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珠草·人参·林黛玉

一、绛珠草·人参·林黛玉（论文文献综述）

王悦笛^[1]（2021）在《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文中指出唐宋时期,园林植物的栽培技艺更加成熟,植物种类更加丰富。唐宋文人对园林植物的栽培与观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独特的园林植物审美体验,在诗歌中有丰富的表现。唐宋诗歌的意象表现和艺术意境的营构,都与园林植物审美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内在联系。本文对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审美内涵,做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论文主体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主要考察唐宋时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若干位代表性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王维和杜甫园林植物书写有着迥异的艺术特色。王维的辋川别业诗倾向于在无人与无我之境中,摒除人工因素的介入,呈露园林植物自然本真的面目;杜甫的园林诗则大量描写园林植物的配置、栽种和修剪活动,着重表现主观情志与客观现实的错位,通常呈现出并不融怡和洽的园景。——两人几乎分别处于“物我交融”与“物我对峙”两端。白居易对园林植物的观照方式,有如王维、杜甫二人一正一反的合题,介于物我混融与物我对峙之间。白居易在长期的造园和园居的实践中,对植物材料之于园林审美的各方面意义有深刻领会,并在诗歌中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和深入的表现,形成了卧赏、移床等富有个性的审美方式,以及极具个人色彩的“窗竹”等园林植物意象,并表现出驯化、吸纳式的园林审美空间格局。就园林植物书写而言,白居易是一位承上启下、涵盖深广的“集大成者”。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诗中,值得关注的是园林植物的两种形象——作为隐逸符号的花木与作为博物和收藏对象的奇花异木。后世园林中模仿山林的富有野趣的空间,与相对世俗趣味的私人玩好空间的并立,在李德裕对平泉草木的吟咏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反映。苏轼诗中的园林植物审美具有浓厚的人文化特色,常将花木置于历史性文本或画境的联想及道德比附中进行审美,突出园林植物的德性美,并明确提出了“种木”即“种德”的思想。他相对忽略花木自然物态的书写及其与其他园林景素的配合,表现出了与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书写有所不同的审美侧重。晁补之是汇聚诗、画、园于一身的最具代表性的枢纽人物,处于文人造园到画士造园的过渡阶段。其东皋归来园的园林植物的分区式空间布局和种植方式,表现出了较有法度、相对成熟的园林植物景观配置,他的东皋诗植物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和相关典故中的历史场景也反映出宋代园林文人化、文学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杨万里对园林植物的书写,既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又代表了宋人观物的典型状态。他对园林植物的物态、环境因素等特性的细致捕捉,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都是宋人对植物投以知识化、趣味化和审美性观照的典型体现,与宋代植物谱录和植物题材的绘画相通。下编是唐宋诗歌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的审美分析。论文选取了“窗竹”与“出墙花木”两个唐宋诗歌和绘画中的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结合图画与画论文献,挖掘其美学意蕴。窗竹意象以白居易对窗外之竹的吟赏最为典型,白居易对这一园林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开拓,其由内而外吸纳式的观物视角与宋人“窗景如画”的观念和绘画中“无窗之窗”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艺术思维的联系。出墙花木在唐宋诗歌中有着丰富的艺术意蕴,其中“墙头花”、“出墙红杏”等意象,还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联想。这一意象在颜色的明艳与素净、线条的横斜与竖直之对比,以及半藏半露的状态等方面所具有“互妙”因素,蕴含着丰富的画趣,与折枝花卉、悬崖古木等题材的绘画存在相通的画理。总的来说,唐宋许多文人能够自觉地在造园活动中,运用花木配合其他园林景素来构建园景。新型园林植物的引入和新观赏风尚的形成、对花木品种日趋精细的观赏和鉴别、花卉品种的改良和创新、以主题分区的方式栽植园林植物等等,都是唐宋园林,尤其是唐宋文人园林植物审美发展的重要表现。唐宋诗人对园林植物的吟咏,有着复杂的历史联想、精神投射,艺术表现多姿多彩,极大地深化了园林植物审美的内涵,与绘画审美也形成丰富的联系。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丰富审美内涵,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张娇^[2]（2020）在《明清小说“草木”叙事研究》文中提出草木一直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历史长河中,草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同时也不断的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产生出一套与草木有关的文化体系。对于古代先民来说,草木既是农耕民族的食物来源,也是药物来源,更是众多祭祀品的来源。“钻木取火”让人类感受到了火的力量,带领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神农尝百草”让人有药可用,有谷可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见,绪论主要介绍草木概念、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正文主要由四章组成:第一章是对明清小说中的草木叙事渊源追溯和类型分析。面对草木叙事的悠久历史,必须先对明前小说的草木叙事有个大致梳理,才能对明清小说中草木叙事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而面对数量庞大的明清小说,笔者还必须对其中涉及的草木叙事进行分类,才能从宏观上对明清小说中的草木叙事有整体把握和认知。明清第二章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明清小说草木叙事的特色进行探究。首先,明清小说中的草木叙事从情节串联结构的作用上分为主角型和主题物型。其次,讨论明清小说中的草木叙事帮助完成情节中时间、空间的转化的作用。然后,论述明清小说中的草木叙事对情节中场景营造的重要作用。最后,叙述草木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意义。第三章是论述草木叙事的美学特征。主要从草木意象到草木叙事的美学转化、小说中叙事的“起兴”手法、草木人格化隐喻主题——以《草木春秋演义》为例以及花草形象的不同美学演绎——以《红楼梦》与《镜花缘》的比较为中心这四个角度进行解析。第四章则是分析明清小说草木叙事的文化内涵。首先从民俗入手,从日常生活、节日习俗、占卜祭祀三方面对民俗生活中草木活动进行探究,体现草木文化在明清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其次探究明清小说中的草木叙事中的文学母题,其中以“谪世”母题、“伐木”母题最具代表性,体现出明清小说草木叙事源远流长的原型文化和远古情感。最后探究草木叙事中的文化反思,从整体上探究草木叙事的内涵。附录部分则是对明清小说中所涉及到的草木叙事进行简单梳理。

