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绒涛格[1]（2021）在《居·弥旁“利美”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至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传播语言载体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分流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连同南传佛教被称为三大佛教体系。经过传播变迁,在同一佛教体系中也分流出不同的宗派。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净土、天台、法相、华严等流派在唐朝时就已经形成。藏传佛教传统,从后弘期陆续出现了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不管是那支汉藏佛教流派,其众多分支的形成从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对于外来多元文化的包容,同时也是对外来文化的理解、阐释、本土化过程的结果。历史上在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经过不断的交流沟通逐渐产生了一种相互尊重、融和发展、“在不危害他宗的前提下弘扬自己教派”的“利美”观。这一理念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形成一股思想潮流,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20世纪,国内外的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到19世纪康区德格土司领地内发生的所谓“利美”思想运动的存在,由此开始了这一主题的研究。它汇集了许多人的智慧,是由佛教学者倡导、响应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对“利美”活动的主要倡导者绛阳钦则旺波和工珠·云丹嘉措等人的“利美”观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而作为倡导“利美”活动的其他人物却缺少研究,尤其是对“利美”活动的第二代关键人物居.弥旁的“利美”观缺乏系统地研究。本论以居.弥旁的“利美”观为题,在前人对“利美”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献梳理、对比、田野考察、历史考证等方法,以求通过对弥旁“利美”观的个案进行研究,探析“利美”观的发展、影响和现实意义。文中对居.弥旁家族的相关记载作了探究;梳理、考证绘制了弥旁年谱简表,对弥旁的生平大事作了系统的梳理;探析了19世纪的“利美”活动的缘由,追根溯源“利美”观的源流,尤其对德格土司政体出现的“利美”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弥旁一生的讲、辩、着、观修等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弥旁的“利美”观既有传承前人的继承,也有与其他佛学学者不一样的特色:弥旁在尊重他宗的“利美”原则下,大力复兴宁玛教派的显密重要论典,尤其阐释藏传佛教前期的瑜伽行中观哲学思想,与持应成中观见佛教哲学思想的学者展开了多方位、深层次的佛学对话,为教派间思想文化对话创造了文明、和谐的范本;弥旁的中观和《慈氏五论》等显宗方面的注疏以及密宗文本的阐释改变了宁玛派“重密轻显、重伏藏轻经藏”的讲经传统;弥旁以济世利民的入世思想大力复兴传统文化,为世俗文化的诸多领域留下了重要的着作。时至21世纪的今天,面对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平等和谐地交流、对话、沟通,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宗教思想的和谐关系着地区和社会的稳定和谐,研究传统的“利美”观,应对前所未有的多元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理论和社会现实意义,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
黄文镐（Hawong Moon Ho）[2]（2020）在《中国与朝鲜半岛佛教及建筑交流与影响探（10世纪之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关注佛教初传到十世纪之间,中国对朝鲜半岛佛教与建筑文化的影响,研究的素材包括寺院遗址、宗教文物和历史典籍,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论文通过考据、计量、比较等历史研究方法,共分六个章节展开详细的讨论。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韩国佛教史和佛教建筑史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使用的历史观念和方法。第二章通过坟墓壁画及考古遗址介绍了初传时期朝鲜半岛本土的建筑风貌及形式特征,并阐明了佛教初传与当时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章系统盘点了朝鲜古三国在用佛教强化王权的前提下所营建的寺院和佛塔。第四章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梳理了朝鲜半岛对中国佛教建筑文化的学习和挪用。第五章讨论了统一新罗时期典型三层塔和双塔伽蓝模式的起源。第六章顺着宗派和宗谱的线索,探明了留学僧的求学轨迹,并纠正了韩国佛教界对八角塔起源的固有认识。论文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佛教最初传播到朝鲜半岛并非文化的自发流动,而是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结盟需要。2、佛教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路径除了经由中国大陆外,也经由中亚和蒙古高原。3、古三国时期营建的所有佛教寺院和佛教理论都是王室和贵族强化统治的手段。4、芬皇寺模砖石塔及慈恩寺塔源自天竺佛陀伽耶精舍大塔。5、古三国时期的“三堂一塔”源自北朝盛行的三尊立佛上设塔的青州形制。6、新罗曾模拟长安城+终南山的“长安模式”改造自己的王京和南山。7、华严学的兴盛催生出新罗独特的三层石塔和双塔伽蓝布局。8、新罗留学僧求禅轨迹依次为湘赣西堂·马祖和福建雪峰。9、韩国八角僧塔不是朝鲜半岛的特有形制,它的原型来自于中国南宗,江西杨岐寺的乘广禅师塔为实证。
黄秋硕[3]（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指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孙蕴[4]（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胡晓[5]（2016）在《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现代学术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为学者提供了及时发表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亦建构了展开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公共平台。因此,作为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的意义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重要阶段。而促进这一时段学术迅速发展的关键就是学术期刊的创刊与出版传播。以“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着称的《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因及时介绍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刊发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大师而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成为彼时学术期刊中的典范。