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奴”解析——周氏兄弟“改造民族”的第四思想

一、析“主与奴”——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四（论文文献综述）

邱夏子^[1]（2021）在《周氏兄弟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文中研究表明

张蓬^[2]（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LEE W00NG^[3]（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常琳^[5]（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崔京宪^[6]（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贾天添^[7]（2019）在《鲁迅的日本情结》文中认为鲁迅的一生与日本存在不解之缘,要理解鲁迅这个人、要理解鲁迅的文学,都必须全面了解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工作是鲁迅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鲁迅一生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来看,鲁迅的“日本情结”中自然有亲切、喜爱、尊敬,但也有相反的厌恶、排斥、鄙视,甚至仇恨。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的日本留学生涯,是鲁迅“日本情结”的形成期。鲁迅之以日本为留学的目的地,就他本人来说,是人生中的偶然,他并不是“天然”与日本文化亲近,这是我们研究鲁迅的“日本情结”必须首先清醒认识的一个事实。在弘文学院的两年,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增进。我们理解鲁迅当时民族主义思想的增进,应充分考虑到来自日本人的负面情感刺激这个因素。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还报名参加过柔道的培训。日本近代柔道体系作为文化转型期的产物同时有两面,即延续传统的一面（在培训制中仍然混杂有师徒制的因素,以及宣扬道德与精神训练功能）和反传统的一面,一个具体的参与者究竟被哪一面吸引,必须具体分析,而就鲁迅来说,在纵向对比中很容易判断,吸引他的是其反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对立的一面,而不是其延续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相类的一面。从鲁迅的回忆散文《藤野先生》来看,他在仙台的感受与心情,总的来说是不那么畅快温暖的,正是在这样的总体感受与心情之中,藤野先生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关心,所以特别感动,也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与怀想。藤野先生的确是鲁迅心中友好日本人的象征,但这象征的含义不是“日本人是友好的”,而是“在日本人中有着这样的人”。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触因是“幻灯片”事件,虽然日本学者们从各种角度试图质疑,但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事实。鲁迅两次描述的这一记忆中的场面,在鲁迅的“日本情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图景就是鲁迅心中最直观的“末世景象”或“地狱景象”。在这个图景中,日本代表的是自以为文明的野蛮,自以为正义的邪恶,而这种野蛮和邪恶的力量又是严密地组织起来的。重返东京后,鲁迅在心态上和思维上对于维新时期的日本比对于他当时身处的日本更有亲近感。他充分利用日本的方便条件,但追求的是在日本权威视野之外的知识和精神,透过日本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评介,撷取突破日本文化传统局限的思想。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借力于日本文化但不追随日本文化。我们之前更多的是从鲁迅这一时期思想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隔阂来理解鲁迅所感到的“寂寞”,而我们如果从鲁迅的“日本情结”这个角度去思考,会发现其实他与日本思想界的隔阂更为根本。在回国后“沉默时期”鲁迅的社会生活中,他作为留日归国者的身份标志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很突出的,这个身份标志帮助他获得了地位和收入都不错的工作,也体现在他的工作方式之中。同时,他的工作方式中对日本留学所得的运用,也体现了他的“拿来主义”风格。在“文学革命”这一中国文学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来自外国的资源是很大的助力,因为它们可以最直接的照见中国文学的积弊与缺陷,并且提供可能的改良方案与思路。这些外国资源可以看作是这些革命者从海外得来的与旧文学作战的“武器”,如果我们把其中来自日本的资源比喻为“东瀛刀”,那么鲁迅手中的“东瀛刀”无疑是其中最锋利的一把,而鲁迅也是运用这武器最自如和得力的一位。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创作受到了日本作品的影响,这是可以确定的,但这种影响不是大到了决定性的程度,也不宜轻易将相似当作影响的证据;而且这些日本作品是鲁迅创作时灵活运用的资源,而不是样板,鲁迅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东瀛刀”的功用,却绝不是只将日本的文学成果移植到中国而已。与周作人的失和,使得鲁迅的交际圈和生活环境悄然改变了,无论是在华日本人圈子（包括他家族里的日本人）还是留日归国圈子（除了挚交许寿裳）,都在他的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因为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而且此前也主要是周作人比较重视与日本文学界建立和保持关系。这个改变对于鲁迅是有意义的,他可以绕开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而以更宽广的心态观察和回想日本,经过这几年之后,以新的视点和姿态在新的时空中与日本文坛建立起全新的交往方式。因家中的日本人而造成兄弟失和事件或许也集中地体现了鲁迅一生对于日本私人领域的交往之道相当陌生。在“日本情结”方面,鲁迅更倾心的是日本“学习外来”的一面,而周作人更倾心的是日本“承续传统”的一面。鲁迅很能敬重、喜爱日本那些“不像日本”的人与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重要角度。1931年,鲁迅的“日本情结”因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也是最为深刻复杂的阶段。其一,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侵略野心与侵略行动,决定了鲁迅很明确地将日本视为敌国;其二,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战友感”使得鲁迅与日本左翼文坛的关系大大超过了此前鲁迅与日本文坛曾有过的亲密程度;其三,鲁迅在国际化的上海与很多日本人进行了友好的交往,而由于鲁迅在国内外的名望越来越大,慕名拜访鲁迅的日本文化人也多起来,鲁迅一直是很热情地接待的,直到他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别有用心且手段下作;其四,日本的美术是这一时期鲁迅辛勤工作之余休憩时喜爱欣赏的对象之一。这一时期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日本情结”在历史时空中演进生长之后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日本“转向”作家的态度,体现了鲁迅的三重看法:第一,对于日本当时国家政权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政权是残暴的,而且残暴得很“科学”。第二,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这个印象是复杂的,并不都是什么好印象,然而其中绝无懦弱、怕苦、怕死的民族性格。第三,对于当时中国某些左翼作家,他其实是有点怀疑他们的决心和意志的。前两重看法正是鲁迅“日本情结”的生动体现,他熟悉日本,了解日本,对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保持着敬意,也对日本社会与文化中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憎恨着日本当时的法西斯政权。内山书店在鲁迅的上海生活中承担着几种很重要的功能:购书、寄售、约见不熟悉的人、文艺事业合作、“第三空间”。所谓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侵华据点之类的“解读”,毫无事实根据。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情,就是超越民族、身份差异,也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的性情相投,贬低到“汉奸特务”之说是荒唐的,拔高到“进步思想”或“基督教文化”也无必要,但是,爱中国与反对日本侵华的共同立场,确是这一友情的基本前提条件。鲁迅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活动,并无可疵议之处,其参与联署抗日文告也有据可证。至于近年有人诟病的“逃”和“默”,不“逃”的结果只能是被抓捕,作为知名革命作家和反日文告的签署人,被抓捕只有两种结果,或者投降,或者被处决,在这种时候,用“逃”的方式保存实力才是对于民族和人民最负责任的选择;而与其说鲁迅的“默”需要辩护,倒不如说今天一些人对于蒋介石南京政权不合实际的过分肯定是应当纠正的。鲁迅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度过的。病中身体衰弱的鲁迅,以强健的精神力量走在了文艺界抗战阵线的最前列。从“日本情结”的角度来说,“抗日”就是鲁迅此时“日本情结”的绝对重心。鲁迅在这一时期对于日本可以说是因为“知之深”所以“恨之切”。综上,鲁迅对于日本第一方面的情愫,是感恩与温暖。鲁迅对于日本第二方面的情愫,是屈辱与义愤。这两方面情愫就成为鲁迅“日本情结”最基本、最具源头性的“原色”。鲁迅的“日本情结”在不同时空表现为不同景象,其主线是求中国的自新与富强,自由与独立。

