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思考

一、关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思索（论文文献综述）

刘广利^[1]（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肖珍珍^[2]（2021）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劳动”既是一个历史具体的现象,又是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具有广泛生发性的论题。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劳动叙事这一主题的深度探析,劳动背后潜隐的社会历史形态更迭、伦理价值变迁、审美向度流转都会一一呈现。本文以劳动为视角,基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成果,运用对比研究、历史文化学研究方法,读解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论文的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并且对于论文写作中所使用的“劳动”、“叙事”两个核心概念和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和说明。新世纪以前中西方不同时期文学中的劳动叙事话语是本文展开探讨和论述的基点。论文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解读了新世纪以前本土文学视阈下不同时期的劳动叙事话语,将其概括为:小人之事与社稷之本的悖论时代、劳工神圣的启蒙时代、劳动光荣的激情时代和勤劳致富的务实时代;还梳理了西方文学视阈下不同时期的劳动叙事话语,将其概括为:古典的农业时代、神权的宗教时代、资本的工业时代。为更好地读解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劳动叙事,论文第三章从整体上概述新世纪长篇小说和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的新质素。新世纪长篇小说具有问题性审美、狂欢化审美、本土化审美三个突出特点。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在整体上体现出了创作主体多元化和劳动形式多样化两个明显特征。新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便是千年“乡土中国”向今日“城乡中国”的转变,论文第四章阐释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与“城乡中国”的构建之间的同构关系。本章分“城”与“乡”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在农村,一方面,乡村世界呈现一片衰颓和凋蔽现象,这让很多作家满怀忧虑。另一方面,新世纪长篇小说也描绘了带着资本、理念和新的劳动模式的乡村“归来者”和带着政策、使命和新的发展模式的乡村“外来者”与乡村的父老乡亲一起探索和建设现代农村的宏伟图景。在城市,迫于生活压力成批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不得不面对生存空间的转换所带来的劳动方式、劳动姿态、劳动情感等一系列的转变。新世纪长篇小说对城市带给奔波于生产线上、流连于钢筋水泥间寻找出路的打工人的疼痛和困顿进行了深情描摹。劳动与伦理在历史的进程中相互塑造和影响。论文的第五章在历史的迁延过程中阐述了劳动对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的重塑,在对比中凸显新世纪劳动伦理的新特点。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透视的这些新特点包括:“子”们摆脱了父辈在劳动经验、劳动能力、劳动资料方面的控制和权威后,指向自由、平等、独立、强大的成长路线;对于女性来说,集体劳动将她们引出家门,改革开放则将她们推向市场,新世纪的她们不再扮演一个辅助或是服务者的角色。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金钱逻辑取代乡土人情;个人与工厂之间,归属淡漠取代工厂认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新世纪长篇小说在批判现代文明对人类栖居环境的入侵和破坏的同时,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呈现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传统劳动的复归和生态劳动的构建。劳动与美同在。论文第六章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劳动叙事进行剖析,从劳动的技道美、田园美、苦难美、精神美四个方面分别呈现。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对卓越之技和自由之道的描述都闪耀着动人心弦的美,这是文学作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生动写照;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的“田园美”分别从知识分子立场和劳动者立场得到传神再现;作为苦难美重要载体的劳动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在私有化滋生的劳动异化和城镇化衍生的劳动异化;劳动带给很多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远离了劳动,人却失去了确认自身的场域。劳动是劳动者生命策略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他们建构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重要承载。论文的结语部分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劳动叙事的价值、意义、不足等进行的整体概括。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因为具象了当今时代的劳动样态和新质,通过劳动叙事呈现了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审美诉求、文化指征、伦理迁延等,展现了劳动与现代经济、劳动与社会正义、劳动与现代法治、劳动与公民德性之间错综复杂、纠结缠绕的关系,因而具有了时代的脉动和介入、省察现实的力量。在这个轻飘的年代里续写各种劳动难题,使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尚未完全失重的一面。但是,在消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今天,由于劳动精神和劳动意识的缺失,劳动在文学题材中越来越“小”,体力劳动更是渐行渐“远”。而在新的时代中,人们舒适高效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快递员、城市跑腿、家政服务员、月嫂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对我们的辛勤付出,他们不该仅仅是部分人眼中的“新底层”,而应该是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的新主角。我们认真地期待新世纪的创作者们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对于劳动、对于劳动者、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人性更加清醒、深刻、独到的体认和把握。