它们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对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即以这四种学术期刊为考察对象,在史料爬梳的基础上,以1923-1949年为时间节点,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等方法,勾勒四种期刊的历史发展进程,比较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编辑出版主体与客体方面的异同,并追寻这四种期刊作为体现民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在学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怎样影响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藉此总结四种学术期刊在期刊史和学术史上产生的作用和意义,为现代学术期刊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积极主动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价值与实践借鉴。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四种学术期刊各自的创刊过程与基本情况的介绍。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创建及《国学季刊》的制度规定；燕京哈佛学社的建立及其与《燕京学报》的关系；《清华学报》的复刊过程,中央研究院及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创办。第二部分,论述四种学术期刊主编的学术思想及其与刊物宗旨的关系,同时,利用四种期刊作者发表文章的数量,分析比较四种期刊作者群体的分布情况、构建方式的异同,以探析围绕期刊展开的编、着学术共存之关系。论文认为,四种期刊的主编经历了从学术眼界一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上的区别于传统学术与文化的现代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引导了刊物的现代性学术方向。除了编辑群体之外,《国学季刊》比较重视以国内外在相关学术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作为作者对象,《燕京学报》倾向于发掘学术新人与培养少壮学者；《清华学报》主要以清华大学同人作为作者群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创刊前期以高校顶尖学者充实作者队伍,后期则主要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担任作者群体。四种期刊学术共同体的不同组建方式对近代学术的转型均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部分,围绕四种学术期刊的编辑宗旨,将刊物置于现代学术分科的背景下,以文本解读为主,比较分析四种期刊各自的学术内容、传播特色的异同及其对学术转型的影响。论文认为,历史学、语言学文章在四种刊物中占有较多分量,除此之外,《国学季刊》刊发了大量金石学、古器物学的文章；《燕京学报》注重在文学和艺术学,特别是戏曲方面的研究,刊载了许多该学科的奠基之作；而侧重于社会调查,一些对改善国计民生有实际借鉴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是《清华学报》所关注的重点；《史语所集刊》则结合史语所内学术研究工作,在通过调查、实验获得新资料基础上,成为近代开展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尽管四种期刊在学科领域上各有侧重,但因其文本都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新的视角和注重对国内外学术前沿的把握与推介,为中国学术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对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四部分,主要对四种期刊的编排版式和运营模式展开比较论述,剖析其编辑出版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历程。四种期刊在不拘文体格式、采用横行排版和新式标点的总体格局下,又在封面、页码、插图、索引等编排细节上显示出不同的特色。这种对期刊外部形式的变革,本身就代表了传统学术期刊的转型。同时,四种期刊在经费、印刷、发行、销售等出版各个流程中的组织与安排,也使得刊物具有了现代期刊出版市场化的雏形。第五部分,总结四种期刊在学术史和期刊史上的历史意义及对于当代学术期刊出版的启示与借鉴。
孟德楷[6]（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张冬冬[7]（2012）在《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本选题是以研究战国、秦以降典籍所载古代史书书署制度文献为经，尝试以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简牍书迹实物的整体作为主体考察材料，主要从①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②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③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④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⑤20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⑥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⑦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⑧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与其书署形制的特点，⑨周代外史（大学）“掌达书名于四方”的“谕书名”教育，同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之间的关系，⑩书署课吏制度中“兼会杂体”与“正文字”对书法史五体并存的影响。等10个方面来探讨和论述：简牍书署制度的存在状况以及对早期中国字体的演变与书法史以及魏晋以降书法“名家流派时代”的决定性意义为主要目的。
林锦江[8]（2012）在《罗布嘛呢括罗：藏族观音信仰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早在上世纪中期,有关观音菩萨的研究,在国内及包括港澳台在内都未能得到广范的关注。然而在上世纪末的二十年,以及第二个千禧年的头十年,在国内的改革开放及宗教政策的落实,观音菩萨或作为一个信仰体系的观音信仰,已成为宗教人士或学者的研究对象。国内对于观音菩萨及观音信仰的宏观和微观的宗教研究或学术研究,都以惊人的速度蓬勃起来,得到一批批的学术成果：同样国外就这方面的研究,也随着佛教向欧美的西传及兴盛后,也获得广泛注意和发展。然而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对藏族观音信仰文化的研究,仍可加强关注。本论文期望可以为藏学界对藏族观音信仰文化研究,作一个较系统而全面的探索报告,包括了理论、实践和造像等宗教元素,以及相关的宗教文化内容。此外,对于一本流传于藏地,包括了藏地观音信仰的广泛内容的“伏藏”文献《嘛呢全集》,在一个世纪前海外已有学者开始进行部份的研究；在汉地亦于近年开始受到部份学者的注意。本文亦希望引起学界对《嘛呢全集》的注意,而不让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专美,将《嘛呢全集》加以整理归类,分类研究,让更多学者对此有更大的兴趣进而深入的认识。作者通过藏族观音信仰的研究,了解观音信仰在藏民族广范发展的历史进程、赖以成功的因素及条件。除这种信仰文化的自身的宗教价值外,它对该民族发展的意义、价值和影响,如何肩负社会、民族和政治的任务,这也是本文所期望了解的。