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乡中国情

一、枫叶国度 华夏情韵（论文文献综述）

廖卓威^[1]（2020）在《生命教育视角下的高中诗歌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命教育理念因其特有的现实意义与价值逐渐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语文学科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新课标的基本特点、理念以及核心素养,都体现了语文学科育人为本的目标,这一目标旨在通过语文文本开启个体的性灵,润泽个体生命,焕发个体生命活力。在语文学科育人目标的指导下,高中语文教材选编的优秀诗歌凝结了作者的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命情感、生命价值的追求、高尚的生命品格,在陶冶性情,滋养心灵方面有着巨大作用。本文拟在生命教育视角下,对高中诗歌教学展开研究。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生命教育理论依据与现实呼唤。主要包括生命教育的内涵及特点;生命教育理论渊源（中外生命教育思想）;生命教育与课程标准的联系;高中诗歌教学现状调查等。第二部分梳理了高中必修诗歌的篇目及类别,分别探究高中诗歌生命意识的载体及艺术表现。第三部分是高中诗歌生命教育的教学路径。包含文本细读体悟生命的美妙;声情并茂感受诗歌语言的律动;文本分析理解诗歌中的生命真谛。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让教师意识到诗歌蕴含丰富的生命教育资源,改进教学方法,通过诗歌教学让学生学会敬畏生命,关怀生命,找到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代慧婷^[2]（2019）在《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僧侣行旅诗,是指僧人行旅中所作之诗。僧侣行旅,既有游方、参学、弘法等宗教之因由,亦有访友、省亲、观览等诸多世俗之因素。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目的,致使僧人行旅诗与寻常文人之山水诗相较,除模山范水、书写自然之景物、抒发羁旅之感喟之外,往往还具有丰富的宗教意蕴。僧侣行旅诗,肇始于东晋,至李唐而蔚为大观。本文以一个群体、一类诗歌为研究视角,以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为研究对象,梳理出唐五代僧人49位,行旅诗346首,从古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二方面入手,研究此类诗歌的总体概貌、发展脉络、风格特点,从一个独特角度探索唐五代时期佛教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于富有个性的表达,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个性因素,而差异正在于比较之中。因此,本文在研究僧侣这一文学群体时,亦对不同僧侣之行旅诗的个性差异有所揭示。唐五代时,以贯休所创作的行旅诗数量最为丰富,其集中有行旅诗157首,几占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半壁。形式多样,诸体皆备,五七杂言兼而有之;其内容之广博,山川林木,无不挫于笔端;其创作目的之繁复,游学、避难、交游皆有,集中体现了唐末五代战乱的社会现实;其艺术之特色鲜明,边塞行旅诗异军突起、奇崛的诗风、济世救民的入世情怀,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与儒家仁义思想的异质同构,贯休可谓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之代表。此外,域外来华僧与西行求法僧之行旅诗亦别具一格,往往记录域外之行的风光,异域风情与佛教文化相碰撞,独具魅力,若新罗僧慧超,日本僧道慈、辨正、空海和西行求法僧玄奘、义净诸人的20首异域行旅诗,在其行止之艰险、其情感之悲痛、其意象之奇特皆久居中土之僧侣所不能到也,其中不少来华僧人,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汉诗,并在创作中展现出求新、求变之特点。唐五代僧侣行旅之目的主要有参方悟道、宣教弘法、避难化缘等;唐五代僧侣行旅之作用与文化意义则突出表现为提升了僧侣修行的质量、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诗歌文化的成果等方面。僧侣行旅诗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佛门衲子积极宣扬“入世”,其生平行止践行了“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双轨,异于寻常文人。故而,唐五代僧侣行旅诗除了在表达“出世”之情的游方求学、明佛证禅、赏山悦水等主题,又体现出唐代僧侣的“入世”情怀,诸如思乡怀人、交友做官、怀古咏史等主题亦是他们所书写的对象,这种行为的动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为“友谊之求”,其二则为“媚俗之态”。