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息：“野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

一、气往轹古:《野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论文文献综述）

赵钦钦^[1]（2021）在《《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文中提出《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论研究历来备受学界关注,成果也极其丰硕。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探索大都是将重点放在了创作论的理论价值上,忽视了其在写作实践方面的指导性、规范性、标准性作用。实质上,《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观不仅仅是一种文论观念,在深层意义上更是一套作文准则,是刘勰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为文章写作确立的纲领,凝聚着刘勰全部的创作才情和为文理想,引导并规范着创作实践,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是在魏晋六朝儒学衰落、玄学兴盛、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面对“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刘勰的救治之策,就是以“标准”规范文学创作。刘勰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创作“标准”的原则性问题,即:文学有本、创作归正、文质彬彬;在基本原则制约下,做到:行文有术,通变有方。由于《文心雕龙》涉及文学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等方方面面,并非单纯论述创作标准,因而其理想“标准”蕴含在理论系统中,创作标准既隐而不显、表述分散,又自成系统、严谨清晰。《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作家人格标准、思维建构标准、文本呈现标准和审美价值标准。作家人格标准要求作家不仅要有才、气、学、习等个体情性,而且要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和家国理想,达到艺术人格与社会人格的高度合一;思维建构标准就是创作时保持自然、虚静的精神状态,并利用思维意志将客观事物、主观情思、语言文辞（物、意、言）融为一体;文本呈现标准就是布局谋篇要遵守“情理设位,杂而不越”的原则,语言表现要学会“善术驭文,巧用修辞”的方法,令文章圆融通畅、情采兼备;审美价值标准在于思想内容里“风清骨峻,辞采华茂”的艺术风貌,即有“风骨”,也在于字里行间中“深文隐蔚,馀味曲包”的文外之旨,即能“隐秀”。《文心雕龙》既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是一部优秀的骈文作品,其文本呈现本身就是刘勰对其创作标准的完美践行。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表现在文学特性和文体论的深入探索中,创作标准无论对于当下的应用写作还是文学写作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本文行文思路如下:第一章,探讨《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提出缘由,分析这一标准的总原则及其和具体“标准”的关系。第二章,梳理《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具体内容,分别阐明它们的理论来源、具体内涵和重要影响。第三章,探究《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指出《文心雕龙》作为文学作品的实践品格和理论贡献,并阐明对文章写作的指导意义。

刘秋姣^[2]（2021）在《陈拱《文心雕龙本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拱《文心雕龙本义》是台湾《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着作。《文心雕龙本义》有其独特而精密的体例,对前人的《文心雕龙》研究有深刻的认识。陈拱的《文心雕龙》文论疏解和文类批评释读,均显示了其深厚的中西学养,见解可谓独到。本文对《文心雕龙本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龙学研究者的对话。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概述《文心雕龙本义》的研究现状,说明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介绍陈拱生平、着述、学术思想及《文心雕龙本义》概况,着重阐释《文心雕龙本义》的编排体例。第二章概述陈拱对诸家《文心雕龙》研究的批评。选取纪昀、黄侃、范文澜、徐复观四位学者的着作,分析陈拱对这四部书的褒贬,能更为清晰的呈现《文心雕龙本义》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阐释陈拱《文心雕龙》文论的疏解,主要从文原论、文体论、创作论三个方面进行。陈拱《文心雕龙》文原论疏解主要由文道论、文本五经论和文原纬、骚论三个方面组成;文体论疏解则是详细的阐述文体的基本成分、高层建筑和基型文体;创作论疏解,分创作的精神本源、创作基础、通变之术和创作历程四个部分。第四章概述陈拱有关《文心雕龙》文类的批评。《文心雕龙·明诗》以下二十篇为刘勰对各种文类体制规范与源流演变的批评。陈拱的释读散见于《文心雕龙本义》的通释和注释部分,本章由诗类批评释读、赋类批评释读和各类文批评释读三部分构成。结语部分,概述前文主要内容,阐述《文心雕龙本义》的价值,希望《文心雕龙本义》能引起更多《文心雕龙》研究者的注意。

