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语言学家李榕教授逝世

一、着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逝世（论文文献综述）

罗桂花^[1]（2021）在《李荣先生的方言学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提出

张慧儒^[2]（2021）在《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的功业绝不仅仅在于他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帝国,更在于他对蒙古民族、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讲述成吉思汗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已经与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分析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在古今中外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成吉思汗形象这一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国际影响力。首先,对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进行了历史和理论溯源。成吉思汗在绝境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积极因素都得到了表现,而争议之处却让创作者为难,如何全面展示成吉思汗形象向创作者们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这些争议之处往往是创作能够出现新思路的契机,随着人们对成吉思汗评价越来越客观,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些争议因素,无疑会给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注入新的活力。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视域下,历史文本与文学、文化文本没有严格的界限,都是一种话语实践,是某一特定时代或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学与文化文本不是历史的传声筒,而是与历史一起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符号体系。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出发,不同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成吉思汗形象文本处在不同的符号域中,这些符号域间的互动、交流、“翻译”又使成吉思汗形象产生了新的意义。这也正是文化交流的实质,不同符号域之间打破边界的交流,更可以促进文化创新。成吉思汗形象在西方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成吉思汗与中国文化。其次,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成吉思汗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一个受长生天庇护的英雄;在17、18世纪历史文学作品中,他的形象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一些蒙古民间故事的加入也让成吉思汗形象有了更多人性化色彩;《青史演义》的作者将成吉思汗塑造成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也强化了他蒙古民族英雄的形象。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国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外国作品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时角度多样,内容丰富,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解读。在我国当代作品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依然带有演义小说的色彩,追求宏大叙事,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则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与文化文本看成是文化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本身与历史书写一样,也是对社会文化的塑造。文学文本所描述的成吉思汗形象,一方面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种“可能的”的形象,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不同时期成吉思汗形象的文学叙事,更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参照。再次,对成吉思汗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分析。不论是展现成吉思汗一生功绩的纪录片还是表现成吉思汗成长历史的电影,近年来国外影视作品对成吉思汗的评价都比较客观,虽然其中也有对成吉思汗和中国文化的误读,但人们都在力求塑造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要求的成吉思汗形象。在我国,成吉思汗题材影视剧数量不算多,但质量都很高。如今,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优秀影视剧需求热度持续不减,这正是我们创作的大好契机。21世纪以来,网络迅速发展,人们观看影视剧的形式和媒介也发生着变化,如何利用这一契机,紧跟时代的步伐,加大对成吉思汗题材电影电视剧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深挖成吉思汗这一文化资源,是我们当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最后,论述了成吉思汗陵祭祀情况和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由于蒙古人的秘藏习俗,人们至今不知道成吉思汗的真身到底埋葬何方。根据传说,成吉思汗的灵魂留在了伊金霍洛,人们将他的一些遗物放在这里,建立宫帐进行祭祀,几经变迁形成了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在成陵祭祀中,成吉思汗是中心,也是文化符号,成陵祭祀有其神圣庄严的特点,在发展历程中也渐渐融入了蒙古民族特色。近年来文化旅游成为热点,以成吉思汗形象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商业活动都得到了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应该认清现状,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成吉思汗形象是我们珍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对其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应该在当下,成吉思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形象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成吉思汗精神的传播,将其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对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新力,对外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形象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伟大精神和思想的一部分,对这一形象进行研究和塑造,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更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创作出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作品。成吉思汗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是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一部分,讲好他的故事是我们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的一个途径,在这里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

