环境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子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地表温度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5.3 结果及分析 |
| 5.3.1 地表温度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5.3.2 单驱动因子对地表温度的影响 |
| 5.3.3 驱动力因子对地表温度的交互作用 |
| 5.4 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绿地植被规模对热环境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研究方法 |
| 6.2.1 核密度分析 |
| 6.2.2 GIS分区统计分析 |
| 6.2.3 空间相关分析 |
| 6.2.4 经典相关分析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3.1 城市绿地总体分布特征 |
| 6.3.2 NDVI与地表温度之间的关系 |
| 6.3.3 植被覆盖度与地表温度的关系 |
| 6.3.4 三维绿量与地表温度的关系 |
| 6.4 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城市绿地景观斑块对热环境的缓解作用 |
| 7.1 引言 |
| 7.2 研究方法 |
| 7.2.1 研究区城市绿地斑块的筛选 |
| 7.2.2 绿地斑块景观特征指数选取 |
| 7.2.3 缓冲区分析 |
| 7.2.4 城市绿地斑块缓解热环境效应的影响距离计算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城市绿地斑块对内部地表温度的影响 |
| 7.3.2 城市绿地斑块对周边地表温度的影响 |
| 7.3.3 典型城市绿地斑块对地表温度的影响 |
| 7.4 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不同尺度绿地景观格局对热环境的缓解作用研究 |
| 8.1 引言 |
| 8.2 研究方法 |
| 8.2.1 城市绿地提取 |
| 8.2.2 城市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选择 |
| 8.2.3 城市地表温度数据 |
| 8.2.4 样区分割 |
| 8.3 结果与分析 |
| 8.3.1 不同尺度的绿地景观格局与地表温度的关系 |
| 8.3.2 不同尺度的绿地景观格局指数与地表温度的回归分析 |
| 8.4 讨论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及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9.3 本研究不足之处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材料 |
| 1.2研究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载文量和篇幅 |
| 2.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载文的学科分布 |
| 2.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载文的基金资助情况 |
| 2.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载文的地区和机构分布 |
| 2.4.1 刊载论文的地区分布 |
| 2.4.2 刊载论文的机构分布 |
| 2.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载文的作者分析 |
| 2.5.1 作者数量 |
| 2.5.2 第1作者发文情况 |
| 2.5.3 第1作者职称结构和学历层次 |
| 2.5.4 核心作者群 |
| 2.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影响力 |
| 2.6.1 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
| 2.6.2 国际影响力 |
| 3 讨 论 |
| 3.1 校内校外稿件占比一降一升 |
| 3.2 核心作者群有待扩充 |
| 3.3 期刊影响力不断扩大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户生计 |
| 1.3.2 农户层面林地利用研究 |
| 1.3.3 农户生计与林地利用及收入的综合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5.1 数据来源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生计资本 |
| 2.1.3 林地利用 |
| 2.1.4 农户收入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规模经营理论 |
| 2.2.5 土地集约利用理论 |
| 2.3 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2.3.2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2.3.3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2.3.4 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
| 2.3.5 理论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林地利用行为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我国的林地资源 |
| 3.2 我国林地资源生产利用现状 |
| 3.2.1 全国林业总产值 |
| 3.2.2 全国木材及竹材资源利用现状 |
| 3.2.3 全国主要经济林资源利用现状 |
| 3.3 调研区域概况与样本特征描述 |
| 3.3.1 调研区域概况 |
| 3.3.2 样本特征描述 |
| 3.4 样本农户林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人均林地数量少、产出低 |
| 3.4.2 农户林地利用集约水平不高 |
| 3.4.3 农户林地利用效率有待提升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生计资本的综合评价 |
| 4.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1.2 生计资本指标选取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生计资本的测度 |
| 4.2.1 指标权重确定 |
| 4.2.2 生计资本测算 |
| 4.3 农户生计资本综合评价结果 |
| 4.3.1 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
| 4.3.2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分析 |
| 4.3.3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 |
| 4.3.4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作用机理 |
| 5.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比较 |
| 5.3.1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差异分析 |
| 5.3.2 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生计资本差异分析 |
| 5.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4.3 生计资本异质性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机理 |
| 6.2 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 |
| 6.2.1 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方法 |
| 6.2.2 林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结果 |
| 6.3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模型构建 |
| 6.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6.4.3 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利用集约度分布规律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1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 |
| 7.2 农户林地利用效率测算及差异分析 |
| 7.2.1 农户林地利用的效率测算 |
| 7.2.2 效率测算结果及差异分析 |
| 7.3 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
| 7.3.1 变量选择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1 生计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4.2 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7.4.3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户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
| 8.1 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8.1.1 脆弱性背景冲击 |
| 8.1.2 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影响 |
| 8.1.3 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8.2.1 变量选取 |
| 8.2.2 模型构建 |