在艺术特色上,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突出体现出尚“清”的艺术风貌。具体表现为多用“清词清语”、多选“清景清境”、多含“清神清趣”,并由此而造就了其“清寒幽静”的诗境。出现这一文学现象之因由,主要是因为僧人受“戒”“定”“慧”学法经历之影响,“因定入境”“因慧遣词”,所以僧诗较文人诗更易得“清”之风致。此外,唐五代僧侣行旅诗还呈现出“融禅于诗”与“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总体而言属于一个诗歌体系,大部分意象之情韵与文人诗别无二致,然某些特别的意象,若“鹤”“镜”“灯”诸类,以及“锡杖”“袈裟”“囊”“钵”等法器,则潜含着特别的意蕴,这也是僧诗与文人诗别有不同的地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在体式的选择上以近体诗为多,占80%,其中又以律诗占比最大,为73.9%,而律诗中又以五言律尤多,且多有名篇佳构。唐五代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联系复杂。一方面,僧侣行旅诗积极向文人诗靠拢,题材、风格多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具自身特点,诗僧总是有意无意标榜其僧人身份,在诗中流露出禅房习气、山林志趣,体现着与文人诗异质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质。唐五代文人和僧侣的行旅诗皆以发隐逸之趣、写自然之美见长。在主题上,文人更为丰富,“游宦”主题突出,僧侣则多以“游方”为目的。在艺术风貌上,文人重“抒情”,僧侣重“明理”。文人行旅诗多铺陈景物,刻画境界,抒发其情感的寄托。僧侣行旅诗则多描摹景物,裁剪山水,抒发出目前之景对心中佛法的启示,多了一种洞然明白之感。“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这一选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本文立足行旅,从僧人的视角窥见中华山川,本自与文人所见不同。同时又是以行旅为题材,释氏文人的眼界、闻见、心理、感悟,亦自与世俗文人不同。这一研究不但拓展了当前僧诗的研究内容,亦可管窥中国古代行旅文学中的别样风貌。此外,僧侣行旅诗与文人行旅诗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可以旁及两个创作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文人与衲子的交往亦可有所补益。对僧侣“入世”原因的探析,还将有助于佛教世俗化的研究。文化意义方面,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的整理、研究,不仅可知佛教诗歌在遣词造句、征引典故、宗教意义、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独特风貌,还可以“以诗证史”,对唐五代的佛教地理与文学地理状况有所考察与印证。行旅行为还影响到诗歌的传播方式,大量的题壁、题柱、题廊、题桥、题树诗,以及舟中、道中、途中、马上等诗歌创作方式皆因行旅活动而产生、而流布。此外,从僧侣行旅诗中还可以窥探出僧侣苦行的宗教情怀和济世救民的大乘佛教精神。

王小俐^[3]（2019）在《《中国诗词大会》美学意蕴的艺术表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6年新春,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强烈召唤下,季播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第一季节目首播时收视率达到全国第四名的不俗成绩;次年,第二季节目总体收视人群达到了11.63亿人次,迎来了收视高潮;在万众瞩目与期待之下,第三季应运而生,赢得受众的一阵欢喜;2019年春节期间,第四季节目伴随着新年的钟声接踵而至,从正月初一到初十,给观众奉上了接连十场的诗词盛宴。据央视网报导,第四季总决赛的收视率高达1.5%,在同一时间段排名居于榜首。节目每季播出,都会引发受众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对节目的高度热议,各大主流媒体也会对节目赛况进行更新报道。在大数据时代到来、国内电视节目缺乏本土创新和一系列同质化影视作品的泛滥背景下,《中国诗词大会》以其清新脱俗的崭新风貌出现于电视平台,彰显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内在需求,提升了传统文化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重要地位,加快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脚步。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系统研究《中国诗词大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诗词文化的过程、特色和价值,探讨节目的创新和发展路径,总结出节目在美学领域的艺术表达。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四季节目进行相关研究的梳理,介绍节目的诞生背景以及节目目前的发展状况。