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别人发泄怒气可以吗？

一、恶骂他人泄愤行吗（论文文献综述）

马李莉^[1]（2019）在《宋代文言小说报应题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善恶报应思想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也深深影响着文学创作。先秦时代,史传文学中就已经出现了报应故事。六朝时随着佛教因果报应说的传入更是产生了专为佛教张本的果报小说。唐代小说中的报应题材承继六朝余绪,虽有变化,但仍以宣扬佛教思想的故事居多。到了宋代,报应题材在内容和思想上较前代皆有进步,更多地表现世俗生活,传达民众意识,对明清时期的报应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宋代文言小说中的报应题材是小说发展链条上不容忽视的一环。本文第一章分别梳理了传统报应观、道教“承负说”和印度佛教果报观,及佛教果报观在与中土报应观融合中形成的中国佛教果报观。通过报应观念的梳理可以明确影响宋人思维的报应观念是三种报应观念的融合。第二章探讨了报应题材在宋代盛行的原因。宋代文言小说的报应题材在继承前代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宋代社会伦理重建的需要影响了小说创作者对于小说劝惩功能的重视,从而影响了报应题材的大量创作;创作主体的扩大使得报应故事大量增多;宋代社会影响下的民众心理和审美倾向进一步促进着报应题材的创作。报应题材的盛行与定型和宋代社会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第三章通过对报应故事的分析,从孝悌之道、夫妇之伦、义利观念、官场现形及宗教劝惩五方面来探究宋代报应题材所呈现的宋人思想,及在宋人思想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现象,并从思想内容中发现了报应题材的变化与发展。第四章分析宋代文言小说报应题材在叙事艺术上具有的虚构与实录的矛盾统一、对比手法的运用、多重叙事视角的选择的特点。这些叙事特点共同反映了宋代文言小说报应题材叙事伦理化的倾向。

吴昊^[2]（2018）在《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其思想价值在于具有初步启蒙精神的人文现代性。主人公的哲思、女性意识、悲剧意蕴都寄予了作者对礼教制度和象征秩序的质疑和委婉批判,表现出对婚恋自由、信仰自由的向往,其核心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亦即本研究所言的《红楼梦》的现代性。这是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土壤里生发出的“现代性”,代表着文学对时代走向、社会变革的感知与回应。另一方面,处于近现代文学语境下的日本翻译界,如何接受与理解、重组与表现《红楼梦》的现代性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文化现象。亦即本研究“现代性”的第二重含义,通过译本观察近现代日本文化语境对红楼“现代性”的表象与特征。从中可窥见中国文学在日的接受特征与近现代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在此意义上看,编译本由于改编上译者主体性发挥大,是面对非专业群众的普及性大众文学,因而,较之全译本更能显现日本接受的民族特点、时代风潮、审美意识。本论文通过追踪编译的生成、流通、接受环节,以期得出编译本对《红楼梦》现代性接受的嬗变路线图。按照日本近现代史分期和实际出版情况,本论文将编译本体系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二战前草创期（1916-1931）、战败初期发展期（1945-1950）、战后经济发展成熟期（1950-1972）、后现代转型期（2000-至今）。各历史阶段代表性译本依次显现日本主义—存在主义—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绝大多数编译的主调是幽艳颓废的才子佳人悲剧,而原着具有思想深度与社会广度的部分,如主人公的生命感悟、女性群像的自觉意识、贾府人际关系与社会现实（包括官府讼诉、佃户经济、僧尼青楼）的内容大部分被删,使编译成为“去历史化”之后的红楼故事。整体而言,日本浪漫主义是《红楼梦》的接受“小传统”,《源氏物语》作为常见的比拟对等物出现,可见日本诗学传统的自我映像（self-image）影响力之深远。大多数编译以“色空观”宿命论作为主旨思想,其背后是赏玩主义式的、男性式的审美凝视。客观地说,《红楼梦》的“现代性”元素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同时,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红楼梦》的定评却逐渐趋向于认同“现代性”,与面对一般大众的编译本形成反差。再扩大地看,近现代的日本文学文化整体,从文艺理论到创作实践都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现代性精神,人与家庭、社会的矛盾与抗争是近现代日本文学常见的主题。在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彰显的现代日本文化背景下,《红楼梦》的现代性却在大众传播领域百年间基本隐而不现。历史总在反复,从中可见日本文化界现代性的复杂与问题所在。作为少数特例,战后初期编译本曾借宝玉之口提出“作为人”的质问和思索,带有战后派存在主义写法的影子。另一例是当下日本文学多元化语境中,华裔女作家首次以女性视角关照社会问题的编译本。这本带有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的、张扬自由与平等的改编本,以新时期的话语映现了原着的启蒙现代性主旨。作为编译本系统内的“熵”,这两部少数派改编提示了“色空观”为主流的红楼改编思路应顺应时代做出调整,以扭转与时代脱节的弊病。编译本质上说是以日本社会的需求为主体、对原着有目的的过滤与嫁接的产物。百年间作为“他者”的《红楼梦》在编译本中衍生出一系列中国的虚像,其本质是中国故事的现代性与现代日本文化架构之间的交锋与交融。

