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阳[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为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缩小各区域之间的差距,中国长远而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区域发展的探索从未间断,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探索区域协调发展,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之间的差距。但,在真正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方面中国依旧面临着重大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发展战略,现正处于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继承、发展和创新之间的发展战略关系,而且还反映出党和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在不断的加速,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在不断的深入。本文基于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相关概述。从学术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基础,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变。以邓小平“两个大局”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江泽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以及胡锦涛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为主线,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战略思想的演变过程,同时指出了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新探索。（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经验启示与未来展望。从“人民为中心”、“不同时代特征确定不同的思想战略”以及“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角度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经验启示。从鼓励东部地区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坚持更大的改革和开放力度,均衡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极、贯彻三大战略,深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促进陆海统筹发展、促进区域发展精准化,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方面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展望。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于畅[3]（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演进及时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所提出的区域合作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携手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构想。“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凭空产生,在历史渊源上它与“古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古代丝绸之路从兴起到兴盛再到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所致使丝绸之路几乎中断,再到新中国成立,重拾外交,注重对外贸易,直至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强调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沉浮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与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胡锦涛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还是区域发展理论的演进,它们与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关系,是历史的演进、理论的演进,也是实践的演进,是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主张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落实“第一个大局”的建设,使中国区域发展进入非均发展阶段;“两个大局”建设推进到新世纪,江泽民强调解决东西地区发展差距问题,适时开展“第二个大局”的相关工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不仅东部和西部要开放要发展,还注重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因此他提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国内和国际的现实状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继承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基础上对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更是站在国际的舞台,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理念所作出的中国式努力,真正体现了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情怀。
苏杰[4]（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李杰[5]（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王小宁[6]（2019）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健康是人的基本诉求与权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公众健康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两大因素。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能通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环境质量进而有效改善公众健康,因此探索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文献评述—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的现状及问题—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基于经济增长的多维度,首先全面评估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将经济增长作为促进公众健康的主要路径,揭示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并由此得出优化环境规制保障公众健康的路径。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主要内容如下:从保障公众健康是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出发,本文将环境规制概念界定为: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而保障公众健康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我国当前环境政策实践来看,环境保护法主要关注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保障公众健康虽然列入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尚未真正进入法律制度安排,而学术界主要关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对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关注相对薄弱。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是长寿且健康的生活,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更能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在梳理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理论和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首先从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四个经济增长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其次分析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最后分析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实践,以及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将环境规制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开创、发展、深化和成熟阶段,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采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分别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绿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显着正相关,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都显着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抑制经济增长绿