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红土弹——寒山诗介绍

一、名利荣华泥弹丸──介绍一首寒山诗（论文文献综述）

王丹楠^[1]（2019）在《清代修仙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教修行小说即修仙小说是明清小说中宗教修行小说的主体,它们自成系列,可以较为集中、鲜明地体现出神魔小说、神怪小说与道教的内在关联。本文提出“修仙小说”这一名称实际上是想引起学界对道教与章回小说中“神怪小说”“神魔小说”内在关联的注意与重视。这些内在关联有时表现为道教对修仙小说的文本建构作用,有时又表现为修仙小说如何利用道教元素为作品的主旨服务。前者更多的是修仙小说对道教的被动接受,后者更多的是修仙小说对道教元素的主动选择与处理。从整体来看,明代修仙小说与道教的内在关联主要表现为前者,而清代修仙小说除了前者之外,还有多部对道教元素进行主动选择与处理的作品,使得修仙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新变。相对于明代,清代修仙小说有着更大的研究空间,所以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清代修仙小说主要有7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宣教类修仙小说,主要有《七真因果传》《金莲仙史》与《八仙全传》。它们较多地继承明代修仙小说的特点,以宣教为主要目的,类型比较单一,题材比较集中,道教仙传与丹经道书对其文本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类是非宣教类修仙小说,有《绿野仙踪》《升仙传》《瑶华传》与《绣云阁》。与明代修仙小说相比,它们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了自己的特点与新变:作者不再是道教徒,成书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宣教,而是在神魔之外拓展出历史、自寓、世情、剑侠等多种题材的整合,有些作品还较多受到了民间元素的影响。小说主人公也不再是道教典籍中所记载的神仙高道,而是作者移花接木或是无中生有的原创,他们往往寄寓着作者的抱负与情感,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形式上,非宣道类修仙小说篇幅明显加长,回目以百回为主,甚至更多。

吕姝焱^[2]（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陈翔宇^[3]（2019）在《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研究》文中指出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受到朝廷推崇,取得了正统化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与中国古典诗歌说理传统的共同作用下,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出现,即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本文包括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立论依据进行了必要的阐释。其次,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案,同时也明确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首先以传统诗歌批评为依据,对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的内涵与外延作了明确的界定。其次对此种诗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第二章考察创作特征,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首先将诗人划分为三个群体,即理学诗人群体、江湖诗人群体、其他诗人群体,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诗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总结出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在题材和体式上的特点。第三章以接受和反思两个方面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对南宋后期诗坛和宋元之际诗坛所造成的影响。余论部分对刘克庄《恕斋诗稿存跋》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

叶汝骏^[4]（2018）在《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文中提出袁枚《随园诗话》云:“唐人最重五律。”五律在唐诗体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唐诗近体中率先完成定型的一体,也是联结古、近两大体裁系统的枢纽性诗体。同时,五律还是唐人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体,而唐代则可谓五律艺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再者,唐代科举试诗主要采用五言六韵的近体诗,而五律正是其必备的基础,这便决定了五律在唐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故可以说,五律是唐代的第一诗体。本文通过对唐代五律历史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初步还原了唐代五律艺术发展的真实状况,归结出了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提出“唐诗文体学”的概念,并分析了该研究的重要意义、现状及不平衡性,指出今人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与其地位与成就严重不符的情况。