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诗人的心理悲剧——吴伟业诗歌解读

一、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诗人的心灵悲剧——吴伟业诗读札（论文文献综述）

高子芹^[1]（2021）在《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文中认为

陈埼泓^[2]（2021）在《余怀、余宾硕怀古诗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怀古是中国古代文学一个由来已久的主题,在中晚唐诗坛上怀古咏史的创作达到空前繁荣景象。明末清初之际怀古咏史诗词因能寄托故国黍离之感被文人反复题咏,余怀、余宾硕父子不仅以明遗民身份自居,同时也是怀古咏史诗创作的佼佼者。本文对清初余怀、余宾硕的怀古咏史诗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结合鼎革之际的文人心态和社会背景,探讨其各自风格的成因,更好地把握清初政治文化背景。第一章余怀生平及怀古诗创作。简要概括了余怀一生不同时期的游历情况以及怀古诗创作总体情况,介绍余怀的怀古诗的吟咏对象、创作数量。第二章概述怀古咏史诗发展历程,分析余怀怀古咏史诗创作。以《甲申集》中的怀古诗与《咏怀古迹》一卷为资料来源,对不同时期的创作内容、情感和艺术特点展开论述,分析金陵怀古的文化内涵与组诗的作用。余怀怀古咏史诗情感由对时局的担忧、偶然流露的历史感慨,转变为故国黍离之悲、怀念英雄、楚囚之叹等遗民情思。同时他在怀古诗原有的写作模式下,大量使用古绝,以入声结尾,并且有意打破绝句一韵到底的形式,有鲜明的感情色彩。第三章研究余怀怀古词内容和艺术风格。简略介绍怀古词的发展,分析余怀晚年创作怀古词的内容以感叹人事兴废、追慕贤人和抒发淡然情绪为主,表现出余怀晚年孤寂、心灰意冷导致平静淡然的遗民心理变化。最后概括余怀怀古词的兼具婉约、豪放两种艺术风格,他的词中大量化用典故,情感复杂多变。第四章研究余宾硕怀古诗的内容及艺术特色。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分析余宾硕的遗民情结形成与地域、家庭的关系;二是结合余宾硕《金陵览古》与地方志相近的特点,分析余宾硕怀古诗的抒怀、“存明”的创作缘由。他的内容情感主要是感叹过境迁、以六朝历史讽刺现实、歌咏忠臣、表达隐逸之情以及表现复明之志。余宾硕采用寄情于景的艺术手法,诗歌语言含蓄,潜心布局,巧于对偶。第五章论述余怀父子怀古诗词的地位。本章首先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余怀怀古诗对刘禹锡、杜牧等中晚唐诗人的继承与发展,并与清初顾炎武、吴伟业等诗人进行比较,探讨余怀父子怀古诗在清初诗坛的地位。其次比较余怀父子二人怀古诗的共性与个性,并从“遗民不世袭”的角度谈余怀父子怀古诗创作的现象,分析他们成为“世袭遗民”这一特例的原因。附录考证余宾硕生平、字号、家室和交游,制作简略年谱。最后辑录余怀父子集外未收录的诗文。

王诗蒙^[3]（2021）在《明末清初“诗史”观念拓展与深化》文中研究说明“诗史”是中国古代批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意涵丰富,代表着自《诗经》以来的叙事传统和从杜甫诗学中生发出的精神风尚。选取明末清初“诗史”观念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种考虑。其一着眼于“诗史”内涵在这一时期有不同于前期的新变,被冠以“诗史”之称的诗人显着增多。其二,在明末清初时代语境下,存史于诗、存道于诗的“诗史”观念贯穿于当世士人的政治生活、精神体验、审美旨趣和创作风貌中,是遗民情志的集中体现。本文旨在考察“诗史”观念复兴现象背后更为深层的士人心态,进而明确清初“诗史”观的拓展和深化。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溯源“诗史”。历史地看,“诗史”意识肇始于文学发展之初,以《诗经》为代表的叙事传统直接涉及到了复杂的文学本质问题。沈约、孟棨将“诗史”带入诗学视野后,各代诗论家渐次为“诗史”注入了精神品格和理论品格,使其成为能够支撑丰富意涵的话语载具。明清易代时局激发了遗民士人的民族情感和文化保存意识,进而引发了遗民志士在政治文化上的抗清社事活动,通过对明末诗文的极力肃清,自觉承担起救亡“天下”的使命。第二章以“诗史”说在清初的拓展为主要内容。清初“诗史”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杜诗学这一旧有土壤,甚至超越了诗学视域,生发出有益于社会文化重建的文本价值、伦理价值和现实价值。清初“诗史”论中,钱谦益、吴伟业、王夫之三人的“诗史”论最有代表性。《钱注杜诗》、“心史”价值和王夫之异调“诗史”论在清初颇受学界关注,也客观、深刻地反映了清初遗民心态。三者分别面向“诗史”“以诗补史之阙”的文化功能、“史外传心”的纪事纪心功能和“诗不可以史为”的诗学反思功能。本章以钱谦益、吴伟业、王夫之的“诗史”论为例,管窥清初“诗史”内涵的拓展。