杨诚^[3]（2020）在《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是《红楼梦》的一项伟大艺术成就;在红学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重头戏,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在相关翻译研究中却是薄弱环节,研究数量较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少。本论文采用Langacker的认知识解理论,从详略度、辖域、视角与突显四个维度对霍克思译本前80回中对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和王熙凤的相关描写在微观层面进行了详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四位女性人物各自在译本中的形象变化以及变化的共同特点,并且运用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诠释学、操纵学派等翻译理论探讨了人物形象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分析霍克思译本中语言的偏离,论文发现译作中四位女性人物的形象均有较大变化。黛玉的悲剧性大为下降。原着中黛玉是典型的悲剧形象。她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她与宝玉朦胧纯真的爱情最终未能如愿;贯穿全书的还泪神话以及围绕她设置的一系列悲剧意象更增添了浓重的悲剧氛围。霍译在外貌描写上突显的是其优美而非病弱,而她的言语行为均较原着激烈,使其柔弱的形象被削弱;在宝黛爱情描写中,霍译增加了大量解释,导致原文朦胧的爱情描写变得直接,她对宝玉的深情也被淡化;而且霍译忽略了还泪神话在全书的照应,又因中英文化背景的差异,大量悲剧意象在霍译中无法再现,黛玉整体形象的悲剧性也随之降低。宝钗由“冷”变“热”。原着中,宝钗是淑女典范。她思想言行均循规蹈矩;待人接物中规中矩,态度温和但保持距离;同时书中围绕她有意设置了许多突显其“冷”的文化意象,共同构建了其“冷美人”形象。霍译中,她虽然思想更显得正统,行为却有了一份随意与率性;她待人的分寸掌握欠佳,有时更严厉有时又太亲热,未能再现她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冷冰冰的形象;加上一些突显其“冷”的文化意象在译本中无法再现,其“冷美人”形象在霍译中被消解。探春更加敏感精明。原着中,探春因明敏精干而被赞为“敏”。她精明能干;虽然对生母赵姨娘也有尖刻的言辞,但本质上是大家闺秀,温和文雅,平时对赵姨娘也按礼尊重。霍译中,她作为管理者的精明威严被进一步突显;对赵姨娘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敏感尖刻;而她高雅、守礼的闺秀特质却被弱化,她由闺秀中的政治家蜕变为完完全全的精明管理者。熙凤更辣更鲜活。原着中,王熙凤性格中最为突显的特征便是“辣”。她当家理事周到老辣;在贾瑞、尤二姐事件表现得虚伪毒辣;尽管为人圆滑,也不敢越礼,其言行却有着贵族妇女少有的泼辣。霍译中,凤姐变得更精明强干;她对贾瑞、尤二姐更虚伪,因此更反衬出她的毒辣;她更能说会道,更圆滑,也更泼辣凶悍;同时,她说笑的方式也更丰富多彩。整体上,霍译中的凤姐个性更强烈,形象更鲜明。霍译中四位女性变化虽各不相同,但大的方向却基本一致,即均指向闺秀特征的弱化与个人能力与个性特质的强化。原着中,无论是标准淑女宝钗还是有点小性儿的黛玉,也无论是对生母比较尖刻的探春还是个性最张扬的“凤辣子”,本质上都是礼教熏陶出来的大家闺秀,而霍译中她们的守礼言行均有被忽略的趋向,而她们与当时闺秀要求不甚相符的一些特质,如黛玉的聪慧、探春的精明、熙凤的能干与泼辣等,在霍译中均被进一步突显。霍译中女性人物形象之所以会发生以上形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为译者在译文中重塑人物形象提供了空间。《红楼梦》文本中空白与未定点特别多,模糊的语言表达与难以复制的文学意境客观上为多种诠释提供了可能性。其次,中西文化差异使译者无法在译文中还原原着中的人物形象。而中英语言的差异使书中采用的一些汉语的独特表现形式无法再现,文化的差异则造成了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的流失,它们均导致了人物形变。再次,译者的思想观念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译文中人物形象的改写和重塑。曹雪芹与霍克思时代不同的社会观念通过作者与译者分别影响了原着与译着。霍克思以平等的等级观改写中国传统家庭的森严等级观念,使四位女性人物与人相处时表现出更多的平等倾向;他还以平等的女性观改造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顺从形象,霍译中女性都不自觉地染上了现代女性的影子。研究表明,从认知识解的角度察看翻译文本,能帮助我们见微知着,从细微的差别中品味出人物形象变化的趋向,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看出译者对作品人物的态度。经典文学作品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翻译中人物形象的变化难以避免,我们既要坦然接受翻译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形,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文化融合,从而缩小翻译中的变形。