绪论还介绍了唐代五律的数量、分期等基本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古今学者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现状及其动向。正文部分,第一至五章从纵向的史的角度对唐代五律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与以往学者多从时限角度进行机械划分不同,本文以诗歌艺术性的总和一一“体”一一为视角,将唐代五律划分为齐梁体、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杜甫体及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若干发展阶段。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唐体五律初步剙构的首个阶段,即从齐梁体到初唐体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初唐体五律存在“以律行律派”和“以古行律派”二元分野的格局。第二章论述形成唐体五律正宗、经典作品的主要阶段一一盛唐体,指出盛唐诗人的一些审美选择对后世五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章论述登峰造极、轨范千古的杜甫体五律,杜甫以一人之力,掀起了唐代五律的二次美学变革。第四章论述大历体五律的艺术特征与发展状况,在这一堪称五律首次独盛的阶段,五律的若干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转变。第五章论述贞元以后的五律,此际的五律受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多种美学范式的共同影响,尤以贾岛体的影响最为深刻。第六章进一步从横向对比的角度归结出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一是通过唐体五律与齐梁体五言新体诗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的艺术进步;二是通过初盛唐五律与中晚唐五律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美学追求的转变;三是通过梳理唐代五律“以古行律派”与“以律行律派”的消长演变,揭示出“以古行律”的五律成为唐代五律高格的原因;四是通过五律与七律在表现原理、主导风格等方面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唐人五、七言律的艺术分工问题。余论部分还就与唐代五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延伸探讨。

曹裕玲^[5]（2016）在《寒山在明代丛林中的影响》文中指出寒山是唐代着名诗僧,同时又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隐逸诗人。他在佛教传统中一向被视为高僧大德,乃文殊菩萨之化身,与普贤化身之拾得、弥陀化身之丰干并称为“三隐”或“三圣”,相传曾显现于天台国清寺,又曾驻锡于苏州寒山寺。除一些神奇的事迹外,寒山还留下了三百多首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着很高的思想及艺术价值,寒山诗自晚唐起就在文坛、禅门内有所流布。至明,禅师公案中也屡屡引用寒山及其诗歌作上堂法语,拟作、赓和寒山诗,对“寒山体”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将《卍续藏经》、《嘉兴藏》、《乾隆大藏经》、《五灯会元续略》、《续指月录》等载禅师公案,《大明高僧传》、《皇明名僧辑略》等所载禅师悟道因缘的条目中征引寒山的语录进行系统的梳理;再具体分析拟作、赓和寒山诗的情况;再考察寒山流行于明代丛林的原因。

姜游^[6]（2016）在《北宋道士诗研究 ——以陈抟、张伯端、黄希旦、张继先等四人为中心》文中提出海内外学界近三十年来有关道教和道家道教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几位着名高道的零星研究,而对北宋道士诗人诗歌系统全面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系基于文献学方法上对北宋道士诗歌进行整体性研究,并包括较深入的个案研究。论文由绪论、正文（上下编）、余论组成。绪论部分交代了写作缘起、海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并界定：所谓北宋道士诗,是指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时期、活动行政区域在北宋统治区域内、接受过政府颁发的度牒并以道士为职业的道教徒,或遵从道教的生活方式、践行道教的内外丹修炼方式、并以此名世的道教着名修行者的诗歌。词曲等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论文分上下编,上编分三章,第一章可以概括为北宋特有的社会政治基础与思想文化因素直接导致了北宋道士诗的兴盛。宋代是我国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北宋九朝统治者继承唐代三教并用政策且格外崇道,宣扬大宋君权来自道教天神；大修宫观,广纳隐逸之士,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待、尊崇修道之士和隐士；广收道经道典,刊发、保存道教文献,严格并完善道士考录制度——从而使道教成为社会主流信仰,流派众多,高道迭出,从事道教的人员职业素养与文化素质较高,具备了写诗的文化基础；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潮和道士社会地位的提高并广泛交接统治阶层为道士诗的大量写作与传播留存提供了社会基础。第二章为北宋道士诗概说,考证了宋代道士诗的作者和数量、分析了北宋道士诗的题材并概括了其发展轨迹和文学成就,在此基础上试图评价其在宋代诗歌史上的地位。由于时代久远,北宋道士诗歌亡佚不少。