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探寻汉赋艺术精神的渊源

一、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汉赋艺术精神探源（论文文献综述）

钟慧珍^[1]（2021）在《汉大赋叙事艺术研究》文中指出汉大赋作为赋体文学的典型代表,极具研究价值。它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先秦文学注重铺陈、排比的特点,并逐渐形成为一种“体物性”很强的文体。当赋家建构了这样一种文体框架并不断往内填充“物”“事”时,汉大赋就形成了以叙写“物事”为中心的叙事作品。观察汉代赋家如何在作品中描摹物事、展现社会风貌、反映社会现实等问题,可以发现汉大赋在体物过程中表现出与西方叙事传统不一样的叙事特点。故而,以叙事角度重新审视汉大赋,有利于体察汉大赋叙事对前代文学叙事意识的继承与发扬,更能发现汉大赋在叙事方面的创新成分,最重要的是,可以梳理汉大赋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的叙事地位和叙事价值。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汉大赋的来源、文体演变过程及其主要题材和代表作家作品。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论文的重要章节。第二章考察汉大赋叙事之“事”的特征,分别从事件主体、叙述主体、事件功能三个角度分析汉大赋与其他叙事文体不一样的“事”的特点。第三章则从“叙”的角度分析汉大赋的结构特征,通过研究作品明确汉大赋中以赋序结构、主客问答结构、空间叙事结构、多重聚焦视角为主的叙事特点。第四章则从源流方面考察汉大赋叙事特征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分析古代祭祀礼仪、史传文学和汉帝国的物质基础对汉大赋叙事特征形成的影响。汉大赋的叙事特征是在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中形成的。它在中国的叙事文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但将以“物事”为核心的叙事特点发展到极致,而且影响了后代以“人事”为主的叙事文体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汉大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特殊性。

王玉莎^[2]（2020）在《鲍照赋创作考论》文中研究说明鲍照是南朝着名的文学家,现存赋10篇,赋作题材涉及动物、植物、城邑、悼亡、游思等多个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有的对鲍照研究多集中于诗歌,关于鲍照赋的研究甚少,故本文以创作语用的角度,通过鲍照赋语词祖述的倾向、句式结构的变化、题材的继承与创新、体制内容的考察等方面,探讨鲍照赋在赋学发展及赋文创作演变历程中的实际意义与影响。鲍照及其作品的考述。分析鲍照的时代环境与思想倾向,鲍照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儒道交融对鲍照的思想具有深远影响;梳理鲍照赋的版本和文字的校勘,分析题材的继承与创新,鲍照努力开拓题材,主要分为咏物赋和抒情赋,咏物赋中借物托意,赋作内容与鲍照生世相关,抒情赋情景交融包含着深沉的人生感叹。鲍照赋的语词祖述。分析其创作特征和文化倾向,基于字本位对鲍照赋的联绵字进行考述。鲍照熟识经史典籍,通晓诸子百家,赋中语词援引广泛,同时喜爱建安、西晋文人的赋作,鲍照赋援引《楚辞》的语词最多,化用楚辞章句,承袭了楚辞的抒情传统。鲍照赋句法的探析。赋作题小篇短、巧构属对,物色托于情志,以句腰虚字的六言句为主,四言句次之,通过精炼的用字、娴熟的语言技巧,呈现出赋体骈化、抒情化与诗化的趋势。鲍照赋体制特征的论述。从体制内容出发,将鲍照赋的创作置于赋的文体流变中予以观照。鲍照赋的化用表现出文学语用的历代传承,对前人之赋作进行变革,将主观之情融入对物态的描写。鲍照赋与《楚辞》的关系密不可分,《芜城赋》体现出对汉大赋的继承在同类题材上树立典范,抒情赋继承魏晋感伤思想,呈现出复与变的特质。赋作意境苍凉,感情凄怆,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何凯^[3]（2020）在《两晋赋研究》文中认为两晋赋诸多特征的形成深受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影响。两晋帝王、权贵对辞赋普遍缺乏兴趣,导致赋家既无尊贵荣宠的社会地位,亦无诸如邺下赋家与丕、植昆仲的诚挚友谊。