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语言误区的当代诗歌创作——兼论诗歌文本的解读

一、陷入语言误区的当代诗歌写作——兼谈诗歌文本的解读（论文文献综述）

郭紫莹^[1]（2020）在《2018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文中认为*本索引收录2018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目录。*索引按月份分组,组内按篇名音序排列。*每个条目所列内容及格式为:篇名,作者,刊物名,期数,页码。*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一致,不做修改。一月1.《"绘画美"诗论回望及近年来诗坛审丑化逆流批判——从"余秀华热"的白话新诗返祖病症说开去》,姬志海,《中外诗歌研究》,2018年第1期,第36—38页。

车志远^[2]（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提出“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闫晓敏^[3]（2020）在《“跨媒介阅读与交流”运用研究 ——以高中现当代诗歌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是基于当今网络时代多种媒介蓬勃发展的背景及语文综合性实践性学科特点提出的。自提出后,就引起相关学者及广大一线教师的关注,人们充分意识到语文素养与媒介素养结合的必要性。但是由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是新概念,关于其相关理论研究及教学实践探索相对较少,对其认识还不深入,不少人在教学探索中陷入各种误区。本文努力发掘“跨媒介阅读与交流”背后的理论支撑,从而对其有一个更清晰准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高中现当代诗歌特点探索“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教学运用,希望能够通过跨媒介教学进一步缓解现当代诗歌教学困境的同时丰富跨媒介教学实践探索。本论文拟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章对“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相关理论基础、内涵及教育价值进行分析,以期在尝试跨媒介教学实践前对其有更清晰正确的认识,明确其重要性,同时相关理论也为我们教学策略的探究提供启示。第二章通过分析高中现当代诗歌教学现状,运用跨媒介手段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现当代诗歌教学的困境,对现当代诗歌教学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结合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第三章寻求现当代诗歌与跨媒介之间的最优组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现当代诗歌有效进行跨媒介教学的具体策略并举例说明,利用跨媒介教学手段改善现当代诗歌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丰富跨媒介教学实践尝试。第四章在探索跨媒介视域下现当代诗歌教学策略基础上,结合我们的教学实际,以《再别康桥》为例开展了具体的教学活动设计,以期能够提供一些具体可参考的教学案例。

赵京强^[4]（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指出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彭子珍^[5]（2020）在《期刊视野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 ——以《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载文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诗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是新课改以来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当下一线中学语文诗歌教学中,存在诗歌教学内容文体特征不够明显、教学方法较为传统单一的困境。对此,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年刊载的诗歌教学相关研究论文,得出对当下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和实践的启示,从“教学什么”与“怎么教学”两个方面寻找诗歌教学困境的突破口。绪论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意义与创新点。其中,从教学研究、教学实践、教师发展三个角度来说明本研究的意义。本研究在期刊的视角下研究中学语文诗歌教学,这是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一章对《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年刊载的诗歌教学研究论文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在利用中国知网获取与处理论文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论文作者发文量、发文地区、发文身份的统计,分析得出,大多数研究者对诗歌教学研究缺乏持续系统性的关注,经济发达、教育环境良好的地区从事诗歌教学研究的研究者较多,一线教师是教学研究队伍中的主力军。