第三章以“诗史”说在清初的深化为主要内容。第一节“诗史”与“诗统”,分析“诗史”用以文化救亡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渊源。第二节“诗史”与“诗教”,分析清初士人文化救亡的标准,聚焦于清初文人通过“诗史”对伦理秩序和审美理想进行的纠偏。第三节“诗史”与“学问”着眼于诗论家文化救亡的方式。诗家意图引导“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的后辈到达通晓义理的境界从而创作有益世人的“诗史”作品,以学返经史的态度锻炼、培育诗人“温柔敦厚”的底蕴,以经史中的道理淬炼诗歌。第四章以清初文学创作风貌为主要内容。明清之际的诗文创作明确的拥抱诗学话语,对明代文学予以反拨,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情感注入诗文创作,以“诗史”功能为创作依归,各类文学创作都展现出其有意存史的风貌。清初文人学者在诗文创作中自觉发挥了文本载史、载心、载道义精神的社会文化功能,无论是诗歌、戏曲的抒情类创作还是诗歌史、朝代史的学术类创作都体现着“诗史”价值。

刘萱仪^[4]（2021）在《明代女词人词作研究》文中指出针对明代女词人词作的研究,随着近年来各类相关资料的出版,已经具有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相关研究也已展开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本文将生于明代的女词人词作视作研究对象,在过往大多呈现碎片化、个案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女词人词作展开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认识明代女词人创作的整体风貌,阐释其繁荣的背景,探讨其词作的思想情致和形式风格上的特征,进而评价其词史地位。具体来讲,论文共分如下几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阐述了明代女词人词作从词史意义上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为明词研究和女性词研究增补资料的必要性。其次,梳理了本文的文献基础和学界的宏观研究、专题研究、个案及其他相关研究,作出综述并总结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特点和现存问题。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第一章是对明代女词人和词作做出概述。首先对明代女词人进行界定,在综合考虑女词人的个人意志、创作时间以及鼎革之际社会思想认同等因素后,将生于明代（1368-1644）的女词人视为研究对象,解决明代女词人的断代问题。进而解决具体的词人词数问题,以《全明词》《全明词补编》所收女词人及词作为基础,参考相关补正论文,通过重新考证,剔除重复与误收词人及词作,增补漏收词人及词作,增补已收词人漏收词作,存疑者暂列入附录,从而进行明代女词人及词作的数据统计。根据上述断代年限,得出研究对象411位女词人、词作2888首,解决了谁是明代女词人和词作多少的问题。在《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及相关补正论文基础上,本文考证增补女词人52位,词作360首,均超过总数的12%,同时剔除非明代女词人20多位,还做了大量的补词工作。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可以窥得明代女词人及词作的基本风貌,包括其大致活动年代和地域等。本文对大量明代女词人的活动时期做出考证。据此已经大致可以看出明代女词人及词作的繁荣景象。第二章是探究明代女词人创作繁荣的背景。从词学发展、文体演进的角度,分析了当时词坛风尚对明代女词人创作的感召和推助,包括《花间》《草堂》传统的本色复归、晚明词坛振兴形成创作氛围、词谱迭出提供创作便利等方面。其次探讨了晚明特殊时代背景对于明代女性词作一些特点的深刻影响,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女性观念以及女性教育几方面展开探讨。第三章是明代女词人词作思想内容的上半部分,主要集中于“闺门之内”的细腻情思。首先是明代女词人的闺情世界,包括她们笔下浓情艳情、相思空闺、寡妇悲吟等爱情体验,不同身份女性的不安心态,亲友之情的建构和在词作中的体现,以及游艺消遣、赏玩自然的生活意趣。其次是明代女词人笔下的女性观,聚焦了女性对自身的看法,包括女性的自我迷恋与互相欣赏、女性道德的彰显与叛逆、以及女性意识的萌发。第四章是明代女词人词作思想内容的下半部分,聚焦于“闺门之外”的更宏大深远的主题。首先探讨女词人的遗民情怀的来源,同时讨论了心态各异、内涵丰富的遗民词作,探究其中的亡国之痛、缅怀英烈、离乱乡情、吊古讽今、厌言兵火等复杂的遗民情怀,总结了明代女性遗民词的群体性特征。其次是女词人的人生思考,包括明代女词人词作中的隐逸思想,探讨了其由来和表现,也涉及了国变后女词人的避世思想。