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开创农药管理新局面

一、不断开创农药管理工作新局面（论文文献综述）

梁梦宇^[1]（2021）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如何将乡村置于与城镇同等战略地位,如何客观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认识其影响因素等,都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面对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协调城乡生产力水平为目标,探索“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借此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发展的阶段合理性,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界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总结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等,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兼顾”乃至“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的“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都是对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阶段性演变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奠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新时代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构建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空间。本文利用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城乡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的城乡融合度都显着提升。其中,2002-2018年,中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度从0.29提升至0.66;对应耦合协调等级,中国整体摆脱了“失调”等级,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互促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耦合协调等级不高,因为多数省份目前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进入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依然明显。再次,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影响因素与城乡融合度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找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城乡融合度为参考数列,探究2007-2018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通过关联度排序,了解各因素在推进城乡融合度提升中作用的大小,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显着受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与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等多维因素影响。其中,城乡要素流动、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的顺畅化及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亟待加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后,总结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先导性与参照作用。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城乡发展又受共同经济规律支配,本文考察了美英德法日韩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总结了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三是以乡村为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着力保护农村农民的利益。此外,各国注重开展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将城乡发展的法治化贯穿其中,这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提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助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新突破。本文结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索考察国外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等”得出的结论,从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与城乡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助力城乡要素流动的顺畅化;二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通过重点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助力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备化;四是通过开拓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助力城乡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张馨月^[2]（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寿光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农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发展,确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项目规划和有效行动。被习总书记两次点赞的“寿光模式”,在农业产业化方面的理论和制度成果,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寿光市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改革创新意识比较活跃的城市,近年在探索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功实践,跻身于中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行列。本文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寿光市发展特色,讲好乡村振兴寿光故事,为其他地区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振兴交流合作,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研究论文主要包括五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目的和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分析“寿光模式”的基本内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农村发展思想入手阐述“寿光模式”形成的理论渊源,并对其形成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等现实基础作基本概述;第三部分经过调研研究,介绍了寿光市乡村建设中的两个典型案例,归纳总结出以城乡一体化为主导的“寿光模式”的成功经验及实践意义,为其他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可复制推广经验;第四部分提炼出创新升级中“寿光模式”显现的薄弱环节并分析其原因;第五部分是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不断赋予“寿光模式”新时代内涵的方法路径,以推进“五个振兴”为基本思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为不断创新发展“寿光模式”,实现寿光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合理化建议。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杨伟荣^[4]（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李攀^[5]（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马亚男^[6]（2019）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优化升级,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立足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进步、农村建设、农民发展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均有显着变化,使得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转变,这就给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取得不错成效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诸如资源下乡落地困难、农民利益表达方式不当、乡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如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不能直面问题迎接挑战,将会阻碍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认真研究乡村治理出现的问题,探讨如何更有效地进行乡村治理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研究创新点及不足,并对国内外关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的研究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及理论阐述。对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乡村治理的理论依据进行阐述,为全文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现状。主要从乡村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四个方面论述了我国乡村目前的治理现状,并总结出乡村治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取得治理主体更多元、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民主意识有所增强、乡村社会更加稳定、乡村经济不断发展的新进展。第四部分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在充分肯定乡村治理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乡村治理主体间关系混乱、资源下乡落地困难、农民利益表达方式不当、乡村社会风气不正、乡村人居环境脏乱差。并从治理主体角色定位不明、基础组织能力不足、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乡村传统文化衰落、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方面阐释原因。第五部分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依据因地制宜、四化同步、生态文明、政府引导的发展思路,从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整治乡村人居环境等方面出发,进而提出完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具体对策。

袁绍光^[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农业始终处于基础地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把对待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战略重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关于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走过40年,但是“三农”问题仍是具有全局性的重要问题,仍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战略意识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不断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紧密跟踪亿万农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发展的思想。“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科学凝练农业发展的思想,系统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加快补齐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短板,对于汇聚起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对于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之路,都很有必要。论文力求历史和逻辑、结构和内容的统一,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意义、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研究对象和主要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思路。正文分为六章,主要探讨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怎样建设这个农业大国的重大主题,并辅之以背景—理论—方略—意义的思路展开论述。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重点论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和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主线,提出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业战略思想核心、推行农村改革是农业发展的动力、乡镇企业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两个飞跃”是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科技兴农是农业发展的强力支撑、多种经营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举措。同时分析这一时期战略思想的鲜明特点和时代意义。三是,继承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一方面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战略性转变。另一方面,从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基本方略、重大意义三个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思想的问题。第二章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及其内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是以实现乡村振兴为总目标,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通过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战略任务,逐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思想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来源、思想实践基础和习近平早期的农业发展思想及实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基础。同时还阐述了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总目标。这一章包括五部分。一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雄厚物质技术基础的积累、农业发展的新历史方位。二是,基本原则: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三是,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四是,从科学内涵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基本方略两个方面论述了美丽乡村思想。五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历史意义: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理论、体现新使命新要求、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第四章阐释了新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核心主题。不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现代化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性、紧迫性,而且重点阐释了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战略方向以及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举措:继续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和治理、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第五章阐述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时代任务。本章从历史必然性、战略目标、基本方略、主要特点以及重大意义加以全面分析。其中重点论述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战略的基本内容:解决“扶持谁”的问题、解决“谁来扶”的问题、解决“怎么扶”以及解决“如何退”的问题。还分析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体现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全球减贫作出贡献、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第六章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特征、贡献及其形成发展的基本经验。农业发展战略思想具有全局性、实践性、人民性、协调性、时代性以及世界性的特征。突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时代贡献:实现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性巨变、开辟了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展现世界担当、发展世界文明和促进人类进步。总结了八条基本经验:在总揽全局中坚持党的领导、在时代同步中把握中国特色、在循序渐进中坚持发展理念、在解放思想中坚定改革方向、在战略布局中突出人民伟力、在开拓创新中坚持统筹兼顾、在成果共享中牢记三农初心、在全球视野中坚持因地制宜。

