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一、国企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金昱希,王展,金梅^[1]（2021）在《国企公职人员跨境洗钱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职人员洗钱犯罪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社会问题。不法国企公职人员借职务之便利用跨境洗钱方式处理非法资金,造成了大额国有资产流失海外,对国家金融安全危害极大。本文以G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供的92起职务犯罪案件资料为基础,从微观心理视角建立国企公职人员洗钱行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其洗钱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国企公职人员跨境洗钱具有行为主体职位高、权力大,涉案金额大,资金转移时间长的特征。（2）上游犯罪是国企公职人员跨境洗钱行为的根本成因,个人对利益和金钱的追求是其跨境洗钱行为的主观成因,国企内外部反洗钱监管存在的不足是国企公职人员跨境洗钱行为发生的客观成因。（3）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国企公职人员跨境洗钱的资金转移途径产生显着影响,其中个人因素负向影响资金转移途径,环境因素正向影响资金转移途径。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预防和遏制国企公职人员跨境洗钱行为的对策建议。

王雨晴^[2]（2021）在《高管职务犯罪与内部控制缺陷补救问题研究 ——以南航腐败案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现如今的公司管理运营环境中,高层管理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面对业绩的压力、金钱的诱惑时,也会滋生一系列负面问题。财务舞弊乃至高管职务犯罪行为,就是其中较突出,影响也相对恶劣的问题。职务犯罪事件的发生不单单影响公司自身的利益,对于资本市场本身也会带来如扰乱市场秩序、恶化竞争环境、降低投资者对于市场的信赖程度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目前,对于高管职务犯罪的相关研究仍然具有相应价值。风险因子理论作为当下认可度较高的分析财务舞弊动因的理论之一,基于个别风险因子（动机,道德品质）和一般风险因子（舞弊机会,发现的可能性,舞弊后受处罚的性质和程度）这两方面对财务舞弊原因分别进行了介绍,且财务舞弊事件的发生,离不开上述因子的共同作用。上述风险因子与公司的内部控制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内部控制缺陷会对风险因子产生相应的影响。本文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作为切入点,结合风险因子理论,通过分析内部控制缺陷在职务犯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对于高管职务犯罪产生的影响,也将研究犯罪事件发生后公司针对对内部控制缺陷所做出的补救及其意义。本文开头部分简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等,第二部分对涉及到的如高管职务犯罪和内部控制缺陷的概念等进行了相应的界定,接下来介绍了文章运用的相关理论,包括高层梯队理论、风险因子理论、内部控制五要素理论等,以内部控制五要素角度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高管职务犯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通过内部控制缺陷的补救,可以减少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从而相应的减少及预防高管职务犯罪事件的发生。第三部分介绍了关于高管职务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分析了高管职务犯罪的现状、原因及后果。接下来第四部分引入具体案例开始案例研究,从内部控制五要素角度具体分析了职务犯罪事件发生年份南航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以及相应缺陷在犯罪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犯罪事件暴露后的年份南航公司对于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补救来减少职务犯罪事件发生所做的努力。之后根据上述分析在南航的个例的基础上从内部控制五要素的角度提出希望可以起到减少、预防高管职务犯罪事件的建议。最后第五部分,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高管职务犯罪事件的发生背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管职务犯罪的几率,相应的公司通过查缺补漏,加强对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视,可以再一定程度上减少、预防职务犯罪事件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从公司自身,资本市场,政府及社会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期望能够通过多方面共同努力,减少高管职务犯罪事件的发生。

张剑锋^[3]（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李珺^[4]（2021）在《《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公布实施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为我国法治反腐败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反腐败斗争开辟了新的方向和突破口,实现了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作为监察对象之一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其掌握的权力关系整个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法履行公职是防治公权力滥用的基本要求。然而当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四风”问题依旧屡禁不止,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现象依旧严重,国有企业专责监督机构设置不完备、监督制度建设不健全等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严重阻碍了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监察体制机制理论问题研究,分析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现状,理清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存在的不足,分析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腐败成因,探索完善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的基本路径,让监察委员会的监督真正全面渗透到企业内部,真正实现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察全覆盖。本文通过对监察委员会性质、监察权性质、监察对象认定、国有企业特点及分类、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认定、国有企业腐败成因及特点等进行探讨研究,结合当前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诸如国有企业的监察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专责监督机构职能发挥不充分、国有企业的专责监督人员素质不够强、国有企业的监督对象范围界定不清晰、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违法案件不减少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进一步优化监察委员会专责监督机构设置,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专责监督人员素质,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监察对象人员范围,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监察机构的监察职能以及进一步遏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腐败案件五个方面的基本路径,以期能够进一步完善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促进化解国有企业廉洁风险,堵塞管理漏洞。