还包括明代女词人的出世情怀,探讨了她们的佛道因缘和词作中体现的出世遐思。第五章是明代女词人词作的艺术风貌。从用调、小序等方面探究其形式特色,以梦、花、春、秋为例阐释其常用意象,从婉约清雅、豪放洒脱、率真浅近和戏谑诙谐等方面分析其艺术风格。第六章是明代女词人及词作的词史地位评说,其中词史、女性词史和明词史等方面都有涉及。首先从词史的角度讨论其正本清源的意义,包括“男子作闺音”的词之本色与明代女词人的闺音原唱。其次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探究明代女词人的创作对明词振衰的助力作用。再次是明代女词人对宋代女性词创作传统的继承、发展以及杰出词人的突破。最后是对清代女性词坛的影响与推动,包括开拓清代女性词创作空间,以及对清初女性词坛繁荣景象的参与与推动。对明代女性词的词史地位评价,本文得出突破唐宋、助力明词振衰、参与推动清初女性词繁荣的结论,并以大量资料作为佐证。本文附录部分是对第一章的补充,包括对存疑的研究对象的概述,对研究对象词作补辑的依据,以及女词人按活动年代分组的情况。

苏静^[5]（2020）在《清代论词绝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词绝句是以诗歌绝句的形式对词人、词作及词体本身进行评述或议论。由于绝句自身的体量不大,其所能表达的内容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论词绝句的主题集中而凝练,主要是评析鉴赏某位词人或某部词集,或者以读后感的形式,表达作者阅读词作后的感悟和所思,或者是批评者针对某个争议较大的词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目前已知最早的论词诗是南宋刘克庄的《自题长短句后》,刘诗反映了南宋时期词体观念的新变,开以诗论词的先河。然而金元明时期论词绝句创作屈指可数,仅有王中立《题裕之乐府后》,元好问《题山谷小艳诗》,元淮《读李易安文》等少数篇章,直至清代论词绝句创作异峰突起,渐成规模。这与清代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有关。极力扩大韵语文学的表现范围,是清人在面对古典文学发展至清代已“无体不备”的发展现状时作出的选择,这种自觉求新的意识表面上看是对文学传统的屈服和退让,而选择通过其他领域开拓新境,但实际上已孕育了超越和突破文学传统的要求及可能。在“另辟町畦”思想的驱使下,清代士人一方面进入戏曲、小说等主流文体之外的领域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尝试以其熟识的文体容纳新的内容,而清代论词绝句的兴起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清代论词绝句研究”意在通过研究论词绝句这一兼具诗歌文本和词论载体双重性的诗歌形式,发掘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理论价值,并对清代文人学者的词学观念和创作心理进行探察。本文绪论部分对论词绝句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并概括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思路。论诗绝句产生时代早于论词绝句,而且影响力也更大,论诗绝句从带偶然性的“戏为”“漫成”之作,转变为具有相对稳定形制的诗歌创作形式,并且从以诗论诗,延伸至以诗论画、论曲、论词等,因此可以说论词绝句是论诗绝句体式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一章在对清代论词绝句发展进行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力图把握每一个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和思想倾向,从而在清代文学和清代词学的大框架内实现对论词绝句发展历程的历史认知和建构。清初思想界仍以批判和反思明代王学空谈心性为主流,就词学而言,扫荡明词艳俗风气的同时也是新词风孕育成长的重要契机,相应地,清初论词绝句也以批评明词、评价清初词坛和反映对历代词的接受状况为主要内容;清代中后期的论词绝句创作与阳羡、浙西、常州诸词派的继起迭兴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不同时期词学派别对词坛的深远影响,已辐射到了论词绝句的创作内容和整体倾向;“词史”和“寄托”既是理解晚清词学的关键,也是理解晚清论词绝句的关键,一方面以地域词、闺阁词、国朝词为表现对象的论词绝句组诗创作渐成大观,另一方面晚清论词绝句创作逐渐显现出从词论向文学回归的趋势。第二章具体从创作主体身份和创作心理出发,探究在论词绝句发展过程中文学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论词绝句的创作主体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于主体身份的差别,词派人物、文人雅士、词学名家和词选编者在进行论词绝句创作时,在诗歌内容和创作形式上也会各有侧重。