第二部分从节目形态、主要人物形象两个方面对节目的精心设计进行系统分析。第三部分以节目富有美学意蕴的视听造型为主要内容,分析其舞美设计、光色呈现、声韵表达三个方面内容,对节目的镜像表达手法进行整合归纳。在整理的基础上分析节目在弘扬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复兴道路上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第四部分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分析节目的美学意蕴。第五部分主要从基于回归文化根本的原则上对节目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思考,从培养相关领域人才、注重人物塑造、借助媒体传播、增强受众参与、激发情感共鸣等方面提出建议。

李娜^[4]（2018）在《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是基于文学本位的跨学科研究,在细读唐代诗文总集、别集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史书、政书、类书、方志、佛藏、道藏等文献,通过检索梳理、综合归纳,以文史图相结合的方式,着重分析在唐代文学中留有大量印记的十一种外来代表植物的书写境况,探究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双向互馈关系,同时以此为窗口审视唐人对待外来植物的态度、接受心理,唐时外来植物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图景,乃至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状况。具体从以下方面展开:绪论部分,叙述选题缘起,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尚需拓展的空间、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确定论文开展的分论点与方向,对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研究的价值等作出阐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重点,以外来植物沿丝路传入的路径,将其分为陆上与海上两类,又另辟佛教外来植物专章,选取胡麻、蒲萄、石榴、苜蓿、芜菁、甘蔗、刺桐、木绵、娑罗、菩提、贝多等作为个案,在细读文本,辨析正名、异名、冠名、错认现象的基础上,分析十一种外来植物在唐代文学中的呈现境况,并附加因错认、冠名的七叶树、多罗、海石榴等三种外来植物,解析其在唐代文学中出现的位置、并联搭配的物象、使用的情境,分析其在初盛中晚不同时期的文学中的变化特点,全面细致地还原并绘出外来植物进入唐代文学的真实图景。第四章在此前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对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展开探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二者有着密切深入的双向互馈关系,一方面,丝路外来植物文化作为背景影响着创作者的认知,而外来植物在中国本土的生长状态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影响着创作者的视野、情感与心灵,激发其创作灵感,成为其创作的源泉,作为其表现对象与素材,丰富其内容、思想与情感,与它物及融入的诗人情感共构出唐诗别样的意境,让唐诗充溢着一种鲜活的异域情韵。另一方面,外来植物在唐代的生长情境与生态景观,其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心理,其累积的衣食住行医药文化,均藉由唐代文学生动地展现出来,同时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亦对外来植物作以本土化的选择与模塑,赋予其诗意化的美名,如诗如画的中国化气韵,中国化的风韵,从而让其更丰富、灵动,更具美感,具有了包容中外、兼容二美的文化内蕴。当丝路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它不仅被再现着,也被表现着,唐代文学创作者会通过亲见后的直观描写再现眼前物,也会将个体的情感、认知注入其中,甚至通过文献载录想象着这种来自异域并未亲见的事物,还会在追忆中为其涂抹上朦胧唯美的色彩,于是当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后,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在唐人眼中、心目中辗转后的样子,从而别具风采,焕发出别样的光华。可以说唐诗与丝路外来植物在特定时空下的相遇,交汇时即绽放出动人的光芒,当唐人遇见丝路外来植物,凝视中激发了创作的火花与灵感,丝路外来植物装点着唐代文学的风景,而唐代文学也充实着丝路外来植物的意蕴,使其不仅是过去的文化载体也是当时的文化承载者,不再是无意识的物而是有生命有情感的被人格化的物,不仅是异域的、外国人的也是唐代本土的、唐人的,不仅是个体的也是卓具代表性的,是与唐代的天空、阳光、风雨,唐代的人与物关联的,增添了更丰富文化内蕴的诗意的精灵。