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学三封信

一、印度文学通讯三则（论文文献综述）

黄德海^[1]（2021）在《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文中研究说明金克木,一代学人,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学贯东西,知兼古今,以小学学历而卓然成家,和季羡林、张中行、邓中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本文按年谱体例分上、中、下三编,以学习时代、为师时代、神游时代为界,细致梳理先生近九十年的传奇人生,得窥先生读书与治学的独到之处。青年学者黄德海以至诚之心、文学之笔,沿途追索,处处志之,甚而独出新裁,引领读者跟随先生足迹,去读书"偷学问",开阔视野。如此,经由两代学人之循循善诱,令人得悟先生自学之方法及自强之信念。这一部编年录,演化成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对于喜欢读书之人,甚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都有诸多启迪意义,亦给后生晚辈留下一份珍贵的生命记录。

王子涵^[2]（2021）在《论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文中认为英国汉学家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是二战后英国汉学转型期的代表人物,曾先后在剑桥、牛津大学任教,并从1994年起担任牛津大学东方学院中国学术研究所所长,为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他还曾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家协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等职务,是欧洲现代汉学界的佼佼者。杜德桥致力于汉学研究五十余年,共出版专着11部,发表学术论文23篇,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即立足于其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部学术成果和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整理其研究内容和观点,分析研究方法及特色,以期全面了解其学术价值及贡献。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总结三个部分。绪论作为全文的领起,首先对英国汉学各个发展阶段中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情况进行了整体论述,以突出杜德桥及其研究的历史地位;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主要对杜德桥本人的生平及学术经历进行了梳理,试图厘清其汉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二章从本文研究的核心——“小说”一词出发,尝试对其中西含义进行清楚辨析,并通过具体的观点和例证,说明杜德桥对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认识。第三章主要论述杜德桥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具体研究,包括借鉴西方莎士比亚学研究方法的“百科全书式”的《李娃传》研究、运用经典叙事学方法分析作品结构的《柳毅传》研究以及对边缘作品《广异记》进行的文献、历史、宗教、文化等多角度关照的研究。第四章则对杜德桥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进行探析,包括其对《西游记》的考据研究以及社会学角度切入的《醒世姻缘传》研究。总结部分将对全文内容进行简单回顾,尝试对杜德桥的古代小说研究特色进行系统评述,发掘其研究的独特价值,思考其对国内学界的借鉴意义。