刘定慧^[3]（2020）在《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文中认为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其从学科发展到理论建设也都日臻完善。而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现象更是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语言接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普通话与方言接触着力较多,研究得也更为深入。而对汉语与外语之间相互接触的研究稍显薄弱,而就汉语与外语接触的研究而言,也主要集中于对汉语与英语、日语的接触研究,对汉语与其他外语的接触研究则关注不够。“五·四”时期开始,很多充满时代色彩的俄源词开始批量进入到汉语中,其所携带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我国学者关于汉语外源词的论着中,大多比较重视英源词和日源词的研究,而对俄源词的研究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先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汉语中的俄源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本土化规律和动因以及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已有语言接触研究、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结构演变研究、语言演变中的词汇借用研究、汉俄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俄源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的引进特点进行了研究。本章以重要的中俄（苏）交往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将俄源词的引进大致分为五个时期:恰克图边境贸易兴起时期、中东铁路修筑时期、“五·四”至解放前时期、中苏友好时期、苏联解体至今的新时期。通过参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检索俄源词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BCC语料库》中的最早出现时间,界定了现有俄源词出现在汉语中的大致时间范围,从而将其归并到本文所划定的相应历史时期对其引进特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汉俄语言接触范围、接触方式和接触主体的不同是造成不同历史时期俄源词呈现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第三章主要对俄源词语音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汉俄语音对比的基础上,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音节结构演变及汉俄音系匹配方面呈现出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地分析研究。俄源词语音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其进入汉语后发生了十分普遍的音节结构演变现象。本文发现,不仅俄语中独有的音节结构发生了演变,而且汉俄语言中共有的音节结构也发生了演变。据本文分析,增加音位和删减音位是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主要方式,并且呈现出以增加音位为主的特点。汉俄音系匹配则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又一重要体现。本文发现,用汉语声母匹配俄语词首辅音、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元音的现象在汉俄语言接触中十分普遍。并且本文还发现了用汉语韵母匹配俄语辅音的特殊情况。通过对具体匹配形式进行归纳整理后,本文分析出了汉俄音系匹配的两种主要方式:相似匹配和条件匹配。结合对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后,本文认为,汉俄语音差异是促使俄源词音节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因。而词汇借用过程中的知觉映射、音系知觉原则等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因素则是促成汉俄音系出现多种匹配形式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俄源词语音本土化的主要动因。第四章主要对俄源词词汇本土化及其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本章利用汉俄两种语言的大型综合语料库对俄源词在汉俄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对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和表意方面的本土化规律和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俄源词进入汉语后在结构方面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产生了几种特殊的构词方式。这些构词方式不仅为汉语带来了全新的构词语素、构词模式,还将特殊构词中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等也同时带到了汉语中,从而对汉语产生了影响。俄源词进入汉语在表意方面的本土化主要通过音义相兼、词义变化、语用意义变化、影响汉语固有词词义等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一系列适应汉语语言体系的变化,俄源词在实现表意本土化的同时,也在填补汉语语义空缺、促使汉语语义系统重新调整方面影响了汉语。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俄源词进入汉语后词汇本土化的动因既有适应汉语语言环境的语言内部原因,也有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等语言外部的原因。第五章主要从共时角度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进行了研究。本章结合几个大型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对筛选出来的近1000个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总体活力状态进行了宏观界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俄源词在汉语中已经失去活力,只有少部分俄源词继续在汉语中维持活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俄源词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状态,本文从存有活力的俄源词中甄选出了被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俄源词作为考察样本,结合其在《人民日报》（2015-2019）中的使用情况,对其活力程度和活力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样本中的俄源词虽然都属于本文所界定的有活力状态,但是其在汉语中的具体活力程度却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使用频次、语义表达、语法功能、语用范围和语用领域等语言因素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均会对俄源词在汉语中的活力状态产生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存在的不足。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仅对汉语中的俄源词演变规律有了更全面、科学、客观地认识,而且对汉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也有了更系统地把握。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非亲属语言之间词汇借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词汇借用现象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常新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和深化。

徐强^[4]（2020）在《浊酒一杯天过午——汪曾祺与朱德熙》文中提出在汪曾祺一生广阔的交游中,如果说有一个最亲密的朋友,那非语言学家朱德熙莫属。朱德熙是一代汉语学术研究的杰出学者。他习惯书斋生涯却绝非书呆子,他与汪曾祺二人,一样的绝顶聪明,一样的趣味丰富,一样的有情有义。他们的友谊,是君子之交,平淡持久,堪称当代的伯牙子期。