任景华^[3]（2016）在《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研究 ——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考察》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党和政府的传播能力。新媒体传播能力是政府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已进入突发事件的多发期。突发事件作为特殊的社会运动过程,从本质上讲是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越来越严重,所产生的破坏力和冲击力对政府治理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媒体传播条件下,突发事件产生的环境和应对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政民互动模式以及政府新媒体管理策略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衍生了系列社会问题。突发事件多发生在地方层级,肩负社会秩序保障责任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的直接责任主体,其应对突发事件的新媒体传播能力直接影响到突发事件的走向和结果。因应突发事件,加强和再造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政府新媒体传播是政府组织基于自身职责和功能,通过不同媒介尤其是新媒体平台,与社会公众进行的信息互动活动,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互动性,体现着传播行为和政府职能行为双重属性。构建基于突发事件的地方政府新媒体信息生产能力、信息整合能力、信息扩散能力以及信息修复能力,已成当务之急。应该看到,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新媒体传播能力,其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传播新技术的传播技巧与方式,是通过整合各种平台和资源而实现内容创新、平台创新等所产生的一种传播影响力,也是地方政府的一种“软实力”。本文聚焦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的再造研究,以突发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政府为应对主体,依据“突发事件—政府传播—新媒体”的逻辑,整合运用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营销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资源,紧扣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框架、组织结构、资源禀赋、运作过程等方面的现实条件,揭示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过程中的实践活动、传播模式。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案例,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反思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所暴露的传播能力薄弱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探索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的结构及要素,并为政府部门优化应对突发事件的传播方案、提升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提供对策与建议。作为近年来发生的一件典型的突发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因其突发性、敏感性、伤亡人数多、涉及面广等因素,使其成为具有国内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传播中,上海市政府利用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媒体实力相对强等优势,初步整合了各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突发事件传播中信息发布、政策指示、问责处理等信息的发布。但在新媒体传播实践中,存在信息发布不及时、议程设置能力与舆论引导力不强、对公众的参与重视不够、互动力度不够、话语风格僵硬以及新媒体联动效应弱等现实问题,涉及新媒体内容生产、平台建设和地方资源整合等层面。突发事件传播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与再造要素的考量因素和依据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国内外对传播能力及其内容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二是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代表的我国突发事件及其传播的现实特点；三是地方政府及地方区域的社会环境、经济与文化水平等实际特征。参考国际经验,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与再造的要素包括：内容传播力、平台传播力、地方政府资源整合力和传播效果影响力四个要素。因此,突发事件传播与沟通中,再造和增强地方政府的新媒体传播能力,需要从这些要素和路径入手。具体而言,包括创新新媒体传播内容,增强内容传播力；运用新技术整合传播手段,强化平台传播力；整合地方政府资源,增强信息整合能力以及优化突发事件传播流程,提升传播效果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新媒体与公众关系互动的长效机制。突发事件传播与沟通中,再造和增强地方政府的新媒体传播能力,其宗旨和价值取向是打造整体治理型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维护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关系,塑造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的新形象。本研究共分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问题、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主要是结合研究论题,对突发事件、地方政府、传播能力等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构建起本研究的概念体系。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为案例分析部分。首先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度分析了作为典型地方突发事件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分析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与沟通的主要议题与方式。在此基础上,针对突发事件和新媒体传播的语境与社会现实,研究了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第五章主要是在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重点论述了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两种取向,即整体取向（整体性治理政府）和协同取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时,针对突发事件的特征与传播特点、突出新媒体的传播语境和地方政府的区域特征,对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要素进行分析,进一步考察突发事件传播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建设与再造的要素构成,即内容传播力、平台传播力、声誉传播力和地方资源整合力。第六章首先是对国外地方政府突发事件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进行研究。在总结国外地方政府突发事件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特点和经验基础上,提出我国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本章还探索了建构地方政府、新媒体与公众之间互动的长效机制等问题,研究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理论的新发展。