杜玉洁^[3]（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卢静达^[4]（2021）在《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神话与神道信仰是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古事记》作为神道原典,是该领域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古事记》是日本古代为规范皇权世系尊卑而编纂的官修典籍,融汇了神话传说、历史记事、文学作品、民间歌谣、宗教祭祀、地方风俗等多种内容,囊括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各色面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神道理论的形成,以及日本宗教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神灵信仰不论是在早期发源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宗教化过程中,都牵涉到诸多问题,因而很难以一条主线完全呈现出在不同时期、地域内,不同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下日本神灵信仰的完整形象。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在神灵信仰的形成期——融合渡来人文化、借助外来宗教理论形成《古事记》神代史,在神灵祭祀的发展期——追求“实用性”、着重强化自身体系和完善内部结构,还是在神道理论的成熟期——醉心于强调宗教的“民族性”精神、片面夸大自身民族优越性,都隐含着一条贯穿始终的思维逻辑,即日本宗教在完成了对外来文化、宗教理论的受容后,便随即开始了“去中心化”过程,淡化、否定神灵信仰中存在的外来因素,强调其民族性价值,并不断通过回溯上古神话来找寻或建构自己民族精神的“根”。以此为线索,本文以《古事记》神代卷文本为基础,结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日本神灵信仰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古事记》的成书背景、撰史动机,以及神代史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古事记》神代卷的结构进行体系化分类,系统总结出了对后世神灵信仰影响较大的神话元素,并着重论述了神代史叙事中神话世界三层架构的内在原理和其中蕴含的神代思想多元化的特点。第二章分析了《古事记》成书以前“渡来人”与倭王权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在与外来族群长期混融、与外来文化相互浸润的过程中,保存了中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古色。同时,当外来的神灵崇拜与祭祀礼俗对日本固有的宗教传统产生冲击之时,日本为了追赶先进国家,开始大量借助外来文字和神话理论,与本土信仰相结合,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第三章论述了在通过编纂《古事记》将口传记事转为笔录文字之时,日本对汉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学习。《古事记》所载“创世”神话借助阴阳、道家思想提出了对“自然”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创生”神话又暗藏了以“秽”为禁忌、“祓”为手段、“罪”“罚”为结果的宗教法则。神代卷对世界本源和人类生死问题的终极探讨,奠定了日本民族宗教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剖析了《古事记》神话中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祭礼内涵,并以此还原了《古事记》中以众神为核心的祭祀之道,即神道的宗教发源。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神道理论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和教派神道等发展阶段,并与儒佛等思想学说和宗教派别由最初的对立逐渐走向妥协、调和,最后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性、覆盖面极广的民族宗教思想体系。第五章重点对日本国家祭祀的形成和神道思想在后世的流变进行了解读,通过厘清祭祀礼俗由乡土民间传入宫廷系统、地方氏神转化为天皇族神的过程,发现其中隐含了神国正统思想中“神道”与“王道”意识的早期结合。而中世以后日本致力于对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建构,通过神道复古的实践,以及学界对神道思想中“原质”“古层”“古道”等核心观念的讨论,引发了日本对宗教“民族性”价值的追捧,更刺激了日本独立于中华体系之外的自立愿望的产生。尤其近代,神灵信仰被皇权政治恶用,成为皇国史观主导下民族核心价值的重要部分,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因和影响是需要深入挖掘的。