从创作心理而言,以“戏题”“杂感”“偶成”为题的论词绝句创作,通过观点提出的非正式性,消解了正面批评当世人物的严肃感和紧张感;清代是一个博学重才的时代,而论词绝句以短小篇幅谈艺论道,能够彰显出创作者个体的诗歌技艺和知识学问;论词绝句还是作者读词、论词文学活动的产物,集中反映了清代文人尚雅避俗的文化心理。第三章侧重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论词绝句的创作活动。厉鹗的论词绝句不仅集中反映了浙西词派的词学思想,而且厉鹗本人对论词绝句的运用有创制之功,因此可以说,厉鹗及其论词绝句创作在清代论词绝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翔凤论词绝句“缒幽凿险”的解词方式,不仅是常州词派以治今文经学方式解词的范本,而且是清代论词绝句从评词（对风格的评论）向解词（对词意的解读）转变的关键一环;在清代诸多论词绝句作者中,从数量和规模而言,谭莹的论词绝句组诗创作都堪称第一,而且谭莹、潘飞声以论词绝句组诗形式构建岭南词史,对于拓宽论词绝句的批评功能具有积极意义。第四章主要分析论词绝句的文学价值。清代论词绝句作者在借鉴诗歌传统艺术手法和批评手法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论词绝句独特的审美形式。论词绝句对诗歌艺术手法的借用主要体现为寻章摘句的语言形式,巧喻设譬的艺术构思,以及情理交融的审美特征。论词绝句的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认为论词绝句因“以议论为诗”而欠缺文学性的观点。第五章主要分析论词绝句的理论价值。这部分主要从理论内容和文体观念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就理论内容而言,词体起源、词体风格和批评鉴赏是论词绝句对清代词学贡献比较大的三个方面。此外,论词绝句的创作还反映了词学批评的“越界”问题,具体而言,可分为诗与论的结合,以及诗与词的结合。探讨论词绝句的“文体越界”问题,能够深化我们对清代词学批评“综合性”特征的理解。

杜东花^[6]（2020）在《吴伟业序体文研究》文中指出吴伟业是明末清初的文坛大家,诗文词曲皆有突出成就。学界对吴伟业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和词曲上,对他的散文研究则比较寥落。《吴梅村全集》所收散文达230篇,其中序体文篇目最多,比重最大,达103篇。本论文以吴伟业序体文作为研究对象,是对他的散文研究的尝试和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吴伟业的序体文创作以书序为主,赠序、寿序为辅,且绝大部分作于入清之后。吴伟业序体文序主籍贯集中于南直隶,多为进士、官员、世家子弟。这些序主基本与吴伟业有着地缘、姻缘、师生、同年、文社声气等关系,故吴伟业序体文多真情之作。吴伟业在序体文中阐发了诗歌观、散文观、戏曲观。吴伟业的诗歌观主要体现为:诗歌创作需要“才”“性情”“学识”兼备;诗可以史;诗应无门户之见等。吴伟业散文观主要包括:辩证看待时文;一代有一代之文;反对散文创作的门户之争等。吴伟业具体阐述戏曲观点时,充分肯定戏曲的文学地位,认为戏曲有流传的价值。吴伟业序体文中的文学观既有借鉴前人的地方,亦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吴伟业的序体文内容丰富,涵盖了家族、女性、友情等方面的内容。吴伟业序文中的家族内容,主要体现为重家（祖）谱,重孝道,以及重家庭教育等。吴伟业序文中的女性内容,主要宣扬了女性的传统妇德,明末清初时期女性支撑门户、生存之难、以才华养家的时代特征,以及为女性鸣不平等方面。吴伟业序文中的友情主要包括家族式的交往、追念故友、阐述交友之道等等。吴伟业的序体文具有史官笔法、叙述有法、以文传心等艺术特色。吴伟业序体文史官笔法体现为大量用典,喜引善引;对话记言,客观真实。史官笔法形成之原因在于:吴伟业自小接受了正统儒家思想教育,深受明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并多次担任史官。吴伟业序体文叙述有法,逻辑严谨。在材料剪裁上,贴切传神,善于选取典型的事例;巧妙选择合理的称呼与恰当的语言;巧妙安排文章的详略。吴伟业序体文是以文传心的媒介和工具,蕴含着隐晦复杂的情感,悲知交零落,痛文化摧残,愧负明帝恩。吴伟业的序体文体现了文坛大家的风范,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可惜的是,受自身诗名过盛、清政府官方消极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吴伟业的文名未能得到应有的显扬。