本文以《全宋诗》为依据,对《全宋诗》中存有的宋代道士的诗歌以及诗歌残句进行了全面统计,据统计结果发现,北宋道士诗作者共有52人,其中着名道士诗人有陈抟、张伯端、黄希旦、张继先等；南宋道士诗作者36位。北宋道士诗存诗492首、残句27联,其中陈抟16首、张伯端112首、黄希旦38首、张继先157首。北宋道士诗的题材范围较广,其诗可划分为宫观诗、修道诗、隐逸诗、山水与游仙诗、赠答唱和诗和杂咏诗等六种类型；体裁多样,可分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有七古、五古、四古、六古和杂古等,近体有七绝、五绝、七律和五律等。第三章为北宋道士诗作者的生平考述,订补《全宋诗》中相关道士诗作者小传,参照宋人诗话、笔记、正史稗史等多种文献相互印证,以求得到一个个完整多面的道士诗人形象。陈抟、张伯端、黄希旦、张继先的诗歌最能代表北宋道士诗的成就。论文的下编从第四章至第七章对这四位道士诗人进行个案研究。他们的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都有诸多特点,在宋代诗歌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陈抟是对宋代士大夫的人生观与宋代学术思潮影响最大的宗教人物。其诗多抒写自己归隐山林的旷达情怀,总体诗风潇洒疏旷。具体说来,他的诗歌,明显存在两种风格类型：一类诗歌形象性强,显得含蓄蕴藉,淡泊飘逸；另一类诗则语言明白畅达,直抒胸臆,说理一针见血,不注重诗歌语言的形象性,而追求一种直接明快的理趣。他潇洒旷达、纵情任性的性格是其诗歌风格的产生基础,而其隐逸诗彰显其隐逸人格。张伯端修道诗的代表作是《悟真篇》、五言长诗《金丹四百字》,其意旨在于宣扬道教观念与内丹理论,形象阐述修炼的理论和方法,修行的要领；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意象独特丰富,旁收并蓄,风格神秘隐蕴,博大精深。黄希旦号支离子。《全宋诗》收黄希旦诗38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支离子诗》一卷,存诗七十余篇,两者数量相差很大。本文以《全宋诗》所收黄希旦诗作为底本,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支离子诗》一卷作为对校本,全面对黄希旦诗进行了校注,总结出两个不同版本的黄希旦诗的特点与优劣,为分析黄希旦诗歌中的道教思想以及黄希旦诗歌在宋代道教山水诗上的地位做出较坚实的文献依据。黄希旦的山水诗歌与其道教思想之间关系密切。其诗多用道教术语,注意营造自然之境,表现了淡然生涯之外的精神追求。张继先的诗歌,从形式上看,有绝句、律诗、联句,还有杂言,句数不等；从内容看,有修道劝教、描摹宫观、隐于山水、闲情杂咏和赠答唱和的诗歌；其诗意象丰富独特,概括说来,主要包括植物类意象、人物-动物类意象、器物类意象等意象类型；这些意象各具特色,同时又表现出富有道教色彩的风格特征。余论部分简略介绍了北宋道士诗在宋代的接受和传播。北宋道士诗除了凭藉道士本人的文集诗集和与之交往的文人文集诗集的刊行而流布、或经由人们口耳相传被文人采集记录之外,其主要传播场所是在道观,方式为石刻和题壁。石刻利于久存；题壁既有利于快速发表,又有利于扩大读者范围。宋代文人题诗于道观多为称赞道士的德行、法术与二者间的交往,或对道教生活的钦羡；道士题诗则表达了对自己隐逸或修道生活的自适与自得其乐。宋代宽松积极的文化政策促进了道士诗歌的接受和传播。

冯雪冬^[7]（2015）在《宋代笔记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社会是我国历史上的高速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交往等各领域全面繁荣。尤其是理学的兴起,标志着传统思想文化的革新。社会的发展,必然推动语言前进的步伐。从而,宋代成为汉语史上的关键一环,是汉语古今转变和文白此消彼长的关键时期,由此,汉语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社会上一切细微变化,也无一遗漏地反映在当时的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上面。然而,保存下来的宋代口语文献与其时代地位相比较而言却显得十分逊色,这对於学术研究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宋代笔记文献数量庞大,反映面广泛,语言文白夹杂,又多有作者精心考辨的材料,无疑令後人足以用来从各自角度汲取、利用,并加以发挥。史学家藉以证史实、补阙失,文学家藉以窥测文坛之面貌、汲取文学思想,文化学者藉以深入当时社会生活、采各地民风,语言学家则可以此为语料勾勒一时代之语言面貌、整理语言研究的零散成果、归纳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扩大语言研究的视野。这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以宋代笔记文献为基础语料,以汉语词汇发展史为研究视野,以宋代笔记词汇研究为中心,以语言、历史、文化、文献等领域的综合研究为旨归。我们的研究是在封闭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选定宋代笔记文献中各类词汇的词语考释、词汇系统、词汇理论和词汇价值的研究;是由选定笔记覆盖至其他笔记文献,进而,结合历代文献语料的词汇史研究;是以词汇学为中心,部分地延伸至历史、文化、文献等领域的综合研究。宋代笔记文献语料,考证与行文材料并举,通语与方言材料同现,共时与历时材料互证,零散与系统研究共存,在汉语史研究上无疑弥足珍贵。就词汇而言,宋代词汇的共时层面,是古今中外、文白雅俗历时沉淀的堆叠。浩瀚纷繁的宋代笔记文献中保存了当时语言中大量的新词新义、方俗词、宗教词、外来词、熟语和日常口语词,弥补了宋代口语文献数量上的不足,与《朱子语类》、禅宗语录等语料在语体上形成互补。针对语料特徵,我们确立了利用宋代笔记文献从事词汇研究所坚持的原则:以文献学的眼光看待词汇问题;正确认识宋代笔记中口语成分;围绕生活习俗进行俗语词汇研究;词语考释注重词义演变、成词理据和定型过程的描摹和解释;方言、俗语研究的过程中,兼顾现代汉语方言的溯源工作。我们所进行的是从词汇考释到词汇系统,从事实描摹到方法论总结,从理论分析到实际应用的逐层深入的研究。词语考释的工作需要以个体为基础分类进行。宋代笔记中的新词、新义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工商业的繁荣,科举制度的完善,军事防御的内忧外困,在词汇中都有充分地体现。