张远煌,赵军,黄石,龚红卫,刘思,刘昊,秦开炎,赵炜佳,王鲁玥,许楚奇,梅华,朱羽丰,李雨婷^[5]（2020）在《中国企业家腐败犯罪报告（2014—2018）》文中研究指明腐败犯罪一向被认为是公权力领域的问题,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研究成为被忽视的领域。基于拓展腐败犯罪研究的视野、推动公共领域与非公领域反腐败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报告基于2014—2018年五个统计年度的企业家腐败犯罪案例统计分析,揭示了国有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数量规模、身份特征、罪种结构、罪名结构、地域分布、高发环节、腐败犯罪潜伏期以及刑罚适用等重要特征,以此为准把握企业家腐败犯罪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剖析企业家腐败犯罪的原因,检视现行反腐败政策,为完善反腐败立法和促进反腐败理论研究提供基本的事实参考与方向引导。

杜方正^[6]（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陈远树^[7]（2020）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职务犯罪主体作为刑法和监察法对公权力规制的重要概念,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主体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论基础;其不仅是犯罪构成意义上的特殊犯罪主体,而且是不正当行使公权力或者影响公权力正当行使所构成犯罪的行为主体,涵盖了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所有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主体。简言之,职务犯罪主体是以行使公权力为本质特征。据此,本文提出“统一权力范式”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制度—组织—目的”权力分析框架,探索科学、合理地划定职务犯罪主体的犯罪圈。在统一权力范式中,公权力是法律制度授予国家、国有公司/企业、社会组织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按照“制度—组织”和“组织—目的”的双层区分标准,将公权力区分为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等三大类型,即法律制度分别授予国家组织、营利性公共组织和非营利性公共组织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本文逐一分析了三大类型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规制的历史沿革和立法模式,并按照实现监察全覆盖的法政策目标,从法律解释和立法完善的角度重构了三大类型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和法律界限。在国家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是基本相通的,运用实质解释方法即可使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与国家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互相对应。职务犯罪主体实质解释的依据即认定标准需要由“公务论”向“权力论”发展,即以是否具有行使法律授予的公权力资格为标准统一地界定刑法和监察法上的职务犯罪主体。权力论是适用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相关法律规定的统一理论,而组织身份、从事公务、从事管理、履行公职等法律规定的要素则是公权力在不同职务犯罪主体类型上的表现形式。在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企业渎职犯罪和国有参股企业贪腐犯罪中。根据权力论,经济公权力职务犯罪主体是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依法行使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人员。据此,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限缩解释为国有全资的公司、企业,“国有公司、企业中的人员”扩大解释为国家公司、企业向非国有公司、企业委派的工作人员,“从事公务”则实质解释为依法行使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监察法中的国有企业则扩大解释为国有全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而管理人员则实质解释为代行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人员。在社会权力职务犯罪主体中,刑法和监察法的规制存在较大的混淆和矛盾,主要集中于基层自治组织和民办社会组织中。法律授予基层自治组织、公办和民办社会组织履行公共事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权力应认定为公权力。刑法和监察法应当抛弃以所有制属性认定社会组织权力公、私性质的狭隘标准,按照权力论将基层自治组织、民办社会组织中行使社会公权力的人员通过立法修正或司法解释的方式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予以规制。本文按照统一权力范式重构的职务犯罪主体理论,整合发展了刑法学、监察法学和法政策学对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等法定职务犯罪主体类型的研究,提出了基于“权力论”的职务犯罪主体统一界定标准,将形形色色的法定职务犯罪主体类型按照被授予权力的性质分类界定和适用,实现了刑法和监察法在职务犯罪主体规制上的衔接,冀望为实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提供具体、可操作的理论指引。

林曦楠^[8]（2020）在《日常活动理论视野中我国贪污犯罪行为及防控模式研究》文中认为贪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自监察改革以来,党和国家整合了反腐败资源力量,形成了国家监察体系。在此背景下,贪污防控工作也需要不断跟进,在去“存量”遏“增量”的同时,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预防贪污犯罪的发生。从日常活动理论来看,贪污犯罪是具有犯罪动机的潜在犯罪人遇到合适的、缺乏监管或监管不足的犯罪对象而实施的行为,即贪污犯罪行为的产生是具有犯罪动机的潜在犯罪人、合适的犯罪目标和缺乏有效的监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运用日常活动理论来分析贪污犯罪,可以发现贪污犯罪形成的原因、机制,相应地也能更系统地构建防控模式和制定对策。根据日常活动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内容,贪污犯罪防控应当从强化监管控制、加强犯罪目标保护和减少潜在犯罪人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三位一体的系统防控模式,并发展相应的具体措施。这一防控模式在我国腐败犯罪治理中体现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一体推进机制。在贪污防控的具体措施上:第一,通过构建全面的立体化多维监督体系实现对人、财、物的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督格局,强化“不敢贪”的震慑;第二,通过加强制度防控、规范权力运行、财产管理等方式,强化潜在犯罪目标的保护,达成“不能贪”的防控目标;第三,通过建立综合廉政保障机制、创新教育引导、提高廉洁共识等措施,减少犯罪动机和潜在犯罪人,筑牢“不想贪”的思想堤坝。

