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40年代历史剧创作与早期文学思想的关系

一、论郭沫若四十年代史剧创作与他早期文艺思想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张挺玺^[1]（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刘艳梅^[2]（2020）在《运诗入剧 ——1940年代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郭沫若历史剧的诗性特色,使其成为不少人眼中史剧艺术的开拓者。1940年代郭沫若创作的六大历史剧,社会价值和历史功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获公认。郭沫若充分运用自身诗才,将风格多样的诗歌元素融入历史剧,形成具有“火山雷电”特征,悲壮而崇高美感的历史剧。辩证客观地说,郭沫若抗战时期戏剧不免带有政治功利倾向,有粗糙草率之嫌,如果仅仅停留于政治层面就可能造成对郭沫若史剧的误读和曲解。较为明显的是,郭沫若史剧有意识地承继优秀传统戏曲去粗取精,将古体诗、自由诗、散文体诗、民间歌谣、戏曲运用到剧作中,形成古典风味浓厚的诗趣,使得抗战背景下的历史剧也能达到诗歌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可惜,目前学界,许多研究者或是单独研究郭沫若诗歌,或是孤立研究郭沫若的戏剧,鲜少有人从“运诗入剧”这个角度将两者结合起来对郭沫若戏剧进行不蹈常袭故的深入探索,而诗歌的恰当运用可以说正是郭沫若四十年代历史剧获得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立足于戏剧这一本体,详细剖析郭沫若历史剧如何运用诗歌这一体裁,使得戏剧在题材选取、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艺术的表达等方面产生变化及其具体特征,并进一步从这三大维度探寻郭沫若历史剧中诗与剧的互动和源流关系。绪论部分,本文对郭沫若诗歌、诗剧向历史剧的演化进行爬梳,按照时间脉络兼及论述一九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交代现实因素,并且根据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从戏剧题材角度入手,分析郭沫若历史剧“诗和史剧融合”的具体体现。主要通过抒情诗对戏剧结构的贯串、叙事诗增强被冲淡的戏剧情节、散文诗烘托戏剧气氛三方面进行论述。以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学观为出发点探索郭沫若历史剧在戏剧结构、戏剧情节、戏剧冲突等角度与诗歌的融合,诗情的推动使得史剧情节结构紧凑,深化戏剧冲突。第二章:诗性人物形象的建构。从原本具有诗人身份的主人公形象屈原,具有诗性精神的次要人物以及古代游侠豪情人物形象三方面,衍生出郭沫若四十年代历史剧人物品格三种模式——屈原模式、婵娟模式、聂政模式,共同组成郭沫若理想诗国的人物体系。因三种形象建构模式诗化,郭沫若史剧人物呈现与同时期剧作家笔下历史人物迥然相异的面貌。第三章:分析史剧独特语言艺术,着眼戏剧文本的详细解读,对剧作的火山雷电式独白、诗化人物对白以及传统戏曲歌谣的运用,探讨郭沫若对传统诗歌艺术、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李玲^[3]（2020）在《郭沫若《我的幼年》版本研究》文中指出《我的幼年》自一九二九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发行初版本到一九九二年《郭沫若全集》问世,文本在六十余年里经过多次修改,出现了不少的版本变迁。作为郭沫若第一部自传性散文,《我的幼年》不仅记录了郭沫若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变革。在版本变迁中,时代因素和郭沫若自我身份定位的变化对文本修改的影响皆得以体现。本文将《我的幼年》重要版本进行分类研究,为研究郭沫若《我的幼年》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本文分五个部分论述郭沫若《我的幼年》版本研究情况。绪论部分对新文学版本研究及研究方法、郭沫若散文及《我的幼年》版本研究现状进行概述,从作品独特的文体价值和史料价值论证《我的幼年》版本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一章对《我的幼年》版本谱系进行梳理,介绍各版本出版及变迁情况,将版本变迁轨迹系统化,整理因当局查禁、抗战时局影响、新时期文艺创作要求等原因作出的版本修改,得出作家思想由自由创作到紧跟政治的变化过程。第二章对建国前《我的幼年》各版本进行校对,归纳出文艺本、光华修订本、合众本的修改主要受当局查禁影响,作家书屋本的修改则为了保护统一战线,海燕本的修改源于作家对艺术的追求。建国前的版本修改轨迹,逐渐体现出作家在创作修改上将时局环境等现实因素融入文本。第三章对建国后《我的幼年》各版本进行校对,探究新时期文艺路线倡导下作家思想变化带来的文本演变。从文集本、选集本、四川选集本再到全集本的修改,更多体现了作者为符合新的语言规范和意识形态而努力做出的修改。文集本是修改数目最多、原因最复杂的版本,既体现作者思想向主流意识靠近,又体现作者对文本艺术的追求。之后出现的各版本所表现作家思想变化与文集本相差不大。结语部分是选出《我的幼年》各版本中的“善本”,以及笔者对《我的幼年》版本研究的独特价值作出评价。