陶阳^[8]（2019）在《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作为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段落,给今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旧交汇的过渡时代中,近代学人早年的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学术旨趣和文化实践?对此,本文认为,在这一历史阶段（1880-1911年）内,一些近代学人在早年的文化学习生活中,通过接受生活的多维濡化,进行知识的积累和演进,建构起各自丰富的文化世界。这一过程中,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和情感准备,交往行动模式与惯习,文化心理模式,以及具身观念和认知,构成了这一文化世界的内涵。正是这一文化世界促使个体在剧烈的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实现由士子童生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或是为近代学人个体把握过渡时代的历史机遇,做出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提供了滋养。本文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通过叙述家园空间、学堂交往、物质环境以及身体实践中所发生的学习生活,分别在知识和情感、行动模式、文化心理、具身观念这几个层面上分析、诠释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为转型时代做出不同方面的文化贡献。从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准备来说,旧学新知的积累和演进,对于不同的近代学人所产生的影响,遵循着有所差异的路径和方式。对蒋梦麟而言,其庞杂的知识系统来源,促使他最终走向了一条中西杂糅互补的“多线式”文化复合论之路。不同于中西调和路径,胡适对中学学术传统的解读和改造是一种“单线抽取”式的改造路线。而就柳亚子和顾颉刚来说,早年所浸润的旧学传统给予学人的治学路数以重要的启蒙和发端。家园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准备、滋养来说,与旧学新知所粘连的家宅生活记忆为年轻的士子们离开故土和家庭,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提供了情感上的积蓄和过渡。在交往行动模式的层面上,早年学堂里的公共交往生活令过渡时代的一代学人习得了公共交往的行为模式和惯习,这种公共生活的交往惯习帮助个体不断地融入都市公共空间,从而完成由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人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共和社会的都市交往生活空间增添和升华了公共性的理性内涵。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质-身体之境构成了早年文化学习所依赖的“异质性集合”,通过浸润于其中,早年的近代学人习得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体现为文化心理模式、审美心理图像、“物我一体”心理图像）,它们激发了文化思想的形成,构成近代学人文艺创作的艺术灵感,亦或是触发关于工业文明的认知和情感冲动。而早年学习生活中的身体实践,则赋予了转型时代的近代学人相互交织的具身观念,这种观念和力的冲突汇聚影响了他们关于身体的文化思考和实践。综上所述,本文运用教育历史叙事的方法,揭示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过渡时代的学人所作的文化实践和贡献,为观察近代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