帝王、权贵的喜好对两晋赋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治动荡,使两晋赋家无大国臣民的自豪意绪,故无美颂政治的意愿。乱世“帝功”的匮乏,帝王于“润色鸿业”亦无迫切的需求。两晋赋家对京殿苑猎等宏大题材缺乏兴趣,美颂意图普遍消失。在学术的层面。经学体系的崩溃,使赋的价值不再一准于经学的绳尺,擅赋可为士人炫才的资本。玄学自嵇康、阮籍之后淡化了对政治的批判,经乐广、裴頠等人的努力,至郭象而完全融合“名教”与自然。阔谈老、庄成为弥漫朝野的风气。受此影响,两晋赋家的学识素养及精神面貌与两汉赋家迥异。好老、庄之学而对经学普遍缺乏兴趣,长于义理而疏于诂训,少有坚实的学术素养。阔论玄虚、遗世高蹈、恣情山水是两晋赋家普遍的精神面貌。赋家缺乏担当精神,少有“兼济”之志,对社政治亦无尖锐批判,而多对个体逍遥、畅适的追求。在玄学的浸润下,士人对现实的关怀转向自我,审视当下的生存。玄学对“道”的探讨,使“玄”这一语词带着“玄远之学”的高格,被普遍运用于描绘事物。“玄”之“正色”体现出人们光明与黑暗的遥远记忆;“道”之“玄远”则赋予事物奇异、深奥的品质。但凡以“玄”限定指称的事物及其属性,都因“玄”义的发现而值得美颂。“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则禀受“气”“道”的事物便为可贵。由“体道”而“体物”,是玄学对两晋赋的重要影响。老、庄的哲思则影响赋家的处世主张、生活理想。在禀承“气”与“道”的层面标举事物的意义,阐发贵柔、通变的处世智慧,抒写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几个方面,体现出玄学思潮对两晋赋的全面渗透。陆机《遂志赋》《豪士赋》、挚虞《思游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李暠《述志赋》各自体现玄学影响的不同侧面。陆机之“贵柔”与“通达”,挚虞以“天命”否定“骚怨”、陶渊明因“质性自然”的执着,于生活有“不遇”的困扰;李暠以老、庄“风度”为立国的“正名”之用。是玄学思想在两晋言志赋中的不同表现。两晋赋的题材变化明显。都邑、蒐狩赋的政治主题淡化,言志、纪行赋“骚怨”丧失,咏物赋多表现日常生活。以“水”为主要对象的山水题材在两晋赋中别具一格。赋家对山水的描写涵盖了人们面对山水时的各种心态。郭璞《江赋》、木华《海赋》代表两晋山水大赋的最高水平。其对江、海的描摹一仍汉代散体大赋的模式。图绘空间,虚夸物产,表现出浩瀚水域的雄奇壮丽。对江、海的描写中随处可见珍奇名物的堆砌铺陈。赞美江、海“兼包化产”的意义,同时体现赋家对江、海世界的畅想与敬畏。两晋大赋的“水”,或与汉大赋相类,由《诗》《骚》的“山水阻隔”转化为“物产地利”,或如郭璞《江赋》直接资取《山海经》“虚实参半”的山水名物。行途所见的山水并未成为两晋赋家的审视对象,于赋中多为空间衔接的点缀之物,并因“流寓”的普遍感伤而色调黯淡。赋家于行途山水的情感体验与《诗》《骚》相似。两晋思辩的水赋多援取儒、道关于水德、水性的经典议论。或论“水”之功用,或论“水”之“自然”,从学理思辩的层面确认水的品格,是山水审美发生的必要前提。“归田”“闲居”“嘉遁”主题的多将山水作为“宜居”环境的考量因素,甚或根据需求布置、经营。不再论证山德水性,而赋家“乐在其中”,是真正的山水审美。两晋大赋、小赋分途演进。左思《三都赋》、庾阐《扬都赋》、郭璞《江赋》、木华《海赋》等都沿用汉大赋的铺陈程式。左思、挚虞主张“征实”,而有左思《三都赋》的实践。郭璞《江赋》尚奇尚怪、寓虚于实及木华《海赋》则未离“凭虚”,就是《三都赋》的名物取用,亦有不实。观念主张与创作的矛盾,是基于《诗》“用”的标准与大赋“凭虚”夸饰的体制要求背道而驰。完全保持楚辞面貌的纯骚体赋减少,传统骚体赋纪行、言志等题材大多不用骚体的形式。保持楚辞面貌骚体或半骚体作品,则无《离骚》的愤怨及由《离骚》衍生而来的“不遇”,多抒通脱情志。咏物小赋蔚然勃兴,对象纷繁。“庶品杂类”“草区禽族”,无一不可入赋。两晋赋家咏物既重声口享受的实用意义,也赞美色彩、质地等“无用”的审美愉悦。淡化汉魏咏物赋的“感遇”色彩,对物态的描摹追求逼近“真实”,并在“体物”的过程中隐喻“摄生”的智慧,是两晋咏物小赋的典型特征。在语用的层面,两晋赋仍以四、六言句式为主体,但在提示铺陈内容转换的衔接部位新变明显。“尔乃”“其上”“于是”等提示语之后多为与下句字数相等结构,并融入偶对的句群,极少散语单行的语句。废弃“楚语”特征明显的“兮”字,成为两晋赋句式运用的主流趋向。通篇运用“兮”字句式的作品极少,杂用“兮”字句式与非“兮”字句式的“半骚体”也不多。“兮”字对句通常用于间破句式通篇一律的板滞,且在一至二个对句之后随即转入非“兮”字句。“兮”字的弃、用,都体现出两晋赋家于句式“文学化”的自觉追求。诗体的五、七言在两晋赋中仅是极为个别的运用,说明赋的“诗化”尚未发生,而以偶对为基础的骈化则极为盛行。语词的运用上,地名词作为叙事要素参与文本的构建,提示“观察”空间的转换,或体现赋家对“世界”的认知。名物词的作用仍在堆砌铺陈,炫示富博。偏正式的名词结构则于色彩、质地、线条、空间态势的范畴体现两晋赋家“体物”的细腻,并见以“柔”“弱”为美的倾向。作为喻体的名词普遍用于写物图貌、夸饰性状。虽非两晋独有,但在两晋赋中更加鲜明。繁难生僻的字面减少,联绵相对、叠音相对,体现出两晋赋字面趋简,而属对趋严的用字讲求。在典事的运用上,随着“骚怨”精神的丧失,两晋赋对典事的援引普遍缺乏强烈的情感。潘岳《西征赋》“刺取史事为赋”,其“旁观”的叙事特征,及其对典事的隐括、处置,既体现两晋赋“援事”的新变,又为后世赋的典事运用提供范式的借鉴。

