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哲学诗歌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

一、冯至哲理诗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张挺玺^[1]（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黄元军^[2]（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杨绍军^[3]（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刘正忠^[4]（2019）在《李广田《诗的艺术》研究》文中指出李广田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着名的“汉园三诗人”之一,还是散文领域的行家里手。不仅如此,他在小说创作、教育理论、民间文学整理研究等方面皆有建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李广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多面手。从1941年开始,任教于西南联大的李广田一边从事繁重的教学工作,一边将文学的重心转向理论研究与批评写作。其时,针对文坛现状和作家作品创作,他写出了系列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为肯定他的研究实绩,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曾动情地将他与李健吾、李长之合称为1940年代文学批评界的“三李”。其中,1944年12月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的《诗的艺术》是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也是其一生中惟一专门评析新诗的理论及批评文章合集。在《诗的艺术》中,作者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对中国新诗创作现场进行文艺批评,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本文以《诗的艺术》作为研究对象,立足前人“肩膀”之上,回到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深入探讨、确认与总结该着作的贡献。论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4章。绪论主要概述学术界对《诗的艺术》的研究历史及现状,以此为基础,阐释笔者研究路径方法及创新点。第一章从本体论视角出发,对《诗的艺术》的新诗本体探求进行整体关照。第二章采用细读法对《诗的艺术》的新诗文本批评进行综合考察。第三章言说与分析《诗的艺术》的论诗特色。第四章阐释并总结《诗的艺术》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最后,对李广田《诗的艺术》与本论文主要观点及内容进行总结概括。同时简要回顾当代新诗发展及问题,从而审视《诗的艺术》的当下价值与启示。

荀利波^[5]（2018）在《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文中认为西南大后方诗歌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承续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全面抗战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现实,担负了抗战救亡、文艺动员的使命而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使现代新诗艺术更加成熟。但就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西南大后方诗歌被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其独特性也不断被发掘,但对“西南大后方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研究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提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具体而言,是在西南大后方诗歌生态系统生成的背景下,将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的考察分解到诗歌作为文学活动的要素之中,即以诗人、诗歌创作、诗歌传播为主体,通过对这几个部分的文学生态考察,整体上形成对诗歌创作生态的呈现。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既打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态环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诗歌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对现实更为深入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使得诗人们对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推进了诗歌在创作观念、文体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与变革。第二章论述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经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战时诗人们从战争爆发初期的流散,到1938年之后在西南渐趋聚集,民族、国家的生存,自我个体的生存,这些问题的纠缠作用于诗歌创作中,促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多重变化,甚至于奠定了诗歌发展的基调——革命的、大众的、现实的。第三章论述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由于国土的沦陷和西南大后方的空间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吁求下,诗歌接受群体更趋丰富,特别是使五四以来就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得以以知识分子“俯身”的姿态亲近底层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对知识垄断的再次“革命”,也为诗歌朗诵、街头诗等诗歌传播形式在抗战时期获得发展提供了土壤。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对诗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章论述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西南大后方诗歌延续了“诗体解放”传统,自由体诗在发展中出现了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下,诗歌体式的变化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作出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五章论述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全面抗战的炮火真正在最大范围内逼迫诗人们从“上层”走到了大众之中,走向了中国自我的时代之中,它导致的是新诗在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方面向中国的现实、向中国自我的现代性情境的靠近。战时诗歌创作生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空间。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亢奋激情中现代新诗“使命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削弱,使得新诗在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病症”,但诗歌必然“反映时代精神”,诗歌研究更不能置身于它所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外。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在文艺大众化、民间形式等的讨论中,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实践下,西南大后方诗歌推进了新诗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的发展,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创作过程中成长起一批重要诗人,形成一批代表新诗发展新高度的成果,成就了新诗发展独特而重要的一段。

施新佳^[6]（2017）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文中研究指明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得两校在办学理念、教育方针上形成了不同特色。两校师生的文学创作和文事活动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传统和工农兵文学范式。西南联大赓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着精英文学传统,注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关怀,讲究精致的艺术品位,追求审美的现代性,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一翼,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区,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掀起沸反盈天的大众文学运动:街头诗、新秧歌、旧剧改造……虽然,西南联大和“鲁艺”的文学审美取向明显不同,成就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的尺度衡量之、对比之,但它们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乃及新世纪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表现为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两种不同文学样态的龃龉和此消彼长。梳理和解读它们背后潜隐的信息符码,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能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话语支持。