贺慎^[9]（2019）在《谈神说鬼不寻常周作人笔下的“鬼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作人（1885—1967）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喜欢“谈神说鬼”也最擅长“谈神说鬼”的作家之一。“五四”初登文坛的周作人以鬼设喻,致力于“驱鬼”与“打鬼”,以科学的光迫使妖魔鬼怪无处遁形,用艺术的香为行尸走肉般的国民招回灵魂。随着“五四”的退潮,周作人陷入了“虚空的虚空”,开始了他“伟大的捕风”,转向了“民俗鬼”的研究,他只想要听要知道,想知道微末如“河水鬼”一般的东西,其实是想要知道这“鬼”里的人。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周作人巧借“鬼神”之说,为自己的附逆事敌寻找道义上的支撑,在“谈神说鬼”之间,悄然完成了由“叛徒”到“老僧”与“大禹”的自我修辞转换,也在无意间透露出了他内心的许多隐秘信息。本文以周作人笔下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文艺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在较为清晰地梳理出周作人各个时间段“谈神说鬼”的特点及其前后变化的基础之上,深入到作家内心与作品内部,用事实与材料说话,揭示出周作人“谈神说鬼”背后的缘由,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对他的“谈神说鬼”进行再评价。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整体梳理了周作人1919年至1945年间的“鬼神”书写,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他“谈神说鬼”的目的及发生前后变化的原因。二是通过分析周作人附逆前后的“谈神说鬼”,剖析出他是如何完成由“叛徒”到“老僧”与“大禹”的修辞转换的。

李慧敏^[10]（2019）在《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的一生主要经历过两次沉默时期。一次是1909年编译完《域外小说集》至1918年《狂人日记》问世,另一次是1922年12月写完《<呐喊>自序》至1924年2月《祝福》完成。所谓沉默,即停止表达性的创作。鲁迅的两次沉默在其创作生命中如同黑洞般存在,但鲁迅之为鲁迅,他存在的独特性与他的沉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对鲁迅的沉默作出应有的思考,将难以走进他的文本世界,甚至很难窥见鲁迅深刻思想的一隅,更难以接近他的博大心灵世界。那么,我们将会彻底的失去鲁迅,失去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先驱者的对话机会,这对中国人而言,是重大的损失。本论文立足鲁迅的两次沉默,梳理鲁迅沉默与开口的关系以及鲁迅的“沉默”对其文本世界的建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前沉默:鲁迅沉默的发轫”、“显沉默:鲁迅沉默的昭世”与“后沉默:鲁迅沉默的突围”。其中“显沉默”为主体部分,着力于探究沉默对鲁迅文本的建构,以鲁迅沉默与开口的关系为经线,纵向深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以细读鲁迅的文本创作为纬线,横向进入鲁迅的文本世界,探求其沉默在文本创作上所赋予的特征。论文通过经纬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走近鲁迅的内心世界,挖掘出鲁迅之为鲁迅的本质特征。

二、析“主与奴”——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析“主与奴”——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四（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5）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鲁迅的日本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8）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论文提纲范文）

（9）谈神说鬼不寻常周作人笔下的“鬼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四、析“主与奴”——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四（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氏兄弟对匈牙利文学的译介与传播[D]. 邱夏子. 长春理工大学, 2021
• [2]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7]鲁迅的日本情结[D]. 贾天添. 吉林大学, 2019(02)
• [8]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D]. 陶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9]谈神说鬼不寻常周作人笔下的“鬼神”研究[D]. 贺慎. 武汉大学, 2019(09)
• [10]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D]. 李慧敏. 苏州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