色水平,整体上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均显着地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证明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存在多重路径,需要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实证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Baron和Kenny的三步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就总体效应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效应为正但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改善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着地降低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就中介效应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三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但总效应为正,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中介变量增强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四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且总效应为负。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来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都通过抑制经济增长缓解了公众健康的恶化,不同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恶化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优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判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处于环境规制演变的第三阶段,公众参与型市场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这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思路和方向。西部地区改善公众健康水平的政策建议。首先需要优化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来改善公众健康水平,论文提出从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优化环境管理体制三个方面来优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和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两个方面优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其次重点从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方面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研究路径分析环境规制的健康效应,并构建以经济增长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具体作用机理,是对“环境规制—环境污染—公众健康”传统研究思路的完善,有助于厘清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路径,对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经济—健康”系统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娟[7]（2019）在《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物流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产业,其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有利于扩大生产、促进流通、刺激消费、改善民生、繁荣经济,是提升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保障,而且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那么,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如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如何?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是怎样的?促进程度有多大?弄清这些问题,能够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思路,能够正确评价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为主题,并沿着“问题提出——理论梳理——机理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这一逻辑思路,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性地回答。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基于“三元三维”的概念界定构建了理论框架。（1）对物流业发展质量,从发展效率、发展结构和发展环境“三元”进行界定,并以马克思物流业发展理论、西方物流成本等理论为依据。（2）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和区际经济平衡发展“三维”进行界定,认为区际经济互动发展是指各区域经济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协同互动中实现发展的过程;区域经济充分发展是指各区域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得到转换、发展效益不断提升的过程;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是指区域间经济差距缩小、各区域共同发展的过程。这部分以马克思区域协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互动发展理论等为依据。（3）基于以上“三元三维”的概念界定,运用马克思流通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位理论、消费理论等,对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第一,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既能直接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也能通过时空压缩、市场一体化和分工合理化间接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第二,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既能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充分发展,也能通过改善供给侧和刺激需求侧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第三,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既能直接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发展,也能通过收入均等化、消费平等化和基础设施均等化间接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发展。这是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和依据。在实证分析方面,依据上述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从“三层次”即我国30个省域、四大板块和全国整体层次进一步对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对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验证。结论显示:（1）物流业发展质量的研究结论:我国三层次的物流业发展效率均偏低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我国三层次的物流业发展结构红利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四大板块层次和全国整体层次均呈“M”形演进;我国三层次的物流业发展环境均不足,但呈递增趋势;我国三层次的物流业发展质量均不高,但呈递增趋势,其中四大板块层次存在σ收敛,全国整体层次存在σ发散。（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结论:我国三层次的区际经济互动发展水平均相对偏低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30个省域层次呈“倒U”形、全国整体层次呈“M”形演进,西部和东北地区成为“洼地”;我国三层次区域经济发展都不充分,分别呈渐进式、波浪式和平稳式演进;我国30个省域层次的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水平呈“U”形演进,四大板块层次呈分层特征,全国整体层次的不平衡程度有增加趋势;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30个省域层次的较高且呈“V”形演进,四大板块层次呈波浪形演进,全国整体层次属于初级协调等级且呈“V”形演进。（3）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结论:第一,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存在正向驱动效应,驱动力主要来自间接驱动因素,市场一体化是主要中介和路径。第二,物流业发展质量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双重驱动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其中我国30个省域层次的主要驱动路径是需求侧,四大板块层次和全国整体层次首要通过直接效应驱动。第三,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总效应由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构成,且以间接效应为主,其中我国30个省域层次以直接效应为主要途径,四大板块层次和全国整体层次以消费均等化为主要中介和路径。