此外,更要揭示出一种通过交融、吸收、结合而成的,富有鲜明的高原色彩和浓烈的民族风格。从本土化的发展过程的探索,可以认识藏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发展和民族固有的智慧和睿智,这种智慧就是以特有的民族气质、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来统驭或运用佛教,给予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留下民族的烙印。通过这份研究,说明藏地观音信仰既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点,又得到其他民族的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来丰富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提高到新的高度。更说明了藏族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长以补自己之短的民族,是一个向上的、朝气蓬勃的民族。本文是以流传于藏地上的观音信仰文化作为研究主体,通过文献探索作为依据,包括藏文文献、汉文文献、外文文献、伏藏《嘛呢全集》、历辈的达赖喇嘛传记,及历史着作为开始。作者参考国内研究汉地及藏地观音信仰的不同成果,及国外同样的研究成果,作为借鉴及研究的基础,以了解这个信仰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首先对国内外的观音信仰和藏地观音信仰作一个回顾,特别是后者的研究状况,作为一个研究的起点。论文首先探讨藏族伏藏文献的出现及其研究价值。然后将《嘛呢全集》中的内容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了解,包括：观音二十一显经密续的翻译及内容介绍、《嘛呢全集》中藏族起源与观音菩萨的关系、《嘛呢全集》提出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化身藏地教化众生、《嘛呢全集》提倡的（六字大明咒）功德和《嘛呢全集》的密宗修持法。这样也是作为藏地观音信仰的宗教文化方面的元素的认识。论文下篇的主题是观音信仰在藏地本土化的历史发展。首先了解了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有关观音崇拜的状况。下篇的内容有五世达赖对观音信仰的推动工作及相关的影响,这包括对宗教价值、历史意义以及现实的政治利益和民族发展的利益的影响。藏族起源与观音菩萨的关系,观音菩萨如何从一个外来的神祗可以变身为藏族的始祖和保护神灵。接着探讨观音菩萨如何从神坛中化身演变成西藏的政治权威。随着观音信仰进入了民间社会,发展成本土化的度母崇拜,了解观音并未有像汉地观音信仰演变成女性化的神灵。观音造像的图像发展以及作为观音道场的布达拉宫也是研究的对像。布达拉宫凝结着藏族劳动人民智慧又渗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文中探讨了布达拉宫的历史发展及其在藏传佛教圣地的地位。结论部份,说明藏地观音信仰文化一种通过交融、吸收、结合而成的,富有鲜明的高原色彩和浓烈的民族风格和留着民族烙印的宗教文化和历史文化。
潘荣华[9]（2010）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徐信华[10]（2010）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视角》文中认为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间的关系,总结其历史作用、特点、历史经验,分析其历史局限,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绪论部分对选题作详细说明,界定相关概念,分析选题缘由和意义,综述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基本框架。第一章描述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概况,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区分为中央报刊、青年及学生报刊、工农报刊,介绍其代表性刊物的创刊、发行与发展等基本情况。第二章从总体上阐释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间的关系,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第三章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主要撰稿人,简要地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读者群体,提出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以思想进步的青年为直接阅读者,以广大的工农群众为间接阅读对象,兼顾向其他受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第四章梳理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青年及学生报刊、工农报刊的主要内容,对报刊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实际等方面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和总结。第五章集中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历史作用、特点、历史经验及历史局限。（一）分析中央报刊、青年及学生报刊、工农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角色,并对各种不同类型报刊所刊登文章的类型进行统计分析,直观地展示其历史作用。（二）提出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具有鲜明特点：在思想宗旨上,强调无产阶级立场；在内容功能上,定位明确清晰；在出版发行上,充分利用了公开和秘密两种形式；在读者群体上,具有发散性和广泛性；在不同区域中的发展不均衡,因而对各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也有区别。（三）总结其历史经验,即：把握中国社会革命发展趋势,服务于社会变革的需求,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注重理论阐释的通俗化和生活化,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接近大众,为大众所认同；植根于对实践的研究和调查,使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强调自我建设,构筑了巩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注重对基本理论的阐释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坚持依靠群众办报。（四）剖析其历史局限,即：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理论准备有所不足；注重通俗性和口语化,但仍然无法完全满足群众需求；无法完全按计划出版和发行,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顺利发展带来一定影响。最后是结束语,主要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若干启示,即：要充分利用新媒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将理论严整性与宣传通俗性结合起来；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起来；要培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有的放矢以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佳效果。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理论、方法及内容 |
| 四、主要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利美”观源流 |