万萌萌^[7]（2020）在《彭孙贻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彭孙贻生于明末,出身于海盐望族。明清易代之际,众多族亲死难,父亲彭期生抗清殉国,彭孙贻入清后遂绝意仕进,杜门着书,以遗民终老。彭孙贻而立之年经历家国之难,其人生以明清易代分为前后两期,特殊的家族背景和人生经历让他将满腔悒郁托诸诗歌,一生为诗七千余首,篇什宏富,堪称高产。其诗歌在记录、反映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和描绘清初遗民内心情感世界方面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本文在充分梳理和解读文史资料的基础上,介绍彭孙贻的家世背景、生平经历以及交游情况,较全面地归纳和探析诗歌的题材意蕴、创作特色和大致的诗学趣尚。本文由八部分组成:绪论简要梳理学界对于彭孙贻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现状,揭示选题原因以及研究意义。正文五章,第一章梳理彭孙贻的家世和生平,介绍海盐彭氏由武入文的家族历程和族中隐逸文化以及其父彭期生抗清殉国和族亲死难的情况,指出这诸多因素对彭孙贻诗歌创作和人生选择的影响。其次探讨彭孙贻的生平经历与其诗学活动和创作心态的关系。第二章考述彭孙贻的交游情况,与之往来密切者有彭氏族亲、隐逸、官员、方外四个群体,他们对彭孙贻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章归纳分析彭孙贻诗歌的题材意蕴,其中感事诗反映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记录遗民故国情思,具有较强的纪实性;记录旅况的述怀诗抒发怀古之情、山水之好和乡愁之思;理趣诗玄想多感,主要抒写人生感悟,清谈佛理禅趣,吟玩闲情哲思;咏物题画诗既有状物之作,也有托物言志之作,颇具创作个性;应酬诗主要为题、赠、贺、悼之作,情感真挚。此外对彭孙贻诗歌中的爱情、游仙、边塞、任侠等题材内容进行较深入分析,挖掘其意蕴。第四章概括彭孙贻诗歌在体式结构、审美风格、艺术手法以及语词技巧四方面的艺术特征。指出其诗在体式上众体兼备且以律诗为主;审美风格以“沉壮郁勃”为主兼有轻松诙谐之趣;擅长细节描写、巧设典故等多种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语词技巧方面,语言雅俗共赏,炼字独具匠心。第五章总结阐述彭孙贻的诗学趣尚,观照彭孙贻编选的《明诗钞》考察其以宗尚七子为主兼取宋诗之长的诗学趣尚。结语评价彭孙贻在清初诗坛的地位以及诗歌的文学史意义。附录汇纂彭孙贻年谱简编。

刘建华^[8]（2020）在《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研究》文中认为把晚明女艺人文人圈当作一种现象来看待,必然要注意到这种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土壤。晚明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社会全方位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城市文化的繁荣且由此形成的奢靡之风,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形成的纵欲主义思想,以及性灵思潮的推波助澜带来的个性意识的觉醒等,都是晚明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是打破晚明性别关系束缚、促进士女交游之风盛行的重要因素。晚明青楼女艺人的文人圈在这种时代条件和社会因素中兴起。女艺人与文人形成广泛的交往圈,在晚明不是个别情况,而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既包括作为群体的女艺人所形成的共同文人圈,也包括以某一具体女艺人为中心的文人圈,二者密切相关。晚明女艺人文人圈的形成,首先与这一时期青楼艺人数量众多密切相关。仅《亘史钞》中单独作传的晚明女艺人就有110余人,再加上《板桥杂记》《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露书》《十美词纪》等文献的统计,整个晚明女艺人至少有200位之多。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既包括作为晚明女艺人整体来说的文人圈,也包括以某一女艺人为中心的文人圈。前者仅据《潘之恒曲话》便可梳理出数十位文学家或艺术家,其中着名者如梁辰鱼、冯梦祯、王稚登、陈继儒、臧懋循、谭元春、汪道昆、屠隆、袁中道等,他们都是文坛或曲界的名流,而钱谦益则在当时被称为“风流教主”。就后者来说,当时的秦淮名妓几乎都形成了广泛的文人交往圈,从徐翩、朱无瑕、傅灵修到马湘兰、顾媚、董小婉、李香君、柳如是等无不例外。促成女艺人与当时文人广泛交流的时代因素,包括学艺经历中交往的授艺导师,狎昵风气而接触风流场的风流领袖,自行举会而形成以青楼为中心的女性社交,参加结社而展现文人社集中的女性风流,此外如演剧、造访、推介、偶遇等都是助益晚明士女情缘的方式。不同历史背景下女艺人及其文人圈具有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命运。