吴向廷^[7]（2013）在《论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文中提出穆旦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如何理解穆旦诗歌的独特性以及如何评价独特性的意义,这是新诗史的一个重要命题。本论文的研究试图说明,穆旦的文字生涯,尤其是他的诗歌写作实践了他从“奥登一代”借鉴而来的诗歌的“第三条道路”,即诗歌既不能成为逃避社会的个人化写作,也不能沦为纯粹的政治宣传的工具。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诗歌写作应该保存对于时代的特殊感受以及政治性和伦理性的思考。为此,穆旦做出了有别于前辈诗人和同辈诗人的卓越努力,本论文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历史修辞”的写作方式。概括而言,其一为穆旦选择正面处理他的时代经验,使他的诗歌始终能够保持与历史的同步关系。同时,他在用诗歌记录和思考的同时,将之升华为一种历史哲学和政治思考,从而使诗歌获得了普遍性和超越性；其二为穆旦为了实践他的诗歌抱负,选择了以艾略特、奥登等英美现代诗人所发展和丰富的诗歌语言。这种诗歌技艺既是一种语言艺术,也是一种现代诗人的独特世界观。借助于这种技艺,历史得以全面、复杂和深刻的展开,诗歌得以成为一个独立却又对人生、社会有着重要作用的领域。“历史修辞”是对穆旦的诗歌写作方式的概括,也是本文的核心命题。本论文的导言是对全文的一个基本概括,其中包括对于论题的内涵、意义和历史的简要介绍,对于研究史的基本回顾和对于研究框架的简要论述。在论文的第一章,论文对于穆旦之前的新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即新诗的“草创阶段”进行回顾,并以穆旦的“历史修辞”为视角,进行一个扼要的批评。其中的诗人、诗作和诗歌理论、批评的成果是穆旦诗歌产生的重要前提,与穆旦诗歌构成了内在的对话关系。在论文的第二章,论文梳理了艾略特、奥登等杰出的现代英美诗人对于穆旦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前者的成就是穆旦诗歌的重要理论资源,也是理解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诗歌版图的重要部分,他们和穆旦一道构成了现代诗歌在战争和革命年代的重要发展。同时,本文提供一个对欧洲诗歌潮流的整体描述,作为理解穆旦诗歌方式的重要补充。在论文的第三章,论文探讨了穆旦诗歌在历史和时代经验再现上的探索。穆旦诗歌中的历史改造和发展了诗歌的“史诗”传统,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实现了特殊和普遍、局部和整体的辩证统一。纵观穆旦的全部创作,他的写作散发着独特的历史哲学的光芒。在论文的第四章,论文从诗与散文的关系、诗歌的晦涩问题探讨了穆旦创作的修辞和形式特点,指出这一现代诗歌的语言技艺是对于传统的批判继承,是现代诗人的世界观。同时,这一写作方式也构成了诗人与他的政治和时代（隐喻意义上的“城邦”）的特殊关系。论文的结语是对穆旦的一个总体评价。

殷晓庆^[8]（2013）在《从比较文学视域论冯至《十四行集》的自然观》文中提出在诗歌中对大自然的描绘,是古往今来中西文学中的共同点之一,但是对于自然的揭示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差异。在古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中,中国山水诗中的自然是诗人逃避现实的一个世外桃源。中国新文学割断传统脐带向西方学习,自我的觉醒是区别新旧文学、与世界性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接轨的表现之一但在时代的现实问题中很大程度上被当作救世良药。在中国新诗学习西方以建立新诗体系的历程中,各派诗人不断探索,其笔下的自然在自我生存探索方面却止步于传统。40年代,冯至《十四行集》对寻常的自然的描写、对人类命运和生死的思考,填补了中国新文学所缺乏的对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探索,实现了新诗与西方诗歌的接轨。本文第一章主要工作：论述中国传统文学对《十四行集》的影响。通过梳理自然在诗歌中的作用、自然在诗歌中的抒情作用的发展,以及杜甫山水诗,以论述《十四行集》中自然在抒情中的作用和独特表现。同时,冯至《十四行集》对情、景、理的融合,从哲理的角度对古典诗歌的超越。第二章着重论述冯至对德语文化的选择性接受与冯至诗歌艺术的外来影响。歌德与里尔克对冯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理念上,更重要的是启发冯至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在诗歌中对自然和人生的哲理探索,研究冯至在新诗探索方面不同于同时代诗人之处,进而思考冯至在自然与人生、生命和自我关系上的努力。第三章主要分析《十四行集》对中西文化和诗艺的融合,通过上两章节的分析铺垫发现,至此冯至的自然观形成——冯至在自然的书写中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生死的现代性思考。将《十四行集》置于比较文学范畴加以研究,通过结合当时诗坛背景对冯至个案的分析发现,新诗的发展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和美的继承、外国优秀文学养分的吸收,揭示以《十四行集》为代表的新诗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继承和新诗在世界性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杨新刚^[9]（2012）在《从“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到哲理诗人——20世纪20-4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简论》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20-40年代是冯至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在其诗歌创作中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三体兼备。冯至的抒情诗、叙事诗与哲理诗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均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其抒情诗与哲理诗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其叙事诗兼具文化、思想与审美的多重意义。冯至的诗歌创作既开拓了现代中国诗歌王国之疆域,又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苑诗歌之花的品类。