刘遵佳^[4]（2020）在《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文教学拓展是对传统语文课堂的革新,拓展教学以课堂为中心,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向外延伸,对教材中所没有体现的内容进行补充,以达到丰富教材文本,促进学生理解,扩展学生视野的作用,有助于改善当前语文教学中课堂容量小、教学深度浅等问题。本文以作家身份的多样性、特殊性和作品经典性为依据选取语文教材中的重要作家之一的郭沫若为研究对象,目前对于郭沫若的教学以及拓展教学的研究都比较少,本研究在有关郭沫若的文学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语文教学,对中学语文中郭沫若的教学拓展做相关研究,研究如下:第一章,基于郭沫若其身份形象的教学拓展。作家的背景知识是作品解读的必要部分,且作家的经历也是特别的语文学习资源。本章对中学语文教材中呈现的郭沫若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作品和教学进行相应的补充,对目前因语文教材的局限而被忽视和遗忘的郭沫若其他形象进行拓展教学,抓住其有关形象与作品的联系,促进学生对郭沫若进行了解,从而促进对其作品的理解和鉴赏,并对他特别的创作经历进行拓展使其成为教学中的重要素材和资源。第二章,基于目前郭沫若选文的教学进行教学点的拓展。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围绕文章的类型、题材、风格、艺术特点等文章的特质进行解读和教学,而目前的教学囿于教材的编写和单元的安排,在教学中忽视了文本的特质。本章利用拓展的教学形式对郭沫若的重要选文进行梳理和拓展,结合文本选择恰当的拓展教学点,改变教学视角单一的现状,使文本的教学价值得到发挥,同时也让学生更能够对作品理解更加深刻。第三章,结合语文教学前沿的阅读视角和模式进行拓展教学方法的试探。本章围绕前两章的教学内容——郭沫若其人其作品的拓展教学,从单篇教学上升至更高的阅读层次,结合文学上的“全人”视境和语文阅读的“群文阅读”和“整本书阅读”两种拓展教学方式,对第一章和第二章郭沫若的教学拓展进行试探,以期在实际的教学拓展中帮助教师更有效地对其人其作品进行教学,改善课堂容量小的教学现状。本论文通过拓展教学的形式,对郭沫若的身份形象和其作品的文本特质进行具体的拓展教学研究,为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提供了合适的拓展点,并结合目前语文拓展的视野和方法进行有效实践,给今后中学语文教学拓展提供示范。

楼文婷,姜萌^[5]（2019）在《中国影像史学研究论着篇目汇编（一）（大陆部分,1949—2018）》文中提出（一）影像史学/影视史学理论专书张广智:《影视史学》,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章:《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生代》）肖同庆:《影像史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吴琼:《影像史学》,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章《公众影像史学》）

唐文娟^[6]（2019）在《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文中提出本文主要围绕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以及流产的李岩史剧展开讨论,这些剧作是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民族抗战、政党政治、文化学术、都市商业演剧等多重因素交织下,从新史观角度对中国历史、传统的阐释与再现,又是对不断变化的时局及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因此,这些剧作的讨论超出了文学审美的范围,需要被视为更大、更复杂的文化、政治、社会文本来加以解读。本文试图打破以往郭沫若戏剧研究往往局限于文学史内部,要么泛政治化,要么纯文学化的倾向,借助大量报刊史料,尽可能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郭沫若的历史剧与陪都重庆复杂的政治、学术、文学、演艺等场域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呈现出郭沫若历史剧的丰富内涵及其遭遇的诸多难题。在章节安排上,本文大致依照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与上演的顺序,以及其所揭示的历史精神的前后变迁,分别从文化学术、政党政治、商业演剧维度加以分析,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作为整体的“战国史剧”,考察其与郭沫若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在对战国“历史精神”诠释上的共通性,同时揭示出战国史剧在将历史精神美学化时超出战国史研究的地方。最后,在与同时代“战国策派”的战国叙述对比中,呈现出郭沫若的战国想象的特征及其遇到的困境。第二章,本章将《屈原》从“战国史剧”中分离出来,一方面聚焦于民族主义催生的“屈原热”与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的屈原研究之间的彼此缠绕关系,同时呈现出《屈原》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审美机制和接受环节在中共文化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集中揭示出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政治面向。