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家寡人——读《一人之村》

一、与家园孤独——读《一个人的村庄》（论文文献综述）

范稳^[1]（2021）在《太阳转身》文中指出第一章1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前局长卓世民现在是一个等待死刑判决书的人。他的一生戎马倥偬、身经百战,无论是在战斗的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他就是不断书写传奇的那一类好汉,死神常常都得绕着他走。卓世民曾经设想过倘能死得轰轰烈烈、壮怀激烈,不说像个英雄,至少也不枉为男儿。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面临这样一种死法。

杨荷泉^[2]（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提出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刘广利^[3]（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姜文莉^[4]（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王行^[5]（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沙泥亚·玛合木提江^[6]（2020）在《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的散文创作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符合比较研究法的,刘亮程与叶尔克西的散文创作,通过对他们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背景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可知他们在散文创作方面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他们的散文作品紧紧围绕在生活中,他们热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热爱一草一木一风景,热爱人与牲畜共生的生活和谐相依的岁月,他们作品的主题契合着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语言很有味道,用词朴实,朴素,简洁,质朴,精确,凝练,丰富,贴近生活,亲近自然,有独一无二的写作方式,让万物说话。浓厚的自然气息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尊重是他们作品的鲜明的地方。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是新疆地区富有盛名的女作家,具有汉语和哈萨克族语双语背景,因此她的大多数作品中呈现出她自己对本民族的游牧文化的情感表达。刘亮程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可以说他的乡土散文敞亮,明澈,就像农民的生活一样。他的写作也朴实无华,充满勤劳的劳动人民智慧。两位出生在不同背景下的杰出作家的作品放置在一起让后人品读品鉴,会呈现怎样的蕴意不乏让人期待。本文将以对比的手法,对不同背景,不同习俗的两位文学家们的作品中相同点不同点一一进行分析探究,细心探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散文创作方面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创造力。刘亮程散文展现出诗情的语言、典型的意象,还有他对万物哲理进行的探析。他们同样都有着对故乡的深情,从自身视角对故乡的乡村和草原等意向赋予深情,表达了回归故乡的渴望,他们在散文世界体现了独有的创造力。本论文由绪论,四个章节和结语组成。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的散文创作,重点对两位作家的散文作品进行比较。不同特质的文化在不同的界域内呈现出不一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由此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所创作的作品体裁丰富多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而不懈努力。论文在绪论中对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散文创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文学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的作者简介及创作道路做了简要的概述。第一章对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散文的相同点,不同点以及散文中表达自然的相似之处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二章对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散文作品的题材选择的丰富与简化,语言特征进行分析。第三章则从两位作家散文的个性特点以及不同的生活背景进行研究,对两位作家的精神家园和情感表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第四章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在文化的宽阔观照和深邃发掘,游牧文化的诠释,乡土文化的发掘方面进行探讨。整篇论文主要研究了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散文创作。笔者在大量阅读两位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前人对他们作品的研究成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方面的资料。本论文利用比较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两位作家的散文作品进行全面的探讨。

高太飞^[7]（2019）在《生存现场诘问中溯源而行的求索者 ——韩玉光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玉光（1970——）,山西原平人;少年时期即潜心诗歌创作,曾是“超超主义”（《诗歌报月刊》1990年一、二期合刊“中国诗坛1989实验诗集团展示“专号上亮相的民间诗歌团体之一）晚出的成员。2008年参加第24届“青春诗会”,迄今出版了《一九七〇年的月亮》（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捕光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两本诗集。前者荣获天津市第19届鲁藜诗歌优秀奖,后者荣获山西2010——201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优秀诗歌奖。韩玉光“持志如心痛”的“入世情怀”（朵渔语）,显然得益于其故乡当地薪火相传的诗歌创作传统的浸润;而作为山西“70后”一代诗人佼佼者之一,又与他先行于将来消逝而把握自我当下性的求索姿态不无联系。本文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历史语境下的70后诗人面对的时代生存现场为背景,剖析其精神症候和崛起的历程。第二部分是技术主义对象化侵袭诗人“在场”当前生存环境,诗人对生存之重展开反思与批判。第三部分诗人由生存之重反思与批判走向求索生命依附的精神本源。第四部分是诗人于中年“在场”语境中,对生命的“虚无”与“死亡”进行了超越,在时间的展开中领悟到此在“生活”的“真实”意义,再次走向敞开之澄明。