通过对历年论文数量的统计,分析得出,在新课改以来强调关注学生发展、倡导“立德树人”的教育背景下,诗歌教学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2001-2006年载文数量逐年增多,属于“快速发展”阶段;2007-2009年载文数量逐年递减,但整体仍为发展态势,属于“减缓发展”阶段;2010-201 9年载文数量上下起伏,属于“理性思考”阶段。通过对论文类型的统计,分析得出,相对教学理念研究而言,课例研究处于弱势地位,值得加大研究力度。第二章对《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年刊载的诗歌教学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类分析。针对教学理念研究类论文,分别从诗歌教学现状、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诗歌教学现状的研究方面,研究者对诗歌教学中教师“教”的问题的关注多于对学生“学”的问题的思考;在诗歌教学方法的研究方面,对于诗歌教学方法的探讨集中在传统的诵读法、知人论世法以及“诗眼”教学法上,有关如何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诗歌的讨论较少;在诗歌教学内容的研究方面,整体而言,对于教学内容的研究少于教学方法的研究,研究者倾向于讨论诗歌教学具体的内容,缺少对如何确定诗歌教学内容的关注。针对课例研究类论文,分别以研究关注度较高的《登高》与《乡愁》为例,从“教学什么”与“怎么教学”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教学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课例中的教学环节与教学活动进行梳理,在“教学什么”方面分析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在“怎么教学”方面分析教学活动组织与教学方法运用的可借鉴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三章在前两章对2001-2019年《中学语文教学》相关载文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两个方面得出启示。在诗歌教学研究方面,从研究主题出发,要加强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多元化的研究;从研究主体出发,要增强一线教师的科研意识、加强关注诗歌学术前沿研究。在诗歌教学实践方面,以部编版初中教材中的古典诗歌《登幽州台歌》和人教版高中教材中的现代诗歌《雨巷》为例,分别从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教学流程的设计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为诗歌教学实践提供参考。结语部分对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并分析了本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以期为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改进提供些许帮助。

唐新雨^[6]（2020）在《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龙江当代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学术热点之一,使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扩展了文学研究的理论维度,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方法。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地理环境对龙江当代诗人产生的影响入手,阐释地理基因、地理约束、地理记忆对诗人诗情产生与创作的影响,揭示地理环境与诗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地理环境的影响主要呈现于诗歌文本内部,以诗人构建的地理空间,选择的地理意象及采取的地理叙事为着眼点,兼顾当代诗歌发展特点与诗人个性,探讨龙江当代诗歌空间特征、独特气质与精神内涵,揭示地理环境与诗人、诗歌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本论文立足黑龙江地理环境特征,探讨龙江当代诗歌中异域风情与本土的两种样态的文学景观,揭示出其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与精神面貌,挖掘文学景观对黑龙江经济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研究龙江当代诗歌,使龙江诗歌特征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轴上得以全面呈现,为发展龙江文化,打造龙江文化精品、促进龙江文化传播提供理论研究与支持。

刘玲燕^[7]（2020）在《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现代诗歌审美教育研究》文中提出现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要求充分以核心素养为本,促进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构建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语文是关于语言文学的艺术,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现代诗歌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具备独特的探索性。目前关于现代诗歌审美教育的现状综合体现在教材、教师和学生这三个层面:教材不能综合实现各个诗歌流派的选编,使学生的知识面变窄,学习兴趣变淡;另外教师的知识储备量和审美素养不足以引导学生产生深层次的审美感悟。