选择徐翩和卞赛这两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克服晚明女艺人文人圈整体考察的笼统性、表面性,不仅能够把握晚明女艺人文人圈的具体状貌,还可以窥见晚明前期至晚明后期这一历时性女艺人文人圈以及士女交游、性别关系和情感特点、文学创作的先后变化。徐翩的才貌和影响力或许并不亚于后来的“秦淮八艳”,但在现有研究中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徐翩的文人圈规模较大且又不失“高端”,可分为学艺之师、诗文之交和知己之遇三类。与她有密切交往的文人有谢陛、潘之恒、许性成、朱子坚、陆成叔、周天球、方嗣宗、屠隆、俞安期、顾懋弘、张萱、梅守箕、梅鼎祚、梅台祚、汪道昆、郁文周、张献翼、姚旅、程汉、周晖、祈羡仲、程子虚、何叔度、沈孟威、李汝默等,他们几乎都是当时文学艺术的顶尖代表人物,其中与知己汪道昆的交游在徐翩的一生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通过对徐翩及其文人圈的个案考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徐翩研究的空白,发现了更多的“微人物”价值,进一步拓展了女艺人文人圈的研究。卞赛作为名倾天下的“秦淮八艳”之一,以其独特的气质才华吸引了众多文人名士。围绕卞赛形成的文人圈大多历经明末清初的动乱时局,无论是政治倾向还是心态变化,都要复杂得多,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有限可考的吴梅村、钱谦益、吴继善、邹枢、万寿祺、金渐皋、周肇等都是其文人圈的主要人物。大诗人吴梅村是卞赛交往文人中最重要最特别的一位。他们的结合,同冒襄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等才子佳人组合一样却又不一样。卞赛的文人圈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包括了文坛泰斗和名流,如钱谦益、吴梅村;二是他们当中有多位复社作家,除钱谦益、吴伟业外,还有吴继善、万寿祺等;三是这些人物是卞赛的重点交往对象,并产生了深厚的情谊,使这些文人的情感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如吴梅村;四是卞赛与他们的交往多留下了文学作品,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卞赛及其文人圈产生了较为重要的文学影响,一对一的个别现象以对吴梅村文学的影响为代表,群体现象则主要表现为感怀凭吊卞赛诗文的大量创作以及对其墓地进行造访或修葺现象的突出。一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产生一定的相应影响。晚明女艺人文人圈的形成既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随之产生的影响涉及到多个领域。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是男女交往、性别关系突破的体现,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女艺人生活边界、性别角色的特殊性,使她们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人圈的影响,从而表现出才华横溢、众艺兼善,且能够与天下文士名流交游往来,进而在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文学创作上体现出文人倾向。一是晚明女艺人及其文人圈对文人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日常生活、情感体验以及创作视野和内容受到了明显的异性介入的影响;一是晚明文学凸显出独特的性别因素,女性文学也在此影响下大放异彩。性别因素是研究晚明文学和艺术不可回避和忽略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性别因素已成为晚明文学的“晚明性”的重要成因。作为互动的双方,晚明文人与女艺人共同活跃在晚明文学场景之中,两性合奏,铸就了晚明文学风雅。晚明女艺人既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也作为女性这一性别角色的代表,为晚明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蔡欣兰^[9]（2020）在《明末清初诗人李元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诗人李元鼎因处明末清初的易代之际,有着独特的人生遭际与心态,加之个人情感经历,造就了独具一格的诗词创作。本文聚焦于其诗词创作与心态的典型性和独特性,将它置于时代背景中考察,试图揭示其地位与意义。文章由四部分组成。第一章介绍李元鼎的家世、生平和着述。李元鼎生于江西吉水望族,家族科举从宦,多有名媛贤母。