邹朝斌^[4]（2020）在《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阴阳五行思想作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自然会对汉赋创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阴阳五行思想首先直接地表现在汉赋文本中:阴阳观念主要从汉赋描述自然天道与社会人伦两个方面的内容中表现出来;五行观念主要通过五德终始说在汉赋中有诸多体现。其次,阴阳五行思想中"时序—方位—五行—颜色"对应体系的确立,极大地影响了汉赋中时间、空间、颜色的表述,这些表述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最后,阴阳五行思想通过其方位意识潜在地影响汉赋的结构,使汉赋具有强烈的结构意识与秩序感。

潘虹如^[5]（2019）在《《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汉赋是在汉朝涌现的一种有韵的散文,不管从内容还是从其文体特征来看,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庄子》的艺术精神对汉赋的影响具体体现在语言、铺陈的手法以及艺术风格三个方面。下面本文就其具体影响进行详细的阐述。

周晓娟^[6]（2019）在《民国时期赋学研究论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文学史编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赋由于其文体的特殊性,使得自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历代文人学者的关注与研究,而这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赋学的研究进程却一直在曲折中前行。在20世纪的赋学研究中,除了仍然关注先秦、两汉和魏晋六朝的赋作以及相关成果外,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赋作和成就也逐渐得到重视。诚然相比于上个世纪已经扩大了赋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对民国这一特殊时期赋学的研究成果却较少研究与整理,缺乏这一研究领域的探索。时代不同、对赋体性质的解读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学载体,即文学史。这一载体综合了“文”与“史”的特点,注重历代文体之间的更迭发展,而且着者多会将自己对赋的理解放于文本,所以立足于这样的基础材料更便于后人对民国时期赋学研究的整理。再加之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许多外来思潮大量涌入,这必然会对时下的知识分子造成文化上的冲击,从而更新相关文学作品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本文拟在民国时期文学史和单篇论文数量统计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赋学研究进行一个划分、归纳与总结,最后梳理民国时期赋学研究的成就与问题,为当代赋学研究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意义与教训。本文首先对民国赋学研究情况进行概述,分别对民国文学研究的社会背景、文学史这种新兴载体的出现与发展进行梳理;其次主要对民国时期赋学研究的内容进行概括,包括赋体文学性质及意义认识的角度、赋的分类渊源以及评价、赋体文学的批评;再次就民国时期赋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时下社会思潮对赋其进行分类研究;最后则是对民国时期的赋学研究成果与问题进行梳理与总结,继往开来,为我们新世纪的赋学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张舵^[7]（2018）在《唐赋用《庄子》研究》文中指出因政治、思想和文学的综合作用,《庄子》在唐代具有独特地位。