刘梦想^[3]（2020）在《“屈辞”对陆机文学创作的影响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屈原博闻强识,志向远大。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几部作品也被称为“屈辞”。陆机作为西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代表作《文赋》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创作论专着,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文学创作理论,这些理论和主张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具有深远的影响。目前为止,中外学术界对两位诗人的作品及文学主张有很多研究,但是还没发现学者对陆机文学创作受到“屈辞”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根据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风格的理论和创作论对陆机作品的诗句和意象进行分析,对促进两位诗人的研究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以清楚的看到陆机诗句明用或者化用“屈辞”中的字词,并且陆机的意象选择揭示出陆机诗歌对“屈辞”意象的继承和发展。通过文献分析法、统计法、比较分析法等从用典和意象、抒情的本质上分析比较两位诗人作品中异同点,对这些异同点进行研究以找出陆机文学创作与屈原及其作品的渊源。通过对陆机和屈原诗歌中的语言、意象和抒情本质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陆机受屈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事典和语典,既有直接引用,又有间接化用;在意象的选择方面,陆机善于借用自然中的各种事物作为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陆机对屈原“香草美人”意象进行了延伸,寄托了其对美好理想和信念的向往;屈原“发愤抒情”的美学观点是陆机“缘情说”理论的先声,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和示范作用。由于两人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故乡情结等原因,使得陆机文学创作受到“屈辞”的影响更为深刻。

韩敏^[4]（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饶龙隼^[5]（2019）在《论叙事与抒情的边界》文中提出通观中国古代各体文学发展演进的种种情形可知,叙事与抒情经由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历程,两者边界是流动变化的,非一次划定而截然清晰。从原始宗教到《诗》演述时期,叙事与抒情本来是一体共生的;春秋战国以至两汉时期,《诗》的赋与比兴分开,赋的手法与赋的体式分开,赋体文学与他体文学分开,叙事与抒情分化,其边界日益清晰;魏晋以後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类、以説部为代表的叙事文类分途发展,其抒情、叙事所占份额此消彼长,两者边界主要表徵在文体分类上;及至明清时期,两者有时含混,叙事与抒情诸要素在此消彼长的同时,竟在某些特定的文类中出现互渗现象。是知,叙事与抒情并非静止而截然二分,两者边界一直处於流动变化之中。

李荪^[6]（2019）在《《文心雕龙》作家论研究》文中提出《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体大虑周”,“笼罩群言”的理论着作,涉及到文艺学几乎所有的领域,其中作家论思想是重要的理论之一。《文心雕龙》全书概括了从先秦到南朝宋代的文学面貌,评论了两百多个作家,全面探讨了作家创作和批评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作家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心雕龙》的作家论思想并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本文旨在对《文心雕龙》中的作家理论进行研究,以期能把握作家论思想发展的线路及脉络,以不同的视角对《文心雕龙》展开解读。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追溯《文心雕龙》作家论的理论背景。其理论背景的形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先秦传统的“士人器识”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德”论及魏晋时期的“才性”论。其发展线索主要是以“文德”为先,而后才更加重视作家之“才性”。第二章,论述作家的创作心理论。分析创作主体的“虚静”状态,探究“思”与“理”在作家创作中的关涉,对“物我交会”的“物感”说、“移情”说进行梳理,同时,作家创作灵感的生发亦与其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第三章,分析作家创作风格的不同及成因。主要集中于对《体性》、《才略》篇的探讨,作家才气的不同影响其创作风格的优劣差异,为避免创作中新奇、绮靡的风格,因此刘勰提出要“因性以练才”。第四章,主要探究作家的创作技巧。作家的创作技巧主要包括对文学修辞手法的运用,对文章结构的安排布局以及声律的使用,同时,作家注重积累才学素养,在后天以勤补拙是提升创作技巧的重要途径。第五章,主要论述《文心雕龙》作家论的理论价值。《文心雕龙》作家论思想具有系统性和理论性,对作家素养的提升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文论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了后世文论中对作家审美心理的探讨以及人格论、风格论等。