王新^[8]（2019）在《尼克松时期美国环保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尼克松最初并不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在他担任总统前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找不到他从事环境保护的痕迹。但在担任总统期间,由于二战后人口直线剧增、工业大生产的规模扩大等原因,导致美国环境质量的恶化,进而导致美国出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成本关系失衡的现象。接连的化学烟雾事件、圣巴巴拉石油泄露事件、DDT的滥用等几个大的环境污染事件,使得环境治理成为必然。由于民众对于环境破坏问题的反对、对于环境质量的重视,尼克松确立了“民权思想”;由于民主党在环境事务上的领先,使得尼克松形成了“新保守主义”思想。为了确保自己政治地位的稳固,尼克松开始转变自己的政治观念。在民权思想和“新保守主义”思想引导下,尼克松政府开始部署一系列的环保政策。尼克松时期开创了一个系统的环保政策体系。1969年5月29日,尼克松宣布成立环境质量委员会和公民环境质量咨询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从这第一个环境文件的签订开始,尼克松开始部署自己的环境政策,包括环境法的签署、机构的建立及环境外交的开展等。1970年开始,尼克松的环境政策全面铺开。他执政期间的,在环保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完善环境立法,政府定期向国会和民众汇报环境状况、增设环境管理机构并明确其权责、鼓励民众参与环境事务、积极开展环境外交等。尼克松政府施行环境政策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尼克松自身而言,他从中获得了收益。环境是民众十分关心的问题,而尼克松解民众所需,从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对环境质量而言,环保政策给环保事务带来关注了,带来了更有效的治理,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改善,提高了环保事业的地位,也促进了对环境本身的学术科研。对经济而言,尼克松环保政策的推行,则是危机和机遇并存。一方面,它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新兴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高额的环保支出使得联邦政府财政压力增大,企业的成本也骤增。尼克松对环境的关注不仅改善了他执政时期的环境质量,也影响了他后来的继任者。他的很多环境保护政策措施都被很好的保留、继承。

司会敏^[9]（2018）在《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时间表、划定了路线图。美丽中国,不只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每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全民的高度参与,这就需要凝聚起最广泛的生态共识,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凝心聚力。新时代凝聚中国的生态共识,需要形成生态道路共识、生态理论共识、生态制度共识和生态文化共识,这四大共识从具体实践、理论指导、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领域。面对当前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和生态退化等严峻形势,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自然构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在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不同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完全弥合。新时代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必须认真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分歧和问题。这些分歧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囿于传统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认知误区,生态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仕途升迁之政治利益,仍片面追求GDP这一短期内易见成效的显性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这一短期内难见成效的隐性目标缺少投入热情。第二,环境正义视角下因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引起的权责不对等现象普遍,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行业部门之间在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消费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富裕阶层、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强势群体）与贫困阶层、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在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分担上存在不对等,这些现实的利益分化极易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制约生态共识的达成。第三,利益机制驱动下部分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无视生态利益和社会公益,缺乏生态可持续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第四,一些公众虽然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但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环境问题,环境意识层次低,“从众”“搭便车”情结严重,生态责任意识不强。第五,除了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这些主客观原因外,生态共识平台不健全也是制约生态共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平台不完善,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环境权益诉求平台不畅,影响公众表达权;环境决策平台滞后,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等,上述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生态共识的形成。新时代为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化解分歧、解决矛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公平正义原则,这是解决环境非正义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二,平等协商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消除和化解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权责相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权利与责任关系的应然描述,公共利益是权责一致原则的价值追求,环境利益的公益性决定了每一行为主体都不能自私地占有生态利益却不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义务）,只有每一行为主体都自觉遵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分歧。第四,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共识的达成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即给予行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激发其生态责任意识,同时也必须设置一些硬性约束,使反生态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能起到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分歧和问题,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如下:第一,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通过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生态社区建设的模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引领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二,优化地方党政部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导向机制、完善的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以激励党政干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三,实现利益共享,完善公正的利益均衡和保障机制,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部门差异,以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发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凝聚生态共识提供动力和支持,同时针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必须实施严厉惩罚,使其形成“不敢污、不能污”的共识。最后,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健全环境权益诉求平台和环境决策参与平台,通过搭建生态共识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陈友权^[10]（2016）在《构建协同联动机制 开创农药管理工作新局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正值"十二五"规划收官总结、"十三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各级农业部门要认真总结近年农药管理工作的成效和经验,全面谋划"十三五"期间加强农药监督管理的重大举措,研究部署2016年重点工作。1农药管理工作成效显着进入"十二五"以来,各级农业部门在积极推进《农药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同时,在现行法规制度下,积极大胆探索,开拓创新,认真做好各方面工作,农药管理取得了显着成效。

二、不断开创农药管理工作新局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断开创农药管理工作新局面（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寿光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尼克松时期美国环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构建协同联动机制 开创农药管理工作新局面（论文提纲范文）

四、不断开创农药管理工作新局面（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D]. 梁梦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寿光模式”研究[D]. 张馨月.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5]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马亚男. 长春工业大学, 2019(03)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研究[D]. 袁绍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7)
• [8]尼克松时期美国环保政策研究[D]. 王新.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9]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D]. 司会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1)
• [10]构建协同联动机制 开创农药管理工作新局面[J]. 陈友权. 农药科学与管理,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