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书籍印刷的终结？ - “e”阅读体验

一、e-Book,书籍印刷的终结?——“e”阅读体验（论文文献综述）

肖晓^[1]（2021）在《期刊的终结？ ——以美国康泰纳仕集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我们正处在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过渡的历史节点上,印刷媒体正在经历蜕变期,报纸业已身先士卒,杂志的停刊事件也在频频发生,普遍的认识是在新媒体的强势发展下,纸媒该终结了!但新媒介的发展壮大并不是旧媒介的终结,新旧媒介正处于错综复杂的互动中,更迭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二者的犬牙交错正是我们这些年正在经历的“历史”。本文基于新旧媒介交替的大背景,重新审视作为美国消费者杂志代表的康泰纳仕集团旗下期刊的数字化阅读模式与设计逻辑。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期刊与读者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解析期刊出版商以印刷为媒介,在广告商与读者之间构筑出的“纸上社区”,通过梳理美国期刊业的源起,及期刊文化的全球扩张,梳理在新、旧媒介不同背景下读者群的特征与组织的内在规律;2、基于大众媒体的单向传播向数字媒体的双向传播的转变背景,引入话语权对大众的影响,分析数字媒体平台对阅读方式拓展的可能性;3、基于人类追求娱乐的本能的角度,分析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期刊对于大众娱乐化阅读的贡献,提出在数码复制时代阅读方式向移动端数字化阅读转化的背景下,娱乐化的电子阅读方式已经融入了大众的日常,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4、分析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换中设计逻辑的演变,归纳基于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设计范式对数字阅读的设计逻辑的影响和束缚。本文以康泰纳仕集团为例,基于印刷媒介与数字媒介分裂的底层逻辑,提出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期刊需重新审视作为数字媒介的设计逻辑,建立基于读者阅读习惯的娱乐化阅读新模式,促进期刊业在新时代的继续繁荣。

胡泳^[2]（2021）在《书的未来：重定义与再想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技术进步,印刷书籍经历了与报刊、电视、电子书的博弈,但它终究没有彻底终结,相反维持了持久的存在,甚至进入与其他媒介形态共存共融的"新常态"中。种种观察似乎表明:图书相比其他媒介能够更好地抵御数字化浪潮,图书出版事业虽然永远不会像技术公司那样以指数级速度增长,但其深度参与的特性,决定了其正在被重新利用和重新想象。

郑晓锋^[3]（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周卓^[4]（2020）在《回归与复兴:从现代纸书看出版融合的新方向》文中认为数字阅读的兴起开启了出版业的转型融合之路,电子书的出现使出版业不断探索无纸阅读,然而随着全球数字阅读浪潮的回落,纸质书开始回暖,数字技术开始关注基于纸书的新型出版物,现代纸书应运而生。基于RAYS系统的现代纸书体系,为传统纸书的出版提供了新的模式和方向,可以视作一次印刷书籍出版的升级与复兴。

刘治禹^[5]（2019）在《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研究》文中提出国内对阅读体验的研究是伴随着媒介融合的背景刚刚起步的,这一特殊情况导致国内对阅读体验的研究多落脚于数字出版物,即使是对传统图书阅读体验的研究也多集中于视觉传达等学科。本文在尚未成熟的阅读体验研究环境中试着提出一种研究阅读体验的思路和角度,整体基本遵循从理论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思维脉络。本研究首先在综合梳理阅读体验概念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的内容和形态因素进行了总结。此外,研究发现影响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的因素还涉及到阅读场景、营销渠道、出版教育等。而国内出版业在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设计上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认识问题、专业性问题以及新技术给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带来的新问题等方面。最后本研究提出,出版教育（包括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出版科研等内容）、场景构建（包括了购买场景、阅读场景、相关信息构建的信息环境等内容）、出版主客体（包括编辑人、编辑组织、编辑风格、作者与作品、受众等内容）、对新技术的利用（包括利用新技术对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进行知觉的升级、认识新技术对文学写作的影响、虚拟社群助力阅读体验的反馈与交流等内容）等是解决这些问题、优化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设计的重要视域和路径。