熊丽婉^[7]（2019）在《潘岳诗歌研究》文中认为潘岳是西晋时期的代表诗人,他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相当的成就,其中尤以“悼亡诗”着称,具有“开山鼻祖”之功。他不仅文才出众,而且政治上也有所建树。洛阳街头的惊鸿一瞥让“少负盛名”的潘岳成为男性美的符号,“貌比潘安”更成为后世中国人对于男子外貌的最高褒奖。然而潘岳的历史形象相当复杂,一方面他至情至孝,注重伦理道德,孝母、对妻子专情,对亲朋好友感情真挚。另一方面,他对权利的欲望过于强烈,甚至不择手段,最终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本文试图对其人与其文进行深入探究,从时代背景、个性因素对他的极大影响,其仕宦交游、人格心态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出发,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潘岳。第一章结合其诗歌创作的政治、文化背景,探究潘岳诗歌风格的客观原因。第二章考察其人生经历、交友情况,分析潘岳诗歌内容的深层内蕴。第三章挖掘诗歌思想内涵,探究潘岳仕途经历对人格、心态的影响。第四章剖析其“悼亡诗”的内在价值,窥探潘岳内心的真实情感以及对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意义。第五章梳理历代对其不同的评价,揭示潘岳诗歌“缘情”、“悲美”的美学意义。作为一个转折时代又颇具争议的文人,本文努力探求其人品构成的全体,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定,从而确定其在文学史的地位。

李钧^[8]（2018）在《“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曾纪鑫创作综论》文中提出曾纪鑫是一位博而能约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其成功经验中隐藏着"作家炼成秘笈":一是执着于本土传统。不脱历史之根、生活之根和信念之根,相信"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相信越是地方的越容易是世界的。二是具有世界眼光。他拿来世界优秀文学技艺,应用于本土题材的创作和传统技艺的改造,从而使中国文学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注重作品的"复调"性。他塑造圆形人物,讲述多义故事,展开多声部对话,从而避免说教之嫌。曾纪鑫自由出入于戏剧、小说、散文、评论等文体,尤以文化历史散文着称。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做到了"学、行、思"的统一,"文、史、哲"的会通,"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此外,曾纪鑫在书写历史人物传记的过程中,其对史料"全真透精"的搜集、具有穿越意识的史识考辨、"以同情的理解"把握与书写人性、"用小说式的文字"书写传记等观念、做法与尝试,均具有方法论意义,有效地打破了既有的传记文学写作方式的局限。

杜丽萍^[9]（2018）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是商品经济带来的金钱主义,奢靡、享乐主义的弊端也在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看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也会对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抱有极大的希望,而现实却是希望的落空。在这种矛盾中,人们开始不断的探索,力图寻求出路。正值此时,海德格尔的作品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海德格尔”热,海德格尔强调的“诗意的栖居”:人应该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相处的状态中有思想、有情感的栖居,为探索中的国人带来启发。“诗意的栖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国古代千年的诗文化,“诗性”也成为人们广为探究的主题。论文以“诗性”为切入口,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征进行研究,探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特征,更深层次的挖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传统,对促进中国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理论具有启发性意义。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国内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诗性”可以说是一个研究热词,美学、诗学、语言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以“诗性”为切入口,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特征进行研究,自然也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题中之意。最后一部分是分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特的理论范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潜隐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这三方面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的理论价值。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对当今文学实践的影响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对当下时代病症的治愈意义两方面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的现实意义。论文的中心内容,首先是对“诗性”概念的界定及对常常与“诗性”一词被混合使用的相关概念和用语的梳理。从作为概念的“诗性”和作为观念的“诗性”两个层面对“诗性”的内涵进行阐释。“诗性”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由维柯提出,而作为观念的“诗性”,主要是从人类学、本体论及语言学层面进行阐释。对“诗性”相关概念用语的梳理,主要是在把“诗性”与“诗意”与“诗化”、“文学性”与“审美性”、“人性”与“神性”的对比使用中解释它们之间的学理关系。其次是“诗性”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批评思维、批评语言、批评文体、批评表现手法和批评理论形态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再次是分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的理论依据。主要择取三个理论依据进行论述,分别是“神之所畅,孰为先焉”的“畅神”说,“言为文之用心”的“文心”说和“因文而明道”的“原道”说。最后是探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具“诗性”特征的五种基本的批评范式,其中包括以“象”论诗,以“味”论诗,以“品”论诗,以“诗”论诗和以“禅”论诗的批评范式。以“象”论诗的批评重在意会,善于将批评主体的奇妙感受用生动隽永的意象,通过象征或隐喻的手法表示出来。以“味”论诗中的“味”在作名词使用时,意指审美对象自身所具有的、能被人感知的审美属性;“味”作为动词使用时,则意指审美主体所进行的体会、领略与涵咏的审美动作。以“品”论诗则是通过分析钟嵘《诗品》中以风力和丹采为标准对一百二十多家诗进行溯源、显优劣的“品第”之法,探析以“品”论诗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范式,具有诗歌与批评理论的双重性特征。以“禅”论诗则是在论诗中借鉴“识”与“参”的禅宗之法,通过“兴趣”与“妙悟”沟通诗与禅的内在精神。