徐小茜^[5]（2020）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语文学是我国传统的以文字或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注重文献资料考证和故训寻求的一门学科。其研究范围涉及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和古典文献学等,与经学的联系十分紧密。本文认为,凡在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古典文献学和儒家经典、诸子学说的研究、传承中有所建树的人都应算作语文学家,其中也包括在教育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物。《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事,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山东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涌现出了大批语文学家,他们参与了儒学、黄老之学等学派的创立与延续,在稷下学宫、汉朝石渠阁会议等大型学术文化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对中国语文学和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山东地域的语文学家尚无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514位山东语文学家进行了穷尽性的梳理分析,总结其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力求为古代山东语文学家和山东语文学史的研究打好基础。本文主体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山东区域和语文学家进行界定,说明在前四史中确定山东语文学家应遵照的标准,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介绍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对前四史中的山东语文学家一一辑录。将山东语文学家分成籍贯属于山东（373）与客居山东（141）两大类,分别辑录其籍贯或客居山东的经历、语文学相关学术活动等。第六部分:对上述山东语文学家所参与过的重要学术活动与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先秦两汉时期,山东语文学家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学术活动,其中不乏首创性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传承与语文学教育方面,山东语文学家在儒学、黄老之学等重要学术流派与儒家经典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及其弟子形成的儒家学派和齐国稷下学派以及汉朝石渠阁会议等是影响中国语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学术团体或学术活动,山东语文学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第七部分:分析山东语文学家在语言理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文教育与文献学等方面对语文学的突出贡献。先秦两汉时期,山东语文学家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学科的孕育与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首开私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孔子及其弟子首开大规模文献收集与整理之风,汉朝时经过刘歆、郑玄等语文学家的推动,中国文献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八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张玉婷^[6]（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杨绍军^[7]（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张颖^[8]（2019）在《朱德熙教学智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学活动是复杂的。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在性格、能力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在课堂中教师也会面临不同的教学问题,这就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有些教师上岗后便沉醉于过去,不求上进。他们不愿深入了解学生,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也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教学中的问题。或者有些教师自认为很努力,但教学效果却差强人意。教师难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也得不到成长。更有甚者师德下降,不能以身作则,对学生及社会造成了消极影响。诸如此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就亟需培养教师的教学智慧,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从而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研究中,朱德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智慧。对其教学智慧进行探究,可以为教师素养的提升以及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帮助。朱德熙因语言学而闻名中外,故学界对他的研究多集中于此。但是不能忘却,朱德熙是一位教师。他倾心于教育事业,以其教学智慧为学生带来一堂堂精彩的课,为祖国培育出众多的人才。本文以朱德熙教学智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人生历程的回顾,挖掘出其教学智慧的根基。他高尚的品德以及深厚的学养是其教学智慧的基石。他学而不止,将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为更好地教学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教学中,他用幽默的语言和雄辩的口才为课堂增添光彩。讲课时他深入浅出,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带领学生层层深入。他倡导学术自由,教导学生独立思考。同时他的一切教学活动都以语言事实为基础,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关怀后生,对他们的求教从来都是有问必答。在朱德熙的课堂上,同学们个个聚精会神,生怕错过任何一点内容。他的课吸引了校内外无数师生,在其教学指引之下,学生们既获得了真知,增长了智慧,又陶冶了情操。其教学智慧着实令人景仰。朱德熙热爱教育工作,对学生高度负责。他的教学智慧不仅适用于当时,同样也对当前的教育教学工作具有启示作用。本文力图通过研究朱德熙的教学智慧,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指导,希冀广大教师能够从中获取经验,形成自己的教学智慧。