| 第一节 “利美”观与佛经中的“利美” |
| 一、“利美”概念及其内涵 |
| 二、佛教典籍中的“利美”观 |
| 第二节 藏传佛教历史上的“利美”观 |
| 一、赞普时期的“利美”启蒙(7 世纪-10 世纪) |
| 二、后弘多教派格局的形成 |
| 三、元明两朝及清初藏传佛教“利美”思想 |
| 第三节 昌波掘藏师的“利美”观 |
| 一、昌波掘藏师西绕威色 |
| 二、“八大修传”系统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19 世纪的“利美”活动 |
| 第一节 、19 世纪德格甲波时期“利美”观兴起的缘由 |
| 一、蒙古固始汗的军事行动 |
| 二、德格甲波及其政教联盟 |
| 第二节 弥旁的“利美”上师 |
| 一、绛阳钦则旺波 |
| 二、工珠·云丹嘉措 |
| 三、巴珠·吉美曲杰旺波 |
| 四、拉布·旺青杰绕多吉 |
| 五、19 世纪“利美”活动的特点 |
| 第三章 居·弥旁的家族和弥旁生平 |
| 第一节 居氏家族的历史 |
| 一、关于居.弥旁传记中的“阿加珠氏” |
| 二、有关《居氏族谱》与居氏 |
| 三、居氏与阿加哲的关系 |
| 第二节 弥旁的父母与弥旁生平 |
| 一、弥旁的父母 |
| 二、居.弥旁的生平 |
| 第四章 居·弥旁的“利美”着作 |
| 第一节 《弥旁文集》的形成和内容 |
| 一、 《弥旁文集》的形成 |
| 二、版本与内容 |
| 第二节 “利美”佛学着作 |
| 一、弥旁“利美”着作背景 |
| 三、弥旁降央朗杰嘉措的知识总汇-《智者入门论》 |
| 四、弥旁洛桑尼玛与《宗喀巴赞》 |
| 五、弥旁的量论着作 |
| 六、弥旁的《慈氏五论》注疏 |
| 七、对宁玛派传统的继承 |
| 八、弥旁对新密的诠释 |
| 第三节 弥旁的世俗文化着作 |
| 一、语言学作品 |
| 二、医学着作 |
| 三、历算着作 |
| 四、占卜类文本 |
| 五、工巧明文本 |
| 六、诗学着作《修辞学明镜疏》 |
| 八、小结 |
| 第五章 居.弥旁的“讲辩修”三事及“利美”观 |
| 第一节 “利美”地讲经说法 |
| 一、讲经传统的继承 |
| 二、四无碍智 |
| 三、弥旁的文化讲授 |
| 第二节 弥旁的“利美”法辩 |
| 一、弥旁辩论的背景 |
| 二、弥旁的辩论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利美”观修 |
| 一、依止本尊文殊 |
| 二、格萨尔王崇拜 |
| 三、十三年在“噶莫达仓”的修行 |
| 第六章 弥旁“利美”观的继承和意义 |
| 第一节 弥旁“利美”观的传承和影响 |
| 一、弥旁的“利美”观 |
| 二、弥旁“利美”观的传承 |
| 第二节 对弥旁的评价和弥旁“利美”观的意义 |
| 一、对弥旁的评价 |
| 二、弥旁“利美”观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佛教艺术之建筑 |
| 1.1.1 “艺术”、“美”之考 |
| 1.1.2 样式、tectonic、以及物质文化 |
| 1.2 再考韩国佛教史文献 |
| 1.2.1 《三国史记》考 |
| 1.2.2 《三国遗史》考 |
| 1.3 韩国佛教史学与佛教建筑史学的历程、以及时代区分 |
| 1.3.1 韩国佛教史的时代区分 |
| 1.3.2 韩国佛教建筑史 |
| 1.4 关于宗派以及来华求法僧的先行研究小考 |
| 1.4.1 宗派 |
| 1.4.2 求法僧人的研究 |
| 1.5 佛教复兴时期的历史观-从Benjamin的《These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学习 |
| 1.6 金堂考 |
| 1.6.1 现代韩国建筑史界的常用词 |
| 1.6.2 韩日古文献中金堂以及起源 |
| 1.6.3 关于金堂之初步结论: |
| 1.7 着手前言 |
| 1.7.1 佛教建筑史研究的难点 |
| 1.7.2 Bilingualism |
| 第2章 初传时期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 |
| 2.1 原始建筑至乐浪建筑 |
| 2.1.1 原始建筑 |
| 2.1.2 乐浪文化及建筑的影响 |
| 2.2 高句丽坟墓壁画与考古遗址 |
| 2.2.1 高句丽古坟及壁画中的建筑 |
| 2.2.2 内外层双槽平面 |
| 2.3 初传与各国公认( 4、5 世纪) |
| 2.3.1 高句丽 |
| 2.3.2 百济 |
| 2.3.3 新罗 |
| 第3章 古三国的王权强化及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 3.1 转轮王小考 |
| 3.1.1 韩国古三国“全轮圣王”之概念的流通与实现 |
| 3.2 高句丽七宝行事图与八角佛塔 |
| 3.2.1 5 世纪高句丽古坟壁画与七宝行事图 |
| 3.2.2 高句丽八角塔与北凉石塔 |
| 3.3 百济大通寺、王兴寺及弥勒寺 |
| 3.3.1 早期百济佛教思想及建筑 |
| 3.3.2 大通寺考 |
| 3.3.3 王兴寺 |
| 3.3.4 弥勒寺 |
| 3.4 新罗芬皇寺和皇龙寺 |
| 3.4.1 古新罗中期出现的佛教式王名 |
| 3.4.2 善德女王和慈藏 |
| 3.4.3 芬皇寺及皇龙寺塔 |
| 第4章 法水东流—大乘佛教物质文化的东渐 |
| 4.1 关于佛教信仰空间的诞生 |
| 4.1.1 大月氏·贵霜起立的佛教造型 |
| 4.1.2 寺与伽蓝 |
| 4.1.3 塔与窣堵波 |
| 4.2 伽蓝配置 |
| 4.2.1 东亚佛寺遗址中所见的伽蓝布局的变化 |
| 4.2.2 品字形塔堂配置的背景考 |
| 4.3 立刹及九层佛塔 |
| 4.3.1 舍利信仰与造塔 |
| 4.3.2 方形塔 |
| 4.3.3 7 世纪在海东流行的九层木塔 |
| 4.3.4 高层砖塔的出现-芬皇寺石塔 |
| 4.4 以瓦解释 |
| 4.4.1 在朝鲜半岛屋瓦的出现与普及 |
| 4.4.2 中国南朝“瓦作”的受容及传播-大通寺式瓦 |
| 4.4.3 南朝梁之影响 |
| 4.5 佛国时期的理想城市“长安” |
| 4.5.1 新罗人的“长安” |
| 4.5.2 室罗伐-佛教传入及王京的变化 |
| 4.5.3 6-8 世纪“长安模式”的东亚都城 |
| 第5章 莲花满开—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艺术 |
| 5.1 留学僧与教学发展 |
| 5.1.1 7、8 世纪“华严Avata?saka”的流行及影响 |
| 5.1.2 元晓和新罗华严学的成熟 |
| 5.1.3 法华在新罗 |
| 5.1.4 华严十刹考以及初期华严寺院 |
| 5.2 石塔之国 |
| 5.2.1 木塔转变石塔 |
| 5.2.2 百济定林寺石塔 |
| 5.2.3 统一新罗石塔的典型化 |
| 5.2.4 三层塔的造塔依所经考 |
| 5.3 双塔形制 |
| 5.3.1 对于双塔式伽蓝的先行研究 |
| 5.3.2 新罗双塔式伽蓝遗址的现况与分布 |
| 5.3.3 7、8 世纪在东亚流行的双塔形制及新罗的特点 |
| 5.3.4 统一新罗双塔形制起源说考 |
| 5.4 佛国寺与石佛寺 |
| 5.4.1 关于佛国寺与石窟寺的先学研究成就 |
| 5.4.2 统一新罗时期的佛国寺 |
| 5.4.3 由朝鲜时期至今的佛国寺 |
| 5.4.4 解读佛国寺设计概念 |
| 5.4.5 石窟寺石室设计 |
| 5.5 释迦塔及多宝塔 |
| 5.5.1 韩国庆州多宝塔形象起源小考 |
| 5.5.2 西石塔及无垢净光塔 |
| 第6章 “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 6.1 宗派化的禅宗历史与其物质文化 |
| 6.1.1 派别 |
| 6.1.2 宗谱与“立塔树碑”僧塔的出现 |
| 6.2 在唐僧塔形制的演变 |
| 6.2.1 长安地区的早期僧塔 |
| 6.2.2 中国式葬礼传统与单层禅宗墓塔 |
| 6.2.3 神会以后-湘赣地区的僧塔 |
| 6.3 .罗末丽初八角亭形僧塔史的再考 |
| 6.3.1 来华求禅灯的新罗僧侣 |
| 6.3.2 迦智山宝林寺-正统禅灯在朝鲜半岛 |
| 6.3.3 八角亭式僧塔的形制与分布 |
| 6.3.4 乘广禅师塔及塔碑 |
| 6.3.5 考辨草堂寺鸠摩罗什舍利塔 |
| 6.4 新教理的新式佛寺 |
| 6.4.1 古佛与露柱 |
| 6.4.2 新罗末禅寺与湘赣禅寺 |
| 6.5 五代传灯中心雪峰山 |
| 6.5.1 唐末五代时期东亚佛教中心—雪峰山门 |
| 6.5.2 《祖堂集》和南宗禅雪峰系 |
| 6.5.3 高丽国初期法眼宗的兴起及其寺址 |
| 6.5.4 雪峰寺之古貌 |
| 6.6 中国南方建筑文化对韩国古建筑的影响 |
| 6.6.1 韩国古建筑中可见的中国南方建筑因素 |