同时,新词、新义的内容也是宋代帝王将相的衣食住行,精英文化阶层的讲摩之风,形式各异的民间习俗等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总体看来,宋代笔记中的新词新义在语言学上的主要特徵体现在新义新词、旧义新词并存,类推造词形成系列词群,语言规律外的动因促进新词、新义的产生等几个方面;方俗词语考释既有词义及词义演变的考探,又有立足语言本身,认字辨音,参照史实,考证词语原形,揭示成词依据,追溯词汇衍生的脉络的词汇理据的解析。既有宋代方言词的考察,又有对现代北方方言词语的溯源。同时,从部分词语入手,展现了岭南地区人群概貌、物产工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际信仰等独特的风土人情;至宋代,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已有漫长的历史,“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已经形成,其间,大量的宗教词汇、外来词词汇得以沉淀。宋代笔记中既有佛、道专用词汇,又有经历从一般中土文献到佛道文献,再到中土文献中的一般词汇。专用词汇由於语体的限制,意义相对单一,即便有引申也是发生在宗教环境内部。一般词汇词义的发展,实现了跨越宗教环境的引申,多半是中土词汇经过宗教熔炉提炼後而发生的两次词义“改造”。另有部分词汇是在佛道文化影响下产生并完成的词义演变。笔记中外来词汇体现了来源多样性的特徵,有伴随佛教传入者,有来自其他外国语者,有来自少数民族语言者;宋代笔记中的熟语材料十分丰富,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成语、谚语、惯用语和行话隐语。成语、谚语、惯用语的定型过程,以及文人隐语、民间隐语的不同特徵,体现了汉语文白雅俗对立、相融、互动发展的趋势;宋代笔记虽然以文言为主,然而,文白夹杂,其中包含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常用口语词,反映了汉语口语词发展的状态,提供了口语词的层次信息。归纳笔记文献中的日常口语词群,剥离客观存在的词汇层次,是词汇系统研究的需要,而且,断代的日常口语词汇层次研究与常用词演变研究可以互为补充。口语词层次研究是词汇断代、归类、探源、考辨、求理、综合的全面考察。我们以此为方法,进行了宋代笔记亲属称谓和人体名词的词群层次的个案研究。词汇理论的研究是在词汇考释基础上进行的。一方面我们归纳了宋代笔记作者考证材料中的词汇学研究方法,因声求义、求证方言、钩沉古注、认字辨音、追求语词源流、探究理据、古今对比、二重证据等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在考证语料中都有体现;另一方面,结合我们的研究结论,尝试揭示了几条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天人合一”“文如其人”观念与词义引申,“喜怒形於色”与身体行为短语的词汇化,语言俗解与词义演变,以及语言的对称性与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等。对宋代笔记来说,其中的词汇研究必然为笔记文献整理提供语言学上的依据。我们以词汇研究结论为依据,结合调查的已整理的笔记材料,指出了其中因不明词义,词形相近而意义相关,不明词或词形产生时代而导致的误点、误校和漏校问题。同时,宋代笔记词汇研究也具有极大的辞书学研究价值,在大型语文辞书编纂、修订中的词条收录、义项设置、引证释义等方面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秦爱娟^[8]（2014）在《《草堂诗集》与《寒山诗集》的比较研究 ——以无常观为中心》文中提出本论文以公开在《墨美》杂志上的本田家所藏的《草堂诗集》影印本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寒山诗集》原本影印本为底本,参照入矢义高《良宽诗集》、谷川敏朗《校注良宽全诗集》、内山知也,谷川敏朗,松元市寿编集的《定本良宽全集第一卷诗集》,钱学烈校评的《寒山拾得诗校评》、项楚《寒山诗注》,在深化了《草堂诗集》和《寒山诗集》中汉诗的理解上,围绕两诗集中的重要文学主题——无常观,从青春无常、富贵无常及生命无常这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草堂诗集》深受《寒山诗集》的影响。首先,在诗句的运用上,《草堂诗集》中有很多诗句与《寒山诗集》的诗句相同或相似。其次,在表现的对象上,二者都通过描写女性形象的诗作表现青春之无常,都通过描写少年形象的诗作表现富贵之无常,都通过描写亲友故旧逝去的诗作表现生命之无常。二.《草堂诗集》和《寒山诗集》对无常的咏叹不是消极的,对待无常的态度——其财富观、生死观和人生观也不是消极的。《寒山诗集》与《草堂诗集》对无常观的表达,除了对无常这一宇宙规律进行清醒和冷彻地叙述外,还经常以一种赞美和悦乐的态度吟咏无常。他们都认为应该以贫为乐,世人应该互相帮助,尤其是富人应当帮助穷人,这样世人才能过上余裕的幸福生活；对待岁月变迁、万物流转、轮回变化不止等诸行之无常,都通过佛教来谋求对清净空寂之自性真如的体悟,谋求彻底解脱生死轮回和免于沉论于无常之苦。三.《草堂诗集》深受《寒山诗集》影响的原因简单概括有两点。一是良宽对寒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产生了很强的共鸣。二是在思想上,寒山是对儒道佛兼容并蓄的,良宽也是持仁义、无为、慈悲宽容之心,对当时的人心和僧侣乃至社会抒发自己的慨叹的。具体在无常观思想上,则是因为寒山的无常观在思想和情趣上和日本的固有的文化不谋而合,因此使良宽对寒山特别感兴趣而寒山反过来也对良宽《草堂诗集》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围绕无常观这一重要文学主题,通过对《草堂诗集》及《寒山诗集》所表现的青春无常、富贵无常和生命无常的主题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良宽《草堂诗集》深受寒山诗的影响,相隔千年却跨越时空,给读者展示了中日汉诗文化交流影响的渊源及发展,让我们更加珍惜东亚汉语共同语文化中的汉诗这一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同时还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向我们阐述了无常这一宇宙规律的同时,给予我们积极对待无常的启示,有助于正确财富观、生死观和人生观的确立。勉励我们越是明白无常之规律,越应当“唯当鬓鬓时,行住须努力”,从现实角度来说,即是更要趁年轻时奋进努力,不要虚度光阴。

