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5家台企联手中国游戏玩

一、五台企内地携手 中国游戏大有可玩（论文文献综述）

杨瑞^[1]（2021）在《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文中指出王弘撰为明末清初关中地区着名的遗民,被顾炎武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事件对其影响颇深:一为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这使他丧失了故国家园,也消解了其用世之心;一为康熙十七年被迫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试,此为清廷利用高压政策强迫其易志出仕。在出处进退之间,王弘撰毅然选择隐居不仕,坚守明遗民气节,得到士林一致赞誉。王弘撰既不肯做清廷臣子,便采取了以游为隐的生活方式,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结交了一大批当时的名士,不仅使自身声名远播,而且也沟通了关中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为南北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本课题属于地域文学研究视野中的个案研究,王弘撰作为“关中声气之领袖”,也是明末清初关中明遗民的典型代表,在时代的变革中,其人生轨迹、隐士心态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以“知人论世”为基本原则,采用文献描述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王弘撰的家世、生平、交游、着述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展现易代之际明遗民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为明遗民研究和明末清初关中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体事例。正文分为上下编,上编（第一、二章）为王弘撰生平、交游考。第一章为生平考述,主要以赵俪生《王山史年谱》为参照,对谱中讹误之处进行考证,缺脱之处加以添补,力图厘清王弘撰的行年事迹,展现其交游和生活状态。第二章为交游考。王弘撰在鼎革后曾四上京师,五下江南,一赴岭南,而在关中地区,也多次往来于西安、延安、三原、富平等地。在长期的漫游生涯中,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人有明宗室、清廷官员、乡宦士绅、遗民群体、林下隐士等。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或互道对明故国的深情,或进行诗文切磋和学术交流,或赏玩金石书画,或宴饮雅集、共享友朋之乐。王弘撰深厚的家学渊源,仗义疏财、笃于朋友的人格特点,平心静气、不存门户之见的治学观念,坚守明遗民气节、不作两截人的忠贞节操,以及广泛游历以联络南北声气的桥梁作用,不仅使他获得了朋友们的真挚友谊,而且使自身声名远播,成为“关中声气之领袖”,还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下编（第三章至第六章）为着述考。王弘撰一生着述宏富,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故第三章至第五章对其现存各书的成书及版刻情况详加考述,以使读者明了其创作情况。此外,王弘撰工诗,然因其诗集前此未见,故学界关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甚少,论文第六章以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清抄本《待庵稿》为中心,对王弘撰诗作的内容、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进行分析,以使学界对其诗歌作出恰当的定位。综合本课题研究,我们通过对王弘撰家世、生平、交游、着述的考察,认为他的一生行迹展现了清初关中地区明遗民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对关中地域文学研究和明遗民研究不无裨益。