| 6.6.2 航海时代的中韩文化交流线 |
| 6.7 小结:传灯的物质证据 |
| 第7章 结论 |
| 7.1 韩国佛教史及金堂 |
| 7.2 初传时期朝鲜半岛建筑 |
| 7.3 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 7.4 法水东流 |
| 7.5 莲花满开 |
| 7.6 “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 7.7 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1.绪论 |
| 2.初传时期朝鲜半岛的建筑文化 |
| 3.古三国的王权强化及佛教圣王思想的普及 |
| 4.法水东流 |
| 5.莲花满开 |
| 6.“禅宗”的诞生及传灯 |
| 图片目录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附录 E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民国学术期刊研究 |
| (二) 关于学术转型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文献法与归纳对比法相结合 |
| (二) 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相结合 |
| 四、本文创新点 |
| (一) 选题的创新 |
| (二) 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一章 四刊创刊始末 |
| 一、北京大学国学门与《国学季刊》 |
| 二、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学报》 |
| 三、《清华学报》的创刊及复刊 |
| 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史语所集刊》 |
| 小结 |
| 第二章 学术转型视野下四刊编着群体之比较 |
| 一、主编学术理路与期刊宗旨的契合 |
| (一)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传统学术体系的解构和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 |
| (二) 《燕京学报》主编及刊物“辨伪”、“疑古”、“比较”的编辑旨趣 |
| (三) 《清华学报》主编及刊物基于实地调查的社会科学编辑趋向 |
| (四)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与《史语所集刊》对新材料、新工具的重视 |
| 二、编着群体的分布情况及建构方式 |
| (一) 《国学季刊》以编者为主、以海内外顶尖学者为辅的组建方式 |
| (二) 《燕京学报》注重培育新人作者群体的构建方式 |
| (三) 《清华学报》内向性的作者群体构建方式 |
| (四)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分阶段的作者群体构建方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学术转型视野下四刊文本特征的异同 |
| 一、四刊栏目设置的比较及其与学术转型的关系 |
| (一) 有明显栏目区分的《燕京学报》与《清华学报》 |
| (二) 无明显栏目设置的《国学季刊》与《史语所集刊》 |
| 二、四刊学科领域的侧重及其与学术转型的关系 |
| (一) 《国学季刊》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 (二) 《燕京学报》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 (三) 《清华学报》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 (四) 《史语所集刊》学科领域的分布及学术内容的特色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刊编排版式与运营模式的异同 |
| 一、版式设计 |
| (一) 外封设计 |
| (二) 版芯设计 |
| 二、运营模式 |
| (一) 经费管理 |
| (二) 印刷与发行 |
| 小结 |
| 结语与启示 |
| (一) 学术期刊出版应该重视并发挥主编的实质作用 |
| (二) 学术期刊应该审慎设立符合实际的评价标准 |
| (三) 学术期刊应该积极探索“编营分离”的出版模式 |
| 附表：《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作者、文章总索引 (1923-1949)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经历 |
| 致谢 |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研究状况概述 |
| 1.2 本研究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3 本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 |
| 第二章 用简用牍及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综述 |
| 2.1 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 |
| 2.2 简牍年代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 2.3 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 2.4 用简、用牍制度的起源 |
| 2.5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 |
| 2.5.1 楚地出土简册年代学综论 |
| 2.5.2 出土战国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早期、中期前段至中期 |
| 2.5.3 出土战国楚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后段至中期偏晚 |
| 2.5.4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晚段竹书的代表 |
| 2.5.5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战国晚期早段至晚期 |
| 2.5.6 系年未能确定或信息不全面的部分战国楚地出土简册 |
| 2.6 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 |
| 2.6.1 战国楚系简牍文字概念的界定 |
| 2.6.2 战国简牍楚系文字字体的书写特征 |
| 第三章 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 |
| 3.1 先秦佚籍文献、卜筮祭祷与司法文书等三类写手间的联系及其书署形制特点 |
| 3.2 简牍书署制度中的先秦两汉古佚籍抄件特点 |
| 3.3 文献中书署制度的主体与先秦简牍实物中的签署人 |
| 3.4 周代小学六艺教育中的“书名”传习及书写实物的对应考察 |
| 3.5 包山 M2 楚墓所出土文书类及卜筮祭祷类简文，所见署名分类及战国简牍书署制度的探讨 |
| 3.5.1 包山 M2 楚墓出土文书简简文后署名的分类与书写风格的划分 |
| 3.5.2 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筮祷祠简简文中的署名之分类及书写风格的划分 |
| 第四章 秦及两汉时期——简牍书署制度的完成 |
| 4.1 “掌官书以赞治”的周代史官与秦汉衙署府史、胥吏的“史书而仕宦”的传承关系 |
| 4.2 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 |
| 4.3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出土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4.3.1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秦至始皇前期 |
| 4.3.2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秦始皇嬴政至二世时期 |