论文能独辟蹊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中的11种外来植物书写细节作以分析,包括其在唐诗中的位置,搭配、对仗、连接等物象组合与对接,构成的诗境与意蕴等,并以此分析其在唐诗中的具体作用,唐人对其的本土化重塑,乃至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融的具体方式与呈现情境。阐释唐人选用特定外来植物异名,以外来植物冠名之名入唐代文学等现象,亦进一步分析其中所透露的外来植物在唐代的生长、被唐人接受的态度、心理、中西方文化交流意蕴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作出系统、细化分析,令研究时现闪光点与创新点。

曹桦^[5]（2015）在《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的文化轨迹与审美流变（1978-2014）》文中认为论文以1978年到2014年为时间界限,在三十多年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中,对流行歌曲的审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通过流行音乐的文化解读和审美分析两个层面的历史梳理,及其与社会文化思潮与文化心理的互动阐释,来透视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审美文化规律及其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发展的角度,梳理三十多年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文化轨迹与整体特征,着重分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外部文化空间变化的关系;第二章重点从三十多年流行歌词的抒情主体的主体形象、精神姿态、文化意识三个层面,来透视流行歌曲如何呈现三十年社会文化精神的变迁,由之折射抒情主体在集体与个人、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土等多重文化与精神空间中的困惑、迷茫与成长,并进一步探寻歌词中所折射的文化症候;第三章以上述两章的文化轨迹为宏观视域,对三十多年流行歌曲的艺术形式的发展演变进行审美文化解读,从类型、意象与曲式三个层面,来把握三十多年流行歌曲内在的形式流变;第四章则从横向的互动视域,透过当代文化结构和环境,来分析其对当代流行音乐的审美张力和艺术形态的影响,力图从更高的层面上探索三十多年流行歌曲发展演变内在的逻辑。本文的结论认为,三十多年大陆流行歌曲的文化轨迹和审美流变,可以作为我们观察音乐与时代、音乐与社会、音乐与精神之间的关联并从中窥探当代中国社会精神和意识的变迁的镜像: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人文精神一度重新唤起,有着对于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的表达和叩问,但是近年来由于大众文化环境的整体变迁,流行歌曲也出现浮夸、恶俗等价值缺失的突出问题。当代流行歌曲的创作,应表现出本土化的人文精神,加重人文精神的分量,使失重的人文精神回复到它应有的位置。

杨贺^[6]（2015）在《唐诗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研究》文中指出唐诗人物形象描写艺术是在唐前诗歌人物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且对后世诗歌人物形象描写影响深远。唐诗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的整体研究包括五个方面：历史渊源、人物形象的描写类型、描写技巧、艺术演进和艺术成就。唐前诗歌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的发展分为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两期。先秦两汉诗歌中人物形象类型和技巧较单一。汉武帝以后的诗歌受政教礼仪束缚,除了少数作品,大多数诗歌中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魏晋诗歌中人物形象的类型逐渐多样化,描写人物的技巧也变得灵活多样,且开始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南北朝后期,诗人们多采用铺排手法、抓特征法以及细节描写和细腻委婉的心理描写等手法,对人物的“形”、“神”进行传神描摹,诗歌出现很多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发展到唐代,诗歌中人物的类型多元化,艺术意蕴更加丰富,描写手法更加多样。唐诗中的人物形象,不仅能够充分表达诗人的情感意志,且具有丰厚的生活底蕴,饱满的精神气质。唐诗中的人物形象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唐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唐诗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的发展在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各不相同。