孙克诚^[2]（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卢哲^[3]（2020）在《清代秦腔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秦腔的传播具有广泛的人口基础和民间文化的土壤,但同时也有不利于长期传播的因素。陕甘晋一带可以视为秦腔的原生区,秦腔形成于明末是较为可靠的结论,其主要活动区域包括但不限于陕西同州及其周边,即今陕西省东部大荔一带,这一带自然地理上位于华山以北,渭水、黄河沿岸,同蒲州（山西永济一带）联系密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梆子腔”的称谓,仅指一种声腔形式,并非独立、成熟的剧种,其与“西调”“秦声”等含义近似,或仅是“西调”“秦声”概念下的一个新生子集,而秦地“梆子腔”作为一种本土“乱弹”剧种引起士人的注意,则实际始自康熙中叶以后。故而,可将明末天启前后至清康熙初这段时间视作秦腔真正的形成时间,将康熙中叶视作秦腔的最早成熟时间。清代秦腔传播过程可以分作前期和后期两个时间段来考察,前期从康熙至嘉庆,以乾隆末嘉庆初为高峰,简称乾嘉秦腔,后期从道光至宣统,以同治、光绪时期为高峰,简称同光秦腔。乾嘉秦腔主要是沿水路和商路进行传播,北方以京师为中心,南方以扬州为中心,除演出中心外,秦腔传播多依靠伶人流动演出,范围甚广,以陕西为中心点,东抵山东,北抵直隶,南达江南、两广、江西、福建、浙江、四川、云贵等地,同时,虽未有直接文字证据,但秦腔也有极大可能性抵达过新疆,甚至可能传至爪哇;另外,乾嘉时期的“西秦腔”,应是江南一带对西北戏曲声腔的称谓,在清末也被视作甘肃秦腔的代名词,对其起源和具体形态,论者颇多,观点不一。本文从秦腔传播的角度,倾向认为“西秦腔”应是描述陕西、陇东以西地区秦腔的一种名词,旨在强调这类秦腔与陕西秦腔的内部差异,只不过此“西”字只是相对位置,或许也包括四川地区,但仅作猜想。同光秦腔的传播路线相对丰富,除了普通的商路、水路外,还有随人口流动产生的路线,其含义也并非仅指陕甘地区秦腔,而是包括了山西、直隶演变后的秦腔,大致可分山陕派和直隶派,北方仍以京师为中心,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地区,北抵黑龙江,东抵上海及周边南京、苏州一带,南抵广东,最西可能到达中亚,其中传播最广的区域仍是北方河南、河北、山东诸省,并与今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存在同源关系,但与今其他梆子剧种,则关系略疏远,多为陕甘梆子腔在传播过程中的存续或演变所致。在传播过程中,秦腔留下大量的演出记录,可在戏台文物、典籍中得到对应。另外,仅存可以确考的数百秦腔剧目,大体可归纳为24个母题,经过分析发现,有些母题的出现频率较高（如救助）,而有些现代性母题则极少出现（如过失等）,这既反映出民间审美的需要,又反映出秦腔剧本题材的单调性。

黄金龙^[4]（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胡泰斌^[5]（2019）在《清代台湾纪行诗研究（1662-1895）》文中提出台湾因地理位置与内陆以海相隔,自明郑时期起才逐渐被开发,尤其是清朝收复台湾大量的中原赴台文人和移民,为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拓垦做出了较大贡献,是人们长期适应自然、改变自然的结晶。论文以1662-1895年清代台湾古典纪行诗为对象,分析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轨迹,梳理台湾古典纪行诗歌的发展。从明郑遗民、清代赴台仕宦、台湾当地文人的诗歌中,挑选出台湾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宦游文人和当地文人的作品,以海洋文化的影响、台湾自然风景的书写、人文景观的描述、民俗风情和热带物产的记录等,对古典纪行诗分类归纳,研究不同时代文人古典纪行诗歌中的地理差异、人文背景、观念意识、精神情怀、生活方式,探讨遗民文人的流亡心境、仕宦文人的家国情怀、当地文人的故土气息,以及不同时代台湾古典纪行诗的主题和特色。论文共分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通过对现有台湾古典诗歌的研究,结合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纪行诗的特点,对台湾古典纪行诗的内涵进行界定。正文分三大部分进行分析,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台湾古典纪行诗歌的发展背景和影响因素。第三章至第六章,通过渡海赴台的感受、在台所见的山川湖潭、特产风物、文化遗迹、民俗信仰、生产生活等,分析台湾古典纪行诗的文化表达、情志表现、审美意识。第七章,阐述古典纪行诗在明郑遗民、宦游文人和当地文人的精神印象。结语对台湾古典纪行诗的文化价值,结合旅游学的功能,提出以诗歌为文化底蕴的旅游开发,提升古典纪行诗的文化内涵。