吴昊^[4]（2018）在《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文中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其思想价值在于具有初步启蒙精神的人文现代性。主人公的哲思、女性意识、悲剧意蕴都寄予了作者对礼教制度和象征秩序的质疑和委婉批判,表现出对婚恋自由、信仰自由的向往,其核心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亦即本研究所言的《红楼梦》的现代性。这是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土壤里生发出的“现代性”,代表着文学对时代走向、社会变革的感知与回应。另一方面,处于近现代文学语境下的日本翻译界,如何接受与理解、重组与表现《红楼梦》的现代性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文化现象。亦即本研究“现代性”的第二重含义,通过译本观察近现代日本文化语境对红楼“现代性”的表象与特征。从中可窥见中国文学在日的接受特征与近现代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在此意义上看,编译本由于改编上译者主体性发挥大,是面对非专业群众的普及性大众文学,因而,较之全译本更能显现日本接受的民族特点、时代风潮、审美意识。本论文通过追踪编译的生成、流通、接受环节,以期得出编译本对《红楼梦》现代性接受的嬗变路线图。按照日本近现代史分期和实际出版情况,本论文将编译本体系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二战前草创期（1916-1931）、战败初期发展期（1945-1950）、战后经济发展成熟期（1950-1972）、后现代转型期（2000-至今）。各历史阶段代表性译本依次显现日本主义—存在主义—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绝大多数编译的主调是幽艳颓废的才子佳人悲剧,而原着具有思想深度与社会广度的部分,如主人公的生命感悟、女性群像的自觉意识、贾府人际关系与社会现实（包括官府讼诉、佃户经济、僧尼青楼）的内容大部分被删,使编译成为“去历史化”之后的红楼故事。整体而言,日本浪漫主义是《红楼梦》的接受“小传统”,《源氏物语》作为常见的比拟对等物出现,可见日本诗学传统的自我映像（self-image）影响力之深远。大多数编译以“色空观”宿命论作为主旨思想,其背后是赏玩主义式的、男性式的审美凝视。客观地说,《红楼梦》的“现代性”元素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同时,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红楼梦》的定评却逐渐趋向于认同“现代性”,与面对一般大众的编译本形成反差。再扩大地看,近现代的日本文学文化整体,从文艺理论到创作实践都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现代性精神,人与家庭、社会的矛盾与抗争是近现代日本文学常见的主题。在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彰显的现代日本文化背景下,《红楼梦》的现代性却在大众传播领域百年间基本隐而不现。历史总在反复,从中可见日本文化界现代性的复杂与问题所在。作为少数特例,战后初期编译本曾借宝玉之口提出“作为人”的质问和思索,带有战后派存在主义写法的影子。另一例是当下日本文学多元化语境中,华裔女作家首次以女性视角关照社会问题的编译本。这本带有批判现实主义意味的、张扬自由与平等的改编本,以新时期的话语映现了原着的启蒙现代性主旨。作为编译本系统内的“熵”,这两部少数派改编提示了“色空观”为主流的红楼改编思路应顺应时代做出调整,以扭转与时代脱节的弊病。编译本质上说是以日本社会的需求为主体、对原着有目的的过滤与嫁接的产物。百年间作为“他者”的《红楼梦》在编译本中衍生出一系列中国的虚像,其本质是中国故事的现代性与现代日本文化架构之间的交锋与交融。