第三章,主要从城市商业演剧角度来解读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呈现出郭沫若的历史剧与后方城市,尤其是陪都重庆通俗文化空间的关系。一方面考察抗战后期重庆稳定的商演模式对《孔雀胆》的情节、主题以及审美形式的影响;一方面考察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观众对该剧评价上的巨大反差,揭示出郭沫若后期的历史剧遭遇的难题。第四章,主要将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部历史剧《南冠草》、流产的李岩史剧及其副产品——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结合起来,考察郭沫若的晚明想象前后的变化及背后史观的转变问题。

李向利^[7]（2017）在《《虎符》接受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虎符》是郭沫若六部抗战历史剧中的第三部,由《史记》中的《信陵君列传》改编而成,写如姬为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它应时代的洪流而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虎符》接受的政治色彩逐渐变淡,着重点逐渐转移到艺术本身,内涵也愈加丰富,逐渐确立了其经典地位。《虎符》的接受情况,表现在改编（包括作者自己的修改）、演出、研究等多方面,且阶段性比较明显。由其接受情况的特点来看,可以将其分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十七年建设时期和粉碎“四人帮”以后四个阶段。本文除去引言和结语,正文部分将按照这四个阶段分为四章,每章再从演出、剧本研究、改编等入手分为小节,阐述每个阶段《虎符》的接受情况和变化,了解背后的原因,并结合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抗战时期,《虎符》的接受与当时中国的政局联系密切,政治性较强。演出地点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的政府所在地重庆和延安。在重庆进行的首演是此阶段影响最大的一次演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剧本研究很少,只是在“把人当成人”的主题和主要人物形象研究方面进行了初探。团结抗日的首要性,使得《虎符》中隐含的对国民党的批判在此时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虎符》中批判国民党的因素引起人们重视,这在演出、改编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1947年祖国北工剧团在京津两地的演出和1948年文化大会堂的演出是此阶段影响较大的两次演出,地域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及石家庄等地。郭沫若对剧本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改,将剧本里面的暗射对象进一步丑化。在这两个阶段里,《虎符》的接受情况存在着共性,整体呈现演出为主、研究为辅的状态。十七年建设时期,仍然以演出为主,研究为辅,且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只是此时的政治性是对《虎符》故事的借用,脱离了郭沫若创作《虎符》的初衷。重要的演出有用以支持抗美援朝的《信陵公子》的演出,人艺为配合文化建设借鉴戏曲因素进行的民族化探索,东风剧团带有“反修反霸”意味的豫剧演出等。演出地域进一步扩大,甚至传到国外。剧本方面,郭沫若又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改,重点放在语言的口语化方面。研究进一步拓展,和前期的探索一起为后面研究的多元化做了铺垫。粉碎“四人帮”以后,《虎符》的接受重心转向研究领域,呈现研究为主、演出为辅的状态。演出和研究的侧重点,也由对其所蕴含意义的挖掘向艺术本身偏移,且政治性削弱。演出的目的以纪念性和对经典的演绎为主,研究呈现多元化状态。其中的教育意义也得到大力发掘,包括其中形象、精神的美育作用以及蕴含的文史知识等。《虎符》是一部时代性极强的作品,在整个接受历程中,表现出了其极强的适应性。

余永春^[8]（2016）在《郭沫若历史剧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变奏》文中研究指明毋庸置疑,郭沫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那历时八十余载的社会、政治生活不可谓不丰富:“创造社”的灵魂、北伐战争的将领、抗战时期的文化领袖、鲁迅先生的继承者、建国后国家领导人。他在诗歌、史剧创作等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重大。同时他又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激进、叛逆与保守、顺从合于一身。他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对最高领袖的歌颂等等都引起了极大争议。因此可以说,研究郭沫若是解读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民如何互动的一个合适的文化标本。