杨冰华^[6]（2019）在《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西夏统治时期敦煌洞窟营建及所涉佛事活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问题的原因与西夏史籍的失载以及藏经洞封闭造成相关营建文书缺失有关。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运用历史文献考据、艺术史图像证史等理论与方法,充分利用敦煌西夏洞窟中保留的壁画、题记以及黑水城等地出土文书等材料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本文结构主要包括绪论、七个章节和结语三部分。首先,绪论主要对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学术史回顾、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做必要说明与限定。正文按照研究材料将内容分为莫高窟和榆林窟两部分。作为崇信佛教的国度,西夏统治时期在敦煌进行了大量洞窟营建及寺院建设活动。皇庆寺是莫高窟的一座重要寺院,就其命名缘由学界均认为其因营建于元皇庆年间而得名。通过对黑水城等地出土佛经等材料以及西夏史籍的梳理,认为该寺是西夏乾佑二十年（1189）仁宗皇帝嵬名仁孝登基五十周年之际,敦煌以嵬名智海、翟嵬名九等人为代表的佛教领袖为其庆贺所建。除寺院之外,西夏在敦煌也重修了很多洞窟,不过由于与前期艺术题材存在很大相似性,目前具体洞窟分期还存在较大争议。莫高窟第38窟新发现一则题记,文章就其时代、作者及题记在洞窟断代问题上的价值做了解读。该题记由金元之际东夏僧人道洪书写,他极有可能是一名工匠,按照当时流行的印度波罗样式造像风格,在该窟建造一身降魔触地印菩提像。另外,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营建的洞窟,西夏乾佑十五年（1184）、乾佑二十年（1189）、天庆二年（1195）仁宗及皇后罗氏三次大规模举行法事活动,借此殊胜时机,敦煌佛教领袖巧妙地重修了该窟甬道壁画。西夏之所以选择此窟是因为主室西壁大幅五台山图契合了其五台山文殊信仰需求;榆林窟第29窟图像题材与蒙元时期西夏遗僧一行慧觉编撰的《华严忏仪》可以较好地对应起来。因而,该窟可能是西夏时期的一座华严道场。国师、禅定高僧、净土变、文殊变与普贤变以及密教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在法会中扮演不同角色,信众在往生净土、密教护持等资荐下,最终到达莲华藏世界。敦煌石窟群是西夏佛教活动中心之一,信众往往前往那里巡礼圣迹,礼佛修行。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阿育王寺惠聪巡礼僧团一行七人在榆林窟修行四十余日,并在第15窟、第16窟题写了珍贵的发愿文题记。对此题记在前人释读基础上重新做了录文,并就其内容从惠聪僧团成员的民族成分、多样化身份、僧团修行活动等方面做了解读。西夏时期瓜州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惠聪一行中的弗兴、安住等人可能是中古遗留的粟特人后裔;僧团成员身份包括赐紫僧、出家弟子、在家弟子以及白衣行者、行婆等多种身份。另外,西夏作为偏居西北内陆的割据势力,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使其农业生产活动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文章以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与普贤变为研究材料,对西夏时期瓜沙地区祈雨活动做了解读。该窟窟门两侧绘制的文殊变与普贤变上书写清代嘉庆年间祈雨活动题记,其原因可能与文殊变中出现五身龙王像有关。西夏之所以接收宋地传播而来具有龙王像的图像样式是因为恰好契合了其祈雨需求。总之,西夏统治时期敦煌洞窟营建所涉佛事活动研究还存在很多盲区。由于史料缺失等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使这一成果未能很好地系统化,采用专题式的讨论模式则避免了面面俱到而无法深入的弊端。