王丹^[9]（2012）在《唐代诗僧拾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掀起了一股“诗僧”研究热,特别是对王梵志和寒山的研究更是堪称深入而又细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俗作品的诗僧,目前对他们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拾得就是其中的一位。人们在研究寒山,有时会提到拾得,但更多的时候都是重视寒山而忽略拾得。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本文拟对拾得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第一章主要通过对拾得生平的勾稽,确证了拾得的大致生活年代、生活经历,同时也叙述了拾得与寒山、丰干的交往情况,考证了天台三隐的来历。第二章主要评析拾得诗歌的思想内容,并进而探讨他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同时考察了他与寒山创作风格的异同。第三章主要是拾得“事迹”考辨。通过对一些民间传说、民间信仰的辨析,揭示了拾得形象“亦人亦佛”的特征。第四章简要缕述了拾得诗歌在海内外的影响,特别是在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影响。总之,拾得作为诗僧的代表人物之一,诗歌创作简易通俗,诗中有禅,禅中有诗,为我国诗歌文学留下了一笔独特的宝贵财富。

唐海东^[10]（2010）在《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 ——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认为最近一个多世纪,美国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美国文学中的中国题材作品一直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形象的主要来源之一。本文即以这些用英语写作的中国题材作品为主要论述对象,探讨其中国形象的流变史、形成机制和传播效用。由于中国题材创作者包括了白人作家、华裔作家和中国移民作家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主体,而这些不同文化身份对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具有十分明显的制约作用,因而,本文将与塑造中国形象有关的美国英语文学分为“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和“原乡记忆”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指代由白人作家、华裔作家和中国移民作家创作的相关中国题材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传达的中国形象。全文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论述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和原乡记忆。《导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美国的中国形象研究和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这三个由外到内的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形象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课题史回顾,并列出了本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六、十章是各编的“概述”,主要分析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形象的演变轨迹。第二至五章讨论异域情调。第二章对中国形象制作史上一首划时代的诗歌、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的《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解读,分析了这首艺术水准差强人意的诙谐短诗风靡全美并影响后世的深层社会根源。第三章分析了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系列小说,剖析了“黄祸”套话的生成原因、演变过程和主要内涵。第四章对赛珍珠的小说《大地》进行了重新解读,分析了小说展现的中国形象之特殊性和历史地位。第五章对约翰·赫塞的小说《孤石》和《召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从科技殖民者和美国来华传教士的角度剖析他们的中国经验之于其制作的中国形象的关键作用。这四章中探讨的美国作家观察中国时所采取的角度各不相同,在写作时代上也大致构成了一种延续关系,他们的作品分别展示了异域情调中鄙视、恐惧、同情、沟通这四种对待中国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第七、八、九三章探讨故国想像。第七章以华裔文学中常见的唐人街叙事为切入点,探讨了水仙花和雷庭招两位与异国情调化的唐人街叙事进行对抗写作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唐人街叙事作品。第八章以刘裔昌、黄玉雪、汤亭亭和赵健秀四位华裔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为例,呈现了族裔自传中的中国形象,探究了族裔自传的创作机制及演变发展的文化历史动因。第九章分析了中国文化在华裔文学中的种种表现方式,追溯华美作家利用中国文化的个体和社会动机。