张颖^[3]（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阮鸿璜^[4]（2020）在《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文中提出在佛教典籍的中文译者之中,康僧会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身兼西域、中土、南亚三种文化背景。康僧会是三国时人,赤乌十年（247）“杖锡东游”,在建业传播佛教三十三年,一生中以着作、译经等弘法度生,有江南佛教第一人的美称,其翻译作品《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至今流传。《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属于《佛本生》寓言故事集,这两本经书的故事除少数佛传以外,大部分都是讲述佛陀前生修行的故事,其中属于《佛本生》的故事大多数都是从印度民间故事中借鉴并改编的。印度作为世界寓言故事之乡,各宗教常利用民间故事来达到各自的宗教目的,佛教也不列外。通过汉译佛典的传入,佛教化的印度民间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些故事从佛典来到民间,为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变成本土化的民间故事,但通过考证可发现其根源在印度。这些故事不仅流传在中国民间,在其他国家及民族中都有流传,有些故事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故事类型和母题。本文将康僧会所译的《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与东亚文化圈诸国,包括中国、越南、日本和朝鲜等国的民间故事进行比较,采用比较故事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故事的演变过程和传播的路线,通过其在东亚文化圈内的流传状分析其亲缘关系及本土化后的改变。这些故事起源于民间,经过宗教改编成为宗教故事,之后又回归民间,随着佛教经典的传播对东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最终成为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东亚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浦晗^[5]（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提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成文艳^[6]（2017）在《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文中研究指明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独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重要的还有其强大的社会认知功能。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而且还能够折射出这个国家或民族民众丰富的精神世界,小说尤其如此。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为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从王西里到阿理克再到年轻一代汉学家,他们秉承俄罗斯汉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从多个角度解读和阐释中国古典小说,在推动中俄两国从起初的文化隔膜逐步到现在的交流互动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特色,探索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和规律。论文以明清以前小说俄译本及其俄文论着为基础文献,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学术史、译介学、文化翻译学、传播接受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大量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对俄罗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与研究情况做系统梳理和客观述评。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五章、结语、附录和参考文献五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针对选题的缘起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等相关问题做介绍和论证。正文前四章依次分析了古代神话、汉魏六朝小说、唐志怪传奇、宋元话本笔记在俄罗斯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这样分章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轨迹和体裁演变的阶段性特点以及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特点。前四章各章主要沿“译介”和“研究”两条线铺展,“译介”部分按照译本形式和出版时间对相应体裁作品的译者、译本、翻译背景、读者接受等有关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做详细的说明和细致的分析,力求梳理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古典小说俄译史。“研究”部分先从纵向上介绍不同时期汉学家对相应体裁小说的研究情况,探寻俄罗斯对该体裁小说研究的阶段性特点,然后重点对汉学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做专题介绍,并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做横向对比,凸显俄罗斯汉学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古代神话到宋人笔记,俄罗斯汉学家总能以不同的视角理解和阐释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人神话观”的提出、李福清作为民间文学和小说缘起的神话研究、郭黎贞“神话小说”概念的阐释、波兹德涅耶娃等汉学家“东方文艺复兴”下唐传奇的论争、索科洛娃《莺莺传》文本真实性的推论、热洛霍夫采夫“市民小说”的解读、李福清“民间书”的研究、巴甫洛夫斯卡娅“中国民间历史长篇”的考辨、蔼力谟宋人笔记中中国传统狐仙文化的揭示等等无不彰显俄罗斯汉学家们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和独特的文化研究视角。论文最后一章以唐传奇《莺莺传》的四个俄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以译介学提出的“译者的职责”和“对读者的信任”两原则为评价标准,结合文化翻译学中的空缺理论对《莺莺传》中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干支纪年、地理名称、官职称谓、社会礼俗、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做比较分析,探讨不同译者对这些文化因素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观察译者在处理以上各类文化空缺现象时对原文文化信息的保留、补偿、失落、扭曲等情况,依此评判各译本的优劣得失。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休茨基的译文过于粗糙,错译漏译现象较多。其余三个译本则各有千秋:波兹德涅耶娃的译本语言简洁凝练,较为贴近原文文言文的风格,但有时因翻译过于模糊和笼统导致原文文化信息传递方面略显欠缺;费什曼的译本以“译述”和“达旨”为主要目的,往往对原文文化意象的传递有所保留;索嘉威的译本常常能够把陌生的文化意象巧妙地转换成熟知的文化意象而同时又完整保留了原文蕴藏的深层文化信息。相比之下,索嘉威的译文在文化空缺现象的处理和文化信息的传递方面略胜一筹。通过译本分析,我们总结出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应该遵循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但同时应根据具体语言环境和上下文选择与之适应的翻译方法,并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的问题。在正文五章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通过把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与欧美其它国家做横向比较,揭示出俄罗斯在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和研究方面的特色与不足。文后两个附录是本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编目的形式展列出俄罗斯对明清以前小说翻译和研究的全部成果,也是本论文研究对象的直观呈现,可作为今后相关研究的书目索引。