张磊^[6]（2019）在《媒介生态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出版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出版是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文学出版制度的形成,是文学发展有序化、正规化、标准化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效维护文学生态平稳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发展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出版制度的逐渐形成,改变了以往文学自发生长和乱象丛生的局面,而古代拘囿于上层社会中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接触的精英文学,多为条陈奏折或友朋之间的意兴酬唱,加上封建政府对言论的严厉控制及书写刻印业的不发达,所以古代文学的生产方式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社会趋于安定的政治环境下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鉴于文学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联,初步稳定的执政党势必要通过对其时的文学发展状况给以改革和整顿来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建立新的文学出版制度,则是文学生产领域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当代文学历经风雨三十年,在这期间,文学与政治呈现出高度的一体化发展面貌。这种一体化主要表现在:作家被纳入国家政府部门,文学需要在政治任务的要求下创作;以“三审制”为主要特征的出版制度建立了党委负责制,层层把关;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社只负责文稿编辑,发行由新华书店统一管理;文学出版社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各出版社之间的出版任务也有所不同;出版社在开展出版业务时,要提前上报各区党委出版委员会进行选题计划审批。这样一来,当代文学高度一体化的出版制度也就随之建立。然而,1966—1976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因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而损失惨重,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代价更大,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沉痛的教训。至于文学出版领域,则表现为极端的极左激进路线,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乎偏执的革命样板戏试验,几乎不顾文学的创作规律,倡导一系列的颇具政治色彩与阶级斗争的创作理念,例如“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三突出”、“三结合”,出版政策也必须跟此方向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扣上“黑染缸”、“毒品制造所”等罪名而遭到批判,就连为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未能逃此厄运。然而,这种高度一体化的文学出版制度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逐渐终结。新时期以来,文学出版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语境,不管是国家政策上的引导,还是商品经济上的刺激,都在一定程度上促发着文学出版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信息媒介的革新和应用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文学出版工作说到底是一种对文学文本进行加工并走向公开发行的过程,媒介技术对信息采集、装帧水平、传播载体、互动模式等多个环节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代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正是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才使得当代文学的面貌呈现出了更加多样化的可能。传统纸质书的书香,电子书的轻便,网络文学的互动,都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从文学生产层面来说,这些因时而异的文学存在都是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学出版制度和出版模式使然。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生产形势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生产势必要面向消费市场,以读者为中心,读者人群的复杂化和兴趣的多样化,就注定了文学出版模式的多元化。总之,新时期的文学出版制度,是从新中国建国30年以来的高度一体化的文学出版制度演化而来的。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媒介在文学生产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版业所经受的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文学出版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征,整体上呈现出文学政治高度一体化的出版体制的结束和新时期多元化的出版体制的渐趋形成,具体表现为新时期之初的以“三审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出版模式、20世纪90年代渐兴的网络文学出版模式以及21世纪依靠日渐普及的智能手机而兴起的自媒体文学出版模式,最终在各种出版模式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之后,达成一种混合共生、互利共赢的多元出版局面。

李静瑞^[7]（2019）在《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文中认为文章以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史论结合法,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研究了网络知识活动,包括网络知识获取、网络知识生产、网络知识传播和网络知识悖论,对其方式、利弊及其运行规律进行归纳抽象,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知识理论体系。并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采用总论、研究视角阐述和分论的研究结构。本文涉及较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主要有:基于直接经验的间接经验论、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论、与真理论相统一的价值论、认识活动和过程中的对立统一论、网络知识传播与管理论、认识的群众主体论。网络知识论是对基于计算机、智能移动终端和电子网络技术而产生的新的知识活动方式的相关特点、规律的研究和探索,包括网络知识获取理论、网络知识生产理论、网络知识传播理论和网络知识悖论。相较于传统知识活动,网络知识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显着特点:一是得益于互联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网络知识获取、生产、传播的主体都打破了精英垄断,有由精英垄断向普通大众下移的大众化趋向;二是同样源自于电子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网络知识的获取、生产,和传播,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三是源自于web2.0以来互联网的交互性特点,网络知识的获取、生产和传播都具备强交互性的特征。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透视和考察,网络知识获取实质上属于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一种间接经验获取新方式;网络知识生产理论既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知识开放性理论品格和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亦融通了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相关思想,从而多维度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网络知识传播理论体现了知识渗透价值理论;网络知识活动中的一系列悖论是网络知识活动中所衍生和呈现出的对立统一的新形式,也可作为网络时代认识论中对立统一的新形式。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对所有网络知识活动进行整体研究,提出了“网络知识论”的概念对之进行概括。第二,详细探讨了电子网络空间中的知识悖论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应对之策。第三,在对网络知识理论的每一部分研究的基础上,都对之进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的解读和考察。

张楠^[8]（2019）在《新型出版模式下的D出版社图书营销策略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迈进,我国出版业进入到了持续发展的稳定阶段。尽管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释放了出版业的市场活力,但是也让行业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通过图书营销的转变成功抢占了市场份额、有利宣传了出版社的品牌、有效提升了出版社口碑后,各大出版社开始重视图书营销,并不断通过各种营销策略,探寻可行的出版业转型之路。。本文以图书出版业市场营销为研究背景,以4P、4C、整合营销等市场营销理论为基础,以在新型出版模式下,更新后的图书产品构成理论、图书定价理论、元数据价值理论、知识服务价值理论等为依据,对D出版社发展面临的环境及条件进行分析,指出了出版业面临增长缓慢、环保政策要求逐级提升、市场竞争加剧的困难,也指出了因持续向好的新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本文针对上述背景,首先提出了在新型出版模式下,产品的融合发展,必然带来营销渠道的融合创新,以及结合D出版社的实际情况,介绍其营销策略的发展目标及具体的改进举措;通过D出版社在传统地面书店和网络书店中采取的创新营销政策,以及在电子书、有声书、社群、音频内容、知识付费节目等领域采取的有效营销策略,探讨融合出版的无限可能;以D出版社在深度加工资源（“E知元”App）、数字融合出版（“悦读·悦学”产品）方面的探索为例,通过挖掘元数据、知识服务的巨大价值,探寻出版业的全新营销模式、盈利模式,从而在推动“互联网+”的进程中找到出版业的位置——成为内容服务商,蜕变为内容互联网企业,并不断提供知识服务。本文提及的知识服务并不是出版业在升级过程中唯一的转型路径,出版机构应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不断探索,从而摸索出更多走向新出版的路径。希望本文能够为D出版社及整个出版业的图书营销提供些许借鉴意义。