历伟^[4]（2016）在《思想史语境中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在学界的刻板印象中似是一个贫瘠的研究对象。随着西方学界“理论热”的消褪,早先围绕在斯威夫特小说及政治文本四周的各类理论话语“穿透式”的研究也逐渐式微;除却个别“斯学”专家在政治身份、族裔身份等“深度话题”上有所斩获之外,其研究基本走向停滞。出现此种情态,除了材料限制之外,研究视域的局促可能是主要肇因。反观英国文学汉语学界,长久以来对《格列佛游记》及少数散文文本的偏执和禁囿,加之对斯威夫特诗歌及非虚构类作品的“刻意”忽略,使得其研究总体上处于“同义反复”的尴尬地位,既无专着,更没有产生“深度专题”研究。本文正基于国内外前人学者的得失之上,欲以“思想史”视角切入斯威夫特研究;此举意味着研究必须回溯启蒙时期——寡头制稳定成长,教俗关系紧张,殖民贸易和商业化加剧,思想暗流彼此冲击震荡的时代语境中;以求得既能抵近文本细部,透视其美学特质,更能把此种美学特质置于宏大的“话语及思想织物”中综合考量。因此,在首章厘清学术成果及本文论述思路后,本文第二章首先以斯威夫特在“古今之争”中主张的“包容古今”此一文化立场为研究切口;继而在第二、三章中着力体现其宗教书写与政治文本中呈示出来的复杂姿态;并于第四章中勾连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文本《格列佛游记》,着重探究政治、宗教诉求对其小说美学价值的“规约”。论文结构过程中,文本注重将“古今之争”“英国自然神论”“新哈林顿主义”“伍德币事件”“爱尔兰视角”等学界较为忽略的思潮、事件囊括进研究之中,以探究其动态关联时斯威夫特的政治、宗教、文化立场与道德诉求。

李俊^[5]（2015）在《基于语言学视角下骂詈言语行为的动机与功能浅析》文中指出骂詈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它的产生和其它事物的产生过程一样,有着纷繁复杂的动机,或憎恨、或泄愤、或取乐、或出自关心和亲昵,有些甚至是出自于个体的言语习惯。骂詈语作为人类语言的一种,有其独特的功能,满足个体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

周春慧^[6]（2014）在《女性视角的社会观照与情感映像 ——李玉导演电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女性电影作品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泛舟茫茫女性电影银海，李玉导演的电影作品已然成为其中一抹耀眼的曙光。李玉导演投身电影事业十余年来所坚守的艺术追求，使得其电影作品有一股一贯的文艺范儿，这为我国到处充斥着商业气息的电影行业注入一股清新爽朗的气息。特别是2011年《观音山》在东京电影节大获好评、在国内获得可观票房之后，李玉的《观音山》成为中国文艺电影生存的典范，2012年《二次曝光》这部充满文艺范儿的商业片一举成功之后，李玉再一次被推到公众关注的焦点上。本文以中国新生代女性导演李玉从2001年投身电影事业至今十余年创作的五部影片《今年夏天》（2001）、《红颜》（2005）、《迷失北京》（2007）、《观音山》（2011）、《二次曝光》（2012）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影视学、叙事学、符号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运用了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归纳总结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李玉导演的电影作品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与评述，通过对李玉导演的成长经历的简略分析以及对李玉导演电影作品的主题、叙事、视听语言、电影观念的详尽分析与阐释，试图提炼出李玉作为中国新生代女性导演独特的女性视角、成熟的电影理念。本文在绪论部分阐述了本选题的背景与选题意义。系统详尽地梳理了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并根据文章的论点对相关论文进行细致地归纳总结。继而简单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立意。引言部分简略地介绍了“女性电影”在西方与东方、以及在中国的古往今来作为一种现象，它的异彩纷呈与嬗变开新。第一章简单地诠释了“女性视角”，并结合李玉导演从童年成长至工作中的二次华丽转身这些丰富的经历分析李玉导演天然的女性视角。第二章将李玉投身电影创作至今的五部电影分别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分别详细地阐释李玉观照社会现实、关怀女性的电影主题。第三章通过对李玉电影叙事角度、叙事空间、叙事风格三个方面的分析，探讨李玉强烈的女性意识，发现李玉将拙劣斑驳的生活现实通过电影向观众娓娓道来。第四章分析了李玉电影的视听语言，包括李玉电影中经典的符号化意象，象征性的色彩、光效乃至情绪化的音乐。李玉用影像与声音为观众们编织了女性阴柔的情感之像。第五章纵观李玉投身电影事业的十余年，李玉的电影之路荆棘与荣耀并存，一路走来，李玉有着自己艺术性的坚守也有着商业性的流变，终于成功地走上了文艺电影之路，为我国相对弱势的文艺电影树立了成功的运作典范。结语部分分析了作为女性电影的李玉电影所折射出的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的整个中国女性电影的不足，并根据李玉电影的发展情况探索性的分析中国女性电影未来的发展的出路。