全文内容共分三章,另有绪论与结语。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从现代性与民族性两个视角来研究郭沫若史剧活动的合理性与意义。接着梳理了学术界有关郭沫若历史剧的研究现状。最后简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理论重点以及两者之间在现当代中国的关系。第一章介绍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发展与演变。第一节讨论并比较了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在郭沫若早期文艺体系中的位置。两者混杂而成的“泛表现”思想可以说是他早期文艺思想的核心。而表现主义“激情批判”的力度与“破旧立新”的理想追求是郭沫若20年代中期文艺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第二节从对劳苦大众的认同、文艺思想的自然发展与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等三个因素来考察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向。他后期文艺思想可分为四个阶段。在这些阶段郭沫若曾先后提出过“文学=革命”、“人民本位”、“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等重要文艺观点。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第二章侧重于内容角度,郭沫若历史剧创作其主题之演变与时代精神的变动是互为映照的。这显现出他自身对政治与文艺看法的转变轨迹:从追求现代游移到强调传统。第二节探究郭沫若如何以“古人之骸骨”喊出不同时代的最强音。“红萧”、“屈原”、“蔡文姬”等三人在某种意义上对应着在不同时代的郭沫若。这些人物形象及其功能的嬗变展现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一个侧影。第三章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分析郭沫若史剧中现代性与民族性两种因素的纠葛。第一节讨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语言。郭沫若从原则性与审美性两个层次对史剧语言提出要求,认为“古今通用”最为理想。他历史剧的语言既有诗词歌赋的诗性美,也有大众化语言的鲜活性,浓郁的民族风采满溢纸上。第二节结合剧本与演出来考察郭沫若史剧创作与民族戏曲之间的深厚渊源。他的历史剧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自觉借鉴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然而,戏曲艺术中的某些“遗形物”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话剧的现代精神。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郭沫若历史剧中所蕴藏着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因素,指出他的一生实质上十分自觉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所构筑的张力空间中并未寻得平衡,而是心甘情愿地作时代的弄潮儿。

赵菲^[9]（2016）在《郭沫若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西方话剧被引入中国后生根、萌芽,不断民族化的历程。郭沫若作为现代剧作大家,其话剧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然而就目前对郭沫若戏剧的研究来看,很少有研究者对郭沫若话剧创作民族化作一宏观系统的论述。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从话剧民族化的视角,分析郭沫若以历史剧为代表的话剧创作,详细研读文本,并结合郭沫若的思想与理论发展,尝试对此问题作出全面解读。绪论部分,将着重阐述话剧“民族化”的含义及发展历程,并附研究综述。所谓民族化,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在审美趣味与欣赏要求层面,要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熔铸民族的风格；在表现内容层面,侧重于展现现实生活与时代风貌；从精神内核层面上看,则主要体现现代性意识。至于民族化发展历程,总的来说则是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五四期间起至二十年代末,是话剧民族化的起步与摸索阶段。新文化诸人以矫枉必先过正的姿态彻底否定旧剧,扫清了新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1926年,“国剧运动”开展,发起者主张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民族传统进行融合,创作具有中国民族风貌的现代戏剧。30年代末,“话剧民族化”便被提上了日程,中国话剧开始向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方向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第一章主要阐述郭沫若的思想基础及对其作品的影响。