| 4.3.3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秦与西汉之相交叠时期 |
| 4.4 秦系简牍署书文字实物的时代下限 |
| 4.4.1 秦系简牍文字的专称——“署书”概念的界定与近年来考古所见实物的关系 |
| 4.4.2 秦系简牍署书的书写特点 |
| 4.5 秦汉宦学教本——早期习书的“法帖” |
| 4.5.1 《为吏之道》作为秦代学吏制度习字教本的文献依据 |
| 4.5.2 《为吏之道》在书写风格及字形结体上同其它秦汉简牍抄件的联系 |
| 第五章 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1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江流域汉代墓葬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1.1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含帛书）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西汉早期至武帝期 |
| 5.1.2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 |
| 5.1.3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 |
| 5.1.4 两汉简牍部分详细系年待公布或无法确定者 |
| 5.2 20 世纪初以来，西北地区汉代边塞遗址简牍（含纸文书）的发现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2.1 敦煌汉简部分 |
| 5.2.1.1 1949 年以前，有关敦煌及部分楼兰遗址出土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5.2.1.2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敦煌汉简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成果 |
| 5.2.1.3 1949 年以来，新发现敦煌汉简的发掘与整理 |
| 5.2.2 罗布淖尔汉简部分 |
| 5.2.3 居延汉简部分 |
| 5.2.3.1 1949 年以前，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5.2.3.2 1949 年以来，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图版与释文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
| 5.2.3.3 1949 年以来，台湾对旧居延汉简图版及释文的最新研究成果 |
| 5.2.3.4 新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工作的进展 |
| 5.2.4 1949 年以来，甘肃省东部——武威地区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
| 5.2.5 1949 年以后，西域地区于阗、尼雅等地区出土汉简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第六章 简牍制度在两汉的形成 |
| 6.1 古代简牍制度文献的比勘、研究与分析 |
| 6.2 从简牍出土实物与文献的比勘，看简牍制度的形成 |
| 6.3 汉代简牍署书体——“八分”的起始年代问题 |
| 6.4 20 世纪以来出土简牍中所载秦汉字书兼法帖：《仓颉篇》书体之研究 |
| 第七章 简牍书署制度对名家流派书法时代的决定性影响 |
| 7.1 简牍书署制度对秦汉书法风格的决定性影响 |
| 7.2 简牍缀联与后世书法作品的行款 |
| 7.2.1 简牍缀联与书写顺序 |
| 7.3 史“掌官书以赞治”的化石性标志——简牍书迹行款中装饰性笔画：掠磔饰笔 |
| 7.3.1 问题的提出 |
| 7.3.2 掠磔笔画在两汉简牍书迹中出现的规律 |
| 7.3.3 装饰性掠磔笔划在两汉简牍书迹章法中的作用新探 |
| 7.3.4 “掠磔笔划”的渊源及其与隶变的关系 |
| 7.3.5 书简书牍制度对秦汉其它写件的影响 |
| 7.4 秦汉简牍文书习语与汉代早期草书形成的关系 |
| 7.4.1 西汉早期简牍草书体系年的考察 |
| 7.4.2 简牍文书中习语与简署书体书写草化之间的关系 |
| 第八章 三国、两晋及六朝——简牍与纸张的交替时代 |
| 8.1 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 |
| 8.1.1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吴至十六国时期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8.1.2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晋六朝简牍的简牍学特征及类型学分类 |
| 8.1.3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两晋时期无法系年的简牍 |
| 8.2 20 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8.2.1 1949 年以前，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8.2.2 1949 年以来，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
| 8.2.3 1949 年以后，新疆楼兰地区出土简牍的发现与整理工作 |
| 8.3 书署字体在简牍制度探讨上的重要地位 |
| 8.3.1 简牍书署制度的研究对探讨书法艺术基本美学的重要意义 |
| 馀论 |
| 论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发表的学术专着、论文目录 |
| 摘要 Abstract 上篇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相关动态 |
| 一、国内汉藏观音信仰研究 |
| (一) 国内观音信仰研究 |
| (二) 国内观音造像学研究 |
| (三) 国内与观音信仰相关的其他研究 |
| 二、国外藏族观音信仰研究 |
| (一) 二十世纪前国外对藏族观音信仰的一些零散研究 |
| (二) 国外对《嘛呢全集》的研究 |
| (三) 近年国外对藏族观音信仰及相关内容的研究 |
| (四) 国外对藏族观音造像的图像学研究 |
| 三、结论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对象 |
| 三、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预期目标 |
| 第二章 以《嘛呢全集》为中心的藏地观音信仰文化的探讨 |
| 第一节 观音信仰在印度的起源和佛教传入藏地的过程 |
| 一、观音信仰的古印度渊源 |
| 二、观音在古印度佛教中的形象 |
| 三、观音在古印度佛教中所处的地位 |
| 四、佛教与观音信仰传入藏地的简介 |
| (—) 佛教传入藏地的过程探究 |
| (二) 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发展 |
| (三) 观音经典及信仰的传入 |
| 第二节 “伏藏”的出现、历史发展及研究价值 |
| 一、“伏藏”的出现及历史发展 |
| 二、从汉地的“伪经”对“伏藏”的启示 |
| 三、有关《嘛呢全集》的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嘛呢全集》的发掘者、结构、分类体系及内容简介 |
| 一、《嘛呢全集》的发掘者 |
| 二、体制及内容简介 |
| 三、对《嘛呢全集》的评价 |
| 第四节 《嘛呢全集》的观音信仰介绍 |
| 一、观音二十一经续的翻译及内容介绍 |
| (一) 观音二十一种经续的翻译 |
| (二) 观音二十一经续内容的介绍 |
| 二、《嘛呢全集》中藏族起源与观音菩萨的关系 |
| 三、《嘛呢全集》提出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化身藏地教化众生 |
| 五、《嘛呢全集》的密宗修持法 |
| 第三章 观音信仰的推动者：五世达赖喇嘛 |
| 第一节 阿旺洛桑嘉措的家学 |
| 第二节 执掌政教两大权力的过程 |
| 第三节 政治领袖的教政 |