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和研究不仅使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作为他山之石,也能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陈依雯（Tang Yee Woon）^[7]（2016）在《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文中提出本论文的研究以唐代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为主,主要从传播、接受这两个视角探讨唐代小说的发展,时限从唐朝至今,范围涵盖各时期的唐代小说出版情况及文学作品对唐代小说的改编。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唐代的文士多选择入幕,幕府是文士聚会、闲谈的重要场所,也是小说传播的主要背景。文士常在幕府的聚会中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而达到传播小说的目的。而长安是唐代首要都城,以长安为题材或在长安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少。除了背景与环境的因素,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还有好几种方式,其中包括借助诗歌的流传。唐代小说和诗歌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互相取材的例子很多,诗歌可谓是小说在唐代传播的主要载体。此外,还有一些与小说传播、接受相关的要素如:古文运动、文士投谒行卷,这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而言,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唐代的书肆、诗歌的传唱也是小说传播的渠道。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小说刊印的数量逐渐增多,出版刊行的小说文本逐渐代替了抄本。宋人也编纂了着名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和大量的小说选本,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人对唐代小说传播与接受的态度。宋元时期,不少文学创作都向唐代小说取材,无论话本、杂剧都大量融入了唐代小说的题材。宋人对唐代小说的接受是很广泛的,除了文学作品,他们编纂的正史,也多向唐代小说取材,这可视为他们对唐代小说的一种评价。但宋人对唐代小说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如洪迈他在批评唐代小说的同时,又对唐代小说赞誉有加,这种矛盾的心态是值得探讨和厘清的问题。明清时期,除了小说文本的刊印出版,类书、丛书和小说选本的大量编纂对唐代小说传播与接受的影响都很大。除此之外,这时期的小说、戏曲创作依旧向唐代小说取材,《剪灯新话》、《聊斋志异》、“三言二拍”都是这时期的小说名着,它们在题材上与唐代小说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戏曲方面的成果也很辉煌,着名的“临川四梦”、《长生殿》等都是改编自唐代小说的作品,可见唐代小说对明清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民国以后,唐代小说的出版和刊印仍不间断。这时期,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出现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小说研究。百余年来,唐代小说的研究涉及了校勘、考证、作家、作品、文艺理论等各种范畴,学人对唐代小说的研究孜孜不倦,一直努力的前进着。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小说的传播模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戏曲艺术、影视作品都成为了唐代小说在当下的传播途径,这也是有待学人进一步去了解和探讨的。唐代小说也传播到了海外,尤其是日本、韩国、越南形成的汉字文化圈。唐代小说与东亚三国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千余年来,它已深刻的影响了东亚三国不少的文学创作。不仅如此,唐代小说还远播到欧美和俄罗斯,更出现了不少翻译的作品,在欧美各国如、英国、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等也引起了汉学家的关注,拥有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总而言之,唐代小说对唐代以后的文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刘春明^[8]（2016）在《文化融合视域中的《六度集》》文中认为佛典浩瀚,文学博大,文化精深,三者之间因缘相牵,儒释道思想之汇流、古文学之佛缘禅境、禅林与士林之交往堪为实证,近之前辈时贤亦已铸就研究格局。二十世纪,佛教中国化、佛教与文学、佛经之文学性及佛教混合汉语等研究渐次开展,历经百余年之发展,由立论期、延伸期而进入多元发展时期,在上述研究的深厚学理背景下,三国东吴高僧康僧会所译《六度集》已进入语言学研究视野且成果斐然,但对其蕴含的多元文化语境和文学价值之关注则十分稀少,系统研究尚未得见。因此,本文选取康僧会及其经译《六度集》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点有三:其一,康僧会在汉译佛典史及佛教中土化历程中的独异性。康僧会祖籍康居国,世居天竺,而本人成长于中华,梵汉兼善,贯通大小二乘、熟谙儒道诸家,有别于其他译师,其译经风格及思想渊源值得深入探讨。其二,《六度集》的多重文化语境。《六度集》成经于汉末三国,正值思想、文化、学术巨变期,佛经传译草创期,也是佛教中土化进程肇端期,儒释道诸家文化经历冲突、碰撞与互相融摄,释家内部大小二乘并行流播中土,投射于康僧会杂取诸经编译而成的《六度集》,呈现出多元文化糅合融汇的文化风貌,深具研究价值。其三,《六度集》的文学性解读。佛教之于中国文学影响甚巨已是公论,立足经集文本,考述其作为汉译本生经的文学特征,剖析所蕴含的文学、文化因子,对于丰富和深化佛经文学研究十分必要。故而,本文希图通过对康僧会、《六度集》文学价值及其文化融合语境进行多元化、多角度和深入系统的研究,窥一斑而知全豹,为这一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佛经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典型案例,以期填补研究之不足。绪论部分:进行研究综述。梳理文献,回顾学术研究史,指出康僧会及《六度集》在佛典汉译史及佛教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阐明研究现状和研究前景——目前对《六度集》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学领域,而思想文化考辨及文学性研究则非常少见,仍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第一章:三国佛教考论。首先,探析汉末三国时期佛教事迹于传统正史中缺载、少载乃事出有因,考述相关僧人史家着录佛史的严谨求真精神,阐明本论文于佛家经录、僧传、史籍中拣择史料的原则。其次,考察《六度集》成经时期的三国佛教状况,寒门勃兴隐秘推动佛教崛起;曹魏玄学、般若学滋兴,律典始译、戒坛设立、传戒之法创立,佛教初具独立宗教姿态;孙吴崇尚巫风道术,文化背景多元且驳杂,学术风气宽容,宜于佛教传播;蜀地佛教状况未明。第二章:康僧会及《六度集》考论。论述康僧会生平行止、佛教活动、着译情况、佛学师承及其对江南佛教创立之功;厘清《六度集》成经缘起及成经时间,确定其文本性质,爬梳整理其版本流传状况。第三章:《六度集》和儒道释初度触碰融合。《六度集》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融汇的特质,堪为后来儒释道“三教合流”之先声。这种融汇特质的形成,源于如下两个方面:浓厚的交州儒风与多元文化气息涵养造就了康僧会的博识、圆融与既儒且僧的调和性品格;康僧会的殉道者气质赋予其振锡江南、弘传大教、杂糅融汇教内教外诸家文化之勇气与胆识。而《六度集》之融汇特质则集中体现于如下三方面:以六度菩萨行思想弥合大小二乘,弘扬大乘而兼及小乘;趋同儒家仁孝思想,树立佛教护国兴邦观念,通过比附儒学而使佛理浸润人心;涵纳、融摄中土杂家道术中古已有之的生死观念,化用道家概念术语阐释灵魂缘起、生命聚散以及禅修次第,使佛家生命智慧体系以随风入夜、润物无声的方式植根于中土文化。第四章:《六度集》的文学性（上）。将《六度集》放置于成经时代的语境中观照其作为佛经文本的文学属性:其一,从文学自觉与佛典汉译由质趋文的共同趋势、本生经文体及语体和艺术手法赋予的文学表现力、编译者个人特质等角度探察《六度集》何以成为文质兼备的内典范本。其二,通过对《六度集》和前代译经之比对,揭示其“文白混杂而偏文,雅俗兼容而偏雅”的语体风格,并探讨其成因。其三,《六度集》就佛经内容而言属佛典中最具文学价值的本生经;就文学类型而言属叙事体;就语言形式而言具有散文性特征;其篇章结构、叙事模式中保留了康僧会在编译过程中进行深度文学加工的痕迹。第五章:《六度集》的文学性（下）。《六度集》源故事滋生于善玄想的古印度民族,在梵汉转译过程中,既采天竺叙事表现力之长,又融汉地文献之简练明达,形成独特的文学旨趣。文本自身的文学价值可考诸于如下四方面:善用反复、夸饰、铺排、譬喻等佛经叙事修辞格以增文学表现力;神通变异、时空幻境、誓内容;佛陀释迦牟尼、理家及商人、恶人调达等凡圣众生形象丰富和充实了艺术形象世界。诸般文学因子共同构成了《六度集》作为佛经叙事文学的话语环境。