孙建杰^[7]（2018）在《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变革与演剧生态为考察对象,结合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840—1949年间河南地方戏发展与蜕变的时代背景、剧坛概况、发展态势与总体走向,并对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的班社、艺人、剧场、作家（作品）等做了考察。晚清民国（1840—1949）是河南地方戏取得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的重要机遇期,更是河南地方戏自内而外,实现全面革新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既回荡着传统文化的流波,又在时代风气的渲染之下孕育着诸多新变。总的看来,这一百余年间河南地方戏的发展历程以1914年“时李之争”事件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1840—1914年间,河南地方戏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域是在乡间,与乡间生活、民俗文化结合极为紧密,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乡村时代;1914年之后,河南地方戏由农村逐步迁徙至城市,从只能游走于乡村陋野、搬演于庙会高台之上的杂伎游艺之作逐步演进为在商业化、专业剧场演出的独立的艺术样式。在城市之中发展、演进的河南地方戏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城市时代。自1840年以来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与时代思潮的变迁,构成了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与演进的时代背景,晚清以来的戏曲改良运动及在其影响下诞生的河南戏曲改良思潮与实践则成为河南地方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戏曲被赋予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河南地方戏也由下里巴人一跃而为新时代文化的象征、救国治民的利器,得到河南社会各界的广泛推崇。自1907年以来出现的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樊粹庭引领的河南梆子革新实践这三次大的戏曲变革实践,扭转了时人对河南地方戏的偏见,形成了以观剧为时尚的社会思潮,重塑了20世纪上半叶河南社会的戏曲观念,在剧目、舞台、声腔等方面对河南地方戏做出了根本性的革新,全面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文化品格,并建立一种契合时代背景,符合城市民众审美需求的新的戏曲形式,为后世河南地方戏的发展与创新树立了典范。剧种的繁多与民俗演剧的兴盛则构成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剧坛的两大特点。基于河南悠久厚重的戏曲文化,地处天下之中、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和人情地理的丰富,这一时期在河南剧坛生存、繁衍了的各类剧种多达40余个,其中河南本土剧种30个,外来剧种至少有15个。它们在中州大地上争奇斗艳、碰撞融合、竞相斗胜,形成了河南剧坛诸腔杂陈、百花竞放的盛景。1949年前,河南居民十九业农,大多数地区仍笼罩于农耕文明的余晖之中,强大的农业基因、庞大的农村人口为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充足的养分。确切地说,这一时期河南绝大多数演剧活动是发生在乡村之中的,而民俗演剧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演剧类型上看,都是这一时期演剧活动的绝对主体。一年四季,乡民或聚街头巷尾,或汇宗庙祠堂,或于场院村头,邀班做戏,吹拉弹唱,演唱歌舞和村坊小戏,娱神娱人兼而有之。春祈秋报、庙会演剧、节令演剧、崇圣演剧、集市演剧、行会演剧、喜丧演剧构成这一时期河南民俗演剧的主要内容。班社、剧场、艺人、作家（作品）作为河南地方戏的组成要素,是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演进与变革的主体与直接体现者。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班社在组织、运营上与全国其它地市、剧种的戏曲班社类似,大同小异,分科班（窝班）、江湖班、玩会班、龙虎班四种。20世纪20年代,冯玉祥两次督豫,在河南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组织、管理的艺人培训机构,开启了河南官方培养戏曲艺人的先河。在它的影响下,一大批民间新式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戏曲教育事业,出现一批以“学社”“剧社”“学校”“剧团”命名的新式戏曲人才培养机构。虽然这些机构未能完全抛弃旧式班社的陈规旧俗,但在培养模式、规章制度、训练方式等方面均有所变化,更加合理与科学,而且它们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积极吸纳京剧及其它兄弟剧种的艺术精髓,融汇于河南地方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良与革新之中,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培养了大批人才。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剧场新旧兼收、中西并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极其丰富。既有经济便利,可就地搬演的临时性演剧场所,也有规模宏大、形制精美的专业剧场;既有模仿上海“新舞台”兴建的新式剧场,也有延续千年、遍布河南全境的古老戏楼。茶园剧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十余年间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辉煌,它见证了以河南梆子为代表的河南地方戏在城市的崛起。1909年落成的“丰乐园”剧场,标志着河南新式剧场的开端。1927年,冯玉祥主导兴建的“人民会场”,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含义,它催生了河南大规模修建剧场的浪潮。由永安、永乐、国民等七家剧院形成的“相国寺梆戏文化圈”第一次使梆戏剧场在河南剧坛站住了脚,并获得长久而稳固的发展,为河南地方戏的深度变革创造了条件。樊粹庭主导的“豫声剧院”则成为河南新式剧场的集大成者。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9年,河南各地共有新式剧场有225所、茶园剧场26所,遍及河南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较为偏远的乡村,更存在数目众多、难以统计的简易戏院。艺人始终是河南地方戏最为活跃的要素,它既是河南地方戏的传承者与守护者,又是河南地方戏的创造者,在饱受社会歧视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保存了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火种,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艺术水平,更创造了曲剧、四平调等新的剧种。晚清民国是河南地方戏艺人大量涌现、名家辈出的一个历史时代,以“开封五云”为代表的一批艺人吹响了河南地方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号角,并为它在城市中的革新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坤伶的复兴与崛起,则成为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戏曲史现象之一,她们促进了河南地方戏唱腔风格的革新和审美范式的转变,加速了河南地方戏流派的融合,彻底改变了河南地方戏的行当体制。对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研究,向来是河南地方戏研究的难点,在樊粹庭之外,少有河南地方戏作家被提及。宽泛地说,河南地方戏现存传统剧目,都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再创作,以此而论,它们都属于艺人创作的范围。在民间艺人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从事于河南地方戏创作的文人,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或刻意隐藏行踪、或名声不显,所做剧本也大多散佚,极难对他们作出较为细致的描绘与综述。民国年间,又有樊粹庭、王镇南、蒋心惠等人相继投身于河南地方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代表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的最高成就,彰显了河南地方戏的高度与深度。本文挖掘、整理了晚清民国时期36位河南地方戏作家及其作品,并对其中19位有较为详细资料者做了简单的考证和阐述,以补今日研究的缺憾。