| 8.3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3.1 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及收入分布 |
| 8.3.2 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的影响分析 |
| 8.3.3 生计资本对不同林地利用方式农户家庭林业收入的影响分析 |
| 8.4 生计资本间接影响农户林业收入的门槛效应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农户林地利用现状及问题 |
| 9.1.2 农户生计资本特征及评价 |
| 9.1.3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
| 9.1.4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 |
| 9.1.5 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
| 9.1.6 生计资本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充分发挥林业扶贫作用,提高农户林业收入水平 |
| 9.2.2 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 |
| 9.2.3 重建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优势 |
| 9.2.4 关注农户林业政策感知,营造良好林业生产环境 |
| 9.2.5 促进农户林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
| 9.2.6 完善林权改革配套措施,着力提升农户金融资本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植物干旱处理研究方法 |
| 1.3.2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
| 1.3.3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植物水势的影响 |
| 1.3.4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 |
| 1.3.5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植物渗透调节的影响 |
| 1.3.6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植物抗氧化系统的影响 |
| 1.4 存在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内容 |
| 2.2 试验概况与试验设计 |
| 2.2.1 试验概况 |
| 2.2.2 试验设计 |
| 2.3 测定指标与方法 |
| 2.3.1 生长指标测定方法 |
| 2.3.2 生理指标测定方法 |
| 2.4 数据处理 |
| 2.5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两树种幼苗生长的影响 |
| 3.1 地上部分生长指标 |
| 3.1.1 株高 |
| 3.1.2 地径 |
| 3.1.3 叶面积 |
| 3.2 根系特征 |
| 3.2.1 根长 |
| 3.2.2 根表面积 |
| 3.2.3 根体积 |
| 3.2.4 根系平均直径 |
| 3.3 生物量 |
| 3.4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两树种幼苗生长影响的综合评价 |
| 3.5 讨论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两树种幼苗叶水势的影响 |
| 4.1 干旱胁迫对两树种幼苗叶水势的影响 |
| 4.2 复水对两树种幼苗叶水势的影响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两树种幼苗光合特性的影响 |
| 5.1 光合作用 |
| 5.1.1 净光合速率 |
| 5.1.2 蒸腾速率 |
| 5.1.3 气孔导度 |
| 5.1.4 胞间CO_2浓度 |
| 5.1.5 水分利用效率 |
| 5.2 讨论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两树种幼苗渗透调节的影响 |
| 6.1 渗透调节物质含量 |
| 6.1.1 可溶性糖含量 |
| 6.1.2 脯氨酸含量 |
| 6.2 讨论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干旱胁迫与复水对两树种幼苗抗氧化系统的影响 |
| 7.1 抗氧化酶活性 |
| 7.1.1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
| 7.1.2 过氧化物酶活性 |
| 7.1.3 过氧化氢酶活性 |
| 7.2 丙二醛含量 |
| 7.3 讨论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研究 |
| 1.3.2 农牧民分化 |
| 1.3.3 农牧民生计研究 |
| 1.3.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
| 1.6.1 研究区域概况 |
| 1.6.2 数据来源 |
| 1.7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
| 2.1.2 农牧民 |
| 2.1.3 农牧民分化 |
| 2.1.4 农牧民生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民分化理论 |
| 2.2.4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5 生态经济人理论 |
| 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与农牧民生计现状及问题 |
| 3.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践与效果 |
| 3.1.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演变 |
| 3.1.2 基于宏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 3.1.3 基于农牧民微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 3.2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现状 |
| 3.2.1 农牧民分化现状 |
| 3.2.2 农牧民生计资本现状 |
| 3.2.3 农牧民牧业生计现状 |
| 3.2.4 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 |
| 3.2.5 农牧民收入及收入稳定性现状 |
| 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现存问题 |
| 3.3.1 农牧民分化显着 |
| 3.3.2 生计缓冲能力弱 |
| 3.3.3 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 |
| 3.3.4 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 |
| 3.3.5 收入稳定性水平较低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 |
|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4.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4.2.2 模型设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职业维度水平分化的影响 |
| 4.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 |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5.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2 模型设立 |
| 5.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影响 |
| 5.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牧业生计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 |
| 6.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的影响 |
| 6.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模型设立 |
| 6.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 |
| 6.3.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模型设立 |
| 6.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
| 6.4.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4.2 模型设立 |
| 6.4.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 |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7.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设立 |
| 7.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活动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劳动力就业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 |
| 8.1 理论分析 |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8.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8.2.2 模型设立 |