第四,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长期效应。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最后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和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最终驱动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具体来说,我国三层次均需要做到物流业发展的“八化”,即促进物流业发展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绿色化,以提升发展效率;促进物流业发展的产业化和网络化,以优化发展结构;促进物流业发展的集约化、全球化和智能化,以改善发展环境。本文的创新之处是:（1）研究内容上,采用“三元三维三层次”分析框架,即通过物流业发展结构、发展效率和发展环境三元对物流业发展质量进行界定和评价,通过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和区际经济平衡发展三维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界定和评价,对我国30个省域、四大板块和全国整体这三个层次的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三方面在以往研究中都较为少见。（2）研究视角上,研究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并在影响路径上,认为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三个维度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双重驱动,并从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长期效应三个方面检验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作用。（3）研究方法的应用上,将综合指标体系、效率分析法等引入物流业发展质量的评价中;将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和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引入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中,并在分析中进行拓展,是新颖有效的。
张军谋[8]（2019）在《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制度性大变革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社会公平的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关系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化。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我国疆域中远离国家核心区域且与邻国相接的特定地域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通过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升级进程。然而,由于新疆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人文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许多由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区域问题常常会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外交争端、国际霸权等交织叠加,对新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构成了巨大的阻力。这种局面不仅严重阻滞了新疆经济社会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使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当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能更加明确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选取我国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特征典型的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2006-2015年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领域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从机制构建视角对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揭示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演化机制规律,从经济社会的价值理性角度,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调节提供合理的秩序,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力求通过各种制度的综合机制作用,减少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提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绩效,有效改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性不足而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为新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参考和科学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问题提出-方法构建-实证分析-问题出路的技术路线,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耦合度、协同发展度展开计量研究分析。研究进一步运用自组织理论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的哈肯模型,并对两者的演化机制展开定量分析,计算推导出不同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系统的序参量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主要参数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综合效应正在逐步呈现出来,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在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型系统,整个系统的发展愈加依赖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依赖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某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两者协同关系演化过程中,还存在各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不平衡、两者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边界不清相互侵犯干扰、协同内生动力作用不足、“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等问题。通过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的多层次测评分析,以及对协同机制演化困境及产生原因的综合判断,提出了完善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的构想和具体内容。研究在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相关问题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协同水平;（2）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不完善;（3）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4）新疆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稳定制度供给不完善;（5）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同机制体系不完善;（6）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内生动力不足;（7）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模式处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过渡阶段;（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关系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1）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倡导质量兴疆战略;（2）克服形式主义,构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3）强化自身调节,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4）加强政策设计,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制度的有效供给;（5）避免“路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协同绩效;（6）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7）强化协作关系,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创新能力;（8）加大跨领域信息沟通,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价值;（9）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研究思想方面,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管理手段工具理性,强调经济社会价值理性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且将两者产生的正向作用力传导于双方系统。在此基础上,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冲突转向统一,由外部相关转向内部相关,由静态关联转向动态关联,由政策性的稳定转向价值性的稳定。从而提升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最终使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走向长期自觉契合的状态。（2）在研究观点方面,采用结构性的观点,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置于两者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发挥的统一整体中,分别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揭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研究观点从传统的族际主义治边观点向区域主义治边观点转变。把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一于区域和谐发展的视角,研究两者双向互动均衡发展的途径,这与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历史/政治”或“民族/政治”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3）在研究方法方面,突出了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手段,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能够得到科学的反映。