梁红玉^[9]（2017）在《儿童电子书设计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着从儿童书的概念、起源、发展以及设计方法等角度进行研究讨论,重点研究当下应用最广泛的、主流的儿童电子书应用平台—以移动端为终端的儿童电子书。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阐述儿童电子书的概念、选题提出的研究背景以及意义、选题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方法、选题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第二章主要阐述儿童电子的起源以及国内外儿童电子书的发展现状;第三章阐述儿童电子书的类型已经分析研究每种类型的特点;第四章,将儿童电子书与传统儿童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儿童电子书的优势以及特点;第五章,也就是重点章节,会对儿童电子的设计方法进行研究,从儿童的阅读特点、数字化载体特点的角度分析儿童电子书的设计,分析儿童电子书的设计元素;分别找到中外三个具有代表习性的案例进行具体分析;第六章,对儿童电子书的未来进行展望。

何泽^[10]（2017）在《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行动研究》文中认为英语教育被高度重视同时却低效重复一直是英语教育的一大顽症。如何破解这一顽症,凸显为当前英语教学和研究中的紧迫问题。前期相关研究将导致上述顽症的原因聚焦于:英语学习功利化、英语教学工具化、英语教育缺失人文性等。本研究认为:发展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有助于破解英语教学低效重复这一顽症;尤其是将文学阅读作为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核心,它将有助于提升英语语言能力、养成英语思维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人文素养、陶冶人格品质等。本研究主要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研究问题是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如何采用文学作品以及效果如何,整个行动研究历时近五年,研究对象是N市两所重点中学F中学和X中学共535名学生。行动研究共分为三轮:第一轮是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的尝试和摸索阶段,主要聚焦于文学阅读的课堂教学;第二轮是调整和改进阶段,主要聚焦于文学阅读的课程建设;第三轮是提升和应用阶段,主要聚焦于复习教学中的文学阅读。除行动研究外,本研究还结合了反思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反思性研究是针对三轮行动研究的总结和反思;发展性研究所探讨的是高中文学阅读的前景及其质量提升问题等方面。本研究结论主要为:1.通过行动研究,探讨了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实践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并提出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的四种课堂教学模式:任务展示课、综合分析课、读写实践课、影视表演课及其相应的操作策略。2.建立了适合校情的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的课程体系,提出文学阅读课程必修和选修结合的课程框架,并提出"文学圈"阅读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3.通过调查、访谈、个案研究等方法,论证了高中英语文学阅读的实践能显着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和阅读素养,而且它还具有特殊的思想、人文等诸方面的课程价值。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为:1.拓展了高中英语课程资源。现行高中英语教材更新速度较慢,内容缺乏经典的完整的文学语篇。本研究为课程阅读教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有力拓展了现有高中英语课程资源。2.建构了本土化的阅读教学模式。本研究中"文学圈"模式、群文阅读、持续默读等等阅读模式在国外文学课教学中已经流行多年,本研究借鉴这些理念,建构了适合我国高中生的阅读教学模式、并且在阅读选材和文学阅读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究性研究,在"外国经验"的本土化进程中实现了自我创新。3.探索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机制。本研究几乎与国内"核心素养"研究大环境同步,实施文学阅读过程中,尝试把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英语学科的教学目标,在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中寻找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触发点、关联点和结合点,探索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文化品格的可行路径。综合来看本研究对于改进英语课堂生活质量,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实现学科育人,从而实现从英语教学到英语教育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e-Book,书籍印刷的终结?——“e”阅读体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e-Book,书籍印刷的终结?——“e”阅读体验（论文提纲范文）

（1）期刊的终结？ ——以美国康泰纳仕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回归与复兴:从现代纸书看出版融合的新方向（论文提纲范文）

（5）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媒介生态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出版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新型出版模式下的D出版社图书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儿童电子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e-Book,书籍印刷的终结?——“e”阅读体验（论文参考文献）

• [1]期刊的终结？ ——以美国康泰纳仕集团为例[D]. 肖晓.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书的未来：重定义与再想象[J]. 胡泳. 现代出版, 2021(03)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4]回归与复兴:从现代纸书看出版融合的新方向[J]. 周卓. 中国编辑, 2020(Z1)
• [5]文学类图书阅读体验研究[D]. 刘治禹. 北京印刷学院, 2019(03)
• [6]媒介生态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出版制度研究[D]. 张磊. 温州大学, 2019(01)
• [7]网络知识论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考察[D]. 李静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8]新型出版模式下的D出版社图书营销策略研究[D]. 张楠.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19(01)
• [9]儿童电子书设计研究[D]. 梁红玉. 北京印刷学院, 2017(04)
• [10]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行动研究[D]. 何泽.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