邱旭画^[9]（2020）在《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职务违法行为危害性大,近年来又呈现出智能化、隐蔽化的特点,监察监督愈发困难,给国家带来巨额经济损失的同时,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公众更是对其痛恨已久。2018年3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将监察监督职务违法行为明确规定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目前,关于职务违法行为的研究文献正在增加,但是系统研究特定地区职务违法行为现状的文献较为少见,监察监督方面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本文以肇庆市为研究范围,以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该地区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现状,指出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力求提高监察监督水平。首先结合本人多年审理纪检监察案件的工作实践经验,对2018年以来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工作实际的回顾,对相关政策的研究,对数据的汇总分析,总结了监察委员会监察监督职务违法行为的措施、近年来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对影响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第三,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针对西方或其他地区对职务违法行为进行监察监督的机构设置、先进理念、工作方法予以研究,目的是能够给予我们启示、借鉴。最后,着重从强化对“一把手”、“小微权力”的监察监督、加大对重点领域、关键人员监察监督力度、构筑纵横连环全闭合监察监督机制、抓好硬件、软件配套工作、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大信息公开等六个方面,阐述了提升监察委员会监察监督职务违法行为效率的方法,具有现实的操作性以及前瞻性。

汪娟娟^[10]（2020）在《由涉铁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探究铁路系统职务犯罪预防》文中提出本文是一项关于近年来铁路系统职务犯罪问题的调查研究,从90个涉铁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入手,对铁路系统职务犯罪的现状和特点,以及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如何最大限度的预防铁路系统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本文选取的90个典型案例均为铁路系统和铁路建设单位发生的典型的职务犯罪案例,均为法院已判决生效的案例,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这90个典型案例囊括了涉铁职务犯罪案件易发多发的主要领域和环节,包括货物运输环节、工程建设环节、物资采购环节、财务管理环节、人事劳资管理环节、房地产开发管理环节和其他环节职务犯罪案件。犯罪主体既有原铁道部部长、运输局局长、铁路局局长、铁路建设单位负责人等厅级以上领导干部,也有原工务段段长、项目经理、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既有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常见多发案件,也有单位受贿、私分国有资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不常见案件,还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既有单独犯罪,也有共同犯罪;既有一人犯一罪,也有一人犯多罪;等等。由此可见,这90个典型案例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首先,本文针对我国铁路系统职务犯罪相关内容进行了数据收集和数据整理,充分了解了近年来,我国铁路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总体分布、涉及部门分布、类型分布情况,并探讨了铁路系统职务犯罪的特点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其次,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铁路部门职务犯罪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实地调研和当面访谈的资料,探讨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本文从原因出发,探讨推动铁路系统职务犯罪预防的建议。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研究发现,铁路工程建设领域和铁路运输管理领域是铁路系统职务犯罪案高发领域。在我国铁路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铁路工程建设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该领域的职务犯罪愈演愈烈,尽管大部分涉案人员级别较低,但作为公共资源配置的直接经办人,作案的机会比较高,引发“小官巨腐”的现象。归结其原因,除了铁路工程建设领域的各项管理制度以及监管制度存在缺陷和漏洞以外,铁路公职人员的职业素养过低也是主要原因。因此,本文认为我国铁路部门当务之急是构建完善的铁路法规体系和监管机制,加强对铁路职务犯罪的管控与惩治,尤其应当重点预防职务犯罪高发领域,并切实提高我国铁路部门公职人员的职业素养。

二、国企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企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公职人员跨境洗钱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管职务犯罪与内部控制缺陷补救问题研究 ——以南航腐败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企业家腐败犯罪报告（2014—2018）（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日常活动理论视野中我国贪污犯罪行为及防控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由涉铁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探究铁路系统职务犯罪预防（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企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公职人员跨境洗钱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金昱希,王展,金梅.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1(04)
• [2]高管职务犯罪与内部控制缺陷补救问题研究 ——以南航腐败案为例[D]. 王雨晴.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监察法》施行背景下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监督研究[D]. 李珺.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企业家腐败犯罪报告（2014—2018）[J]. 张远煌,赵军,黄石,龚红卫,刘思,刘昊,秦开炎,赵炜佳,王鲁玥,许楚奇,梅华,朱羽丰,李雨婷. 犯罪研究, 2020(06)
• [6]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7]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主体研究[D]. 陈远树.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日常活动理论视野中我国贪污犯罪行为及防控模式研究[D]. 林曦楠.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08)
• [9]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研究[D]. 邱旭画.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3)
• [10]由涉铁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探究铁路系统职务犯罪预防[D]. 汪娟娟.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