| 第四节 观音“坛城”的“坛主” |
| 第四章 观音在藏地本土化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观音信仰在汉地以外本土化的概览 |
| 第二节 藏族本土化的特色 |
| 一、观音菩萨被请进藏族成为藏族的元祖 |
| 二、观音菩萨在西藏的两位着名化身 |
| 三、观音信仰藏族本土化的度母崇拜 |
| 四、本土化的观音道场 |
| 五、其它 |
| 六、结语 |
| 第三节 藏族起源论与观音信仰 |
| 一、关于藏族起源的卵生传说 |
| 二、关于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繁衍藏人的传说 |
| 三、“猕猴繁衍人类”故事出处与《嘛呢全集》 |
| 四、观音信仰影响藏人始祖猕猴繁衍藏民族的发展分析 |
| 五、“观音化身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理论的社会功能 |
| 六、结论 |
| 第四节 观音菩萨和其他菩萨化身的政治权威 |
| 一、《嘛呢全集》的松赞干布与观音菩萨的关系 |
| 二、《西藏王臣记》对观音菩萨和其他菩萨化身的政治权威的诠译 |
| 三、历世达赖喇嘛是观音化身说 |
| 第五节 本土化下的度母崇拜 |
| 一、前言 |
| 二、度母信仰的起源与在印度流行的情况 |
| 三、度母信仰传入西藏的情况 |
| 四、绿度母和白度母的信仰 |
| 五、结语 |
| 第六节 观音造像的图像发展 |
| 一、佛教造像的效用 |
| 二、吐蕃时期的观音造像 |
| (一) 布达拉宫观音圣像—圣罗格肖热像 |
| (二) 阿里普兰观音 |
| (三) 分布于其它藏区内的吐蕃时期的观音造像 |
| (四) 吐蕃时期的金铜观音造像及“擦擦”的观音造像 |
| (五) 《嘛呢全集》里的观音造像 |
| (六) 其他流行的观音造像 |
| (七) 结语 |
| 第七节 本土化的观音道场 |
| 一、从内地的观音菩萨道场的普陀山说起 |
| 二、布达拉宫简史 |
| 三、昔日的辉煌 |
| 四、曲吉竹普和帕巴拉康 |
| 五、吐蕃山崖式建筑文化底蕴与观音崇拜的结合 |
| 六、五世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的底蕴 |
| 第五章 观音信仰对藏族社会的宗教、社会及民族发展的功能 |
| 第一节 藏族观音信仰提供的个人心理慰藉与终极关怀的功能 |
| 第二节 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以达致的社会稳定作用 |
| 第三节 社会整合功能 |
| 第六章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1：图版 谢词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近代报刊、西医报刊、西医传播和报刊传播西医的研究 |
| (二) 相关近代医学史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文努力的方向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
| 第一章 传教士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之先河(1807-1911年) |
| 一、动机与路径:西医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
| (一) 藉医传教: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艰难博弈 |
| (二) 传播路径:从医疗空间到舆论空间的多维渗透 |
| 二、传教士:报刊传播西医之发端 |
| (一) 报刊:一种面向中国人的新型传播媒介 |
| (二) 西医传播:从综合报刊到专业报刊的嬗变 |
| 三、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国人自办启蒙报刊传播西医之早期动员(1886-1911年) |
| 一、尹端模:第一份自办医刊的创办者 |
| 二、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以《医学卫生杂志》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中心 |
| (一) 从革命报人到着述医: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 |
| (二) "着述医"陈垣的医学着述及其历史影响 |
| 三、赴日留学:德日西医体系的传入 |
| (一) 留学日本:国人留学习医的"终南捷径" |
| (二) 日本: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外努力 |
| (三) 上海: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内探索 |
| 四、自办西医启蒙报刊的示范意义 |
| 第三章 以城市为中心西医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12-1949年) |
| 一、民国时期西医报刊历史传承的特点 |
| (一) 时空分布 |
| (二) 阶段性顿挫和持续性发展 |
| (三) 地域性分异和网络化扩散 |
| 二、上海: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确立及其动因 |
| (一) 经济繁荣的拉动 |
| (二) 西学东渐的推动 |
| (三) 西医群体的努力 |
| (四) 租界卫生的示范 |
| (五) 政府决策的导引 |
| 三、抗战时期传播中心的西移及其影响 |
| (一) 抗战时期传播中心西移的原因 |
| (二) 传播中心西移的重要意义 |
| (三) 传播中心西移后西医传播内容的拓展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的勃兴(1931-1949年)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卫生报刊的萌芽及其防疫宣传 |
| (一) 卫生专业报刊的萌芽 |
| (二) 综合性报刊的防疫动员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发展及其卫生宣教 |
| (一) 新四军二、三师的《医务生活》与《先锋医务》 |
| (二) 山东军区的《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和《胶东医刊》 |
| (三) 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卫生》及其它综合性报刊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拓展 |
| (一) 《山东卫生》 |
| (二) 《健康报》(复刊) |
| (三) 《野战卫生》与《中南卫生》 |
| 四、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的历史经验 |
| (一) 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身体力行 |
| (二) 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跟进 |
| (三) 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党报专刊 |
| (四) 目标明确,突出重点 |
| (五) 科学实用,务求实效 |
| 第五章 多主体传播格局下中国近代医学的走向(1912-1949) |
| 一、多元主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医校报刊蓬勃发展 |
| (二) 社团报刊脱颖而出 |
| (三) 专科报刊异军突起 |
| (四) 卫生副刊异彩纷呈 |
| 二、教育传播的国家化与西医群体的成长——以校办报刊为中心 |
| (一) 教育体制的转换及其对西医教育的影响 |
| (二) 医校报刊的繁荣 |
| (三) 医校报刊成为西医群体成长的舞台 |
| 三、现代医学体制的移植与再造——以专业社团的学术期刊为中心 |
| (一) 中华医学会与西医体制的构建 |
| (二) 中华护士会与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
| (三)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生理学的奠基 |