唐赋在赋史上发挥着“蓄流演渡”的重要功用,其题材、思想与艺术都从《庄子》中汲取了大量养分,因而唐赋中大量存在用《庄》、拟《庄》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道家地位的崇高、学术与文学的渗透、进士试赋的倡扬和士人心态的契合。从唐赋用《庄子》典故、文势、寓言的角度入手,可以将唐赋中的《庄子》接受面貌概括为三方面:事类和语词的引用,文风和句法的摹仿,寓言和意象作为赋题。考察《庄子》在唐赋中的接受情况,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首先,藉西方互文理论作为框架,唐赋与《庄子》的互文形式可以归纳为文本并生与文本派生两大类。并生关系又分为引用与暗示,区别在于是否在字面上与《庄子》文本产生直接联系;派生分为仿作与戏拟,区别在于摹拟《庄子》是出于学习还是反逆。唐赋与《庄子》文本的不同互文形式,源自于古律之辨对赋体的不同规限,以及不同功用的驱使。前者属于文体学的范围,而后者涉入社会性的领域。其次,唐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以《庄子》为题的赋作,这与进士科试赋有很大关系。依照在《庄子》中的题材归属,《庄》题赋可以分为六类:一是水、镜类,藉以比德。二是道象类,如大鹏、玄珠等,虚构意象以喻道。三是物象类,以鳞虫禽木托寓玄理,具比兴之义。四是技艺类,如解牛、承蜩、运斤等。五是神话类,多颂圣之旨。六是梦类,以构造幻境申“物化”之理。从中可以观觇处于制度、赋体、主题几条不同线索下唐赋主旨、技法、风格的交织变换。最后,卢照邻赋中用《庄》典近百处,可视作唐赋用《庄》的典型个案,其骚体大量化用《庄子》畸人形象,作为病中自怜的写照;假托儒释道三客的论辨,是唐代三教论衡的最初文本;以《庄子》之典寓其死志,则展现了强大的生命韧性和悲壮感。

靳田田^[8]（2018）在《民国赋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赋学研究,是由传统的品鉴点评、资料汇集式的古典赋学向理论性、系统性、学术性的现代赋学转化的过渡阶段。要探讨民国赋学相对于古典赋学的变化,赋论形态是最直观的体现。古典赋学的批评形态多为赋话、赋集、论赋专文等,对赋作进行点评、鉴赏与考辨,并作资料汇集式的评述。清末民初的赋论呈现于当时的许多大型文话和论文专着中,以文体学视角考察赋体,主要关注于对赋体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特性的诠释,以及赋体的体制、分类情况。民国中后期的赋论形态主要有文学史着、辞赋专书、赋学论文三种,文学史着中的赋论确定了汉赋作为“一代文学”的地位;辞赋专书标志着在现代化的文学研究中辞赋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赋体源流、体制、演变及汉赋的具体发展状况进行探讨;赋学论文从具体问题入手,研究范围遍及赋学领域的各个方面。三种形态共同构成点、线、面俱全的现代赋学体系雏形。在民国时期的赋源研究中,对传统政教观下的“诗源论”的探讨,已开始回归文学本位来考察《诗》与赋的关系;民国时期对《楚辞》说的阐发,抛弃了政教观念的统摄,更注重《楚辞》对赋体的文学性影响;纵横家言与战国诸子说是清末民初赋论的成果,民国赋论更全面地诠释了赋体在语言风格上对铺张扬厉的纵横家言辞的承袭;隐语说与徘词说关注于赋体“隐语”的修辞手法,尤其俳词说是民国赋学的首创,从赋家身份的角度考量汉大赋的渊源。汉赋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中被定位为“一代之文学”,因此汉赋研究也成为民国赋学的一大重镇。这一研究中的重点论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在携裹着社会现代化诉求的新文学观念下对汉赋“文学性”价值的否定;再一个是结合汉代具体历史背景与时代因素对汉赋兴盛原因的探讨;还有汉赋内部的区别研究,围绕《汉志·诗赋略》而进行的汉赋分类讨论,以及将汉赋自身变化与具体时段相结合的汉赋分期讨论。民国时期的赋学,因赋体已完全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样式,兼有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内涵。而在新时期,文学与史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学术现代化的角度考察民国赋学的方法论,可以发现20世纪初形成的新史学观念对赋学研究的影响,以及新文学观念和文学鉴赏方式在赋学领域的投射,促成赋体艺术性品评体系的现代化转变。