第十一至十六章以历时的方式罗列了不同时期的原乡记忆。第十一章以李恩富、容闳、林语堂三位文化传播者的作品为例,分析早期西游学者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第十二章以德龄公主和黎锦扬两位作家为例,探究了商业化和娱乐化写作中体现的异国情调化的中国形象。第十三章介绍了一位以往被忽略的移民作家蒋希曾,并对他在海外进行的革命文学创作进行了文本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研究,厘清其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来源和机制。第十四、十五两章分析了新移民中非常流行的英语文革写作,对其发展历程、主题、重点作品以及写作中的程式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国内新时期的“伤痕文学”进行了比照研究。第十六章则专章介绍新移民作家中最有成就的哈金的创作,研究其作品中展现的几个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通过对大量中国题材作品的讨论、分析和归纳,本文在第十七章《综论》中指出,写作语言及其蕴含的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作品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作者身份这三点是决定某个特定中国形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美国文化语境中,制作者身份是指种族、族裔以及性别这三种主要的身份标志,当然,作者的社会阶层、政治倾向、职业特征、采用的文类的特点、作者在中国的境遇等等因素,也对他塑造中国形象有直接的影响。本文认为,某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既主要反映了美国文化内部的动力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某些真实信息,而中国形象的演变既不能仅仅归因于中国自身事实上存在的历史性变化,也不能仅仅归因于作为形象制作者的“美国”自身文化结构的变化,而是这两者之间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联合作用和互动关系。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一面并不光滑的镜子,从中可以照见美国社会、文化和具体创作者自身的面相；但中国形象也是一块毛玻璃,透过它可以隐隐约约照见许多中国的真相。形象学既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人文科学。对中国评论者而言,如何对待中国形象,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他既要坚守人文学科固有的价值关怀,又要遵守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实证性和客观性。从某种程度而言,批评者是形象传播路程的最后一环,也是关键一环。

二、名利荣华泥弹丸──介绍一首寒山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名利荣华泥弹丸──介绍一首寒山诗（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修仙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3）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寒山在明代丛林中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北宋道士诗研究 ——以陈抟、张伯端、黄希旦、张继先等四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笔记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草堂诗集》与《寒山诗集》的比较研究 ——以无常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诗僧拾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 ——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名利荣华泥弹丸──介绍一首寒山诗（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修仙小说研究[D]. 王丹楠.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2]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3]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研究[D]. 陈翔宇. 三峡大学, 2019(06)
• [4]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D]. 叶汝骏. 上海师范大学, 2018(12)
• [5]寒山在明代丛林中的影响[D]. 曹裕玲. 江西师范大学, 2016(03)
• [6]北宋道士诗研究 ——以陈抟、张伯端、黄希旦、张继先等四人为中心[D]. 姜游.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7]宋代笔记词汇研究[D]. 冯雪冬. 上海师范大学, 2015(10)
• [8]《草堂诗集》与《寒山诗集》的比较研究 ——以无常观为中心[D]. 秦爱娟. 首都师范大学, 2014(01)
• [9]唐代诗僧拾得研究[D]. 王丹. 浙江工业大学, 2012(06)
• [10]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 ——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唐海东. 复旦大学,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