冯志峰^[8]（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周玉文^[9]（2018）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反投降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一体两面,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担当精神,敏锐观察抗战形势,着手反投降斗争理论的构建,用以指导打击投降主义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与中华民族发扬民族气节的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原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创立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最高形式,谴责资产阶级丧失民族气节投降的可耻行为,批判各种庸俗的爱国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地主、资本家及走狗和小资产阶级投降采取分类施策的策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气节的精神元素,主要包括威武不屈、反抗侵略、和合统一、忧国忧民等,这些基本元素通过数千年的沉淀,已经深深的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抗战时期反投降斗争缘于三方面的因素,日寇的侵略和诱降,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和劝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致使亡国灭种阴霾笼罩中国,抗战局势时刻处于危险境地,因此必须开展反投降斗争。毛泽东的反投降斗争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第一,构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投降派。第二,主张以军事和法制手段打击、威慑和教育投降分子。第三,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反投降斗争提供组织保证。第四,毛泽东提出了构建心防,占领道德制高点,从精神上鞑伐投降分子。第五,开展外交反投降斗争。第六,发动群众是反投降斗争的最好形式。在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投降斗争有序推进,成效斐然。反投降斗争实践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从1935年1月开始到武汉会战结束,此阶段主要是为反投降斗争做准备,形成反投降斗争形势的基本认识,对投降主义的表现形式、对反投降的基本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第二阶段是汪精卫公开投降至汪精卫建政前夕。此阶段是反投降斗争实践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方位的反投降斗争。第一,毛泽东对反投降斗争形势的研判与部署。第二,驳斥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言论。第三,开展军事反投降工作,消灭死心塌地的汉奸,重点开展对伪军的政治攻势。第四,以党的宣传媒体为阵地开展宣传文化战线上的反投降斗争;党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开展反投降斗争,与日汪的奴化教育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五,坚决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对反投降斗争的理解和支持。第六,开展反投降斗争的群众运动。第七,开展国民参政会平台的反投降斗争。第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力地打击了抗战阵营内的投降暗流。第三阶段汪精卫建政至抗战胜利期间的反投降斗争。汪精卫建政建军增加了反投降斗争的难度,中国共产党反投降斗争的重点有所调整。第一,加强宣传媒体、文艺战线、教育战线的反投降斗争。第二,利用日伪矛盾深入开展伪军工作,大大抵消了日伪的军事优势。第三,继续开展外交战线的反投降斗争,坚决反对美日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继续寻求苏联与共产国际等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第四,加强打击投降暗流,使国民党投降反共均不能实现。第五,抗战胜利后坚持除恶务尽的原则揭发、抓捕、审判投降分子,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凸显了鲜明的特色。第一,鲜明的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反投降斗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及应用,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关于民族气节优秀传统文化在抗战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彻底的人民性。汪精卫因为叛国投降而被人民抛弃,蒋介石却因限制民众不能获得全面支持,只有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表现出驾驭各种反投降斗争的能力。第四,凸显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反投降对象混成难辨、各种矛盾纠缠交织。第五,彰显完美性。与近代史上历次反投降斗争相比、与蒋介石国民党反投降斗争相比均体现了完美性。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审视。第一,历史价值,保证了抗战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完美演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后来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第二,精神文化价值,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探询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精神沉沦与人格沉沦提供了一把钥匙。第三,当代价值,为应对美、日等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和潜在威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绝不妥协的创造了反击美国贸易战的经典范例;为打击“台独”等各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卖国行径提供了历史启示和借鉴。