公丕宏[9]（2019）在《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从时间维度看,集中体现为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从空间维度看,表现出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态势与不充分状态。本文旨在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经济格局演化,基于对经济空间的几何解析,结合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具体形态,从散点尺度研究乡村、从节点簇尺度研究城市群、从轴线尺度研究基础设施、从域面尺度研究区域、从立体尺度研究海洋,运用科学隐喻与归纳综合的方法,提出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作为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顶层设计。第一部分是理论准备。首先对经济空间演化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系统梳理国内、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理论,立足研究现状,确立理论逻辑基点,在明确研究对象、主体框架的基础上,从空间几何要素切入,解析经济空间要素,基于对场理论的科学隐喻,形成经济空间场理论。运用经济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构成,构建以乡村演化散点、城市群演化节点簇、基础设施演化轴线、区域演化域面、海洋演化立体为主体的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提出建设以经济空间势、经济空间熵、经济空间流、经济空间集、经济空间域为变量的五度经济空间场。第二部分是中国经济空间的多尺度分析。乡村散点、城市群节点簇构成了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微观支撑,从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变轨迹出发,研究乡村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与系统,分析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基于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的分析,进一步总结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空间演化的轴线,拓展了演化的地理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推进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乡村经济的通道优化;从区域经济空间演化视角来看,四大板块呈现出点线网面的演化态势,京津冀网络型演化、长江经济带联通演化、“一带一路”开放演化正在重塑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海洋经济空间立体演化的两大支撑是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第三部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对策建议。把中国经济空间与经济空间场理论相结合,依据五度经济空间场的作用机理,把增强经济空间势、降低经济空间熵、加大经济空间流、丰富经济空间集、拓展经济空间域,作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实践进路,从提升城市群经济空间势能、降低乡村经济空间熵值两个维度,持续强化城乡经济空间的微观支撑,促进区域经济空间的中观融联,推进陆域、海洋经济空间的宏观统筹。以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现代信息传输体系构建泛在高效的基础设施空间,持续增大经济空间流,贯通微观支撑、中观融联、宏观统筹。第四部分结语,对论文的可能创新点进行简要归纳,主要是构建了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得出了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的规律,提出了建设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的理论与进路,使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历史与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逻辑辩证统一。最后对论文的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总结,指出定量分析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与方向。
毛丽佳[10]（2019）在《空间关联视阈下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为研究地域,以空间关联视角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体而言,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厘清和界定跨省界地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相关概念,并对经济区和行政区关系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以民族学、经济学、管理学、经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进一步地,本论文的研究以断裂点模型为研究工具,并对其参数应用进行拓展,从而进一步探究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县域间的经济空间联系关系,由此计算出重庆市黔江区的综合得分最高,有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潜力;进而对跨省界两两相邻的县域进行空间联系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以探究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空间联系。同时,本论文以空间关联视角,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在中药材、茶叶、畜牧养殖、矿产、旅游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空间关联性,但依然存在现代农业发展较为滞后、地理标志产品区域特色不明显、缺乏优势产业带、缺乏跨省界旅游文化产业合作、缺乏中心城市辐射和缺乏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等问题。本文基于空间关联视角,以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筛选原则为基础,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资源禀赋进行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运用区位熵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进行实证分析,计算得出第一、二、三产业和工业的优势分布县域,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对第一、二、三产业和工业进行综合得分排序,进而基本确定蔬菜、茶叶、烤烟、中药材、畜牧养殖、清洁能源、矿产升级转型、加工业、医药化工业和旅游业可以作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对象。综上所述,本论文以空间关联为视角,针对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提出了特色自然资源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协同创新开发模式和打造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发展模式。由此,进一步地提出了促进武陵山区跨省界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六条对策建议,对武陵山片区跨省界区域特色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相关概述 |
| 2.1 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区域分工理论 |
| 2.1.2 生产力平衡分布论 |
| 2.1.3 马克思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论 |
| 2.1.4 “生产关系决定论”和“平衡布局理论”体系 |
| 2.2 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现实基础 |
| 2.2.1 多层次的区域开放 |
| 2.2.2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
| 2.2.3 区域的协调发展 |
| 2.2.4 国土的均衡开发 |
| 2.3 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 |
| 2.3.1 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 |