周锋^[10]（2012）在《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文中提出金克木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1937）中首次提出了“新的智慧诗”这一概念。该文就当时中国诗坛发展的总体状况,认为：中国新诗中出现了“智的”,“情的”和“感觉的”三种发展途径。他所说的“智的”即“主智的诗”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说的“主知的诗”——知性诗的一种。“知性”最早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目前学界主要把1933年2月1日发表在《现代》杂志第2卷第4期高明译日人阿部知二的《英美新兴诗派》一文作为知性理论引入与传播的起点,但客观上来说“知性”这一说法更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此类诗学追求的一种概括。中国现代知性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受泽中西方传统,尤其离不开西方知性诗学的参照,但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并不隶属于西方现代诗学或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系统,而是体现出区别于西方和传统的另一些实质性问题。诗学研究是诗美创造规律的探求,知性诗学研究是探求知性诗的诗美创造规律,本课题研究重点在于对中国新诗中知性诗创造规律的探求,它以创作论为依据,创作心理为切入点,知性诗学本体系统的构建为最终目标。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本文主体部分将以1917—1949年间的全部主知的新诗相关的理论批评为研究对象,从资源论、史论和本体论三个层次分七章来考察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整体构架与表现。兹将7章的关系略述如下：第一章及绪论探讨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的传统借鉴与西方探源,着重中西方诗学传统中,能给予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建构以重要影响的知性诗学理论或含有知性诗学因子的理论进行辨析,以考察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在构建中所受传统的与西方的影响,以及在继承和借鉴中的取舍原则。第二、三、四章着力探求与梳理中国现代知性诗学在1920、1930、1940年代建构、发展与深化的历史进程,在“史”的描述中,概括出演变规律和各阶段所提供的有关现代知性诗学建设中显现出来的经验教训。第五、六、七章属本体论研究。第五章“心物关系论”以心物关系为切入点,将中国现代知性诗歌的知性追求分为“以物及心的物感化知性追求”和“以心及物的意志化知性追求”两大类,并结合具体的文本,试图阐述不同的“心物关系”的建构是如何影响到了艺术品精神的经营。第六章“心灵综合论”对“感性体验型心灵综合”和“心智经验型心灵综合”两类境界的创造和直觉的发生过程进行专题探究,以期概括出一个涉及知性诗创作规律的内在结构系统。第七章“艺术探求论”着重从组织结构措施、语言经营策略、节奏体式营构三个方面论述中国现代知性诗的形式技巧。“心物关系论”和“心灵综合论”是关于知性诗学本体的内在构成规律的探讨,“艺术探求论”则是与这些内部研究相应合,探讨中国现代知性诗的外部表现特征。

二、冯至哲理诗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冯至哲理诗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李广田《诗的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论文提纲范文）

（7）论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论文提纲范文）

（8）从比较文学视域论冯至《十四行集》的自然观（论文提纲范文）

（9）从“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到哲理诗人——20世纪20-4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冯至哲理诗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李广田《诗的艺术》研究[D]. 刘正忠. 云南大学, 2019(03)
• [5]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D]. 荀利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6]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D]. 施新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1)
• [7]论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D]. 吴向廷. 北京大学, 2013(10)
• [8]从比较文学视域论冯至《十四行集》的自然观[D]. 殷晓庆. 山东大学, 2013(11)
• [9]从“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到哲理诗人——20世纪20-4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简论[J]. 杨新刚.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05)
• [10]中国现代知性诗学研究[D]. 周锋. 浙江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