通过分析已有文献,关于核心素养以及现代诗歌审美教育的研究都是在各自领域提出的理论加实践模式,如何能在核心素养的基础上提升现代诗歌的审美教育水平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现代诗歌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白话语言的实践性、民间化运动、意象化运动以及现代性焦虑等方面,其凝练的语言艺术、智性的思维方式、审美的内容表达及开放的中西文化观分别对应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个核心素养层面,这便是核心素养与现代诗歌的契合点。在策略方面,依据现代诗歌与核心素养的契合点,分别从语言、思维、情感、意境等方面引导学生进行多样理解和解读,在审美感知、审美想象以及审美情感等心理活动中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提升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与表达技巧,逐步掌握表现美、创造美的方法,切实提升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

杨安文^[8]（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张媛媛^[9]（2020）在《耳语与旁观-钟鸣诗歌伦理研究》文中认为诗歌伦理是一种通过诗歌自身而投射出来的伦理意识,涵盖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凝望以及对美学的追求。文化弑父时代之后,诗人是反思“何为伦理”的先行者。诗歌的文本空间不断面向时代的伦理困境展开,在词语的交叠与诗艺的转换中,诗歌呈现出诗人所探寻的伦理经验。钟鸣是较早在诗歌与批评中使用“伦理”一词的诗人。在钟鸣的笔下,诗歌伦理森罗万象,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历史担当;既是一种表达欲望,也是一种沉默权利;既注重“诗之思”,积淀知识的厚重,也不失“诗之美”,兼顾技艺的轻盈;既回望过去,延续古典文学的旧传统,也面向未来,另辟汉语诗歌的新路向。迄今为止,钟鸣的诗歌创作生涯已逾四十载,但由于钟鸣的诗歌结构繁复、意蕴深奥且“声部众多”,关于钟鸣的诗歌研究屈指可数。对钟鸣的诗歌研究既缺乏一种相对完整全面地把控,又在细节的处理和探究方面存在不足。而关于“诗歌伦理”的研究驳杂繁多,意见纷呈,结合个案的具体分析仍需增补。本文旨在研究钟鸣的诗歌伦理,全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结合时代与文化的语境,探究钟鸣诗歌内部的伦理与美学。本文上篇以“耳语”为题,聚焦钟鸣诗歌伦理的语境与准则,主要讨论诗歌伦理的合法性。作为诗人,钟鸣在耳语时代以诗高声厉喝,而在众声喧哗的聒噪中,却不急于亮相发声或追赶潮流。他背负着与同时代诗人共有的“语言的原罪”,他忠于内心表达的欲望,并警惕好大喜功的“虚胖”言论,以真诚而克制的诗行留下历史的言说。作为批评家,钟鸣对汉语新诗的语境了然于胸,在集体记忆的阴影下,他最早关注“私密性”的问题;在信息时代的喧嚣中,他敏锐地觉察出诗的失真;他用诗意的语言探索着诗歌伦理的准则与界限。拙论的下篇以“旁观”为题,关注钟鸣诗歌伦理的建构与命运,重点考察诗歌伦理的可能性。钟鸣的诗歌伦理在美学范畴上兼容并蓄,在伦理判断上黑白分明,他关注于日常事物潜伏的巨大寓意,并不急于某一种确切的价值判断,而是更耐心地在适宜的距离中担任冷静但决不冷漠的旁观者角色。钟鸣以旁观者的立场,在对历史、现实与文本空间的旁观与审视中,建构了以“南方精神”为核心的舆地诗学。通过“互文写作”,实现现实和知识的交互贯通,呈现诗歌文本间的隐秘路径。对于充满无限可能的汉语新诗,我们所期待的绝不仅仅是对时代的预示和对伦理的自律,更期盼着它能够对语言本身作出一定贡献,使汉语的土壤更加肥沃,使词语更加轻盈活泼、富有生机。钟鸣准确且繁复的诗歌语言使一些“废黜”的、枯萎的词语重新焕发了活力。钟鸣苦心孤诣地维系词语的阵地,固守自身的诗歌伦理,看似始终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实则早已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郭海玉^[10]（2019）在《在虚无与信仰之间行走 ——“断裂者”韩东的诗歌世界》文中研究表明诗人韩东是“他们”诗群的灵魂人物,也被视为“第三代”诗歌的一位标志性诗人。与其他诗人相比,韩东精神世界的突出特征是始终把诗视为自己生命的语言形式,始终追求有关“生命存在”问题和“诗歌创造”问题的真理。“断裂者”是对韩东诗歌形象的符号化表达。韩东对“生命存在”真理的追寻体现出在虚无与信仰之间往复行走的精神特征。这种追寻之旅在他近四十年诗歌世界的不同领域比如诗歌行为、诗歌作品和诗学思想中都有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体现。由于韩东的诗歌世界具有专题研究价值且目前缺乏从精神演变角度对此展开的整体考察,因此有必要就此进行整体研究。论文坚持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统一的原则以及论从史出的写作方法,旨在完整揭示韩东近四十年不懈地追求“生命存在”真理和“诗歌创造”真理的精神过程,并进而对韩东的诗歌及诗学价值做出初步论定。韩东成长的特殊年代和影响极大的诗歌行为构成了韩东诗歌及诗学思想产生的宏阔背景和时代语境。第一章在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文化生态视域中研究韩东的生命个性、诗歌行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第一节以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特殊年代韩东生命个性的生成及其个性对他诗歌世界的深远影响。第二节在媒介视角中研究韩东和同代诗人在1980年代的结社办刊活动中以诗歌革命方式与传统“断裂”,最终奉献出先锋文本并形成了具有流派和代际特征的诗学思想的过程。