V（?） Thi Minh Pung（武氏明凤）^[9]（2016）在《越南李陈禅诗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针对越南李陈的禅师、帝王、文人三大创作群体的禅诗,就其内容及功能共分为15类进而探讨诗的特色。李陈两朝禅诗的搜集范围主要以《禅苑集英》与《李陈诗文》为依据。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越南李陈时期禅诗中贯穿的中心思想,而以不同创作者禅诗的各别内容进行分类,以其表现手法为切入点。撰写过程中,本文从佛教史与文学史两个层面为出发点,先从佛教禅宗的源流,进而就偈、诗、禅诗的融入与结合,概括出李陈禅诗的内容与艺术表达手法。探讨李陈禅诗中的中心思想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地位与价值,进而说明与唐禅诗的关系。通过本文的研究,提出五点看法:1、每位禅师一生平均只流传两首诗:诗追溯其本源是由“情动”于心而形之于外的诗词;而“动”之前状态是“静”,故“静”乃音声、诗歌等发源之地。自此可以推论,若一人达到清静的程度是不会创作诗的。如果创作,是为了使人得其清平之心、性情之正。考察李陈时期的禅师、帝王,得知一位禅师的一生平均只创作两首,一首在生平另一首在即将临终时完成。这个发现与中国唐代的禅师约有98%的禅师平均只流传两首诗偈是相当一致的。2、只有两种创作群体即“开悟者”与“未开悟者”:本文由禅诗的禅师、帝王、文人三大创作群体中切入,只是初步探讨的方式。进而从诗中的内容指出只有两种创作者:开悟者与未开悟者——对生活的“无常、苦、无我”的体会而感慨体悟者。其中,“无我”——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就是“空性”另一说法,亦称之为“佛性”,而六祖慧能更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为禅宗乃进一步在铺陈此理。正因为生活的无常、苦与无我,故出仕与归隐为人从来犹豫的选择。如果“山林”为仕与隐的界限分明的选择,那“爱欲”是凡夫与圣者、菩萨、佛的分别点。“爱欲”与“无常、苦、无我”为本文结论。3、“心如画工师”:每一首诗不外乎发源自人的内心所构思进而创作出来。其中,一首诗的结构、表现手法以及每一物象符号的意象,皆是诗人的内心世界转化而成,此乃所谓“心如画工师,画种种五蕴。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4、没有李陈禅诗与唐禅诗之间的界限:“一首有意义及听后能使人心得平静的诗”都可以称之为禅诗。本文在探讨“越南李陈禅诗”与“中国唐禅诗”的关联性时,发现这两个空间与时间的范围逐渐模糊了,每当我们体会认出:如果“禅”的目的是扭转人心,使其回归纯真本性,则任何时代与地域空间、任何人种、任何身份所创作的诗,都可以泛称之为“禅诗”。这种情况下“禅诗”与孔子所界定的“诗,思无邪”的区别界线也就没有了,“禅诗”不再是特别的专称,而是属于所有诗歌的总称。5、佛法的随缘方便法门:自佛陀所留传的“无常、苦、无我”到六祖慧能的“直指人心”为中国禅顿悟的核心点,至越南陈仁宗创立“竹林禅派”以“入世精神”为越南民族性色彩,乃至近代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生佛教”。这些后人的概念有时乍看来似乎背离佛陀的教导,其实它是原来佛陀的引导披上一件大外套,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的生活环境是比公元前六世纪（佛陀时代）的生活环境所发展出来对应的方便法门之一。