李馨逸^[5]（2018）在《《红楼梦》中汉语存现句与德语表“存现”义句子对比研究》文中认为存现句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句式。在德语中,有与汉语存现句几乎完全一致的表达。可汉德“存现”语义的表达在句法形式和语义表现等方面却并非完全一致。《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其蕴藏的极高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红楼梦》中存在大量不同形式的存现句,本文站在对比语言学的角度,采用归纳、统计、描写等研究方法,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原着（曹雪芹、高鹗版）中的存现句和德国汉学家Rainer Schwarz翻译的德译本前八十回中表“存现”义句子进行了对比分析。这一选题对汉德语言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红楼梦》中的存现句进行了穷尽式搜集,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红楼梦》中的存现句进行了分类,探讨了《红楼梦》中汉语存现句的语法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比德语译本中的表达方式,从句式、语义、语用三个层面对其中所有的存现句进行详细的对比描写和分析。以期找到各自的特点和对应规律,希望能为第二语言教学与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帮助。本文共分七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语料来源。第二部分根据前人有关汉语存现句与德语表“存现”义句子的分类研究成果,确立了本文研究的存现句的定义、划分标准和分类。我们从句子的构成出发,将存现句分为完整型存现句和非完整型存现句两大类。根据语义特征,又将这两大类存现句分别分为存在句和隐现句。第三部分依照前面确立的分类标准对《红楼梦》中句子成分完整型存现句与德语中对应句式进行对比描写和分析。研究中,我们发现由于德语语法的框架规范性,《红楼梦》中德语表“存现”义的句子形式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态。第四部分将《红楼梦》中非完整型存现句与德语句子进行了对比。我们发现,德语具有极强的规则性,一般情况下德语中句子的各个成分即使没有实际意义也要在固定的位置上占位,跟汉语的表达有着较大的差异。第五部分着重对《红楼梦》中与现代汉语表达形式不同的存现句进行了描写和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句式是汉语存现句中特有的。第六部分主要对《红楼梦》中汉语存现句与德语表“存现”义句子从语表结构、谓语动词、语义特征、语篇功能、语序等方面进行比较,并将对比研究结果及规律进行了总结归纳。第七部分结语部分是对本文主旨的全面概括,对两种语言中存现句表达方式的异同及特征进行了总结,指出了本文研究的独创性及需要继续研究的方向。