| 2.3.2 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 |
| 2.3.3 提高居民生活文化水平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历史演变 |
| 3.1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阶段 |
| 3.1.1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背景 |
| 3.1.2 “两个大局”区域发展战略思想 |
| 3.1.3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4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3.2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阶段 |
| 3.2.1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背景 |
| 3.2.2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2.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3.3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阶段 |
| 3.3.1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依据 |
| 3.3.2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3.3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3.4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新探索 |
| 3.4.1 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背景 |
| 3.4.2 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4.3 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经验启示及未来展望 |
| 4.1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经验启示 |
| 4.1.1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
| 4.1.2 要根据社会实际制定区域发展战略 |
| 4.1.3 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 4.2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未来展望 |
| 4.2.1 鼓励东部地区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 |
| 4.2.2 坚持改革开放力度以均衡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极 |
| 4.2.3 贯彻三大战略以深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4.2.4 积极促进陆海统筹发展 |
| 4.2.5 促进区域发展精准化以完善区域政策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分析归纳研究法 |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 |
| (一)研究视角新 |
| (二)理论观点新 |
| 第一章 “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丝绸之路的提出及兴衰 |
|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提出 |
| 二、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 |
| 第二节 古代丝绸之路的影响 |
| 一、古代丝绸之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古代丝绸之路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
| 三、古代丝绸之路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
| 第三节 从古代到现代:“一带一路”倡议传承超越古代丝绸之路 |
| 一、陆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
|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 第二章 从“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演进 |
| 第一节 “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提出及其现实引导 |
| 一、“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形成和发展过程 |
| 二、“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现实引导 |
| 三、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 |
| 第二节 西部大开发落实“第二个大局”战略构想 |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过程 |
| 二、西部大开发落实“第二个大局”战略构想的重要任务 |
|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助推西部大开发 |
| 一、西部大开发的初步成就 |
| 二、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问题 |
| 三、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继续落实西部大开发 |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全面升级区域发展战略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二、从东部到西部:“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
| 三、从国内到国际:“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升级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价值 |
| 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优势 |
| 二、传承丝路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
| 三、为解决国际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价值 |
| 一、提高国家改革开放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
| 二、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 |
| 三、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 |
| 四、引领世界一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 第7章 结语 |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3 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4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内容安排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基础理论综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经济增长 |
| 2.1.3 公众健康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健康生产函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 |
| 3.1.2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3.2 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 3.2.1 经济增长数量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2 劳动生产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3 产业结构升级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2.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 3.3 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 3.3.1 基于经济增长四个维度的中介效应 |
| 3.3.2 基于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的总体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状况分析 |
| 4.1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 4.1.1 环境规制的起步阶段(1949-1978年) |
| 4.1.2 环境规制的发展阶段(1979-1999年) |
| 4.1.3 环境规制的深化阶段(2000-2020年) |
| 4.2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1 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2 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2.3 西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 4.3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地方政府在思想上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 |
| 4.3.2 地方政府在行动上对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不足 |
| 4.3.3 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体制上权责不清 |
| 4.3.4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工具上重政府、轻市场 |