陆刚^[5]（2021）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文化遗存,其以精美独特的“野兽纹”着称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类青铜器大量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整理,导致大量珍品流失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得到了有效的整理和保护,我国学术界对其所做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系统。然而截至目前,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考古学领域,很少有从艺术学与民族学视角所做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这便是笔者特别关注并确立本选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缘起,意在探索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与民族文化内涵。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成果、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夏商至两汉时期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气候演变、生态环境、经济模式乃至铜锡矿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还原”。结合上述“背景”,分别研究（饰有动物纹造型或具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典型特征的）兵器与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与车马具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并提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乃起源于农耕社会而成熟于游牧社会,它是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的,其中气候“干冷化”使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加剧,间接导致铜刀造型的成熟先于动物纹饰件,而北方地区铜锡矿资源的分布状况,也直接影响了早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规格与形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可分为浮雕与圆雕两类。笔者研究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浮雕主要有五种构成样式:1.表现动物头部或全身侧面特征的、属“原初形态”的单体动物纹样式;2.由单体动物纹沿着虚拟中轴“镜像”生成的轴对称构成样式;3.单体动物纹围绕底端中心点旋转而生成的中心旋转构成样式;4.单体动物纹通过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生成的排列与交错的构成样式;5.借助视知觉的“完形”倾向表现视知觉动力的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由1-4可视为单体向复合纹样的演进过程,体现对装饰意味的追求。第5种是从现实动物咬斗情景中抽取出来的、以“合”的图像表现“分”的力量的构成样式,体现对武力与坚韧意志的崇尚。鄂尔多斯式动物主题圆雕分为双兽组合与群兽组合。双兽组合多对称设置、重心后移、重力前倾营造恭谨肃穆的氛围,用作辕饰或竿头饰妆点仪仗;群兽组合以不同姿态动物造型营造自然生活气息,用作明器服务灵魂。不同的使用功能决定着不同的组合形态与情感表达。对应北方族群的信仰,可以发现动物纹饰件主要作为“神灵”的象征符号而存在,其主题的意义比造型和形式更重要。早期的造型简练而粗犷,代表先民们虔诚信奉的神灵、寄托着生之祈盼,在审美形态上体现出一种“纯朴之美”;战国晚期匈奴强盛,族群精神影响造型艺术风格。虎、野猪、“怪兽”等主题通过咬合与分噬的构成样式,展现力量、制衡、坚韧、悲壮,在美学形态上体现为一种“崇高之美”;游牧经济形成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简便易行的法律制度、节约务实的规约习俗无不与游牧生业模式紧密契合。动物纹饰件单纯的主题、简洁的形式、精巧的形制、便携的特点均适宜以节约、务实为“生存原则”的游牧生活,在审美形态上体现为轻松、便捷、适宜的“简约之美”。匈奴衰落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北方草原为鲜卑人所继承,但主题、风格、材质、工艺均有所改变;向南,其已传至江苏及两广地区;向西,流传至天山、阿尔泰山脉以及乌拉尔地区。但是,随着北匈奴在“西迁”路上与异族文化不断融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也逐渐容纳新“成份”、汇入新文化之中。逐渐“沉淀”为一种仅具有装饰意味的“造型元素”。

赵雅馨^[6]（2020）在《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乡愁记忆”研究（2012-2019）》文中研究指明自古以来,“乡愁”便流淌在国人的血脉中,无论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思乡之情,还是“家国一体”下的“乡愁”变“国愁”,亦或者是现代化进程下的文化身份寻根,“乡愁”都是“流动社会”的亘古主题,表达着人们对于“故乡”的记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个媒介无所不包的年代,文艺作品无疑成为了创作者与接受者沟通的极佳连接方式,也成为了传达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手段。因此兼顾较强社会功能与较高艺术价值的乡村题材纪录片,便承载并传承了“乡愁记忆”。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从外部语境看,纪录片产业的勃兴与政策的推出都对纪录片的发展产生诸多助力;从内部语境看,“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的推行又促使一大批表现乡村建设并蕴藉乡愁意蕴的作品蓬勃发展,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因此,本文以2012年之后的乡村题材纪录片为研究对象,并将视角聚焦于作品中的“乡愁记忆”,这不但弥合了现代人的思乡愁绪,而且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凸显着家国同构的意识。本文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基础部分,指明研究对象与逻辑框架,首先从乡村题材纪录片的概念界定与“乡愁记忆”的理论梳理入手,确定研究对象与范畴,并对十八大以来乡村发展的社会语境以及乡愁文化的时代内涵进行阐释,而后建立作品与“乡愁记忆”之间的关联,阐明该类型纪录片建构“乡愁记忆”的典型性与合理性。第二部分是问题探讨的核心部分,围绕作品中“乡愁记忆”的呈现做详细论述,具体包含了文明始源对“乡愁记忆”的稳固与维系、礼法秩序对“乡愁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以及家国情怀对“乡愁记忆”的激活与强化。第三部分围绕作品中“乡愁记忆”的发展意义与反思进行探讨,主要从“乡愁记忆”搭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桥梁,科技与消费引发的“乡愁记忆”博弈以及全球文化汇流下如何更好的讲述中国故事等方面进行阐释。在文章的最后进行延展性的总结与展望,主要探索在新时代下,我国乡村题材纪录片建构的“乡愁记忆”还可以利用哪些方式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使得“乡愁记忆”永葆活力代代流传,并在国际舞台上焕发光彩。