初唐诗歌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继承齐梁宫体的基础上又彰显出新变的特点。盛唐诗人在诗歌中刻画出了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并极大地丰富了诗歌中人物形象的艺术意蕴。中唐诗人刻画人物形象重赋法铺陈和白描,以及人物内在精神的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世俗化和类型化的倾向。晚唐诗歌人物形象描写艺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唐诗中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为后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人物素材,其描写经验也影响着后代文学人物的刻画。唐诗人物形象浓郁的抒情意味和浪漫主义的意蕴也影响了后世文学人物形象的刻画。唐诗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研究的局部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唐诗人物形象描写与绘画艺术的关系,不同诗歌体裁对人物形象描写的制约,着名诗人的个案和比较研究。唐代诗画并兴,这两种艺术相互影响,并在美学趣味和艺术技巧上相互融合。受不同诗体形式的制约,唐诗不同体裁诗歌中的人物形象描写手法亦不同。不同诗人因艺术个性的不同,刻画出的人物形象也不尽相同。李白天性豪放不羁,而李颀秉性温柔敦厚,故李颀刻画盛唐名士形象采史传笔法写人,多重写实；而李白重主观抒情,多采用写意手法。中唐韩愈在自我形象刻画上师承杜甫,他一改往昔诗歌中浪漫主义的自我书写方式,而采用一种纯写实的方式进行。张籍继承古乐府的传统刻画女性形象,而自居易的新乐府中的女性形象则吸收了史传类散文、唐传奇人物形象描写技巧。

谢燕^[7]（2014）在《近世京津词坛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中的“京津”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具体指的是北京的宣南和天津的塘沽。这两个区域互为表里,在近代既是汉族士大夫的聚居地与交际场,也是诗社词社云集之所。京津两地词人都属于“京师”士人圈子。由此,京津文化中存在着地域族群和士人集团如何为中央服务,同时也受中央庇护与限制的文化特点。京津的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有时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学,更是一种“京师”的文化。其间的词社与雅集,既是“日下胜游”,又是“楚骚之遗”；既是风流清赏,又是互为朋党,其中折射出的文学与权力,文学与风会,文学与世变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议题。本论文以晚清以降京师政治与士风的变迁为背景,考察京津词坛词人群体面对近代学术思想与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其在词学上所作的种种革新与探索,及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复杂思想与世态。其中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从近世京师词学风尚的变迁看“百年词史”的沿革。本论文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考察了从嘉庆初年到民国中期京师词坛词学风尚的流变,并试图以此为个案,揭示在近代西学东渐、世变日亟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型。文中主要分析了这样四个断面：（一）嘉道年间京师词坛在浙西派词风笼罩下词学思想的新变——常州词派的“风雅来归”。（二）咸同之交京师词坛词风转变过程中的的三种取向——“风雅余韵”、“融浙入常”、“离合浙常”。（三）同光时期京师词坛在常州派词风笼罩下尚风骨、重内蕴的普遍倾向。（四）“新文化思潮”下的词体革新。二、对京津词坛样貌的考察。在词学的地域研究中,北方词坛的研究相对较为空白。由于传统词学研究以籍贯划分词人地域、流派归属,而近代词人具有“流寓性”,这造成以南方词人为主的京津词坛在研究中长期被遮蔽。本文对晚清民国京津词坛的基础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收集、整理,通过资料爬梳、相关考证,细致地考察了词人的交游唱和与词学活动,希望能初步还原晚清民国京津词坛的总体面貌。其中重点研究了这样几个词人群体：（一）“经世思潮”中京师的常州与吴中两个词人交游圈子。（二）“清流议政”中的“意园”词人群。（三）“维新思潮”中的“桂派”词人群。（四）晚清京师八旗词人群。（五）“新文化思潮”中的新旧词人群。三、晚清京师士林风会与常州词派之理论推衍。常州词派的理论研究,学界成果丰硕。但有关常州派词学思想形成、演变与流衍的问题则是当下常州词派研究中最为模糊也最为薄弱的环节。