| 4.3.5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对公众参与重视不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1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5.1.1 经济增长数量 |
| 5.1.2 劳动生产率 |
| 5.1.3 产业结构升级 |
| 5.1.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 |
| 5.1.5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综合指数 |
| 5.2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 6.1 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 |
| 6.2 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2.2 实证分析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的政策建议 |
| 7.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1.1 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 7.1.2 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 |
| 7.1.3 优化环境管理体制 |
| 7.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2.1 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 |
| 7.2.2 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 |
| 7.3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 7.3.1 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
| 7.3.2 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
| 7.3.3 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
| 7.4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水平的其他政策建议 |
| 7.4.1 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原则 |
| 7.4.2 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 |
| 7.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观点与研究结论 |
| 8.2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物流业及其发展质量的研究 |
| 1.2.2 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 |
| 1.2.3 关于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物流业发展理论 |
| 2.1.1 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概念界定 |
| 2.1.2 马克思的物流业发展理论 |
| 2.1.3 西方物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
| 2.2.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 |
| 2.2.3 西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 |
| 第3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1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影响机理 |
| 3.1.1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影响的数理模型 |
| 3.1.2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1.3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1.4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机理总结 |
| 3.2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影响机理 |
| 3.2.1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影响的数理模型 |
| 3.2.2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2.4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机理总结 |
| 3.3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机理 |
| 3.3.1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影响的数理模型 |
| 3.3.2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3.3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4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总结 |
| 3.4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机理 |
| 第4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评价 |
| 4.1 物流业发展效率评价 |
| 4.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4.1.4 实证分析结果及评价 |
| 4.2 物流业发展结构评价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4.2.4 实证分析结果及评价 |
| 4.3 物流业发展环境评价 |
| 4.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3.2 研究方法 |
| 4.3.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4.3.4 实证分析结果及评价 |
| 4.4 物流业发展质量评价 |
| 4.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4.2 实证分析结果及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区际经济互动发展水平及特征 |
| 5.1.1 区际经济互动发展水平的测度 |
| 5.1.2 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 |
| 5.2 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区域经济充分发展水平及特征 |
| 6.1.1 区域经济充分发展水平的测度 |
| 6.1.2 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 |
| 6.2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水平及特征 |
| 7.1.1 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水平的测度 |
| 7.1.2 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 |
| 7.2 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及特征 |
| 8.1.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 |
| 8.1.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 |
| 8.1.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等级划分 |
| 8.2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
| 8.2.1 计量模型构建 |
| 8.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8.2.3 静态效应分析 |
| 8.2.4 动态效应分析 |
| 8.2.5 长期效应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1.1 物流业发展质量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结论 |
| 9.1.2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际经济互动发展 |
| 9.2.2 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域经济充分发展 |
| 9.2.3 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际经济平衡发展 |
| 9.2.4 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9.2.5 发挥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
| 9.3 不足之处及展望 |
| 9.3.1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9.3.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及提出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国际背景 |
| 1.2.2 国内背景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3.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2.1.2 国内外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 |
| 2.1.3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的研究 |
| 2.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边疆研究理论 |
| 2.2.2 经济发展理论 |
| 2.2.3 社会稳定理论 |
| 2.2.4 协同发展理论 |
| 第3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理及方式 |
| 3.1 核心概念内涵 |
| 3.1.1 经济发展 |
| 3.1.2 社会稳定 |
| 3.1.3 协同 |
| 3.1.4 协同机制 |
| 3.2 协同机理分析 |