王志豪^[9]（2019）在《李鼎超《陇右方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鼎超在1929年写成的《陇右方言》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西北方言文献专着,迄今为止没有人对该书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介绍该书的语言学、文献学价值。第一章是引言,梳理《陇右方言》的研究概况,交代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意义。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有比较法、古籍校注法、考证法。第二章介绍了李鼎超的生平、着作及《陇右方言》的内容、体例。发现李鼎超的传世之作除《陇右方言》外,还有《甘肃通志稿·方言》。《陇右方言》的语言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词汇上,因此第三章对该书的词汇比较方法进行总结,并研究比较法在词义演变中的具体运用。研究发现:李氏将古汉语、民国时期通语及方言进行共时与历时的比较,探讨语言的异同、继承、发展,这与现代汉语方言学“大三角”理论有相通之处,其词汇比较的方法值得借鉴;李氏运用比较法研究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这在词义演变研究方面具有一定意义。第四章对《陇右方言》的语言学价值进行分析,发现该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为甘肃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考求本字的方法值得借鉴,如重视音韵、书证丰富、注重语言比较等,其考证出来的本字也可为现代汉语方言学提供参考;探讨事物得名之由、词语受义之由,勾勒同源词分化脉络,系联共时、历时同源词,丰富了语源学的研究;对《汉语方言大词典》的订补工作也有一定帮助。第五章评价了《陇右方言》的文献学价值。李氏校正古书文本之误,订补前人训诂之失,结合方言对古书词义提出新见,这有助於对古籍的注释、校勘。

罗巍（ORLANDI GIORGIO）^[10]（2019）在《欧美学者汉语上中古音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欧美学者上中古音研究进行穷尽式的分析,并且强调欧美学者在上古音和中古音研究上的成绩（和局限）,以及对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西方学者的构拟和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的介绍。本文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对上古音和中古音研究为核心部分,但这一点并不代表本文将忽略近代欧美先驱者,如马士曼（Joshua Marshman）、艾约瑟（Joseph Edkins）、湛约翰（John Chalmers）,等等。本文主要分六章:（一）第一章,主要讨论研究欧美汉语上中古音学史的价值、理论、方法以及创新点;（二）第二章,可被视为“中外对比视野下的中国上中古音研究回顾”。本章按照音韵学发展来分期。在回顾中国传统研究史之後,本章主要讨论中国传统学者的成绩和局限,将中国研究方法与每外形成对比,尤其是西方研究方法,即分析欧美学者大规模的研究所继承的学术传统这样就构成了下一章展开的欧美学术史背景;（三）第三章,主要讨论近代欧美人尤其是传教士对汉语上中古音研究的贡献。其中,成就最大的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最早的汉语上古音构拟出自艾约瑟的笔下;（四）第四章主要讨论高本汉对汉语音韵学和形态学所作出的贡献。此外本章还讨论高氏系统对後人（包括中国和日本学者在内）的影响,以及後人对高氏系统的接受度和批评;（五）第五章,主要讲高本汉之後的学者,从着名的法国语言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和奥德利库尔（Andres Georges Haudricourt）到加拿大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到苏联的雅洪托夫（Sergei Yaxontov）,从俄罗斯的斯达罗斯金（Sergei Starostin）到美国汉学家白一平（William Baxter）教授;（六）第六章,主要讨论白式系统後新的研究方法和构拟系统,如许思莱（Axel Schuessler）或白沙（Baxter&Sa.gart）系统。本章还讨论有关上古音构拟的一些问题以及上中古音研究的未来。

二、着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逝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着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逝世（论文提纲范文）

（2）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浊酒一杯天过午——汪曾祺与朱德熙（论文提纲范文）

（5）《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朱德熙教学智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李鼎超《陇右方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欧美学者汉语上中古音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四、着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逝世（论文参考文献）

• [1]李荣先生的方言学学术思想研究[D]. 罗桂花.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21
• [2]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D]. 张慧儒. 吉林大学, 2021(02)
• [3]语言接触视角下汉语俄源词演变研究[D]. 刘定慧. 吉林大学, 2020(01)
• [4]浊酒一杯天过午——汪曾祺与朱德熙[J]. 徐强. 同舟共进, 2020(07)
• [5]《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D]. 徐小茜. 山东大学, 2020(10)
• [6]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7]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8]朱德熙教学智慧研究[D]. 张颖. 河北大学, 2019(08)
• [9]李鼎超《陇右方言》研究[D]. 王志豪.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10]欧美学者汉语上中古音研究史[D]. 罗巍（ORLANDI GIORGIO）. 厦门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