蒋庆栋^[10]（2017）在《两汉楚辞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之影响,可谓深远。两汉乃楚辞初兴阶段,这一时期的楚辞接受奠定了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两汉楚辞接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在研究两汉楚辞接受时,借鉴并引入西方接受美学观念相关照,以效果史（以传播史为中心）、阐释批评史和影响史（后世文人的模拟借鉴创作等）三条线索,以时间顺序梳理楚辞接受概况,总结归纳各个时期的接受特征,以此展示不同时代的文学接受倾向。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四大部分进行探讨研究。第一部分,立足于宏观角度,纵观两汉楚辞接受概况,依据不同时期接受状况不同,将两汉楚辞接受划分为三个阶段:楚辞接受滥觞期（西汉前中期）、楚辞接受全面发展期（西汉后期）、儒学思想浸透下的楚辞接受（东汉）。这部分概述了不同时期的接受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接受情况背后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第二部分,从楚辞传播角度切入,以楚辞作为文学接受的客体、读者作为文学接受的主体,考察探究两汉楚辞传播状况以及特点,包括传播方式、传播区域和受众群体等研究。第三部分,依托第一条线索基础上的楚辞阐释研究,即楚辞接受主体中的学者群体对楚辞的记载、收录、评价、研究等接受行为。这一部分以时间为线索,研究了不同时期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不同接受倾向状况,体现出儒家文艺观对两汉文人学者的思想渗透和影响。第四部分,考察以屈原作品为中心的楚辞对两汉文人创作的影响。汉代文人文学作品创作中对楚辞的借鉴学习模仿引用是楚辞接受中的重要一环。可以说,两汉数百年文学创作是在楚辞的照耀和滋润之下发展壮大的,这部分将两汉文学作品分为诗和赋两类,又将赋划分为散体赋和骚体赋,分别从思想内涵、题材内容以及形式体制、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研究两汉文学作品对楚辞的接受与发展。

二、气往轹古:《野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气往轹古:《野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1）《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陈拱《文心雕龙本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屈辞”对陆机文学创作的影响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心雕龙》作家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潘岳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曾纪鑫创作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两汉楚辞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气往轹古:《野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D]. 赵钦钦.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2]陈拱《文心雕龙本义》研究[D]. 刘秋姣.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屈辞”对陆机文学创作的影响探究[D]. 刘梦想. 湖北工业大学, 2020(10)
•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论叙事与抒情的边界[J]. 饶龙隼. 岭南学报, 2019(02)
• [6]《文心雕龙》作家论研究[D]. 李荪. 重庆师范大学, 2019(08)
• [7]潘岳诗歌研究[D]. 熊丽婉. 湖北师范大学, 2019(08)
• [8]“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人”——曾纪鑫创作综论[J]. 李钧. 关东学刊, 2018(04)
• [9]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研究[D]. 杜丽萍.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10]两汉楚辞接受研究[D]. 蒋庆栋.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