王蕾^[7]（2020）在《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文中研究指明韩少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湖南作家,他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以及对文学创作地不断深入,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实践和审美反思,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论文试图去解读韩少功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追求,以及在具体的创作指向中把握他独特的精神世界。韩少功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这其中,鲁迅、沈从文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成为了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精神向导。因此,论文将通过上述几位作家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分别从韩少功的文化启蒙、文学寻根、文学思想建构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论证,以深度剖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具体来说,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是在他坚持不懈的人文关怀、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以及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之中完成的。因此,论文的四个章节也将从上述几个维度来进行展开。论文的第一章将主要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缘由。第一部分以韩少功人生历程中的四个主要阶段为时间纵轴,阐释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具体路径。韩少功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既是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创作思想形成的外部条件。第二部分将具体解读韩少功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定位。第三部分将侧重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构成之源、主要内涵和突出特征。一方面他受“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的浸染,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守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责。另一方面,鲁迅、沈从文、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理论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精神导向作用。第二章到第四章将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及价值追求的具体表现作详细的论述。第二章将集中论证韩少功在鲁迅精神指引下文化“启蒙”意识的自觉形成。本章的第一节将鲁迅生存意义上的价值选择“火与剑”式的激烈批判与韩少功“中和”式的坚持与抵抗进行比较,分别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阐释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价值立场的坚守。第二节将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韩少功笔下知识青年的人生轨迹和前途命运进行关注,试图去审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群体生存境遇的异同。章节的最后,对鲁迅与韩少功在文化“启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方式进行比较,将“国民性”批判作为鲁迅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重点突出韩少功对鲁迅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开拓。第三章将“寻根”作为本章的论述基点。沈从文对“生命优根”的执着追寻,对韩少功的文学“寻根”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第一节将对“寻根”母题进行简要探析,解读传统寻根视域下“优根”与“劣根”之选所产生的不同文化意义,并分析“寻根”视域下湖湘文化与巫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与第三节将分别论述沈从文的“乡下人”寻根与韩少功的“外乡人”寻根,在比较他们各具特色的“寻根”路径中,重点分析韩少功新时期文学“寻根”所产生的时代意义。第四章将重点分析韩少功在米兰·昆德拉小说理论指引下个人创作思想的建构以及具体表达。八十年代中期,韩少功译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至中国内地并引起强烈反响,韩少功本人也深受昆德拉创作思想的影响。从对“存在”的找寻、文体试验的践履,到拒绝“媚俗”坚守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韩少功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一次次智慧地完成生命的独行之路,“倔强”地守候一份人文知识分子的“初心”。