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中医观

一、正确看待中医中药（论文文献综述）

黄聪慧^[1]（2021）在《中医中药护理干预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护理中的效果》文中认为目的研究中医中药护理干预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护理中的效果。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我院收治的96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常规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和中医组（予以中医中药护理干预）,每组48例。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的Lysholm膝关节评分表（Lysholm）、中医证候积分。结果护理前,两组的Lysholm评分、中医证候积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中医组的Lysholm评分、中医证候积分均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中医中药护理干预能提高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活动功能,改善膝关节肿胀、积液、疼痛等症状,效果理想。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3]（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刘慧鸿^[4]（2020）在《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文中认为目的:精神养生被认为是中医养生方法之一,并贯穿于养生始终,是养生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民在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健康需求如何实现,是一个在宏观层面涉及社会文化,在微观层面涉及精神调摄的多层面问题。中医药学凝聚着的深邃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对于创造性的解决如此宏大的健康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精神养生的文献、理论、案例和策略研究,对此种实际上涉及面甚广的健康需求提出精神养生的理解和主张,探索精神养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和价值实现。方法: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的精神心理活动或观念认知方面的事物。如有中医学者所认为的“由于时代性的遮蔽”,养生缺少精神独立的系统研究。解除时代性的遮蔽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宏大的精神需求。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传统文化、体现文化自觉,从而其根本方法就是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的“道学的”“观照的”方法。同时研究内容,精神养生的“道”与“术”,根本上也是传统文化和文化自觉。所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相应、相融、相生的,在传统文化的“共冶一炉”中,这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面向。个体、群体就是在文化的抱持中健康成长的,放眼古今中外,没有比文化自觉更能提升人民精神境界、鼓舞人心和促进个体健康的事物。“道学的”“观照的”方法的特征,首先是境界取向。境界立意高远,就能“整全”“顾及全面”。借鉴整体论、内省法、创造性诠释等已有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思想内核,都承继了传统文化。同时,论文也使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由此呈现“整全的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具体步骤为,首先对精神养生与道学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以精神养生、心理养生、情志养生、心性修养等为检索关键词在中英文数据库对文献检索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精神养生的传统智慧进行阐释。借鉴于阐释得到的洞见,先在宏观层面、社会层面进行考察以完成理论探索,并明确理想和主张;最后通过精神养生相关的实践进行体验和考察,对如何实现理想和主张提供策略建议。成果:在文化层面,立足传统文化,以“道学”的阐释能力,展示精神养生的内在体系,阐明精神养生的“道”与“术”、“知”与“行”,使得对精神养生之本来面目有一个意会。并将道学这个研究方法与精神养生这个研究对象交融在一起,呈现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在个体层面,通过道学的观照使得个体对精神养生的面貌有一个俯瞰,心中对如何精神养生有一个总览而不失细节的心智地图,协助个体在有限的生命和急迫的生活节奏的两难中找到可行、必行、乐行的实践道路。结论:本研究开启精神养生的新的自觉,在最大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主的基础上阐释精神养生,在体现精神养生所追求的“精神内守”“独立守神”的境界中观照精神养生。论文主要有以下创新:一、在研究方法上,论文创造性的在养生学研究中运用整体论的、自本体诠释的方法、内省的方法等体现道学观照的方法;由分析式、还原式的研究范式,转向道学、整体论的、内省的方法;由以西诠中的解释转向自身解释,转向文化自觉的解释。论文将相关的现代健康理论、方法和技术纳入道学的观照之中,也就等于纳入了精神养生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纳入也是一种“与新科技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是“超世界水平的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形式,是文化自觉的呈现。二、论文以问道的精神把精神养生作为生命过程始终存在的一种本质。创造性的提出了“入道-养生-疗疾”的健康实践连续谱,鲜活的呈现了精神养生贯穿于养生始终,同时强调养生贯穿生活始终。三、论文阐释了精神养生“道”与“术”的知识体系结构,“施”与“受”的实践体系结构,“知识体系结构”与“实践体系结构”形成的真知真行结构,构成了精神养生的三重太极结构。论文清晰了精神养生知识丛林的观感,拓展实践视野,有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选择自己的健康道路。四、论文从精神养生内生的理论视角初步提出发挥精神养生社会价值的建议。