简卫杰^[8]（2019）在《海子诗歌的存在主义诗学观研究》文中提出海子是我国伟大的民族诗人。他是一个多面体,各个方面又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自足的整体。他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养分,并吸收世界上伟大诗人的经验,他虽环顾世界,但最终仍立足于中国大地。他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和死亡,在中国的大地上流放和还乡,他的幸福和苦难都来自于中国土地上人民的幸福与苦难。他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和书写荒诞精神与震惊意蕴,这两种观念成为他日常存在必不可少的成分。他的作品虽带有自传性,但是他绝没有停留在自我欣赏的层面,他从自我舒展开来直达人类普遍精神。海子没有停留在此在的日常属性上,他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他用身体来关照大地,从水性、母性的观念上升到火性、父性的思考,并对神性进行呼唤。海子的文本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大地—麦子—饥饿—幻象—太阳—火—死亡—大地,文本中处处显现为对立统一,如孕育、诞生—死亡、毁灭,流放—还乡,大地—天空,水、母性—火、父性,痛苦—幸福、自传性—普世性、民族性—世界性等。他说诗歌“不是修辞练习”,但是他的诗歌语言已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将修辞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源于他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的诗歌语言开启了文本书写的更多可能。他向传统学习和挑战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他的阅读量和他在诗歌创作上的野心,使绝大多数诗人不能望其项背。他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和尼采的生命气质极为相似,并受其“相同者永恒轮回”观念影响,这一观念贯穿海子生死和文本的始末,诞生—死亡—诞生,所以死亡、毁灭在他那里显得轻而易举,死亡与毁灭并不是万劫不复,而是转换与循环开始的可能。海子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观念不谋而合,他在创作理念上深受雅斯贝尔斯影响,海子立志要践行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一次性诗歌行动”的理念。他的诗歌文本是自足的、巨大的、整一的,他诗中的一个意象随时牵动着多种意蕴和效果,他和其文本都是血肉丰满的。本文选取海子诗歌存在主义意蕴的角度,一窥其文本与生命的生存状态、个体生命与人类集体的情感交流。海子诗歌的存在主义精神表现为焦虑、困惑、苦难、同情、荒诞、操烦、良知、震惊、矛盾、超越等情绪与努力,本文试图从海子诗歌的荒诞意蕴、震惊与超越精神、放逐与还乡的形态、自杀与死亡筹划等方面来探析海子诗歌的存在主义观念。本文从海子的诗歌文本出发,以海子生平传记为参考,来分析海子存在于世的生存状态,同时主要观照海子心理状态在行动中的体现,和他的精神状况在物质世界中的处境,以便还原一个本真的诗人形象。