张家国^[9]（2018）在《赋与经典 ——汉唐赋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所谓的“经典”有明确所指,即典范的儒家典籍如“五经”、“四书”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几乎所有的文人学子都以披读圣贤之书,阐明经典之教为第一要务。经典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思想。文学也不例外,作为文学创作的赋相较于其他文学创作而言,更表现出与儒家经典的黏合,常常依经而立论行文。赋从产生即与经典结下了不解之缘。汉晋儒士如刘向、刘歆、班固、左思、刘勰等论赋源于《诗经》,而战国时期大儒荀卿又最早以赋名篇,赋写儒家大义,《礼》、《知》、《云》、《箴》、《蚕》五赋,篇篇与经典相关,尤以《礼》赋为代表,几乎是荀子礼学思想的文学化表述,渗透着浓厚的儒家礼学思想。宋玉《风》、《钓》、《御》三赋明确表现出对君道的讽谕,而《高唐》、《神女》二赋以及《登徒子好色赋》、《讽赋》等则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扬诗守礼”意识。两汉以来,受儒家诗教观影响,论赋者多以赋比附《诗经》,赋成为“古诗之流”或者“诗六义”之附庸。儒家诗教美刺观成为汉赋写作的指导思想,而铨衡赋作价值也自觉以讽颂为旨归。持讽谏论者如西汉司马迁、扬雄等,论赋以讽谕为上;而东汉班固、王充等则力倡美颂论,认为赋颂当世正是大赋应当具有的“润色鸿业”、“雍容揄扬”之责任。汉赋以“京殿苑猎”赋与经典关系尤为密切。枚乘《七发》以及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讽谕王道“大一统”,扬雄作“四赋”以讽颂汉成帝,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则呈现出鲜明的颂汉主题。汉代言志抒情赋虽不如“京殿苑猎”赋那样表现出与经典的切合关系,然而也受经典影响而呈现出儒家的用世情怀。贾谊《吊屈原赋》、扬雄《反离骚》、梁竦《悼骚赋》等“吊屈”之作,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赵壹《刺世疾贤赋》、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的“不遇”之思均可视为贤人失志的悲叹,折射了两汉士子对用世理想的渴望。刘歆《遂初赋》、蔡邕《述行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等“纪行”之作,扬雄《太玄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等“玄思”之作,或书旅途闻见以明儒家道德与美政理想,或述性命玄思以追求儒家人生之志。另外两汉“情爱赋”“乐舞赋”均为儒家礼乐背景下礼制观念与教化意识的展现,而“咏物赋”则以“比物赋德”的方式表达了赋家对明君的美颂,对用世之志的托讽,以及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寄寓。魏晋六朝号为“儒学中衰”,然犹有儒学存续。曹魏文帝、明帝及高贵乡公,西晋武帝,东晋元帝,南朝梁武帝,以及北魏诸君皆崇尚儒学,奖励儒生。梁武帝甚至以帝王之尊潜心儒家经典的研究,撰成多部儒学论着。魏晋六朝文士如曹植、成公绥、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颜之推等论赋多受两汉儒家诗教讽颂观念影响,论赋皆以美刺为上。魏晋赋家以曹植为代表,颇为服膺儒学,其赋作多揄扬圣君贤臣政治理想以及儒家道德伦理,积极申说用世之志,其赋作多援引经典话语入赋,建构起经典话语的写作模式。魏晋以京殿、典礼之赋颇为弥合儒家经典之旨。魏明帝“宫馆是营”,何晏作《景福殿赋》以颂魏;晋承魏统,左思作《三都赋》以颂晋。潘岳《藉田赋》、傅玄《辟雍乡饮酒赋》、王沈《正会赋》、郭璞《南郊赋》等均以描述天子之礼而明王道正统。魏晋抒情咏物赋亦多有与经典相合者,如丁仪《厉志赋》、陶渊明《感世不遇赋》以明用世之志为旨归;西晋咏物赋大家傅咸托物以讽谕君道、颂扬君子之德以及表达用世理想;成公绥《乌赋》宣扬儒家“孝道”;刘劭、缪袭以祥瑞赋颂魏,傅玄、王廙以祥瑞赋颂晋,皆宣扬儒家“天人感应”、“君命天授”观念。南朝有颜延之《赭白马赋》等歌颂南朝宋的君德圣明,萧衍《孝思赋》揄扬儒家“孝”道以为治国之策;北朝有李暠《述志赋》及阳固《演赜赋》以明用世之志,张渊《观象赋》依《易》立论颂扬圣君政治,他如庾信、颜之推、杜台卿等赋家均依经典写作,有鲜明的经典化写作特征。唐代有《五经正义》之撰定,标志着南北经学的统一,也喻示了大一统帝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唐代君主颇为崇儒尊经,对儒家之“礼”尤为重视,太宗、高宗、玄宗三朝修礼不辍。唐代赋学思想既受儒学熏染,颇为强调讽颂之旨。唐初儒士论赋均秉雅正讽谕观念,盛唐李、杜则以美颂为的,中唐元、白为律赋的美颂功用正名,晚唐世衰则有皮日休讽世之论。