第三节在文化生态视野中研究上世纪末韩东和同代诗人以“断裂性”的文学行为挑战文学（诗歌）秩序的过程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韩东的上述行为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即在解构既有文学（诗歌）观念时确立的回到日常生活、个体生命和文学（诗歌）本身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与传统文学观之间大体是一种“断裂”关系。在特殊的文化生态中,韩东们以“断裂性”的文学行为彰显自己的文学观和作品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后果是加速了文坛诗界的分裂多元和韩东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的转向。韩东对“生命存在”真理的诗意追寻体现为他诗歌的“生命存在”主题。第二章采取文本研究、传记式研究、影响研究或社会学方法来分析韩东诗歌的“生命存在”主题。第一节分析“人与自然”主题,一些诗多使用自然的虚拟化、荒诞化、隐喻化或象征化的手法来表现“人与自然对立”的主题,另一些诗多采取感官化的叙述方式、情景交融、寓理于事的手法表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主题。韩东的自然观、审美观、感知视角和处理自然艺术方式的转变是“人与自然”主题演变的思想与审美依据。第二节分析韩东诗歌“人与人之爱”的主题,爱的情感之于生命的重要意义是韩东诗歌情感书写的中心。爱情书写多采取“我”向“你”诉说深情的结构和抒情、叙事、象征或说理的手法等来表达爱情丰盈生命、远离生命、毁灭生命和“爱”本身才是生命意义的主题。亲情书写中的父亲书写多使用“我”和“你”对话的口吻或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来表现自己对父亲逝世一事的复杂感受或反思父子之间深层次的精神关联;母亲书写多采取肖像、动作、细节、场景描写等现代手段来表现自己对母亲深挚而又矛盾的爱的情感以及对爱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友情书写多使用写实与象征结合的手法来表现自己对友情逝去的超然、为友人的担忧和祝福、与朋友相亲相知相助的欢愉以及对友人早逝的痛惜和追怀。信仰从“爱情”转向“爱”本身是韩东诗歌情感主题演变的思想依据。第三节分析“人与社会”主题,“社会存在”境况的书写集中表现为现代化与个人美好生存相冲突的主题;“在世存在”体悟的书写多以象征手法、格言语体来揭示人的生死之谜;“生命意义”主题的书写记录了他的爱的信仰的精神寻觅之旅,该信仰的确立提升了他近些年的个人生存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与韩东对“生命存在”真理的追寻体验和他跨界诗人的身份相对应,承载或表现这一主题的诗歌艺术呈现出鲜明的“跨界”特征。韩东对“诗歌创造”真理的追寻首先就表现为他诗歌艺术的“跨界实验”。第三章主要采取跨界比较和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韩东诗歌艺术的“跨界”特征,旨在客观呈现在新诗的民族化和西化大潮中韩东凭借自身积淀的多种艺术素养独辟蹊径进行艺术革新实验的美学之旅。总体而言,韩东的诗歌艺术虽然受到译诗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其诗歌艺术的新质主要来自小说、绘画和影视艺术的综合影响。从小说中,韩东汲取了人物描绘手法、叙述性的话语方式和叙事艺术等多方面的营养。从绘画中,韩东援引了写实主义创作方法、静物素描技法、以色传情或暗示意义手法等入诗,并受色彩知识和空间透视原理的影响偏爱使用单纯的词、原色词和方位词。从影视中,韩东借鉴了影视艺术的摄像机机位视角、蒙太奇结构方式和剧本的对话、独白手法等。上述艺术新质都构成了韩东诗歌叙述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诗歌“叙述”美学与《今天》诗歌的“意象”美学大体构成“断裂”关系。在反思以往的诗歌行为、创作历程和追求“诗歌创造”真理的过程中,韩东不断突破传统诗学和《今天》诗学思想的藩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存在论”诗学。第四章使用历史研究和影响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韩东近四十年所有的诗论言说,韩东的“生命存在论”诗学包括诗歌创作论和诗歌本质论两部分,生成途径有创作体悟、诗学对话和知识的跨界激发三种。第一节论述韩东的诗歌创作论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生成过程。这部分内容是韩东对自己及同代诗人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在思想内容层面,韩东认为诗的灵感主要来源于阅读、情感抒发和日常生活;在艺术表现层面他倡导以口语化的标准语来写诗,提倡自由体诗歌的语言来源、模式和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归真返璞的语言风格;在创作格局层面,他主张诗歌写法自由和系统“多元”,反对写法和批评的一元独霸。“多元”融合或并存而非“二元对抗”是韩东诗歌创作思维的突出特征。韩东的诗歌本质论思想的基本内涵是:诗就是“我”的独特存在和诗歌有限语言形式的结合。“我”的独特存在既指诗人生命个性中的经验特性和神性,也指诗人深入到整体世界（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中去产生的真实存在体验（经验和超验）;有限的语言形式则指自由体诗歌有限的分行形式。韩东始终认为好诗就是“我”的“内心世界与语言的高度合一”。韩东的诗歌本质论思想与《今天》诗人的诗歌本质观构成“断裂”关系,经历了从以“生命经验”为本体到以“存在体验”为本体的发展历程。前者体现了韩东诗学思想的流派和代际共性;后者体现了韩东诗学思想的个性。韩东诗歌本质论思想的两个阶段各有自己的历史、现实和诗学语境以及汲取的不同思想艺术渊源,二者之间是递进超越而非否定替代关系。结语部分论述韩东诗歌及诗学的价值和启示。韩东诗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诗意和诗艺的先锋性或独特性方面。韩东诗歌的自然书写先后表现出“现代精神”和“后现代精神”倾向,艺术上使用了整体象征手法、感官化的叙述方式和超越人本和物本视角的“超我”视角,因而许多诗在特定时段具有先锋性的意义。