| (四) 中华民国药学会与中国药学的肇兴 |
| 四、传统卫生模式的颠覆与超越——以民间社团的普通报刊为中心 |
| (一) 政府施为与社会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之滥觞 |
| (二) 让公众理解传染病:以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例 |
| (三)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以节育运动和慈幼运动为例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及其研究现状分析 |
| 二、相关概念及其关系 |
| 三、选题意义、重点、难点和拟创新之处 |
| 四、本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概况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产生与分布 |
|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出现 |
| (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分布 |
|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其他政治性报刊之比较——以上海地区为例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概况 |
| (一) 《新青年》的演变及其发行 |
| (二) 《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和发行 |
| (三) 《向导》周报的创刊和发行 |
| (四) 《前锋》月刊的创刊和发行 |
| (五) 《热血日报》的创刊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学生报刊概况 |
| (一) 《先驱》的创刊与发行 |
| (二) 《中国青年》的创刊及发行 |
| (三) 《中国学生》的创刊与发行 |
|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工农报刊概况 |
| (一) 《劳动界》、《劳动者》与《劳动音》的创刊及宗旨 |
| (二) 《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与《中国工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报刊的发展 |
| (三) 《中国农民》与《犁头周报》——农民报刊的创办与发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首要任务 |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 |
|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重要使命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 |
| (一)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
| (二) 积极推介马克思主义书报刊物 |
| (三)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准备了优秀人才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主要撰稿人及读者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及对象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主要撰稿人 |
| (一)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 |
| (二)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 |
|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其他主要撰稿人 |
| (四)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主要撰稿人群体特征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读者群体 |
| (一) 直接阅读对象:思想进步的青年 |
| (二) 间接读者群体:广大工农 |
| (三) 其他受众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构成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的主要内容 |
| (一) 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二) 阐释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 |
| (三) 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
| (四) 介绍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知识 |
| (五) 介绍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
| (六) 宣传中国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学生报刊的主要内容 |
| (一) 关注引导现实青年运动 |
| (二)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 |
| (三)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 |
| (四) 总结劳动运动经验,普及劳动运动知识 |
| (五) 研究学生运动,刊布学生活动信息,总结学生运动的策略 |
| (六) 研究反帝运动的方法策略,号召学生投入反帝运动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工农报刊的主要内容 |
| (一) 阐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启发工农的阶级觉悟 |
| (二) 宣传工农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
| (三) 关注工农运动实际斗争,总结工农运动的经验教训 |
| (四) 重视对工农情况的调查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评析——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视角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作用 |
|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分析 |
| (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作用 |
|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学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作用 |
| (四)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农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作用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经验及其局限 |
|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 |
| (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
|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局限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