马婧^[7]（2012）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文化表达——民族文化结构改造之伦理道德革命》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在经历了器物变革、制度变革之后,新文化者们掀起了以思想革命为核心、以政治救亡为最终目的、以文化批判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表达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结构改造的迫切愿望。《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新文化的缔造者们对新文学的首次集体回顾,而小说集、戏剧集的入选篇目集中体现了新文化者们对民族文化结构改造的具象性表达内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是构成国民性和"家国同构"政治体制的核心,而伦理道德革命是救亡图存和思想解放的先决条件,所以在新文化者们对民族文化结构进行批判改造的核心内容中,伦理道德革命首当其冲。

李辉^[8]（2012）在《新闻跟帖的意见表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闻跟帖起始于新浪，发展在网易，最终成为网民表达意见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今，新闻跟帖实名制，微博的蓬勃发展部分削弱了新闻跟帖的意见表达功能，但新闻跟帖的意见表达机制始终存在。本文在梳理新闻跟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新闻跟帖的发展现状发现，国内对新闻跟帖的研究集中在描述层面，以新闻跟帖本身为研究对象，侧重对跟帖特点、跟帖价值和“跟帖”的现象分析，而对新闻跟帖产生、发布的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非理性表达有所忽视。新闻跟帖作为网络意见表达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网络意见表达的现状和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在阐述新闻跟帖意见表达特点的基础之上，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从网民结构、网民心理、利益诉求三方面分析新闻跟帖意见表达背后的影响因素，梳理新闻跟帖中非理性表达的表现方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结合转型期的社会环境，解读非理性表达的存在原因，并以此提出相应的引导策略。

饶虹^[9]（2012）在《路翎小说复调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路翎小说具有“主体性”、“对话性”、“未完成性”等复调特征。“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路翎作品中主要人物意识与作者意识及作品中其他人物意识具有同等价值,显现出意识的共时共存、聚置对峙特点。“对话性”主要表现在文本对位结构、双声语等“他者在场”视野下的审美交际行为上,其中文本联接借用了戏剧手法来达到空间聚置和瞬间转换的效果。与纯戏剧手法不同的是,路翎小说中的空间聚置和瞬间转换都是为了表达人物意识的对话性服务的。此外“双声语”的使用提供了具体的对话渠道。“未完成性”主要表现在路翎小说既有源于作者思想困惑、形诸读者接受的超文本未完成性,也有文本内部人物形象的未完成性。复调叙事使他的小说如一个未封闭的圈,留有更多空白和未定点,显示出意义开放的多重阐释可能性。路翎小说的复调叙事部分地建基于路翎本人世界观中“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的矛盾对立,经历了从独白到复调再到隐性复调的发展过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创作手法上的补充与创作观念上的启示等独特价值。