张珍^[6]（2016）在《贾探春与植物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红楼梦》是涉及植物最多的一部,对植物文化的应用极为广泛和融洽,这里的植物不是被简单地移置在虚构的艺术世界里,而是融入其中,参与了这个艺术世界的创造,很多场合都是以植物组织情节,安排人事活动,作者还把植物文化融入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为众人量身打造了各具特色的生活环境。其中有很多与贾探春相关的植物意象:芭蕉、梧桐、杏花、玫瑰、菊花、白海棠等都与探春有着独特的联系,从植物方面可以对探春形象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深化。秋爽斋的梧桐,照应了“秋爽”之名,是秋爽斋秋日景观的代表,探春与梧桐文化意蕴的联系,一方面与梧桐的秋日意蕴有关,一方面与梧桐的凤凰意蕴有关。梧桐还与清明、风筝、杏花、春雨、柳絮形成了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意象群,对探春爽朗的性格和有缺憾的出身烦扰有所反映,但更主要的是侧重于对探春远嫁命运以及丈夫与王室相关的暗示,清明时节远嫁他乡,一去不归。在与探春相关的植物意象中,芭蕉的涵义最为丰富,蕉叶题诗反映了探春对书法的擅长和爱好,雨打芭蕉表现出内心挥之不去的愁绪。探春由院中的芭蕉起号“蕉下客”,黛玉指出其与“蕉叶覆鹿”相关,蕉鹿典故最早来自《列子》,但从内容主题上看,此处的“蕉叶覆鹿”更有可能来自明杂剧《蕉鹿梦》,探春在贾府中的争竞努力最终成空,也体现了《蕉鹿梦》、《红楼梦》名利成空的思想以及芭蕉的虚幻不实之义。怡红院的芭蕉也有重要涵义,但与探春无关。探春的白海棠诗突出了其追求精神的高洁,菊花诗重点表现了探春的高情与傲世韵味,半首柳絮词写尽了将来的离散命运。玫瑰花则是探春性格的集中代表,美丽而精明、有远见,带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梧桐、芭蕉、杏花、玫瑰、白海棠、菊花、柳絮等植物以其丰富的文化象征意蕴,形成了一个以探春为中心的意象群,形象而全面地表现了探春的性格、命运。

李宝龙^[7]（2013）在《《红楼梦》中的力命观》文中认为自先秦以至明清,力命观深入到人们思想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对此,明清小说中表现得至为明显,短篇小说中如是,长篇巨之中亦如是。而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极具代表性,其思想蕴含中包含了复杂的力命观,小说通过诸多手段,暗示了小说中爱情悲剧是注定了的,人物命运也都是注定了的,而贾家的由繁华而转向萧条也是注定了的。小说也极力强调以力抗命,但却同样为反抗安排了悲剧结局。曹雪芹的笔下,爱情、人生、家庭都浸透在了悲剧的血泪之中。而且是命定的,不可更改的悲剧。

刘冬梅^[8]（2013）在《互文性视域下清代满族、蒙古族作家对《红楼梦》的仿作——以《儿女英雄传》和《一层楼》、《泣红亭》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满族作家文康创作的《儿女英雄传》和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泣红亭》作为《红楼梦》的仿作,在总体构思和情节、语言、情与理（礼）的冲突、对传统叙事方法的继承等方面具有互文关系。文康和尹湛纳希的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也各有特点,他们所描绘的风俗习惯颇具民族特色。文康、尹湛纳希与曹雪芹三位作家虽然经历相似,但是他们的作品表现的思想境界是不同的。

张军^[9]（2012）在《《红楼梦》中的植物与植物景观研究》文中认为《红楼梦》作为古代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要素，其特具的思想艺术魅力也吸引了一大批学者耗时耗力从文化的各方面对其深入研究，但是从园林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植物和植物景观却极少有人涉及。本文以文献查阅为主要研究方法，结合对北京大观园的实地调查，对《红楼梦》中提到的植物和植物景观营造方式进行了研究。论文取得以下四方面比较有价值的成果：（1）《红楼梦》植物的研究。以原着为基础，统计了《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出现的植物228种，并按科、属对其归类，分析了部分植物出现的频率。同时查阅大量文献，考证了古今植物名相异的植物及书中出现的植物典故。最后根据原着和物候条件，研究了《红楼梦》大观园中“生长”的植物。（2）大观园植物景区研究。在《红楼梦》大观园研究史上，首次引入植物“景区”的概念。以复原的大观园平面图为基础，将大观园分为10个植物景区，详细分析了每个景区的植物景观特点和其营造手法在古典园林中的渊源。（3）大观园庭院植物景观研究。根据复原的平面图，研究了书中主要人物居住的庭院的植物景观，并和北京大观园相应庭院的植物景观作对比分析，提出了北京大观园复原原着景观的原则。（4）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红楼梦》大观园的造园特色，包括力求天然图画，营造曲径通幽、植物分区种植、花木暗喻人格、设置最佳观赏点等，并研究了植物与环境的结合方式，同时从现代植物景观设计的角度对大观园植物景观作了评价分析。