常州词派是如何从一个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地域性词派走向全国,其过程与路径是怎样的?近世词学另一重要分支“桂派”与常州词派的关系又是怎样,是余绪还是新变?这是本论文重点探讨的两个问题。常州词派理论体系虽早已形成,但在主流词坛形成风气,则与清季经世思潮的流布与京师士林风尚的变迁有莫大关系。研究者一般认为,常州词派是一个地域血缘传承的词派,囿于常州一隅,至后期才走出常州。此说不确。其实京师才是常州派词学思想形成、演变与流衍的主要场域。道光前期的京师词坛,普遍存在一种要求变革的风气。这种风气与维新思潮中踏上仕途的新兴士子之政治诉求相应和,使原先常州词派抽象的儒家政教词学观在特殊历史境遇下获得普遍共鸣。传统的常州派词学思想,随进京应试的常州派早期词家在京师士林的活动而广泛传播,中经潘祖荫为代表的潘氏词人群与龙启瑞、王拯等广西籍京官群体的改造,融合吴中词派之声律、浙西词派之清雅与桐城古文之“义理”而产生新变,最后通过“桂派”词人群体的活动流衍全国。此外,鉴于目前近世京津词坛的文献多半未经整理,很大一部分词人的生平经历,选集别集情况都不够明朗。我们梳理出近世京津词坛主流词人的名录,考证其生平交游,编成京津词坛词人活动年表；并寻访其别集,抄录词集序跋、目录等版本资料,编成京津词坛词集版本考录。通过这些基础文献整理,以期为今后的北方词坛研究提供一些更具价值的史料依据。

熊言安^[8]（2014）在《杜诗批点研究》文中提出学界关于杜诗的研究已相当成熟,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但因为杜诗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光芒万丈,地位特殊,所以杜诗又是古代诗歌研究领域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本论文拟从杜诗批点的角度,尽量利用第一手材料,即名家杜诗手批本,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观照宋元以来杜诗的批评和接受。研究对象是宋元明清四朝的杜诗批点。由于宋元之际刘辰翁首开杜诗批点之风,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方南堂批点杜诗之后,杜诗批点的思想内容和形式已经基本完备,故而本研究始于刘辰翁批点杜诗,止于方南堂杜诗批点。第一章为概述,重点探讨杜诗批点的起源与发展,杜诗批点的类型与特点,杜诗批点的着录与馆藏等问题。尝试利用版本目录学的成果,指出完全意义上的文集批点不晚于南宋宝庆丙戌（1226）,诗歌批点在德佑元年（1275）之后刘辰翁批点李长吉诗集之时,杜诗批点则可能始于刘辰翁。本章还对杜诗手批诸善本的版本、批点者和馆藏地进行了考察梳理,旨在为杜诗批点研究者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易于寻访的途径。第二章,宋元杜诗批点。第一节在对明刊本《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中刘辰翁批语进行辑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刘氏批点杜诗的心态、宗旨、批点内容和批点理论,肯定了刘氏于注杜、选杜热潮之外首开杜诗批点风气的意义,认为刘氏为杜诗批点奠定了基本范式:不事训诂,使杜诗解读回归文本;正旧注之失。第二节在对元刻本《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中范梈批语进行辑录的基础上,探讨范椁在杜诗批点中流露的崇杜心态,分析范氏提出的杜诗具有“理胜”的特点,肯定了范氏善于从前人忽略之处发现杜诗之妙。第三章,明代杜诗批点。本章重点对杜诗批点史上的攻杜派郑善夫、王慎中、徐渭的杜诗批点进行分析,通过对这几个典型个案的研究,发掘明代中后期攻杜之风形成的背景,剖析郑、王、徐三家攻杜的不同的特点;郑氏虽然学杜,但不认可杜诗的变体,认为杜诗往往说得太真、太尽,缺乏风人之义。王氏攻杜具有重形式、轻内容和较为主观草率的特点。徐氏不仅批评杜诗有“平”、“稚”、“凑”、“粗”等毛病,而且批评杜甫有学究气。郑氏批语辑自清顺治刻本《杜诗通》,王氏中批语辑自“五家评本”《杜工部集》,徐氏批语辑自南京图书馆藏《徐青藤批杜集》。第四章,清代杜诗批点（上）。本章重点探讨明清易代之际杜诗批点的状况。认为以孙承泽为代表的清初“贰臣”,以徐树丕和傅山为代表的明遗民,以钱陆灿为代表的仕清者,共同将杜诗批点推至高潮期。第一节,揭示孙氏具有借批点杜诗以自表“忠义”的心态以及善于用书画义理评点杜诗的特点。第二节,对徐树丕《杜诗执鞭录》真伪进行考辨,揭示徐氏抄批杜诗所表现的明遗民心态以及徐氏推崇杜诗诗序的独特性。第三节,在对《傅青主手批杜诗》卷首卷末翁同龢两则题跋的真伪进行考辨的基础上,分析了傅山杜诗批语的内容,发现傅氏敢于怀疑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的杜诗观,并有贬抑杜诗的倾向。本章所涉及的孙氏、徐氏杜诗手批真迹皆系笔者第一次评论,孙氏和徐氏的杜诗批语抄自南京图书馆,而傅氏杜诗批语系笔者从上海图书馆抄录。第五章,清代杜诗批点（下）。本章以康熙年间出仕的邵长蘅以及生活于康、雍、乾三朝且曾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的方南堂的杜诗批点为中心,探讨清政权稳固以后,文人批点杜诗的心态与方式。指出理性崇杜期杜诗批点的共同特征是不关注杜诗中忠君爱国的思想,而重点在于对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工部诗集》、浦起龙《读杜心解》等杜诗注本的批驳,并对杜诗的艺术成就进行评判。反映了在清初文字狱的影响下,杜诗批点具有远离政治话题和踏实、客观、严谨的特点,进入了理性崇杜期。