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如下两个时期。第一,五四时期。郭沫若吸收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形成了“泛神论”的世界观和以主观性、抒情性为基本特征的以自我为本位的文艺观,并借鉴了歌德和王尔德等西方剧作家的创作,表现为强烈的个人意识与自由精神,并有一定的唯美主义倾向；第二,四十年代。郭沫若早在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着作时便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向以革命为本位的文艺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戏剧进一步强化了为革命服务的特征。直到建国后,史剧创作完全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第二章主要阐述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将历史的精神转化成时代的精神。他并不强调要按史学研究的方法恢复历史原貌,而是要发展“历史的精神”,将其演绎为与现实生活紧密贴合的时代精神。第二节主要论述郭沫若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的关系。这些人物普遍具有民族的传统性格,又融入了时代与作者的理想和期冀。第三节主要论述郭沫若剧作中民族精神的重塑,包括爱国主义的民族传统,以及威武不能屈的正义品格。并结合时代要求,对民族精神进行新的阐发。第三章着重阐释郭沫若对西方现代思潮进行的民族化改造以及对传统美学精神的发扬。一方面,他移植了西方浪漫主义精神,深入挖掘人的自我意识,高扬反叛精神,并在创作中融入了鲜明的民族化特征。另一方面,他继承与发扬了传统美学精神,在传情达意上采取了诗化抒情方式,在戏剧结构上又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形式,强化了戏剧的表现力。

董卉川^[10]（2016）在《论中国现代诗剧的艺术张力》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中国现代诗剧的艺术张力进行论述。在绪论中首先对“张力”、“诗剧”等文学现象进行了细致的界定、分析与阐释。同时又论述了中国现代诗剧的历史流变,回溯并阐述了中国现代诗剧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来讨论中国现代诗剧的艺术张力。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剧的语言张力。中国现代诗剧的语言蕴含着一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高雅与通俗的交融和碰撞,这是一个语言张力的生成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的组合张力。基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混杂性”的特质,必然会导致中国现代诗剧在具体应用中出现不同语体或文体的杂糅；二是语言的陌生化张力。中国现代诗剧作家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侵淫,另一方面又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与矛盾是使中国现代诗剧充满异质色彩的根源,而陌生化效应则是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语言的陌生化使文本在不同层面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特别是与传统的美学观念产生了激烈的对峙,这个过程伴随着艺术张力的不断迸发；三是语言的修辞张力,修辞艺术展现出的是语言的文辞之美,即一种含蓄美与曲折美,就是要使审美对象,不是全部展露在读者或观众面前,而是有所保留,距离产生美感。语言的含蓄美来源于修辞的应用,这是对直线情绪倾泻的拒绝,也是诗剧实现理性思维的基础,在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过程之中使张力显现,这类修辞主要有夸张、折绕（婉曲）和象征。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剧的意象张力。意象的应用同样使中国现代诗剧富有了艺术张力。中国现代诗剧的意象张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意象的特质张力。即富有张力的意象分别具有客观性、隐喻性和原型性的特质。客观性的特质表现为“客观对应物”与“非个人化”。以上的诗学主张并不是否定个性与情感,而是强调要客观、间接地表达情思,这就为作者重拾理性奠定了基础。隐喻性的特质表现为能指与所指的互动,这种互动性是中国现代诗剧意象张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原型性的特质则表现为原型意象的衍变张力,是一种东方神话象征与西方神话象征的交融与碰撞,在互动后原本的原型意象被赋予了新的特质。二是意象的类型张力,由于意象所对应的物象、事象的基本性质均有所不同,进行划分后,意象的类型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如从认知角度划分出的陌生化意象：从内容角度划分出的自然意象；从心理学角划分出的超现实意象等。