| 8.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 |
| 8.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农户技术采用研究 |
| 1.3.2 农户水土保持行为研究 |
| 1.3.3 农户资源禀赋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资源禀赋 |
| 2.1.2 水土保持耕作技术 |
| 2.1.3 农户技术采用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计划行为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集体行动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机理 |
| 2.3.1 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的影响 |
| 2.3.2 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 |
| 2.3.3 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采用决策的影响 |
| 2.3.4 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采用效果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3.2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情况 |
| 3.2.1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情况分析 |
| 3.2.2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情况分析 |
| 3.2.3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决策情况分析 |
| 3.2.4 样本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效果分析 |
| 3.3 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认知水平不高 |
| 3.3.2 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低 |
| 3.3.3 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实际采用率偏低 |
| 3.3.4 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评价不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资源禀赋测度 |
| 4.1 资源禀赋测度体系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指标设计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资源禀赋测度过程 |
| 4.2.1 资源禀赋水平测度方法 |
| 4.2.2 资源禀赋水平因子分析结果 |
| 4.2.3 资源禀赋结构测度方法 |
| 4.2.4 资源禀赋分析结果 |
| 4.3 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4.3.1 经济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4.3.2 自然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4.3.3 社会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数据、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3 统计推断与模型构建 |
| 5.3.1 统计推断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资源禀赋水平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的影响 |
| 5.4.2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数据、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6.3 统计推断与模型构建 |
| 6.3.1 统计推断 |
| 6.3.2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资源禀赋和技术认知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 |
| 6.4.2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 数据、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7.3 统计推断与模型构建 |
| 7.3.1 统计推断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资源禀赋和采用意愿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7.4.2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决策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效果的影响 |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2 数据、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8.3 统计推断与模型构建 |
| 8.3.1 统计推断 |
| 8.3.2 模型构建 |
| 8.4 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经济效果和生态效果的影响 |
| 8.4.1 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经济效果的影响 |
| 8.4.2 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生态效果的影响 |
| 8.5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经济效果和生态效果分析 |
| 8.5.1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经济效果分析 |
| 8.5.2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生态效果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严重 |
| 1.1.2 水土流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
| 1.1.3 水土保持技术是应对水土流失的主要措施 |
| 1.1.4 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在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中扮演重要角色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水土流失 |
| 2.1.2 水土保持技术 |
| 2.1.3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 |
| 2.1.4 资本禀赋 |
| 2.1.5 政府支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理论 |
|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公共产品理论 |
| 2.2.5 生态补偿理论 |
| 2.3 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认知的影响 |
| 2.3.2 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2.3.3 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的影响 |
| 2.3.4 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的影响 |
| 2.3.5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效应 |
| 2.3.6 理论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黄土高原区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现状分析 |
| 3.1 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现状、危害及治理进展 |
| 3.1.1 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现状 |
| 3.1.2 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危害 |
| 3.1.3 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进展 |
| 3.1.4 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
|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样本描述 |
| 3.2.3 样本农户认知情况 |
| 3.2.4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情况 |
| 3.2.5 样本区域政府支持情况 |
| 3.3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3.1 农户对水土流失的风险感知不足 |
| 3.3.2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价值认知有待提高 |
| 3.3.3 农户生态补偿政策认知有待提高 |
| 3.3.4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率有待提高 |