温跃戈^[9]（2013）在《世界国花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属于花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古今中外对国花的产生原因、确定方式和精神内涵等研究极少,尤其对国花文化领域的研究更加薄弱。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国花,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对国花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急需对国花进行深入研究,统一认识。为了探求国花现象的本质所在,寻找中国国花问题的解决办法,本文对世界各国的国花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作者查阅了来自33个国家的相关文献,对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AIPH）部分会员组织的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实地考察了洛阳、菏泽、南京、武汉、无锡、成都、上海、青岛等牡丹或梅花的主要栽培地区；就世界各国国花文化现象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关联比较了42个国家国花的种类、数量、生活型、来源、自然花期、栽植区域等,总结出国花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世界各国国花的基本特征,据此提出了国花的定义和对中国国花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本文全面系统地研究世界国花,弥补了国花研究空白,对增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意义,为解决中国国花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目前世界上195个国家之中,共有127个国家拥有国花,占所有国家总数的2/3。这些国家大多选择1种或2种花卉作为国花,其中一国一花的国家101个一国两花的国家24个,一国三花的国家1个,一国四花的国家1个；127个国家拥有国花的总数为156个,被选为国花的花卉种类的总数为122个,分别属于50个科、101个属。（2）国花一般随着历史文化发展由民间约定俗成,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被确定为国花的花卉大多原产本国,具有丰富的观赏价值,自然花期内一般包含本国重大节日,能在本国广泛栽植,在世界范围普遍推广（3）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国花定义如下：国花是指通过民间约定、政府确定或法律确立等各种形式得到确认,并最终被本国民众广泛认可的可以作为国家和民族文化象征的花卉。国花属于文化的范畴,是国家和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与其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世人脑海中能够建立起对应联想,提起它就会联想到这个国家。国花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不仅能够在本国民众心中产生强烈共鸣,在国际上也能得到普遍认可。（4）与国旗、国歌和国徽相比,国花的文化性和稳定性更为突出。国花一经选定,一般不会因为时代变迁和政体改变而改变,至今没有国家否定原有国花的先例；国花多为民间约定俗成,不写入宪法；一个国家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花卉作为国花。（5）牡丹和梅花原产中国,在中国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牡丹在清代（1903年）被确定为国花,距今已有110年；梅花在民国时期（1928年）被确定为国花,距今已有85年。多年来,牡丹和梅花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得到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和长期传承,至今没有任何文献资料提出过否定牡丹和梅花是中国国花的充分理由。根据世界国花产生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在尊重中国历史、遵循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应当继续以牡丹和梅花作为中国国花。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建议由官方权威机构将牡丹和梅花已在历史上被确定为中国国花并应继续作为中国国花的事实通告全国,统一认识；广泛宣传牡丹和梅花的国花文化,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可贵民族精神传播海内外；进一步挖掘国花文化内涵,提升牡丹和梅花作为国花的社会经济价值。