孙放远^[10]（2012）在《鲁迅与夏目漱石》文中认为鲁迅和夏目漱石文学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近现代文学的高峰，中日学者对他们两人文学的比较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仍然有不少方面前人没有论及。本文从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等方面展开比较，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阐述笔者个人的观点。第一章首先从分析鲁迅与夏目漱石对老庄以及陶渊明的不同看法入手，探讨两位作家的“出世”与“入世”。夏目漱石对老子思想虽有批判，但其“则天去私”的思想显示了向老庄思想的最后回归；鲁迅本着战斗的人生观，努力挖掘老子、陶渊明思想中的“战斗”因素，强调老子的“愤”与志向，认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样的理解方式正与鲁迅“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思想一致。辨清这些之后，本章继而从“罪”与“悟”两个视角，透过《野草》与《十夜梦》，观察、比较鲁迅与夏目漱石隐秘的内心深处。关于鲁迅“罪”意识的阐释最早起源于日本的竹内好，而后被人广泛引述，其实这只是解读鲁迅的一个角度，本文对此作了具体分析。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悟”有着本质的不同：夏目漱石的“悟”是不断地向老庄与禅的境界靠拢，并以此为借镜呼吁世人去除利己之心；而鲁迅的“悟”是摆脱世俗的羁绊，更加轻捷地和黑暗势力战斗。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思想观念的反思与转型成为一个问题。第二章以比较的方式梳理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以及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妇女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鲁迅与夏目漱石都很关注的问题。夏目漱石通过美祢子、三千代等女性形象的刻画，表现了她们内心的自然需求，批判了她们的利己之心，展示了漱石的个人主义观点。和夏目漱石相比，鲁迅在他的女性人物中并没有灌输所谓的社会责任。鲁迅认为妇女不幸的根源是男女不平等造成的，妇女的许多罪过不过是男人的栽赃，因此鲁迅为妇女辩护。妇女要解放，一方面要和男性一样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要有和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解放只有不停地“战斗”。本章还分析了暴虐统治对国民性格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统治超稳固、超强大，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当然也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民性。尽管开创了民国的新纪元，也不可能把封建思想连根拔除，封建思想仍蔓延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日本的皇族“万世一系”，其统治的残酷性虽稍逊于中国，但是在明治后期，以“大逆事件”为代表的倒行逆施仍然对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国民产生极大的压力与恐惧。面对这样的状况，由于各种原因，鲁迅和夏目漱石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鲁迅更倾向于激烈地革命，而夏目漱石害怕革命，认为改良更好，提醒统治者改弦易辙，以免覆灭的命运。第三章分析比较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学观。首先比较“为人生”的文学观。鲁迅与夏目漱石都注意到了文学家的使命，强调文艺家不应是闲人，都注重写实的创作手法，强调为人生的文学要写普通人。他们的小说作品都在“平淡的写实”中显示了人生的深度。其次，展开余裕观的比较。夏目漱石主张“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日本文坛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形成了一个“余裕派”，而“余裕”这个词也在鲁迅的作品中屡屡出现，成为“核心词”之一。《我是猫》与《阿Q正传》，分别是夏目漱石、鲁迅的代表作，都显示了“触及文学的主题，余裕文学的写法”的特点，其余裕特色主要体现在低徊趣味和谐趣两个方面。鲁迅与夏目漱石的余裕观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鲁迅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有余裕才能进行文学活动，余裕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夏目漱石主要是针对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片面强调生活之“真”的现状，提出观察生活要全面，主张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余裕的心态来观察生活以更准确地抓住生活的本质。再次，通过对两个论争的分析，阐述鲁迅、夏目漱石的的文学观。第四章是对前三章的总结，从至今鲜有人谈的反讽这个角度比较鲁迅和夏目漱石，在“反讽思想的形成”、“反讽的立场”以及“反讽的品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关于反讽的立场，鲁迅与夏目漱石有微妙地不同。鲁迅立足于“观世如戏”，而夏目漱石立足于“自我本位”。“自我本位”是夏目漱石思想的基石，他不仅仅把它应用于文学领域，还运用它解决现实中几乎各方面的问题。“自我本位”体现为无所依傍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决不被现实的假象所蒙蔽并以锐利的目光穿透假象看清实质的非凡能力。鲁迅观世如戏，看出了做戏者的虚假，同时又感到生活常常一遍又一遍地上演着几乎同样的悲喜剧。鲁迅的“观世如戏”与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虽然不同，但二者又有诸多相通，鲁迅的反讽思想中也有“自我本位”的成分，夏目漱石思想中也有“观世如戏”的因素。可以说“观世如戏”与“自我本位”都是反讽思想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二、恶骂他人泄愤行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恶骂他人泄愤行吗（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文言小说报应题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研究 ——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思想史语境中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语言学视角下骂詈言语行为的动机与功能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6）女性视角的社会观照与情感映像 ——李玉导演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文化表达——民族文化结构改造之伦理道德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8）新闻跟帖的意见表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路翎小说复调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鲁迅与夏目漱石（论文提纲范文）

四、恶骂他人泄愤行吗（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文言小说报应题材研究[D]. 马李莉.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2]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D]. 吴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3]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新媒体传播能力再造研究 ——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考察[D]. 任景华. 武汉大学, 2016(01)
• [4]思想史语境中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D]. 历伟.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5]基于语言学视角下骂詈言语行为的动机与功能浅析[J]. 李俊.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5(04)
• [6]女性视角的社会观照与情感映像 ——李玉导演电影研究[D]. 周春慧. 曲阜师范大学, 2014(02)
• [7]《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文化表达——民族文化结构改造之伦理道德革命[J]. 马婧. 太原大学学报, 2012(03)
• [8]新闻跟帖的意见表达研究[D]. 李辉. 河北大学, 2012(08)
• [9]路翎小说复调叙事研究[D]. 饶虹. 南昌大学, 2012(12)
• [10]鲁迅与夏目漱石[D]. 孙放远. 吉林大学,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