| 3.3.5 政府支持程度不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指标测度及特征分析 |
| 4.1 农户资本禀赋的测度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指标设计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4 测度方法 |
| 4.2 农户资本禀赋特征分析 |
| 4.2.1 农户资本禀赋原始表征指标特征分析 |
| 4.2.2 农户资本禀赋及其构成特征分析 |
| 4.3 政府支持测度及特征分析 |
| 4.3.1 政府支持的测度 |
| 4.3.2 政府支持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认知的影响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3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置 |
| 5.3.1 变量选择 |
| 5.3.2 模型构建:Ordinal Probit模型 |
| 5.4 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认知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资本禀赋及其构成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认知的影响 |
| 5.4.2 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认知的影响 |
| 5.4.3 其他变量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认知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采用决策的影响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置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模型方法 |
| 6.4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采用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资本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6.4.2 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6.4.3 其他变量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6.5 政府支持对资本禀赋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实际采用的影响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置 |
| 7.3.1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1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影响结果分析 |
| 7.4.2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生物技术影响结果分析 |
| 7.4.3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影响结果分析 |
| 7.4.4 政府支持对资本禀赋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选择行为的调节效应 |
| 7.5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5.1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影响结果分析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政府支持对资本禀赋与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资本禀赋、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的影响 |
| 8.1 问题的提出 |
| 8.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3 数据说明、变量选择、模型构建 |
| 8.3.1 数据说明及样本特征 |
| 8.3.2 变量选择 |
| 8.3.3 模型方法 |
| 8.4 资本禀赋与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意愿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8.4.1 资本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的影响 |
| 8.4.2 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的影响 |
| 8.4.3 其他变量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的影响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效应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9.3 数据说明、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9.3.1 数据及样本基本情况 |
| 9.3.2 变量选择及说明 |
| 9.3.3 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 |
| 9.4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经济效应结果与分析 |
| 9.4.1 农业产出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
| 9.4.2 处理效应分析 |
| 9.4.3 经济效应稳健性检验 |
| 9.5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生态效应结果与分析 |
| 9.6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1.1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情况 |
| 10.1.2 农户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特征 |
| 10.1.3 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认知的影响 |
| 10.1.4 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10.1.5 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实际采用的影响 |
| 10.1.6 资本禀赋和政府支持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持续采用的影响 |
| 10.1.7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效应 |
| 10.2 政策建议 |
| 10.2.1 重视宣传教育、增强农户水土保持意识 |
| 10.2.2 提高农户的资本禀赋 |
| 10.2.3 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 |
| 10.2.4 加强水土保持技术推广服务 |
| 10.2.5 完善农户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监督机制 |
| 10.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城市森林的功能 |
| 1.2 城市树种多样性的重要性 |
| 1.3 城市森林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 1.4 城市绿化中树种规划方法研究现状 |
| 1.5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
| 2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技术路线 |
| 3 中国城市树种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
| 3.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3.1.1 研究区域 |
| 3.1.2 多样性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 3.2 结果与讨论 |
| 3.2.1 中国城市树种种类丰富度 |
| 3.2.2 城市不同土地利用上的树种丰富度 |
| 3.2.3 中国城市树种组成的合理性分析 |
| 3.2.4 与自然分布的树种多样性对比 |
| 3.2.5 城市间树木种类组成相似度及影响因素 |
| 3.3 小结 |
| 4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研究 |
| 4.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4.1.1 研究区域 |
| 4.1.2 树种规划方法 |
| 4.2 结果与讨论 |
| 4.2.1 自然干扰对树种的影响结果 |
| 4.2.2 中国城市树种规划结果 |
| 4.3 小结 |
| 5 城市树种规划——以北京为例 |
| 5.1 研究区域与方法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与讨论 |
| 5.2.1 北京城市树种现状 |
| 5.2.2 北京城市潜在可用树种 |
| 5.3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论文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中国城市绿化树种调查文献目录 |
| 附录B 北京城市树种多样性调查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