他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后升光禄寺少卿,但中途遭人陷诟。甲申国变,李元鼎投诚大顺政权,鼎革之后又降清,官至兵部左侍郎。仕清一波三折,最后因任珍案罢官,遂隐居林下直至终老。考察着述版本,主要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香雪堂本《石园全集》三十卷,另有《百名家词钞》所收本《文江词》以及江西巡抚采进本《灌研斋集》。第二章探究李元鼎与贰臣的文学交游。与他交往密切的贰臣诗人分别有诗文前辈钱谦益、同朝后生龚鼎孳、患难挚友熊文举和朱徽、书画同好王铎等。总的来说,其交往以南方贰臣为主,他们频繁集会吟咏唱和,成为有着心理认同感的“贰臣文社”。第三章对李元鼎的贰臣心态与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是本文的重点。李元鼎成为贰臣有着个人思想与政治局势两方面的原因。其文学创作反映了贰臣心态的形成与演变:仕隐矛盾是甲申国变前后的心理状态;仕清后又陷入悔恨与疏离的心态;隐居林下内心空虚荒芜,只好观剧遣愁;最终入山逃禅,得以释怀。在遭际与心态变迁的影响下,其诗歌具有阶段性特征:前期清新明快、真机流露;中期沉郁顿挫、悲凉凄恻;后期绵密安雅、温厚平和,清晰地展现了明末清初诗风嬗变的脉络。李元鼎论诗以“性情”为先,倡导“必本性情之真”;主张向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诗学靠拢,复归风雅;他将唐诗作为取法的源头,倾向于诗学“宋诗”,形成了“宗唐祢宋”的诗学取向。其诗歌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明清诗风的转化,具有明清易代之际承上启下的诗史意义。第四章着眼于夫妻唱和,发掘“梅山”情缘对李元鼎的影响。他与妻子朱中楣的诗词唱和内容深刻、形式多样,并且互动性极强,建立了平等的对话方式。不仅对他的政治抉择产生影响,更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词创作,使夫妻情感与家庭书写极为真挚;开拓了创作体裁,使《文江词》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其承接晚明花间余波,亦有所超越,在明末清初词风演进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吕姝焱^[10]（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二、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诗人的心灵悲剧——吴伟业诗读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诗人的心灵悲剧——吴伟业诗读札（论文提纲范文）

（2）余怀、余宾硕怀古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末清初“诗史”观念拓展与深化（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女词人词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论词绝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吴伟业序体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彭孙贻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末清初诗人李元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诗人的心灵悲剧——吴伟业诗读札（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D]. 高子芹. 江南大学, 2021
• [2]余怀、余宾硕怀古诗词研究[D]. 陈埼泓.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2)
• [3]明末清初“诗史”观念拓展与深化[D]. 王诗蒙. 山西大学, 2021
• [4]明代女词人词作研究[D]. 刘萱仪.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5]清代论词绝句研究[D]. 苏静. 吉林大学, 2020(01)
• [6]吴伟业序体文研究[D]. 杜东花.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彭孙贻及其诗歌研究[D]. 万萌萌.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晚明女艺人的文人圈研究[D]. 刘建华. 西南大学, 2020(02)
• [9]明末清初诗人李元鼎研究[D]. 蔡欣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