唐代确立了以明经、试赋为内容而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从而经典以国家意志和国家行政的方式渗透进唐赋写作,故而唐赋与经典关系之密切为两汉魏晋以来所未有。唐人重礼,故典礼赋繁荣,古赋、律赋均有作。古赋初有杨炯《盂兰盆赋》揄扬孝慈之德,又有李白《大猎赋》、《明堂赋》光赞盛唐,杜甫“三大礼赋”更为煌煌巨作而颂君,又有赵子卿等赋家所作《出师赋》以宣扬王道教化,萧昕等人依《礼记》而作《仲冬时令赋》以揄扬儒家礼制。律赋则有萧颖士等《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赋》、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等赋的礼制化书写,王起等《南蛮北狄同日朝见赋》宣扬“大一统”观念,而韦充作《郊特牲赋》以释礼义。作为唐代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乐舞赋,如李瓘《乐九成赋》、郑方等《乐德教胄子赋》、白行简等《舞成八卦赋》等均洋溢着浓厚的王道教化气象。唐代帝京赋以李华《含元殿赋》、李庾《两都赋》、王诬等《花萼楼赋》为代表,或美颂帝唐,或颂赞儒家孝悌,表现出鲜明的经典意识。身为帝国行政的一员,唐代赋家自觉为帝国建设献言献策,故唐代治道赋尤为兴盛,为唐赋一大宗。代表赋家如谢偃《述圣赋》、顾况《高祖受命造唐赋》等美颂帝道,李百药《赞道赋》以诫太子,范传正、白居易、梁洽、李程等赋家则对帝王治国提出纳谏任贤的规劝,又有元结、王起、王棨等赋家的讽谕君道之作,还有以潘炎为代表的美颂君德的祥瑞之作等,不胜枚举,无不表现出对帝道的讽颂。既为国家意志之体现,且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之工具的唐代律赋,从外在形制到内在思想均表现出与儒家经典无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从形制上看,律赋常依经典而命题,亦依经典而设韵,至于赋文的敷衍,也多依经典行文立义。律赋除了美颂帝国壮盛和天子圣德之外,也表现出强烈的用世渴望和参政意识。同时,律赋还对儒家道德修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畅璀《良玉比君子赋》、白行简《狐死正邱首赋》等揄扬君子人格,吴连叔《谦受益赋》、皇甫湜《履薄冰赋》等论说君子谦慎之德,敬骞等《射隼高墉赋》、独孤授《韫玉求价赋》等宣扬儒家用舍行藏思想,蒋防《不宝金玉赋》、郑磻隐《富贵如浮云赋》等颂扬君子不贪之德,雍陶《学然后知不足赋》等倡导君子好学之德等。此外,唐代律赋还出现了“颂经赋”,也就是专门歌颂儒家经典以及相关的儒家学术活动的赋作,这是前代所未曾有过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正是唐代律赋与经典关系弥合的标志。

张娜娜^[10]（2016）在《唐代汉赋注释考论 ——以史书和《文选》中汉赋注释篇目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典籍注释由来已久,并从经书注解逐渐扩展到文注与诗注,其中赋注首开“文注”之先声。汉赋这一文体作为一代之文学历来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所涉问题从赋源、赋体、赋用、赋集到赋史、赋话不一而足,而从“经注”演变而来,得益于“文集”之兴的赋注问题则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本文从唐代切入,以史书和《文选》当中的汉赋注释篇目为中心,试图在厘清汉赋注释之源流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因依附于史书注释和《文选》注释,并深受唐代政治文化背景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的汉赋注释风貌。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前人研究现状及本论文研究方法的论述。因为国内基本上没有有关汉赋注释的研究专着。涉及汉赋注释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赋研究、《文选》注释研究、史书注释研究和典籍注释研究几个方面。第一章从注释之名的界定及其产生入手,首先分析传统经典注释到赋注的过渡,其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赋注兴盛的缘由进行分析,如语言的发展变化,集部赋体的兴盛,儒释道三家发展为训诂方式带来的新变,最后用数量统计的方法探讨流传下来的汉赋注释条目,并从后世对这一时期注释条目征引数量的对比分析来窥探先唐时期汉赋注释的趋向。