不同类型的意象超越了以往规则或认知对意象艺术应用的限制,这种创新性、颠覆性、对峙性激发出了中国现代诗剧的艺术张力。三是意象的组合张力,意象组合是诗剧艺术中最常用和最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建构方式,与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整体虽然由部分构成,但却又不等于部分之和相契合。主要表现为密集意象的集合张力,不对等意象的并列张力,相互矛盾意象的对峙张力。第三章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剧的悖论张力,真正把悖论由逻辑学、哲学引入诗学、文学范畴,并使之获得重视,是始于英美新批评派。英美新批评派所讨论和研究的悖论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悖论（逻辑悖论与狭义悖论）,而是一种广义悖论,他们所关注和提倡的悖论涵盖了文学、诗学、美学等诸多方面。“悖论”在英美新批评那里与“张力”一样,其内涵是不断扩充与发展的,悖论使中国现代诗剧的语言结构形成两个甚至多个层面,“正”中有“反”,“反”中亦有“正”,这就使中国现代诗剧具有了典型的悖论特质,在此过程中艺术张力生成。中国现代诗剧的悖论张力表现在三个方面：反讽悖论张力、反语悖论张力和复义悖论张力。第四章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剧的结构张力。诗剧是诗歌与戏剧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因此诗剧的结构必定既有诗的特点,又有剧的特质。中国现代诗剧的主导结构不同于现代话剧的种种戏剧式结构,布局全文的核心是作者本人的情绪、情感与意念。因此中国现代诗剧的结构张力主要表现为情绪结构的艺术张力、意念结构的艺术张力和情感结构的艺术张力。第五章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剧的文体张力。我们所讨论的文体与文学密切相关,即文学文体学中的文体,是一种对狭义上的文体（文学文体）进行研究的学说,是语言学与文学的结合。中国现代诗剧是一种新生的文体,其体裁既不同于新诗又不同于现代话剧,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剧的特质在于演出,诗的特征在于表现,中国现代诗剧的生成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诗歌与戏剧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体——诗剧,既要具有诗歌的表现（抒情）特征又要具有戏剧的效应（演出）特质。中国现代诗剧的文体张力主要表现为诗情与剧情的碰撞、诗与剧的文体变奏以及诗与剧的视角变更三个方面。

二、论郭沫若四十年代史剧创作与他早期文艺思想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郭沫若四十年代史剧创作与他早期文艺思想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运诗入剧 ——1940年代郭沫若历史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郭沫若《我的幼年》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虎符》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郭沫若历史剧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变奏（论文提纲范文）

（9）郭沫若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0）论中国现代诗剧的艺术张力（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郭沫若四十年代史剧创作与他早期文艺思想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运诗入剧 ——1940年代郭沫若历史剧研究[D]. 刘艳梅.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郭沫若《我的幼年》版本研究[D]. 李玲. 广西大学, 2020(07)
• [4]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D]. 刘遵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中国影像史学研究论着篇目汇编（一）（大陆部分,1949—2018）[J]. 楼文婷,姜萌. 中国公共史学集刊, 2019(00)
• [6]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D]. 唐文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 [7]《虎符》接受史研究[D]. 李向利. 西南大学, 2017(02)
• [8]郭沫若历史剧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变奏[D]. 余永春. 闽南师范大学, 2016(05)
• [9]郭沫若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D]. 赵菲. 山东大学, 2016(02)
• [10]论中国现代诗剧的艺术张力[D]. 董卉川. 山东师范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