总之,本论文意在超越以往有关韩少功研究的单一路径和思维范式,主要采用综合归纳与比较分析、微观研究与宏观阐述结合一体的方法,对韩少功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思想的价值追求做全面的阐释与解读,并以此为基点,借以能够拓宽学界对韩少功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刘红梅^[8]（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王净华^[9]（2020）在《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文中认为坂口安吾（1906-1955）是日本小说家、评论家、“无赖派”代表作家之一,出生于日本海沿岸的雪国——新泻,就读于东洋大学印度哲学伦理专业。1931年凭借《风博士》《黑谷村》等小说一跃成为文坛新秀,而后出版了《吹雪物语》《珍珠》《白痴》《盛开的樱花林下》等系列文学作品,并撰写出版了以《日本文化之我见》《文学的故乡》《堕落论》等为代表的文学评论,1955年因脑溢血去世。坂口安吾的文学生涯起步于1931年,正是日本所谓“十五年战争”（1931-1945）的肇始之年;其文学生涯的结束,则是在日本战败后的第十年。正是在这样一个战争语境之中,坂口安吾开始了以时代为背景的个性书写,以文学为手段的人生探索。可以说,坂口安吾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国家、社会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坂口安吾的文学始终保持着以“叛逆”“颓废”为标志的独特风格。独具个性的“叛逆”风格体现为蔑视权威、反传统道德、反社会秩序、反对一切不符合人性的事物;始终持有的“颓废”情绪则直接而深刻地再现了“战争语境”之中的个人体验与独特思索所构筑起来的精神气质,由此也成就了富有个性的坂口安吾文学。通过细致阅读《坂口安吾全集》,本论文提炼出坂口安吾小说的四大主题,即“故乡丧失”“历史审视”“生命认知”“文化思考”。这四大主题既统一在十五年战争这一特殊时期的“战争语境”之中,还涵盖了绝大多数坂口的文学作品,更贯穿了坂口安吾的整个文学生涯。围绕这四大主题,本论文将“战争”作为坂口小说创作的宏大背景,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辅以文化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以及叙事学等方法展开坂口安吾小说的探讨研究。具体而言,第一部分以小说《吹雪物语》为中心,探讨“故乡丧失”主题。“故乡”不仅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界共同关注的一大主题,亦是坂口安吾一贯关注的文学主题之一。坂口安吾的不少作品皆涉及到这一主题,亦潜在地构筑了独特的故乡意象。该小说以日本开拓殖民地新航线的中转站、坂口安吾的故乡——新泻为对象,直接揭示了坂口安吾灵魂深处的故乡丧失意识。这一意识既体现在传统与现代双重视野下的新泻印象上,也体现在缺乏归宿感的新泻人孤寂绝望的情绪之中。这一意识不是“日本回归”性的价值判断与现代意识,而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冲击、人情世故的变幻、新故乡的发现而呈现出来的、作为日本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体现了日本人自我存在的危机与不安。这一意识横亘在传统与现代、自然与历史、故乡与都市、自我与他者之间,带有了坂口安吾式的独特的颓废意识。第二部分以小说《珍珠》为中心,探讨“历史审视”主题。历史叙事是坂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珍珠港事件作为世界战争史的历史大事件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文学界甚至出现了“十二月八日文学”,标志着日本文坛陷入到一个疯狂的状态。与之不同,坂口安吾采取多样化的叙事技巧,展现对媒体报道的怀疑与审视,直接反映出“历史审视”主题下独特的时代认识。坂口以其敏锐的思考力、怀疑与解构的历史认识态度、个体的生活者的书写立场尝试摆脱历史叙述与时代语境的禁锢,始终将自我维持在一个“审视者”的主体性地位,将“历史审视”的文学主题、同时也将文学书写的权力真正地还原到个体的自我之中。第三部分以小说《白痴》为中心,探讨“生命认知”主题。首先,本论提示了东京大空袭这一战争背景,揭示出主人公所处的战争语境下的小巷世界就是一个“众愚”的社会,刻画了所谓“白痴”的多样化的存在样态。接下来,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阐述主人公伊泽面临伦理困境所做的伦理选择,探究战争是如何一步步将人推向绝境,同时也呼唤人性回归的问题。最后,则是站在白痴女形象的重塑、战争与生命认知、肉体与生命认知等多重视角,阐述坂口安吾的现代性批判与生命认知的关系。所谓“生命认知”,不仅是针对自我生命存在的认知,同时也是针对生命意识究竟是什么的一大认知,更是针对隐藏在这样的生命意识背后的历史、国家、体制等意识形态的深层思考。第四部分以《盛开的樱花林下》为中心,探讨“文化思考”主题。纵观日本历史,“樱花”与神话、宗教、文学、文化、国家、政治串联在一起,成为日本文化的一大符号。就《盛开的樱花林下》这部小说而言,涉及到日本文化象征物的“樱花”,日本文化精神的代表“武士道”,以及日本人的思维观念、行动样态、审美意识,因此可以将该小说视为针对日本文化意识的思考。小说之中,“樱花”意象呈现为“恐怖、不安、虚无与死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樱花意象,由此推导出坂口安吾围绕文化展开思索的根本意图既不是为了颠覆现实之后回归传统,也不在于重新塑造所谓新的“传统”,而是在于打破日本传统,尤其是战争语境中被大力宣扬的所谓“日本精神”,站在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危机,突出绝对的主体性意识,寻求真正的个体解放。最后是结论部分。通过考察坂口安吾的代表小说呈现的主题,探究各个小说主题与战争语境、国家社会、文学发展以及个人体验的内在同一性,将坂口安吾小说主题归纳为“故乡丧失”“历史审视”“生命认知”“文化思考”。不言而喻,重点不在于“故乡”“历史”“生命”“文化”,而在于“丧失”“审视”“认知”“思考”所体现的叛逆性思维,即作为否定的丧失,作为怀疑的审视,作为确认的认知,作为批判的思考。换言之,在坂口安吾的独特的小说主题下,一切皆不是从属于战争语境或者战争体制下的“日本精神”的存在,皆不是肯定式的、建构式的架构,而是带有了否定性的、解构性的内涵,是一种叛逆的、颓废式的反面书写。正因为如此,这四大主题呈现了坂口文学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风格,也能够更为准确地概括坂口文学的深刻内涵。《吹雪物语》展现的颓废意识,《珍珠》对军神九柱的去英雄化,《白痴》中“白痴”的隐喻与象征,《盛开的樱花林下》中樱花的叛逆意象,均再现了坂口安吾针对所谓“日本性”“日本精神”的颠覆。坂口安吾自始至终坚持的,就是一种怀疑精神,一种自我的独立性,就是始终把坚持主体性的自我视为人生道路的根本目标、文学创作的终极方向。