| 3.2.1 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形成演化的交换机制 |
| 3.2.2 非平衡性动态势能是经济社会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 |
| 3.2.3 涨落促进协同演化关系从无序到有序 |
| 3.2.4 非线性作用的整体性发展 |
| 3.3 协同方式 |
| 3.3.1 矛盾个体之间的分化与统一 |
| 3.3.2 共治共建的集体行动 |
| 3.3.3 多元组织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共享配置 |
| 3.3.4 博弈运动中实现新的均衡 |
| 3.3.5 现实的整体性发展 |
| 第4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测评 |
| 4.1 协同机制建设的现状 |
| 4.1.1 思想政治建设现状 |
| 4.1.2 组织基础建设现状 |
| 4.1.3 制度建设现状 |
| 4.1.4 发展格局现状 |
| 4.2 协同水平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
| 4.2.3 变量的选取及计算 |
| 4.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分析评价 |
| 4.3.1 关联度分析 |
| 4.3.2 耦合度分析 |
| 4.3.3 协同发展度分析 |
| 4.3.4 总结评价 |
| 第5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及困境分析 |
| 5.1 序参量演化模型的构建 |
| 5.2 变量选取及计算 |
| 5.3 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
| 5.4 协同机制演化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5.4.1 困境分析 |
| 5.4.2 原因分析 |
| 第6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构思 |
| 6.1 对现有协同机制进行优化 |
| 6.2 构建新的协同机制 |
| 6.3 协同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3.1 人本性原则 |
| 6.3.2 价值理性原则 |
| 6.3.3 正义性原则 |
| 6.3.4 成本原则 |
| 6.3.5 实效原则 |
| 6.4 丰富协同机制的内涵体系 |
| 6.4.1 理念的转化 |
| 6.4.2 环境的优化创新 |
| 6.4.3 组织体系的创新 |
| 6.4.4 方法的革新 |
| 第7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完善 |
| 7.1 经济发展机制完善 |
| 7.1.1 构建科学的资源开发机制 |
| 7.1.2 制定合理的产业协调机制 |
| 7.1.3 建立长效反贫困机制 |
| 7.1.4 加大科技创新机制 |
| 7.1.5 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机制 |
| 7.2 社会稳定机制完善 |
| 7.2.1 优化社会日常管理机制 |
| 7.2.2 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
| 7.2.3 推行风险社会监管机制 |
| 7.2.4 完善民族社会公平机制 |
| 7.2.5 加强民族团结机制 |
| 7.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完善 |
| 7.3.1 优化协同动力机制 |
| 7.3.2 调整协同运行机制 |
| 7.3.3 完善协同保障机制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未来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向的选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的述评 |
| 三、经济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 |
| 四、经济空间演化的分析框架 |
| 五、中国经济空间的分维研究 |
| 六、结论与展望 |
| 第一章 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经济空间演化的文献分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研究述评 |
| 一、马克思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的发轫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代表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的深化与实践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经典区位理论 |
| 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 |
| 三、新经济地理学 |
| 第四节 国内空间经济学中的经济空间演化研究述评 |
| 一、经济空间演化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 二、运用经济空间演化相关理论进行综合性分析 |
| 三、经验性研究某一区域的经济空间演化 |
| 四、研究某一产业的经济空间演化 |
| 第二章 经济空间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主体框架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主体框架 |
| 第二节 几何分析 |
| 一、空间的基本要素 |
| 二、经济空间的界定与属性 |
| 三、经济空间的要素解析 |
| 第三节 经济空间场理论 |
| 一、空间场相关理论 |
| 二、经济空间场作用机理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空间尺度层级与经济空间场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空间层级结构 |
| 一、乡村演化散点 |
| 二、城市群演化节点簇 |
| 三、基础设施演化轴线 |
| 四、区域演化域面 |
| 五、海洋演化立体 |
| 第二节 五度经济空间场 |
| 一、经济空间势 |
| 二、经济空间熵 |
| 三、经济空间流 |
| 四、经济空间集 |
| 五、经济空间域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散点尺度:乡村 |
| 第一节 乡村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轨迹 |
| 一、传统乡村经济空间的均质性分析 |
|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经济空间 |
| 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经济空间 |
| 第二节 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化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 |
| 二、乡村经济空间的系统解析 |
| 三、土地制度跃迁的演化影响 |
| 第三节 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化机制 |
| 一、需求导向下的市场机制 |
| 二、政府调控下的空间演化 |
| 三、乡村主体的空间区位选择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节点簇尺度:城市群 |
| 第一节 城市群空间演化的特征与模式 |
| 一、城市群概念演化 |
| 二、城市群空间演化的本质特征 |
| 三、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模式 |
| 第二节 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的演化机制 |
| 一、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 |
| 二、城市群空间演化的政策变迁解析 |
| 三、全球化与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特征 |
| 一、城市群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主体 |
| 二、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负外部性 |
| 三、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异质性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轴线尺度:基础设施 |
| 第一节 经济空间中基础设施的属性与功能 |
| 一、基础设施的内涵界定 |
| 二、基础设施的属性特征 |
| 三、基础设施的重要功能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与经济空间的拓展 |
| 一、基础设施对经济地理空间的拓展 |
| 二、基础设施对经济生产空间的延展 |
| 三、基础设施对经济生活空间的扩展 |
| 第三节 基础设施与经济空间优化 |
| 一、基础设施供给与经济空间结构优化 |
| 二、基础设施与城市群经济空间优化 |
| 三、基础设施与乡村经济空间优化 |
| 第七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域面尺度:区域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空间的演进历程 |
| 一、西部经济空间的开发演化 |
| 二、东北经济空间的振兴演化 |
| 三、中部经济空间的崛起演化 |
| 四、东部经济空间的率先演化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空间的点-轴-网-面演化 |
| 一、东部经济空间的多极网络演化 |
| 二、中部经济空间的轴线-网络演化 |
| 三、东北经济空间的节点-轴线演化 |
| 四、西部经济空间的多中心节点演化 |
| 第三节 中国全域经济空间的融合联通 |
| 一、京津冀经济空间的网络型演化 |
| 二、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的联通演化 |
| 三、“一带一路”重塑经济开放空间 |
| 第八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立体尺度:海洋 |
| 第一节 中国海洋经济空间宏观构成 |
| 一、中国的海洋国土 |
| 二、中国海洋经济区空间格局 |
| 三、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的延展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经济空间演化布局 |
| 一、海洋经济空间的演化基础 |
| 二、海洋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
| 三、海洋经济空间的区域演化 |
| 第三节 拓展蓝色经济空间 |
| 一、完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 |