简婉^[10]（2013）在《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文中研究说明文化认同在当今台湾社会是一个争论不休、难解难分的议题，尤其「去中国化」意识升起，造成了台湾文化场域的巨大震荡，使得原为文化母体的中国竟变成了他者。但台湾文学根植於中国文化，是不争的事实。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在於探究一九四九年之後台湾历经两岸政治的突变以及西方思潮的冲击，在社会环境剧烈震荡以及文化场域变迁下，现代诗如何穿越历史波澜与政治暗流，将中国在地理、历史、文化、思想、政治等方面之影响与冲击，带入不同时期各类型的书写，融汇西方文学主义思想以及本土意识，深刻表达出各时代不同的创作精神与风格，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以中国为脉络的书写路线。探讨的时间范畴，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迄八十年代，横跨战前「前行代」及战後「新世代」两代诗人，涵盖现代主义及现实主义两个诗潮。探讨的内容，系以台湾现代诗体现的「中国（情结/意识）」书写为范围，它可以是具体的，例如地理的、政治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包括历史的、文化的、或情感的，综合归纳为四个层面：一是「政治中国」，一个造成两岸分裂、握有实体政权的中国，那是反共复国的目标，政治抗争的对手；一是「离散中国」，一个令人魂牵梦系的乡愁中国，那是先祖埋葬的地方，是亲人等候重逢的家园，那也是民族血缘关系不可分割的乡土故国；一是「古典中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优美的中国，是诗人至死不渝的精神信仰，也是诗人渴望回归的精神原乡；一是「临履中国」，一个出现在眼前的真实中国，解严开放之後，许多有人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园，或探望亲人，或祭拜先祖，也有人回到书本上的历史现场，或文化凭吊，或旅游探索。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中国情怀（意识）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场域都有着不同的解读、反思与展现，彼此重叠交错，相互应声和鸣，共构成台湾现代文学中最严整的中国书写内容与辩证美学。

二、枫叶国度 华夏情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枫叶国度 华夏情韵（论文提纲范文）

（1）生命教育视角下的高中诗歌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诗词大会》美学意蕴的艺术表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的文化轨迹与审美流变（1978-2014）（论文提纲范文）

（6）唐诗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世京津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杜诗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世界国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四、枫叶国度 华夏情韵（论文参考文献）

• [1]生命教育视角下的高中诗歌教学研究[D]. 廖卓威.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唐五代僧侣行旅诗研究[D]. 代慧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6)
• [3]《中国诗词大会》美学意蕴的艺术表达研究[D]. 王小俐. 曲阜师范大学, 2019(12)
• [4]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D]. 李娜. 西北大学, 2018(01)
• [5]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的文化轨迹与审美流变（1978-2014）[D]. 曹桦. 暨南大学, 2015(06)
• [6]唐诗人物形象描写艺术研究[D]. 杨贺.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1)
• [7]近世京津词坛研究[D]. 谢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2)
• [8]杜诗批点研究[D]. 熊言安.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2)
• [9]世界国花研究[D]. 温跃戈. 北京林业大学, 2013(10)
• [10]台湾现代诗的中国书写 ——二十世纪五0年代到八0年代[D]. 简婉. 苏州大学,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