荀羽琨^[9]（2019）在《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为从古到今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诞生于现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丝路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意识,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丝路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嬗变。本文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多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入手,系统的梳理了现代以来这一地理文化空间中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使这一文学形态独特的文化蕴涵和美学精神得以准确而全面的呈现。第一章,回顾古代丝绸之路和丝路文学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来自于军事外交和商业力量的推动,它不仅是中西之间进行物质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西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路文化随着民族迁徙、文化使者、宗教求法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在丝绸之路上诞生的神话、诗歌、游记等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第二章,梳理了现当代丝路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丝路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了丝路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品质。共和国时期的丝路文学和新中国的创业实践同声共振,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文化成为表征革命精神的一个巨大的构型空间。新时期的丝路文学则经历了从地方意识到丝路文化的自觉,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第三章,梳理西行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民族国家危机语境中,外国探险家、文人学者、中外记者共同创造了丝路游记的繁荣。建国后西进热潮中的出现的“牧歌”与“战歌”,把异域文化元素整合到歌颂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之中。新时期丝路上的流寓作家则通过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表达了他们的在地经验,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温度的人文丝路形象。第四章,分析了多元文化语境中丝路文学的文化主题。乡土守成构成了丝路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价值立场,推动作家穿透乡土生活和民俗风情的表层书写,不断抵进文化心理的深度呈现。丝绸之路上丰富的宗教元素为张承志、石舒清、雪漠这些拥有宗教背景的作家提供了理解文学和生命的价值根基。红柯的小说则试图把游牧文化的刚健之气灌注到关中文化之中,实现儒家文化的更新和重建。第五章,概括了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创造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作家满怀激情的歌颂了丝路民众在建设新国家和新生活中所展现出的生命力量。丝路文学中所体现的苦质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内质,苦行僧式的写作观念和对苦难的超越成就了丝路文学崇高的精神追求。中国现代西北丝路文学携带着丝路文化的历史经验,以强烈的开拓精神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文化重建的时代命题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丝路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更新,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李浩昌^[10]（2018）在《走向现代的艰难“转换” ——论阿来的生态书写》文中研究指明“生态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现象,它是在西方生态思潮的影响以及中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是作家们基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怀以及对自然万物命运的关注促使他们在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时积极的融入自然,呼吁人们关注自然生态并进而保护自然生态。虽然中国当代的生态书写起步较晚,但历经几十年的积淀与发展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在中国当代众多生态书写的作家队伍中阿来是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不仅是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首位获奖的藏族作家。选择阿来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一来是因为阿来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生态书写者。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把创作根植于广袤的藏区大地,用他极为敏感的艺术洞察力,用炽热而又复杂的笔墨记录了藏区大地从前生态向生态转换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二来是因为笔者自己作为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一员,从自己亲身具体的生存生命体验,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嬗变,它可使我与之形成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这也许是一般的研究者所欠缺的。阿来把藏区面临的挑战与经受的疼痛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使人清楚的看见藏民族地区从“前生态”走向“生态”过程中的艰难“转换”,而且得以认识少数民族在克服重重生态困境中展现出来的坚韧和智慧。在文学日渐多元复杂而又提倡消费、崇尚娱乐的时代,阿来始终沉浸在对生命和存在的探索与思考中,竭力发觉原始本真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的质地,让爱的热血与真实的情感,融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所以,研究阿来的生态书写对拓宽当下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在当前中国学者对西方生态理论、生态作品的研究以及中国生态书写的实际与生态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展现阿来生态书写的丰富样貌,深入探究藏地从“前生态”向“生态”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绪论部分主要从西方生态书写的历史渊源分析中国以及阿来的生态书写现象及其中国生态书写的现状,对中国的生态书写和研究进行了简要梳理,紧接着提出论文的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思路等问题。论文正文部分主要围绕四个问题渐次展开:第一,阿来生态书写产生与发展的现实缘由和思想来源。在探讨现实缘由方面,结合藏区的生态问题,从中国传统的生态观以及藏区传统的生态观考察阿来的生态写作的思想来源,既阐述中国传统生态观对阿来的影响,又说明阿来的生态写作与藏区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第二,阿来生态书写的思想内涵。全面分析阿来生态书写作品,归纳出阿来作品的类型和特征,并从论述阿来生态书写的矛盾与张力中,揭示出藏区生态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三,阿来生态书写的创作历程与作品审美特质。本论文分别用三个方面的内容讨论阿来的生态创作,梳理阿来生态书写的历程,分析创作的审美特质,阐述阿来的生态观,由此展示阿来对藏区从“前生态”向“生态”转换过程中凸显的生态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第四,阿来生态书写的当下意义。在对阿来生态书写进行细致考察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阿来生态书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并根据目前生态创作的困境,指出其生命体验形成的生态哲思以及自然与心灵融为一体的生态表达为当代的生态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并由此展望生态写作的发展未来。

二、与家园孤独——读《一个人的村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与家园孤独——读《一个人的村庄》（论文提纲范文）

（1）太阳转身（论文提纲范文）

（2）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的散文创作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生存现场诘问中溯源而行的求索者 ——韩玉光论（论文提纲范文）

（8）海子诗歌的存在主义诗学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走向现代的艰难“转换” ——论阿来的生态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与家园孤独——读《一个人的村庄》（论文参考文献）

• [1]太阳转身[J]. 范稳. 当代, 2021(05)
• [2]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3]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4]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5]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与刘亮程的散文创作比较研究[D]. 沙泥亚·玛合木提江. 伊犁师范大学, 2020(12)
• [7]生存现场诘问中溯源而行的求索者 ——韩玉光论[D]. 高太飞.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海子诗歌的存在主义诗学观研究[D]. 简卫杰.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9]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D]. 荀羽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走向现代的艰难“转换” ——论阿来的生态书写[D]. 李浩昌. 浙江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