松芳^[10]（2020）在《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青稞糌粑为中心的藏族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从饮食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在地化观察与研究,对青稞糌粑文化的特征、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重点考察了在饮食生活中,藏民族如何运用相关青稞糌粑的内部知识体系,理解并调适人同所处特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尝试通过地方性知识及“生长于斯”的经验性的“深描”,完成关于青稞糌粑的食物民族志写作。同时,从糌粑文化的个案研究出发,探索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整体研究构架,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路径,并试图与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等多种研究范式进行对话。藏区至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围绕青稞糌粑的技艺、制度、信仰等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形态,藏族饮食文化的综合特点在于:单一的食材、极简的烹制和规模化的生产,朴素与实用的形态背后却隐含有人类精神中更多的文明指数,并拥有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意义体系。论文首先梳理了藏人对青稞生成环境的认知和糌粑原料的获取过程;描述糌粑的生产制作与食用方式以及饮食制度;围绕在不同空间展开的各种仪式中糌粑作为信仰食物所呈现出的象征意义;探讨了糌粑作为藏人主食具有的感官、记忆与自我认同功能;以及在现代性实践中的现状及可能的未来走向。论文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饮食文化中,食物原料的生产环境决定人们的生计方式和饮食形态,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是决定饮食文化的主要因素,因此,整体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把握,应从“地理和人文的结合部”的角度去理解,方法论方面应注重饮食实践层面的综合考察。第二,作为生物性营养需要的糌粑和作为精神需求的糌粑之间相互转化,贯穿于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使藏人对糌粑有着习惯性的忠诚,成为维系统一藏族传统文化的纽带。第三,藏人与青稞糌粑的互动,和与其所处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之间相互调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对象征符号的运作,使食物的意义进入象征系统并成为破译文化的符码,在广泛的时空中扮演着连接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中介角色。不同文化赋予具有永恒功能的食物以不同的意义,生活在藏文化中的人们,在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逻辑的象征体系之中,形成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知。同时,借助于象征符号的能动性运作,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调适终以和谐实现。第四,外来的饮食及其文化,扩大了藏族原有的饮食体系,丰富了本土糌粑为主食的饮食结构,而未替代糌粑酥油在藏族饮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糌粑酥油为核心的饮食文化系统,在整体的藏文化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边界。论文力求把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探讨,贯穿一条鲜明的人文思想主线,糌粑为主兼及其他的饮食结构、“医食同源”的藏人饮食保健养生思想、生命平等的生态法则、尚“善”的人文观念和“尊老”的传统。

二、关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思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思索（论文提纲范文）

（1）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乡愁记忆”研究（2012-2019）（论文提纲范文）

（7）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论文提纲范文）

（8）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思索（论文参考文献）

• [1]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2]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D]. 肖珍珍. 辽宁大学, 2021(02)
• [3]“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D]. 卢静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D]. 陆刚. 内蒙古大学, 2021(10)
• [6]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乡愁记忆”研究（2012-2019）[D]. 赵雅馨. 河北大学, 2020(08)
• [7]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D]. 王蕾.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D]. 王净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D]. 松芳.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