潘超^[10]（2012）在《《红楼梦》中存现句描写的汉英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红楼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一直以来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红楼梦》中含有大量的不同形式的存现句，层出不穷。本文主要从意义出发，延伸到表达形式，采用归纳、统计、描写、对比等方法，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对汉、英存现句进行分析和总结。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交代了本文的缘起，分别回溯了前人对汉、英存现句的研究及其不足之处，再根据前人对汉、英存现句的分类成果重新确立了本文中汉、英存现句的划分标准和分类：从语义出发将存现句分为动态存现句和静态存现句。在这两个大类下从结构形式上出发将存现句分为A+B+C、B+C、A+C、C四种，下面再继续做更细的分类，A+B+C、B+C主要不同在于其B段动词，因此根据B段动词详细分类，A+C、C主要是C段名词有不同，因此根据C段名词进行详细分类等等。第二章是《红楼梦》汉英存现句对比描写和分析，本章中按照前面所立标准对《红楼梦》中的汉英存现句进行了系统的归类，对静态存现句和动态存现句进行详尽的描写和对照分析，采取由内而外的研究角度以期考察在相同语义下的汉英存现句在形式上的异同。同时，分析了由动、静态存现句组合而成的组合存现句，还对真假存现句进行了辨别。第三章是《红楼梦》汉英存现句对比，有了第二章的描写对比过程，第三章主要从语义类型、形式结构、谓语动词、存现主体、语篇功能对《红楼梦》中汉英存现句表达方式进行对比分析和总结，找出它们的主要相同点和不同点。在第四章汉英存现句表达方式的历时比较中，我们从历时的角度对汉语和英语中的存现句的表达方式进行了考察和总结，把《红楼梦》和A Dream of RedMansions汉、英两种语言存现句分别置于汉语和英语存现句的历史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对比，对它们的存现表达方式进行了分析。一直以来，汉语的存现句表达方式在词汇手段上一直都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性，它的句法系统也保持了相同的稳定度；早期现代英语的存现句到现在的英语存现句上也是十分稳定的。第五章是结语，对两种语言中存现句表达方式的异同及特征进行了总结和探讨，然后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指出了文章的研究意义，还指明了研究的不足和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方向。

二、绛珠草·人参·林黛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绛珠草·人参·林黛玉（论文提纲范文）

（1）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小说“草木”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红楼梦》中汉语存现句与德语表“存现”义句子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贾探春与植物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红楼梦》中的力命观（论文提纲范文）

（8）互文性视域下清代满族、蒙古族作家对《红楼梦》的仿作——以《儿女英雄传》和《一层楼》、《泣红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红楼梦》中的植物与植物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红楼梦》中存现句描写的汉英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绛珠草·人参·林黛玉（论文参考文献）

• [1]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D]. 王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2]明清小说“草木”叙事研究[D]. 张娇.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3]霍译《红楼梦》女性人物形象重塑的认知识解研究 ——以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为例[D]. 杨诚. 湖南大学, 2020
• [4]现代性的因缘 ——《红楼梦》在日编译本接受研究[D]. 吴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5]《红楼梦》中汉语存现句与德语表“存现”义句子对比研究[D]. 李馨逸.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8(10)
• [6]贾探春与植物文化研究[D]. 张珍.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7]《红楼梦》中的力命观[J]. 李宝龙.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6)
• [8]互文性视域下清代满族、蒙古族作家对《红楼梦》的仿作——以《儿女英雄传》和《一层楼》、《泣红亭》为例[J]. 刘冬梅. 满族研究, 2013(03)
• [9]《红楼梦》中的植物与植物景观研究[D]. 张军. 浙江农林大学, 2012(12)
• [10]《红楼梦》中存现句描写的汉英对比分析[D]. 潘超. 湖北师范学院, 2012(10)