王曼宇^[5]（2020）在《全国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现状分析及效果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和哲学内涵,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推进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是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具体举措之一,既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于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让学生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又能助推“健康中国”的建设。本研究在了解全国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基础上,总结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开展方式,评价实施效果,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科学有序地进入更多的中小学,为推进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政府部门决策及研究单位实践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讨论与建议。第一部分文献研究有两部分。文献研究一全国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现状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广泛搜集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全国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开展情况及研究现状。文献研究二“知信行”模式在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知信行”理论作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评价模式之一。整理分析该模式在健康教育中的相关应用研究,为科学评价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效果寻找理论依据。第二部分调查研究有四部分。调查研究一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预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全国开展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情况进行初步的调研,为后期调研提供思路与参考。调查研究二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方式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研法、专家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多角度分析,并进行典型特色案例展示与特点描述,分析每种开展方式的优势与不足。调查研究三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学生效果评价研究:采用专家论证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学分析法,基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运用“知信行”模式,设计学生效果调查问卷。问卷经专家反复论证、预调查修订而成。抽取石景山区项目校与非项目校中小学生进行调研,评价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效果。调查研究四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教师效果评价研究:采用专家论证法和问卷调查法,设计教师效果调查问卷,抽取石景山区项目校与非项目校中小学教师进行调研,从教师对中医药的态度及认知、对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态度及效果评价等方面,评价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效果。第三部分讨论与建议有两部分。讨论部分是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PEST分析:运用PEST分析法,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教学方面剖析影响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因素。建议部分是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对策与建议:根据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结果1.全国开展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活动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和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各省市在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多与地域文化相融合,形成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本研究确定以“知信行”模式作为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效果评价的理论依据。2.全国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影响面广、特色鲜明的开展方式主要有“一省一课”、“三因制宜”和“德慧智教育+中医药文化”等。“一省一课”是全省统一推进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具有开创性、广泛性,但易出现应付式教育,示范地有浙江省。“三因制宜”是多角度推进中医药文化与当下的教育深度融合合,资源丰厚、方式多元化,但易缺乏长效机制,示范地有北京市;示范校有史家小学、石景山区中小学、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北京宏志中学。“德慧智教育+中医药文化”是在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是校企合作的一种方式,目前只在县级市地区开展,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施行,示范地有甘肃省陇西县中小学、广东省惠州市文星小学等。以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校与非项目校对比,评价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效果,结果显示:（1）项目校学生在中医药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得分均显着高于非项目校学生（P<0.01）;学生在中医药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得分两两均呈正相关（P<0.01）;在感兴趣的内容方面,排前两位的是中药知识,经络穴位知识;在参加的形式中,大多数学生希望参加中药香囊制作等实践活动,参观中医药博物馆等场馆,体验中医药特色诊疗技术。（2）项目校教师对“中医药的态度”、“支持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愿意和学生一起体验学习中医药文化”和“在所教课程中愿意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容”的意愿度均要高于非项目校教师（P<0.01）。3.从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PEST分析来看,政策因素是引导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风向标;经济因素是支撑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物质基础;社会因素是支持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有力保障;教学因素是确保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关键环节。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当前还处于探索发展时期,尚未有统一的规划和实施机制,存在各自为政,不同地区和学校发展不平衡,教学内容碎片化、不系统、不规范,缺乏教师培训细则和强有力的团队支撑,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效果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为促进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科学、可持续发展,建议加强顶层设计,落实机制建立;规范教学内容,寻找学科结合点;以中药为抓手,构建适宜自身发展的DIY模式;挖掘教师潜能,完善师资培训;避免填鸭式教学,使中医药生活化、智慧化、时尚化;借助多种媒介,拓宽学习渠道;搭建交流平台,构建学校联盟;加强示范作用,完善评奖机制;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联动教育。结论在2020年初开始遍及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娃娃抓起,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势在必行。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目前开展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的方式多样,效果显着。国家教育部门应加大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支持力度,制定相关政策,加大经费投入;各地方教育部门与中医药管理部门积极联动,加强中小学教师中医药文化知识培训,鼓励创新课程融合,让更多喜爱传统文化的教师加入师资培训体系中来;以体验式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学习,激发学生学习中医药文化的兴趣,点燃学习中医药文化的热情,师生互动,养成以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健康行为;在中医药文化氛围中,教师们会运用中医养生,讲究身心平和,对自身和学生的帮助更大,才能实现“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文化氛围,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培养文化自信的中国人。同时,各地各校还应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优势,结合当地特色文化,构建有特色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方式,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接班人。

宋瑞夫^[6]（2020）在《健康传播视域下中医药议题报道框架建构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文中提出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从春秋时期中医理论成型算起,保守计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西医传入中国以前,中医药承担着社会医疗的主要角色,其功效在漫长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中医由于其特殊的理论体系而受到质疑,加之西医的冲击,中医地位逐渐下降。时至今日,随着中医人才断层等原因,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受到挑战,我国传统医学瑰宝甚至面临后继无人的传承困境。针对这一现象,国家制定了许多相关政策,意在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自然也就成为了宣传中医药信息的主阵地。本文选取了从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10年间《人民日报》关于中医药议题的报道为样本进行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分析中医药议题报道的建构情况和相关框架分析,意在找出《人民日报》对于中医药议题报道的规律,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以便更好地宣传和推广中医药,让我国传统医学得到复兴,继续造福我国人民。