吕德廷^[10]（2015）在《佛教艺术中的外道形象 ——以敦煌石窟为中心》文中提出外道是佛教对其他教派、教徒或学说的统称。佛教艺术中的外道一般出现在佛传、因缘以及经变画之中,诸如三迦叶皈依、舍卫城神变、须摩提女因缘、涅盘经变、劳度叉斗圣变、报恩经变等题材。佛经提到外道有九十五种或九十六种,但见于佛教艺术不多,可以确定派别或名称的有事火外道、尼乾子、鹿头梵志、六师外道,其他的多很笼统,未有具体名称。外道较早出现在1世纪印度桑奇第1塔的门柱上,但种类不多。相比之下,犍陀罗艺术有内容丰富的外道人物。受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龟兹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也绘制有外道形象。宋代,外道集中出现于涅盘图、报恩经变中;明清时期,则主要见于佛传故事中。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外道形象有所差异。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写实性较强,外道的差异也很明显,可以从外貌上区分事火外道、耆那教空衣派、白衣派。写实性的外道在克孜尔石窟也有延续。因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裸体,敦煌、云冈石窟以婆罗门形象指代外道。宋代之后,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趋势较为明显,外道也开始身着汉式服装,但有的也带有胡人的面部特征。明代,外道更像平民,或表现为身披蓑衣、穿树叶衣的林间修行者。外道形象由婆罗门转化为汉人,与中印交流的减少、文人画的盛行有关。佛教中的外道故事是文化交流的体现。如执雀问生死的故事在希腊、印度、中国、日本均有流传;虽然故事的主人公不同,但情节大体一致。另外,劳度叉斗圣变也吸收了唐代流行的斗法故事,与变文相比,壁画内容更为丰富。外道在佛教艺术中起辅助说明故事情节、提示故事主题的作用。绘制外道也是佛教宣传的一种手段,如须摩提女宣传破邪;执雀尼乾和鹿头梵志体现了佛陀的智慧与神通,劝诫世人行五戒十善、出家修道。外道在中国也有了新内涵,降魔变文中的外道没有印度修行者的特征,他们对佛教的批判实际是中国儒道常见的排佛言论。

二、印度文学通讯三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文学通讯三则（论文提纲范文）

（1）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论文提纲范文）

（2）论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4）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论文提纲范文）

（7）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融合视域中的《六度集》（论文提纲范文）

（9）越南李陈禅诗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佛教艺术中的外道形象 ——以敦煌石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印度文学通讯三则（论文参考文献）

• [1]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J]. 黄德海. 江南, 2021(05)
• [2]论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D]. 王子涵.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D]. 阮鸿璜.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6]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D]. 成文艳. 南开大学, 2017(05)
• [7]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D]. 陈依雯（Tang Yee Woon）. 南京大学, 2016(04)
• [8]文化融合视域中的《六度集》[D]. 刘春明. 吉林大学, 2016(08)
• [9]越南李陈禅诗之研究[D]. V（?） Thi Minh Pung（武氏明凤）.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10]佛教艺术中的外道形象 ——以敦煌石窟为中心[D]. 吕德廷. 兰州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