| 二、建立海洋经济创新体系 |
| 三、促进海洋经济对外开放 |
| 第四节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
| 一、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 |
| 二、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现实困境 |
| 三、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优化路径 |
| 第九章 中国高质量经济空间场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空间与经济空间场理论 |
| 一、五度经济空间场的建设 |
| 二、中国经济空间场建设的顶层设计 |
| 第二节 强化城乡演化节点的微观支撑 |
| 一、提升城市群经济空间势 |
| 二、降低乡村经济空间熵 |
| 第三节 构建泛在高效的基础设施空间 |
| 一、完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 |
| 二、建设现代能源供给体系 |
| 三、构筑现代信息传输体系 |
| 第四节 推进区域经济空间的协调融联 |
| 一、多维推进区域融联 |
| 二、构建协调制度体系 |
| 第五节 陆海统筹拓展海洋经济空间 |
| 一、陆海统筹的顶层设计 |
| 二、陆海统筹的主要内容 |
| 三、陆海统筹的制度创新 |
| 四、推进海洋治理现代化 |
| 第十章 结语与展望 |
| 一、可能创新之域 |
| 二、有待完善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关于特色产业的研究 |
| 1.2.2 关于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 |
| 1.2.3 关于省际边界经济联系的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理论基础 |
| 2.1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基本界定 |
| 2.1.1 跨省界地区的基本界定 |
| 2.1.2 跨省界民族地区的基本界定 |
| 2.1.3 特色产业的基本界定 |
| 2.1.4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概念 |
| 2.2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
| 2.2.1 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
| 2.2.2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形成因素 |
| 2.2.3 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区和行政区关系演化 |
| 2.3.1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前 |
| 2.3.2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 |
| 2.3.3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期 |
| 2.3.4 第四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 |
| 2.4 特色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2.4.1 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2.4.2 有利于提升地区产业核心竞争力 |
| 2.4.3 有利于推进城乡统筹协调 |
| 2.4.4 有利于集聚各类生产要素 |
| 2.4.5 有利于促进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2.4.6 有利于跨省界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及其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基本概况 |
| 3.1.1 地理区位概况 |
| 3.1.2 自然资源情况 |
| 3.1.3 民族文化资源 |
| 3.1.4 资本现状 |
| 3.1.5 科教文卫发展情况 |
| 3.1.6 政策环境 |
| 3.2 产业与产业结构特征 |
| 3.2.1 产业结构现状 |
| 3.2.2 产业结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分析——基于对康弗斯断裂点模型的改进 |
| 4.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空间关联的天然基础 |
| 4.1.1 地缘关系的紧密性 |
| 4.1.2 民族文化的相似性 |
| 4.1.3 自然资源的共有性 |
| 4.1.4 经济发展的共通性 |
| 4.1.5 社会发展的依存性 |
| 4.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的经济空间分布分析 |
| 4.2.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 |
| 4.2.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的经济空间分布分析 |
| 4.3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经济联系空间作用的评价与结果——基于对康弗斯断裂点模型的改进 |
| 4.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模型 |
| 4.3.2 对康弗斯断裂点模型的改进 |
| 4.3.3 指标体系的选择与权重赋值 |
| 4.3.4 数据处理与评价结果 |
| 4.3.5 经济联系空间作用及其特征分析 |
| 4.4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各县域功能定位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空间关联的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5.1 武陵山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资源类型、分布特征及比较分析 |
| 5.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5.2.1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渝东南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5.2.2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湘西州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5.2.3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恩施州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5.2.4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铜仁市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5.2.5 渝鄂湘黔邻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
| 5.3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
| 5.3.1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制约现代农业发展 |
| 5.3.2 地理标志以初级农产品为主,区域特色不明显 |
| 5.3.3 缺乏具备资源特色的优势产业带 |
| 5.3.4 缺少跨省界旅游文化产业的合作 |
| 5.3.5 城市体系发育尚未成熟,缺乏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
| 5.3.6 缺乏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社会管理边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选择及评价体系研究 |
| 6.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意义 |
| 6.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筛选原则 |
| 6.2.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选择的必要性 |
| 6.2.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选择的思路 |
| 6.2.3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选择的原则 |
| 6.3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资源禀赋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资源禀赋评价 |
| 6.3.2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影响因素 |
| 6.4 基于空间关联的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
| 6.4.1 建立指标体系的原则 |
| 6.4.2 选取指标 |
| 6.4.3 对区位熵模型的改进 |
| 6.4.4 特色产业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
| 7.1 特色自然资源发展模式 |
| 7.2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
| 7.3 旅游产业协同创新开发模式 |
| 7.4 打造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发展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武陵山区跨省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
| 8.1 打造跨省界连片特色现代农业小镇,实现特色农业协调发展 |
| 8.2 突出地理标志产品民族特色,扩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
| 8.3 立足优势资源特征培育优势工业产业带 |
| 8.4 以共有的民族人文资源助推特色旅游产业协调发展 |
| 8.5 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培育中心城市 |
| 8.6 实现地方政府间跨域协调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展望与不足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9.3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