金磊^[10]（2018）在《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州府、衢州府和严州府是明代浙江省下辖的三个州府。相对明代浙江省的其他州府而言,这三个州府是以往研究者在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忽视的一个地区。本文以明代处州府、衢州府和严州府作家为考察对象,研究明代三地之文学发展情况。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本研究整理所得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共计637个,其中重要作家有40余位,所能见到的存世诗文别集约50余种。根据整理所得的情况,在附录部分,写作了明代处州、衢州、严州作家的生平小传和诗文别集叙录,以备参考。文章结构大致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对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的意义,介绍对三府作家的研究情况并作出评论,同时也概述三府的府况,为后文的叙述提供背景介绍。正文部分共分三章,分别为明代处州作家、明代衢州作家和明代严州作家。明代处州作家部分,主要以刘基家族、缙云作家群、遂昌作家、陈中州、郑汝璧等人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明代衢州作家部分,则以金实、方豪、吾谨、童佩、柴惟道、方应祥等作家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明代严州作家部分,则以邵亨贞、徐尊生、商辂、姚夔、徐贯、徐楚父子等作家为主干,介绍并评价他们的诗文成就,同时对明代严州出现的两部戏文《杀狗记》、《三社记》进行介绍、分析与评价。文章的最后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一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看法。本文以人物为中心,按照地域、时代和人物的划分方法安排文章结构,按所属州府的不同先划分作家群,而后以作家群所处时代再来划分作家。从地域文化、作家生平、作家创作等方面,介绍、分析作家的诗文创作中表现出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尽可能地描绘出明代处州、衢州和严州地区文学发展的图景。

二、五台企内地携手 中国游戏大有可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台企内地携手 中国游戏大有可玩（论文提纲范文）

（1）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秦腔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台湾纪行诗研究（1662-1895）（论文提纲范文）

（6）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五台企内地携手 中国游戏大有可玩（论文参考文献）

• [1]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D]. 杨瑞. 西北大学, 2021(12)
• [2]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3]清代秦腔传播研究[D]. 卢哲.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
• [4]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5]清代台湾纪行诗研究（1662-1895）[D]. 胡泰斌. 闽南师范大学, 2019(12)
• [6]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D]. 杨冰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D]. 孙建杰. 河南大学, 2018(12)
• [8]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抗战时期毛泽东反投降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玉文. 湘潭大学, 2018(04)
• [10]明代处衢严作家研究[D]. 金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