人伦情感书写的价值在于特别突出了爱的情感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艺术价值在于援引叙事文学中的细节、场景、动作、对话描写等客观化的抒情方式入诗。“人与社会”主题书写的价值在于揭示了现代人在世存在的生死之谜并为现代人的生命确立了“爱”的意义信仰,整体象征或寓言体是突出的艺术特色。韩东诗歌艺术的“跨界”实验启示我们:除了诗歌谱系内的民族化和西化创作路向、诗歌谱系外的“跨界诗歌”创作路向之外,诗歌艺术的“跨界”实验不仅能保持诗歌形式的自立,而且能为当代诗歌的未来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美学前景。韩东的生命存在论诗学是体认世界和人的“完整存在”并导向“绝对”之诗的诗学。创作论思想的价值在于昭示出创作的独立自由精神和多元的思维风格是当代诗歌和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本质论思想中的代际共性部分的价值在于开启了当代诗歌回归自身和个人的新时代,个性部分的价值在于针砭了当代生存功利主义诗歌创作,革新了现代人的世界观、人学观、认识观和诗学观,指出了人的生命存在和诗歌创造的终极真理即是无我之“爱”,重新赋予了人的生命和诗歌以新的地位和尊严。本质论思想中的个性部分启示人们:人作为宗教性的存在物拥有肯定的绝对性,这意味着现代人有可能成为达致完满的新人并开创出一种与万物共生的新的存在方式,自觉肩负起看护地球家园的使命和责任。论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资料方面,不仅新发掘了以往人们不太注意的资料比如韩东担任《芙蓉》统筹编辑时的刊文情况,而且在社会学、文化生态视野中对散见于网站、报刊、着作、论文和韩东的散文集、博客、微博等中有关他生平和诗歌行为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由于这部分内容以往都是不为学界所周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研究模式方面,论文汲取了以往诗人个案研究模式的“长处”——重点进行诗歌和诗学的本体研究,弥补了其“短处”——忽视诗人与时代、诗人与其他诗人在生活和艺术上的复杂关联。研究方法和观点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韩东诗歌世界的整体研究还不够,使用影响研究和跨界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其诗歌艺术的“跨界”特色以及诗学思想的生成过程更为少见,因而得出的相关结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为“他们”和“第三代”诗歌及诗学研究、当代诗歌史及诗学史研究奠定个案研究基础。

二、陷入语言误区的当代诗歌写作——兼谈诗歌文本的解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陷入语言误区的当代诗歌写作——兼谈诗歌文本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3）“跨媒介阅读与交流”运用研究 ——以高中现当代诗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5）期刊视野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 ——以《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载文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龙江当代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现代诗歌审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耳语与旁观-钟鸣诗歌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在虚无与信仰之间行走 ——“断裂者”韩东的诗歌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四、陷入语言误区的当代诗歌写作——兼谈诗歌文本的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 [1]2018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J]. 郭紫莹.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20(01)
• [2]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3]“跨媒介阅读与交流”运用研究 ——以高中现当代诗歌为例[D]. 闫晓敏.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5]期刊视野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 ——以《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载文为中心[D]. 彭子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龙江当代诗歌研究[D]. 唐新雨.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7]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现代诗歌审美教育研究[D]. 刘玲燕.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9]耳语与旁观-钟鸣诗歌伦理研究[D]. 张媛媛.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10]在虚无与信仰之间行走 ——“断裂者”韩东的诗歌世界[D]. 郭海玉. 山东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