赵肖荣^[7]（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王向然^[8]（2019）在《大道和生学视域下中医文化的污名与复兴》文中提出在梳理近代中医数次遭遇废医风波与中医文化衰落的基础上,追溯近代以来中医文化受到"文化精英"攻击和否定的历史,呈现中医文化的污名与自身面临的一些危机。通过对中医文化与西医文化的优势对比,探讨中医文化的价值,思考中医文化复兴之路。在理性思考和中医文化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道和生同生"思想指导下,中医文化积极借鉴西医文化、自主发展,从"中西医结合"走向"中西医和生同生"。

佘燕达,鞠宝兆,徐兴稳^[9]（2019）在《从李时珍学术思想论中医药整体性》文中指出李时珍学术思想的特征之一是中医药整体性。中医和中药是一个系统中的两个要素,中医药整体性符合系统论原理。近代以来,中医和中药出现的分化问题是严重且复杂的。继承和发扬李时珍学术精神,将中医和中药这两个系统要素重新融为一体,从而在当代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等领域体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是当代中医药人的历史使命。

宓梦媛^[10]（2019）在《不孕患者对中医药介入辅助生殖技术的认知情况调查》文中认为目的:通过调查不孕症及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患者对中医药介入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认知情况,了解该类人群的态度倾向、接受程度及信息来源,探讨改进并完善中医中药与辅助生殖技术结合的方向,从而更加合理地发挥中医药优势,提高患者的中医药素养,给予不孕患者更好的健康指导及普及宣传。方法:本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调查相结合,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调查对象:就诊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及聊城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健康中心的不孕症及行IVF-ET患者。问卷内容:患者人口学基本情况（年龄、职业、学历等）;患者的中医药素养;患者对中医药介入ART的认知情况、接受情况及信息来源;医院知情同意的工作情况及患者的满意度;患者对中医药介入ART的期待。运用Excel 2007数据录入和SPSS 20.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总体:（1）学历高、居住地为城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及中医院患者对中医治疗理解更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患者对中医药结合ART的认可度较高,认为中医大夫切脉望诊、服用中药忌口、中医治疗不孕症补肾科学的分别占76.1%、64.3%、57.1%;（3）患者对中医药结合ART的认知度与科普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超过60.0%的患者对服用中药忌口方法、治疗不孕症中药的作用了解较少;高于50.0%患者对中医药结合ART科研报道、科技产品、讲座持保守态度;（4）患者对ART接受性、期待值及知情同意认可度较高,60.3%认为中医药结合ART不良反应小,54.1%愿意多次尝试ART,71.0%会对知情同意书仔细阅读,67.4%认为医生应充分解释知情同意内容;（5）三家医院伦理宣教工作有待加强,超过48.0%患者表示医生对药物作用大致解释、对检查情况简单说明、就医时接受的伦理宣教次数较少。2.IVF与不孕患者:IVF患者对中医药介入ART的顾虑更小,对ART期望值、知情同意的重视程度更高,通过IVF生育子女的患者对告知他人行ART助孕的态度更为谨慎,与不孕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中医院与西医院:（1）中医院患者更认可中医药介入ART,对中医科技新产品和中医药结合ART讲座的积极性更高,与西医院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患者对中医科研报道半信半疑,对中医药介入ART的认知度普遍不高,中、西医院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患者对中医药介入ART认可度、接受性较好,但掌握的知识较少,对参加科普宣传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对中医治疗的理解较片面,三家医院伦理知识宣教工作有待增强;2.IVF患者较不孕患者对ART接受性更好,对知情同意重视程度更高;3.中医院就诊患者较西医院更认可中医药介入ART,更关注中医科技新产品,对参加中医药结合ART讲座的积极性更高。

二、正确看待中医中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确看待中医中药（论文提纲范文）

（1）中医中药护理干预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护理中的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4）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论文提纲范文）

（5）全国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现状分析及效果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健康传播视域下中医药议题报道框架建构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道和生学视域下中医文化的污名与复兴（论文提纲范文）

（9）从李时珍学术思想论中医药整体性（论文提纲范文）

（10）不孕患者对中医药介入辅助生殖技术的认知情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四、正确看待中医中药（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医中药护理干预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护理中的效果[J]. 黄聪慧. 新疆中医药, 2021(06)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4]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D]. 刘慧鸿.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5]全国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现状分析及效果评价研究[D]. 王曼宇.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6]健康传播视域下中医药议题报道框架建构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D]. 宋瑞夫. 吉林大学, 2020(08)
• [7]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8]大道和生学视域下中医文化的污名与复兴[J]. 王向然. 凯里学院学报, 2019(04)
• [9]从李时珍学术思想论中医药整体性[J]. 佘燕达,鞠宝兆,徐兴稳.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07)
• [10]不孕患者对中医药介入辅助生殖技术的认知情况调查[D]. 宓梦媛.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