第二章主要是考索唐代典籍中所保存的汉赋注释篇目。首先从类书的编纂,唐人赋论观和“文选学”盛行三个方面分析了单篇汉赋注释存目较少的原因。其次对保留在《文选》和史书中的汉赋注释篇目进行梳理,并通过对这一时期多数注释者的两馆学士的身份的考察来分析其思想意识对汉赋注释方式的影响。最后分析注音、辨字、释词等唐代汉赋注释的基本释例,以此在微观上了解唐代汉赋注释较前代有哪些进展。第三章分析唐代汉赋注释的主要特点。首先汉赋注释是对赋这种文体的注释,故赋注必然呈现出汉赋这一代之文的特色,也因此不同于经注和诗注,其次,对文学传统研究之“推源溯流”法对这一时期汉赋注释影响进行分析。最后,从科举和宗教两个角度谈论注释家对汉赋注释方式的选择。第四章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上分析有唐一代汉赋注释因其所依附部类不同而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本文择取的是《文选》李善注和《史记》三家注当中相同的汉赋注释篇目,从宏观上探讨汉赋在史书注释和集部注释中不同的诠释特点。结语部分是在前面几个部分的基础而上,上升到文艺理论,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纵观整个唐代的汉赋注释作品。本章主要借鉴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论述的“视界融合”的阐释观念以及钱钟书所提出的“阐释之循环”说来分析唐代汉赋注释中征引式训诂体系。

二、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汉赋艺术精神探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汉赋艺术精神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1）汉大赋叙事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鲍照赋创作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3）两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5）《庄子》对汉赋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赋学研究论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文学史编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唐赋用《庄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赋与经典 ——汉唐赋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唐代汉赋注释考论 ——以史书和《文选》中汉赋注释篇目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汉赋艺术精神探源（论文参考文献）

• [1]汉大赋叙事艺术研究[D]. 钟慧珍.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2)
• [2]鲍照赋创作考论[D]. 王玉莎.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3]两晋赋研究[D]. 何凯.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4]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创作的影响[J]. 邹朝斌.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5]《庄子》对汉赋的影响[J]. 潘虹如. 长江丛刊, 2019(25)
• [6]民国时期赋学研究论 ——以《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文学史编着为例[D]. 周晓娟.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7]唐赋用《庄子》研究[D]. 张舵. 南京大学, 2018(11)
• [8]民国赋学研究[D]. 靳田田. 浙江大学, 2018(05)
• [9]赋与经典 ——汉唐赋的历史考察[D]. 张家国. 湖北大学, 2018(04)
• [10]唐代汉赋注释考论 ——以史书和《文选》中汉赋注释篇目为中心的考察[D]. 张娜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